章丰[1]2004年在《试论非营利组织在社区中的角色和功能》文中指出本文分析了青年中心建设的缘起,选取杭州市12家青年中心围绕组织形态、资源状况、项目设置及绩效、外部环境和可持续发展能力等五个方面进行了调查和访谈。文章在对杭州青年中心建设的现状进行总体评估的同时,分析指出了青年中心发展中存在的问题,包括非营利宗旨和机构发展需求的冲突、对体制内资源的过度依赖、社区内居民(单位)的志愿和参与不足以及中心的定位和发展思路模糊等。从青年中心的实证研究出发,本文分析了我国社区从传统的街居制向社区制变迁过程中各类组织的特性,揭示了非营利组织在建立社区治理结构中作为关键变量的重要角色,进而运用公共产品理论和公民社会理论分析了非营利组织在提高社区公共产品供给效率和推动社区公民社会发展中所具有的经济学和政治学功能。文章最后从四个方面分析提出了推动青年中心等非营利组织发展的对策建议,分别是:提高对社区非营利组织的认识水平、构建科学有效的非营利组织政策支持体系、推动非营利组织和公共部门建立合作伙伴关系以及加强社区社工队伍培养等。
杨玉宏[2]2013年在《城市残疾人社区服务多元主体建设探讨》文中研究表明1987年9月,民政部在武汉市召开全国城市社区服务工作座谈会,会议提出了建设具有中国特色的社区服务,开创了中国社区服务的序幕。经过20多年的不懈努力,我国社区服务取得了举世瞩目的成就,受到国际社会组织和国内广大社区居民的一致赞誉。残疾人社区服务是以现有社区服务为基础,针对社会弱势群体的残疾人提供有效服务,解决他们在社会生活中遇到的困难。残疾人社区服务促进了残疾人社会权利的实现,为残疾人生存和发展创造了良好的物质和精神条件,使残疾人在事实上成为社会平等的一员,实现充分参与社会生活的权利,共享社会发展和经济进步所带来的物质财富和文化成果。在梳理与残疾人相关的理论文献后发现,我国残疾人研究多集中于对残疾人权利、权能感、残疾人发展等理论研究,偏重于在理论性研究；也有少许专门针对残疾人的社会调查研究,分别从医疗、康复、残疾预防、就业、无障碍设施建设等方面论述我国残疾人生活状况,并针对所出现的问题提出相应对策。本文以社区的视角对我国残疾人社区服务状况做较为全面的透视,通过访谈、问卷、实地考察及文献等调查方法,重点考察社区服务主体间关系,总结出我国残疾人社区服务所面临的困境,并提出相应的对策。残疾人社区服务尽管取得了一些成就,但依然存在很多问题,服务的有效性和效率难以满足居民生活需要,没有取得令人满意的社会效果。经济发展水平不高是影响社区服务水平因素之一,突出表现在社区服务范围狭窄、服务水平低下,多以满足物质需求为主,很少涉及到居民的文化生活;多关注残疾人的基本生活状况,忽视对残疾人发展能力的培养。除了经济发展水平因素外,现有社区服务主体问缺乏默契,各自为政,严重削弱了残疾人社区服务的效果。社会互构论认为,个人和社会的关系是社会学的元问题和基本问题,个人和社会之间是种互构谐变关系；个人和社会的连续体之间也存在这种关系,即政府部门、社会部门和经济部门之间存在互构共变的关系。社会互构论摒弃以往对立关系,调节各部门间的关系,使之默契合作,形成合力作用的社会和谐发展,良性运行的基础。社区服务的服务主体包括政府部门、经济部门、社会部门和社区居民,在现有生产力水平不高,服务质量差强人意的状况下,发挥好政府部门主导性作用,充分调动各服务主体间关系,实现残疾人社区服务社会化发展之路,促进社区服务的可持续发展。概括而言,社区服务社会化包括下列特征：服务对象多元化、服务内容多样化、服务主体社会化、服务资金社会化、社区服务专业化。在服务对象方面,在确保社会弱势群体社会保障的基础上,为社区所有居民提供服务；在服务内容方面,力求对社区居民需求的全面概括,只要是残疾人需要的,社区就能提供相应服务内容；在确保政府主导地位的同时,动员社会组织、企业和社区居民共同参与残疾人社区服务；在资金投入方面,争取社会各部门对社区服务的捐赠和融资行为；在专业化方面,形成以专业志愿者为核心,社区居民共同参与的残疾人服务模式。多元服务主体间密切合作,势必会对我国残疾人社区服务质量产生正面影响,有助于提高残疾人生活水平,与正常人一起平等共享社会发展成果。
