成也萧何，败也萧何——以“作者”为基点论王国维《人间词》，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基点论文,人间论文,王国维论文,作者论文,成也萧何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王国维先生的《人间词》，在学术界颇为沉寂，远不如他的《人间词话》那样引人关注。从有限的研究情况来看，先前有关注它的思想性的，认为其思想内容一片低沉灰暗，大抵持否定态度；而后又有关注其哲理性的，认为与西方叔本华哲学美学有着某种承继关系，大致从肯定方面立言。无论否定还是肯定，笔者分析，评论者的立点实际于无意间出发于“作者”：从作者所处的特定的历史时代，从他作为清王朝孽子孤臣的固执情怀，从他沉醉于西方哲学思想的生平记载。从这直接源于作者本人的先念出发，然后从作品中去寻找、印证这种先念。
这种以“作者”作为评论基点的办法，即我们通常所说的“知人论世”，与西方文论中早已有之又被一部分现当代现象学派所坚持的批评方法有相似之处。这一派认为：作品的意义在作者的意图中，而作者的意图在很大程度上受制于他的个人经验和社会经验、他的心理条件和历史条件，因而，研究作品的时代背景和作者的生平，成为文学批评的第一环，作者的创作动机成为文学批评的指归①。笔者认为，从《人间词》所处的外围背景（有清一代，无论是词作还是词论似都逃脱不了“比兴寄托”这一带有必然性的趋归）和它的特殊内质（《人间词》富含哲理、非同一般的“寄托”）来看，以“作者”作为评论的第一环，似有着它所特别拥有的一份合理性和重要性。但这种以“作者”为基点评论，又正如西方的作者论必将因忽略对作品本身意义及对读者接受意义的探讨而有失偏颇那样，必定也会对整个《人间词》的研究有所损害、有所遮蔽。情形究竟如何？笔者将选择一、二点进行论述，力图对正反二方都有所揭示。
一
《人间词》115首的写作年代，大多集中在1904年至1907年这短短的几年之间。值得注意的是，这几年，在王国维的思想中，正经历着一场有关哲学问题的深沉思索和选择。
在王国维的性格中，既有忧郁悲观的天性，又有勤于思索人生终极问题的偏好②。这种个性在一定程度上决定了他对哲学的爱好。从辛（丑）壬（寅）之间(1901-1902)，王国维开始研究哲学。其《静安文集自序》言：“癸卯(1903)春，始读汗德（按，即康德）之《纯理批评》，若其不可解，读几半而辍。嗣读叔本华之书而大好之。自癸卯之夏以至甲辰(1904)之冬，皆与叔本华之书为伴侣之时代也。其所尤惬心者则在叔本华之知识论，汗德之说得因之以上窥。然于其人生哲学，观其观察之精锐与议论之犀利，亦未尝不心怡神释也”。如果说，王国维接触康德还是出于偶然的话，那么他之醉心于叔本华，则不能不说有着某种必然。缪钺先生曾说：“王静安之才性与叔本华盖多相近之点，在未读叔本华书之前，其所思所感或已有冥符者，……及读叔氏书必喜其先获我心。”③所言极是。
王国维先读康德的书，因不可解而中辍，继而读叔本华著作，遂找到了通康德书的关键。对此，《三十自序》中又有一段补叙：“读汗德之《纯理批评》至《先天分析论》几全不可解，更辍不读，而读叔本华之《意志及表象之世界》一书。叔氏之书，思精而笔锐。是岁前后读二过，次及于其《充足理由之原则论》、《自然中之意志论》，及其文集等。尤以其《意志及表象之世界》中《汗德哲学之批评》一篇，为通汗德哲学之关键。至二十九岁（1905年），更返而读汗德之书，则非复前日之窒碍矣。嗣是于汗德之《纯理批评》外，兼及其伦理学及美学。至今年(1907)从事第四次之研究，则窒碍更少。”
