直面拐点：历史视野下中日关系的演进与现实思考，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中日关系论文,拐点论文,直面论文,视野论文,现实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中图分类号：D822.3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2-7874(2012)06-0020-16
1972年9月，中日两国正式恢复邦交关系。40年来，两国的友好合作硕果累累，成就斐然，特别是经济、文化领域交流合作的深度和广度，更是超过了历史上的任何时期。然而在另一方面，与中日复交后的前20年相比，后20年两国政治层面上的磕磕绊绊，地缘安全领域的相互防范、牵制和反制，历史认识及领土、领海争议等横亘在两国间极易刺激民众神经的若干敏感问题，短期内看不出从根本上解决的希望，两国民众的相互认知和互信度，也已下滑到堪忧的状态。从这个意义上说，构建长期稳定、良性互动的中日关系，中日双方需要付出艰苦的努力，所谓“路漫漫其修远”。
中日两国一衣带水，相互交往已有超过两千年的悠久历史。古人云：“疑今者，察之古；不知来者，视之往。”①两千年的中日关系究竟是怎样走过来的，留给世人的经验教训是什么？今天的中日关系处在什么历史位置，我们应该如何面对？本文拟从历史的长焦出发做一探讨。
一、古代中日关系的性质和特征
历史学家汤因比指出，在人类社会发展的进程中，埃及、印度、两河流域和黄河流域曾绽放出世界早期文明的四朵奇葩，而与其他三大文明的相继凋零相对照，能够在漫长的古代社会保持长盛不衰的文明之花，唯有汉族这只“不死鸟”所创造的源于黄河流域的东亚文明，日本、朝鲜及越南等则长期处于其“卫星文明”的位置。②
的确，黄河文明使中国率先跨入了世界古代文明之域，这一文明的扩展和辐射，成就了以中国为中心、近邻民族和国家为边缘的东亚文明和区域秩序。自不待言，这一“秩序”或曰“华夷体系”之所以成立的必要前提条件，是中国的绝对先进和强大。据此，中国历代皇朝统治者掌握了区域的领导权或主导权，并主要通过“王道”的教化来处理与周边国家和民族的关系，而通过朝贡册封确立的宗藩关系不过是维系区域秩序稳定的外在形式。在这一体系下，古代东亚即便存在未受中国皇帝册封的政治上独立甚至与中国对抗的“国家”，也无法从根本上摆脱经济文化上对强势中国的依赖。
就古代的中日关系而言，截至1840年中国在鸦片战争中失败，可以说文明视角下两国在东亚的中心与边缘位置始终未变，但这并不意味着两国关系一帆风顺，也不意味着日本在政治、经济乃至文化上对中国的依附状态一成不变。
中日间的“官方”交往始于公元前1世纪前后，据中国正史记载，汉武帝置朝鲜四郡后，倭人“以岁时来献见”。③公元57年，“倭奴国奉贡朝贺”，东汉光武帝“赐以印绶”。④238年，邪马台女王国使者难生米一行赴魏“朝献”，魏明帝诏赐女王卑弥呼“亲魏倭王，假金印紫绶”。⑤两晋、南北朝时，倭人的朝贡愈加频繁，5世纪初统一了日本的大和国建立后，先后执政的“倭五王”均遣使至中国朝贡，接受南朝皇帝册封。倭王珍、济、武的使者甚至带着拟好的册封文本胁迫中国皇帝承认其封号。“使持节，都督倭、新罗、任那、加罗、秦韩、慕韩六国诸军事，安东将军”、“倭国王”、“安东大将军”、“镇东大将军”、“征东大将军”等倭王得到的封赐表明，当时的日本业已脱离野蛮之境，开始在中国的东方迅速崛起并威压朝鲜。尽管如此，从总体上说，隋朝以前中华文明的高度发展，铸就了中国在东亚不可撼动的强势地位，这种强势不仅助长了历代皇朝统治者威仪天下的欲望，也产生了周边国家和民族竞相向中国学习、靠拢的巨大引力。由于社会生产力发展水平及交通运输条件的限制，这一时期中日之间的经济文化交流还无法形成规模，两国的交往主要局限在政治层面，此期间虽发生了从邪马台女王国朝贡受封到倭五王朝贡请封的变化，但中日垂直性宗属关系的性质未变，当时的日本是主动投入到华夷体系并接受中国皇朝册封的东亚华夷体系的正式成员。对日本来说，这种关系的成立既是其脱夷亲华的客观需要，也是其不同性质和规模的“政权”一经中国皇朝认可便能获得统治合法性的主观诉求；对中国来说，这种关系既满足了帝王的虚荣，也维持了周边的稳定。
