分裂社会中的政治失序：从黄马甲运动看西方国家的治理困境
卜永光
（中共浙江省委党校 政治学教研部，浙江 杭州 311121）
摘 要： 黄马甲运动肇始于法国民众对政府具体政策的抗议，但背后有复杂的政治、经济和社会根源，是法国分裂社会中政治失序的产物。滋生黄马甲运动的土壤普遍存在于当前的西方世界，法国政府面临的不少政策难题在欧美国家颇具代表性。黄马甲运动可以作为考察当前西方国家治理困境的典型案例。此次运动折射出民粹主义浪潮中精英与大众对立带来的社会联结困境，体现了政治社会极化趋势下西方民主政治遭遇的“民主失灵”和体制运转困境，也反映出传统福利国家模式积弊难反带来的利益协调困境，以及全球化背景下政府在全球治理和国内治理夹缝中的内外平衡困境。国家治理体系植根于国家制度体系。黄马甲运动及其背后的西方社会分裂和政治失序，在一定程度上可以视作西方“对抗与分治”的治理体系在内外环境变迁中演化和变异的结果，本质上是一种植根于资本主义道路的制度危机。相较而言，我国体现统一战线精神的“协商与共治”，提供了一种迥异于西方、更加契合共治理念和善治理想的现代国家治理体系建构方案。
关键词： 国家治理；政治失序；对抗与分治；协商与共治；黄马甲运动
黄马甲本是法国司机配备的一种用于紧急避险的短袖外套，在2018年的最后一个多月中，迅速成为一场声势浩大的抗议运动的政治符号① “黄马甲”在法语中为“Gilets jaunes”。英语世界用“Gilets jaunes protests”或“Yellow Vests Movement”称呼此次运动。国内也有人将其译为“黄背心运动”。因其所指的服装可以从前面打开，而不是从头部套进去，所以将其译为“黄马甲”更贴切。 。以抗议政府增加燃油税为开端，运动席卷整个法国，持续的大规模街头抗议活动引发了严重骚乱，巴黎等城市的主要道路多次被封锁，一些标志性建筑物遭到破坏，部分商店被洗劫，焚烧车辆甚至与警察暴力对抗的场景一再出现，酿成了自1968年“五月风暴”以来的半个世纪中法国最大的社会动荡。运动还蔓延到其他一些国家，引发了全球性关注。当前，围绕这场运动已经形成的一些研究，主要围绕运动的滋生根源、政治意涵及其对法国国内外政策的影响展开。国内有学者认为运动源于马克龙不合时宜地启动了法国的“当下不可改之革”［1］。西方有学者指出，这场运动是法国政府未能实现分配正义所致，可视为民族主义与民粹主义世界性复兴浪潮的一种表现［2］。还有学者认为理解引发这次运动的深层根源既要考察“逆全球化”等潮流催生的国际宏观形势变迁，也要关注法国各种新老矛盾交织下的国情因素［3］。此外，不少分析初步揭示了这场运动的象征意义和政治后果。有观察家指出这场运动让马克龙新政陷入了严重政治困境并让欧盟面临更大不确定性［4］，也有评论称其凸显了西方社会的严重撕裂［5］。还有学者探讨了此次运动对法国国际领导力和积极进取外交造成的负面冲击，甚至有人担心其可能导致“欧洲崩溃”［6］。从西方世界的反应来看，抗议过程中的暴力行为受到了西方主流学界和媒体的诸多批评，但也有左翼观察家将这场运动视作反对新自由主义、反对经济不平等、反对政府集权，并超越了单纯“造反”行为的“草根民主”和具有进步意义的大众自我动员运动［7］。