至此我们可清楚地看到王国维对康德、特别是叔本华哲学美学的醉心与倾倒程度。我们注意到，从1903年春王国维接触康德到1907年第四次研究康德，其岁月基本与《人间词》的创作年代相吻合。由此我们初步推断，王国维此期的哲学思想，或许会对他的文学创作有所影响。
进而，我们发现，王国维对“文学”的功用有其独特的解悟，其依据正是叔本华学说。王国维把文学艺术视为“永恒”真理之“记号”。其《论哲学家与美术家之天职》中说：“夫哲学与美术（文学艺术）之所志者，真理也。真理者，天下万世之真理，而非一时之真理也。其有发明此真理（哲学家），或以记号表之（美术）者，天下万世之功绩。”在《红楼梦评论》中，王氏认为生活的本质即是永止的欲望，而人生，则“如钟表之摆，实往复于痛苦与倦厌之间者也”，“美术”的目的，便“在描写人生之苦痛与其解脱之道，而使吾侪冯生之徒，于此桎梏之世界中，离此生活之欲之争斗，而得其暂时之平和”。如此种种言论，皆与叔本华的“唯意论”论悲观哲学以及诗再现人生的“理念”等美学观点有着极明显的渊源关统。又，从此一期王国维所撰写的一系列文学评论来看，如著名的《红楼梦评论》以及《文学小言》、《屈子文学之精神》等，均无不带有西方康、叔哲学美学的影响痕迹。那么，由文学理论而及文学实践，我们可在原来推想的基础上基本断定，《人间词》也将多少受到此种哲学和美学思想的影响。
以王国维的敏锐，很快就发现了康、叔学说中的矛盾处：“觉其窒碍之处，大抵其说之不可持处而已”④，“叔氏之说半出于其主观的气质，而无关于客观的知识。”⑤既然在“哲学”这座“琼楼玉宇”中找不到安身立命之处，王国维的兴趣便由哲学而移向了文学。《三十自序》说：“余疲于哲学有日矣。哲学上之说大都可爱者不可信，可信者不可爱。余知真理，而余又爱其谬误。……知其可信而不能爱，觉其可爱而不能信，此近二三年中最大之烦闷，而近日之嗜好所以渐由哲学而移于文学，而欲于其中求直接之慰藉者也。”但真正促成这种转移的一个触媒，据王氏自言，“则填词之成功是也”。这话说得极其自负和自慰。从这句话中，我们还可以捕捉到这样一个信息：《人间词》至少在作者看来是成功地载负了有类于哲学大义的重要内容的，这样，方使得王氏由哲学到文学的嗜好转移有一种自省的欣然与公布于众的坦然。因此，尽管王国维由热衷康、叔到渐起疑心，由疲于哲学而终至移于文学，但这种转折并非前后截然，王氏于“治哲学之暇，兼以填词自遣”，可见哲学研究与诗词创作原是携手并进的，则“近二三年中最大之烦闷”或也能于词中得到折射。而依王氏自言，既然以此文学创作来取代哲学研究末竟之事业，则词中消息将有关涉于哲学也已无复多疑。
至此，我们引《人间词》作者的真实思想记载，论述了他的哲学研究与《人间词》创作之间存在着某种必然联系的合理性。从“知人”方面，先为《人间词》的欣赏找到了一个“哲理”的窗口。
从《人间词》的实际情况来看，似乎很容易便能证明这扇窗口的合理性和必然性。兹举《浣溪沙》词为一例：
山寺微茫背夕曛，鸟飞不到半山昏。上方孤磬定行云。
试上高峰窥皓月，偶开天眼觑红尘。可怜身是眼中人。
这首词，叶嘉莹先生曾有专门的解说⑥。其意大致以为，此词乃以象征之手法，“标举一崇高幽美而渺茫之境界”，吾人既受其哲理灵光之感惑，欲不辞努力与痛苦“试上”高峰得一窥见，以求尘世痛苦之解脱，但即便是在这“试上”的征途中，也还抵挡不往生活之欲的干扰，不自自主地回头偷觑一眼身后红尘，此一觑，却惊觉：自己原不过是尘世大欲中扰扰攘攘扰患劳苦众生之一员罢了！据此分析，我们可用一句话概括，此词，是词作者受叔本华人生哲学影响下的人生痛苦理念的文学演绎。