隋唐时期，中日之间的全方位交流臻于鼎盛，人员往来上留下了许多脍炙人口的佳话。然而，忽视同一时期中日关系的另一侧面，不是历史学者应有的态度。607年，推古朝摄政圣德太子遣使小野妹子赴隋并呈国书，内称：“日出处天子致书日没处天子。”⑥隋炀帝“览之不悦”，并在复倭王的国书中刻意写明“皇帝问倭王”，以示尊卑高下。⑦但在小野妹子再次访隋所递交的国书中，只是稍许改变了措辞，以“东天皇敬白西皇帝”⑧之语，明白无误地表达了欲与中国对等交往的政治立场。唐建国后的630年，倭国派出首批遣唐使通好，唐太宗李世民遣新州刺史高表仁随倭使回访，结果又发生了高对倭国以对等之礼接待上国来使不满，以致不宣国书而返的“争礼事件”。这表明，在东亚地缘关系中，此时日本的政治立场已经改变，它要脱离传统的华夷册封体系，以一个完全独立的国家身份，与中国开展“对等的国交”⑨。到唐高宗在位时，中日两国的政治分歧演化为首次直接的军事对抗。当时，朝鲜半岛的百济国在日本支持下大举侵略唐朝藩属国新罗，唐朝在新罗国王的苦苦请求下出兵相救。663年，唐朝大军在朝鲜白江口与增援百济的倭国水军展开激战，“四战皆克，焚四百艘，海水为丹”⑩。是役后，唐朝以德报怨，对日采取绥抚政策，日本则从惨败的教训中重新认识了与中国的差距，摆正了自己在东亚秩序中的位置，进而潜下心来开始了向中国的全方位学习。白江口之战后，中日双方的政策应对和互动，化解了极为紧张的敌对状态，带来了两国间长达两个世纪“友好”交往的局面。不过，值得注意的是，此后日本统治者不再接受中国皇帝册封，故在唐朝构建的庞大东亚华夷体系中，日本虽然尽情地沐浴着中华文明的恩泽，但在政治上却已是若即若离于这一体系的“不在编”成员。
唐亡后的五代十国、两宋、元时期的近四个世纪，中日民间经济文化往来继续发展，但政治关系一直处于“无邦交”状态。在元统治时期，中日政治层面更是处于水火不容的关系。
进入明代，中日关系大起大落。先是倭寇扰边让朱元璋寝食不安。再是1393年足利义满建立室町幕府后，作为日本的最高统治者，时隔九个世纪后，再次接受明惠帝“日本国王源道义”册封，开启中日官方勘合贸易并维持了一个半世纪之久。之后倭患再起，“终明之世，通倭之禁甚严，闾巷小民，至指倭相詈骂，甚以噤其小儿女云”(11)。最后是丰臣秀吉于1592年出兵侵占朝鲜，并妄图一举征服中国，迫使明朝出动大军救援藩属国朝鲜，以致“自倭乱朝鲜七载，伤师数十万，糜饷数百万，中朝与属国迄无胜算，至关白死而祸始息”(12)。
17世纪初，日本社会进入德川幕府统治。不久，中国也改朝换代，变成了清朝统治的天下。此后直至1871年《中日修好条规》的签订，中日两国200多年无邦交。在幕府推行的锁国政策下，中日两国的交往仅限于经贸往来层面，并且只允许中国商人来长崎港交易。就政治层面的关系而言，面对一个在日本看来已经“华夷变态”但又空前强盛的中国，日本的基本国策是敬而远之。
由此可见，截至第一次鸦片战争爆发，古代中日两国关系无法用“友好”、“敌对”抑或其他定性词句一语概括，因为它经历了友好、合作、恬淡、竞争、敌对的不同局面，可谓酸甜苦辣咸，五味俱全，“剪不断，理还乱”。这种关系留给世人的重要启示或许是，既然中日间原本就不存在两千年友好的神话，莫不如沉下心来，探讨不同局面下的中日关系与当时双方的国力状况及政策应对有何因果关系，以为今日之鉴。
二、近代中日两国的博弈
19世纪中叶，以鸦片战争和“佩里叩关”为标志，中日两国先后被欧美列强拖入近代。对此，李鸿章慨叹发生了“数千年未有之变局”。这是因为，从世界史的角度讲，东亚再不是一个相对封闭的区域，而是世界资本主义体系的组成部分，传统的东亚体系或华夷秩序已被打开缺口，最后崩溃只是时间问题。与此同时，由于列强插手东亚事务，中日关系中越来越多地渗入了来自区域外的各种因素。从东亚史的角度看，面对西力东渐，由于中日两国的思想意识及其政策应对存在明显差异，中国愈加贫弱，日本则由弱变强，日本发生明治维新后，中日实力对比开始发生急剧变化，两国关系进入历史上第一次具有真正意义的“拐点期”。