黄马甲运动主要发生于法国，这和法兰西民族热衷抗争的性格、法国经济社会土壤有关，也同马克龙某些改革举措及其对运动回应时存在的失误等偶然因素有关。从事件本质看，滋生此类运动的土壤在西方社会普遍存在，而法国政府在相关问题上面临的困境也普遍困扰着其他西方国家政府。西方不同国家的政治制度模式虽然存在差异，但发源于对抗制衡和分而治之的政治构想，由竞争性政党制度、议会政治和利益集团政治等制度形态组成的对抗式制度体系则是其共同根基。西方世界当前面对的社会分裂和政治失序，在一定程度上可以视作基于对抗式原理的政治体系内在逻辑在新的时代环境中演化和变异的结果［8］。这种内在逻辑支配的西方国家治理，核心原理可以概括为“对抗与分治”，这与我国体现统一战线精神的“协商与共治”截然不同。“对抗与分治”与“协商与共治”成为现代国家治理体系建构两种不同的思路。
白城市棚膜种植仍以传统型、大路货为主，缺少特色品种和稀有品种，没有形成品牌优势，产品知名度不高，市场竞争力不强。
培训班对中国工会十七大精神、工会帮扶资金管理与使用、兵团民政政策以及工会帮扶系统升级等内容进行了授课。培训期间一师阿拉尔市总工会、四师可克达拉市总工会、六师五家渠市总工会、七师工会和十二师工会做了典型经验交流。
黄马甲运动不应看成一场只涉及个别国家的孤立、偶发事件。通过对既有文献的简要梳理发现，当前的黄马甲运动研究虽然已涉及对法国及西方世界面临的治理难题的具体剖析，但从国家治理层面进行的系统阐释尚未充分展开。在国内政治与国际政治深度互嵌、国家治理面临诸多普遍性议题和相似挑战的现时代，黄马甲运动应被置于更广阔的全球视野和更系统的国家治理视角中来考察。这种讨论有助于我们透视西方国家正在遭遇的国家治理难题及其症结所在，并在融入中国关照基础上发掘“西方之乱”对“中国之治”的镜鉴价值，为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提供参考。当然，西方对抗式的制度体系和“对抗与分治”治理模式由来已久，不少西方国家也曾在特定历史条件下基于代议制等政治运作模式和福利政策等利益协调模式，在较长时期内实现过政治的基本安定和社会的大致有序运转，其在新时代环境中遭遇的新问题和新挑战才是滋生黄马甲运动这类事件的关键变量。为此，本文把后者作为阐释重点，系统讨论此次运动所折射出的深层问题：国际国内局势复杂变迁之下，西方国家所面临治理困境的主要表现和内在动因。
一、运动的过程、根源与特点
（一）运动的发展过程
12月1日举行的第三次抗议活动参与人数降至13.6万人，但人群的集中程度和暴力活动仍在升级，传统媒体指责极右翼分子大量加入了抗议人群。抗议者再次从法国各地涌向巴黎街头，香榭丽舍大道发生打砸抢烧等恶性事件，极具象征意义的凯旋门及其周边成了重灾区。活动当天，巴黎几乎陷入瘫痪，被媒体称作法国半个世纪以来发生的最严重骚乱。根据民调机构在12月3日公布的数据，有72%的民众表示支持该运动，反对者仅占23%，85%的受访者反对使用暴力手段［10］。
其三，民粹主义色彩明显，缺乏系统的政治理念和政治建设主张，但具有反对西方现行政治制度根基的“革命”性质。运动具体鲜明的民粹主义色彩，既是当前民粹主义世界性潮流催生的结果，也将成为这种潮流发展中一个新的重大标志性事件。民粹主义通常没有明确的意识形态指向，其核心思想是把社会看成“腐朽的精英”和“纯洁的人民”组成的二元对立结构，主张通过体现人民的意愿改造传统政治［14］。黄马甲运动鲜明的反精英色彩体现了民粹主义的价值理念。该运动未能提出系统的政治建设主张和国家治理方案，但随着运动的发展，抗议的矛头开始指向了法国传统左、右翼温和政治力量主导的政党体制、代议制等西式民主政治的根基，具有明显的“革命”性质［15］。