陆前安[3]2010年在《社区体育俱乐部与政府、市场、社区关系研究》文中研究表明本研究梳理了国内外对社区体育俱乐部及其上位概念体育俱乐部、俱乐部、社区体育以及非营利组织的研究现状,由于对社区体育俱乐部的直接研究较少,本研究从其上位概念研究现状入手,对非营利组织相关研究文献进行研究,尤其对非营利组织与政府、市场、社区关系的相关研究进行认真的分析,对社区体育研究的现状进行简单的梳理,对体育俱乐部相关研究进行综合分析,最后对社区体育俱乐部的研究文献进行探究,分析各相关研究的成就、探讨研究存在的局限,为本研究提供借鉴和参考。在对国内外社区体育俱乐部相关研究现状的研究基础上,进一步探讨了社区体育俱乐部赖以发展的基础理论与国情背景,为研究的开展提供理论铺垫。根据研究的需要本研究从社区体育俱乐部的上位概念俱乐部、体育俱乐部的概念、分类入手,进而探讨我国社区体育俱乐部的概念、特征,并从非营利及叁元结构视角来审视社区体育俱乐部的基本特性。继而追溯了我国社区体育俱乐部发展的历史沿革,分析了现代社区体育俱乐部出现的动因,对我国社区体育俱乐部发展所独具的国情环境也进行了分析。国外社区体育俱乐部发展有着丰厚的底蕴,为借鉴国外社区体育俱乐部发展的先进经验,本研究以美国、德国、日本、英国等发达国家为例介绍社区体育俱乐部在国外发展的历史沿革,探究了国外社区体育俱乐部与政府的多赢合作伙伴关系、良性的市场参与机制以及与社区的互动融入关系,并分析了国外社区体育俱乐部发展给我国带来的启示。在立足社区体育俱乐部发展的基础理论和国情背景、借鉴国外成熟经验的基础上,本研究从“叁元结构理论”的视角,并结合对上海市社区体育俱乐部现状的调研,探究了社区体育俱乐部与政府、市场、社区之间的良性运行机制。首先,从基础理论入手探讨社区体育俱乐部与政府关系发展的指导理论。分析国家与社会领域关系构建的理论依据、梳理非营利组织与政府关系的理论模式,探讨我国非营利组织与政府关系的独有特色。进而从实证出发,以上海市为例,分析我国社区体育俱乐部与政府关系的现状,在此基础上构筑我国社区体育俱乐部与政府的“新型合作伙伴关系”,并提出伙伴关系实现的建议路径；其次,分析了我国社区体育俱乐部市场参与的必要性,以上海市为例对我国社区体育俱乐部的市场参与意识、市场定位状况、市场运作情况进行调查研究,在此基础上探讨了社区体育俱乐部如何进行科学的市场定位,同时构筑了社区体育俱乐部市场参与机制：即内部管理企业化、外部服务市场化、公信评估社会化,并提出社区体育俱乐部市场化运作的建议；最后,探讨了社区、社区建设、社区组织建设基础理论,结合上海市社区体育俱乐部现状调查,对我国社区体育俱乐部与社区的融入状况进行分析,进而构建了我国社区体育俱乐部社区融入的理想关系模式,并对该种融入关系实现提出建设性对策。进而,在前面分论的基础上,运用综合分析法提出了在维持社区体育俱乐部生态系统平衡状态下的可持续发展观。对社区体育俱乐部赖以生存的生态环境系统进行研究,依据组织生态学理论,分析了社区体育俱乐部的组织生态系统,探索了在维持社区体育俱乐部生态平衡状况下,保持社区体育俱乐部可持续发展的对策。