在19世纪60年代末至90年代初的中日关系“拐点期”，经历了鸦片战争失败和太平天国运动洗劫的中国一度重整旗鼓，“洋务运动”有所起色，北洋舰队号称“东洋第一”，东亚第一大国的地位仍在维持。反观日本，1868年明治政府成立后，效仿西方，断然推行全方位的近代化改革，国力蒸蒸日上。“拐点期”是一个中日双方综合实力对比渐趋平衡的过渡期，也是一个极为敏感的“摩擦”增加、充满变数的关系重构期。然而，在多种可能的发展方向中(13)，日本的选择是“告别恶友”(14)、脱亚入欧，一面与列强周旋，一面与中国展开了东亚地区领导权的争夺。
1871年，日本使节软磨硬泡缠住李鸿章等清政府大员，签订了《中日修好条规》。表面看，近代以来同样背负着各种不平等条约的中日两国首次签订内容“对等”的条约，双方均不失体面，但实际上日本才是真正的受益者。日本除了实现法理上与中国对等的夙愿外，还获得了与中国“对等地”介入地区事务的“根据”。具体说来，中日缔约后，由于日本成了清朝的“对等国”，中国在琉、朝问题上的对日交涉陷于被动，而一向认清朝为宗主的琉球和朝鲜，处境则变得更加艰难。
1872年，日本强制琉球国成为其治下的琉球藩，禁止琉球继续向中国朝贡及接受册封。1874年，日本又以1871年琉球漂流民被台湾土著杀害为借口，出兵侵略台湾。清政府不愿开启战端，承认日本的行为是“保民义举”。(15)如此息事宁人的退让，最终导致了1879年琉球被日本正式吞并。
出兵侵台只是日本挑战中国在东亚传统权威的首次“火力侦察”，而“初尝胜果”无疑助长了其“海外雄飞”(16)的野心，接下来朝鲜又成为其锁定的猎取目标。1875年，日本寻衅制造“江华岛事件”，迫使朝鲜于翌年签订不平等的《日朝修好条约》。1882年，日本利用朝鲜壬午兵变，取得了在朝鲜的驻兵权。1884年，日本策动朝鲜东学党发动甲申政变，驻朝清军应朝鲜国王请求平息了叛乱，日本的图谋再受重挫。至此，日本彻底明白了要想控制朝鲜，必须首先拔掉清朝这颗“钉子”。于是，在一片“中国威胁”的鼓噪声中，日本苦心备战十年，于1894年挑起甲午战争并取得完胜。
甲午战争是中日关系的历史转折点。战争的结果，不仅意味着中日两国在东亚地缘政治中传统的主次关系易位和长达两千年的古代东亚体系彻底坍塌，而且意味着近代日本旨在称霸东亚的恶剧拉开了序幕。更可怕的是，打败清朝后形成的蔑视型中国观(17)，不但从思想的底层支撑了其后日本的对华扩张，而且又随着每次行动的得手而得以固化(18)，直到最后以一种无视中国的心态(19)发动了全面侵华战争。
甲午战争后至二战结束，中日两国展开了一系列博弈。
《马关条约》签订后发生的“三国干涉还辽”事件，给得意忘形的日本注入了一支清醒剂。德富苏峰坦言，他在听到“三国干涉”的消息后，犹如五雷轰顶，接受了“力之福音的洗礼”，“精神上判若两人”。(20)“还辽”事件使日本认识到，中国虽然软弱可欺，但还没到任由日本独家宰割的时候，在对华政策上，日本还须考虑其他列强的在华利益，面对俄国这只阻挡日本向大陆扩张的拦路虎，实力不济的日本只能卧薪尝胆，从长计议。基于此，日本先是附和列强“保全中国”的主张，暂时收敛单独向中国扩张的冲动；继而通过参加1900年八国联军镇压中国义和团的“协调”行动，加入欧美列强俱乐部；最后是1902年与世界头号强国大英帝国结盟，并在英国的政治和财力支持下，于1905年发动日俄战争，迫使俄国签订城下之盟，从而彻底控制朝鲜并很快将其纳入版图，原由俄国控制的中国东北南部也变成了日本的势力范围。辛亥革命爆发后，日本表面保持中立，实际通过各种渠道与中国的各种政治势力保持“联系”，以求中国政权无论落入何人之手，也能确保日本的在华权益万无一失。一战爆发后，日本以日英有同盟关系为借口参战，不但占领了太平洋上的德属三群岛，而且置中国政府的强烈抗议于不顾，出兵抢占了德国的在华殖民地青岛。1915年，大隈重信内阁又以最后通牒的方式，向袁世凯政府提出了全面控制中国的“二十一条要求”。反观中国，世纪之交的前后30年可谓风云变幻，步履维艰。甲午战败的割地赔款、酬谢“还辽”的权益再割让，戊戌变法、庚子赔款、清末新政、辛亥革命及革命后的动乱，内忧外患不断，中国在对日关系上完全处于疲于应付的被动状态。
