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区域经济增长与可持续性研究&基于去耦指数的分析_经济增长率论文

中国区域经济增长及可持续性研究——基于脱钩指数分析，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持续性论文,经济增长论文,中国论文,指数论文,区域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中图分类号：F205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000-8462(2015)11-0008-07

       DOI:10.15957/j.cnki.jjdl.2015.11.002

       1995年中国共产党十四届五中全会提出“中国经济增长方式要实现由粗放型向集约型增长的转变”的观念，首次正式提出经济可持续增长的发展方式。中共“十七大”报告首次提出生态文明的理念；“十八大”报告进一步提出生态文明建设和努力建设美丽中国的重要发展思路。按照生态文明的要求，经济增长及其可持续性应该是相辅相成的，二者应实现双赢。但郑丽琳等研究认为中国的经济增长尚未突破倒“U”型环境库兹涅茨曲线(Environment Kuznets Curve，EKC)的两难区间[1]。根据世界银行的最新统计，中国每年的水污染和大气污染造成的经济损失占全国GDP的8％～12％，我国的发展成本因环境污染而比世界平均水平高6％，全国范围内的污染之重触目惊心，环境情况不容乐观[2]。显然，我国的经济发展是以严重的环境污染为代价的，经济增长和环境保护之间需要有所权衡(trade-off)[3]。

       1 文献综述

       国外方面，早在1970年代，Stivers就将经济增长可持续性描述为“与生态环境支持系统处于均衡状态的经济”[4]；Brundtland在《我们共同的未来》研究报告中，首次提出可持续发展概念，并将其定义为“既满足当代人的需求，又不损害后代人满足其需求的发展”[5]，该定义被国际组织和相关学者广泛使用；2005年联合国世界峰会提出了经济发展(Economy)、社会公正(Equity)和环境可持续性(Environment)的“3E”原则来衡量可持续性的三重底线。此外，西方还有许多学者从经济学的角度对可持续发展的定义、特征、原则和制度背景等多方面进行了界定和讨论[6-7]。关于可持续性发展的理论研究和实证检验更多地是把自然资本看作是一种可耗竭的不可再生的生产要素，并将其内生到传统的经济增长模型(以C-D生产函数为主)中[8-10]，这些学者认为只要对传统经济学进行一定的外部矫正就能实现经济可持续性发展[11]。国内方面，1990年以来，学术界讨论的重点问题是经济增长方式应由“粗放型”向“集约型”转变，而转变的核心是将经济增长的源泉放在技术进步和要素效率上[12]。王小鲁等对中国经济增长的可持续性问题进行了验证，认为我国生产率及技术水平正在逐步提高，同时重视教育带来的人力资本积累效应也正在逐渐发挥作用，因此我国经济能够保持可持续增长[13]。可以看出，国内关于经济可持续发展的实证研究多是关于经济增长率可持续的研究，此外，国内也有学者将自然资本纳入经济增长函数中，研究可耗竭资源约束条件下经济增长率可持续性[14-16]。

       可以看出，现阶段经济增长可持续问题的研究多集中在单独研究可持续性或者如何保持经济增长率(GDP增长率)不变方面，关于经济增长及其可持续性关系的研究则较少。那么，二者存在怎样的动态关系，是否存在一致性？追赶省份的经济增长及其可持续性是否会向模范省份收敛？这些问题在现有研究中还鲜有涉及，但这又是我国制定各种经济政策保持经济可持续增长的理论基础，因此本文不同于其他学者单从经济增长率角度考察经济增长可持续性问题的思路，采用综合指数法，对经济增长及其可持续性从多维度进行测量，分析二者的特征及动态变化轨迹，这对进一步巩固我国经济增长的可持续性具有重要意义。

       2 经济增长及其可持续性测度

       2.1 指标体系与数据来源

       综合考量其他学者关于经济增长及其可持续指标的研究成果，并考虑数据的可获得性，对二者的概念进行界定和扩展，得到关于二者的测度指标，具体来说，本文从增长水平、产出效率、经济稳定性和经济结构四个维度对经济增长状况进行测度；从增长潜力、产出消耗、生态环境和污染控制四个维度对经济增长的可持续性进行测度。相关数据来源于历年的《中国统计年鉴》《中国固定资产投资统计年鉴》《中国科技统计年鉴》《中国劳动统计年鉴》《中国工业经济统计年鉴》《中国环境统计年鉴》和《中国环境年鉴》。需要说明的是，2005年未编写《中国工业经济统计年鉴》，因此2004年数据为2003年和2005年数据平均值；2012年的污染控制数据在2013年《中国环境统计年鉴》未统计，采用移动平均法获得；固定资本存量测算方法参考张军等采用的永续盘存法(PIM)求得[17]；教育水平采用李秀敏使用的受教育年限法计算得到[18]。详细指标见表1。

