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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图分类号：G529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9-413X(2004)01-0024-08
颜元是清初知名实学家，教育改革先行者。明末清初之普通学者，高者禅宗，卑者训诂，尤卑者帖括，居身无义，进退无礼，处事无能，对此，颜元深以为忧。[1](P231)为培养德才兼备、能干济时艰的实用人才，颜元从实际有用出发，在他主教的学校中，对传统而又在风行的教育内容进行了彻底改革。当时的学校教育，基本上只是科举考试的辅导班，“上者只学先儒讲著，稍涉文义即欲承先启后，下者但问朝廷科甲，才能揣摩皆骛富贵利达”[1](P40)，“人人禅子，家家虚文”[1](P774)，惟时文是习，以八股为业。颜元对此极为反感。他说：“八股行而天下无学术，无学术则无政事，无政事则无治功，无治功则无升平矣。故八股之害，甚于坑焚。”[1](P691)他认为，八股对社会造成的危害，比儒家最耿耿于怀的焚书坑儒，还要严重。于是他把时文与僧、道、娼一起，并列为社会四秽，直言道：“为治去四秽，其清明矣乎，时文也、僧也、道也、娼也。”[1](P748)
颜元反对理学、八股，那他主张以什么教学生呢？颜元的回答是：
大约书是古人为学为治谱也。汉、宋儒专以讲读著述为学……凡遇着实用功处，便含糊脱略过去……渠满眼只看得几册文字是文……解“博学”用“于文无不考”五字，蔽哉！夫文，不独《诗》、《书》、六艺，凡威仪、辞说、兵、农、水、火、钱、谷、工、虞，可以藻彩吾身、黼黻乾坤者，皆文也。……君子无方以学之，则事物洞达，措办有方……虽未必德即进于中和，功即臻于位育，亦可以弗畔于道矣。[1](P190)
下面，我们就从德、智、体、美诸方面对颜元的教育内容论分别予以探讨。
一、独树一帜的惟实德育观
儒家重教化，故极重德育，但所倡多虚。迄至宋、明，学人中先忧后乐之士日少一日，借仁义道德之说教而谋富贵利达之徒则与日俱增，德育，亦由虚而假。面对这种腐败风气，颜元慨然大呼：
世宁无德，不可有假德。无德犹可望人之有德，有假德则世不复有德矣。此孔、孟所以恶乡原也。世宁无儒，不可有伪儒，无儒犹可望世之有儒，有伪儒则世不复有儒矣。此君子所以恶夫文人、书生也。[1](P686)
颜元既然反对这种伪儒假德，那他的实学教育中又提倡些什么呢？
极力提倡三达德，是颜元德育思想的一大特点。
颜元在坚持信、义、孝、悌、睦等基本伦常道德之同时，尤重智、仁、勇。他说：“仁、智、勇，古今之达德也，立德、立业俱在于此。”[1](P649)又说：
“三达德”上自天子，下至庶人，大而谋王定国，小而庄农商贾，都缺它不得。试观汉高祖张文成便是知不惑，萧文终便是仁不忧，韩淮阴便是勇不惧，缺一不成西汉二百年世道。后汉昭烈孔明智也，蒋、费仁，关、张勇，缺一不成鼎足事业。递至百职之居官，学者之进德，农成佳禾，商聚财货，都须一段识见、一段包涵、一段勇气方做得去。[1](P202)
不难看出，这实实在在的智、仁、勇，在颜元眼里，才是最重要的“德”——“达德”。并且，颜元认为，两宋之积贫积弱，以至灭亡，就是因为程、朱理学教育中缺了这“三达德”。
万物一体、天地为徒，是颜元道德理想的高境界。
