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库全书总目》对明代学者胡应麟的误读与误判，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总目论文,误读论文,明代论文,四库全书论文,学者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清朝乾隆年间官修的《四库全书总目》(以下简称《总目》)，是中国古代一部集大成的书籍解题目录，范围之广，收书之多，价值之高，在整个中国古代都是无与伦比的。这其中，既有正面的积极建树，也有对前人失误的指正纠谬，因而成为研究中国古典学术的案头必备之书。但因种种原因，它在指出前人失误的同时，自己也存在着这样那样的错误。其中，在考论明代学者胡应麟的学术成就之时，就有着比较集中的表现，诚可谓“笑他人之未工，忘己事之已拙”①。但学界尚未对此进行专题辨正。本着《总目》自身“既悉其谬，即当显为纠正，以免疑误后人”②的态度和原则，笔者谨将该书对明代学者胡应麟成果的误读误判问题疏通董理，敬请学界方家教正。
一 疏忽错谬，有失检点
胡应麟《少室山房笔丛》是其10余种笔记的合集，《总目》卷123《少室山房笔丛》提要，称其中有《史书占毕》、《经籍会通》两书，这是正确的，但却在卷48《世史正纲》提要中误为《史学占毕》、卷85《目录类·序》中误为《经义会通》。在《少室山房笔丛》提要中，曾讥讽胡应麟“捃摭既博，又复不自检点，牴牾横生，势固有所不免”。显然，《总目》自己也犯了它所批评于前人的错误。
《总目》卷140《嘉祐杂志》提要：“宋江休复撰，休复字邻几……明胡应麟《笔丛》云‘江邻几《杂志》，宋人极推之，今不传，略见《说郛》’。然《说郛》所载止十页，而《稗海》、《唐宋丛书》与此抄本皆三倍于《说郛》，应麟殆偶未见也。”所谓“此抄本”即四库馆臣所采用的明内府藏本，当然不是布衣胡应麟所能见到的。而《稗海》、《唐宋丛书》，胡应麟更不可能见到，因为胡应麟卒于万历三十年(1602年)夏，而商濬编辑的《稗海大观》正好成书于当年，《唐宋丛书》则更晚，乃是钟人杰、张遂辰在明熹宗天启年间(1621—1627年)编辑，胡应麟又如何能见到呢？《总目》以胡应麟死后才出现之书，批评胡应麟观书不广，“殆偶未见”，未免强人所难了。
关于《阴符》一书的真伪，宋以来诸说纷呈。《崇文总目》疑后人依托；黄庭坚认为出自为此书作注的唐代李筌，绝非黄帝书；晁公武赞同黄庭坚之论，并认为是糅杂兵家语，又妄说太公、范蠡、鬼谷、张良、诸葛亮训注，尤可笑；朱熹认为，恐皆李筌所为，是他着意去做，自做自解；陈振孙认为非古书；黄震认为是异端之士掇拾异说而本无所定见之伪书。胡应麟则云：“《阴符经》称黄帝，唐李筌之伪也。筌嗜道好著述，得《阴符》注之，而托于骊山老母以神其说。杨用修直云筌作，非也。或以唐永徽初，褚遂良尝写一百本，今墨迹尚存。夫曰遂良书，则既盛行当世，筌何得托于轩辕？意世无传本，遂良奉敕录于秘书，人不恒睹也。余案《国策》，苏秦干诸侯不遂，因读《阴符》，至刺股，则此书自战国以前有之，而《汉·艺文志》不载，盖毁于兵火故。《隋志》有《太公阴符钤录》一卷，又《周书阴符》九卷，未知孰是，当居一于斯。或疑季子所攻必权术，而《阴符》兼养生。夫《阴符》实兵家之祖，非养生可概也。此书固匪黄帝，亦匪太公，其为苏子所读则了然，而前人无取证者，故余首发之，俟博雅士定焉。”
