百年中国美学：知识背景及其他——关于20世纪中国美学学术特性的思考，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美学论文,中国论文,及其他论文,特性论文,背景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中图分类号：B83.092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1—6333（2001）01—0004—06
一
在20世纪中国美学学术发展过程中，有一个重要现象不能不引起我们的高度关注，这就是：从学术史层面来看，作为现代中国美学的自觉的理论先驱者，王国维、蔡元培、朱光潜等一批学者所开启的，乃是美学研究作为一种“纯理论”活动在20世纪中国学术语境中的特定路向与旨趣。而在这一特定路向上，20世纪中国美学的发生、发展，明显具有一种知识融合与变异冲突的内在迹象——王国维、蔡元培等人的最大学术功绩，就是能够在20世纪中国美学进程之初，便非常自觉地探索着一种将中国传统的人文理想情趣、思考对象与西方文化的知识性成果、思想形式进行相互协调的新的学术可能性。如果我们能够承认，这种存在于20世纪中国美学现代学术道路上的现象事实上已经大大地改变了美学在中国固有文化体系中的原有形象；或者说，由于在美学研究的知识背景上所存在的融合与变异过程导致中国美学在理论的现代建构方面的特定价值特性，那么，我们就必须看到，从知识背景的具体构成及其历史演变方面来考察20世纪中国美学的学术构造和知识增长规律，这一点，正是我们现在从学术史方面对20世纪中国美学进行认真的价值反省的重要对象。
这里，我们应当首先明确一点，即：任何一种理论学科的学术史研究，所探讨的正是特定学科知识在自身历史演变过程中的具体增长与变异，以及这一知识演变过程所呈现的学术价值构造和特性问题。由于具体理论的发生、发展总是存在一定规律性的历史过程，而知识层面的历史增长与变异则是其内在的支持，因而，探讨一种学科的历史演进，其知识背景所具有的问题必定会以一定方式凸现出来。
很显然，对于20世纪中国美学进行学术史考察，其目的就是要从具体历史过程中发现美学在20世纪中国的知识性增长与变异特性。而一定时代美学思想的发生与发展，内在地包含了知识的演化、增值过程——它是一种具体的美学活动和理论之所以能够在一个历史体系中“如此”和“必定如此”的内在支持。这样，在探讨美学的历史架构时，其知识背景便显得十分重要——作为隐藏在理论或思想内部的制约机制，它充分规定了美学的学术形态及其价值呈现方式。在这个意义上，我们说，对于20世纪中国美学的学术史探讨，若要彻底探究美学理论活动的历史存在及其可能性价值构造，无疑就需要将美学内部的知识增长与变异问题，引入到具体把握范围之中，以便我们对于20世纪中国美学的价值性判断能够确立在一个有效的依据之上。
二
从总的方面来看，在整个20世纪中国美学的发生、发展中，存在着一种具有知识生成意义的“两脉整合”过程——其一是中国本土固有知识的传承系统，其二是西方近代科学知识（包括美学理论）的引进与认知系统；“整合”则是指中西方两种知识系统在20世纪中国文化语境中的融合性转换，以及它们彼此间的相互克服与交汇。毫无疑问，作为20世纪中国美学学术活动的知识性存在背景，这一过程的出现与演变，最值得我们关注的是：第一，中西方两种知识系统在整合过程中所必然出现的矛盾与冲突；第二，这一整合过程对于20世纪中国美学学术价值构造所具有的影响；第三，这种影响的发生本身有着什么样的具体特性和意义，以及这种影响的存在为中国美学学术形态的确立提供了什么样的规范。