叶先生在具体解说中，时时引王氏语以为阐发之依据，并不时加按语指出“此实叔本华之说。”盖以叶先生对王国维研究之深入，自熟知王氏受叔氏哲学影响之一段本事，故其解说能直探关键。但如果换一种情形，如果我们并不具备叶先生之修养，我们对作者的了解只是个零，当然也不知道他的那段哲学本事，只是出于对《人间词》的好奇，我们阅读了这首《浣溪沙》，那么，极有可能，我们会有一种不知所云的迷惑。即便朦胧开悟，也断不能获得如此深刻之意蕴。因为这类词，早已不同于前代的一些说理诗词，作者在对具体可感的景事作歌咏之际，不由自主地将平素凝炼于心的一些对人生世变的解悟渗透在其中，灵根之读者不费力便能捕捉到字里行间的理趣，钝根之人也能领略到诗词表层的美。也就是说，无论作者读者、说理行理，俱在有意无间和自然而然之间。王国维的这首《浣溪沙》不同，它所表述的哲理要深刻得多，其手法也是刻意地出于象征，整首词皆为复式语象，基本不能“只把作物看”，单从字面上的欣赏将无多大意义。它代替着作者的一个“理念”，作者在发送文字符号时，意图上就安排了朝一定的方向作衍义。这样，如果读者事先对作者的意图一无所知的话，对作品的合理诠释将很难顺利进行。
似这类以类似于私设象征的手法来再现一种人生“永恒理念”的作品，在《人间词》中还有《鹧鸪天》（阁道风飘）、《点绛唇》（万顷蓬壶）、《蝶恋花》（忆挂孤帆）等，严格说来，并不多，但已不容忽视。此外还有《浣溪沙》（天末同云）、《蝶恋花》（百尺朱楼）等。这类词，依笔者看来与前一类又有所不同，虽然境界“凿空而道”，但这种“造境”更多地靠近“写境”，是于众多的“写境”中抽象出来的一种“造境”。境界中的主体意象如“孤雁”、“倚阑干人”“行人”等等，我们从传统诗词中早已熟悉，这样，比之前一类词，读者更容易从词中找到一种熟悉的符码，并调动这些符码的联想轴上所可能具有的衍义来诠释作品，尽管不一定能与作者安排的一定方向的衍义同步进行，理解上毕竟得着些便利。这类作品，在《人间词》中数量似更多些。这些作品，也是需要读者对作者有一定的了解之后方能咀嚼出个中滋味的。
《人间词》有别于以往一切词的最显著的特点，便在于词中刻意蕴藏哲理，这一点，似乎为我们着重于“作者”研究提供了一个特殊藉口。但在以上这一切之后，我们又不得不指出，如果我们一味地从《人间词》的字里行间去寻找哲理意味从而去验证作者的意图、思想经历，那么，事情将会走向一个本末倒置的局面，或者说，将会变成“王国维思想研究”而不是“《人间词》研究”。若果真如此，那么，对于文学作品而言，便是走入了一个误区。
二
作者对自己作品的介绍，也往往逃不出评论者的敏感。一般而言，作者的知我度愈大，他的话对读者和评论者产生的吸引力也愈大，影响也愈深刻。名人效应心理同样存在于文学评论之中。
王国维对《人间词》的介绍，主要有以下几处：
第一则：“余之于词，虽所作尚不及百阕，然自南宋以后，除一二人外，尚未有能及余者，则平日之所自信也，虽比之五代、北宋之大词人，余愧有所不如，然此等词人，亦未始无不及余之处”。（《三十自序》）
第二则：“樊抗夫谓余词如《浣溪沙》之“天末同云”、《蝶恋花》之“昨夜梦中”、“春到临春”等阕，凿空而道，开词家未有之境。余自谓才不若古人，但于力争第一义处，古人亦不如我用意耳。”（《人意词话》未刊稿）
第三则：“词家多以景寓情。其专作情语而绝妙者，如牛峤之‘甘作一生拚，尽君今日欢？……此等词古今曾不多见。余《乙稿》中颇于此方面有开拓之功（按，此句见于手稿，后删去。出处同上）