对此，《总目》评论说：“胡应麟《笔丛》乃谓苏秦所读即此书，故书非伪，而托于黄帝则李筌之伪。考《战国策》载苏秦发箧得太公《阴符》，具有明文。又历代史志皆以《周书阴符》著录兵家，而《黄帝阴符》入道家，亦足为判然两书之证。应麟假借牵合，殊为未确。至所云唐永徽初褚遂良尝写一百本者，考文征明《停云馆帖》所刻遂良小字《阴符经》，卷末实有此文，然遂良此帖自米芾《书史》、《宝章待访录》、《宣和书谱》即不著录，诸家鉴藏亦从不及其名，明之中叶忽出于征明家，石刻之真伪尚不可定，又乌可据以定书之真伪乎？特以书虽晚出，而深有理致，故文士多为注释，今亦录而存之耳。”③《总目》以考证高自标置，但于《阴符》之真伪却不再深做考察，其考证求真之勇气已远逊胡应麟，而其误谬尚有下列诸点：首先，其所谓“历代史志”云云，实际情况是《周书阴符》见诸《隋志》、《新唐志》兵家类；《黄帝阴符》始出于《新唐志》道家类“李筌《骊山母传阴符玄义》”一书之注释，“筌，号少室山达观子，于嵩山虎口岩石壁得《黄帝阴符》，本题云‘魏道士寇谦之传诸名山。’筌至骊山，老母传其说。”此后，《宋志》才开始于正文著录《黄帝阴符经》一卷，注云“旧目云骊山老母注，李筌撰”。从《新唐志》著录看来，《总目》所称《周书阴符》与《黄帝阴符》为“两书”之说属实。然胡应麟原文为“《隋志》有《太公阴符钤录》一卷，又《周书阴符》九卷”。考《隋志》道家类无“阴符”名目，此二书均著录于兵家。《总目》所称“《黄帝阴符》入道家”是据《新唐志》和《宋志》，而所指二书又是《周书阴符》与《黄帝阴符》，并非胡应麟所说的《周书阴符》与《太公阴符钤录》，故《总目》讥胡应麟“假借牵合”，乃是自己读书疏忽而错怪了别人。其次，褚遂良曾写一百本之事，胡应麟明云“或以”，并非他自己这样认为，而且他还明确指出，“夫曰遂良书，则既盛行当世，筌何得托于轩辕”？明显是反驳褚遂良书一百本以传世之说，而下文紧接着又说：“意世无传本，遂良奉敕录于秘书，人不恒睹也。”更是对上述观点的补充说明。总之，胡应麟是反对“褚遂良书之以传于世”的推论的。他引《战国策》及褚遂良事，是要说明《阴符》之书，战国时已有，唐时流行不广，所以李筌作注时，才敢假托于黄帝，如果真如“褚遂良书之以传于世”之说，则世人已见此书，李筌又焉能托之黄帝以欺世人？《总目》不为仔细推寻，而一概误指和归咎于胡应麟，又不惜笔墨，考“石刻之真伪尚不可定，又乌可据以定书之真伪”。此诚为自己误读误解，胡应麟又何尝据褚遂良事以定《阴符》之真伪耶？
二 肤浅表象，不做深求
《云仙散录》，宋人陈振孙称其所引书名皆古今所不闻，《总目》遂径沿袭其说，也称历代史志不载，④。实际上是没有深入考求。胡应麟通过细读其书，指出：“其前六卷所引诸杂说，无一实者，盖伪撰其事，又伪撰书名以实之。至末二卷所引，则诸书大半尚存于今，胡以云悉诞也？”⑤其结论，亦得到了余嘉锡的认同⑥。
