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严复的“三民思想”，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思想论文,严复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100年前发生的戊戌维新运动，不仅是一场政治革新运动， 也是一次深刻的思想启蒙运动，在这场运动中，康有为、梁启超作为维新派的政治领袖，对运动的发生、发展和高涨起到了卓越的政治领导作用，而严复则以一个维新思想家的姿态，在理论上为维新运动作出了巨大的贡献，并对其后的中国思想界产生深远的影响，因而与康有为并列为“在中国共产党出世以前向西方寻求真理的一派人物”。（注：《毛泽东选集》第4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1469页。）在维新运动过程中， 严复发表大量政论，指斥封建制度，呼吁变法图强，挽救危亡；创办《国闻报》，编辑《国闻汇编》，宣传维新思想；特别是译著《天演论》，在1898年维新运动高涨之际正式出版销行，引起强烈反响。戊戌政变发生后，严复继续倾心力于翻译西方政治学术著作，开展思想启蒙。在严复的维新思想体系中，他的“三民思想”，即“鼓民力、开民智、新民德”的思想主张，是最为基本的核心内容之一。但这一思想及其重要意义并未得到学术界的足够重视，（注：对严复的研究学术界已取得了较为丰硕的成果，但对其“三民思想”的研究尚不充分，这与其在严复思想中的地位是极不相称的。目前对严复“三民思想”研究的专题论著主要有：郭国灿：《严复的“三民思想”简论》，《福建论坛》 1986年6期；胡代胜：《严复梁启超“三民”思想的比较研究》，《广州研究》1987年第12期；景雾；《严复“开民智”与“新民德”思想：兼论智育和德育、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的关系问题》，《中国哲学史研究》1989年1期；张晋安、陈曼娜：《略论严复的开民智思想》， 《南都学坛》1993年第4期。）这极大地影响到对严复后期思想和政治态度的评价。 传统的观点认为，严复在晚年反对民主革命，“完全蜕变为一个保守乃至反动的思想家了”。（注：吴光：《改革思想家严复落伍的悲剧》，《近代中国人物》第2辑，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5年版，第401页。）而重要的是，应当从严复思想变迁的表象中揭示其思想根源，作更深入的剖析，才能全面把握其救国主张的真正价值。严复的“三民思想”，正是其晚年政治观念的思想根源之一，是其救国方案的主要内容。对这一专题的深入研究，无疑具有较高的学术价值和现实意义。
一
严复的“三民思想”是在维新运动兴起之前就产生的。
早在1877—1879年留学英国期间，严复就广泛研读西方资产阶级政治学术理论，并考察了英、法的社会实际，为其维新思想的产生奠定了基础。1895年中日甲午战争中，清军接连失利，在民族危亡的时势刺激下，严复接连发表政论，提出变法救国理论。1895年3月上旬， 清军在辽宁前线一败涂地。严复于天津《直报》（一家由德国人汉纳根所办的中文报纸）发表《原强》；3月中旬， 日本逼迫清廷派遣李鸿章赴日谈判，严复发表《辟韩》；5—6月间，清廷被迫签约，举国哗然，严复又陆续发表《救亡决论》。在这几篇文章中，严复首次提出了要将“鼓民力、开民智、新民德”作为自强之本。严复说：“生民之大要三：一曰血气体力之强，二曰聪明智虑之强，三曰德行仁义之强。”西方政治学家“莫不以民力、民智、民德三者定民种之高下，未有三者备而民生不优，亦未有三者备而国威不奋者也。”（注：严复：《原强修订稿》，载王轼主编：《严复集》第1册，中华书局1986年版，第18页。）