此外，不得不提的还有《人间词》两篇序。这两篇署名“山阴樊志厚”的序，向来一致的看法以为乃王国维托名自作，后有人提出异议，认为樊氏确有其人，序作确系他所作⑦。笔者私意也倾向于后说。但显然大多数人仍沿前说，缪钺先生即认为此二序“最集中地表现了他（王国维）论词的意见以及作词的祈向与甘苦。”⑧序中的论词意见，与《词话》口吻大抵一致，喜五代，北宋而恶南宋，以为词至南宋即沦为“羔雁之具”，“雕琢”、“敷衍”同归于“浅薄”，是为以后六百年词之不振之病根。又提出“意境”一词作为文学之精髓，以意境之有无深浅做为衡量文学工与不工的标准。此“意境”说，与《词话》中的“境界”说互为补充。以此理论为祈向，序中对《人间词》极尽称赞之能事。若果真出于王氏手笔，则其口吻之大，自视之高，比之前引第一则，不说有过之而无不及，至少也有异曲同工之妙。因篇幅所限，兹不照录。
王国维的这种自负，或许带有尼采、叔本华以天才自居的影子，但若纳入词学发展的特定视角来看，还可以挖掘出另一种信息，那便是作为词人对词体认真对待的态度。我们记得，早在北宋时代的一位大词人苏东坡，也曾毫不掩饰地流露过对自己词作的自喜自负之情。那是在他作了《江城子》（密州出猎）后，致书鲜于（亻加先）说：“近却颇作小词，虽无柳七郎风味，亦自是一家。呵呵！数日前，猎于郊外，所获颇多。作得一阕，令东州壮士抵掌顿足而歌之，吹笛击鼓以为节，颇壮观也。”⑨若在坡公心底果真将“小词”看作微不足道的雕虫小技，何至于如此喜形于色向人炫耀？词至东坡，其体方尊，这已是公认的事实。静安所处的时代，对词的认识与东坡那个时代比早已不可同日而喻，但静安对于词的认真和郑重，又因着他对于文学要义的独特理解而更胜人一筹。在这层意义上，东坡与静安的自负，正可一前一后而相映成趣。
苏轼的得意，在于他的词有别于“柳七郎风味”而“自是一家”，对此词史早已认可并予以高度评价。王静安自以为五代、北宋的大词人也有不及他的地方，那么，他的过人之处究竟在哪里呢？
还是从他的话中找。先看第三则，似简单而容易检验。佛雏先生琢磨这一“开拓”，“似意味着从所谓‘艳情中绘风手’（王士祯评董文友语），而更多地转多摅发某种悲观主义之情”，认为《乙稿》中的一些情语“出自一种深沉的怀疑论与悲观哲学，跟传统诗人词人所感，并不尽同。这大约要算一种。开拓”了⑩。笔者也曾着意在《乙稿》中寻找“专作情语而绝胜者”，觉得“拚取一生肠断，消他几度加眸”一句，最合静安所举例句之品味，但它明显从牛峤句来，谈不上开拓。“从今不复梦承思，且自簪花坐赏镜中人”、“薄厚不关妾命，浅深只问君思”二句，其意真情毕露、无所遮掩的消息直承牛峤辈而来，但已渗杂进了异味，若说“开拓”可，若换一个词，也无不可。此外，尚有一些情语，虽也有出色处，但仔细体味，似不在“古今曾不多见”的牛氏辈系列里，则“开拓之功”无从说起。总之，找遍《乙稿》，对王氏的“开拓”之说是充满疑虑的。听佛雏先生语气，也有“似是而非”之踌躇。由此，笔者想到，是否我们太过于相信作者的自我评介了？既然我们在作品中找不到清晰的“开拓之功”的迹象，我们就可以认为作者的这种“意图”与作品无关而拒绝接受它，何必要苦苦求证而将自己置于无所适从的、被动尴尬境地呢？
再看第二则，似乎静安词的过人之处便在这“力争第一义”上。什么是“第一义”？第一义便是作品的主题，是作者想通过作品表现出来的早已形之于内的一种清晰的“意思”。静安词的“第一义”往往与深刻的哲理，与人生的“理念”联系在一起，因之有人干脆将它的理解范围圈定在“哲理”一端。既然作者有“力争第一义”的提示，读者也便“力争”在作品中提炼“第一义”，于是，樊志厚《人间词序》中所称赞的几首词在众人的反复品味下自不必说，如上节所说的《浣溪沙》（山寺薇茫）等词引起人的再三把玩也不必说，便是从“故拥绣衾遮素面，赚他醉里频频唤（《蝶恋花》）的艳语里，我们也读出了”此‘声’、此‘面’，均确有其永恒的人生‘理念’之真在。(11)从“妾身但使分明在，肯把朱颜悔？从今不复梦承思，且自簪花坐赏镜中人”（《虞美人》）的弃妇词里，读出“此即屈原《离骚》：‘制其荷以为衣兮，集芙蓉以为裳；不吾知其亦已兮，苟余情其信芳’之意。”(12)《人间词》似乎处处都隐藏着机关，随时都须警醒了耳目，以免止于表面言辞的浅薄。作者一方既是第一流的批评家，读者一方也应具备了灵性慧根，则一方提示，一方回应，双双“力争第一义”，不亦乐乎！
