符号运用策略对女性主义传播效应的影响—— 以父权制概念的意义阐释为例，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父权制论文,为例论文,符号论文,效应论文,意义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女性主义不是要与男人对立， 也不是在制造两性对立,这在女性研究领域早已达成共识。但为什么在女性主义传播过程中,我们还不时可以听到来自男性、来自大学课堂、来自学界、来自行动一线、甚至来自女性研究内部的种种误解乃至非议呢? 并且这种误解和非议已在很大程度上影响甚至阻碍着女性主义的传播及实践效应。认真分析造成这种状况的缘由,一方面与传播对象对女性主义的知识了解甚少、对性别不平等的社会现实缺乏敏感直接相关，另一方面与女性主义传播主体的传播策略也有着密不可分的关系。因此,在传播过程中注重概念符号的运用策略,扩大女性主义的传播效应,不论是对普及女性主义知识的教学活动,还是对提高女性主义学术地位的研究活动,抑或是增强女性主体意识和性别敏感度的实际行动,都是十分重要和极为必要的。下面试以对父权制概念的意义阐释和解读为例来说明这个问题。
一、父权制概念的含义或意义
父权制是什么? 在对其定性的学术研究中有着多种不同的思维路向。
其一,在本体论意义上将父权制定义为一种客观的事实存在,认为“我们的社会像历史上的任何文明一样,是一个父权制的社会。只要稍微回想一下,军事、工业、技术、高等教育、科学、政治机构和财政,一句话,这个社会有通向权力的途径,包括警察当局的强制权力,完全掌握在男性手中,事实也就不言自明了。……如果一个社会以父权制作为社会基础,占人口一半的女性就由人口的另一半的男性所控制。”[1](P44)以“存在”作为认识问题的前提和出发点,论者所探讨和分析的主要是父权制是怎样存在的? 为什么存在?其存在是否合理?通过怎样的途径改变不合理的存在等问题。论其合理性者,以“存在即合理”作为立论的根据,认为父权制文化或制度的存在与其他存在( 种族的、阶层的等) 相互作用与互动的结果是历史发展的一种必然,现实中的我们( 包括男人和女人) 应顺应历史和自然。也就是说,历史不可超越,自然不得违背,父权制或男权文化之所以存在必然有其存在的理由,至少在一定的历史阶段是如此。由于历史和现实的种种原因,如果女性在社会参与和知识水平上还不及男性,男性对权力和话语的控制就是一种必然。这种权力关系推而广之,反映在国与国之间的权力关系上就是“弱国无外交”,“落后必挨打”。并认定这是“铁的定律”,即便想在理念上试图改变,但无情的现实也会把人们美好的梦想击得粉碎。自由主义女性主义可谓这一观点的代表,以此为根据对妇女解放道路的选择,就是强调女性自身的独立自强,否则,就难以在社会生活中找到自己的立锥之地。论述父权制存在的不合理性者,以“天赋人权”作为论说的基础,认为男女两性生而平等,无论何时何地,任何一个性别对另一个性别的歧视与压迫,都不利于人类社会的发展。尤其是随着社会的进步和人类文明程度的提高,女性与男性所具有的同等能力已经成为一种“现实存在”的历史条件下,如果人们还用一成不变的观念规范和要求女性或两性的行为,必然会对社会的发展产生巨大的阻力。
在学术研究中,如有的论者“对母系制与父权制作为一种社会结构和人与人关系的辨析梳理”,就是试图将父权制作为一种“存在”来观照。“正因为有了母系制到父权制的历史性演变,才有了历史与现实中的种种性别问题和文学中的种种性别现象,于是人们才渐渐把这些性别问题、性别现象转化为符号化的词语,用语言之光予以澄明。”[2]