具体而言，作为20世纪中国美学学术发生、发展的知识性背景，“两脉整合”现象明显存在一个特定的文化前提——对于中西方美学的知识性传承和认同，与整个20世纪中国学术界对于中国文化在世界范围内的现代化进程的要求和把握是联系在一起的。也就是说，对于不断试图走向现代理论建构形态的中国美学来说，无论是对于中国美学既有思想体系的传承，还是具体认识和借用西方美学知识成果，这一切都直接维系在20世纪中国社会的具体文化实践及其价值意图之上，也直接联系了中国文化在自身现代转换过程中所遭遇的各种意识形态方面的表现因素。质言之，这种联系性的最主要表现，是对于学术追求与文化建构理性之间关系的不同要求和理解——在20世纪中国社会的不同文化发展阶段，由于美学活动本身所处的具体文化语境的差异，以及作为人文知识分子的美学家们对于中国文化的现代建构有着对立的或分歧性的要求，进而导致在美学理论思维、美学观念、美学方法等方面，也同样出现了某种源于传承过程或接受、认同方面的特定差异。这种差异的存在乃至它们之间的相互冲突，往往带来20世纪中国美学在自身现代建构过程中对于知识背景原有情状的某种变异（关于这一点，我们在下面再加以讨论）。因此，一方面，我们说20世纪中国美学因其知识背景上的存在特性，它的学术转换过程明显具有一种深刻的意识形态特性；另一方面，也由于20世纪中国美学的学术追求本身具有鲜明的文化建构意识，它对于自身知识背景也就存在某种变异的内在动机和价值企图。所有这一切，当然都归因于美学活动与20世纪中国文化现代化进程关系的变动。
这里，我们从美学活动与20世纪中国文化进程的关系这个方面来概略分析。可以认为，进入20世纪以来，中国美学的知识背景发生过这样几个方面的重大的性质及功能转换：
1.对于20世纪中国美学来说，自从王国维、蔡元培、朱光潜、宗白华等不断将西方美学作为一种全新的知识成果引入到中国美学的现代建构过程之中，西方美学（尤其是以康德、黑格尔、叔本华为代表的德国美学理论及其学术形式）便一直是中国美学家用以审视审美活动、表达美学观念、构造思想体系、观察和批评现实生活，乃至于重新理解传统中国美学思想的重要学术依据。如果说，这一依据在30年代中期以前主要还是作为一种具体知识形态而被中国美学家认可与应用的话，那么，在此之后，特别是经过了50年代的美学大讨论，情况则发生了微妙的变化。随着中国文化进程中特定意识形态因素的介入和持续强化，中国美学家对待西方美学的态度开始由原来那种知识性认同立场逐步转向以意识形态为判断准则的选择立场——包括对于西方美学进程的反思和批评、对于当代西方美学知识体系在中国文化语境中的价值前景、对于中国美学与西方美学的交流关系以及这种关系的具体文化性质、对于将西方美学从知识论方面转向方法论方面的可能性问题等等，都强烈地体现出一种意识形态方面的意图。这样，我们就发现，作为一种特定的知识背景，西方美学对于20世纪中国美学来说，无疑有着两个方面的功能：其一是方法上的功能。20世纪中国美学家们在从知识层面上接受、认同西方美学的同时，往往更关注这种知识体系本身对于研究美学问题的方法论意义，更乐意将其当作一种可以直接运用的美学方法来加以实施，以此达到引领中国美学走入现代学科形态的目的。其二是理论体系的改换功能，即20世纪中国美学在自己的百年进程中，直接拿西方美学的知识成果和知识积累形式作为具体的理论建构目标；因此，尽管我们在这一过程中能够看到其中非常明显的意识形态意图，但是，从根本上说，20世纪中国美学的现代建构努力是直接维系在西方美学的知识形态之上的——对于中国美学家来说，美学的现代建构就是走向这种以近代德国美学为模范的理论体系，而传统中国美学的现代延续，同样也是联系在我们对于西方美学的知识接受能力之上的。（关于这个问题，我们下面再作进一步论述）