由是严复考察了中国“民力、民智、民德”的状况，得出一个基本的评价：“民智既不足以与之，而民力民德又弗足以举其事。”（注：严复：《原强》，《严复集》第1册，第15页。 ）进而大声疾呼：“是以今日要政，统于三端：一曰鼓民力，二曰开民智，三曰新民德。夫为一弱于群强之间，政之所施，固常有标本缓急之可论，唯是使三者诚进，则具治标则标立；三者不进，则其标虽治，终亦无功。”（注：同④，第27页。）“民智之何以开，民力之何以厚，民德之何以明，三者皆今日至切之务。”（注：同⑤，第15页。）
严复将“鼓民力、开民智、新民德”提到极端重要的地位，并做了具体的阐发。首先，严复认为，衡量一个国家强富的标准在于“三民”：“国之强富贫弱治乱者，其民力、民智、民德三者之征验也，必三者既上而后政法从之。”（注：同④，第25页。）反之，如果“民力已恭、民智已卑、民德已薄”，（注：同④，第26页。）则富强难行，甚至导向亡国亡种的境地。严复说：“使吾之民智无由以增，民力无由以奋”，被外族“奴使而虏用”、“彼常为君而我常为臣，彼常为雄而我常为雌，我耕而彼食其实，我劳而彼享其逸……”。（注：同⑤，第12页。）那么，距“无以自存、无以遗种”的境地也就相差无几了。其次，就中国的情势而言，谋国救时的根本在于“三民”。严复指出，“民力、民智、民德”是“自强之本也”，（注：同④，第32页。）图强必须标本并治，“其本，则亦于民智、民力、民德三者加之意而已。果使民智日开，民力日奋，民德日和，则上虽不治其表，而表将自立。”（注：同⑤，第14页。）“表者，在夫理财、经武、择交、善邻之间；本者，存夫立政、养才、风俗、人心之际。”“表必不能徒立也。使其本大坏，则表非所附，虽力治表，亦终无功。”（注：严复：《拟上皇帝书》，《严复集》第1册，第65页。）
那么，“三民思想”的具体内容是什么呢？严复提出了三方面的具体主张：
所谓鼓民力，主要是禁止鸦片、缠足，使人民体质增强，有强健的体魄，作为提高民智和民德的基础；
所谓开民智，主要是废除八股，提倡西学，使人民打开眼界，扫除蔽障，启迪新知；
所谓新民德，主要是创立议院，各级官吏由公民选举，以改变封建专制，使人民养成爱国公德，“合天下之私以为公”。（注：同④，第31页。）
由此可见，与康有为、梁启超等人的志趣不同，严复从一开始就将着眼点放在“民力、民智、民德”这些国民主体的革新上面，深刻认识到中国的救亡问题，其根本在于国民主体的程度的提高。从这一点出发，严复提出的“鼓民力、开民智、新民德”的救国主张，是一种貌似缓进、实则坚实的独到之见。这一思想，同时也决定了严复在戊戌变法时期的具体表现，呈现出独特的特点，当其他维新志士致力于政治活动和制度变革时，严复却以发表政论、提供思想为己任，并且他的思想比康、梁等人的政治活动具有更为持久的影响力。
二
引起人们关注的，是戊戌变法失败后严复思想所经历的巨大变化，包括他对戊戌变法的反思和对辛亥革命的态度。从表面上看，严复在各方面都趋于保守，从批判封建专制转向反对共和，从提倡资产阶级新学回到封建主义旧学。但是，在这种表象的背后，被人们所忽视的，是其对“三民”思想的坚持和发展。
戊戌变法过程中。严复并未参加比较重要的政治活动，仅蒙光绪帝召见一次，略陈变法对策。事后应光绪帝之命，缮抄《拟上皇帝书》准备呈进，但尚未完成而政变已经发生。变法失败后，严复感慨“临河鸣犊叹，莫谴寸心灰”，（注：严复：《戊戌八月感事》，《严复集》第2册，中华书局1986年版，第414页。）幸而与康梁关系不甚密切，免于株连。但严复自此更为远离政治旋涡，潜心于教书、译书、著书，继续为实现中国的富强做奠基的工作。1900年义和团之役后，严复避居上海，脱离水师学堂和海军界，专心译书。在清末的最后几年，严复先后翻译出版了亚当·斯密的《原富》、约翰·穆勒的《群已权界说》和《名学》、斯宾塞的《群学肄言》、甑克思的《社会通诠》、孟德斯鸠的《法意》等西方社会政治学术著作，并写下了许多精辟按语。1906年，自著《政治讲义》。在这些著作中，严复进一步表述了他的“三民”思想。