朱媛媛[4]2014年在《城镇化进程中的城乡文化整合研究》文中研究指明中国快速城镇化进程中的城乡文化建设失衡问题已引起世人关注。城乡文化堕距日益加大、城乡文化冲突渐趋严峻以及城乡特色文化日益消失等无疑是中国城乡文化发展的新问题。面对快速和规模化的中国城镇化,我们似乎缺乏文化准备?是否会丢掉传统文化或导致文化缺失?在加快城乡文化整合发展方面是否应该有更多的新构想?不仅如此,我们还期待在思考中的突破,譬如说从社会发展导向看,应该将文化因素纳入可持续发展战略；从学科发展导向看,应该在经济地理研究中突显文化转向。文献检索表明,现有的文化整合研究要么是企业文化偏向,要么是理论与实际研究脱节,由此导致针对中国城乡文化建设实践的指导性相对不足,无法有效地满足中国城乡文化一体化发展的重大应用需求。因此,无论是国家城乡文化发展的现实需求,还是人文地理学科发展的内在需求,都越来越彰显出对城乡文化整合研究的重要性和紧迫性。城乡文化整合,意旨城乡两种平行文化系统中的各种要素相互交融而形成有机的、和谐的文化体系过程。城乡文化整合既不是两种文化形式的简单相加或机械拼凑,也不是一方同化或吞并另一方,更不是毫无原则地折衷调和,而是一种创造性的综合,同时也是城乡两种比较接近的文化体系消失或改变形貌的过程。城乡两种文化的差异是城乡文化整合的基础,差异化整合是城乡文化整合的前提,差异化发展是城乡文化整合的目的。本研究遵循“问题意识—理论基石—多维视域—模型建构”的逻辑思路,通过探讨城乡文化发展中的困境,运用文化地理学、文化社会学和文化生态学等相关理论知识,多维度、多视角解析城乡文化整合的冲突与融合、渐进与突变、异质与同构等问题,探讨城乡文化整合的时空结构与发展导向。本研究的总体目标是揭示城乡文化整合的地理规律,为促进新文化地理学发展提供研究范本；为确保城乡广大人民群众享有均等的公共文化服务,推进城乡文化一体化发展提供智力支撑和理论菜单：为突破城乡文化二元结构,形成城乡文化优势互补和整合发展新格局提供政策选择。全文共包含七个方面的重点研究内容,共分为九章：第一章,绪论。从中国快速城镇化进程中的中国城乡文化发展的新问题出发,思考面对快速和规模化的中国城镇化,在加快城乡文化整合发展方面的新构想,提出文章的研究目标、内容和框架,以及行文中的方法和技术路线。第二章,解析中国城镇化进程中的城乡文化二元结构。从中国城镇化进程出发,解析中国城镇化进程中的城乡文化二元结构的演化过程、表现特征和现阶段存在的问题,从逻辑上要回答城乡文化整合的缘由或背景是什么。第叁章,寻求研究城乡文化整合的理论支撑。文化所包含的内容十分广泛,对文化的研究也不是一门学科所独立完成的。文章从文化地理学、文化社会学、文化生态学、区域科学等多维度视角对城乡文化这一社会现象进行多维度视阈分析,解决整合的依据问题。第四章,阐述城乡文化整合的空间要素。文化节点、文化廊道、文化域面(网络)是城乡文化整合空间结构的基本要素,研究城乡文化整合的空间结构必须系统分析诸要素的空间组合、关联和演变规律。第五章,构建城乡文化整合的时空测度模型。通过界定城乡文化整合的时间维,解析城乡文化传播的时间顺序特性和和时间间隔特性,并以其与城乡文化易感知人群、城乡文化信息流等人文现象的整合关系,构建城乡文化整合的时空测度模型。第六章,解读城乡文化整合的时空结构。通过对社会、文化发展的时空特性相关理论的介绍,以城乡文化底蕴深厚的武汉城市圈为例,以改革开放后近30年快速城镇化发展为研究背景,系统分析武汉城市圈县域层面上城乡文化整合的时空结构,并从历史、现实的相结合的视角分析城乡文化空间结构特性形成的原因。第七章,解释城乡文化整合的主体行为。从政府、企业、非政府组织、城乡社区四个角度诠释城乡文化整合的内外驱动力,从系统动力视角研究城乡文化整合的机理。第八章,提出城乡文化整合的发展模式。通过武汉城市圈城乡文化整合的发展模式分析,从不同运作层面、空间载体、度量维度和构成主体的研究,科学探讨城乡文化整合的发展模式的基本特性、空间结构、运行规律、衡量标准、形成机制和实施方略等。第九章,结论与展望。归纳总结本文的主要研究结论和创新点,展望进一步研究的问题域。