颜元希望弟子们能做到“成己必兼成物，致中和必期位育”，“万物一体，天地为徒”。他认为，人只要具备了这种道德水平，无论“在上、在下，都能撑持气运，砥柱人群”，而这种人对于社会而言也是“有之则治，无之则乱”[1](P227)。可以说，上自先秦诸子，下至当今的可持续发展观，都未能超出这“万物一体、天地为徒”的高境界。
认为德在艺中，进业便是修德，是颜元德育思想的又一大特色。
颜元认为，先儒将六德（智、仁、圣、义、忠、和）、六行（孝、友、睦、姻、任、恤）、六艺（礼、乐、射、御、书、数）统称为“三物”，这种将德、行、艺总名为“物”的本身，就明确无误地告诉我们，“六艺固事物之功，即德行亦在事物内”[1](P753)。他进而认为，“六德是成德事，急难作成，六行是施为处，急难如法，先之以六艺，则所以为六行之材具、六德之妙用，艺精则行实，行实则德成矣。”[1](P194)
在这里，不难看出，颜元的一个中心思想就是“进业便是修德，学艺亦在进德。’对于这一点，他的弟子中也有人大惑不解，于是就有了下面这段师生之间的对话。
颜元的弟子彭好古向颜元请教有关“实学”的问题，颜元回答道：“学者，学为人子，学为人弟，学为人臣。”从这个目标答案看，这分明就是一个伦理道德教育。而当彭好古再问学什么才能达到这一目的时，颜元的回答却出乎其意料。颜元的答案是：“学自六艺为要。”彭好古接着又问，那您说说，例如算术，这又怎么与您的“学为人子，学为人弟，学为人臣”的培养目标挂上钩呢？颜元慨然道，嗨，你也不想想，人如果不懂数学，就会天不知其度，地不知其量，事物不知其分合，你怎么能把事情做好？不能办事的人，怎么能承父兄之命，事君长又何以尽职？[1](P624)
关于德与能之关系，颜元还说：
人之为学，必认定子、臣、弟、友是所以为道，六艺是所以尽子、臣、弟、友之道，方好。譬如子之事父，只对父说孝，臣之事君，只对君说忠不成，必须有事君、父之礼，乐君、父之乐，射以敌君、父之忾，御以代君、父之劳，书数以办君、父之事，方是臣、子。[1](P639)
上述言论，清楚地阐明了颜元关于智中有德、益智即在进德的惟实德育观。
颜元的这一思想，不仅是正确的，而且还是深刻的。它已为人类历史所证明。在文明（含物质文明与精神文明）开化程度低的愚昧落后的社会中，人们的道德水平往往也较低，有时还出现“人相食”甚至是“易子而食”的现象，而在文明开化程度高的发达先进的社会中，人们的道德水平也就相对较高，不会出现上述现象。所以要想提高一个社会的道德水平，首要的不是道德说教，而是先实实在在地提高社会的“文明开化”程度。
颜元德育思想之中，还有一个不容忽视的观点，那就是勤劳养德。
颜元从20岁开始，耕田灌园，劳苦淬砺，到40多岁，仍不时地亲自扬场、赶车。人多以颇有名气的秀才仍然干这种事感到吃惊，而颜元则认为这属正常。直到去世前数月，他仍以不能继续栉风沐雨、胼手胝足而深感遗憾[1](P793)。他曾说：“吾用力农事，不遑食寝，邪妄之念，亦自不起。若用十分心力，时时往天理上做，则人欲何自生哉？信乎‘力行近乎仁’也。”[1](P624)
我们现今的学校教育中，学生的劳动教育，特别是动手劳动似乎少了一点。这种动手劳作的缺少，不仅不利于青少年的身体健康，不利于他们智育方面的进步，同时也会使其道德品质的基础有所欠缺。所以，对青少年的劳动教育特别是让他们动手劳作，决不是可有可无的小事，我们当予以重视。