其二,在方法论意义上将父权制理解为一种分析框架或研究范式,以激进女性主义为代表,认为所谓的“父权制”理论是关于女性的理论,是由女性创造的理论,是为了女性而创造的理论。“对于多数女性学者来说,父权制一词对研究妇女受压迫问题和分析这一压迫的系统组织提供了一个重要的理论化概念,它还为社会中男性为主导的性质提供了概念形式。”[1](P44)这种理论认为,父权制压制女性,是一个以权力、统治、等级和竞争为特征的综合体系。“在所有已知的社会中,性别关系都是以权力为基础的,这一权力的形式是男性在生活的一切方面统治女性; 性别统治是那么普遍,那么无所不在,又是那么彻底,以至于被视为一种‘自然的秩序’而被广大的人群视而不见; 它在各种文化中都是最为普及、渗透力很强的意识形态,它为权力这一概念提供了最基本的形式。”[3](P51)并认为男性群体是压迫女性群体的,不仅在公领域压迫女性,而且在家庭中通过家务劳动、性和生育对女性进行控制。而要揭示父权制的存在及其对女性的压迫,必须运用父权制的概念或方法。反过来讲,不运用父权制概念和框架,就看不到妇女受压迫这一事实存在。当前许多研究成果就是将父权制作为一个分析框架来分析父权制的存在形式的,如有的运用父权制概念,对中国历史上性别制度的“因”“变”和“经”“权”进行分析; [4]更多的是对文学文本中的父权制思想给予尖锐的揭露,还有的对现存体制中的父权制残余给予批判。所不同的是,有的将父权制概念与其他一些分析范畴“并用”,有的视其为“唯一”,并认为只有如此,女性作为一个群体,才能在姐妹情谊的基础上联合起来,并超越种族和阶级的界限,实现妇女的真正解放。
其三,在实践论意义上将父权制定义为一种文化观念和制度安排,并认为“这是一个系统的、结构化的、不公正的男性统治女性的制度。”[3](P5)这种文化和制度是男女两性共同建构的,它不仅压抑女性,同时也压抑男性。正如一些论者指出的:“父权制是一种以男性为主导的统治,它并不意味着作为个体的男性是一个‘统治者’,个体的女性是被动的‘被统治者’,作为一种制度形式,女性像男性一样参与到这种女性统治中,男性也像女性一样受到这种统治的限制。”[5](P5)因此,要使社会机体良性运行,男女两性必须联合起来,改变乃至推翻千百年来所形成的不利于两性发展的父权制文化和制度,重新建构适合两性发展的性别文化和性别制度——解放女性,也解放男性; 为了女性,也为了男性。
综合以上几个方面,我认为,父权制是一种“存在”,但这种存在因时、因地、因人而异。不是所有男人都压迫女人,也不是所有女人都受男人压迫。只是就总体而言,在农业社会和前工业社会,由男性在社会生活中所占据的主导地位所决定,女性的感受和经验常常被男性的经验和感受所取代,使女性自觉不自觉地处于被动服从的地位; 而在发达的工业社会和信息时代,女性的社会参与成为必然,知识女性群体的崛起必定会为父权制的改变提供条件。另一方面,父权制作为一种分析框架或研究范式,在方法论意义上和其他一切研究范式是平行的或对等的,并不是凌驾于种族和阶级等方法之上的。运用它分析历史与现实中的性别不平等,不仅可以揭示其他一切范式所遮蔽或不易看到的方面,而且还可以在与其他不同范式的交流与互补中使研究的结论更加真实与客观。再一方面,父权制不只压迫女性,同时也压迫男性,因此,在实践的层面上,推翻父权制,女性单方面的孤军作战是不能实现的,它是男女两性共同的责任和义务。另外,方法论意义上的父权制概念具有从本体论向实践论转化的中介作用,也就是说,运用父权制这一概念框架,不仅可以认识、分析、批判历史与现实中的父权制存在形态及其表现形式,而且可以为改变现实中不利于女性发展的文化和制度提供理论和事实的依据,从而在解构的基础上使先进的性别文化和性别制度得以重建。
二、女性主义在现实生活中被误解的原因
父权制是女性主义研究中的一个核心概念,运用它分析认识历史与现实中的性别不平等时常常遭遇误解。仔细分析,原因主要有以下几个方面：