但笔者却觉得，对读者和评论者而言的这种“力争第一义”已走向了偏差。这也就是我们在上节末尾提出的一味在《人间词》的字里行间寻找哲理意味的偏差。这种偏差更多的似不在于寻找哲理意味这一行动的本身，而在于这一过于专注的行动妨碍了器官对于此外的许多东西的敏感程度与必要的注意力。就说“力争第一义”，作为作者的一种祈愿，它有可能成为《人间词》区别于以往一切词的显著特点。但最后显示了这一特点的词，它必须具有词所具有的那样一种欣赏价值和审美价值，也就是说，我们必须以按照词这一文学样式的诸要素去衡量它。而就在这一点上，笔者发现存在着“敷衍”的现象。
“敷衍”的迹象之一，便是以作者的评介来代替事实说明。如缪钺先生《王静安诗词述论》中在引《人间词序》说明王国维作词的理论主张后说：“王静安作词的实践，是与他的理论相符合的”，后又引《人间词序》“静安之为词，趄能以意境胜”一段，似作为一个依据来说明“相符合”之不逛。如前所说缪钺先生是同意序作的托名之说的，那么严格说来，这便陷入了循环论证，说明不了问题。
由此，我们察觉到“敷衍”的一个深刻内因，便在于：评论者认可了王国维以“境界”作为量词好坏之标准的理论，现在，恰恰是拟彼人“发明”（估且措辞如此）之标准以检验彼人之创作，则这种权威心理促成的“敷衍”自不待言。而且，“境界”或说“意境”，其本身便是一个模糊概念，义界具有“只可意会不能言传”的不确定性，为此评论界众说纷纭，莫衷一是。如今评论者执此一飘忽不定之标准去衡量权威的词，怎不疑虑重重？“否定”之类的触雷可不必碰，最省心的办法，便是沿用作者自己的话来匆匆作个结论。这从表面看来，是衡量标准的特殊性促成了这种“敷衍”，而实际上，仍可归结为评论者在权威心理影响下的自我禁锢和约束。
一番艺术评论上的敷衍之后，评论者“王顾左右”，仍将目光重新关注于“第一义”的探讨。这样，一方面，因着“作者”的原因，我们将注意力集中于“第一义”的探讨，从而在一定程度上忽视了艺术性及其他方面的研究；另一方面，在艺术性方面的探讨，却又因“作者”因素的影响而匆匆走地场，而仍归结于对“第一义”的研究上。而一旦这“第一义”成了与艺术性相脱离的单纯的意义上的“第一义”，它实际上也早已不是作者祈向中的以“力争第一义”为特点的词了。那么这研究的意义究竟何在？
或者，我们应该撇开种种羁绊，从怀疑、否定入手。比如，依笔者拙见，那首被《人间词序》推为“意”与“境”之合作的《浣溪沙》词，实际上并不见得是出色的。全词如下：
天末同云境四垂，失行孤雁逆风飞。江湖寥落尔安归？
陌上金丸看落羽，阖中素手试调醯。今宵欢宴胜平时。
私意以为，此词胜于“意”而失于“境”。“天末同云”二句，是“无我之境”，而“江湖”一句，转为“有我之境”；“陌上金丸”二句，可视为“无我之境”，“今宵”句，则又为“有我之境”。这种“有我”“无我”的转换，使读者总觉得全词气韵不能一脉流注。作者似乎想抽身词外对孤雁被金丸所射而成为席上佳肴这一富有寓意的情景作一观照。如果他真能“冷眼”旁观，那一个富有寓意的情景真能不受干扰地纯以“天眼”出之，那么，这首词的意境将会圆满高深得多。但作者却不提防（也可能出于有意）自己的身影地时晃入画面映入读者眼帘，并以自己的声口干扰读者冥想，整首词的艺术效果为之大减。作者充其量是“入乎其内”，尚未能“出乎其外”，此词至多算是“能写”尚不合“能观”，如何称得上“意”与“境”合一的佳作？由此词出发，笔者有理由怀疑，《人间词序》未见得能体现作者恁高的创作祈愿，所谓的“力争第一义”的词也未见得出色。
