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重新研究《联共(布)党史简明教程》的若干思考，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党史论文,简明论文,教程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中图分类号：D351.2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2-1217(2015)02-0116-05 ▲据我所知，您近年来曾在相关场合多次提出要重新研究《联共(布)党史简明教程》，不仅自己搞讲座、写文章，指导有条件的硕士生和博士生选择与《教程》相关的内容作为学位论文选题，还为一些杂志组织学者撰写相关文章。请问您这么做是出于什么样的考虑？ ●《联共(布)党史简明教程》虽然书名叫党史教程，却不是一本普通的历史书，也不是一本普通的党史书，而称得上是斯大林模式的百科全书。可以这样说，《教程》是打开斯大林迷宫的一把钥匙，而读懂斯大林则又是读懂苏联历史、苏共党史最起码的条件。1936年斯大林模式基本确立定型之后，斯大林便着手进行理论论证和理论总结，《教程》便是理论总结最具代表性的成果，也是对斯大林模式最系统最完整的论证。该书在1938年10月出版之后，不但在苏联影响很大，在整个国际共产主义运动中影响也很大，中国当然也不例外。它影响的面很广，也很深远。说影响面广，如它直接影响到我们对整个苏共党史、苏联历史乃至整个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史的认识，而且它也直接影响到我们对整个马克思主义基本理论的认识和理解。间接的影响就更为广泛了，包括中共党史、政治学、哲学甚至经济学等哲学社会科学的许多领域。说影响深远，是说它直接教育了一两代人甚至两三代人。潜在的影响可能更为深远，直到今天，我国一些学者解读苏共党史和苏联历史仍然没有跳出《教程》的框架，一些学者在谈到苏联剧变时也会时不时把《教程》拎出来说事。 《教程》的影响相当复杂，有积极的，也有消极的；有的很直接，有的则是间接的；有显性的，也有隐性的。无论是积极的还是消极的影响，我们比较容易注意到那些直接的、显性的影响，却往往容易忽略那些间接的、隐性的影响，而正是那些间接的、隐性的影响往往持续更为久远、更为绵长。今天之所以再次提出重新研究《教程》这个问题，主要是基于两个方面的考虑：一是《教程》作为一个时代极具代表性的著作，是研究苏共党史、苏联历史、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史、马列主义传播史等都无法回避也无法绕开的话题，但反观中国学术界的相关研究，可以说重视度还不够，研究力度也不够，研究成果远不够充分。二是就《教程》对中国的影响而言，严格说来，学术清理工作至今还不能说已经完成。 ▲您说中国学术界相关研究还很不够，具体指的是什么？《教程》传入中国后颇受中共领导人的青睐，历史上不是出现过数次学习热潮吗？ ●你说的的确是事实，《教程》1938年10月在苏联出版，中共中央非常重视，不仅迅速组织译介，而且发出指示要求各根据地翻印、学习。延安整风中《教程》也被列入学习材料，此后中国革命和建设的不同阶段，《教程》都是重要的学习材料，而且往往会针对不同工作重心选择《教程》的相应章节进行重点学习。例如，在延安整风中，《教程》的结束语作为必读文件被编入《整风文献》。毛泽东在讲话和文章中多次引用《教程》中的事例和理论观点，并提议以《教程》为“中心材料”去研究马克思主义。《教程》的许多章节被整篇摘录下来选入学习材料印发给各级党组织供党员、干部学习。进入社会主义改造时期则把《教程》的第9-12章和结束语指定为广大干部学习的基本教材。这三章分别是“布尔什维克党在过渡到恢复国民经济的和平工作时期(1921-1925年)”“布尔什维克党为实现国家社会主义工业化而斗争(1926-1929年)”、“布尔什维克党为实现农业集体化而斗争(1930-1934年)”、“布尔什维克党为完成社会主义实施新宪法而斗争(1935-1937年)”。但是，严格说来，上个世纪八十年代之前，中国学术界对它的宣传介绍比较多，学术研究色彩则相对比较淡。大量的文章和出版物属于解释性读物或学习辅导资料。这些作品都带有深深的时代烙印。八十年代出现了一批高质量的研究成果，成绩的确很大。