赵明[5]2009年在《定位与功能：转型期中国妇联组织角色研究》文中提出“妇女的权利就是人权”,这是各国妇女在第四次世界妇女大会上喊出的响亮口号。在我国,依靠国家强有力的行政干预和政策倾斜,建立了妇女人权保障的国家机制,并将“男女平等”确立为宪法原则和基本国策,妇女人权取得了重大进步。改革开放后我国进入快速转型期,妇女获得了前所未有的发展契机,但也面临着许多不容忽视的问题,妇女人权并未随着我国现代化的开启而同步快速前进。我国的妇女组织,应如何应对社会变化,发现和挖掘制度资源,满足妇女人权保障和发展的需要是本文思考和试图回答的问题。论文选择中国最大的妇女组织——妇联作为研究对象,试图回答在社会转型的背景下,妇联应当如何适应国家和社会关系的变化进行组织变革,通过角色的调整促进其“代表和维护妇女权益,促进男女平等”的基本职能的实现,推动妇女人权的发展和进步。全文除导论和结语外,共分为四章。第一章以妇联的社会角色研究为主题。首先分析了妇联的历史渊源和全国妇联的历届章程,指出妇联是从中国共产党的妇女组织发展而来,和执政党有着与生俱来的联系。妇联以代表和维护妇女权益,促进男女平等作为基本职能,既是历史发展的要求也是妇联作为妇女组织的天性使然。文章继而对妇联的组织结构、性质和角色定位进行研究,指出妇联作为中国最大、最权威的妇女组织,集政治性、政府性和社会性于一身。与其多重性质相适应,它扮演着政治服务者、公共管理和社会服务者、妇女利益代表者和妇女组织的联系者等多个角色,构成一个角色丛。①长期以来党的执政地位不可避免地造成角色间的不平衡关系,政治服务功能明显突出,但是随着社会转型,妇联的其他角色功能也在增强。第二章重点论证在社会转型的宏观背景下,妇联组织进行角色调整的必然性。文章分析了一九七八年以来中国社会变革的特点,指出这场改革是在党和政府控制和推动下的有计划的渐进的改革,改革中国家和社会之间关系的变化为妇联的组织变迁提供了空间和可能。随着社会转型,所处国际、国内环境、角色间关系以及自身内部结构等各方面的改变,妇联出现了各种不适应的表现：社会公信力降低,参与社会管理低效,作为国家政权社会支柱的作用减弱。但是挑战同时也是机遇,社会转型的变化为妇联组织的变革提供了条件：各种角色期待日渐趋同,妇联保护和促进妇女人权的功能日益得到执政党、政府、妇女和妇女组织等角色相关人的确认和巩固,角色关系的相应变化为妇联调整角色奠定了基础。第叁章讨论了《妇女权益保障法》的修改对妇联组织角色调整的启示。《妇女权益保障法》是我国第一部以妇女为主体,全面保护妇女合法权益的基本法,是我国人权保护立法的重要组成部分。2005年全国人大常委会对它进行了修改。《妇女权益保障法》的修改过程是妇联组织的角色丛充分运作,妇联与党、政府、妇女群众以及其他妇女组织充分互动的过程,也是角色丛中的不同角色相互博弈及利益综合的过程。通过分析这一过程,作者认为妇联角色调整应该强化利益代表者角色,正确扮演政治服务者角色,恰当扮演社会管理和公共服务角色,积极扮演妇女组织联系者的角色。必须正确处理妇联组织与党、政府职能部门、妇女群众以及其他妇女组织的关系,唯有如此妇联组织才可能实现顺利转型。第四章对妇联角色调整进行了制度设计。首先分析了我国妇女人权思想的渊源和妇女人权保障的特点,然后结合当前妇联的妇女维权工作,说明妇联作为中国最大的妇女组织在促进和保护妇女人权,实现男女平等中的重要地位和作用。