首先,语言符号的有限性和意义的无限性之间的矛盾
从以上论述不难看出,女性主义对妇女受压迫所具有的巨大的解释力是通过“父权制”这三个简单字符背后所蕴涵的极为丰富的意义得以体现的。一方面,研究者在“既定的”或“认同的”意义上解释新问题,揭示历史与现实中的种种性别不平等现象; 另一方面,在解释、揭示和诠释的过程中通过对语言文字符号不同的排列组合,“父权制”这一词语又会不断生成新的意义。feminism 和gender 两个英语单词从西方旅行到中国以后,由此而引起的“女权主义”和“女性主义”、“性别”和“社会性别”之分歧,也从一个侧面说明隐藏于概念背后意义生成的无限性。[6][7](P118)也就是说,由语言文字符号的模糊性、不确定性、多义性等特点所决定,与传播者和接受者个体的生活阅历、人生经验、知识累积相适应,在女性主义传播过程中,生成于历史、中介于语言的概念会不断被赋予新的意义,不只是积极的意义,同时还会生发出消极的意义。就父权制来讲,从本体论出发,将父权制作为一种事实上的客观存在来对待,就是说不管人们或认识者是否认识到父权制的存在,它都是客观存在的。这种认识隐含着本质主义的两种危险,一方面认为“男强女弱”、“女不如男”是自然形成的,因此男性统治、支配女性天经地义; 另一方面以男性作为“人”的标准,在忽视和无视两性“差异”的同时有可能使现实中追求男女平等的女性男性化。在方法论意义上将父权制定义为一种分析框架,就是要求女性研究者创造出众多像父权制一样的概念范畴,如社会性别等,以揭示女性受压迫的原因。并且认为只有将父权制等概念引入到认识者的视野当中,认识才是有意义的。这种认识可能带来以下负面影响,一是概念的泛化,有可能将所有的男人都推向与女人对立的方面; 二是描述性的概括而非批判性的分析,容易给男性统治女性提供合法性的依据; 三是妇女受压迫概念的简单化,不能充分说明和判断妇女经历的差异性,以及性别之间千差万别的实际权力关系; 四是男女两分状态的固定化,使女性始终作为被压迫的受害者给予观照,忽视了这一概念的历史性,也抹杀了女性在历史创造中的能动作用。从实践论的意义上定义父权制,其积极意义在于:父权制作为文化或观念,对人们( 包括男女两性) 思想和行为的影响或制约是历史地形成的,也可以在历史的发展中得到有效改变。作为制度安排的父权制,由于以往男性在公领域所占据的主导地位,忽视女性的利益和需求在所难免; 而在当代和未来,随着女性对社会生活的广泛参与,女性的利益和需求会日益得到重视。其消极意义在于,建立在普遍适用假设之上的父权制有可能将所有的男性作为压迫所有女性的敌人来对待,其结果不仅因为缺乏男性的参与使妇女解放的进程受阻,而且有可能在相互之间的对立中使两性关系更加紧张。由上面的论述不难看出,父权制意义生成的原因是复杂的,其表现也是多方面的,传播主体想要传达给读者或听众的意义和信息,通过语言文字或概念符号的中介作用,在传播过程中会不断出现意义的增递与流失,如果传播主体与传播对象不在同一的意义层面上理解同一概念,分歧的产生就不可避免,甚至会影响相互之间的对话与交流。
其次,认识对象的客观性与认识主体的主观性之间的矛盾
在父权制度下,女性受压迫是一种客观的事实存在,这一点是确定无疑的。否则,就不可能有中外历史上如火如荼的妇女解放运动和门类繁多的女性研究。但对女性是由谁压迫的、怎样压迫的、通过什么途径才能改变女性所受压迫,或者是女性受压迫是怎样存在的、为什么存在、以什么方式存在、怎样改变不合理的存在等问题的认识,不同时空、不同文化、不同身份、不同地位、不同年龄的个人都会在不同的价值观影响下表现出见仁见智的观点和立场。不只是在男女两性之间,即便是在女性内部也存在着很大的分歧; 不只是在研究女性者中间,就是在不研究女性者中间也表现出巨大的差异。比如:
—— 在女性受压迫的存在形式上,有的认为这是一种普遍的存在,从古到今概莫能外。有的则认为,父权制是一种个别的存在,它随着历史的发展而改变,父权制在现实生活中虽然是以男性对女性的压迫作为表现形式的,但并不是所有男人对所有女人一视同仁的压迫。
——在父权制形成的主体上,有的认为男性是罪魁祸首,女性是无辜的受害者。有的则认为,女性也一样是“同谋”,对传统秩序的遵从和认同事实上已为父权文化的倡行大开了绿灯,固化了的观念和行为不仅会将女人脖子上的枷锁越套越牢,而且使男权文化在“刻板印象”的影响下不断以新的方式生成。
——在对待男性的态度上,有人认为男性是敌人,女性群体应在姐妹情谊的基础上群起而攻之。有的则认为,男性和女性是同一战壕的战友,他们同样是父权文化的受害者,两性应在“人类”解放的基础上联合起来,在共建中实现性别平等、文明和谐的社会理想。
——在父权制体制的改造方式上,有的主张采取激进的方式,通过概念的重新定义和话语的再造,以及赋权于妇女,将现存的男权制度彻底颠覆,舍此,妇女解放别无他途。有的则主张采取渐进的方式,运用或者是利用现有的体制框架,将女性的经验和知识融入,尊重历史形成的等级差序,通过量的变化实现质的飞跃。
——在父权制观念的改造对象上,有的主张将矛头直指代表男权文化的男人。有的则认为,作为“同谋”的女人改造起来更为艰巨,也最为关键,因为女性主体自我解放意识的觉醒才是事物变化的内在根据。
——在推翻父权制的奋斗目标上,有的从近期目标出发,认为在策略上应强调为了女性,或主要是为了女性。如果强调为了两性,有可能使女性的利益诉求淹没在男性的权力和话语当中。有的则认为近期目标的实现不能脱离其终极目标或战略目标,即两性平等、和谐、全面、自由地发展。至少为了女性不能伤害男性,或者在为了女性的同时一定要顾及到男性。前者强调的是性别的解放,后者强调的是人的自由与发展。还有论者认为,“从近期目标看,就是有什么问题解决什么问题”;“从长期目标看,应当从争取两性的和谐发展,到性别界限的模糊化,最终使性别作为一个社会分层因素变得越来越不重要,使所有的个人都能使他们的个性得到充分的发展和实现,从而不仅实现男女两性的真正平等,而且实现所有个人在地位上的完全平等。同时最大限度地保留个性的差异,没有一个人因为自己的性别感到任何一点压抑。”[8]
从以上论述不难看出,在对父权制的理解与改造中所表现出的不同的学术观点和个人立场是极其复杂的。以各种不同的观点作为立论的前提和预设,在国内的学术研究中都有大量的学术成果面世,有的受西方不同流派的影响较深,有的试图在吸收、借鉴、对话与超越中力求体现中国自己的“本土特色”。另一方面,在怎样对待不同的学术观点和个人立场时,在研究者中间也表现出了极其不同的立场和价值取向:有的坚持“ 和而不同”,求同存异,殊途同归——不论是在东西方之间,还是在不同的学术流派之间,抑或是在男女两性之间; 有的则主张不同观点之间的针锋相对,认为“不破不立”,坚持“道不同不相谋”。凡此种种,当把其中的某一立场或观点当作“全部”甚至绝对化时,分歧与对立的产生就在所难免,不只是在研究者之间,受某种观点和立场影响的传播对象也会坚守相应的立场。
再次,女性主义的学术立场和政治立场之间的矛盾