      

       由表1可以看出，经济增长及其可持续性指标属性不尽相同，具有不同的量纲和量级，若直接对这些原始数据进行加总分析，结果很可能不能准确反映各地区的真实状况，因此，在对二者进行测试之前，要先对原始数据进行处理。本文采用极差标准化方法对个指标的原始数据进行标准化处理，该方法在消除量纲和量级影响的同时还能保留各省份相应数据变量之间差异信息，具体来说，正指标和负指标标准化的公式分别为：

      

       式中：

为无量纲化处理后的标准化数据变量；

为原始数据；

和

表示同一年份所有省份相应原始数据的最小值和最大值。

       2.2 测度方法与结果

       本文构建的经济增长及其可持续性测度指标是一个包含了多指标和多维度的指标体系，已有的测度方法主要包括熵值法、灰色聚类法、层次分析法、综合指标法以及模糊综合法，然而这些测度方法都存在一定的缺陷[19]。因子分析法与主成分分析法则是根据数据本身特征来确定权重，与其他方法相比更具有科学性，能够避免指标之间的高度相关性和权重主观性。而主成分分析法与因子分析法相比，能够刻画各个维度内各个指标的量化结果[20]。因此采用主成分分析法对经济增长及其可持续性的基础指标权重进行测度并合成分项指标，并同样采用该方法合成方面指标，将2000年各省份的指标设定为100，可得到2000-2012年各省份经济增长及其可持续性的最终指数①。本文假设2000年的经济增长及其可持续性指数都为基数100，而2004年、2008年以及2012年各省(市、自治区)二者的变化如图1。

      

       图1 部分年份经济增长及其可持续性指数

       Fig.1 Index of economic growth and its sustainability

       由图1可知，整体上来说，2000-2012年，各省的经济增长及其可持续性指标均呈现上升趋势，二者均出现不同程度的提高，这表明我国经济增长质量不断上升。各省经济增长指标是在波动中实现增长，而经济增长可持续指标却一直呈现增长态势，并且后者的增长幅度大于前者。具体来说，2000-2012年间，经济增长指标上升最快的五个省份分别是四川(170.39)、广东(153.47)、上海(151.29)、重庆(150.28)和内蒙古(148.56)；经济增长可持续性指标上升最快的五个省份是上海(203.22)、广东(183.09)、浙江(177.72)、北京(159.13)和福建(157.93)。同时可以看出，各省份的经济增长及其可持续性指数之间的关系存在异质性，如上海市和广东省的经济增长及其可持续性指数均较高，北京市、江苏省和浙江省的经济增长指数相对较低，但经济增长可持续性指数相对较高，而内蒙古自治区和四川省的经济增长指数相对较高，但经济增长可持续性指数却相对较低，因此需要进一步详细分析各省份经济增长及其可持续性的差异性及动态变化特征。

       经济增长及其可持续性指标全国及东中西三大区域的平均变动状况如图2。可以看出。就全国平均水平来说，二者从2000年的100分别增加到2012年的127.84和166.24；就东中西三大地区来差异看，东部地区的经济增长及其可持续性指标均值分别为130.27和186.65，高于中西部地区，而中部地区的二者最低，为126.10和142.89，西部地区二者居中，为127.15和158.24。

      

       图2 2000-2012年区域经济增长及其可持续性指数

       Fig.2 Regional index of economic growth and the sustainable in 2000-2012

       2.3 数据特征分析

       对区域经济增长及其可持续性的变化差异进行分析，表2给出出了我国整体和东中两大区域二者在2000-2006年、2007-2012年和2000-2012年三个时间段的平均增长率及三大区域与全国平均水平的差异。由表2可知，从整体趋势来看，2000-2006年间，经济增长率水平明显小于可持续性增长率水平，而在2007-2012年间，经济可持续性增长率明显下降，而经济增长率水平却有所提高，在整个时间段来看，各区域经济增长率水平仍小于可持续性增长率水平。从区域内部差异来看，东部地区各个时间段的经济增长均高于中西部地区，而西部地区又高于中部地区，东部地区的经济增长率在前期(2000-2006年)高于全国平均水平0.25个百分点，而西部地区高于全国平均水平0.03个百分点，中部地区低于全国水平0.43个百分点；而到后期(2007-2012年)，东部地区的经济增长率低于全国平均水平0.10个百分点，中西部分别高于全国0.01和0.08个百分点；就整个时期来看，东部地区的经济增长率仍高于全国平均水平0.09个百分点，而西部地区高于全国0.06个百分点，中部地区低于全国0.25个百分点。对于经济增长可持续性的区域差距来说，前期的经济增长可持续性最高的为西部地区，其次为东部地区，最低的为中部地区，而在后期东部地区的经济可持续性增长率超过西部地区，并且这一时期西部地区经济增长可持续性增长率下降速度非常快(由7.23下降到1.73)，整个时间段来看，东部地区的经济增长可持续性增长率最高，西部次之，中部最低。

