毛泽东的探索及其对区域经济发展的启示_区域经济发展论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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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国是一个屹立在世界东方的社会主义大国，国土面积位居世界第三，人口位居世界第一。但是中国同时又是一个发展中国家，区域之间发展的不平衡是基本国情。在辽阔的疆域中，除了胡焕庸线①所反映的区域差异外，东、中、西三大区域之间无论是自然条件还是生产力水平都存在较大差距。作为多民族的国家，中国的民族分布呈现“大杂居、小聚居”的特点，少数民族聚居地的经济发展水平普遍比较落后。如何实现区域经济的和谐发展，不仅是中国经济发展亟需解决的重大课题，而且与民族团结、国家安全密切相关。新中国成立之后，毛泽东全面考虑当时的国际环境、国内条件和经济发展战略等因素，对改善区域经济布局和均衡发展进行了艰辛探索。回顾毛泽东的区域经济发展思想与实践，有助于为我们今天“优化区域结构”提供历史智慧。

       一、20世纪50年代毛泽东对沿海与内地工业均衡发展的探索

       新中国建立在半殖民地半封建的生产力基础之上，不仅经济落后、底子薄，而且大部分近代工业由外国资本控制或经营。我国重工业主要分布在原为日本占领的东北地区；以上海为中心的长江三角洲则主要集中了轻工业。上海与江苏并不是我国主要棉产区，但生产的纱锭却占全国60%以上。[1](p.64)但资源丰富的内地和边远少数民族地区的生产力却极不发达。据1952年统计,我国沿海各省市工业产值,约占全国工业总产值的70%,内地仅占30%左右。[2]在经济分布不均衡的同时，铁路等基础设施也不发达，不利于要素、资源与商品流动。新中国成立之初，全国仅有2万多公里铁路，而且铁路大多集中分布在东北和东部沿海地区，辽阔的西北、西南只有5%左右的铁路。[3](p.6)区域经济发展的极不平衡，不仅不利于提高落后地区人民的生活水平，而且造成工业制造中心远离原料、能源产地和销售地，不利于全国工业化的推进。此外，中国抗日战争与苏联卫国战争的教训都警示中国的工业过于集中在沿海地区，不利于国家安全和战略纵深布局。

       新中国成立之初，以美国为首的西方资本主义国家对新中国采取了敌视政策，特别是朝鲜战争爆发后对中国实行了经济“封锁”和“禁运”。台湾海峡危机、越南战争以及美国扶持日本和“马尼拉条约”等，更恶化了东部沿海地区的发展环境。

       正如毛泽东指出：“朝鲜还在打仗，国际形势还很紧张，不能不影响我们对沿海工业的看法”。[4](p.85)东部沿海虽然工业基础较好，但是由于潜在的战争威胁，使其难以成为经济建设的重点。东北地区由于靠近苏联，工业基础较好，被毛泽东寄予厚望。他说：“东北是全国的工业基地，希望你们搞好这个工业基地，给全国出机器，出专家。”[5](p.99)1953年开始的大规模工业化建设中，东北成为重中之重。在“一五”重点建设的“156项”中，分布在东北的达到56项，占全国的37.3%，位居全国六大区之首（参见表1）。106个民用工业项目中，东北拥有50项（占总项目的47%以上)，中部与西部分别拥有31项与24项；在44个国防项目中，有35个布置在中、西部地区，其中17个安排在陕西省。“一五”计划时期限额以上的694个工业建设单位，分布在内地有472个，分布在沿海各地的仅有222个。[6](p.631)

      

       经过“一五”计划建设，沿海与内地工业的比重失调问题有所改善。“一五”时期，内地工业产值在工业总产值中的比重由1952年的29.2%上升到1957年的32.1%；而同期沿海地区则由70.8%下降到67.9%。[7](p.193)不仅从总量上来看，内地的工业水平得到提高，而且从结构上来看，内地重工业建设取得长足发展，一方面开发了丰富的资源和能源；另一方面奠定了内地的工业基础。