但这一时期的研究总体上看线条比较粗犷，研究路径大多属于宏大叙事的路数，虽然其中不乏提纲挈领式的点睛之笔，但大而化之者居多，罕有条分缕析、解剖麻雀那样的微观研究。从学术发展史的角度看，这属于学术研究进程的一个重要阶段。这一时期的《教程》研究也明显带有这个阶段的鲜明特点。随着学术研究的深化，应该说这个阶段已经结束，接下来本该是一个新的阶段的开始。但苏联解体之后，一些原本从事《教程》研究的学者并没有在原有成果基础上更上一层楼，而是发生了兴趣转移，《教程》研究本身趋冷，许多研究工作没能持续下去，一些相关的内容并没有完全搞清楚甚至完全没有搞清楚。当一些争论涉及《教程》时，《教程》本身研究的滞后性便暴露无遗。 总体评价这一时期的研究成果，在肯定其取得的成就的同时，也应该看到这一时期的研究无论在量上还是质上都存在不足。从量上看，这一时期与《教程》相关的论文数量极其有限，如果排除其中重复性的内容，数量还要更少一些。就质上看，就是我刚才说的，总体上显得粗疏。无论对《教程》持肯定态度还是否定态度，基本都还停留在定性的层面上，微观层次的研究很少。对《教程》的清理工作并没有完成。九十年代以来，《教程》的研究仍在延续，但新局面仍然没能全面打开。 ▲那您说的微观研究不足具体指的是什么呢？说对《教程》的清理工作还没有完成又是何指？能说得详细点儿吗？ ●我说微观研究不足，这个可以举出很多例子。例如，我国有学者借用苏联学者的说法，说《教程》是一部个人崇拜的百科全书，但相关学者也只是举出一些例子来说明。别的学者也可以同样举出一些相反的例子。很少有文章去做专门的分析，对《教程》进行实证性的研究和分析，进行量化分析。又如说《教程》对联共(布)党史的记述完全与史实不符，相关学者也举出不少例子，并由此断言《教程》毫无价值，至多是充当反面教材。但不同意此观点的人同样也可以举出相反的例证，甚至有学者指出，否定《教程》就是否定斯大林，否定苏联历史，就是搞历史虚无主义。问题是，许多学者对《教程》的批评并未越出学术研究的范畴，其立论也是经得住推敲的，提供的论据也是有史实根据的。历史虚无主义是要反对，但动辄上纲上线也是学术研究之大忌。究竟《教程》对史实的叙述哪里与史不符，哪里确实是忠实于历史事实，却至今没有一部著作从头至尾进行系统的梳理。再如说《教程》作为一部马克思主义基本理论著作，究竟是一部马列主义的百科全书，还是一部严重歪曲马克思主义的集大成之作，也是这么一种情况，基本上都是站在各自的立场上抽取一些证据来证明自己，对对方的观点往往视而不见或者嗤之以鼻，却鲜有真正学术意义上的讨论与交锋。这样，不管是看似多么激烈的争论，对研究的深化所起的作用都是相当有限的。 所谓对《教程》的清理工作没有完成，也是在这个意义上说的。清理不是清除，或者说不一定是清除。《教程》不仅带有它所出版的那个时代的烙印，而且打上了很深的斯大林印记，也可以说是斯大林的一部重要著作。《教程》集中体现的是斯大林的思想。出于自身政治目的，斯大林在书中对苏联历史、联共(布)党史以及马列主义都作出了符合自己意图的解释，这种解释有的符合史实，符合马列主义的原本涵义，有的则不完全符合甚至完全不符合。至于哪些符合，哪些不符合，就需要做认真的学术清理工作，这种清理既有史实的，也有理论的，涉及苏联历史、苏共党史、马列主义思想史、国际共运史、中共党史、马列主义传播史等众多领域，需要在熟悉《教程》原著的基础上进行逐一梳理。在这方面，20世纪80年代以来的原苏联和俄罗斯史学界做得相对比较好。我国有学者指责戈尔巴乔夫时期苏联史学界对《教程》的清理工作，认为他们否定《教程》，是否定斯大林，否定斯大林时期的伟大成就，否定苏共党史和苏联历史，是搞历史虚无主义，这个评判非常笼统，是把政治上的历史虚无主义思潮与学术上的严肃的拨乱反正工作混淆了。对于他们的严肃的学术著作，我国学术界虽然也有相关译介，但大多语焉不详，非常不全面，导致信息不全，有些评介还加进了过多的主观因素，出现了信息扭曲。客观地看，俄国学术界的清理工作还是比较成功的，即便是戈尔巴乔夫时期，一些严肃的学术著作今天看来也是站得住脚的，不宜简单扣上历史虚无主义的帽子予以否定。《教程》在中国一出版即被列为全党重要学习材料，作为干部必读书一直延续到七十年代中期，前后近四十年。这本书同其它纯理论经典著作不同，它本身就有史有论，而且是结合第一个社会主义国家苏联的革命和建设实际撰写的联共(布)党史，比其它著作更贴近现实，因此，学起来也更为鲜活，更为生动，更为具体，当然从某种程度上说它的影响也远比其它更为经典的马克思主义著作要大。