一战结束后，美英主导建立了约束战后世界秩序的凡尔赛—华盛顿体系，成立了国际联盟。华盛顿会议签订了《九国公约》、《四国条约》和《限制海军军备条约》，日英同盟由此废除。会议期间，列强再次确认了中国“门户开放”、“利益均沾”的原则，日本则在会议的压力下，同意有条件从青岛撤军并放弃“二十一条要求”中的某些条款。可以认为，美国是华盛顿会议的最大赢家，中国在维护国家主权的对日交涉中也有所收获，只有日本因“放弃”了一战期间向中国扩张的部分“成果”及后续的军备扩张受到限制而心存不满，与美英的关系明显出现裂痕。
进入20世纪20年代后期，国民党领导的北伐战争进展迅速，军阀势力分崩离析，中国政治统一的前景已经出现，日本在中国东北的殖民权益面临被中国收回的危险，而确保“满蒙特殊权益”却是日本对华政策的底线。为了使东北与关内隔离并将其牢牢控制在日本之手，关东军急不可耐地擅自行动，于1928年炸死了“不太听话”的东北王张作霖，结果却弄巧成拙，促使张学良“易帜”，加速了中国的“统一”。1931年，关东军再次采取“下克上”行动，发动“9·18事变”，武力占领了东北。其后，日本以“寸步不让”、“不惜把国家化为焦土”(21)的蛮横态度，拒绝了国际联盟的限期撤军决议并退出国联，再于1937年全面侵华、1941年发动太平洋战争，开始了鲸吞中国、独霸东亚之梦。
由此可见，甲午战争以后，中日两国实力对比泾渭分明：强势日本的长期战略目标是控制、统治中国乃至整个“大东亚”，建立以日本为霸主的排他性“东亚新秩序”乃至“大东亚共荣圈”；弱势中国的首要任务则是自强图存，维护国家主权和独立。与此相联系，由于欧美列强在中国存在着巨大利益，中日关系已不是单纯的双边关系，而是世界中的中日关系，因此在甲午战争后直至二战结束的中日博弈中，如何处理与欧美列强的关系，也是中日两国的重要外交课题。从日本方面看，其决策层始终存在“协调主义”和“亚洲门罗主义”两种外交思想及两条外交路线之争(22)，前者的策略是与列强“协调”共同瓜分中国，后者的主张是排他性地独占中国。值得注意的是，即使在独占中国的路线内，也存在着以政治、经济和文化控制为主、武力威胁为辅的“和平扩张方式”和干脆以武力手段解决的路径方法之争。历史进程表明，以1931年武力占领中国东北并随后退出国联为界，日本在对外政策上，“协调主义”已让位于“亚洲门罗主义”；在对华政策上，“和平扩张方式”已被武力征服的主手段所取代。从中国方面看，面对日本咄咄逼人的态势，外交上“以夷制夷”是一种无奈的政策选择，尽管像“还辽”后俄法德三国要求“回报”、美英等国要求“均沾”而掀起一轮瓜分中国的狂潮那样，这种选择所付出的代价是很沉重的，但从长期战略看，毕竟是利用了列强之间的矛盾，为自己争取了生存的空间和时间。
三、二战后冷战格局下中日关系的离合
1945年，日本战败，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不久，以英国首相丘吉尔的“铁幕演说”为标志，对日作战同盟国内部源于意识形态的对立公开化，世界由此划分为以美苏为首的东西方两大阵营并进入半个世纪左右的冷战时期。
二战后初期，日本的首要任务是尽快结束盟军占领，恢复国家独立。这一目标随着美国对日政策的改变，以1951年《旧金山和约》的签订为标志得以实现。中国在经过国共内战后，成立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国民党政权在美国的庇护下龟缩在台湾一隅。在冷战的大环境下，美国因素和台湾因素是直接阻碍中日两国恢复正常关系的最大障碍。日本要恢复主权独立，就必须加入美国为首的西方阵营，因而在处理中日关系时，除了选择支持台湾当局外没有其他选择余地。1952年，在美国的授意下，日本与台湾签订“日台条约”，由此确定了与新中国隔离、对立的基调。
