社会—文化系络下的社会工作及其发展途径，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社会工作论文,途径论文,社会论文,文化论文,系络下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中图分类号］C916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2－4828（2010）02－0004－04
这些年来，我国社会工作理论与实务一直是沿着两个基本方向在进行探索，一个方向是技术化、制度化、专业化；另一个方向则是社会—文化性、合理性。两个途径似有交叉，前者需借助于数据处理、定量分析以及现代西方的专业性技术，后者则需要种种人类文明的模式和文化的观念变更。目前正有越来越多的社会工作理论和实务人员逐渐加强了这样一种认识并正在不断地得到认同，即：社会—文化功能和适应性要比所谓的“专业”和技术性更为重要，在所谈的第二个方向的探索中，社工理论和实务人员虽然也注意地使用了一些基本社会工作技术手段和技巧，但从根本上说来认为社会—文化功能是定性的、内成的。在评估社会工作结果时，传统的“技术性能”概念似乎不再是第一个被考虑的因素，最受到重视和关心的则是受助者的满意程度。这一说法就是来自社会—文化系络下的以“人为中心发展”的新观念。
一、社会工作是不断变化的社会—文化环境的产物
何谓社会工作，难以有一个统一的共识，缘由于社会工作的服务领域具有多方面和多样化的特征，可以说，社会工作是集多种要素于一体的社会服务系统。但从其助人自助的本质上描述，无论是舒解特定问题和促进受助对象能力提升，肯定地讲，都会要涉及受助主体的价值、理念、伦理、信念等文化领域；其工作技术也是协助当事者提高能力，不断地推动社会环境的重建和改变。如此看来，社会工作与其他社会活动的重要区别，就在于特殊主体的伦理和专业技术上面。
正是从这一意义上说，社会工作中所涉及到的一切问题都是在特定的历史时期下一定的社会和文化处境所造就和衍生的。社会工作只能随着历史、社会、文化、政治、经济环境的不断变化而变化。社会工作的理论与实务所包括的价值观、服务理念、专业技巧、职业方法等等，都不会存有一种固有的、稳定的、不变的根本属性，明确地说，社会工作只能是特定的历史时期下社会和文化环境等错综复杂的具体因素相互作用、相互影响的产物。
不言而喻，我国的社会工作可以说是西方社会的舶来品，纵观西方社会工作的历史发展脉络也可以看出，社会工作的属性并不是一成不变的。比如，对于贫困问题的根源探讨，西方社会的社工人员就有不同的认识，20世纪30年代前，一些人认为在生存环境中引起失业和贫困是由于个人问题所引发，社会工作应以个体的精神分析理论为基础，从治疗个人的问题开始，以一套“心理诊断”模式为重心，以此解决失业、贫穷和恶劣的生存环境。此时，以个案工作方法成为主流方法。而20世纪30年代的大危机彻底改变了人们的“以个案为主流”的观点，大量的失业、贫困问题爆发之后，人们逐渐认识到市场的失灵与个人的能力关系不大，社会环境的恶化是造成个人问题的根源，个人在社会环境的变化下几乎是无力的，而改变社会环境的组织者应该是政府，政府必须要进行多方面领域的干预，要扮演各种角色，要改变社会环境，解决社会问题。这一新的思路和社会理念是从社会—文化环境的变化中而得到的，它开阔了社会工作者的视野，社会工作者懂得“个案”技术工作的局限性，开始超越以个案工作为主的传统工作模式，将社会学、组织行为学、政治学、心理学、教育学等多学科的理论结合起来，探讨团体工作对社会环境的影响力和对整个助人工作的重要性，并将其具体运用于帮助弱势团体的生活贫困问题以及增强心理适应能力的工作中，发展出了团体工作理论，产生了小组工作。20世纪60年代以后，随着高科技的迅猛发展，人们的社会—文化环境大为改善，社区成为人们生活当中又一个新的领域，社区工作也迅速成为社会工作的又一个增长点，社会环境的改变所造就的社会工作改革，社区工作同样获得了较好的发展。与此同时，许多新的理论，如系统理论、批判理论、释义理论等等，社会工作需要把它们整合在一起，以多种整合的理论观点来解决社会问题，更加注重从不同学科、学派的理论中吸取营养，建立严密的理论论述程序，向多元化、综合化且更为专精的方向发展，现代社会工作建立了许多不同的理论与实践模式。