2.由于马克思主义的引进与接受，以及它在20世纪中国文化进程上所具有的意识形态的特殊性，使得马克思主义的哲学和美学观念主要不是以一种知识形态，而是作为一种以真理性话语形式来体现其社会实践意愿的理论认识系统，影响并规范着中国美学在这一百年里的学术建构活动及其方向。换句话说，马克思主义美学在20世纪中国文化语境中有其自身先在的确定性，而这种“确定性”的意识形态内涵则决定了中国美学家对待马克思主义美学与中国美学现代进程之间关系的普遍态度——虽然在如何理解马克思主义的哲学和美学精神、如何把握“现代形态的中国的马克思主义美学体系建构”等问题上总是充满了意识形态性质的分歧（例如50年代的美学大讨论以及此后持续展开的诸美学理论派别的论争），然而，至少在理论的形式存在方面，人们却又竭力标榜了一种坚定的“马克思主义”追求——从而也决定了马克思主义美学在非知识学意义上的话语权力和主流地位。当然，这里也同样存在着20世纪中国美学在自身现代理论建构过程中如何对待中国传统的问题——追求理论和观念的现代存在形态的中国美学，无论如何都无法回避把马克思主义真理性话语同中国传统理论的现代延续要求相结合的有效性（合法性）问题。于是，我们便看到：一方面，由于对马克思主义美学及其整个思想体系的理解和运用的方式、程度各不相同，尤其是对于中国的马克思主义美学体系建构的价值要求不一样，所以，马克思主义美学对于20世纪中国美学家的意味便有了不同的体现；另一方面，由于马克思主义美学在20世纪中国始终是同意识形态问题联系在一起的，因而，它的出现与发展必然造成整个百年里中国美学学术活动的复杂性——在这个意义上，马克思主义美学在20世纪中国的重要性，就有了特殊的含义，对此我们必须有足够的认识。
3.当代西方的科学主义美学思潮，特别是各种心理学美学成果和理论方法的引进，造就了80年代以后中国美学内部的“科学主义”取向。尽管我们可以说，中国美学原本也潜在了某种整体性的心理把握传统，而20年代以后中国美学（以朱光潜等个别留洋学者为代表）也曾经将近代以后西方美学的心理流派介绍到了中国；但是，也只有在80年代以后，随着整个中国学术界、特别是哲学界和文艺理论界对于西方学术的大面积热情高涨，随着当代西方各种具有科学主义倾向的哲学、美学和文学理论思潮对中国学术界的大面积侵入，20世纪的中国美学家才第一次在较为确定的学术意义上认识到美学中科学主义（主要又是心理主义）的功能性魅力，进而产生出对于美学进行“科学”建构的意愿和追求。就这一点来看，20世纪最后二十年里，因着知识背景上出现的这种新的特点，中国美学的现代理论建构努力发生了显著的方向性转移；科学主义的思想方法、理论等，以及西方心理学美学的一系列重大成就，不仅为中国美学家带来了许多全新的理论认识，并且通过对经典美学的思辨理论形态的抵制，而从特定知识层面为中国美学的现代建构活动提供了一种具有怀疑论特性的启示，即：我们曾经热切欲求的美学的体系性建构工作，在科学价值面前必须受到质疑，这既是中国美学为完成自身当代性价值构造所进行的工作，也是中国美学拓展自身学术空间的新的前提。可以认为，虽然在理论的健全性和操作过程的有效性方面还存在许多大的问题，甚至，在如何把握美学的科学价值准则方面也暴露了许多似是而非的矛盾与漏洞，然而，80年代以来，中国美学在追踪科学主义路向方面却有着一种越来越强烈的倾向——各种形式的心理学美学探索和泛化了的部门美学研究便十足地表现了这一点。这些都显然同80年代以来中国美学知识背景的改换相关联。
4.对于20世纪中国美学而言，由于西方美学这一知识背景存在的强大压力，传统中国美学在现代学术语境中的重要性，已经浓缩为一种学术期待的可能性——它使我们不断产生出对于“美学的中国化”的理论热情和信心，使我们能够有意识地以一种特有的文化延续立场和学理方式来对待美学的现代提问形式和解答途径。显然，在这里，最重要的还不是传统理论给予20世纪中国美学的现代建构以怎样一种思想资源，即我们在什么意义上来实现美学内部的文化传承；而在于它给20世纪中国美学注入了一份意味深长的希望。正是这份希望，支撑了现代中国美学家的理论信念，也使美学在20世纪中国赢得了必要的赞誉，产生出更多积极的冲动。尤其是，由于对传统进行阐释所必然伴随的多义性和歧义性，结果反倒使中国美学家有可能在提出“美学的中国化”建构问题之际，对西方美学已经形成的知识性成果作出某种变异尝试。所以，作为一种知识背景，传统美学其实是实现了它对于20世纪中国美学的三重功能：一是学术积累的功能，二是融和“西学”的功能，三是形态延伸的功能。应该说，传统美学的现代合法性也正体现在这里。（对于这个问题，笔者将在另文中作出更详细的说明，此处不赘）