但是，以吉田茂为代表的历届自民党政府并非不清楚新中国对日本的重要性，因而在民间及包括自民党议员在内的各种政治势力的压力下，按照“政经分离”原则，与中国开展了规模有限的“LT贸易”(“廖高贸易”)，并在人员往来等文化交流上留出了一定的窗口。中国则在“政经不可分离”的原则下，坚持开展对日“民间外交”，积极与日本经济、文化及各党派人士沟通，同时对日本政府敌视中国的政策进行了坚决批判。
进入20世纪70年代，美苏争霸愈演愈烈，中苏关系剑拔弩张，由中国牵头的“第三世界”作为一股新的势力出现在国际政治舞台。1971年，联合国在美日等国的反对下，仍以超过三分之二的多数票，恢复了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合法地位。面对这一现实，美国政府重新研判国际形势，并对其全球战略进行了重大调整。为最大限度地孤立苏联，尼克松总统于1972年突然访华，向世界传递了美中和好的明确信息。美国的政策转向，是日本急切寻求日中邦交正常化的前提。当然，中日恢复邦交，既有战后以来两国民间交流日积月累的基础，也离不开两国政治家审时度势的决断。
1972年9月，田中角荣首相排除“亲台派”的强烈干扰，毅然访华并签署《中日联合公报》，两国正式恢复邦交关系。当时，中国政府和人民以向前看的博大胸怀，宣布放弃战争赔款要求，为中日复交奠定了良好基础。1978年，两国签订《中日和平友好条约》，友好关系得到进一步确认和提升。1992年，江泽民主席访日，天皇访华。可以认为，邦交恢复后的20年，尽管时而也会听到杂音，但“友好”是中日关系的主旋律。在此期间，日本通过日元贷款，对艰难起步的中国经济现代化建设提供了宝贵支持(23)，通过1991年8月海部俊树首相访华，率先打破了1989年政治风波后西方国家对中国的“封锁”。(24)
可以认为，邦交正常化前后的中日关系犹如冰火两重天，而导致两种不同局面的主要原因，取决于冷战环境下中美日三国的战略需要。在当时的三国关系中，美国是矛盾的主要方面，美国的立场如何，不仅“决定性地”影响了中美关系，而且“决定性地”影响了中日关系。当然，中国在“文化大革命”浩劫和中苏对抗升级的多事之秋，能够以现实主义的态度重构国际关系，与势不两立的美、日帝国主义“握手”，相逢一笑泯恩仇，同样需要高远的战略视野、宽阔的政治胸怀和非凡的气魄。日本之所以变被动为主动，在中日关系转换中发挥积极作用，主要是基于自身安全和长远经济利益的考虑，负疚感恩的情感也是客观存在的。(25)中美、中日关系的改善说明，社会制度及意识形态的差异虽然会构成国家间关系的重大障碍，但不是不可逾越的鸿沟。在国家间关系上，“没有永恒的朋友，也没有永恒的敌人，只有永恒的利益”——在解释冷战时期中日离合的原因时，丘吉尔的这句名言依然适用。
四、中日关系“拐点”的出现及其含义
进入20世纪90年代，由于苏联解体和东欧“转向”，东西方两大阵营对立的冷战体制失去了存在的根据，国际关系进入新的调整期。以此为背景，中日关系的基调逐渐从“友好、合作”向“合作、竞争”方向转变，而导致这一变化的内在因素，又主要源于两国综合国力对比及民众自他心理认知的变化。
首先是经济实力对比及相互依存关系的变化。20年间，日本经济在泡沫经济崩溃后经历了“失去的十年”，之后虽然有所起色，也只能是在低增长中徘徊。从结果看，2010年国内生产总值(GDP)为54742亿美元，是1991年的1.6倍。相比之下，中国经济始终保持高增长态势，年均增长率为10%左右，加上人民币升值因素，2010年GDP首次超过日本，为59847亿美元，是1991年的15.9倍。中日GDP对比已由20年前的11∶100变成109∶100(参见表1)。中日双边贸易的变化也从一个侧面反映了两国经济相互依赖关系的逆转。据统计，1972年至1991年，日本的对华贸易依存率(对华进出口贸易额/对外进出口总额)始终低于5%，而中国的对日贸易依存率始终高于16%，这表明邦交恢复后的前20年，两国经济的相互依赖是一种非对称关系，即日方居于主动地位而中方受益度更高。但是2002年中日贸易的相互依存率首次持平为15.5%后一路逆转，至2010年日本对华贸易依存率为20%，中国对日贸易依存率为11%(参见表2)。这意味着中国在中日经贸关系中长期被动的地位已经改变，而日本对中国市场的依赖已经很深。