从上述西方社会工作的发展过程来看，社会工作一直是伴随着社会—文化环境的发展而不断改变，社会工作的发展在总体上没有定势，社会性和文化性对社会工作的发展不仅仅是起着制约的作用，而且也是一定社会—文化环境的变化的产物。我们从社会工作所包含的任务上就可以充分地看出来，无论是受助者所遇到困难的特征以及受助者的价值观念类型等，包括解决问题的制度背景（经济、政治、文化、社会背景）和解决问题的近期或远期效果各不相同，这些差异都会作为社会工作价值总体的组成部分，进入社会工作的价值选择范围，并且在一定时期内规范着社会工作的发展方向。即使社会工作的技术可以提高社会工作的效率，但它也并不是价值中立的，因为每一种工作技巧的运用，不都是在宣称某种世界观、幸福观和生活秩序的某种安排吗？社会工作是社会—文化环境的产物，它的价值观既不是统一的，而且还有着它自身的发展模式。
二、社会—文化环境下的社会工作发展模式
（一）社会工作要在社会—文化的作用中去发展
社会首先是一个整体，社会的发展是多方面的，只有社会的全面发展才能用来真正为人类服务，本文提出社会工作理论与实务要从社会—文化的作用出发这一发展模式，就是要从价值取向上来设计和安排社会工作，使其永远处在社会—文化发展的重要位置，积极发挥它的维系作用、培育作用、创造作用，通过一系列社会发展目标，塑造社会文明。
社会工作理论与实务从社会—文化功能出发这一发展模式意味着，寻求并不厚此薄彼的发展，应使之满足受助者或案主特别是过去往往被忽视、不享有正当权利的弱势群体或普通百姓的真正需求，就社会意义而言，公平是社会发展的重要动力，是现代社会规范的标准。
社会—文化功能这一发展模式意味着特别需要关注的是，社会工作理论与实务在发展方面的努力要有的放矢，工作奋斗的过程目标和任务目标要与当地的自身价值、真正实际需求和可供利用的资源相适应。简而言之，社会工作的发展必须要立足于当地居民的现状、行为、需要、思想和信念基础之上。只有达至此一目的，民众才能够积极而主动地参与社会工作事务，这是保证社会工作发展的方式、方法和途径具有独创性的一个先决条件。
社会工作理论与实务从社会—文化功能出发还意味着一种比所谓“明智或专业的技术”选择更适应于社会互动和人际互动的途径和方法，就是说，各项社会工作要着眼于社会—文化的内在环境（由传统、历史、价值观等因素构成）。社会工作在社会发展中所起的作用是解决问题、聚集、组织、以及保证社会资源（特别是人才资源）的合理利用，并能够惠及更多人群。社工机构根据由专业计划机构详细拟定的各种实务规划，一旦制定出发展的各个主要方面和重大目标之后，社会工作的合理性便特别体现为对于社会—文化内在环境的适应和融合方面上来。这种适应和融合就是良好的社会互助与人际互助的融洽关系。
（二）社会工作的“本质”要与社会—文化情境紧密相联
