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历史上政府干预市场问题的考察，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中国历史上论文,政府干预论文,市场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中图分类号：F129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1-4667(2001)04-0090-07
国家干预与经济增长或衰退的关系是值得认真研究的重大课题。马克思主义认为，国家是阶级压迫的工具，又是某种社会经济职能的执行者，后者是前者的基础。国家可以促进或阻碍社会经济的发展，具有重要的有时甚至是决定性的作用。美国学者道格拉斯·C·诺斯曾指出：“国家的存在是经济增长的关键，然而国家又是人为经济衰退的根源；这一悖论使国家成为经济史研究的核心”[1](p.20)。近年来，对于早期国家经济职能的研究有所加强，但系统地具体研究中国历史上政府干预市场、管理经济的行为及其经验的著述并不多见。有鉴于此，笔者拟对此问题作些理论探讨。
一、政府对市场贸易的管理
（一）建立城镇市集 划分销售地区
自夏代奴隶制国家建立起，中国历代政府都重视建城设市这一工作。市场的位置、面积、店铺等贸易设施和布局都是适合于政治、经济、文化发展需要的，且有一定的规划。有些朝代还对盐等特殊商品实行划界销售政策。清代在食盐销售中所推行的引岸制度就颇为典型。政府规定盐商应在指定的盐区内销售，居民也应到指定地点的盐店购买，否则，均被视为违法，要受到不等的惩罚。
（二）规定贸易时间 限制夜市交易
中国市场贸易时间，自古就有所限制。先秦，“日中为市”，至唐代市场仍按时开放和关闭。开市前不许入内，罢市后必须离开，否则叫犯夜，要受到法律制裁。汉代尚无夜市，至唐代，京城夜市须经皇帝批准，宋代正式全面开放夜市。北宋开封有许多著名夜市，那里“人物嘈杂，灯光照天”，每晚至四更方停止营业，还有晓市或早市。元代北京曾一度禁止夜市与夜间活动，遇有紧急情况，如生病、妇女生孩子，可以外出，但必须打灯笼。但这只是暂时逆转，不久又恢复，且盛况空前。明清时，南京城夜晚灯光明亮：“两边酒楼上明角灯，每条街上足有数千盏，照耀如同白日”[2]（第二十四回）。清代夜市和晓市很普遍，多是小贩在马路街道旁摆摊设点，影响市内交通。因此，有些城市为了整顿市场和交通秩序，特制订出一些限制交易时间的规定。如清末民初，天津市曾规定夜市时限为晚六点半至十一点半止。
（三）推行抑商政策 加强商人管理
古代许多朝代政府都实行抑商政策，对商人实行全面管理。第一，限制经商人数。春秋时管仲即把商放在四民之末，战国时韩非把商人视为“五蠹”之一，要使其“少而名卑”，商鞅提倡农战，极力限制商人人数。第二，建立市籍制度，加强对商人控制。先秦政府对商人就有户籍管理，秦汉，市籍制度确立，城市坐贾均须加入市籍，其政治地位低下。商人与贱民罪犯一起，被列为谪戍对象，由政府对商人“重租税以困辱之”，并规定“贾人不得衣丝乘车”，子孙不得仕宦为吏等，这些歧视性政策为以后许多朝代所奉行。当然，这些规定有些只具有象征意义。历史上商人做官的大有人在，更不用说他们个个“美衣食”了。
（四）严查商品质量 不许伪劣入市
对上市交易货物的规格和质量，许多朝代都有所限制。西周政府规定，礼器、祭器和武器不许上市交易。唐宋，政府禁止伪劣及数量短缺的物品在市场上销售，制造、贩卖不合格物品及假冒伪劣者要受法律惩处，所在地方官吏要负连带责任。政府还规定：商品的制造者须在其所制造的弓、矢、刀、枪等兵器用具上，题写自己的姓名，以示对产品质量负责，并要经过官府检查，方许上市，违者要没收其货物。清朝，仍沿用此制。有的地方政府亦发布有类似命令：如清宣统二年上海县政府在发布的禁售珠玉翡翠赝品告示中说，如有牟利之徒，再将珠玉翡翠赝品入市混售，欺骗牟利，一经查出或被告发，定行提案，从严究办。