当然，这只是一人之见，或许说明不了什么。笔者籍此，也主要上为了说出这样一种感受：在《人间词》的研究之中，没有提出任何艺术上的怀疑以及其他种种否定，这才是真正奇怪的事。因为，我们没有忘记王国维对《人间词》的高度评价。既然评论者每每依着王氏话音众口一辞地称道他的作品，那么，评论者的最后结语理应落在王氏自评的高度，但事实上，静安没能得到子瞻的那份幸运。我们看到，评论者在一路的称道过后，却悄悄地将最后的结论性的评语降低了一个档次，这样，在作者的自我评价与评论者的评价之间，便有一个明显的落差。这落差允许存在，问题是产生落差的同时还必须有负能量去抵销，以怀疑、以否定来解释它的形成，这才合理。否则，对《人间词》对作者都不是一种认真严肃的态度。那么，这落差之下的空白究竟是些什么呢？
尽管王国维将《人间词》目为五代、北宋词，但实际上《人间词》的大部分作品都与五代、北宋词迥然异趣，私意以为，正是“力争第一义”使得《人间词》从作者的创作心理到作品的意蕴表现再到读者的接受心理这一系列因素都发生了重大变化，那么，《人间词》作为晚清词向五代、北宋词的复归，“力争第一义”口号的提出是否与此有悖？我们对它应该作出一个怎样的评价？这个问号，只能提在有所否定之后。
最后，既然我们已经落入“作者”窠中，我们似还不能放过来自作者的另一种无言的信息。王国维晚年自定《观堂集林》时，存词仅二十三阕，《浣溪沙》（天末同云）即在被删之列，我们在上节中提到的以类似象征的手法来表现哲理的《浣溪沙》（山寺微茫）及《鹧鸪天》（阁道风飘）第四首词，亦全部落选。即便是“开拓之功”之句，后来也被删去。这些，是否具有某种无言“修正”的意味？
以上，我们既论述了以“作者”为《人间词》批评的第一环的合理性和重要性，又论述了因“作者”的种种原因而容易、或已经使《人间词》的研究走入一个自我局限的误区。乍一看，似乎笔者在取论上自相悖逆，实则非然。因为在笔者看来，对于有一定知性的人而言，只有当一件事具备了合理性甚或重要性的前提时，他才会选择去做：在这过程中他所可能犯下的种种差错，或者正与这合理前提有关。因此旁观者若要提出这种差错，便也只有在承认其前提的合理性后，方显示出它的意义和价值所在。这，便是作者写作此文的一个意旨所在。
“成也萧何，败也萧何”，“作者论”似给我们带来这样一个无奈。看来，要开拓《人间词》研究的新局面，要解答笔者在文中提出的疑惑和新课题，必须要重新确立评论基点，从作品本身入手，让作品本身来说话。这是笔者的一个至深感受。
注
① 赵毅衡：《文学符号学》，第116页一一六。
② 《三十自序》：“体素赢弱，性复忧郁，人生之问题，日往复于吾前。”
③ 缪钺：《王静安与叔本华》，见《诗词散论》第68页。
④ 王国维：《三十自序》。
⑤ 王国维：《静安文集自序》。
⑥ 叶嘉莹：《说静安词》〈浣溪沙〉》一首》，见《王国维及其文学批评》附录。
⑦ 参见刘雨《〈人间词序〉作者考》（《文学评论》82年第二期）、吴战垒《读〈人间词〉札记》（《听涛集》）。
⑧(12) 缪钺：《王静安诗词论述》，见《王国维学术研究论集》。
⑨ 苏轼：《与鲜于子骏简》，见《苏轼文集》。
(10) 佛雏：《王国维诗学研究》第240页。
(11) 佛雏：《王国维诗学研究》第145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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