我曾多次讲过，对于中国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探索中的苏联因素，不能过于简单化，不管喜欢不喜欢，苏联因素已经融入中国近现代历史进程，成为中国社会和文化的一个重要元素。对于《教程》对中国的影响也应该从这个角度去分析。 ▲就目前学术界的情况而言，如果我们有兴趣从事《教程》的研究，您觉得应该如何做呢？能结合自己的情况谈谈吗？ ●我只是感觉到《教程》的研究是个问题，是个值得做的课题，并不是说自己做得怎么好，别人做得怎么不好，完全没有这个意思。提出这个问题只是希望引起有志于《教程》研究的学者关注。如果是刚刚起步从事这方面研究并确有兴趣继续下去的话，结合近几年的一些思考以及指导研究生撰写相关论文过程中发现的一些问题，我觉得至少有如下几点尤其值得注意。 首先，要用文本说话。熟悉《教程》文本是研究《教程》最基本的前提条件，这本来是无须赘言的，但现实情况是，一些学者在谈到《教程》时乍看上去可谓言之凿凿，其实随意性相当大。这里可以举出非常简单的例子，如有学者撰文批评对《教程》的否定，呼吁尊重历史，称赞《教程》实事求是地阐述了从建党到1936年苏联共产党的光荣革命斗争历史，并称《教程》在2004年俄罗斯重印之前最后一次印刷是在1953年，前后相距半个世纪。其实，即便对《教程》不怎么熟悉，只要随手翻一翻该书的目录就不难发现，《教程》开篇始自1883年劳动解放社的建立，最后一节讲的则是1937年底的苏维埃选举。另外，《教程》在苏联时期最后一次印刷也不是在1953年，至迟到1955年仍在重印，而且苏联解体后的俄罗斯国内1997年也曾重印，也并非2004年才重印。这个小例子所涉及的情况或许在作者看来是无足轻重的，纠缠这种细节似乎也没有实质性的意义，但它显然也不是笔误那么简单，确实在某程度上反映了作者对《教程》文本并不见得熟悉，甚至很可能不怎么熟悉。一方面要求别人尊重历史，另一方面自己对史实引证又不够严谨，即便从纯粹学术辩论的角度也很容易授人以柄。因此，在指导学生撰写与《教程》相关的论文过程中，我要求学生务必做到首先熟悉《教程》文本，尽可能做到凡说话就要有根据，没有根据就要少说话甚至不要说话。例如《教程》中的列宁形象、斯大林形象、反对派形象等，要有统计学的分析、语言学的分析，对于《教程》对马克思列宁主义的阐释，要了然于胸，不仅要准确把握其内容，还要熟悉其来龙去脉。这些都需要在《教程》文本上下工夫。只有首先熟悉了《教程》文本所叙述的内容、逻辑关系、语言风格，才能谈得上去进行比较研究。论文可以写得浅，那是水平问题，但一定要立得住，立得牢，要经得起推敲，尽量避免随意性，不要动辄妄下结论，这是态度问题。 其次，要用史实说话。要让自己的结论经得起推敲，立得住，立得牢，除了熟悉文本之外，还要熟悉相关史实，也就是要用史实说话。学术研究不能搞自我论证，就像我们想要证明斯大林是对的，不能再重复斯大林用来证明自己是对的那些话去做论证一样，对《教程》的研究必须要搞清楚《联共(布)党史教程》中的联共(布)党史与实际历史中的联共(布)党史之间的关系，通过《教程》所叙述的史实与史料进行比较研究，就比较容易搞清楚《教程》哪些叙述与史相符，哪些不符，什么程度上不符。例如，对于十月武装起义，《教程》说是“以斯大林同志为首的领导起义的党总部”“实际上领导整个武装起义”。但逐日梳理十月革命前夜布尔什维克党中央及其主要领导人的活动日程表便不难发现，领导十月武装起义的最高政治司令部是以列宁为核心的党的中央委员会，最高执行机构是托洛茨基领导的彼得格勒苏维埃军事革命委员会。对此，斯大林本人在纪念十月革命胜利一周年发表的文章中也是曾经承认的。显然，《教程》的叙述是严重失实的，斯大林本人远非十月武装起义的关键性人物。苏联解体之后，大量苏联时期的档案材料解密，两百多家俄国档案馆不同程度对外开放，为人们重新认识和研究苏共党史和苏联历史提供了非常便利的条件，当然也为重新认识和研究《教程》提供了一个难得的契机。通过发掘、解读和运用历史档案文献，对《教程》叙事与档案文献资料进行逐一比对，对《教程》从头至尾进行条分缕析地乃至逐字逐句地点校，人们可以非常容易辨别《教程》对史实的忠实、扭曲抑或篡改的程度。这个工作虽然繁琐，但却是必须做的。这里可以再举一个例子，经斯大林亲自修改、审定的《斯大林传略》是这样写的：“1938年，由斯大林同志执笔并经联共布中央特设委员会审定的联共布党史简明教程一书出版了。”后来赫鲁晓夫在苏共二十大的秘密报告中对斯大林此举很不以为然：“一部集体创作竟然成了斯大林一个人所写的书籍”。