德育，就是要教会学生正确处理人与人、人与社会组织之间的关系，即毛泽东所说“立群道、平人己”者。[2](P185)而道德之基础，则深藏于社会经济之中。当今社会，有道德滑坡论，且将滑坡原因归咎于我们学校的德育失当。此论不妥。只要社会向前发展，道德就不会真滑坡，这个规律谁也改变不了。近几十年来，特别是改革开放以来，我们的社会是迅速向前发展的，所以，我们社会的道德也决不会滑坡。当然，当前社会中，确有一些失德现象，如欠债能还而不还，见义应为而不为，等等。当然，这与学校德育不无关系，但主要原因不在学校德育而在社会管理之中。道德的底线是法纪。是底线的部分垮塌而导致了道德的无奈。比如说欠债能还而不还的问题吧。这本身就不单是道德问题，而同时也是法纪问题。当前法院许多民事判决“执行难”的情况，不正说明这一点吗？法律尚且难以解决的问题，我们怎能轻易地问责于道德？再说见义勇为而不为的问题。据媒体报道，前些年，山东某单位领导有贪污行为，该单位一会计与之进行了长时间的艰苦卓绝的斗争，才使其贪污行为得以处理。而该会计得到的是：该单位不再任其为会计，其他单位也不肯聘其为会计，社会上也没人管，使其长时间工作无着。有这些事实摆在面前，还有多少人敢“见义勇为”？
不难看出，目前社会上的一些失德问题，失误在于社会管理方面，而不是学校德育所能胜任解决的。当然，当前学校德育也有其需改革之处，这也是毫无疑问的。例如，我们批判了三纲五常，却未能树起新的伦常，人与人、人与组织、组织与组织的交往，经济是很主要的内容，但义利观教育欠缺，等等，这些都是需要改革德育来解决的。
二、对智育内容的彻底变革
将八股制艺视为可有可无，而代之以实际有用的学问，是颜元对智育的最大贡献，也是其教育内容变革的核心。在这方面，颜元有两大历史性贡献：其一是将自然科学知识正式列入教育内容，并且将其作为主要课程进行教学。其二是将传统经史教育实学化。
颜元将自然科学做为教育内容，可能始于他34岁以后。在此前的10年教育生涯中，颜元尚笃信程、朱、陆、王，将他们列入道统，设龛以敬，倘有谁说半句不敬之言，颜元就像被人骂自己的父母一样难受。他谨遵遗训，读书而静坐，偶有欠暇，宁缺读书，不缺静坐。他自己尚且如此，其教学内容亦可想而知。另外，他33岁时，曾执教新兴村，立有学规。这个学规无半字涉及自然科学，也可从反面证明34岁以前他可能未曾将自然科学的知识列为教育内容。
34岁时，颜元始觉悟到程、朱、陆、王之学不过是俗学和禅学的混合物而已，迥异于周、孔之实文实学，“非正务也”[1](P726)。从那时起，他便开始对程、朱、陆、王之学进行批判。先著《存性编》，旋著《存学编》，对程、朱理学进行彻底清理，并将自己所办学校的名称“思古斋”改为“习斋”。同时，他又学习数学，“自九九以及因、乘、归、除，渐学《九章》”。[1](P727)并著《农政要务》一书，“耕耘、收获、辨土、酿粪以及区田、水利，皆有谟画。”[1](P727)他的好友杨计公，时为安平诸生，“知兵，能技击，精西洋数学”，[1](P747)颜元就不时前往求教。这些学习与著述，无疑在为他的教育奠定着基础。到颜元41岁为习斋订定“教条”时，自然科学的内容便赫然列于其中了。“教条”中写道：“昔周公、孔子，专以艺学教人，近士子惟业八股，殊失学教本旨。凡为吾徒者，当立志学礼、乐、射、御、书、数及兵、农、钱、谷、水、火、工、虞，予虽未能，愿共学焉。”[1](P743)
对自然科学教育的坚持，颜元是老而弥笃。这从他对漳南书院的课程设计中可窥一斑。62岁时，颜元应聘前往肥乡主教漳南书院，他为书院设计的课程是：
第一、文事。包括礼、乐、书、数、天文、地理等科。
第二、武备。包括黄帝、太公及孙、吴诸子兵法，攻守、营阵、陆水诸战法，并射、御、技击等科。
第三、经史。包括十三经、历代史、诰制、章奏、诗文等科。
第四、艺能。包括水学、火学、工学、象数等科。
理学和八股也在课程之中，只不过是作为批判对象而设置的。
从这个课程设计不难看出，其中自然科学知识比重已是三分天下过其一了。