最后利用制度变迁理论对妇联的角色调整进行路径设计,探讨妇联体制改革的具体途径。提出按功能对妇联进行分解,成立党内妇女工作机构来坚持和改善执政党对妇联工作的政治领导和思想领导；成立专门的政府性别平等机构,为促进性别平等提供充足的公共政策、公共服务和公共产品,妇联可根据政府要求承担公共管理职能,在需要时政府可以向妇联购买服务；妇联应成为民间妇女组织联盟,组织构建伞状妇女组织网络,作为自下而上社会治理机制的重要组成部分,扮演妇女利益代表者,以促进妇女人权为基本使命。由于在制度变迁中存在着路径依赖性,本章还进行了成本效益分析,论证了这种变革的必然性和可行性,并对改革进度进行了设计,提出妇联组织的体制改革可以分步走：先将其政府性分离出来,在妇联之外成立专门的政府性别平等机构；再分离政治性,在党内成立妇女工作机构。最后,剥离了政府性和政治性的妇联将回归其民间社团的本色。
赵光勇[6]2010年在《治理转型、政府创新与参与式治理》文中提出中国的政府治理改革,取得了很大成就,但传统的治理模式并没有根本改变。政府全能主义的治理模式带来了一系列问题。在中国现代化转型的大背景下,必须寻找新的治理模式,既能应对全球化和不确定社会的风险,实现转型社会对政府治理绩效的要求,又能化解合法性的困局,满足日益高涨的民主诉求。参与式治理是民主理论和治理理论的结合,强调普通公民对政府决策和执行过程的直接参与,以赋权、参与、协作和网络为特征,是一种新型的既有“治理”的绩效、又有“参与”的民主的治理模式,是有效性和合法性的结合。杭州的参与式治理以“民主促民生”模式出现,从参与式治理的理念出发,通过赋权于公民,使各种利益相关者能够参与决策,共同管理公共事务,从而转变政府决策机制,优化政策执行过程,实现治理优化和城市生活品质提升。杭州的参与式治理包括公民决策参与和协作治理两个方面,形成了“开放式决策”、“市民投票”和“重大工程”建设民主参与等具体机制。杭州实践的特征主要有政府主导、民生领域的导入路径、多元主体和公民权力保障机制等。杭州的参与式治理,必须协调好参与式治理固有的几对矛盾：“参与”和“主导”、“地方知识”和“专业知识”以及“外部力量”和“内部力量”的关系。同时,杭州参与式治理还有其自身的特殊性。杭州实践的最大问题是政府的作用过于突出,除此之外,制度化程度低、公民参与动力不足和参与的领域、渠道有限也是需要加以改进的。杭州参与式治理还需要时间的检验。杭州“民主促民生”参与式治理实践,是杭州地方政府创新和城市治理的经验总结,杭州的经验不止于杭州,对于中国治理转型和地方政治发展,具有普遍的意义和价值。参与式治理通过转变政府决策过程,优化政策执行过程,密切官民关系,培育公民社会和塑造公民等,从而促进地方治理转型和“善治”的实现。
刘传喜[7]2017年在《乡村旅游地流动空间研究》文中进行了进一步梳理在我国,乡村旅游蓬勃发展,已经成为旅游叁大形态(景区旅游、城市旅游、乡村旅游)之一。乡村旅游的迅速发展促进了以新农人为主体的新的流要素的跨区域流动,并在城乡地理空间和组织结构框架上带来一些列旅游经济活动的新空间扩散,乡村旅游地“空间活化”的功能被大大激发,新的空间形式——流动空间伴随着乡村旅游地的“空间活化”而得以浮现,进而对乡村旅游地的经济社会组织、空间功能以及空间形态产生了深远的影响。而在当今“流动的时间、空间与社会”成为“跨学科聚焦的新领域”的学术背景下,现有的乡村旅游空间乃至旅游空间研究还存在诸多局限,例如,研究视野还主要局限于传统的地方空间的静态性与边界性中,缺乏空间的动态性和关系性分析。因此,必须审视这些新形式和新变化,积极探索乡村旅游地新的空间理论和策略,这对于乡村旅游创新发展的实践需求和旅游学科前沿问题的理论探索都具有重要意义。