女性主义学术研究作为妇女运动的有机组成部分,或者是指导妇女运动的理论先导,不论是在妇女解放领域还是在学术研究领域都有着十分重要的地位。从女性主义的学术立场出发,有的学者追求的是“理性”、“客观”、“真理”以及“普遍性”等,提倡“面壁十年”、“甘坐冷板凳”、“学术至上”、“要为真理而斗争”的治学精神。她们虽然也不否认学术研究中非理性因素或不同价值取向对研究结论的影响( 尤其是在人文社科领域) ,但主张在研究中必须对人为的、个人的、情感的因素进行严格限制,以避免其对研究结论公正性和正确性的干扰,更不能为了女性个体的利益而将“客观事实”变成“任人打扮的小女孩”。她们认为,“学术成就首先是在论证基础上的知识生产,并往往带有政治色彩,但学术介入阶段要独立于政治,并同一般的学术实践相同,应该尽可能地客观。”[1](P19)在中国,有的学者还强调“没有立场”就是女性主义者学术研究的立场,认为“任何一个学者从事学术研究,必须是先‘丧失立场’,他必须依附于他的研究对象。”立场应该“尽可能地化解到他的研究对象中去”,“化解得越完整,越充分,学问做得越‘真’。”[9](P266)从女性主义的学术立场出发所体现的女性主义的政治立场,一方面是从占妇女绝大多数的劳动妇女的经验和利益出发,实现从“英雄史观”到“人民群众”,从“精英”到“普通百姓”的研究对象的转换,通过质性研究和口述历史等方法,认识并记录普通劳动妇女的生存和生活状况,并竭力创造使她们能够发声和言说的条件,力求避免知识女性为其代言而形成的文化霸权; 另一方面是将女性生命历程中的生存、生活和生产( 包括人的生产和物的生产) 经验融入到知识生产和改造社会的实践当中,以便使建立在“客观”“公正”基础上的“科学”结论为政府作出有利于女性和两性的决策提供理论和事实依据,为实现真正的男女平等创造条件; 再一方面,运用一定的或先进的技术和方法,将妇女受压迫的经历作为学术研究的对象,深刻而全面地揭示女性和两性存在的真实状态,并在改造的基础上使其更适合“人类”的生存与发展。
从女性主义的政治立场出发审视女性主义学术,有的研究者主张“将妇女运动的需要置于女性研究的首位”,[1](P19)在后现代思潮的影响下,其突出表现就是对“客观性”、“理性”、“普遍性”等概念的质疑和批判,认为知识与权力密切相关,“客观”和“理性”根本不可能,寻求关于妇女的知识本身就带有鲜明的政治色彩和意识形态性。女性研究不仅要为变革社会现实提供理论武器,而且作为一种信仰或理念,加入到这一行列的女性及学者就要为妇女平等权利的争取矢志不渝。并坚信脱离政治判断的学术成就,只能加强现存社会的权力关系,不能为女性解放与发展的战略目标的实现提供条件和根据。因此,女性研究的目的和任务就是促进研究者和被研究者觉悟的提高,对所有不利于女性生存与发展的文化和制度进行批判,甚至不惜一切代价推倒重建。对女性主义的这种政治立场,不仅在整个人文社会科学研究领域存在着分歧,就是在女性研究内部也很不统一。这种不统一影响了对女性及两性关系认识的深化,同时也影响了女性解放的实践效应及其发展方向。
三、女性主义的传播策略
女性主义理论不是建立在空中的楼阁,它来源于女性解放运动的实践,在指导女性解放的实践中又接受着实践的检验; 就研究者个人来讲也不仅仅是为了孤芳自赏,建基于“科学”之上的知识需要更多的人来共同“分享”。运用女性主义理论对历史与现实的观察、认识、分析、批判,目的是要让研究的结果或结论在更广泛的范围传播,一方面增强人们( 包括男人和女人) 的性别敏感度,揭示存在于社会各个领域的性别不平等现象,另一方面是在力所能及的范围内通过实际的行动对父权制予以改造,不论是在文化观念上,还是在制度安排上。而要扩大女性主义研究成果的传播效应,占据主导地位的传播主体( 研究者和教师) 在运用概念符号进行论著撰写和课堂教学的过程中,必须讲究一定的技巧和策略。
首先,扩大传播主体与传播对象之间的意义交流空间
概念符号作为人类传播活动的基本符号体系,在传播过程中有着十分重要的作用。一方面传播主体借助概念符号所负载的意义传递信息,另一方面传播对象对概念符号意义的进一步解读以及在此基础上的再次符号化活动,反过来又会制约传播主体的传播效应。