香港学者阮曾媛琪曾经在关于社会工作本质的大讨论中提出，可以在社会建构的视野中观察和解读社会工作专业与职业的本质。阮曾媛琪借用佩恩教授在《当代社会工作理论——批判的导论》一书中所阐述的观点：社会工作是一种社会建构活动……它属于一个复杂的理论、专业及服务网络。因此，只有在参与者的文化脉络中才能真正了解它。要理解社会工作所谓的本质，则应当关注下述三股力量及它们之间的互动：使社会工作成为职业的力量、从求助者中创造案主的力量、创造社会工作实务运作的社会脉络的力量。阮曾媛琪提出，如果说社会工作专业与职业存在本质，那么它的本质就是由那些在每个社会特定时空下各主要成员及体制之间的互动建构而成的。每一个社会都会在其所处环境、时空及群体意愿的情境下去建构它的社会工作本质。某一个社会或某一个时空所认定的社会工作本质，不能被套用于另一社会或另一时空。这是因为，每一个社会都拥有其独特的文化与社会背景，而且亦有它自身的社会工作者群体去参与对社会工作专业与职业本质的理解与塑造的过程（米有录主编，2008）。
社会建构主义认为，人是能够思想、感觉、演绎的主体，社会上形形色色的体制、文化及传统习俗均是被主观建构出来的。知识与对知识的理解是由人与人之间的互动进而论述形成的，是由社会建构的；知识与对知识的理解往往又会对人的行为有极大的影响，而这些行为亦再度影响了对知识的再修正及诠释，由此形成一种互相影响的循环。因此，所有知识与对知识的理解都有其历史和文化特殊性，是与其历史文化处境紧密相连的（米有录主编，2008）。
从发展态势看，似乎我国被认为是赶超型发展中国家，因此这样的观点就很自然的预设了一层含义，即引用先进发达国家示范的而又有效的理论和管理技术是合理的。但是，纯然的仿效常常会造成社会结构性的畸变，造成不利的社会环境突变和地区优秀文化的萎缩，甚至在介入社区发展的过程中往往会用发达国家的文化观念去诠释本土的行为和生活方式，自觉不自觉地将自己的理想强加于他们，从而使地方和社区变成社会工作者的理想的但很难成功的实验品。
现在，愈来愈多的社会工作者发现社会科学研究的局限性，他们对“科学”、“真”、“客观”和“实验性”等概念有了重新的认识和理解，他们认为，任何一个规范的社会科学概念，均有其独特的生存环境和话语背景，不能窄化也不能泛化，以往要建立的社会科学理论的“普遍性”，再不是如自然科学那样，其解释力是可以超越时空的限制，而可能只是用来解释某个社会在一段时间内的现象。由此得出结论，没有超越时空的具有普遍效力的社会准则（阮新邦，1999）。
因此，社会工作体系要找到某种方法，用以缩小因袭下来的现代西方文化价值和各地方、社团的社会—文化传统价值规范这两者之间的缝隙（有学者称为二元结构即现代与传统）。必须指出，这是缩小缝隙，弥补差距，互为渗透，而不是互为抵制或代替，也不是二者此消彼长。从中国传统文化几千年的历史来看，中国文化极富融合性、共生性，又有如此丰厚的文化底蕴，如今面对西方文化价值观念的挑战，必须寻求新的共生的途径。其目的是使中国文化走向世界，对世界文化发挥积极的影响。目前，很多地方社工人员的特色工作的和创新发展都尝试性地做出了探索，需要我们好好地总结。
（三）社会工作是一种真诚的互动沟通手段
社会—文化环境归根到底还是反映在人们之间的沟通方面，通过真诚的“沟通行为”，促使社会工作活动与受助对象产生诚挚的互动，从而使民众能真正机会公平地参与社会发展，形成一种哈贝马斯所讲的“没有任何制约的理想沟通情境”。哈贝马斯认为，共享的价值才能够真正反映出人存在的意义，而人存在的意义应是把人的存在视作只能在人际间的沟通或社群里才能够有清晰的存在意识，也只能如此人才可以有终极的存在意义。哈氏指出，“达至了解”是潜藏在人类语言里的一个“目的”（哈贝马斯，1993）。如此，社会工作透过沟通与互动是达至各类民众相互了解的一种重要原则，通过这种不受任何制约的途径，民众可以真正实现其“目的”，而且在真诚的人际沟通里，大家分享了相互依赖和信任的存在意义和喜悦，这是一种在人类共同分享的过程里才可以获至的存在意义。人类原本是具有一种本质，那就是冀盼着一种真诚而非扭曲沟通的人际互动关系，而现实却反映着现代社会的困境。所以，这些沟通的方法和层面并非单纯只是一些技术工具去达至某种目的，沟通本身便构成了行为或活动的其中部分目的。在这个意义下，反过来我们可以说沟通或达至理解就是指导或支配这些行为的准则。社会工作的全部价值和意义就在这里产生。