三
我曾经提出，从学术史层面看，“不同文化背景的学术话语之间的交流和冲突，是影响美学学术展开，从而不断深化或改变美学知识形式、知识方向甚至学科建构性质的重要条件之一，也是我们在寻求美学理论变异的深层思想动机、把握美学发展的内在理论机制时，所必须涉及的一个重要方面。”（见《江苏社会科学》1998年第5期）这里， 我所要强调的是，美学的学术史研究，必须非常具体地去探究理论发生、发展中内含的不同文化性质的学术思想间的交流过程及其关系。如果说，在这样的立场上审视20世纪中国美学是可能的和必要的，我以为，有一个问题注定将进入我们的考察视野之中，即：如果我们肯定致力于建构现代形态的理论体系是20世纪中国美学学术活动的基本目标，那么，它在这一过程中是以怎样的方式和心态来理解、接纳西方美学知识成果的？换句话说，对于20世纪中国美学而言，西方美学（从具体理论学说到方法）是在什么样的学术前提下进入中国美学知识系统的？因为毫无疑问的是，在我们所要探讨的20世纪中国美学学术积累及其价值特性问题中，“西方”作为一个特定的知识存在形态，实际上总是同中国美学的现代学术方向直接相关的。
这里就涉及了20世纪中国美学的知识背景问题。具体来说，在整个百年中，中国美学主要采取了两个相关形式来体现自身对于西方学术资源的意愿：一是在理论建构形态上，有意识地吸纳或直接转用西方（尤其是近代以来）的美学学说，以此来完成中国美学由传统向现代的理论转换；二是通过借用西方美学较为成熟的学术方法，以形成自身对于现代美学课题的新的认知性表达。而在这两个相互关联的形式中，西方美学一直是被当作一种现成的和可靠的知识来对待的。这样，在20世纪中国美学进程上，作为一种知识背景的“西方”，其与中国美学之间便存在了某种特殊的关系性质。
概括说来，对于20世纪中国美学的发生、发展而言，“西方”有着某种既定性——它不只是思想活动的认识对象、思想的参照系统，更是一种已经被承认的有效知识体系，是中国美学在自己的现代路程上所寻找到的知识性根基。由此，作为20世纪中国美学发生、发展的特定知识背景，西方美学在被纳入现代中国美学家学术视野之际，必然面临一个如何同中国美学已有的思想体系进行有效融合的问题。这也就是我们通常所说的“美学”在现代学科形态上的“中国化”问题——这里的“美学”常常与“西方美学理论”具有同一性，因而美学的“中国化”实际上便意味着在一种学术价值形态上，将西方美学的知识性成果加以理论转换的“可能性”与“必然性”。而就20世纪中国美学历史中的既有情形来分析，现代中国美学家们对于“西方”这一知识背景的“中国化”转换姿态大体有三类：其一，直接拿西方已有的美学理论作为知识模本，以对中国艺术和审美现象的系统化说明，来思辨（逻辑）地构造一个明显具有西方式学术特性的现代中国美学思想形态。在这方面，做得最出色的当属朱光潜。他的《悲剧心理学》、《诗论》等，就是一些范例性成果。其他如范寿康、陈望道、吕澂等人，也在这方面下过很大功夫并有不少成就。其二，以中国文化精神和审美理想为学术基点，有选择地利用西方的学术理论、参照西方的审美—艺术实践，以便在阐释中国美学和艺术问题的过程中，打通中西理论和实践的间隔，确立美学的“中国身份”。宗白华美学便为我们具体塑造了这种特定的“中国化”姿态。其三则表现在对于马克思主义理论学说的理解与接受上，有意识地根据意识形态的时代利益来张扬马克思主义对于现代中国美学学术建构的话语权。这使得马克思主义与20世纪中国美学的关系体现了强烈的意识形态化倾向，而马克思主义的“中国化”过程也因此显现了它超知识性的社会学意义。周扬、蔡仪便是这方面的主要代表（50年代以后，甚至80年代“复苏”中的美学研究，通常也具有这种姿态）。所谓“建设中国的马克思主义美学”，往往由于意识形态本身的复杂性，而在不同美学家那里产生出学术旨趣上的差异甚至理论对立。