将大量的自然科学知识正式列入学校教育课程之中，且占到这样大的比例，这是对传统教育的革命，而颜元就是这个革命的主将。
将传统经史课程实学化，这是颜元对教育内容变革的又一大贡献。
颜元认为，经史类内容不是不需学，关键是通过经史类著作学习什么，掌握什么。颜元自己所设计的课程中，经史类课程也占相当比重。但他要求学生在这类课程中学习的内容以及要掌握的知识，与传统理学教育以及为应付科举考试而教的完全不同。当时作为科举附庸的学校教育，之所以让学生读经史，只是为了应付科举考试，故学生所学，重点在于记故采词，而颜元的实学教育之设经史课程，是为了让学生从中学习经世济民的知识，提高辅国养民的能力。关于如何读历史，颜元对学生说：
先定志而后看史，则日收益矣。如志在治民，凡古大臣之养民教民、兴利黜害者，皆益我者也；志在勘乱，凡古良将之料先策后、出奇应变者，皆益我者也。志不定则记故采词，徒看无益，犹之四书五经矣。[1](P677)
而对于四书五经，颜元也是这样看待的。他认为，这些经书，只不过是古人的经济谱而已，不能只记背文字，而主要应从中学习于治国安邦齐家修身有用的思想内容，并通过这种学习而提高自己的办事能力。他经常向学生讲自己读《论语》的经验和体会：“生世六十余矣，读《论语》分三截：前二十年见得句句是文字，中二十年见得句句是习行，末二十年见得句句是经济。”[1](P229)
为落实自己的实学教育思想，颜元37岁时还把当时颇具权威的启蒙教材《三字书》（即今之所谓《三字经》）作了修订，将六艺（礼、乐、射、御、书、数）、六府（金、木、水、火、土、谷）等实学内容加了进去。此举有多处记载可证其有，但遗憾的是我至今尚未见到颜元《三字书》的修订本。
当然，颜元力诋八股制艺，但他却始终未予彻底废除。在“习斋教条”中，他对此事的处理方式是学生“愿学八股者听”。在设计漳南书院时，他仍设有“理学”和“帖括”二斋，以课程、朱、陆、王之学和八股举业，但他也明确说明，设此二斋，只是为了“以示吾道之广，且以应时制。”他将这两斋设计在书院各斋的最末，并使其朝向向北，与他的正堂“习讲堂”相对，以“见为吾道之敌对。”并且他坚信，理学和八股总有一天会被废除，到那时，这空下来的两个教室，“左处宾价，右宿来学”[1](P413)。
颜元不愧为一代哲人，他的预言也已实现，但可惜的是不是在当时，而是在二百多年后。清统治者明知八股无用，而故意用之“牢笼志士、驱策英才”[3](P263)，玩治人权术。其想以八股愚人的目的是达到了，但愚民的结果是导致国势衰微，其政权也在内外交困中瓦解，连爱新觉罗氏也不免成为阶下囚。而当时下层的读书人，也皆为眼下之利而竞逐于科场，其中不成功者的无奈姑且不论，就是那些成功者，眼下利益是得到了，而其遗患却祸及了整个中华民族的子孙后代。故我劝世人，勿为贤者不达而幸灾乐祸，更莫因非道之得行而庆幸额手。贤者不达，国势难昌，非道得行，后患无穷，或危及自身，或祸及子孙后世，其害之大，则可能延缓整个民族甚至整个人类社会的发展，可不慎哉！
平心而论，我们今天学校所设课程，基本部具实用价值，遗憾的是许多人只把其内容当成应试的辅导材料一般看待，因而使其实用价值大打折扣。公式、公理、定义、定理、概念、判断，直至一些诗文，背得滚瓜烂熟，答起卷来得心应手，而一旦遇到实际问题，却往往一筹莫展。学生已届成年，生活能力低下。高中毕业了，上大学报到还要家长护送到校，甚至需要家长代为办理各种入学手续。毕业后，长时间不能适应与自己学历水平相匹配的工作。大学生，甚至研究生被拐卖的现象时有发生。思想政治道德品质诸科，大多成绩优秀，鲜有不及格者，但冲一下便池这种举手之劳却有许多人不愿做，致使一些学校的厕所臭气冲天。这种种现象警示我们，我们现今学校教学内容的实用价值被严重削弱，我们确实需要借鉴一下颜元的将传统经史课程实学化的做法，以期真正提高我们的教育质量。