      

       对各省的经济增长及其可持续性指标分别求2000-2012年的增长率，如图3。可以看出，经济增长率最高的是四川(5.87％)，其余的前五名依次为广东(4.46％)、上海(4.27％)、重庆(4.19％)和内蒙古(4.05％)；经济增长可持续性增长率最高的是上海(8.60％)，其余的前五名依此为广东(6.92％)、浙江(6.48％)、江苏(5.43％)和北京(4.93％)。经济增长及其可持续性增长率处于“双高”状态的省市为上海和广东两省市，处于“双低”状态的省份为甘肃。就区域分布来看，经济增长率较低的三个省份分布在西部地区(贵州、云南、甘肃)，经济增长可持续性增长率较低的三个省份分布在中部地区(黑龙江、吉林、安徽)。整体上看，我国中部地区的经济增长及其可持续性指标处于较低水平。

      

       图3 2000-2012年各省经济增长及其可持续性增长率

       Fig.3 The growth rate of economic growth and the sustainable in 2000-2012

       3 经济增长及其可持续性脱钩分析

       3.1 脱钩指数测度方法

       上一部分对我国30个省份的经济增长及其可持续性指标进行测算并分析了二者增长率的特征，可以看出各省的经济增长和其可持续性指标之间可能出现同向或者反向变化以及变化是同比或者非同比问题。因此，为进一步分析二者之间的动态变化轨迹，本部分运用脱钩指数构造方法，构建研究经济增长及其可持续关系的Tapio脱钩指数和追赶脱钩指数模型。

       Tapio在研究欧洲经济增长、交通状况和CO[,2]排放之间的弹性关系时，提出Tapio脱钩指数模型，将脱钩状态分为弱脱钩和强脱钩两种形态[21]；张成等对Tapio脱钩指数模型进行扩展，提出相对脱钩和绝对脱钩指数，将传统的八个类别扩展为十个类别，即：扩张相对负脱钩、扩张连接、扩张相对脱钩、扩张弱绝对脱钩、扩张强绝对脱钩、衰退绝对负脱钩、衰退弱绝对负脱钩、衰退相对负脱钩、衰退连接和衰退相对脱钩[22]。本文也采用该脱钩分类方法对经济增长及其可持续性进行脱钩分析。脱钩指数和追赶脱钩指数公式为：

      

       式中：

分别表示i省份在t年的经济增长及其可持续性的Tapio脱钩指数和追赶脱钩指数；

分别表示i省份在t年的经济增长及其可持续性指标；

分别表示经济增长及其可持续性“双优”的模范省份经济增长及其可持续性指标。Tapio脱钩指数和追赶脱钩指数均有10种类型，如图4②。

      

       图4 脱钩指数分类示意图

       Fig.4 Schematic diagram of the decoupling index classification

       3.2 脱钩指数的测算结果

       本文采用上述公式对Tapio脱钩指数和追赶脱钩指数计算公式，对我国30个省份的经济增长及其可持续性指标进行测算，得到30个省份每一年和整体时段的脱钩指数。由于上海和广东的经济增长及其可持续性均处于领先水平，因此选取t年两区域经济增长及其可持续性的平均值组合成经济增长及其可持续性“双优”模范省份的经济增长及其可持续性指标，测算其余28个省份的追赶脱钩指数。本质上讲，脱钩指数反映的是各个省份经济增长及其可持续性自身状况的一种变化比较，刻画的是经济可持续性随经济增长动态变化的幅度。具体结果见表3。

      

       从2001-2012年全时段来看，全部省份都是扩张式的，具体来说，吉林、安徽、内蒙古和四川等四省份是扩张相对脱钩状态，脱钩指数在0～0.8之间；天津、海南、山西、河南、湖北、湖南、重庆和新疆等8个省份是扩张连接状态，脱钩指数在0.8～1.2之间；其余18个省份均为扩张相对负脱钩状态，脱钩指数在1.2之上。特别是北京、辽宁、贵州和云南四省份的脱钩指数均在5以上，这表明经济增长可持续性上升幅度是经济增长上升幅度的五倍以上，其经济增长质量较高，实现了可持续增长。各省份具体到分时间段的脱钩指数是形态各异的，部分省份的脱钩状态处于衰退相对负脱钩、衰退连接和衰退相对脱钩三种状态(Δk＜0，Δy＜0)，经济增长及其可持续性都是负增长，处于经济增长及其可持续性“双输”状态。