通过概念符号传达意义有一个前提条件,就是传播主体与传播对象之间需要有一个共同的意义交流空间。一方面对概念符号的含义有一个基本相同的理解,另一方面有大体一致或接近的生活经验、知识结构、思维路径、价值取向和文化背景。而由于社会生活的多样性,每个人的生活空间和意义空间是不可能完全相同的,不同的人对同一概念符号所蕴涵的意义的阐释是随着历史的发展而不断变化的,不同身份地位和不同文化背景下的人对同一概念会产生不同的理解,即便是同一个人,在不同的历史阶段也会对同一概念产生不同的认识。所以,意义的交换和互动也只能通过传播主体和传播对象共同的部分来进行。如果二者重合的部分大,交流的面就会非常广泛,对话和交流的基础就相对牢固; 如果二者重合的部分狭小,双方的交流与沟通就会受阻。因此,不论研究还是教学,要扩大女性主义的传播效果,首先要扩大传播双方共同的意义空间,即交流双方在同一的意义层面上理解同一符号的涵指,或者是在不同的意义层面理解同一符号的不同涵指。只有这样,才能求得共鸣,达成共识,在实现女性和人类解放的大目标上步调一致。
其次,廓清重新定义后概念的意义边界
在女性主义的传播过程中,觉醒了的知识女性通过语言文字符号对概念进行重新定义,以争取女性在自身解放和社会变革中的双重话语权,是女性主义研究的一个重要方面。如,在女性主义的研究中,我们不难发现后现代女性主义对普遍性、客观性、线性思维、圆性思维、家务劳动、公领域、私领域、卖淫等概念在解构中所赋予的新意义,甚至连“女性”、“父权制”这类概念都成了被解构的对象,并试图通过对概念的重新定义来揭示符号在原来习以为常的意义下所掩盖或被遮蔽的事实真相,为女性主义知识的再生产提供依据。因为“受到符号制约的人,有时会激进地有时会渐进地改变旧的符号和创造新的符号”。[10](P55)但也不可否认,概念符号过滥或过频的变动或变化,容易使人们的价值和规范处于流动化和无序化的状态,从而使人的认识、判断和行为产生混乱。比如在对主体性的解构中有的论者就质疑道:“当我们当中的许多人刚刚开始打破我们一直被迫保持的沉默,刚刚开始提出为我们自己命名的权力要求,刚刚开始作为历史的主体而非客体来行动,正当此时此刻,为什么主体的概念本身却成了问题? ……正当我们开始讨论我们所要求的变革之时,进步的理念和系统地、理性地组织人类社会的可能性却变成不确定和值得怀疑的了。”[3](P72)如果某一概念符号可以包罗万象,恐怕有时甚至连言说者本身都说不清楚自己所要坚守的立场和所要传达的观点、意义到底是什么了。如果用此父权制概念的意义去理解、框定彼父权制概念的含义,交流双方不在同一意义层面上对话,分歧就会不断扩大,这也是在学术研究中我们不时听到的论辩双方相互指责对方“自说自话”的主要原因之一。所以,不论是论文撰写还是课堂教学,明确界定所使用概念的意义边界就显得十分重要,尤其是理论发展的起始阶段在概念符号的意义还没有约定俗成的情况下。因为“科学的界说是必要的,当你不加界说的说‘是’,说它‘放之四海而皆准’时,它肯定不是科学的,而是宗教”。[9](P272)也就是说,自己是在怎样的意义范围内使用某一概念的,并对其有可能产生或带来的负面效应给予必要的说明。事实上,有的学者已明确认识到了这一点。比如,在社会学的教材编写中,有的编者对女性主义立场就作出了明确的界定:“中国的女性社会学强调本学科必须具备妇女的立场、妇女的视角、妇女的意识、妇女的经验、妇女的出发点、妇女的目的,但它不认为妇女是一个有别于男子的阶级,也不与男子相对立,更不视男子为敌。它力图使研究成果有利于国家和社会的运行与发展,反对父权家长制对男女两性的摧残和压迫,力争与男子一起共同获得有利的生存与发展机会。”[11](P6)这既是学术研究所得出的结论,也是中国的女性研究所要坚守的立场。也有一些论者针对意义生成的多样性以及由此带来的诸多分歧,主张从“元概念”上理解符号的“本义”。