表1为国外主流蛙人探测声呐的主要技术参数，在文献[1]的基础上进行了实时调查和更新。从表1中可看出，DDS的声波频段为60～100 kHz，带宽为3～20 kHz，多采用窄带CW和宽带LFM双信号体制。
11月24日，16.6万民众参加了第二次抗议活动，人数较首次抗议虽然明显减少，人群分布却变得更为集中，破坏性也在增强。巴黎有8 000人左右参加，其中至少有5 000名抗议者涌入了著名的香榭丽舍大道，这条著名的国际商业街大量商店被迫停业。
第一阶段：运动的早期酝酿。在大规模抗议活动发生的几个月前，此次运动就已经在互联网上露出端倪。2018年5月29日，一位名叫普利西莉亚·卢多斯克的普通年轻人因对高油价不满，在“脸书”“推特”“Youtube”等互联网平台贴出了一封公开信，要求免除新加收的每升 0.76欧元的柴油税。她还发起了网上联署请愿活动，并很快征集到了23万份签名支持。公开信虽然在网上持续扩散，但一直未得到政府回应。10月，巴黎郊区货车司机埃里克·德鲁埃关注到网络上的联署请愿活动，并在签名后转发给了其他朋友。经埃里克·德鲁埃扩散后，媒体开始广泛报道相关活动，网上签名人数在不久之后突破115万。
第三阶段：政府的妥协、运动新诉求的提出与范围扩散。为平息抗议者的愤怒，法国总理菲利普在12月4日宣布了3项措施，燃油税上调计划将被冻结6个月，2018年推出的车检改革以及电费和天然气涨价计划也被叫停。但这些措施没能让抗议者满意，示威人群开始针对马克龙的其他改革措施提出新的诉求，要求上调最低工资标准、增加社会福利、降低税收、放松大学入学限制等。第三个周六的大规模示威活动再次如期发起，参与者仍有12.6万人之多，依然伴随着大量的暴力和破坏性活动。埃菲尔铁塔、凯旋门等巴黎核心区的标志性建筑被迫关闭。
迫于形势，马克龙在12月10日发表电视讲话，作出了更全面的妥协。马克龙谴责了暴力行为，宣布法国进入经济与社会紧急状态，主动承认未能关注民间疾苦，对事态负有责任。他宣布了以加薪减税为核心的系列举措，承诺政府将提高最低工资标准、降低退休金税额、停止向低收入者加税。在马克龙发表讲话之后，运动规模一度出现衰减趋势。12月 15日第五次抗议活动的参与者降到了6.6万人，巴黎的抗议者约有2 000人，参与者提出了“公民倡议公投”等超越具体政策的政治主张。
未来，在农业农村部的指导下，各方将充分发挥在发展现代农业方面的人才、技术、市场、资金和管理等优势，本着优势互补、平等互利、着眼长远、共同发展的原则，紧密围绕提升农民专业合作社发展质量，建立工作协调机制，加强信息交流，努力构建社会专业服务力量支持农民专业合作社发展的良性机制。
目前，工程中多采用间接循环式系统，因为在连续循环式系统中，冷水补水时，水箱温度波动较大，用户侧的供水温度得不到保障。间接循环系统中，将加热水箱和保温水箱分开，水在加热水箱中加热至一定温度，才能送入循环水箱，水箱温度恒定，舒适性较高。
政治履历单薄的马克龙及其所在的“共和国前进党”能够成功赢得大选，在很大程度上得益于民众对传统政党的极度失望。这种不满和失望由来已久。2012年，在大选中败北的萨科齐成为法兰西第五共和国历史上首位没能连任的总统；2017年，支持率之低创下历史纪录、未谋求连任的奥朗德同样是在一届任期结束后在民众的不满声中下台。马克龙打出的“非左非右”旗号，顺应了民众对传统政治的不满、对弥合政治分裂的期望和对极端政党尚存的疑虑。总体而言，与其说法国民众在此次大选中主动选择了马克龙，毋宁说他们是在抛弃传统的主流政党。