三、社会工作如何利用现有的文化传统进行融合
我们国家地域辽阔，民族众多，每一个地区都有本民族、本地区的文化特色，社会工作的开展要紧紧依赖和依托这种文化底蕴，并且相互影响、相互合作，这种社会工作和文化传统的融合主要体现和把握二个方面：一是社会工作实务取向上的改进，以地区文化上的特点行使社会工作的真正目的，并且用以社会工作者在实务部分中的工作态度和行为上的“人道化”，深深影响地区的传统文化，更多的采用“人道技术”淡化“理性技术”，在确保机会公平、公正的前提下，鼓励更多的受助对象都能够亲自参与社会发展；激发各类案主的自我意识，引导他们探索更合理的生活态度和行为模式，使他们获取新的知识和行动能力，去应对外部世界对其生活的挑战，人人都能对社会有一份责任心；特别要使更多的受助对象充分认识到自己是自己行动的主宰者，并懂得如何建设性地运用自身所具有的能力，事实上，这才是社会工作的最真实的目的；二是逐步实现社会工作与社会—文化环境的“同化”，积极发展各类既有的、未有的社群组织，培育公民社会联合自治组织，并与之建立一种并协关系，通过相互对话增进了解，树立共同目标，相互合作、信任、依赖，共担风险。尤其是社工机构应该将与各类共同体共同制定发展目标和计划，并作为这种合作的重要组成部分，制定计划必然要涉及到征求不同组织的利益要求，和“普通百姓”的利益要求。值得特别注意的是，在融合同化过程中需要社会工作者要表现出一种对弱势群体的人类同情心和公平的态度。
四、将社会工作有机的纳入有关的社会—文化系络是社会工作的重要发展途径
本文认为，目前我国社会工作方面的关键问题，主要还不是体现在数量方面的“专业或技术不足”，而是在质上的方式不当，具体的表现就是社会—文化环境上的适应性很差。解决这个问题的根本，是应当将社会工作有机地纳入有关的社会环境之中并融为一体，社会工作的重要发展途径和任务就是根据社会—文化环境提供地基或舞台，并且通过这个舞台连续地推出和落实发展目标，并通过一系列社会工作活动来改造社会文化、创造社会新文化。如果没有这一步，就会出现在强调社会工作专业技术本质的过程中，刻意去寻求社会工作专业与职业所确定的本质，可能就会导致社会工作系统的僵化，或侵害服务对象的权益，甚至可能会出现照抄别国和别人经验的现象，以致阻碍本土社会工作的发展。这样的发展会呈现种种剥夺服务对象权利的情况，甚至在推行服务时给予社会工作者的便利多于给予受助对象的便利，扼杀受助对象的选择机会，或以专家自居来掩盖个人观点，强化受助对象的依赖性，置专业关系于受助对象的利益之上。社会工作者往往容易导致这一工作现象是否由于社会工作者忽略了社会的本质含义有关？
社会是人创造出来的，社会现象与自然现象有本质上的区别，前者是由相关的社会价值和文化意义所构成的，当然，社会现象的构成可能牵涉一些独立于人存在的物理或其他客观条件。但如果没有了参与者根据相关的社会—文化脉络，对这些“客观条件”进行演绎，那便不可能成为社会现象了。换一句话讲，社会现象的意义是参与者即有着不同需要、经历、文化、价值观和理想的人透过相关的文化价值系统所赋予的。但另一方面，每一个参与者都会有自己的角度去感受理解和使用这些文化价值系统。在这个意义下，我们可以说，社会现象的构成，包括了相关的社会价值体系、理解者的演绎和价值判断、以及被理解者的主观感受。无论从哪一方的感受来讲都是与社会—文化脉络息息相关的，而人的主观感受只能是通过个人身处的社会脉络才能获得，也才能获取对生存意义和终极关怀的存在感受。