（五）调控市场物价 严格物价管理
历代政府通常采用两种方法来保持物价的平衡与稳定。一是政府参与贸易，调节供求，平衡物价（参见本文政府参与贸易部分）；二是用行政命令定价。早在西周，政府就设官吏，主管核定物价，并根据市场行情变化，及时加以调整。此后许多朝代亦都设立专门机构，委派官吏管理物价，严禁不法之徒欺行霸市，扰乱市场秩序。主管官吏评定物价要公道，否则要受到法律制裁。唐宋以后，政府已很重视利用牙纪检验货物，评定物价，政府制定法律，予以规范。对定价不公的牙纪，绳之以法。专在买卖双方之间取利的无赖之徒，以及串通牙行，抬价出卖己物，压价收买他人货物的不法商贩都要受到杖笞或其他处罚。
（六）利用税收政策 调节社会经济
历代政府都设立专门机关负责征收商税。西周的“司关”，唐代的“税场”，宋代的“都商税院”、“都税务”、“税场”，明代的“钞关”，清代的“户关”、“工关”，近代的海关、常关等都是这样的机关。征税的方法大抵有两种：一是政府直接向商人征收；二是通过牙人、牙行等中介组织间接征收。中国古代政府已知道利用税收作为调节社会经济的一种杠杆。早在秦汉时期，政府为了制止弃农经商，保证农业劳动力的充足供给，以发展农业生产，就实行重农抑商政策，加重商人租税负担，“重租税以困辱之”。
（七）统一衡器币制 方便货物交易
秦始皇统一中国后，即下令在全国范围内实行统一的度量衡和币制，这为后世所仿效。以后历代政府都规定市场交易中要实行统一的度量衡。宋代由太府寺、文思院专门制造的通用的量器叫法量。明代，政府有关部门制造铁斛斗秤升等发给各地使用，并进行监督检查。历代政府都严禁私自制造和使用未经政府鉴定的不合格的度量衡器，违者要受到杖笞等刑罚。
历代政府更是极力奉行秦代开始的统一货币的政策。汉文帝时，“纵民得铸钱”，引起币制混乱。汉武帝时厉行整顿，由政府造优质五铢钱在全国流通使用。唐朝，中央设铸钱使，地方设钱监，废五铢钱，行开元通宝。清代户部和工部均设钱法堂，掌管钱币事务。户部下设宝泉局，工部下设宝源局，由朝廷派官主持监督铸造货币。各省设铸钱局，置监铸官，按户部颁定的统一法式，铸币流通。历代政府都制定法律严厉惩处私铸和拒绝使用官府发行的货币之人。汉武帝时规定，凡私铸钱者，一律处死。唐律也规定：“敢有盗铸者，身死，家口配没”[3]（卷四十八，食货志上）。清政府对私铸者处以“枷号”乃至死刑。
（八）制发契券票帖 规范贸易行为
早在战国时代，政府就制发“券”作为买卖凭证，在市场贸易中使用。牛马奴婢等大宗买卖用长券，称为“质”；小宗用短券，称为“剂”。政府设专职人员进行监督检查，对不合格者没收其货物，并加以处罚。长途贩运货物也须持凭证。魏晋南北朝，买卖牛马、奴隶等仍立有契券。宋元明清乃至近代，土地、房屋等买卖均立有文契，政府征收契税。宋以后，贩卖茶叶、食盐等商品均须持“引”、“票”。清代商人向政府交钱领取“引”这种运销凭证，凭“引”领盐，到指定地区——引岸销售。清政府还向牙行发放“司帖”、“龙帖”、“谕帖”等，作为各行业营业凭证。政府保证民间经济合同的实行，各行业都有民间自制的契约、规则、合同，政府在法律上保证执行，以维持贸易秩序。
（九）缉盗贼防火灾 保证财货安全
历代政府为了保证财货和生命安全都设立负责治安的专门机构。周朝设司彪、司稽等官职，禁止打架斗殴，缉捕盗贼，维持市面秩序。有时，主持地方政务的官员亲自抓打击盗窃犯罪工作，以维持社会和市场秩序。政府颁布法律，禁止欺行霸市、拦截客商货物。清政府还颁布法律，禁止内府人员及王公大臣的家人仗势欺人，禁止大小衙门借端需索，对违法者处以轻重不一的刑罚。当然，在历史上有法不依，甚至官吏与盗贼勾结，包庇盗贼，责罚失主的事也是相当普遍的，这在古代文学作品中也有所反映，《儒林外史》第四十三回就描写了一场知县胡乱判案的滑稽剧。