       但在内地工业发展的同时，沿海地区工业的潜力未能充分挖掘。据1956年估计,上海40种主要工业品的设备利用率有35种在80%以下，其中16种甚至在40%以下；天津38种主要工业品设备利用率在40%以下的有15种，60%以下的有17种，70%—80%的只有6种。[8](pp.484-485)沿海工业的潜力远未挖掘，不利于全国工业化的推进。

       朝鲜战争之后，万隆会议和日内瓦会议使得国际形势有所缓和；苏联二十大也认为新的世界大战打不起来。在相对缓和的国际环境下，毛泽东对区域经济布局产生了新的思考。

       1956年3、4月间，毛泽东在听取中央各部门的汇报时指出：“沿海地区占我国工业的70%，要充分合理利用，不能限制发展。如果说沿海不敢利用，那么东德、捷克就不要建设了。”[9](p.188)毛泽东还指出：“上海赚钱，内地建厂，这有什么不好？这和新建厂放在内地的根本方针，并不矛盾。”[8](p.484)

       中共八大上，毛泽东作了著名的《论十大关系》的讲话，对区域布局进行了较为系统的论述。他认为：“现在，新的侵华战争和新的世界大战，估计短时期内打不起来，可能有十年或者更长一点的和平时期。”基于此认识，他提出：“这样，如果还不充分利用沿海工业的设备能力和技术力量，那就不对了。不说十年，就算五年，我们也应当在沿海好好地办四年的工业，等第五年打起来再搬家”，“好好地利用和发展沿海的工业老底子，可以使我们更有力量来发展和支持内地工业”。[10](p.38)

       毛泽东发展沿海工业的认识是基于世界大战打不起来的判断，而且内地工业发展仍然是国民经济布局的重点。毛泽东回顾“一五”建设时认为，“沿海的工业基地必须充分利用，但是，为了平衡工业发展的布局，内地工业必须大力发展。在这两者的关系问题上，我们也没有犯过大的错误，只是最近几年，对于沿海工业估计有些不足，对它的发展不那么十分注重了”。[10](p.26)当毛泽东对国际形势判断发生改变之后，他对区域布局的构想也相应改变。

       二、毛泽东对地方建立独立经济体系的探索

       中国是一个幅员辽阔、人口众多的发展中大国，各地区的自然条件、经济发展水平不同，为加快工业化步伐，毛泽东希望调动地方政府积极性，推动各地区建立完备的工业体系。1956年，毛泽东在《论十大关系》中针对当时权力过于集中的现象，强调调动“中央与地方两个积极性”。1958年，毛泽东再次指出以往“中央集权太多了”，造成“束缚生产力”。他认为：“中央要办一些事，但是不要办多了，大批的事放在省、市去办。”[11](p.823)在成都会议上毛泽东强调：“中国自秦至今，一统天下，统了，地方就不发展。各有利弊。”[12](p.121)

       1958年，在大跃进的气氛下，为调动地方发展经济的积极性，我国进行了建立经济协作区的探索。1958年全国分为东北、华北、华东、华南、华中、西南、西北七大协作区，1959年又将华中、华南协作区合并为中南协作区。1958年，毛泽东在视察天津时指出：“地方应该想办法建立独立的工业体系。首先是协作区，然后是许多省，只要有条件，都应建立比较独立的但是情况不同的工业。”[12](p.318)1959年10月至1960年2月，毛泽东在读苏联《政治经济学教科书》（下册）谈话中强调：“从经济上来说，中央要充分发挥地方积极性，不要限制、束缚地方积极性。我们是提倡在全国统一计划下，各省尽可能都搞一整套。”[13](p.320)中共中央提出：“第二个五年计划期间，在全国建立强大的独立完整的工业体系的同时，各协作区都应当建立起比较完整的、不同水平和各有特点的工业体系，各省、市、自治区也都应当建立起一定程度的工业基础。”[14](p.126)