三、对体育的高度重视
颜元极重体育。他看到，自宋儒提倡半日静坐、半日读书之后，国人体质，特别是读书人的体质呈明显下降趋势，渐成弱女子态。而且当时全社会对此也习以为然，而一旦看到读书人骑马、舞刀、拉弓、射箭，或做些其他体育运动，便惊诧不已，将之视为异类，谥之为不务正业。对此，他慨叹道：“夫子自言‘我战则克’，是吾夫子不惟战，且善战，明矣。至孟子传道，已似少差。流至汉、宋，峨冠博带，袖手空谈，习成妇人女子态，尚是孔门之儒乎？熟视后世书生，岂惟太息，真堪痛哭矣。”[1](P193)
颜元认为，之所以造成这种局面，乃“不务实学所致。”他说：“古人之学，用身体气力，今日只用心与目口，耗神脆体，伤在我之元气，滋六气之浸乘，乌得不病！”[1](P732)为改变这种陋习，颜元提出了自己全新的“动”的教育主张，他说道：“养身莫善于习动，夙兴夜寐，振起精神，寻事去做，行之有常，并不困疲，日益精壮，但说静息将养，便日就惰弱。故曰：‘君子庄敬日强，安肆日偷。’”[1](P635)又云：“吾辈若复孔门之学，习礼则周旋跪拜，习乐则文舞武舞，习御则挽缰把辔，活血脉，壮筋骨，‘利用’也，‘正德’也，而实所以‘厚生’矣。岂至举天下事胥为弱女，胥为病夫哉！”[1](P648)
当然，这种动的教育，学生好像是苦些，不如静坐读书安逸，但结果是不同的。颜元说：“礼、乐、射、御、书、数，似苦人事，而却物格知至，心存身修而日壮，读讲文字似安逸事，而却耗气竭精，丧志痿体而日病。非真知学者，其孰能辨之！”[1](P645)他甚至认为，“三皇、五帝、三王、周、孔，皆教天下以动之圣人也，皆以动造成世道之圣人也。五霸之假，正假其动也。汉、唐袭其动之一二，以造其世也。晋、宋之苟安，佛之空，老之无，周、程、朱、邵之静坐，徒事口笔，总之皆不动也。而人才尽矣，圣道亡矣，乾坤降矣。”有鉴于此，他断言道：“一身动则一身强，一家动则一家强，一国动则一国强，天下动则天下强，益自信其考前圣而不谬矣，后圣而不惑矣。”[1](P669)
基于这种认识，颜元教学不离体育，文舞武舞、周旋跪拜、舞刀弄枪、骑马射箭，甚至类似现在的举重、赛跑，无所不有，并经常开展比赛。在“习斋教条”所列课程中，10天中有两天“习射”。在漳南书院的建设规划中，就有步马射圃，即今之操场。且在书院尚未建成之际他就让学生进行举重、赛跑、拳击等体育训练，可见他对体育之重视。
在体育锻炼方面，颜元且能做到以身作则。他坚持习武练功，至老不辍，还经常与学生或朋友展开比赛。他年近七旬身体尚健，当得益于他的日常锻炼。
毛泽东对颜元注重体育的思想与行为特别赞赏，他在其《体育之研究》一文中写道：“清之初也，颜习斋、李刚主，文而兼武。习斋远跋千里之外，学击剑之术于塞北，与勇士角而胜焉。故其言曰：文武缺一岂道乎？”[2](P186)
但可惜的是，颜元注重体育的正确主张并未被世人所采纳，学校教育之静坐读书，一仍其旧。故颜元逝后不过二百年，中国人便被西方人看作“东亚病夫”。这个蔑称虽不无诬蔑之嫌，但当时中国人体质之弱却不乏其实。工农之家，人虽不少劳作之动，却多因不得温饱而羸弱，富贵之家、文人书生，营养虽好，却多因不动而不强健，更有那些不争气的恶老恶少，因吸食鸦片而致身痿体败：“东亚病夫”岂全诬哉！