社会工作者就是要找出一条适合人类具有生存意义的社会结构或形式，在这样一个前提条件下，社会工作的每一次活动都应要预设相应的社会—文化脉络的含义，此社会—文化脉络也必然使得其相应的社会工作获得成效成为可能。没人否认，先有人而后有社会，社会是人的社会，人类的各种行为构成了更为广泛的社会环境。由此进一步讲，任何社会制度的形成都是人类行为的结果。将社会工作纳入社会—文化脉络之中，就会能够实现对社会进行“深层理解”的目的，就可以对社会现象作深入的分析，找出其具体的文化意义，虽然说不能从社会现象的概念上来推导出现实，但可以从文化传统和价值观念来解释现实，通过这种解释我们可以更好地了解现实的既定性，变更的困难性，发展的特殊性，一切社会问题的解决也才真正有了可能。例如有关中国人如“人情”、“面子”和“关系”的意义，如果停留在一般性空泛的讨论上，就不会对中国社会—文化有深入了解，更不能建构一些适合中国社会—文化脉络的制度、理论、概念和架构，无法去探讨中国人的行为和社会现象，于此相连的社会问题也就根本谈不上真正解决。深入社会文化之中就会获取无穷力量，这对于我们的社会工作的改革进程，无疑能够正确分辨出哪些文化因素在其中起作用，起着什么作用。
早期的社会处于一个较简单的状态，社会—文化环境也远不如现在般复杂，社会工作者可以依靠较直观式的分析去理解这一阶段的社会—文化脉络。然而，随着社会的发展，社会—文化层面也演化至较高、复杂的阶段，社会工作者不能光是依赖直观式的研究进路去理解社会现象，而是要透过相应的社会—文化脉络根据更详细而周密的分析去掌握情况。
社会工作部门对一些社会问题处理不好或不到位，可能是与社会—文化深层背景相悖离有关系，简单地采取“头痛医头”的被动选择和对策性改变，忽视了深层理解这个问题。而任何社会问题或社会现象的意义只能对应着相关的社会—文化脉络才可以被理解，只有在深层理解社会—文化价值规范下，问题才有可能成立和被接受，也才有可能真正得到解决。可以讲相应的社会—文化脉络是令社会问题的解决成为可能的必要条件。因此，无论在调整社会工作机构以适应自身的文化与社会环境方面，还是在保证社会发展的坚实和有效的基础方面，对社会工作体系都变得越来越明显。
五、建立本土化社会工作理论
社会工作有机纳入相应的社会—文化脉络之中，应使之相继建立本土化社会工作理论体系，势在必行。首先，我们必须清醒地认识到由来自不同地域和不同时空的社会现象的解释性理论是不具有普遍性的，更不能圆满地解释中国社会现象，因此，也不能找出本土社会真实的真相。
其次，新的本土化社会工作研究方向似有待于认真的开创，本文认为，从人类文化学社会学角度探讨社会工作理论体系，开拓了一个十分广阔的视野，从社会学的角度来看，社会—文化脉络是使得社会存在的重要的基础，所谓研究社会，其实就是研究人与人的相互关系，人的思想文化、主张、见解、爱好、合作与冲突等，按照这样的方向进行研究，社会工作不但具有描述功能，并且具有批判的意义。
本土化由“本土”和“化”组成。“本土”既有地理含义又有人文内涵，“化”指转化，本土化即指外来品进入其他人文社会系统后适应新场境并发挥作用的过程。因此，社会工作本土化是社会工作的外来经验进入某一地区后适应新环境的变化过程。对社会工作来说，本土化是其文化适应过程；于本土而言，本土化是其借鉴与吸收外来经验的过程。
社会工作需要本土化，其一，对社会工作进行本土化可弥补传统模式的弱点。任何地区都有其助人模式。在当代中国，社会问题日益复杂和多样，传统手法已较难从容面对各类新问题和新需要。社会工作本土化不但可以丰富解决问题的手段，而且因其有更专业的技术和更注重对象的视角而有更佳的服务效果。其二，社会工作必须本土化才可以发挥效用。人类面临的问题和需求在很大程度上具有普遍性和相似性，因此社会工作发展中所积累的知识和经验可以被拿来借鉴。但是，其理论和方法毕竟源于西方，要为我所用，就必须适应本土现实，在选择后进行改进而吸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