胡应麟在世时，天台王太仆曾向他谈起自己在峨嵋山所见日出景象，其言云：“尝宿(峨嵋)绝顶光相寺，于时早秋，晓起远望……时寺鸡三号耳，残月犹在。远见西极荒垂，有一点尖明若火光者，因以问僧，僧云此天竺雪山为初日所照也。始亦未信，顷之日出，而此山隐隐，炫耀天际。已而，日色遍满大千，则山光不复明矣，但见一粉堆耳。”胡应麟即以此考证佛经之文：“余味此言，乃知佛经言‘初日始出，先照金刚山顶’为足证也。”⑦之后，稍晚于胡应麟的沈德符，竟据此指责胡应麟误以峨嵋山为佛经金刚山，《总目·少室山房笔丛》条，也直接征引沈德符之说，以证明胡应麟考证之舛讹。实则胡应麟此条文义甚明，其金刚山之称，乃指“天竺雪山”，而非王太仆当时所在的峨嵋山。沈德符误读胡应麟原文而妄讥，《总目》未能核对胡应麟原文而深加考索，就径直引录了沈德符的误读误解，以致再次以讹传讹了。
关于南朝梁元帝《金楼子》一书，《总目》卷117提要云：“《隋书》经籍志、《唐书》、《宋史》艺文志俱载其目为二十卷，晁公武《读书志》谓其书十五篇，是宋代尚无阙佚。至宋濂《诸子辨》、胡应麟《九流绪论》，所列子部皆不及是书，知明初渐已湮晦，明季遂竞散亡。”《隋书·经籍志》、《新唐书·艺文志》、《宋史·艺文志》等史志目录，分别著录了所属时代的国家藏书情况，在一定程度上，可以通过考察某书在史志目录上的著录与否，探寻该书的存佚情况。《总目》在此考察《金楼子》一书“明初渐已湮晦，明季遂竟散亡”，使用的就是通过目录考察书籍存佚的方法。但问题是，这一方法本身固然没有问题，可是宋濂《诸子辨》、胡应麟《九流绪论》有无作证的资格呢？宋濂《诸子辨》作于元末明初，时间上符合《总目》所说的“明初”，但它只是一部辩论诸子学说是非得失之书，是儒家正宗思想与诸子“邪说”之辨，是以儒家思想为旨归，决定对诸子的存留取舍，使道术咸出于一轨。因此该书对所考辨的古籍是有所选择的，并不是周秦以来直至宋代的全部子部书籍的目录，还不能把它同其他目录著作等同看待。所以，《总目》把它作为考察《金楼子》在明初存佚与否的证据，从方法和原则上说，是根本错误的。胡应麟《九流绪论》的情况更是这样。不但胡应麟本人生活于嘉靖三十年至万历三十年(1551—1602年)之间，与《总目》所说的“明季”时间不符，至于《九流绪论》本身，胡应麟在序中述其编纂缘起云：“子书盛于秦汉，而治子书者错出于六朝、唐、宋之间，其大要二焉，猎华者纂其言，核实者综其指……余少阅诸子书，辄思有所撰述以自附，而恒苦于二家之弗能合。则于诵读之暇，遍取前人铨择辩难之旧，以及洪氏《随笔》、晁氏《书志》、黄氏《日抄》、陈氏《解题》、马氏《通考》、王氏《玉海》之评诸子者，及近粤黎氏、越沈氏题词，复稍传诸作者履历之概，会为一编，时自省阅。第诸家之外，古今文人学士单词片藻，品骘尚繁，并欲类从……辄捃拾其中诸家见解所遗百数十则，捐诸剞氏，备一家言。”其中前二卷是对先秦、汉唐子书作者、篇目、流派、主旨及真伪的考证辩驳，特别对前人的铨择辩难进行了认真细致的考证，第三卷专论小说及类书，对二者的源流演变做了系统考证论述。显然，它也根本不是子部书籍目录，又哪里有《总目》所要求于它的证人资格呢？因此，要想知道《金楼子》在明代存佚与否的情况，就必须寻找《诸子辨》和《九流绪论》以外的其他资料，《总目》把这两部著作拿来作为考察《金楼子》在明代存佚与否的唯一证据，其结论只能是肤浅表象，似是而非。