严复继续强调，要使国家得到真正的治理，仍要从“三民”入手：“所恃以救国者民，而民之智、德、力皆窳，即有一二，而少数之不足以胜多数，又昭昭也。”（注：严复：《〈法意〉按语》，《严复集》中华书局1986年版，第958页。）“夫民德不丞，虽有尧舜为之君， 其治亦苟且而已，何则？一治之余，犹可以乱也。”（注：同①⑥，第969页。）严复还深入阐明了“三民”与民主的关系。严复承认，民主是“治制之极盛也”，（注：同①⑥， 第957页。）但民主却不是一件轻而易举的事，而是“民智最深民德最优时事”。（注：严复：《〈原富〉按语》，《严复集》第4册，第891页。）因为“斯民之智德力，常不逮此制也”。民主的第一要求是平等，而“平等必有所以为平者，非可强而平之也。必其力平，必其智平，必其德平”，如果做到了这三点，那末，“郅治之民主至矣”。（注：同①⑥，第957页。）“未见民智既开、民德既蒸之国，其治犹可为专制者也。”（注：同①⑥，第986页。）
为了提高中国民力、民智、民德的程度，严复将眼光投向了教育。1902年，在与《外交报主人论教育书》中，严复提出中国三大患在愚、贫、弱，三者之中，“尤以愈愚为最急”。（注：严复：《与〈外交报〉主人书》，《严复集》第3册，第560页。）1905年，严复因开平矿务局讼事赴伦敦，孙中山此时也恰好在英国，特意前来拜访。这是两种救国方案的一次颇具象征意义的会面，严复不能赞同以孙中山为代表的资产阶级革命派正在为之不懈努力的革命救国方案，而坚持自己的“三民思想”，坚持教育救国。严复告以孙中山说：“以中国民品之劣，民智之卑，即有改革，害之除于甲者将见于乙，泯于丙者将发于丁。为今之计，惟急从教育上着手，庶几逐渐更新乎！”（注：严璩：《侯官严先生年谱》，《严复集》第5册，第1550页。 ）严复自己也投身于教育救国的事业之中，大量西方政治学术著作的翻译和介绍，其根本目的，就是要使后辈青年洞识中西实情者日多一日。
然而历史的发展正如严复所预料的两难：“民智未开，则不免于外侮，民智既开，则旧制有不可行，行则内乱将作。此不易之道也。”（注：同①⑥，第979页。）1911年，辛亥革命爆发，推翻清室， 建立了民国。对于这一场惊天动地的社会变革严复是怎样看待的呢？
耐人寻味的是，严复对辛亥革命和共和制度均不以为然。严复很早就“以革命为深忧”。（注：严复：《与熊纯如书》，《严复集》第3册，第610页。）在严复看来，所谓革命风潮， 导致各种魔怪“悖然放肆，求以自快其意而不可御”，（注：严复：《〈古文辞类纂〉评语》，《严复集》第4册，第1218页。）只会破坏秩序，带来灾难。 严复是反对这种暴风骤雨式的革命的，认为“中国立基四千余年，含育四五百兆，是故天下重器，不可妄动，动则积尸成山，流血为渠。”（注：严复：《与熊纯如书》，《严复集》第3册，第632—633页。 ）武昌起义一爆发，严复就警觉到“吾国于今已陷危地”，在给张元济的信中说：“东南诸公欲吾国一变而为民主治制，此诚鄙陋所期期以为不可者。”（注：严复：《与张元济书》，《严复集》第3册，第556页。）他还致书英国记者莫理循，指出如果革命党人“轻举妄动并且做得过分的话，中国从此将进入一个糟糕的时期，并成为整个世界动乱的起因。”（注：络惠敏编：《清末民初政情内幕——〈泰姆士报〉驻北京记者、袁世凯政治顾问乔·厄·莫理循书信集》上卷，知识出版社1986年版，第 784页。）
严复认为共和国体不适合于中国。严复对世界政治进行了比较，结论是：共和政体在欧美诸邦也是不得已之制度，从效果来看，“乱弱其常，治强其偶”，（注：严复：《与熊纯如书》，《严复集》第3 册，第662页。）就中国来说，地大民众，尤其不适宜采共和政体。 他坚决不相信“以中国之地形民质，可以共和存立”。（注：严复：《与熊纯如书》，《严复集》第3册，第644页。）武昌起义爆发后，严复曾“直接了当地说，按目前状况，中国是不适宜于有一个象美利坚合众国那样完全不同的新形式的政府的”。（注：同②⑨。）甚至在共和告成已久，他还设想，“现在一线生机，存于复辟”。（注：同③⑩。）