本文第一次以乡村旅游地流动空间为研究对象,力图从新农人视角初步构建新时代背景下乡村旅游地流动空间理论体系。具体而言,本文逐层深入探究如下内容:一是乡村旅游地流动空间理论研究的相关概念界定及理论分析框架;二是乡村旅游地流动空间的构成要素研究;叁是乡村旅游地流动空间的空间形态研究;四是乡村旅游地流动空间的形成影响因素及动力机制研究;五是乡村旅游地流动空间效应及其政策响应研究。本文采用理论与实证相结合、定性与定量相结合、宏观与微观相结合、文字表述与图表示意相结合的方法对上述内容进行深入研究。首先,通过对流动空间理论文献系统梳理以及对乡村旅游地流动空间等核心概念进行明确地界定,形成理论分析框架;其次,依托以浙江省为主的乡村旅游发展实践案例,探析乡村旅游地流动空间的构成要素;再次,运用质性研究方法和空间分析法进行实证研究,探讨基于新农人视角的乡村旅游地流动空间的“巢状网络化”新形态;最后,基于文献梳理定性描述影响乡村旅游地流动空间形成的因素,然后构建多元回归模型,定量分析影响因素的差别,进而探索乡村旅游地流动空间形成的动力机制。基于上述研究工作,本文得出如下主要结论:①乡村旅游地流动空间是在乡村旅游地区以“流动空间”为场域的一种实体空间与虚拟空间相互交织、相互作用的共生体,并体现乡村旅游地社会行动者——新农人动态构造作用的新空间形式。②乡村旅游地流动空间由节点、流与网络、支配性空间等要素构成。乡村旅游地流动空间节点类型更加多元化;流与网络是乡村旅游地流动空间一个密不可分的整体要素;乡村旅游地流动空间的支配性空间是具有区域支配地位的主导空间,包括新功能空间和新农人精英空间。③乡村旅游地新农人通过巢状市场的形式对流动空间进行了动态构造,使乡村旅游地流动空间呈现出“巢状网络化”的新形态,其具有弹性网络性、巢状等级性、流动共享性、虚拟复合性等特征。④乡村旅游地流动空间的形成受传统因素和信息时代因素影响。在信息时代,社会资本、信息通讯技术、知识创新能力、现代交通设施等新的因素作用程度加强。乡村旅游地流动空间的形成是各种力量相互作用的合力结果,根据不同力量的作用方式,其形成的动力来源主要有源动力、互动力和中介力。⑤流动空间对乡村旅游地的物质空间、文化空间、社会空间产生了全面而深刻的影响,因此基于乡村旅游地流动空间效应应推动乡村旅游地实现城乡共生、主客共享、时空共筑、多元共存、精英共治的发展策略。本文创新之处主要在于:第一,在研究视角上,本文运用流动空间这样一种独特新颖的理论工具来探讨旅游空间问题是一个有益的尝试,具有较强的学术创新性。另外,本文强调了社会行动者——新农人构造空间的“动态过程”和“重要作用”,拓展了目前乡村旅游地空间的研究范畴,具有一定的理论意义,也体现更多的人文关怀。第二,在理论构建上,本文初步构建了乡村旅游地流动空间理论体系,具有较强的学科前沿性与理论创新性。一是对乡村旅游地流动空间的构成要素进行了识别、解析和特征分析;二是将巢状市场理论引入乡村旅游地流动空间研究中,首次系统地揭示了乡村旅游地的巢状市场属性,提出了乡村旅游地流动空间的“巢状网络化”新空间形态;叁是着重分析了信息通讯技术、现代交通设施、知识创新能力、社会资本、乡村生态环境等信息时代新因素对乡村旅游地空间的作用,并在此基础上进一步探究了乡村旅游地流动空间形成的动力机制。第叁,在实践应用上,本文提出基于流动空间规划层面上的乡村旅游地发展途径与策略,为乡村旅游地的发展实践注入了流动空间规划的全新视角,有利于指导乡村旅游地规划与开发的创新发展。