《总目》卷135《太平御览》提要，称此书“征引至为浩博，故洪迈《容斋随笔》称太平兴国中编次《御览》，引用书一千六百九十种，其纲目并载于首卷，而杂书、古诗赋又不能具录，以今考之，不传者十之七八。胡应麟《经籍会通》则以为，是编所引大抵采自类书，非其书宋初尚存，力驳迈说之误，所言良是。然考陈振孙《书录解题》曰，或言国初古书多未亡，以《御览》所引用书名故也。其实不然，特因诸家类书之旧耳。以《三朝国史》考之，馆阁及禁中书总三万六千余卷，而《御览》所引书多不著录，盖可见矣。是迈所云云，振孙先已驳之矣，应麟特抄袭其说耳。”《总目》所引陈振孙之论，系其《直斋书录解题》卷14《太平御览》条原文。如果只就此立论，当然是胡应麟抄袭了陈振孙。但是考证事件原委不能只听一面之词，在没有考察胡应麟原文之前，就遽然下此结论，未免过于草率。胡应麟《经籍会通》卷4说：“洪景卢云，国初承五季乱离之后，所在书籍，印板至少，宜其焚荡了无孑遗，然太平兴国中编次《御览》，引用一千六百九十种，其纲目并载于首卷，而杂书、古诗赋又不能具录，以今考之，无传者十之七八矣。此论未然。《太平御览》盖因袭唐诸类书《文思博要》、《三教珠英》等，仍其前引书目，非必宋初尽存也；亦有宋世不存，而近时往往迭出者，又以钞拾类书得之。此皆余所自验，故知之最真。洪以博洽名，而早列清华，或未晓此曲折，诸家亦鲜论及，漫尔识之。”显然，这段议论是胡应麟通过自己“钞拾类书”的编辑工作得到的认识，因而他说是“此皆余所自验，故知之最真”。胡应麟一生从各种类书中辑佚、整理而编辑成多种古书，虽然未能全部传世，但却证明他所言是有事实根据的。他认为洪迈之所以失误，或许就是因为不了解“钞拾类书”这一编辑工作的个中原委，而其他人也很少论及此点，所以他才借《太平御览》一事加以说明。由此可见，虽然表面上胡应麟与陈振孙结论相同，胡应麟也读过陈氏之书，但他们得出结论的途径是完全不同的，是各自通过自己的研究得出的，因此不能径指是胡应麟抄袭了陈振孙。此外，据《总目》卷142《搜神记》提要：“胡应麟《甲乙剩言》曰，姚叔祥见余家藏书目中有干宝《搜神记》，大骇曰果有是书乎？余应之曰此不过从《法苑(珠林)》、《(太平)御览》、《艺文(类聚)》、《初学(记)》、《(北堂)书钞》诸书中录出耳，岂从金函石匮幽岩土窟掘得耶？大抵后出异书，皆此类也。斯言允矣！”胡应麟把从类书中辑佚、整理而编辑成古书的情况，视作“后出异书”的一种类型，对此，《总目》态度鲜明、言简意赅地指出其言允当，揭出了这类“后出异书”的来源本质。由此也可以证明，胡应麟所说“此皆余所自验，故知之最真”之言，绝非虚论。从而再次证明，他对洪迈之说的反驳，确实是来自于个人的编书实践，而不是抄袭自陈振孙。但《总目》却删去了胡应麟《经籍会通》中“此皆余所自验，故知之最真”的一段自我表白的话语，又没有对胡应麟的学术实践做通盘整体的考察，未能仔细推寻其所以然之故，从而误判成胡应麟抄袭陈振孙的冤假错案。
三 曲解文义，以显己功
《总目·类书类·序》云：“类事之书，兼收四部，而非经、非史、非子、非集，四部之内，乃无类可归……《隋志》载入子部，当有所受之。历代相承，莫之或易。明胡应麟始议改入集部，然无所取义，徒事纷更，则不如仍旧贯矣。”但实际上，胡应麟并没有说过要将类书列入集部。其原文曰：“类书，郑《志》另录，《通考》仍列子家，盖不欲四部之外别立门户也。然类书有数种，如《初学》、《艺文》，兼载诗词，则近于集；《御览》、《元龟》，事实咸备，则邻于史；《通典》、《通志》声韵、礼仪之属，又一二间涉于经，专以属之子部，恐亦未安。余欲别录(佛、道)二藏及赝古书及类书为一部，附四大部之末，尚俟博雅者商焉。”⑧显然，《总目》是曲解了胡应麟的原意，由此对胡应麟所作的“无所取义，徒事纷更”的批评也就站不住了，而其关于类书在“四部之内，乃无类可归”的认识，则显然又与胡应麟的论述有着异曲同工之处。