正因为如此，严复在后期的著述里，对辛亥革命颇多微词，反复强调辛亥革命是一场错误，对革命党人也屡屡表示了切齿之痛，斥之为“乳臭夷奴”（注：严复：《与熊纯如书》，《严复集》第3册，第708页。）、“四万万众之罪人”，（注：严复：《与熊纯如书》，《严复集》第3册，第711页。）是“以什百狂少年，掀腾鼓吹革命之变”。（注：同③⑤。）在他眼里，辛亥革命带来的决非福祉，而是灾难。革命使“世事江河日下”，“恐后之视今，有不及今此视昔也”。（注：同③⑤。）一言蔽之，“革命共和其大效今日可见，群然苦之”。（注：严复：《与熊纯如书》，《严复集》第3册，第713页。）当然，令严复更伤感的是，他孜孜以求的强国根本——教育，在革命以后，“不特弹无，听亦无矣”。（注：严复：《与熊纯如书》，《严复集》第3册，第624页。）
三
这便形成了近代史上一个值得深入研究的现象。严复年轻时留学英国，广泛接触西方资产阶级的政治思想，致力于西学救国，曾是中国思想界最先进的一分子。他的牛马体用之喻对打破中体西用论起到了振聋发愦的作用，甚至被认定为全盘西化论者。他的思想曾经一度超前于中国现实社会发展的可能，有论者指出，当严复提倡民主立宪的民治主义时，“似乎除了少数人以外，得不到大多数人的拥护”（注：周振甫：《严复思想述评》，中华书局1936年版，第3页。）然而时过境迁， 当历史的潮流已经选择了共和革命时，严复却成了反对革命、反对共和制度的保守人物。但是，严复晚年政治观念趋于保守，包括反对辛亥革命和共和制度，和封建顽固派是截然不同的。严复不是从祖宗之义、圣贤之训来反对革命和共和，其政治态度变迁的思想根源，就是他的“三民”思想。
严复对戊戌变法做了深刻的反思。诚然，他对于变法的夭折深以为痛，但同时也认识到，没有民力、民智、民德的进步，这种缺乏基础的变法是难以奏效的。严复说：“民智未开，则守旧维新，两无一可”，中国的前途，必须寄托在培养一批了解中西社会情形的智慧之士之上。如果洞识中西实情的人士日益增多，则中国“亦将有复苏之一日也”，（注：严复：《与张元济书》，《严复集》第3册，第525页。）“民智不开，不变亡，即变亦亡”。（注：严复：《与张元济书》，《严复集》第3册，第539页。）
辛亥革命给中国社会带来的变化自然远远超越了维新运动，但这一切并没有影响到严复对其“三民思想”的坚持。辛亥革命发生后，严复把社会的进步仍然首先归结为“国民程度”的进步。这个国民程度，就是他反复强调的“民力、民智、民德”。严复说，国家和社会的命运，“以民德为之因”，“其因未变，则得果又乌从殊乎？”（注：严复：《与熊纯如书》，《严复集》第3册，第611页。）即使在形式上实现了共和，也只会是民主其表，专制其真，“民智卑卑，号为民主，而专职之政不得不阴行其中。”（注：同②③，第1551页。）
那么，辛亥革命后中国的国民程度有没有真正的提高呢？在严复看来，没有。他痛感中国人的程度是“真不足”，（注：严复：《与张元济书》，《严复集》第3册，第556页。）“真无足言也”。（注：严复：《与熊纯如书》，《严复集》第3册，第666页。）或是“一旦窃柄自雄，则舍声色货利别无所营，平日爱国主义不知何往”（注：严复：《与熊纯如书》，《严复集》第3册，第620页。）或是“看事最为肤浅，且处处不是感情之奴隶，即是金钱之傀儡。”（注：同④⑥。）这种程度的人民，是不适宜于民主共和的。严复以革命为深忧的道理即在于此，所以，武昌起义一爆发，他还亲赴武昌，以国民程度不合于共和民主来劝说革命党人。严复早就认为，使中国真正走向富强，只能渐变，不能骤变，在一切外缘内因皆不具备的条件下，“骤用新制，无异驱电车以行于蚕丛嵽嵲之区”。（注：严复：《说党》，《严复集》第2册，第299页。）他在致莫理循的一封长信中明确表示，“中国人民的气质和环境将需要至少三十年的变异和同化，才能使他们适合于建立共和国。”（注：同②⑨，第785页。）所以严复所追求的， 是要创造一个安定的秩序，切实提高国民程度，继续“鼓民力、开民智、新民德”，“但愿自今以往，稍得宁谧，俾以休养苏醒，渐企高等程度之民，则如天之福也。”（注：同④③。）