更为可惜的是，时至今日，我们的学校教育因应试气息太浓，在不少学校体育仍不受重视。我们可以看到，在中小学学生中，戴眼镜的越来越多，而且年龄有向低龄化蔓延的趋势。在中日合办的夏令营中，我国的孩子远不及日本孩子生存能力强。2003年夏，我从电视上看到，有一夏令营，仅在操场进行体操演练，就有好多孩子晕倒在地。这一切都在告诉我们，我们现今学校学生的身体状况堪忧。
目前，我们国家虽还不甚发达，但满足孩子们的营养已基本不成问题，故孩子们身体状况欠佳的主要原因不是缺乏营养而是缺乏锻炼，这当与体育的不受重视大有关系。
针对当时的教育情况，毛泽东于1917年写道：“吾国学制，课程密如毛，虽成年之人，顽强之身，犹莫能举，况未成年者乎？况弱者乎？观其意，教者若特设此繁重之课以困学生，蹂躏其身而残贼其生，有不受者则罚之。智力过人者，则令加读某种某种之书，甘言以饴之，厚赏以诱之。嗟乎，此所谓贼夫人之子欤！”[2](P185)
想想看，这段话多像针对我们今天的学校教育而言的啊！
对于人而言，道德、知识诚然可贵，然而身体则是“载知识之车而寓道德之舍”[2](P185)，皮之不存，毛将焉附！所以身体是至关重要的。而“善其身无过于体育”，故体育于吾人，“实占第一之位置”[2](P185)。
综上可知，颜元的高度重视体育的思想，与毛泽东的体育第一的思想，是基本一致的。他们高度重视体育的思想，对于我们今天的学校教育，仍具有极为重要的借鉴价值和指导意义。为了让学生们能身强体健，我认为我们当今的学校体育应进行两大改革。
其一是在现有的运动课程之外，尽量增加学生的运动机会。这既包括适当增加体育的课时，增加学生的课外活动时间，也包括适当增加军事劳动训练，还包括让其他有关课程也尽量让学生动起来，而不只埋头死记硬背。
另一项改革是变现行的“小体育科”为“大体育科”。为什么说现行的体育科是“小体育科”呢？就是因为它目前所包含的内容基本只限于每周短短几个小时的体育课，并且这几个小时的课程到大学后也不是一直开设的。我的“大体育科”的主张是，将所有与强身健体有直接关系的知识教育统统纳入到“体育科”中，其内容除运动科学知识外，还包括生命、生理、心理、医学、药学、营养、保健等各门学科的基本知识。在小学，主要开设游戏和安全教育。在初中，主要是各种初级体育运动和生理知识教育。在高中，是各种较高级体育运动和心理知识教育。在大学，体育运动最好以学生的特长和爱好为依据分组活动，减少以大班为单位的运动课程，同时授以医学、药学、营养、保健等方面的基础知识以及意外伤害的救护手段。
通过以上的运动锻炼和有关知识的学习，一个人从小学到大学毕业，不仅能使身体茁壮成长，还能为他以后打下坚实的强身健体的基础。
以上课程的设计，是基本与学生的发育进度相吻合的。一般大学都附设有相当不错的医院，所以，在大学开设医学、药学、营养、保健以及意外伤害救护等课程，校医院的医生基本就能胜任，是不会增加多少负担的。
将上述原不属体育科的内容如生理、心理、医药、保健等科目纳入体育科，我认为是符合“体育的基本任务是使学生强身健体”这一原则的。并且“大体育科”实施以后，随着课时的增加和内容的丰富，不仅能使学生更好地强身健体，而且肯定会增进人们对体育科的重视程度。而人们对体育科的重视，又会促进该科的发展。这样良性循环下去，我们的体育就会真正成为“第一科”了。到那时，我们见到的将是生龙活虎的青少年，而再难见到因演练一下体操而晕倒的现象了。
果能如此，我相信，不用多少年，我国公民的身体素质，将会是全世界最优秀的，祖上所蒙“东亚病夫”之耻辱，将因此而彻底洗雪。
体育不仅能壮筋骨，而且同时还能起到“增知识”、“调感情”、“强意志”[2](P188)的作用，即能促进人的全面发展，所以是绝对不容忽视的。以现今教育而言，体育真正被重视为“第一科”之日，就是素质教育真正落实之时，而素质教育真正落实之时，就是中华民族的真正复兴之日。