高静[8]2015年在《大都市滨水区游憩化更新研究》文中提出滨水区更新是推动城市发展的重要动力,相关实践也已经从发达国家扩散到了全球。在更新的过程中,城市滨水区的生产功能逐渐让位于消费功能,游憩化则逐渐成为了滨水区更新的基本取向。对于大都市而言,作为城市空间骨架的、具有公共属性且稀缺的大都市滨水区更适宜采用游憩化更新的范式,以便提振城市的综合软实力、缝合日益割裂的社会关系、促进大都市的和谐共生。诸多实践则表明,无论最初定位如何,或主动或被动的,游憩化更新几乎都成为了大都市滨水区发展中不可或缺的内容,虽然在不同阶段游憩化受重视的程度有较大差别。但是,关于大都市滨水区游憩化更新的深入研究还较为缺乏,相关的更新实践也暴露出了很多问题,因此,有必要系统性探讨大都市滨水区的游憩化更新。在全面梳理国内外相关研究的基础上,本文试图从理论、实证和对策叁个层面探讨大都市滨水区的游憩化更新问题。与既有研究相比,本文的重点主要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1)在滨水区更新理论有待完善的背景下,重点探讨了滨水区更新与大都市发展的关系,并进一步阐述了大都市滨水区游憩化更新取向的恰适性。通过梳理发现,滨水区更新有利于大都市功能的多层面提升,但是,当前的大都市滨水区更新实践也面临着叁重困境,即收益化导向严重、更新模式复制化传播可持续性不足、社会关系割裂,类似困境严重制约了滨水区综合影响效应的发挥,其根源在相当程度上则可以归结为滨水区与大都市关系定位的失当,从分离到共生、从单一功能突进到多功能兼顾则是解决上述问题的可选途径。同时,分析表明游憩化对大都市的影响是多方面的,如优化城市的人居环境系统、提高城市活力、优化城市空间结构和产业结构等。而在城市游憩功能构建的过程中,滨水区的游憩化更新与大都市的发展具有内在的契合性,美国、欧洲、日本等国家和地区的相关实践也证明了这一点。此外,研究还表明大都市滨水区游憩化更新的取向主要是受到了休闲时代社会经济转型、滨水区空间属性和资源本底、利益相关者博弈以及规制因素的影响。(2)在国内外滨水区更新历程、游憩化发展进程与表现形态存在差异的背景下,选择伦敦泰晤士河和上海黄浦江滨水区作为实证案例,比较了二者的游憩化发展,以便为进一步提炼大都市滨水区的游憩化机理奠定基础。而为了深入分析,文章详细梳理了案例地滨水区与所在城市的历史演变、城市更新背景下案例地滨水区的更新过程、案例地滨水区游憩化更新的表现形态。结果表明,在滨水区游憩化更新进程、游憩化更新节奏、游憩化更新中的博弈力量参与、游憩化更新中滨水区与城市的融合关系四个方面,伦敦案例和上海案例均存在较大差异。其中,在更新进程方面,泰晤士河滨水区游憩化更新的进程与伦敦城市更新的发展较为一致,上海案例的偏差性则较大；在更新节奏方面,泰晤士河滨水区的游憩化更新呈现出了一定的渐进性发展特征,上海案例则具有快速推进的特点；在博弈力量参与方面,泰晤士河滨水区游憩化更新中的博弈力量更加多元,上海案例中博弈力量的参与则较为有限；在滨水区与城市的融合关系方面,通过渐进性发展泰晤士河滨水区与大伦敦的关系更加密切,在上海案例中相关关系远未达到融合的程度。(3)通过前述理论分析与实证比较,提炼了构成大都市滨水区游憩化更新机理的核心环节,并对后发性大都市滨水区的游憩化更新提出了原则性建议。其中,明确的大都市滨水区游憩化更新战略愿景、多元化的利益相关者博弈、渐进性的滨水区更新节奏控制构成了大都市滨水区游憩化更新机理的核心环节,其关系则是“叁位一体”不可或缺的。对于后发性大都市滨水区而言,在更新中则应坚持游憩化导向下的滨水区更新、构建“叁位一体”的大都市滨水区游憩化更新控制体系,并建立具有政府背景的实体机构和独立的监督机构、制定系列化的规制确保滨水区更新的持续性、有序性和有效性。