但从后来的解密档案来，不仅《教程》的主旨贯彻的是斯大林的思想，其篇章结构也是斯大林撰写的，斯大林也实际参与了撰写工作，他除了亲自撰写了部分章节之外，还逐字逐句地校改了全书的所有章节，并对不少地方进行了大量删改。这样看来，说《教程》是斯大林的一部重要著作并不为过，赫鲁晓夫就此一点的指责则未免过苛。 再次，用原典说话。《教程》不单纯是一本联共(布)党史教材，而且还是一部马列主义基本理论教程，出版时即被喻为马列主义基本知识的百科全书。而且无论在当时的苏联还是后来的中国，党校和高校一度开设的“马列主义基础”课所使用的基本教材既不是马克思恩格斯的著作，也不是列宁的著作，而是《教程》。《教程》中也确实用大量篇幅阐述了马列主义基本理论，而且大段大段地引用了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的话。把学习联共(布)党史与学习马列主义基本理论结合起来，把联共(布)党史与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的原著结合起来，这堪称是一个创造。但是，这里也存在一个问题，就是作为一部体现斯大林思想的重要著作，《教程》对马列主义基本理论的阐述在哪些地方和在多大程度上忠实于马克思、恩格斯、列宁的原典，在哪些地方和在多大程度上扭曲乃至背离了马克思、恩格斯和列宁的本意，这就需要熟读马克思、恩格斯、列宁的原著，即用原典说话。这里可以举一个非常典型的、也是大家都熟知的例子：《教程》说，“阶级敌人愈是失去立足的基地、社会主义愈是取得成就，阶级敌人的反抗就会采取愈加尖锐的形式”，并称这是一个“列宁主义的著名原理”。其实，这是斯大林自己对社会主义条件下阶级斗争状况的一种理论概括，在列宁的著作里是找不到根据的。《教程》对马克思主义的科学社会主义其它理论的阐释，以及对马克思主义哲学、经济学理论的阐释，都有一个重新认识的问题。 又次，对《教程》影响的复杂性要有充分的认识，需要做具体的分析。无论是在苏联还是在中国这样的国家，《教程》都教育和影响了一两代人乃至两三代人，许多人对苏共党史、苏联历史和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史的认识，以及对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的掌握大都来自于《教程》。《教程》文本通俗易懂，在出版的当时又非常贴近现实生活，堪称马克思主义大众化、通俗化的典范，就此而言，它非常有利于马克思主义基础知识的传播，但也正因为如此，如果它传播的知识本身有问题的话，其消极后果也必然会越严重，这是一个方面。另一个方面，在相当长的一个时期，包括苏联党和中国党在内的许多党，都是通过《教程》来接受和理解马列主义，并且又是用通过这种方式接受的马列主义来指导革命和建设实践的。在这个过程中，因为人们通过《教程》接受了正确的知识和原理并用以指导实践活动，革命和建设因而得以顺利发展，因为人们通过《教程》接受了错误的知识和原理并用以指导实践活动，革命和建设因而受挫，这种情况都会有。但如果说凡是革命和建设成功的时候就是因为《教程》所输送的知识和原理是正确的，而遇到挫折的时候就是因为《教程》所输送的知识和原理是错误的，这显然很难讲得通。《教程》的传播远不是这么简单，因为传播过程本身还存在知识的选择、过滤、再加工以及实际应用等复杂环节，而在这些环节中，都有可能发生这样那样的变化。问题的复杂性在于，在当时的历史条件下，譬如像中国党，甚至也包括苏联党自己，是如何通过《教程》这样一部像有学者所说的存在严重问题的教科书来汲取营养的？要说清楚这个问题显然也不是简单的一句“取其精华，去其糟粕”就能够解决问题的。所谓微观研究、解剖麻雀，道理也在于此。 最后，《教程》的研究应倡导多元化。所谓多元化，一是指《教程》本身涉及多种学科、多个领域，因此，对它的研究也应当有不同学科、不同领域的学者的积极参与，应当有多学科的协同性研究和交叉性研究，这样才能推动研究的不断深化。所谓多元化，二是指研究方法的多元化，这里的研究方法多元化，不仅是因为研究领域的多样性，而且还因为研究方法需要不断更新、不断创新。所谓多元化，还应当包括观点的多元化。学术研究的精进，最重要的是开展正常的学术讨论。而没有多种观点的相互交流，就不可能有真正的学术讨论。只有多元化才能有学术的繁荣，才能有学术的进步。《教程》的研究也不例外。 收稿日期：2015-01-1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