四、颜元对艺术教育的偏见
美育不只包括艺术教育，但毫无疑问艺术教育是美育的主要内容。由于篇幅所限，在美育这一部分，我们只讨论颜元有关艺术及艺术教育方面的思想。
颜元关于艺术及艺术教育的思想是有失偏颇的。
在艺术教育方面，颜元较重视音乐和舞蹈。他之所以重视音乐，是因为孔子把音乐排在了六艺之中；而他之所以重视舞蹈，一是因为他要使音乐教育“动”起来，二是“文舞武舞”可强身健体，且可配合军事教育。而艺术教育中的某些门类，则遭到了他的坚决抵制。如他极端轻视诗、文、字、画，甚至说“后世诗、文、字、画”是“乾坤四蠹”[1](P766)。他在给自己的学生题记时写道，要“务实，痛戒诗、文、棋、画，须求身世有功。”并说这也是自己“所终身勉之而深愧宽假者”，希望学生要牢牢记住。[1](P588)
不止如此，颜元对于在今天看来多具艺术性、多具美学价值的诗文，也多有微词，甚至贬抑。他说：“《离骚》之人，吾钦其忠，而恶其文之妆堆，左氏之理，吾爱其静，而恶其词之浮夸，以为皆衰世之文，启后世雕刻之风，伤古人典雅之体。所称以文字祸天下苍生者，二子亦分其辜焉。”[1](P652)在这方面，颜元甚至还敢向孟子发难。他说：“孔子之书虽名《论语》，其实句句是行。子试从‘学而时习’挨次思想，那一句不是行？唐、虞之史二典亦同。至《左传》便辞藻华巧，《孟子》便添些文气、文局。吾故曰：《左传》、《孟子》，衰世之文也。”[1](P238)颜元将庄周之文，视为文中之妖[1](P276)，而将“欧苏文字”与“释达番子”、“程、朱道学”、“汉人训诂”相提并论，说“它们不能分毫仿佛周、孔、尧、舜之实学”[1](P286)。
颜元之所以不重艺术甚至贬抑艺术，主要原因在于他的身世和志趣。
颜元出身寒门却立志救世，从青年时代起便耕田灌园、行医卖药、舌耕笔作，辛苦劳淬终身未辍。他一生基本都生活在乡野，目睹耳闻当时社会上广大贫苦农民背井离乡，鬻妻卖子，甚至人相食的惨剧。吟诗歌赋，行棋作画，何益于这些百姓？他立志济世安民，故自己不以艺术为业，也不希望他的弟子们以之为业，因为醉心于这些诗、文、棋、画将有碍于他们的实学教育，将有妨于他们的济民事功。于此他曾说道：“韩、柳猥以文名，李、杜仅以诗著，将在下而修身齐家仪风式俗，在上而致治拨乱康济民命，安所用之？”[1](P442)他觉得，这种诗、文、字、画，乃虚浮之事，不如修六德之一德、六行之一行、六艺之一艺，于个人于社会更有好处，更能为百姓干些实事。
颜元不愧为一大思想家。他虽不喜艺术，但偶一涉及，便能见的。他对诗韵的理解和对艺术创新需个性化的认识，就是典型例证。关于诗韵问题，他对学生说：“诗所以咏物、适情、言志也，即取其足以咏物、适情、言志而已，何必拘沈韵？且‘东、冬’一音，而在二韵，‘之、儿、无、池’等殊不相叶，而在一韵，诸如此类，有何意义……或谓既为诗，即宜遵韵，不知三百篇是遵何人韵书？不过取其音之相叶，以便于歌可耳。”[1](P634)
这番韵论，实在高明。当然，文中之例，可能是因时空不同而有道理，但任何人作诗都不可能适应一切时空之人群韵律，所以说颜元之论韵，是见的之谈。
关于艺术创新需个性化问题，他对学生说：
作诗者皆仿李、杜，作史者皆仿班、马，作文者皆仿韩、欧，作人者偏不仿孔、孟，是可异也。仆亦为诗，不李、杜，无憾也，即以为颜某诗也可；仆亦为史，不班、马，无憾也，即以为颜某史也可；仆亦为文，不韩、欧，无憾也，即以为颜某文也可；惟至于为人，不敢不仿孔、孟也，以为舍孔、孟无以为人。[1](P643)