12月29日，即运动发起后的第七个周六，全法国仍有1.2万人参加游行。由于法国国内休假，集中的抗议活动也不再限于周六，在此前的12月24日和此后的12月31日，法国多个城市也出现了较大规模的抗议活动。
2019年1月5日，在新年中的第一个周六，抗议人数出现回升，约有5万人参加了第八轮抗议活动，其中巴黎约有3 500人参加。巴黎的抗议者将目标聚焦到政府机关，不仅在国民议会前聚集，还有少数抗议者冲进了政府发言人的办公楼。1月12日，第九轮抗议运动的参与人数回升到8.4万人。1月19日，第十轮抗议运动的参与者与第九轮持平。在第十轮抗议运动举行前，马克龙曾主动提出举行全国政策大辩论，但在示威者看来，这只是政府企图分化示威力量的策略，而不是要真正解决社会问题。他们抵制辩论，与精英划清界限，并表示运动还会延续下去。
2018年，中央决定深化党和国家机构改革，组建文化和旅游部是其中的一项重要改革。文化和旅游合体既强强联合，又相辅相成。非物质文化遗产是一个地区精神文化的象征，同旅游开发密不可分，所以，挖掘非物质文化遗产的精神核心成为了旅游开发的重点内容之一，科学合理地进行非物质文化遗产的开发能够为当地的旅游开发注入精神内涵，提高旅游产品的精神层次，从而为当地旅游业的发展提供源源不断的动力，促进当地经济发展。
前十轮大规模抗议活动造成了至少10人死亡、1 000多人受伤、超过2 000人被捕。在发生大规模抗议活动之外的其他时间，零散的示威抗议活动在整个法国一直持续不断。在法国政府作出妥协、抗议运动规模有所衰减之际，黄马甲运动进一步扩散到了法国周边国家，如比利时、荷兰等，甚至蔓延到了以色列、土耳其和加拿大等国。这些国家的抗议活动在规模和激烈程度上无法与法国相提并论，但也给当地政府带来了较大压力并引起了世界性关注。
（二）引发运动的经济和社会土壤
引发黄马甲运动的燃油税提升之举，不过是“压垮骆驼的最后一根稻草”。当民众的愤怒被点燃后，压在其身上的每一根稻草都会变成支撑其继续抗争的理由。黄马甲运动爆发前的10年中，法国经济的平均增速不足1%，失业率居高不下，徘徊在9%至11%之间。中产阶级和劳工阶层面对的已经不仅是生活水平相对下降的问题，大量民众甚至出现了收入水平事实上的降低，不满和愤怒不断累积。被贴上精英阶层代言人标签的马克龙虽然是运动的矛头所向，但在政府作出全面妥协后，运动的继续推进和提出的新诉求表明，抗议者并非只针对某些具体政策，也不限于反抗马克龙及法国现政府，更多是对整个法国经济、政治和社会体制长期不满的一种集中爆发。
黄马甲运动蔓延到西方多国，涉及的诸多问题可以从近10年乃至更长时段的欧洲和国际社会宏观环境变化中找到端倪。从欧洲范围看，该运动可以看成是近年来欧洲发生的诸多“杂乱反抗”的一种新表现；从欧美所代表的西方主流世界层面看，这场运动与2008年金融危机爆发后美国民众发起的占领华尔街运动存在诸多相似之处。2008年全球金融危机深刻改变了资本主义赖以生存的经济社会环境，经济长期低迷、失业率居高不下、贫困人口激增，形形色色的抗议运动空前增多，西方世界陷入了经济、社会和政治的多重危机，给国家治理带来了严峻挑战。2008年全球金融危机的发源地虽在美国，但其对欧洲造成的冲击异常严重。2009年欧洲债务危机的发生让形势变得更加严峻。在金融危机和债务危机的双重阴影下，欧洲一体化进程遭遇严重倒退。“退欧冲击”和多个地区的独立运动，让欧盟和欧洲多国备受考验。持续不断的恐怖袭击和移民、难民危机，进一步加剧了民众的担忧和社会的撕裂。