       中央权力下放后，各地方政府积极推进当地“大跃进”，争先恐后大放“粮食卫星”、“钢铁卫星”，结果导致了经济紧张与混乱。1960年1月3日，毛泽东在经济工作会议上对权力分散提出批评意见。1961年1月13日，党的八届九中全会批准了中央政治局关于成立六个中央局的决定，以加强对六个大区各项工作的领导。邓小平提出“建议恢复中央局职权，将中央局的职权扩大，恢复到1953年前一样，中央局决定了算数，不能再是个协商机关”。1961年1月20日，中央做出了《关于调整管理体制的若干暂行规定》，强调经济大权要集中到中央、中央局和省（区、市）三级。最近两三年更多集中到中央和中央局。[15](p.31)20世纪60年代前期中央集权避免了“大跃进”时期分权带来的经济混乱，但是中央权力过于集中的弊端仍未能克服,毛泽东再次酝酿新的一轮分权改革。1962年，毛泽东在天津谈到：“中国自秦始皇统一以来，好处就是统一，坏处就是统死。欧洲坏处就是不统一，好处就是各搞各的，无数国家林立发展。”[16](p.517)1966年3月20日，毛泽东在杭州会议上又说：“上边管得死死的，妨碍生产力的发展，是反动的。中央还是虚君共和好，只管大政、方针、政策、计划。”“中央计划要同地方计划结合，中央不能管死，省也不能完全统死”，“不论农业扩大再生产也好，工业扩大再生产也好，都要注意中央和地方分权，不能竭泽而渔”。[16](p.638)“文化大革命”期间我国经济管理体制又经历了新中国成立以来的第二轮大规模“放权”改革。

       建立相对独立的地方经济体系，推动地方经济发展仍是这次放权的重要目的。1970年，冶金工业部向毛泽东汇报：“在各经济区建立起比较完整的、不同水平和各有特点的钢铁工业体系。”煤炭部在《关于全国煤炭工业会议情况的报告》中提出，1972年江南九省煤炭可以基本自给。毛泽东批示：“两件很好，可以转发。”[17](p.180)1970年2、3月间，中央计划会议提出加快地方五小工业的发展，建立本地的小煤矿、小钢铁厂、小金属矿、小化肥厂、小水电站、小水泥厂和小机械厂，形成为农业服务的地方工业体系。[18](p.561)“五小工业”遍地开花，1970年，全国将近有300个县、市办起了小钢厂，有20多个省、市、自治区建设了手扶拖拉机、小型动力机械厂、各种小型农具制造厂，有90%左右的县建立了农机修造厂。[19](pp.538-539)

       在“大一统”的格局下，毛泽东希望调动地方政府的积极性，在地区建立相对独立的经济体系，推动地方经济快速发展。但由于当时的分权建立在单一的公有制和计划经济运行机制之上，仅在中央与地方政府的行政性分权上打主意，不能克服“投资饥渴症”、“预算软约束”等计划经济的弊病。在这种行政性分权下，由于地方政府不负有全国经济平衡的责任，为加快本地区的发展，往往片面追求“小而全”，重复建设较为严重，反而不利于发挥“集中力量办大事”的社会主义优越性。几次“权力下放”的尝试虽然调动了地方政府的积极性，推动了地方经济的发展，但也带来了全国经济的混乱，始终没有摆脱“一收就死、一放就乱”的循环，未能实现毛泽东的预期。

       三、20世纪60年代毛泽东对“三线”建设的探索

       第二个五年计划期间，由于中央从1958年开始大规模的下放财权和投资权限，使得沿海地区的基本投资占全国的比重比“一五”时期明显提高。这与毛泽东从根本上主张区域均衡发展的思想是不吻合的。

       特别是进入20世纪60年代之后，不仅美国在东、南、西部形成了对中国的“C”形战略包围，越战升级；而且中印、中苏关系恶化并爆发了局部武装冲突，国际形势日趋严峻。1964年，美国曾经策划对中国进行核打击，进一步增加了紧张气氛。[20]因此，毛泽东对区域经济布局的认识也发生了重要变化。1964年8月6日，毛泽东在中国政府抗议美国侵犯越南的声明稿上批示说：“要打仗了，我的行动得重新考虑。”[21](p.120)1964年，毛泽东在中央书记处会议上两次指出，要准备帝国主义可能发动的侵略战争，现在工厂都集中在大城市和沿海地区，不利于备战。