防止火灾，保证市场上人货安全也是政府重视的一项工作。北宋城市已建立起较完整的消防系统。南宋杭州也沿袭这种制度，且愈加完备，镇设监镇官，主管烟火盗贼。
（十）制订交通规则 维持市场秩序
制订交通规则是政府管理市场的一项内容。政府还颁发命令，限制街市店铺随便扩建，禁止小商小贩乱设摊点、侵占街道、妨碍交通。唐景龙年间政府发布命令，两京（长安、洛阳）市场上各行业，凡有正铺者，不得铺前再建偏铺。宋代政府屡禁两旁店铺向街道中间扩张的“侵街”行为。清代，有些城市，如天津警察厅和商会联手清理整顿街衢两边商店任意安设风挡、招牌、牌坊、搭盖窝铺、乱放杂物，禁止小贩到处摆摊设点，以维持交通和市场秩序。
二、政府对市场贸易的参与
（一）官营贸易
从古代至近代官营贸易始终存在，只不过是官营私营贸易所占比重有所变化而已。自夏至西周初年，工商食官，手工业生产和产品交换基本是由官府所把持；春秋战国，私人商业逐渐超过官营商业。此后，私人贸易继续发展，并在市场上占压倒优势。官营贸易一般采取以下两种形式：
1、实行专卖制度 垄断商品贸易。专卖制度在不同时期，名称虽异，或叫“官山海”、或叫“笼盐铁”、“榷酤”、“榷货”等等，但实质相同，都是政府对商品的垄断行为。管仲在齐国实行的盐铁专卖，称为“官山海”。盐铁由民间生产，官府收购，加价销售，寓税于价，取之于无形，政府增加了财政收入，民众负担虽未减轻，但感觉不如纳税时那么明显，因而情绪比较稳定。这种政策效果较好，为后人所仿行。汉武帝采纳御史大夫桑弘羊、大农丞东郭咸阳和孔僅建议，实行盐铁酒类专卖，名叫“笼盐铁”、“榷酤”。官府招募民煮盐，并供给主要制盐器具，收购制出的盐，运销各地。官府还指挥“卒”、“徒”、工匠开矿、冶铁，按一定规格铸造铁器，统一定价出售，严禁私人经营盐铁。政府在各地设盐铁官负责专卖事宜。这些政策大大增强了中央政府的财力，削弱了地方势力，有利于抗击匈奴，保卫边疆安全，但也存在不少弊病和问题，引起强烈反对。著名盐铁会议之后，酒类专卖被取消，这一政策的制定和主持者桑弘羊被大将军霍光处死，但盐铁专卖则终西汉之世未变。东汉以后，盐铁酒专卖行废无常。至唐代，铁专卖基本废止（西北除外），盐或实行官专卖，或官督下的商专卖。
2、调节供求 平抑物价。这种贸易形式各朝代称谓不一，有的叫“平籴法”、“常平法”、“均输平准”，有的叫“市易法”，但其实质是一样的，都是当市场上货物（主要是粮食）价格贱时，政府收购、囤储；贵时，向外抛售，以保持物价和社会稳定，并增加财政收入。春秋时，齐桓公采用管仲的建议，政府于丰年粮价贱时收购，歉年粮价贵时出售，收到了平抑物价，保持社会稳定的良好效果。战国时魏文侯实行李悝的“平籴法”，国家于熟年（丰收年）在市场上籴粮，荒年（歉收年）粜粮，以稳定粮价，兼顾粮食生产者农民和消费者双方利益。这种方法实行的结果，使魏国富强。汉宣帝采纳大农中丞耿寿昌建议，在边郡建设粮仓，谷贱增其价而籴，谷贵减其价而粜，名“常平仓”，后时行时停。唐代刘晏推行“常平法”，政府采取“和籴”与“平粜”的方式进行粮食贸易，于丰年谷贱时加价收购，叫做“和籴”；当歉年谷贵时，以远低于市场的价格出售其储备粮，叫做平粜，以平抑物价救济饥民。宋至清代，政府也都在各地设“常平仓”和“义仓”等。
西汉桑弘羊首创“平准均输”。所谓平准就是在京师长安设立平准机构，有关官吏在市场上从事贸易活动，“贱即买，贵则卖”；所谓均输，即各地政府将应纳朝廷贡品及其运费，按照市价折合成一定数量的产丰价廉的土特产品交给当地均输官。这些物品中除某些名优、贵重、轻便者仍由均输官将其作为贡品运往京师外，其余则运到价贵的地方出售。均输官亦可视情况再收购一些一同运销，从事地区间长途贩运贸易。唐代刘晏也行此法，且较有成效。宋代王安石变法的内容之一是“市易法”，此法源于桑弘羊的“平准法”。熙宁年间，政府拿出钱帛在汴京设都提举市易务（司），在边境大城市设市易务，招收各行行户及牙商充当贸易行人和牙人。当市场某种商品价贱或滞销时，市易务略增其价而买之；反之，则略减其价而卖之。其价格，则由行人和牙人会同客商共同议定。