不过，反对共和，与拥护封建专制应当明确地区分开来。确实，严复也说过“天下仍须定于专制”（注：严复：《与熊纯如书》，《严复集》第3册，第603页。）的话，（注：严复：《与熊纯如书》，《严复集》第3册，第603页。）但这仅仅是从专制有“恢复秩序”的功能而言，不是政治学意义上的“专制”。严复希望渐变，却不是不变，而是在不引起社会动荡的前提下，把封建专制渐渐引导向立宪政体。在武昌起义后大局未定的情况下，严复曾根据文明进化论的规律，提出“最好的情况是建立一个比目前高一等的政府，即：保留帝制，但受适当的宪法约束。应尽量使这种结构比过去更灵活，使之能适应环境，发展进步。”（注：同②⑨，第785页。）1915年袁世凯称帝，严复不以为然， 虽被列名“筹安会”中，却没有多少实际的赞助。1917年张勋复辟时，严复曾抱有一丝希望，指出复辟后“刻不容缓者，实立宪而已”，“首改宪法，次集国会”，除了皇位统于一尊之外，其余“则于共和国体等耳”。（注：严复：《与陈宝琛书》，《严复集》第3册，第504页。）。可见，对于共和的一些本质内容，他是赞成的，只是考虑到国民程度，于避免引起破坏性的社会动荡，严复不赞成采取激烈的革命手段，也不赞成废除帝制。从这些可以看出，严复反对辛亥革命，与封建顽固遗老是存在本质的不同的。
严复的“三民思想”，是其救国主张的一个基点。为挽救民族危亡，近代各个阶级的代表、各个政治派别的人士都提出了各自的救国主张，与康梁、孙黄等政治活动家不同，严复的“三民思想”代表了近代救国主张的另一路径。
晚年严复政治上趋于保守，以“三民思想”来反对资产阶级民主革命，这是一种明显的失策。这反映了他对于近代中国社会矛盾发展的判断已经远远落在了时代潮流的后面。清末民初，中国社会的政治、经济和社会矛盾已经提出了革命的要求，使得以激进方式展开的革命救国方案具备了历史必然性，这已不是任何力量所能回避、放弃、遏制或告别得了的了。在这种形势下，严复株守“缓进”之见，以“民力、民智、民德”的不足作为反对革命、反对社会进步潮流的理由，因此，作为中国近代进步思想的启蒙者，在晚年被自己所参与启蒙的进步潮流所抛弃，就严复而言，是一场个人的悲剧；就整个时代而言，则是一个值得深入探索的历史现象，尽管这一现象不仅仅表现在严复一人身上。
然而另一方面，严复的“三民思想”同样也具有较高的历史价值。它提出了各种革命救国方案所未能解决的一个问题：国民程度的提高，或者说正是严复主张的“民力、民智、民德”的提高。资产阶级革命派通过长期斗争，最终以激进的方式推翻了帝制、建立了民国。但“重武轻文”一直是革命派救国方案中的致命弱点，也严重影响了革命成果的巩固。严复的“三民思想”，正是革命派所忽视的方面，反映了严复对于这一问题的认识，比革命派要更为深刻。遗憾的是，在近代中国历史上，这两种救国路径始终没有能够得到有机的结合。出现在历史前台的纵然是革命潮流，接连取得了政治上的不断进步，但却缺乏国民程度提高的基础性支撑。而“鼓民力、开民智、新民德”及其以后出现的教育救国、科学救国思潮，只能处于历史潜流的地位，没有充分发挥为中国现代化奠基的作用。
严复的“三民思想”所产生的影响仍然是十分巨大的。它对于21世纪中国现代思想文化的走向，具有开启性的意义。有论者列举现代中国思想与严复思想变动相合之处，有五四以后的全盘西化、国民党的训政思想、30年代本位文化建设、专制政治主张，等等，（注：同④⑩，第2－7页。）虽未为至论，确也是有的放矢。目前中国的现代化建设又进入了一个新的阶段，在制度方面取得种种成就的同时，我们也必须高度重视现阶段“民力、民智、民德”的提高，重视教育和科技，为21世纪的发展打下了一个坚实的基础。这就是今天我们深入研究严复思想的现实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