       围绕战备，毛泽东对“三五”计划的区域布局进行了新的思考，1964年5月，毛泽东在听取国家计委领导小组汇报第三个五年计划设想时②，提出“一个屁股和两个拳头”的“三五”投资和建设重点的设想：“两个拳头——农业，国防工业。一个屁股——基础工业，要摆好。其他方面不能太多，要相适应。”[22](p.40)他说：“前一个时期，我们忽视利用原有的沿海基地，后来提醒，注意了。最近这几年又忽略‘屁股’和后方了。”[23](p.1361)他特别强调：在原子弹时期，没有后方不行，把全国划分为一、二、三线，③一定要把三线建设好。毛泽东还强调:“酒泉和攀枝花钢铁厂还是要搞,不搞我总是不放心,打起仗来怎么办?”[16](p.559)“抓三线建设，我们把钢铁、国防、机械、化工、石油、铁路基地都搞起来了，那时打起来就不怕了。”[24](p.290)

       在战争的压力下，毛泽东对“三线”建设表现出了只争朝夕的紧迫感。他说：“只要我们在三年到五年的时间内，不主动“挑衅”，就可以把大小三线建设起来，就不怕了。”[24](p.333)毛泽东建设三线急切的心情使其逐渐对计委的工作产生了不满，毛泽东在与李富春、薄一波谈话时提出：现在搞不搞三线建设，就像大革命失败后愿不愿意下农村的问题，愿不愿意革命的问题。[25](p.646，p.641)1964年底，毛泽东决定成立专门制定计划的新班子，专门负责“三五”计划的起草，又称“小计委”。毛泽东亲点“独臂将军”余秋里负责“小计委”。毛泽东曾对余秋里说：“两个阵地：三线是一个阵地，一、二线是一个阵地，以一、二线的生产来支援三线建设。”[22](p.136)在毛泽东的指示下，国家计委将攀枝花、酒泉钢铁工业基地，成昆、湘鄂铁路作为重点项目。按部门分，用在三线地区的投资占该部门的比例，国防工业达74%，冶金工业58%，铁道工业45%，电力工业40%，化学工业48%。[26](p.278)第三个五年计划还计划从一线迁出职工约198000人，设备约2万台，支援“三线”建设。[22](p.190)

       虽然“三线”建设在文化大革命初期受到了冲击，但1969年中苏爆发了“珍宝岛”战争，中苏关系恶化进一步导致国际环境紧张，以战备为中心的“三线”建设再次进入了新的建设高潮。经过10余年的努力，西南、西北地区建设起一个基本上配套完整的国防工业战略后方基地。许多“三线”建设地区的经济面貌焕然一新，经过“三线”建设四川建立了以重庆为中心的常规兵器工业基地、以攀枝花为中心的钢铁工业基地和川南盐化工和天然气化工生产基地。[27](p.125)1965年至1978年，四川省工业生产总值（按当年价格计算）由12.25亿元增加到59.4亿元，按可比价计算增加了3.9倍（高于全国的3.4倍）；占全国工业生产总值的份额（按当年价格计算）由2.24%增加到3.7%。[28]1975年，四川全省固定资产原值已达到182.3亿元，超过上海、黑龙江，仅次于辽宁，位居全国第二位。[19](p.479)贵州六盘水地区煤炭储量达150亿吨，但长期未能得到大规模的开发。“三线”建设时期，六盘水成为建设重点，到1978年设计能力为年产1120万吨煤的六盘水大型煤炭基地基本建成，[29](p.226)从根本上改变了贵州煤炭工业落后面貌。

       四、毛泽东对少数民族地区经济发展的探索

       中国是一个人口众多的多民族国家，少数民族更多分布在西部广大地区。毛泽东指出：“我国少数民族人数少，占的地方大。”“我们说中国地大物博，人口众多，实际上是汉族‘人口众多’，少数民族‘地大物博’，至少地下资源很可能是少数民族‘物博’。”[10](p.45)发展少数民族地区经济不仅有利于民族团结、改善少数民族人民的生活水平，还可以推动全国经济的发展。