（二）官吏经商
官吏是政府官员，拥有一定的政府权力，官吏经商也可视为政府参与贸易的一种形式，但与上述官营贸易略有差异。后者是政府出资经营，收入上缴国库；前者则是官吏个人出资或与人合伙、合股经营，所得利益全归私人。
中国历史早有官吏经商的记载。汉文帝时，吴王刘濞“擅障山海”，大臣邓通“专西山”，“吴邓钱布天下”。唐代，王公百官、诸使司、公主、大将军、节度使等文武官员，或“广造店铺，出赁与人”，或“置邸铺贩鬻，与人争利”。宋代，官员还插手对外贸易。明正德以后，皇帝把许多官店赏赐给皇亲贵戚或委托太监掌管。这些人假公济私，有的更私立店铺经营牟利。后官店纷纷改名为皇店，其营业收入全归皇帝私人所有。清朝官吏经商者更多，和珅广开当铺、银号、古玩铺，袁世凯在北京瑞蚨祥绸缎庄入股等都是其例子。至近现代，官吏经商的势头更是有增无减，形成“官僚资本”。
许多朝代，如唐宋都曾颁布法令，禁止官吏经商，但屡禁不止。这可能与官吏经商的一些特点有关：其一，官吏或指使、支持其亲属、部下、仆人经商，或把本钱交给商人，与商人合伙经营，近代有的更打着公司招牌，以掩人耳目。其二，官吏都有大小不一的关系网，有的大官吏甚至把触角伸向国外，他们之间有千丝万缕的联系，“一损俱损，一荣俱荣”，难以破除。
三、国家干预经济问题的理论探讨
（一）国家干预的普遍性与差别性
国家干预市场，古今中外，概莫能外，惟不同国家、同一国家不同历史时期，干预力度不同，亦即存在差异。
首先，中西有差别。一般说来，古代中国政府对传统市场的干预较西方广泛和深刻，其表现是中国政府不仅为市场正常运作制定了一套较严密的规则，而且以多种方式直接参与市场贸易。
其次，同一国家不同历史时期有差别。奴隶制时代，中国政府对市场管理严格，“工商食官”，官营贸易占支配地位；封建时代政府干预逐步减弱，其突出表现是自春秋战国时起，私营贸易逐步超过官营。宋代，坊市制取消；晚清向近代市场经济转变。同一朝代，同一个政府，不同当权者所实行的政策有时也存在巨大差别，最典型的例子是汉代和民国初年。汉初实行黄老政治，无为而治，采取放纵政策，“文帝之时，纵民得铸钱、冶铁、煮盐”；汉武帝时，政策大变，实行盐铁专卖，加强对市场管理和参与；汉昭帝时，政策又变，酒类专卖取消，盐铁专卖仍保留，国家干预略微放松。民初，食盐贸易中继续实行国家控制下的商专卖制度；以后，自由贸易制度出现并逐步发展；抗日战争期间，政府加强控制，推行官专卖制度；战后，取消引岸制度，改行自由贸易。30年间，经历了商专卖——官专卖——自由贸易等不同阶段。
（二）国家干预的必要性与弊病
古今中外国家干预之所以普遍存在，是因为有其必要性。
首先，市场需要规则和“裁判”，而这个任务通常是由国家承担的。上述制发券契，鉴定物品质量和规格，统一货币、度量衡等等，均是为了规范市场交易行为。
其次，市场上出现的不恰当垄断、不公平竞争、强买强卖、欺行霸市等行为，亦需要政府出面制止。如汉政府对“擅障山海”垄断国家矿产资源、“钱布天下”操纵市场货币金融的吴王刘濞等割据势力的镇压；历代政府对抬价出售己物，压价收购他人之物行为的禁止，对扰乱市场秩序违法行为的惩处等，即是政府在执行其社会经济职能。近现代有些国家的反垄断法等也是为制止市场垄断行为的。
第三，市场不是万能的，有其失效的地方，仅靠市场机制难以解决公共物品的外部效应问题，这也需要国家参与。中国古代建城设市、修弛道、开运河等，都是在政府主持下进行的。城市消防和治安工作，亦多数由政府负责。