其次是国际政治格局变化及中国崛起加重了中日间的战略猜忌。日本学者国分良成在分析“1972年体制”的形成原因时指出：“中美两国与日本将苏联视为共同的对抗目标，实际上形成了战略性合作关系。后来直至苏联解体、冷战结束，这成为日美中关系保持稳定的最大理由”。(26)然而，随着冷战后苏联威胁的“消失”，“日美中关系保持稳定的最大理由”已经动摇，特别是当中国在经济和国防建设上取得惊人进步，在国际及地区事务中扮演越来越重要的角色，甚至开始说“不”时，“中国威胁论”便有了一定的市场，“合作与防范”遂成为美日对华政策的新共识。前外相河野洋平早在1995年的一篇文章中便已坦陈：“随着中国地位的上升，日本在对华政策上将加强防范和限制的一面。中日关系已经进入合作与竞争、抑制、防范并存的错综复杂的时代。”(27)自不待言，对于美日不断强化对华“防范”措施，中国也必然要做出反应。从目前的状况看，中美日在安全层面上的互信与合作，不能说是令人放心的理想状态。中美日三国已经由昔日相对单纯的战略合作者，变成关系错综复杂的战略合作与竞争者。
再次是中日两国民众相互认知及情感的变化。在经济层面认知上，20世纪的70年代、80年代，中国既是人口大国和政治大国，同时又是人均GDP不及日本1/80的穷国，因此在中国宣布放弃战争赔款、中日复交后的一个时期里，负疚和感恩、同情和帮扶是日本民众不同程度持有的心理。然而，时过境迁，面对中国走向强盛及近年中国游客在日本疯狂购物现象的直接冲击，日本人在甲午战争后形成的几近根深蒂固的优越感，如今正被一种莫名的羡慕、嫉妒和无奈所缠绕。反观进入新世纪后的中国，民众心中的日本经济形象已不如前。在政治层面认知上，中国在显著提高了世界及地缘政治影响力的同时也增加了自信，日本却在“正常国家”及“入常”的诉求上收获挫败感，当这种反差与中日间围绕历史认识、领土和领海归属、安全保障等问题的争议纠结在一起时，便很容易成为狭隘民族主义情绪高涨的助推器，进而对两国民众的相互情感产生负面影响。据日本内阁府抽样调查，日本人对中国有“亲近感”的比例于1980年达到最高点的78.6%，1991年降至51.1%。2012年6月，中国日报社和“日本言论NPO”实施的中日联合舆论调查结果显示，中方受访者对日本“没有好感”的比例为64.5%，日方受访者对中国“无亲近感”的比例升至84.5%。(参见表3)这一现象说明，近20年来支撑中日合作关系的思想基础不是在加强，而是变得脆弱了。
冷战结束后中日两国经济、政治关系及民众心理层面的变化，说明两国关系正在进入历史新时期的“拐点”。(28)那么，何谓“拐点”，“拐点期”又具有哪些特殊含义呢？
就两国之间的关系而言，综合国力对比差距非常明显时，弱势一方的选择往往是回避对抗，甚至在发生利益冲突时，宁可做出有限度的退让，也要维持两国关系的大局稳定。然而，当弱势国家的实力接近或赶上原来的强国并展示出强劲的发展势头时，便意味着两者的关系需要“重构”，也即进入“拐点”。
“拐点期”是变数增多的敏感期。就两国关系来说，随着双方物质层面上实力对比的接近，精神层面上的相互认知和情感、态度也必然会发生变化，结果往往是一方要固守原有的地位、利益和优越感，一方要提出与自身实力相符的新诉求，当双方的意愿和要求无法找到平衡点时，冲突就在所难免。
从历史上看，1895年甲午战争的结束是中日关系第一个大周期的终点和第二个大周期的起点。在第一个大周期里，隋以后的日本虽然在政治上摆脱了对中国的依附(尽管曾在明代再度受封)，甚至两度向中国发起挑战，但无法从根本上撼动中国在东亚的领导地位，其自身亦无法摆脱来自中国的经济和文化影响。换个角度说，古代东亚特别是东北亚之所以出现相对意义上长期稳定的秩序，软硬实力兼具压倒优势的中国因素是基本依据，当这种优势真正遇到近代日本的挑战时，那就不只意味着中日关系进入“拐点”，而且意味着东亚秩序也进入了“重组”的“拐点”。结果，日本以甲午战争军事对决的极端方式打败清朝，掌握了东亚地区的主导权，结束了“拐点期”。