自《隋书·经籍志》纵横家明确著录有《鬼谷子》一书后，柳宗元首先怀疑其为伪作，然其依据只是汉代没有著录此书。北宋《新唐志》以为苏秦作，南宋晁公武、明代宋濂均依《史记》，以为是战国时鬼谷子撰，但亦都列出《新唐志》之说以存异。胡应麟总结前人之说后进一步加以思索：“余读之，浅而陋矣，即仪、秦之师，其术宜不至猥下如是。”“《汉志》绝无其书，文体亦不类战国，晋皇甫谧序传之。案：《隋志》(应为《汉志》)纵横家有《苏秦》三十一篇、《张仪》十篇，《隋·经籍志》已亡。盖东汉人本二书之言，会萃附益为此，或即谧手所成而托名鬼谷，若子虚、亡是云耳。”⑨并批驳了杨慎把《汉志》中的《鬼容区》指为《鬼谷子》的附会之说。对此，《总目》卷117《鬼谷子》提要云：“胡应麟《笔丛》则谓《隋志》有《苏秦》三十一篇、张仪十篇，必东汉人本二书之言，荟粹为此，而托于鬼谷，若子虚、亡是之属。其言颇为近理，然亦终无确证。《隋志》称皇甫谧注，则为魏晋以来书固无疑耳。”在肯定胡应麟“颇为近理”的同时，却将胡应麟原文“盖东汉人本二书之言，会萃附益为此，或即谧手所成而托名鬼谷”，歪曲为“必东汉人……托于鬼谷”，然后又引“《隋志》称皇甫谧注”云云，得出“为魏晋以来书固无疑耳”的结论，炫耀这是自己考证的成果。其实只要将两处文字比堪对读，即可发现，《总目》所做的，恰如其批评于明朝学者的“抄袭前人之书而割裂之，以掩其面目”，乃窃前人论断为己有，因为“谧手所成”当然就是“魏晋以来”了。
《总目》卷85《史部·目录类序》云：“郑元(即郑玄)有《三礼目录》一卷，此名所昉也。其有解题，胡应麟《经义会通》谓始于唐之李肇。案《汉书》录《七略》书名，不过一卷，而刘氏《七略别录》至二十卷，此非有解题而何？《隋志》曰：‘刘向《别录》、刘歆《七略》，剖析条流，各有其序，推寻事迹。自是以后，不能辨其流别，但记书名而已。’其文甚明，应麟误也。”这就不但纠正了胡应麟所称书目解题“始于唐之李肇”的错误，还考证出正确的事实，即刘向、刘歆时即已作有书目解题，这当然是《总目》显示自己的考证功绩了。不过，胡应麟书名本为《经籍会通》，并非《总目》这里所说的《经义会通》，这很可能是出于一时笔误，不值得深究。真正成问题的是，《总目》对胡应麟的这一考证纠谬，是否真的与胡应麟有关呢？
首先，不但胡应麟《经籍会通》中根本没有提到唐代李肇，就是其所有传世遗文中也没有说过书目解题“始于唐之李肇”的话，因此，《总目》所指胡应麟称书目解题“始于唐之李肇”的说法，就成了无中生有的捏造。当然，这也可能是《总目》记忆有误，将别人的错误说法张冠李戴地加给了胡应麟。但是，不管哪种错误，胡应麟与书目解题“始于唐之李肇”的说法都没有任何关系。