第四，市场无法解决收入分配不公问题。美国经济学家阿瑟·奥肯在谈到市场效率与社会公平两者不可兼得时说：“我们无法在保留市场效率这块蛋糕的同时又平等地分享它”[4](p.2)。上述汉代的专卖制度，是为了抑制豪强兼并势力，赈济灾民，亦即为解决贫富悬殊问题。唐代“常平法”亦是为了在灾荒之年“贱粜”以救济饥民。如此说来，国家似乎是慈善家，而不是阶级压迫和剥削的工具。其实不然，历史上有远见的政治家，明君良臣都懂得，贫富过于悬殊不利于国家稳定。早在2000多年前《管子·国蓄》中就明确指出了这一点：“夫民富则不可以禄使也，贫则不可以罚威也。法令之不行，万民之不治，贫富之不齐也。”因此，为了统治阶级的根本利益，国家的长治久安，政府才采取上述措施。近代资本主义国家的社会保障、福利制度，亦都是为了缓和阶级矛盾，以维护统治阶级长远的根本利益，国家的本质并未因此而改变。
国家干预虽有其必要性，但如过度干预，也会造成如下弊病：
首先，束缚市场机能的发挥，影响地方积极性。清代和民初长期实行的引岸制，就是国家严密控制下的盐运销制度。盐场的大小、盐的产销量和销售地区、运盐的商人都是国家规定的。所谓“产盐有定场，行盐有定额，运盐有定商，销盐有定岸”。这种由国家规定的销区，表现为大大小小孤立的块块，它们之间没有任何横向经济联系，“旧制行盐，各有区域，此疆彼界，不得侵越”，严重违背了商品经济发展的规律。例如，按规定行销长江流域湘、鄂、西、皖的淮盐，只能由引商承运，淮北、淮南各有定额；但后来，淮北盐产量增加，供过于求，余盐颇多，而“淮南之盐供不敷求，淮北之盐有产无销，若以淮北之余盐接济淮南销岸，论理原无不可，然按中国盐务之特别情形，此事殊难办到，盖引票限制未可破也……其结果则系一处有盐无销，一处有销无盐，地虽接近而莫如之何，此种特别情形，经年累月无从设法解决”[5](p.240)。再如，江苏省徐州所属铜、萧、丰、沛、砀5县，在清末销鲁盐。民国以后，鲁盐屡经脱销，人民受淡食之苦。有人提议改食淮盐，既便且廉，但山东盐运使则以此事有违引岸制度的规定，而予以严驳，加以否定。
其次，妨碍民营工商业发展。汉代盐铁等实行官府专卖，当时即有争议。盐铁会议一开始，有人就指出：“今郡国有盐铁、酒榷、均输，与民争利”，请“罢之”[6](p.1)。宋代的“市易法”，亦曾发生过类似的问题，即官府尽收天下之货，自作经营，排挤民营。近代，国民政府垄断经济，压倒、阻碍、排挤民营中小工商业，更是明显的历史事实。
第三，官营工商业效率低下，浪费严重，商品质量次，价格贵，服务态度差。汉代盐铁专卖就有许多弊病，如政府铸造的多为大型农具，又不锋利，农民用起来很不方便；铁器大多不合格，但买时又不许挑选；经销的官吏经常不在，百姓很难买到铁器；销售铁器的处所稀少，农民要到很远地方去购买，耽误农时；政府统一定价，盐铁很贵，百姓买不起；卖不出去时，官吏硬性摊派……其他朝代以至近代的官办工商业也都存在着类似的弊端。
第四，国家过度干预，政府商业化（专卖等）、官吏商人化（官吏经商）、商人官僚化（商人参政），官商勾结，导致官府腐败。历史上不乏这类事例。早在春秋战国，《韩非子·五蠹》即指出，商工之民在市场上投机牟利，向君主亲近的人托情，用金钱贿赂的办法买官职爵位，改变自身的社会地位，官吏受贿、腐化，动摇了国家既定的方针政策。汉代，大商人“因其富厚，交通王侯”，用钱买通官府，其子弟犯了死罪也可以不死。西晋鲁褒在《钱神论》中说：钱“为世神宝”，“钱之所在，危可使安，死可使活。钱之所去，贵可使贱，生可使杀……死生无命，富贵在钱”[7](p.343)。唐代商人亦是竭尽巴结官府之能事，官吏接受商人的贿赂，商人也并不吃亏。白居易在《盐商妇》中写道：“壻作盐商十五年，不属州县属天子。每年盐利入官时，少入官家多入私。”官商勾结，共同瓜分国家财政收入，“官家利薄私家厚”。至近代，官商勾结的现象更为突出。所谓“官僚资本”，即是垄断资本和国家政权相结合的产物。国民政府在其建立过程中得到过大盐商的支持，故在其制定和执行的政策中，多方照顾这些人的利益。连当时的官员也说：“政府税收机关为商人操纵把持，故每逢政府对于盐斤加税加价，必与商人勾结，朋分其利益，方能实行顺利。”[8](p.216)