周琴[9]2014年在《新中国大学政治文化的变迁及其走向》文中研究指明政治文化的研究缘起于美国20世纪50年代，国内外学者在该领域开展了大量工作。然而有趣的是，学者们普遍接受政治亚文化状态的存在，但是对特定组织、特定群体的政治亚文化研究却涉及较少。现代大学承担人才培养、科学研究和社会服务功能，在特定的外部宏观环境（如国家政治经济制度等）和内在微观因素（如组织目标、文化等）影响下，内部参与主体对政治体系产生特有的价值态度、行为取向或心理因素，从而会形成富含自身特征的政治亚文化现象和特征。本研究试图以大学政治文化为研究主题，界定其概念、特征与影响因素，厘清新中国不同历史时期大学政治文化的变迁轨迹，并探寻其变迁机制和未来走向。本研究以结构功能主义分析作为理论框架，采用归纳演绎法，在辨析政治文化叁种视角基础上，提炼出大学政治文化狭义心理内涵、政治亚文化属性、富含运行特征烙印、菁英阶层政治文化、经由大学特定环境中的政治社会化而传递与嬗变，以及与外在环境互动影响的六个特征，并由此界定大学政治文化的基本概念。遵循中国政治体制和社会经济发展的阶段性变化，在1949年至1965年间新中国高等教育探索阶段、1966年至1976年间高等教育停滞挫折阶段、1976年至1992年间高等教育发展思路转变阶段和1992年以后的高等教育快速腾飞阶段，新中国大学政治文化表现出迥异的变迁轨迹。本研究建构了中国大学政治文化的变迁机制理论模型，政治制度、经济发展及二者的交互作用，通过影响大学治理运行模式，影响大学内部参与主体角色定位，从而导致了参与主体政治态度、政治信念逐渐发生迁移。本研究还采用了实证研究方法，编制大学政治文化调查问卷，向南京大学、东南大学、南京理工大学、南京工业大学、南京医科大学等五所高校发放问卷1000份，有效回收869份。统计分析结果呈现了当前中国大学政治文化的现象和特征，教师员工与学生之间、不同类群的学生之间、不同类群的教工之间，对当前中国政治体制、政治过程和政治活动的认知、情感和评价上存在一定的差异，但总体上与1992年以来大学政治文化的变迁轨迹相吻合，呈现出―参与式氛围‖浓厚、―改革型‖意愿强烈的基本特征。本研究还构筑了理论简化模型，经变量的操作化，统计数据的相关分析、回归分析，据此中国大学政治文化的变迁机制得以一定程度的检验。本研究认为，未来中国大学政治文化将呈现出参与式政治文化的深度不断得以强化、创新型政治文化的理念得以不断聚焦，以及和谐性政治文化的内涵得以不断弘扬的总体发展走向。本研究最后还讨论了叁个研究局限，并对未来本领域的研究提出了展望与设想。
参考文献：
[1]. 试论非营利组织在社区中的角色和功能[D]. 章丰. 浙江大学. 2004
[2]. 城市残疾人社区服务多元主体建设探讨[D]. 杨玉宏. 华中师范大学. 2013
[3]. 社区体育俱乐部与政府、市场、社区关系研究[D]. 陆前安. 上海体育学院. 2010
[4]. 城镇化进程中的城乡文化整合研究[D]. 朱媛媛. 华中师范大学. 2014
[5]. 定位与功能：转型期中国妇联组织角色研究[D]. 赵明. 武汉大学. 2009
[6]. 治理转型、政府创新与参与式治理[D]. 赵光勇. 浙江大学. 2010
[7]. 乡村旅游地流动空间研究[D]. 刘传喜. 浙江工商大学. 2017
[8]. 大都市滨水区游憩化更新研究[D]. 高静. 华东师范大学. 2015
[9]. 新中国大学政治文化的变迁及其走向[D]. 周琴. 苏州大学. 20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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