其次，关于刘向父子与书目解题的关系，胡应麟有着清醒的认识。其《经籍会通》卷一原文如下：“书目第记书名，卷轴概不能广。唐《群书四录》乃至二百余卷，何以浩繁若此？盖各书之下必有论列，若歆、向所编者……郑(樵)《(二十)略》有刘歆《七略》七卷，又《七略别录》二十卷，岂七卷者目，《别录》乃论列与？”卷二又云：“《七略》原书二十卷，班氏(即班固)《(汉书)艺文(志)》仅一卷者，固但存其目耳。向、歆每校一书，则撮其指意，录而奏之，近世所传《列御冦》、《战国策》皆向题辞，余可概见。因以论奏之言，附载各书之下，若马氏(即马端临)《(文献)通考》之类，以故篇帙颇繁，惜今漫无所考。”显而易见，只要把这些话完整地读过来，就能清晰地看得出，胡应麟已经明白指出了书目解题起源于刘向、刘歆父子的事实。但《总目》却对此视而不见，先是给胡应麟捏造一个“李肇”云云，然后再自己考证一番，以耀示己功，最后又反过来对胡应麟大加批评，未免是错上加错了。
四 因袭前人，不注所出
明代学人，援引前人常常不注出典，《总目》对此多所讥切，指出此乃“明人著书之通病”，“盖明人好抄袭前人之书而割裂之，以掩其面目。万历以后，往往皆然”。就连以博洽著称当时及后世的焦竑，也被《总目》指认为“多抄袭说部，没其所出……亦足见明之无人”⑩。实则，《总目》自己也有不少这类行为。
《总目》因袭前人而不注所出，至少有两种情况。一是因袭前人的方法和原则。如对《世说新语》，胡应麟在《少室山房笔丛》中论云：“《世说》以玄韵为宗，非纪事比，刘知几谓非实录，不足病也。”(11)刘知几是史学理论家，一再强调实录和真实，这本没有错，但他以实录征实之史法来衡评并非史学专书的《世说新语》，未免强人就己，自然大为偏颇。《总目》卷140《世说新语》提要：“义庆所述，刘知几《史通》深以为讥，然义庆本小说家言，而知几绳之以史法，拟不于伦，未为通论。”这显然是因袭了胡应麟的认识方法和原则。
北宋官修《新唐书》行世以后，五代时所修《旧唐书》渐被废弃，幸好明嘉靖年间有人对《旧唐书》加以搜集、重刊，才得免于失传，而明代学者杨慎、李梦阳、何良俊等竟认为旧书远胜新书，从一个极端走向了另一个极端。清代顾炎武、王鸣盛都认为二书互有短长(12)，《总目》卷46《旧唐书》提要亦持各有优劣、相辅而行的评价。此后，新旧《唐书》此优彼劣之论息。不过，最早重新提出新旧《唐书》评价问题的并非顾炎武、王鸣盛，更非《总目》，而是他们之前的胡应麟。胡应麟在其《史书占毕》卷1、《艺林学山》卷5《二唐书》、《少室山房类稿》卷101《读新旧<唐书>》和《诗薮》杂编卷4中，从史料价值高低、文笔优劣、体例妥当与否等不同角度，对二书进行了具体考察，指出“二书得失，犹齐楚鲁卫”(13)，“两存之备考可也，举一而废一不可也”(14)。显然，《总目》的评价态度和原则，与胡应麟并无二致。
二是因袭前人观点。如《竹书纪年》记有“虞九年，西王母来朝”之事，胡应麟在《三坟补逸》卷上为之作注云：“西王母已见于此，不始《周穆》(指《穆天子传》)也。以余考之，盖亦外国之君。”此后《总目》卷142《穆天子传》提要亦云：“所谓西王母者，不过西方一国君。”至于前人是否已经有此观点，则一概不提。