（三）国家干预经济应注意的几个问题
基于上述分析，国家干预只能是适度干预，其要点如下：
首先，国家干预和市场两者要有机地结合起来，只有如此，才能促进经济发展，否则就会出现社会动荡和经济的不正常运行。干预力度大小因不同历史时期的不同情况而定，不能一概而论。中国有句古话，叫治国之道“一张一弛”。有时干预放松，有时加强，交替进行。例如，汉初，国家干预放松，市场发挥较大作用，出现太平盛世，史称“文景之治”。汉武帝时，国家干预强化，市场自由发挥其作用的空间有限，出现了政治上空前强盛的局面。在以后的历史发展过程中，国家干预与市场一直并存，彼此谁也不能完全替代对方，只能互相补充、交互作用。
历史上的“平籴法”、“市易法”等国家干预政策并不是凭人们的主观愿望随心所欲制定的，而是根据市场机制制定的；同样，自由市场也并不是不受任何约束地运行，而是需要国家调控。“自由市场的存在当然并不排除对政府的需要。相反地，政府的必要性在于：它是‘竞赛规则’的制定者，又是解释和强制执行这些已被决定的规则的裁判。”[9](p.16)
事实上，早在1946年，国民政府盐政总局局长缪秋杰就提出了“有计划之自由贸易政策”，并在食盐贸易中一度实行，他指出实行食盐自由贸易必须加强国家计划，而不可放任自流，这是因为“产浮于销则场价跌，盐民困；运浮于销，则岸价落，运商穷；销浮于产，则售价涨，食户怨；是数者皆有害于国计民生”[10](pp.154～155)。因此政府对产运销各个环节要加以管理，使之保持总体上平衡。国家干预与市场机制对立统一，双方既互相排斥对立，又互相依赖转化，由此推动社会经济的运行。
其次，干预方向要正确。恩格斯指出：国家“可以朝两个方向起作用。或者按照合乎规律的经济发展的精神和方向去起作用，在这种情况下，它和经济发展之间就没有任何冲突，经济发展就加速了。或者违反经济发展而起作用，在这种情况下，除去少数例外，它照例总是在经济发展的压力下陷于崩溃”[11](p.222)。中国历史上汉朝的“文景之治”和唐朝的“贞观之治”，政府比较能够“按照合乎规律的经济发展的精神和方向去起作用”，从而加速了社会经济的发展，出现了社会稳定、经济繁荣的太平盛世。封建社会的后期，一些朝代的政府，“违反经济发展而起作用”，不是促进、而是阻碍了社会经济发展，使中国经济技术落后，处于被动挨打的地位。历史经验表明，国家在中国社会经济发展中具有重要作用，国家干预必须按照、而不能违背社会经济发展的客观规律。
第三，干预范围要合适，有所为有所不为。对关系国计民生者进行干预、垄断和调节，如对盐铁粮贸易所实行的政策那样。在中央和地方权限划分上，可借用“大权独揽，小权分散”这句话。孙中山把节制资本作为其民生主义的重要内容：“凡本国人及外国人之企业，或有独占的性质，或规模过大为私人之力所不能办者，如银行、铁道、航路之属，由国家经营管理之，使私有资本制度不能操纵国民之生计，此则节制资本之要旨也。”[12](p.527)
第四，干预方式要恰当。当根据不同情况，采取不同方式，或用法律行政手段实行专卖，或用经济手段对市场进行调节。
第五，干预时机要合适。战争动乱时期，要加强国家干预；和平稳定时期可放松。齐国“官山海”产生于春秋战国大动乱环境中。西汉的专卖，平准均输，“蕃货长财”，外为抗击匈奴，内为抑制兼并。中唐以后的盐专卖，是为了摆脱“安史之乱”所造成的财政困境。宋代的“市易法”，“汲汲焉以财利兵革为先”，是为“收其赢以助军费”。古今中外亦都如此。
收稿日期：2000-06-1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