不过，将西方美学的知识成果进行“中国化”的过程，无疑是一个持续的历史现象。这不仅是指它发生、展开于中国美学的现代建构进程上，同时也是指这种“中国化”的学术追求本身就构成了20世纪中国美学的历史形象——在这个持续的“中国化”方式上，20世纪中国美学方才特定地产生了自己的历史价值。当然，作为一个历史现象，20世纪中国美学对于“西方”的“中国化”转换，又不断演绎出各种理论的变异性结果。由于这种变异，在20世纪中国美学的学术天空上，原本作为知识背景存在的西方美学，这样或那样地发生了与其原有旨趣和规范、甚或理论出发点相异的歧变。由此，在20世纪中国美学研究中，“西方”之被“中国化”的过程，便带来了某些新的学术现象或学术生长点——其根源就在于这种“中国化”本身的具体方式总是首先被中国文化的历史和现实语境规定了的。值得我们注意的是：第一，美学的学术史研究，只有在对历史中的理论变异现象与具体文化语境之间的关系作出明确把握的基础上，才有可能获得有关20世纪中国美学学术动机及其活动过程的准确认识。因为很显然，由“中国化”的学术意愿所引发的西方理论的变异，不仅受制于现代中国文化语境的主导性要求，同时，它也可能直接影响中国美学在20世纪文化语境中的学术建构态度和方式。正因此，我们必须看到，在20世纪中国美学进程上，西方美学的理论变异便具有了它的特殊性；这种特殊性也是我们进行学术史考察的重要对象。所有这一切，都需要我们首先对20世纪中国文化语境本身的特性有确切的认识。第二，西方美学在中国文化语境中的变异，相应带来了20世纪中国美学的一系列具体历史特性。这其中，尤其需要探讨的一个方面是：“变异”过程及其结果在什么样的程度和范围上，又是以怎样的方式，对百年中国美学的学术建构及其价值特性产生了影响？这一点，从大的方面来看，首先是西方美学（主要是它的近代理论形式）作为一种外来的知识成果，它在中国文化语境中的变异，并没有能够完全消除它与中国本土理论在知识内容、知识结构和知识对象等方面所存在的潜在对立与冲突，这就决定了美学的“中国化”始终存在一种知识融合的艰难性与有限性。其次是在具体变异过程上，中国美学家的个人知识准备及其运用能力显然是一个非常重要的变因，它不仅可能导致整个美学研究形态的分化，而且可能因此改变美学的历史存在形式。所以，20世纪中国美学的学术建构又常常是同具体个人的知识背景及其个人运用过程联系在一起的。而在更为具体的方面，西方美学在中国文化语境中所发生的变异，又不断产生出20世纪中国美学内部的各种学术冲突与矛盾。这些冲突与矛盾具有这样的特点：其一，美学的“中国化”建构努力，最终是同人们对于“中国—西方”这个文化二元模式的价值取向联系起来的。这样，西方美学在中国文化语境中的变异过程，便具有了学术权力的争夺性质。这一情形也同样发生在有关“马克思主义美学体系”的建构问题上。其二，美学的知识含量也往往很不确定，以致于我们经常难以从知识的有效性层面上去判断百年来中国美学的实际增长。更何况，在20世纪的历史中，中国美学的知识增长本身也常常是很可质疑的。
四
再以百年来中国美学对于西方学术资源的第二种意愿表达形式来看。我们首先要承认，从古典走向现代，从心灵感悟形态走向逻辑分析形态，是20世纪中国美学在现代建构道路上形成的一种有序轨迹。在这一轨迹的深层，潜在着特定的方法论立场，即：20世纪中国美学的有序发展，基本上是同它自身对于西方美学（乃至整个西方学术）具体方法的借用方式直接关联的。这意味着，方法论层面的某种有意识的学术行为，在以“西方”为知识依据的过程中，产生出中国美学百年来的具体学术建构特性，并且充分肯定了中国美学在向“现代”转型过程中的学科定位要求——科学理性和社会精神改造的追求，在逻辑呈现的过程中，得到了方法论层面的直接保证。