为人该不该仿孔、孟，与艺术关系不大，故这里姑且不论，而作诗、作史、作文要有自己的个性这一主张，确属高见。推而广之，任何艺术门类，甚而至于各科学术研究，凡称得上是创作的，都应有其新意。这个“新”，在学术为见解，在艺术为个性。当然，新见解亦是个性，而新的个性亦是见解，它们之相通，就是通在一个“新”字上。
颜元一方面力诋诗、文、棋、画，让学生痛戒之，一方面又不断作诗著文，从事创作。他虽将其散文集名之为《习斋记余》，以示此非正业，[1](P443)但他又明知非正业而务之，且不忍彻底去之，这《习斋记余》不就是这矛盾的产物吗？其实，这个矛盾本身就在证明着一个道理：人类需要艺术。
诗、文、字、画虽多系有闲阶级所为，但广大劳动人民也并非不要艺术，更不是没有艺术创作，饥者歌其食，劳者歌其事，三百篇及以后的诗歌中并不乏其例。且不说国内现今之五十多个民族，各有自己的艺术生活，就是放眼全球范围，各国的发达程度不同，甚至有的天差地别，但各国民众则都有各自的艺术生活，这一切都在证明着：人类需要艺术。
特别是随着生产力的发展，人类为觅衣谋食建巢等基本物质生活所花费的时间和精力会越来越少，这就会给其精神生活提供越来越多的时间和精力，而这则会使人类对艺术的需求，在数量方面是越来越大，在质量方面则是越来越高。在这种情况下，大力发展艺术教育，应是顺理成章的事。
人类需要艺术，艺术也滋养着人类。它不仅能锻炼人的身体，调适人的心理，愉悦人的感情，增进人的道德，而且对于人的智慧的发展，也能起到促进作用，即严复所谓“科学之中，大有感情；美术之功，半存思理”[4](P279)者。所以，从表面看，艺术教育似乎不及德育、智育、体育那么必不可缺，但实际上，缺乏艺术教育的教育不是完美的教育，而是瘸腿的教育。更何况，艺术之于政治、军事等，还有着不可估量的作用和意义，垓下四面楚歌，促使项羽军队土崩瓦解，一曲《我的家在东北松花江上》，促成了东北军的倒戈，可见艺术的作用和力量，无论从哪方面讲，都是不可低估的。
我国当前艺术教育的状况是喜中有忧。喜的是已较受重视，忧的是发展极不平衡。城市中小学的艺术教育开展较好，而农村中小学的艺术教育因条件所限则相对较差。在城市，幼儿园和小学阶段艺术教育最受重视，而一到中学，由于升学考试的压力，艺术教育便黯然失色。到大学，除艺术类专业外，其他专业就稀有开设艺术课程的了。这种现象，颇值得研究。我认为，艺术教育也应随着终身教育的开展，而逐渐使其终身化。就学校教育而言，应为农村中小学尽快配备相应师资和设备；减轻学生的升学压力，让中学生也充分享受艺术教育；在大学则应为艺术专业以外的学生提供师资及享受艺术教育的时间和条件，让学生根据自己的兴趣、爱好，继续享受艺术教育，接受美的熏陶。
顺便说一下，随着我国市场经济体制的确立，艺术也必然出现市场化、商品化倾向，染上些铜臭。这其中难免会出现些负面影响，但只要处理得当，艺术的市场化将会促进艺术和艺术教育的更快发展。在这个问题上，国人应取宽容态度，切不可因噎而废食。
德、智、体、美诸育之外，颜元还想到了如何教学生学会学习的问题。他总结了自己多年的从教经验后，慨叹道：“人使之才易，而使人之才难。”[1](P787)这与我们当今反复倡导的“授人以鱼，不如授人以渔”和联合国教科文组织提出的要教人“学会学习”是基本一致的，而颜元提出这个问题，早了今人二百多年。
颜元关于教育内容的思想，颜元对教育内容的改革，开中国新教育之先河，不仅在中国教育史上具有划时代意义，而且对于我们当今的课程改革，乃至于对素质教育的推进，都具有相当重要的借鉴价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