中日关系的第二个大周期是以日强中弱为前提展开的，不幸的是这一前提竟成了近代日本恃强凌弱的依据，中国的步步退让，换来的是日本扩张野心从“蚕吃桑”到“蛇吞象”的恶性膨胀，中华民族被逼到了亡国灭种的境地。二战以后，日本再度崛起并创造经济奇迹，中国则在近30年里奋起直追，急剧地缩小了中日间的差距，近代以来两国的“强弱”关系首次呈现出“强强”相向的局面，这意味着第二个大周期的“拐点”已经到来。今后，拥有日本10倍人口和25倍国土的中国越发走向强盛，应该说不是外力所能阻止的。历史不会重演，但可能惊人地相似。在至为敏感的“拐点期”，中日两国应“风物长宜放眼量”，从历史中汲取教训，避免重蹈覆辙。
五、结语
综上所述，中日关系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地进入了历史上第二个大周期的“拐点期”，两强并立将是今后一个时期无法改变的格局，而比较强势的天平逐渐向中国一方倾斜具有较高的概率。换言之，时间属于中国。中日两国要想平稳地度过“拐点期”，既需要大智慧和长远眼光，也需要未雨绸缪，从现在做起。
首先，两国民众要摈弃东亚“一山不容二虎”的陈旧观念，控制焦躁或浮躁情绪，以平常心看待彼此的发展和变化。对于两国的政治家来说，关键是要保持头脑清醒，高瞻远瞩，把握方向，不为一时一事自乱阵脚。同时，在大众传媒工具高度发达的环境下，两国学人和媒体也应本着对民族负责的态度谨言慎行。
其次，学会合作中竞争、竞争中合作的艺术。现在的中日关系已不是过去那种“为了友好”什么事都好商量的时代，而是到了因为有利益才合作、通过竞争才能使利益最大化的“成人关系”时期。良性的合作与竞争，可以使中日两国形成一种彼此利益难以分割的黏合关系，从而不断夯实合作关系的基础。“和则两利，斗则俱伤”，历史留给我们的经验和教训任何时候都不应忘记。“不畏浮云遮望眼”，从现实看，中日两国合作双赢的空间还大得很。
最后，对于导致两国民众情绪激化甚至可能发生军事冲突的领土领海争议，中日两国应严守《中日和平友好条约》，本着求同存异的精神，在暂时找不到更好的解决办法之前，任何一方不得跨越“搁置争议、维持现状”的“红线”。
古人云：“四十不惑。”中日两国长达两千多年的交往，经历了友好、合作、恬淡、竞争、敌对的不同局面。中日复交所走过的40年道路，不过是历史长河中的暂短一瞬。我们应该在历史留下的这份沉甸甸思考中变得更聪明，更能把握两国关系的本质！
注释：
①《管子·形势篇》。
②参见山本新、秀村欣二编：《未来，属于中国——汤因比论中国文化》，西安：陕西人民出版社，1988年。
③参见班固：《汉书·地理志》，北京：中华书局，2010年，第1322页。
④参见范晔：《后汉书·东夷列传》，北京：中华书局，2010年，第1906～1907页。
⑤参见陈寿：《三国志·魏书》，北京：中华书局，2010年，第635页。
⑥魏征：《隋书·倭国传》，北京：中华书局，2010年，第1226页。
⑦《日本书纪》，推古16年8月条。
⑧坂本太郎·家永三郎·井上光鍼貞·大野晋校注『日本古典文学大系68日本書紀下』、岩波書店、1978年、193頁。
⑨木宫泰彦：《日中文化交流史》，胡锡年译，北京：商务印书馆，1980年，第53页。
⑩欧阳修、宋祁：《新唐书·刘仁轨传》，北京：中华书局，2010年，第3260页。
(11)张廷玉等：《明史·日本传》，北京：中华书局，2010年，第5598页。
(12)张廷玉等：《明史·朝鲜传》，北京：中华书局，2010年，第5556页。
(13)“中日连横”便是当时日本朝野广泛探讨的话题之一。例如，中村敬吾认为：“今也我邦与禹域，务当小大相忘、强弱莫角、诚心实意、交如兄弟、互相亲信、不容谗间。有过相宽恕，无礼不相咎，盖二国所期者，在于同心协力，保护独立，以存亚细亚之权而已矣。”参见：小島晋治監修『幕末明治中国見聞録集成』第19巻、ゆまに書房、1997年、193頁。