《鬻子》一书，《汉书·艺文志》道家、小说家并有著录，说明此书初有名同实不同之二家。宋人叶梦得和明初的宋濂都注意到《汉书》两载《鬻子》之事，但因不明《汉书》类例，并不明白其初本有二家，反而认为是班固自相矛盾，莫知孰是，更不明白今传为何本。胡应麟明确揭示出《鬻子》古有二家，今传者“非道家言”，“然道家固实有《鬻子》”，由《列子》所引三条看，“其为道家言，居然可见”，“班氏以列道家，亡怪也”(15)。“盖《鬻子》道家言者汉末已亡，而小说家尚传于后，人不能精核，遂以道家所列当之(按：汉后诸史《艺文志》及诸家目录皆将《鬻子》著录于道家)，故历世纷纷，名实咸爽，《汉志》故灼然明也。”(16)亦即今传《鬻子》乃小说家，不过，“其书体兼儒杂，既绝不类《列子》所引语，而《列》所引语亦略不见篇中，故知其决匪道家，然亦未必小说家之旧。大概后人掇拾残剩，而补苴缀辑之功亡万一焉，故其章次、篇名皆混淆错乱，视他子书，特寥落无足观”(17)。此后，《总目》也发表意见，指出：“考《汉书·艺文志》，道家《鬻子说》(应为《鬻子》)二十二篇，又小说家《鬻子说》十九篇，是当时本有二书。《列子》引《鬻子》凡三条，皆黄老清静之说，与今本不类，疑即道家二十二篇之文。今本所载，与贾谊《新书》所引六条文格略同，疑即小说家之《鬻子说》也。”(18)此说显然与胡应麟之论相合，用《总目》自己的话说，就是“特抄袭其说”而“没其所出”，但它在分类时却将《鬻子》归入杂家，又与它在这里的考证结果自相矛盾。
《子夏易传》，《总目》称：“说《易》之家，最古者莫若是书。其伪中生伪，至一至再而未已者，亦莫若是书。”“今本又出伪托，不但非子夏书，亦并非(唐代)张弧书矣。”(19)实则胡应麟早已指出：“据陈氏所论推之，当是汉末人依托，至隋残缺，唐宋人复因隋目，取王氏本伪撰此书。正犹《乾坤凿度》，本汉世伪撰，至隋唐亡逸，宋人复伪撰以行。伪之中又有伪者也。”(20)
《洞冥记》，晁公武、陈振孙皆认为汉郭宪撰，《总目》则云：“所载皆怪诞不根之谈，未必真出宪手。又词句缛艳，亦迥异东京。六朝人依托为之。”(21)此论不虚，但亦属承袭前人而来。胡应麟即已指出此书“题郭宪子横，亦恐赝也。宪事世祖，以直谏闻，忍描饰汉武、东方事，以导后世人君之欲？且子横生西京末，其文字未应遽耳。盖六朝假托，若《汉武故事》之类耳(自注：《后汉书》，宪列方技类，后人盖缘是托之)”(22)。清初姚际恒作《古今伪书考》，直接引用胡应麟之说作为辨伪之语，相比《总目》的缘饰手法，姚际恒显然坦白明快得多。
传世本《遂初堂书目》只录书名，不录卷数，就连各书的作者也大多不予著录，即便著录，称谓亦不整齐划一，如有的以名，有的以字，有的以官衔，有的以姓，可谓极为疏漏。对此，《总目》认为：“惟不载卷数及撰人，则疑传写者所删削，非其原书耳。”(23)这种推断是有道理的，因为《遂初堂书目》全载于元人陶宗仪所编《说郛》，而《说郛》对所收录的前人著作确实有删节，又很少做出相关说明。不过，最早发此疑窦者并非《总目》，而是胡应麟。胡应麟不但多次指出《遂初堂书目》的这种“疏略乃尔”的著录情况，而且明确指出，这与其作者尤袤“颇负博洽称”的实际身份并不相符，考虑到《遂初堂书目》全载于陶宗仪《说郛》，胡应麟认为，此“或陶氏《说郛》所节也”(24)。这比《总目》说得还要直白清晰。
因袭前人，不注所出，并非字面意义上的误读与误判，但它既然构成抄袭，当然就是对前人研究工作的不尊重，是在内心里对前人研究成果的实质性承认而表面上却不予承认，从而有意无意地形成一种间接的、特殊形式的误读与误判。但不管如何间接与特殊，仍然是一种错误，诚如《总目》自己所说，是“病”态的表现。