       少数民族地区经济发展水平落后，西藏、新疆等少数民族地区在新中国成立前现代工业几乎是空白，如何跨越“贫困性陷阱”成为这些地区面临的重要问题。毛泽东对少数民族地区的经济建设非常重视，并且强调中央政府对少数民族地区的支持与帮助。有“世界屋脊”之称的西藏，解放晚，问题复杂。注重抓全国乃至世界性重大问题的毛泽东在20世纪50年代对于西藏问题却事无巨细，必躬亲之。[30](p.124)1952年，毛泽东指出：“西藏地方政府和僧俗人民都希望建设西藏工商业，发展西藏经济，是很好地。中央人民政府一定会帮助你们，使西藏的经济逐渐繁荣，人民生活逐渐改善。”[31](pp.492-493)1953年，毛泽东对西藏参观团说：“中央有什么东西可以帮助你们的一定会帮助你们。帮助各少数民族，让各少数民族得到发展和进步，是整个国家的利益。”[32](p.369)1952—1958年，中央给西藏地方财政补助累计达3.57亿元；1959—1965年，中央给西藏补助累计达5.9亿元。[33](p.247)在中央政府的帮助下，西藏经济得到恢复和发展。1959年，毛泽东指出“西藏改革后④也要办工业，要西藏人自己办”。[34](p.240)1959—1965年，全区民族手工业发展到33个行业，近100个企业，230多个手工业互助组，6670人，年产值由平叛改革前的124万元增加到890多万元，年均递增32%。[33](p.113)

       新疆地处西北边陲，幅员辽阔，占全国总面积的1/6,同8个国家接壤，战略地位极为重要。1949年9月，在新疆和平解放之际，毛泽东指出“解决新疆问题的关键是我党和维吾尔族的紧密合作。”[35](p.10)1950年，鉴于新疆财政紧张，中央给了新疆较大支持，“先拨黄金5000两，购拨汽车200车辆，在今明两年逐步拨给四五十万匹布、茶砖一千吨”。“筹拨电力二千马力，纱锭2万，毛锭5000及一个皮革厂。”[35](p.49)1950年，周恩来提出：“要发展西北，要帮助西部少数民族文化的发展，首先的问题是修铁路，最大的目标就是跟新疆通起来。”[36](p.59)1952年，毛泽东提词：“庆贺天兰路通车，继续努力修筑兰新路!”[35](p.90)1955年，新疆自治区正式成立，新疆建设与发展进入了新的历史时期。1957年，新疆工农业总产值达到10.36亿元，比1952年增长63.15%，克拉玛依石油、新疆有色金属公司、十月拖拉机厂等大型工程的建立初步奠定了新疆的工业基础。1958年，兰新铁路修到新疆，结束了新疆没有铁路的历史。在我国三年困难时期，新疆地区也出现了经济紧张的局面。1962年，在苏联长期策划和诱骗下，新疆塔城、裕民、霍城等地出现了6万余中国居民越界逃亡苏联。在苏联驻伊宁领事馆的策动下，还出现了数百人冲击哈萨克自治州政府的“伊宁反革命事件”。[37](p.99)1963年9月28日，毛泽东在对新疆工作的指示中指出：“新疆反修工作主要还是经济问题。农业要一年比一年增产，经济要一年比一年繁荣。”“对新疆各族人民的物资供应，布、茶、糖和其他日用品，要比其他地区充分一点，请总理告诉先念同志。新疆人民生活的改善，不仅要比国民党时期好，而且要比现在的苏联好。”[35](p.228)在中央政府的支持下，新疆地区经济得到较快恢复，逐步建立了现代工业。1965年工农业总产值达到24.38亿元，比1962年增加50.8%。1965年，新疆地区粮食总产量达到26.15亿公斤、油料产量7000万公斤、棉花达到7500万公斤、牲畜年末存栏2697.4万头，分别比1962年增加58.3%、98%、200%、26.7%；钢、煤、电、石油、水泥等重要工业产品分别增长了1倍以上。[37](p.101)