(14)1885年3月16日，福泽谕吉在《时事新报》上发表的《脱亚论》中写道：“为今日计，我国不可在期待邻国开明、共同振兴亚洲上犹豫，毋宁脱离其伍，与西洋之文明共进退，对待支那朝鲜之方法也不必因邻国而特别关照，只能完全效仿西洋人与之接触之方式处理。亲近恶友者无法免除恶名。我等于心里谢绝亚细亚东方之恶友。”
(15)《筹办夷务始末》(同治朝)卷98，第17页。
(16)“海外雄飞论”是德川幕府中后期出现的一种对外政策思想主张，其代表人物之一吉田松阴在《幽囚录》中写道：“日不升则昃，月不盈则缺，国不隆则衰。故善保国者，不徒毋失其所有，且应增其之所缺。今应急固武备，充实舰炮，开垦虾夷而封诸侯，乘隙夺取堪察加、鄂霍次克，晓谕硫球参觐、集会如内地诸侯。又责朝鲜纳贡如昔，北取满洲之地，南收台湾、吕宋诸岛，渐示进取之势。然后爱民养士，固守边境，则可谓善保国矣。”参见：『日本の名著31吉田松隂』、中央公論社、1989年、227頁。
(17)甲午战争后，改进党党首大隈重信声明，中国不是西方人所说的“沉睡的雄狮”，而是只“断了气且四肢已经冰冷的老狮子”。参见：大隈重信『日支民族性論』前編、公民同盟出版部、1915年、12頁。吉野作造也回忆说：“维新后我们停止了对最早引进文物制度的老师——支那的尊敬。唯有武力一点上难以轻侮，但是通过此次战争，就连这点体面也悲惨地剥落了。西洋人日沉睡的雄狮是错误的，狮子已经疾死。”参见：『吉野作造博士民主主义論集』第6巻、新紀元社、1947年、10頁。
(18)对此，吉野作造写道：“我国已经没有惧怕支那的情况了。庚子事件后，日本看透了清朝的真实面目，开始与列强一起欺负清国。日本告别了甲午战争后对清国复仇的担忧……特别是日俄战争以后，军国日本产生了称雄世界的自负心理，视支那等狗屁不如。”参见：『吉野作造博士民主主义論集』第6巻、新紀元社、1947年、13頁。
(19)“卢沟桥事变”爆发后，日本陆军首脑力主一战制服中国(即“对华一击”)，陆军大臣杉山元和参谋总长闲院宫觐见昭和天皇时夸下海口说：“一个月内解决(中国)”，遂使天皇下了对华开战的决心。参见：寺崎英成編著『昭和天皇独白録·寺崎英成御用秘書日記』、文芸春秋、1991年、53～54頁。
(20)德富猪一郎『蘇峰自伝』、中央公論社、1935年、310頁。
(21)社会問题資料研究会編『帝国議会誌(13)』、東洋文化社、1976年、123～126頁。
(22)参见：江口圭一『十五年戦争小史』、青木書店、1992年。
(23)胡锦涛主席2008年在日本早稻田大学发表演讲时说：“在中国现代化建设的进程中，日本政府向中国提供了日元贷款合作，支持中国的基础设施建设、环境保护、能源开发、科技发展，为促进中国现代化建设发挥了积极作用。日本各界友人以不同形式对中国现代化建设提供了热情帮助。对日本众多友好人士为中日友好事业倾注的心血，中国人民将永远铭记。”参见《胡锦涛主席在日本早稻田大学发表演讲(全文)》，新华网2008年5月8日。
(24)参见蒋丰：《对日中关系要有大局观和决断力——访日本前首相海部俊树》，人民网2012年4月24日，http://world.people.com.cn/GB/17728563.html。
(25)参见田庆立：《中日复交以来日本政界人士中国观的演进谱系》，《日本学刊》2012年第4期，第127～128页。
(26)国分良成：《“1972年体制”的变化与发展协调关系之路》，《日本学刊》1997年第5期，第45页。
(27)河野洋平「日本外交の進むベさ進路」、『外交フォ一ラㄙ』1995年1月。
(28)《国际先驱导报》2008年7月8日上发表的《中日关系拐点十问——两国专家共同求解未来》一文中，介绍了中日学者关于恢复首脑互访后中日关系出现拐点的看法。但与本文所说的拐点含义不尽相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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