宋末元初的史家胡三省曾经说过，“人苦不自觉，前注之失，吾知之；吾注之失，吾不能知也”(25)。胡三省是在注释《资治通鉴》的过程中体认到这一点的，因而他使用了“前注”、“吾注”二词。实则他此言也可以推广而应用于所有撰文著书之事。《总目》的学术价值是相当高的，“衣被天下，沾溉无穷”，“功既巨矣，用亦弘矣”(26)，已为二百年来的学术发展所证明。但迫于期限无力从容研究，乃恃其博洽，率尔操觚，高自标置，也正是犯了“人苦不自觉”而又不能时时严谨克己的毛病，因此仍存在种种失误，这是我们后人不能不引以为戒的。
注释：
①此为唐代史学理论家刘知几语，见《史通》卷8《书事》，《史通通释》本，上海古籍出版社1978年版。
②永瑢等《总目》卷119《卮林》，中华书局1965年版(下同)。
③《总目》卷146《阴符经解》。
④陈振孙《直斋书录解题》卷11《云仙散录》，《中国历代书目丛刊》本，现代出版社1987年版；《总目》卷140《云仙杂记》。
⑤胡应麟《四部正讹》卷下，《少室山房笔丛》本，中华书局上海编辑所1958年版。
⑥余嘉锡《四库提要辨证》卷17《云仙杂记》，中华书局1955年版。
⑦胡应麟《甲乙剩言·王太仆》，王文濡辑《说库》本，浙江古籍出版社1986年版。
⑧(11)(16)胡应麟《九流绪论》卷下，《少室山房笔丛》本。
⑨(15)(17)胡应麟《四部正讹》卷中《鬻子》，《少室山房笔丛》本。
⑩分别见《总目》卷119《名义考》、卷132《珍珠船》、卷128《焦氏笔乘》。其他如《总目》卷50《春秋别典》、卷60《苏米谭史广》、卷62《吴中人物志》、《献征录》(焦竑著，“或注或不注”)、《廉吏传》、卷123《清秘藏》、卷127《览古评语》、卷128《紫桃轩杂缀》、《书蕉》、卷131《谈资》、卷132《稗史汇编》、《偶得绀珠》等条，均指责明人不注出典之弊。
(12)顾炎武《日知录》卷26《旧唐书》、《新唐书》，《日知录集释》(外七种)本，上海古籍出版社1985年版；王鸣盛《十七史商榷》卷69《二书不分优劣》，丛书集成初编本。
(13)胡应麟《艺林学山》卷5《二唐书》，《少室山房笔丛》本。
(14)胡应麟《少室山房类稿》卷101《读新旧〈唐书〉》，1924年永康胡氏梦选楼刊《续金华丛书》本。
(18)《总目》卷117《鬻子》。
(19)《总目》卷1《子夏易传》。
(20)胡应麟《四部正讹》卷中《子夏易传》，《少室山房笔丛》本。胡应麟和《总目》都认为《子夏易传》初本即是伪撰，因为他们都认为《子夏易传》的最初作者子夏，即是孔子弟子卜商。实际这完全是误解，见余嘉锡《古书通例》，上海古籍出版社1985年版，第36—38页。
(21)《总目》卷142《汉武洞冥记》。
(22)胡应麟《四部正讹》卷下《洞冥记》，《少室山房笔丛》本。
(23)《总目》卷85《遂初堂书目》。
(24)胡应麟《经籍会通》卷1，《少室山房笔丛》本，并参其《少室山房类稿》卷116《报童子鸣》。
(25)胡三省《新注〈资治通鉴〉序》，《资治通鉴》卷首，中华书局1956年版。
(26)余嘉锡《四库提要辨证·序录》，见该书卷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