再次,运用“提示”的技巧与策略
女性主义的学术研究和教学活动,实际上是一个传播过程,传播效应究竟如何很大程度上依赖于传播主体的技巧与策略。
研究与传播的过程实际上就是一个不断提示的过程。提示一般分为一面提示和两面提示。一面提示是指仅向传播对象提示自己认同的观点或于己有利的判断材料。两面提示即在提供自己认同的观点和有利材料的同时,也以某种方式提示对立一方的观点或不利于自己的材料。两种方法各有利弊,一般来说,一面提示能够对己方观点作集中阐释,论旨明快,简捷易懂,但同时也会给人一种咄咄逼人的印象,使接受对象产生逆反或心理抵抗。两面提示由于给对立观点以发言的机会,给人一种公平感,可以消除接受对象的心理反感,但由于同时提供对立双方的观点,论旨变得比较复杂,理解的难度增加,在提示对方观点之际如果把握不好分寸,反而容易造成支持对方观点的结果。因此,不论是一面提示还是两面提示,对传播效果所产生的影响是确定无疑的。但究竟哪一种效果更好,不能一概而论。有关研究结果显示:一面提示和两面提示依据传播对象的不同而有明显的区别。一般来讲:(1) 从与人们原有态度的关系来看,对原来就持赞成态度的人来说,“一面提示”的传播效果明显大于“两面提示”; 而对原来持反对态度的人来说,“两面提示”的效果则明显大于“一面提示”。( 2) 从与文化水平的关系来说,“一面提示”对文化水平低者传播效果较好,而“两面提示”对文化水平高者传播效果较佳。结果表明:无论是一面提示,还是两面提示,效果的大小强弱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传播对象的性质,离开传播对象泛谈两者的优劣是没有意义的。[10](P203- 204)
因此,为了提高女性主义的传播效应,在传播过程中起着主导作用的传播主体必须在充分占有材料、并对各种不同观点产生的来龙去脉全面了解的基础上,给传播对象以必要的提示。具体来讲,对研究中不同流派的立场和观点,对同一观点可能产生的正反两方面的效应,针对不同的传播对象采取不同的“提示”策略。比如,在论文撰写中,有的论者就针对家暴测量方面对男性的忽略提示道,在关于家暴的许多调查项目的设计上,“都只是询问丈夫对妻子的暴力,即使是访问了男性,……也只是询问丈夫对妻子的暴力。这种调查研究中的重女轻男不仅忽视了男性也会受暴这一事实,而且会倾向于测量‘她’的婚姻,而不是‘他’或‘夫妇二人’的婚姻,这对于了解婚姻首先是夫妻的互动这一事实是有影响的。”“国内外目前的研究都发现,尽管在造成大伤害上,男性施暴的后果远较妻子受暴的后果严重,但部分妻子的确可能对丈夫施暴或双方共同暴力是一个不争的事实。所以只测量丈夫对妻子的暴力,而忽略夫妻间的另外两种暴力,对理解和寻找有效干预家暴的措施都是不利的。另外,尽管两性暴力都冠以家庭暴力的名称,但实际上只测量妻子受暴,这表明相关研究者可能对家庭暴力的多种形式还没有充分意识到或未能充分反映在问卷设计和调查中。”[12]这种提示给人的启示是,问卷设计中的立场会直接影响到研究的结果或结论,以及政策制定和行动的有效性。
需要指出的是,符号是具有意义的,不只是父权制,一切概念符号皆然。而解读符号的意义并不仅仅存在于符号本身，时间、地点、人物、场合、文化、规范、制度等情境,有时也会形成符号本身所不具有的新意义，并对原来符号本身的意义产生制约和影响。所以，人们在采取一定的策略使用语言符号的过程中,不能无限夸大其作用,其他许多非语言信息或非理性因素，如表情、神态、情绪、感情等,对女性主义的传播效应的影响和作用同样是不可忽视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