       在2001-2012年间，28个样本省份与“双优”模仿省直接的追赶脱钩关系大部分为衰退式的，存在Δy＜0，即追赶省份与模仿省份之间经济增长差距越发明显，因此追赶省份的经济增长还存在很大的上升空间。在2001-2012年全时段内，吉林追赶脱钩指数处于扩张强绝对脱钩状态，即吉林经济增长速度快于模仿省经济增长速度，但其经济增长可持续性慢于模范省；北京、天津、辽宁、山西、湖北和贵州等6省份的追赶脱钩指数处于衰退相对脱钩状态，表明该6省在经济增长可持续性上的差距扩大速度快于经济增长差距扩大速度；甘肃的追赶脱钩指数处于衰退相对负脱钩状态，表明该省在经济增长可持续性上的差距扩大速度慢于经济增长差距扩大速度；其余20个省份的追赶脱钩指数处于衰退绝对脱钩状态，表明这些省份的经济增长差距与模范省的经济增长差距不断扩大，但经济增长可持续性的差距在逐渐缩小。

       4 结论和政策建议

       本文以我国2000-2012年30个省份的面板数据为研究样本，采用主成分分析法测算了各个省份的经济增长及其可持续性指标，随后采用Tapio脱钩指数模型和追赶脱钩指数模型对二者之间的动态演化关系进行分析，主要有以下结论：首先，我国30个省份的经济增长及其可持续性均有不同幅度的增长，总体上来说东部地区的增长幅度大于中西部地区，但二者在增长幅度上是存在差异性的。其次，Tapio脱钩指数模的测算结果表明我国各个省份的脱钩指数都是扩张式的，经济增长可持续性的上升幅度快于经济增长幅度，这表明自2000年以来，我国各省特别是东部地区的省份在扩大经济增长数量的同时，更加重视经济增长质量，正逐步实现从“粗放型”向“集约型”经济增长的转变。再次，追赶脱钩指数模型测度结果表明，追赶省份与模仿省份之间的脱钩指数大部分为衰退式的，即经济增长差距逐步扩大，大部分追赶省份与模仿省份的经济增长差距逐步扩大，但经济增长可持续性差距却在逐步缩减，甚至部分省份的经济增长可持续性增长幅度大于模仿省的经济增长可持续性增长幅度。

       通过以上分析可知，我国在实现经济不断增长的同时，经济增长的可持续性获得了更好的发展，大部分追赶省份的经济增长及其可持续性与模仿省份之间还存在差距，但增长差距越大也意味着增长潜力更大。本文的政策含义为：第一，各省应进一步统筹经济增长及其可持续性的协调发展，加强经济管理，首先经济增长方式由“粗放型”向“集约型”转变，践行科学发展观，提高经济增长质量，实现可持续发展。第二，各个省份经济增长及其可持续性的内部差异意味着在发展经济和提高经济增长可持续性时应因地制宜，协调好二者之间的关系，不能因质量而降低数量，更不能因数量而忽视质量，应努力实现经济增长及其可持续性的“双赢”局面。第三，追赶省份与模仿省份在经济增长及其可持续性之间均存在差距，因此，逐步缩减二者之间的差距，追赶省份应结合本地实际情况，向模仿省份学习，提高经济增长效率和增长可持续性的能力，而模仿省份也应促进经济增长及其可持续性的技术、先进经验等影响要素向中西部扩散。第四，加大对经济落后地区基础设施的投入，吸引更多的外商直接投资，促进经济增长，同时也要重视外商直接投资的投资结构，促进其流向低污染、高附加值的产业，谨防其对增长可持续性的负面效应。第五，加强环境规制水平，提高经济增长的可持续性。环境规制能够降低污染物的排放，增强生态环境质量，进而提高经济增长的可持续性，同时在加强环境规制的同时也要实施相应的配套措施，保持经济增长水平。

       收稿时间：2015-05-08；修回时间：2015-08-30

       注释：

       ①由于篇幅原因，主成分分析法的计算过程及全部数据测度结果略，感兴趣的读者可以向作者索要详细内容。同时本文将2000年的数据设定为100是为方便后面实证研究的需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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