       中国是一个大国，疆土辽阔，自秦始皇开始就有屯垦戍边的历史传统，毛泽东也对边疆地区的屯垦戍边进行了探索。1949年12月，毛泽东在《中央人民政府人民革命军事委员会关于1950年军队参加生产建设工作的指示》中明确指出：“人民解放军不仅是一支国防军，而且是一支生产军。”[38](p.67)毛泽东指示进驻新疆的人民解放军，要为各族人民多办好事。在毛主席的指示下，新疆军区所属部队分为国防军和生产部队，其中近11万人参加轰轰烈烈的大生产运动。[39]毛泽东指出，“我王震部入疆，尚且首先用全力注意精打细算，自力更生，生产自给，现在他们已经站稳脚跟，取得少数民族的热烈拥护。”[34](p.92)1954年正式成立了新疆生产建设兵团，兵团成立了10个农业师、1个建筑工程师、1个运输处、1个建筑工程处，直属单位有八一农学院、被服厂等企事业单位。兵团成立后，迅即摆开了大规模屯垦的新战场，到1966年，兵团总人口达到31.15万人，农牧团场总数发展到158个；耕地达到1212万亩；独立工矿企业达到116个；工农业总产值9.77亿元，占自治区26.4%。[40](p.22)新疆生产建设兵团不仅发展了边疆经济，还维护了边疆稳定。1962年“伊塔边民越境”事件发生后，兵团组织“三代”工作队前往塔城、裕民、霍城、额敏四县执行代耕、代管、代牧任务。[40](p.23)新疆生产建设兵团还在新疆伊犁、塔城、阿勒泰、哈密地区和博尔塔拉蒙古自治州等长达2000多公里的边境沿线建立了纵深10公里到30公里的边境团场带。[41](p.347)20世纪60年代中期，新疆生产建设兵团工农业产值达新疆自治区的27%，工业产值达到自治区的30%，[41](p.72)到1966年，兵团总人口达到148.54万人，拥有农牧团场158个。[41](p.347)在“文化大革命”特殊的历史背景下，由于兵团定位不准，过于强调战备，兵团经营效益受到影响。1966—1974年，兵团粮食产量从72.03万吨减少到52.51万吨，棉花产量从2.49万吨减少到1.52万吨。1967—1975年9月，兵团6年亏损6.746亿元。[42](p.195)1975年，新疆生产建设兵团撤销，成立了新疆农垦总局；1982年，新疆生产建设兵团恢复。经过改革与整顿，新疆生产建设兵团在今天的边疆发展中仍然起到了重要作用。新疆生产建设兵团2007年耕地面积达到107.8公万顷，2008年，兵团棉花产量达到131.34万吨，以占全国9%的植棉面积，生产了全国棉花的17.51%，成为我国最重要的商品棉生产基地。[43]

       五、毛泽东区域经济思想的贡献与启示

       毛泽东在国际全局冷战、局部热战的背景下，为加快中国的工业化和保障国家安全的需要，对区域经济发展进行了重要探索，奠定了日后中国经济腾飞的物质基础，也为当前区域发展提供了宝贵的经验与启示。主要表现在以下五个方面：

       第一，为内地建立了现代工业基础，使丰富的资源与能源得到有效开发。毛泽东强调内地经济发展，经过20多年努力内地兴建了一大批重工业项目，内地工业基础薄弱局面得到改善。经过努力我国还先后建成了成渝、宝成、黔桂、川黔、贵昆等19条铁路干线，[44](p.316)扭转了东西地区经济孤立的格局，促进了全国资源流动。改革开放以后，“价格双轨制”使得大部分重工业产品都是按照“计划价格”供应。内地为东部沿海地区提供了大量的基础工业产品，让东部沿海地区享受了区域布局的历史红利。改革开放前30年对西部地区的开发，还为改革开放后改变我国经济格局的“西气东输”、“西电东送”等重大工程奠定了基础，内地许多工业项目在今天中西部经济发展中仍然发挥着重要的作用。

       第二，内地建立了强大的国防工业，形成了战略回旋空间。毛泽东在广袤的内地积极发展国防工业，经过20多年的努力，广大内陆地区建成了一批具有常规武器和导弹核武器制造能力的国防工业基地。[45]例如，1958年开始兴建的西北核武器研究基地，成功爆炸了原子弹、氢弹，让中国跻身于核大国。1970年开始建设的西昌卫星发射中心，至今仍然是中国卫星发射的重要基地，近80颗国内外卫星从这里送入太空。改革开放后，中西部许多国防工厂都进行了“军转民”的改革，形成了长虹集团、嘉陵摩托、长安汽车等一批具有较强技术实力的大型企业集团，成为当地经济重要的增长点。