进一步来说，作为一种知识背景、学术资源，西方美学的方法体系对于20世纪中国美学至少具有这样两重意义：第一，在知识形态上，以理性的逻辑形式出现的西方美学方法体系，由于是被作为一种可以直接“拿来”的操作手段来对待的，因而，对于20世纪中国美学来讲，方法的“借用”本身其实已经不复考虑学术之本体依据的转换。换句话说，“拿来主义”成为一种普遍的学术心态，具体作用于20世纪中国美学的各种思想和理论活动之中——问题不是西方美学方法是否可以拿来一用，而是我们能够拿来多少“方法”以满足理论认识上的表达需要。于是，在美学的方法论问题上，不同文化特性之于一种理论建构的内在限度常常被有意或无意地忽略了。这也就是为什么我们在把握20世纪中国美学的时候，总是不得不经常回到西方美学方法系统中去寻找中国美学理论形成过程的原始出发点的原因。第二，在操作过程中，借用西方美学方法本身，往往直接联系着20世纪中国美学进程的某些阶段性特征。这就是说，在不涉及美学方法的本体根据这一基础上，方法的借用在形态方面产生了20世纪中国美学的某些阶段性改变。这样，我们发现，从王国维、梁启超、蔡元培等人在本世纪初正式引进康德、叔本华等的美学开始，期间经历朱光潜、宗白华、吕澂、陈望道等美学家所做的工作，20世纪中国美学从西方那里接过了包括近代以来几乎所有的学术方法系统。而这种方法论上的自发性认同，恰恰体现了一定的学术发展阶段性特点——从世纪之初的介绍性引进，到80年代轰轰烈烈的“方法热”，几乎每一次方法论层面上对于“西方”的热衷，结果总是带来中国美学研究形态的某种阶段性转换活动。就像马克思主义美学在中国的情形那样。自40年代起，虽然中国美学界对于马克思主义的热情不断增长，但与其说人们对于马克思主义美学的接受是出自一种理论本体变革的需要，还不如说它更直接地是在方法层面上被中国美学家看中，目的是能够在一种特定意识形态条件下完成中国美学向新的可能性形态的迅速转换。因此，在后来，我们看到，尽管到了90年代，中国美学的学术生存环境已经发生了很大改变，但是，从阶段性发展特征上来说，由于它仍然不断地重复着本世纪中期中国美学在方法论上所持守的特定思维立场，所以我们依旧必须将它放在同样的一个学术阶段上来加以把握。这里，我们便不能不提出一个问题：在学术价值特性上，应该如何去理解20世纪中国美学的这一具体现象？无疑，20世纪中国美学家的学术经历及其理论建构意愿，构成了整个美学百年的完整线索，但是，这种方法形态上的特定现象对于美学家们又意味着什么？或者，它在中国美学的百年学术建构价值方面，能够提供给我们什么样的启发？
说到这里，我们还应该再问一下：如果说，20世纪中国美学在对待西方美学方法系统时具有上述特点的话，那么，西方美学之为20世纪中国美学知识背景的意义又在何处？在我看来，这种价值也许就在于，它一方面为中国美学完成自己的现代转型提供了具体手段；另一方面，也是更重要的，它在促成中国美学世纪转型过程中，以特定知识材料而在20世纪中国美学中带出了诸多对于美学的现代学科建设富有意义的新话题——包括像“美学的学科定位”这类多少带有本体意义的学理对象。如此，则我们不能不思考：第一，如果说20世纪中国美学的阶段性发展线索是与其对西方美学方法的借用一定地联系着的，那么，这种话题的形成对于20世纪中国美学的学术价值构造产生了怎样的影响？第二，在新的理论话题的提出过程中，方法的借用本身对于美学家个人的知识准备方式提出了什么要求？第三，作为一种知识背景的存在，西方美学学术方法在20世纪中国美学转型过程中产生了什么样的特定变异？变异的规律又是什么？这些，显然都是我们今天在学术史层面上探问百年中国美学的意义之所在。
收稿日期：2000—11—0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