       第三，少数民族地区经济实现了跨越式发展，为国家安全和边疆开发奠定了经济基础。毛泽东在区域经济发展的探索中，加强了中央政府对少数民族地区的扶持。在中央政府的帮助下，经济发展落后的少数民族地区实现了经济的发展，跨越了资本稀缺的“贫困性陷阱”。在边疆地区的戍边屯垦则发展了当地经济，巩固了边疆稳定。在当前我国转变经济发展方式的背景下，一方面，中央政府应当给予少数民族地区经济扶持；另一方面，还应当保护、改善少数民族地区的生态环境，健全生态补偿横向转移支付机制，实现少数民族地区的经济与生态协调发展。

       第四，消除中国区域经济发展的不平衡是一个长期的任务，将伴随着现代化的整个过程，如何缩小这种区域经济之间的发展差距，既需要政府这只“看得见”的手，也需要市场这只“看不见”的手，但是两者发挥各自作用的边界不是固定不变的，需要因时、因地、因事制宜。同样，我们吸取毛泽东在这方面的探索及经验教训，也需要采取实事求是的辩证态度。今天“优化区域经济结构”，既不能忽略政府在区域发展中的协调作用；又不能脱离市场对资源配置的决定性作用。应当将政府干预建立在有效的市场基础之上，平衡区域发展的公平与效率，优化区域经济结构。

       第五，如何发挥中央和地方两个积极性以加快发展，一直是毛泽东要解决的问题。他对中央与地方政府分权的探索，留下了丰富的经验教训。在经济新常态下，转变经济发展方式依旧要发挥中央与地方政府的两个积极性。未来一方面应当根据不同的经济条件与自然环境，加强中央政府的顶层设计，通过“国土功能区”等措施对各地区经济进行合理布局；另一方面应当建立合理的政治激励机制，促使地方政府行为与中央宏观目标相一致。

       注释:

      

      

      

       ①即中国地理学家胡焕庸在1935 年提出的划分我国人口密度的对比线，最初称“瑷珲—腾冲一线”，后因地名变迁，先后改称“爱辉—腾冲一线”、“黑河—腾冲一线”。胡焕庸线是适宜人类生存地区的界线，其两侧还是农牧交错带和众多江河的水源地，是玉米种植带的西北边界。同时，中国的贫困县主要分布在胡焕庸线两侧。胡焕庸线与400 毫米等降水量线重合，线东南方以平原、水网、丘陵、喀斯特和丹霞地貌为主，自古以农耕为经济基础；线西北方人口密度极低，是草原、沙漠和雪域高原的世界，自古是游牧民族的天下。中科院国情小组根据2000 年资料统计分析，胡焕庸线东南侧以占全国43.18%的国土面积，集聚了全国93.77%的人口和95.70%的GDP，压倒性地显示出高密度的经济、社会功能。胡焕庸线西北侧地广人稀，受生态胁迫，其发展经济、集聚人口的功能较弱，总体以生态恢复和保护为主体功能。

       ②国家计委原定的“三五计划”思路主要是：“发展农业，解决吃穿用问题；适当加强国防，突破尖端；加强基础工业。”参见，刘国光主编：《十个五年计划研究》，人民出版社2006 年版，第259 页。

       ③所谓三线，是按地域划分的。第一线是沿海，第二线是中部地区，第三线是后方地区，包括西南的云、贵、川，西北的陕、甘、宁、青。新疆属于第一线。

       ④1959年3月，西藏地方政府和上层反动集团公然撕毁和平解放西藏的《十七条协议》，发动了全面的反革命武装暴动。解放军奉命平叛，迅速摧毁了叛乱集团在拉萨、山南地区的两个指挥中心。进藏解放军和工作人员根据中央“边平叛边改革”的指示，率领农奴和奴隶在全区开展了轰轰烈烈的民主改革运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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