知识阶层对西方世界面临的经济痼疾和社会病进行了大量反思。比如，法国经济学家托马斯·皮凯蒂2013年出版的《21世纪资本论》揭示了西方世界不断扩大的贫富鸿沟，指出了新自由主义模式让西方退回“承袭制资本主义”，如果这种模式不改变，社会分化加剧的趋势就无法避免［11］。再如，美国著名政治评论家约翰·朱迪斯在 2016年出版的《民粹主义大爆炸》中讨论了经济大衰退对欧美政治生态的改变，揭示了民粹主义空前发展的趋势及其根源［12］。越来越多的人认识到，西方推动的旧版本的全球化是一种不均衡、不平等的全球化，它加剧了世界的失衡，助长了欧美内部的两极分化。当经济形势好时，普通民众尚能分享部分红利，但伴随着全球经济的衰退，西方中下层民众的生活受到了直接冲击，民粹主义也从欧美政治的边缘走向了主流。作为主流意识形态的新自由主义已经受到了广泛批判。这种主张在社会层面和全球范围内推行国内自由市场模式的思潮曾在冷战结束后的近20年间大行其道。“华盛顿共识”的破产预示着新自由主义神话的破灭，但在反思极端的市场原教旨主义带来的恶果的同时，对如何在新环境中实现国家的善治，西方世界应对无力并陷入了巨大的分歧之中。
（三）运动的几个特点
21世纪以来，全球化进程的推进及其遭遇的挑战、信息传播方式的革命、金融危机引发的世界经济持续低迷和政治社会思潮的变迁等多重因素相互交织，极大地改变了世界政治和国家治理的基本环境，让孕育于这种时代背景中的黄马甲运动呈现出一些值得关注的新特点：
其一，借助虚拟网络推动而不是由传统的社团及其领导人发起，“去中心化”特征明显。从运动的外在表现和诉求看，此次抗议活动无疑构成了一种政治社会学意义上的社会运动。但详加考察，它并非在每个方面都符合社会运动的传统定义。一般认为，社会运动是指“许多个体参加的、高度组织化的、寻求或反对特定社会变革的制度外政治行为”［13］。黄马甲运动符合这个定义中的多数要素，但并非高度组织化。在第三次抗议运动前后，马克龙要求政府领导人与抗议组织者见面，部分参与者也一度试图通过网络选举领导者。但在一个陌生的虚拟网络空间，这很难付诸实施，即便通过网络推选出领导者，也很难得到大家的公认。虽然曾有两名自称领导该运动的抗议者一度要与总理菲利普会谈，但他们在约定时间之前退出了见面计划。最终，此次运动未能出现一个得到广泛认可、有较大知名度的领导人，也没有形成严密的组织结构① 曾有评论将黄马甲运动称作法国历史上的“布热德运动”。但从组织领导方式看，两者存在很大不同。“布热德运动”是1954—1958年在法国发生的一场保守政治运动。其创始人皮埃尔·布热德于1953年11月组建“保障小商人和小手工业者联盟”，以反对强收重税为名展开活动。该组织实际具有明显的法西斯组织性质，曾在1956年初的法国大选中在议会获得52个席位，引发广泛关注。 。缺乏领导机构使政府失去了对话对象，达成妥协也变得更加困难。
其二，运动背后出现了多种力量的交织碰撞，成员和诉求多样且不断发展变化。运动的参与人群以社会中下层为主，既包括收入较低的劳工阶级，也包括在经济衰退中生活水平下降的传统中产阶级。普通民众只要穿上黄马甲、走向街头，就成为运动的一分子。这使得参与人群的构成鱼龙混杂，各类对政府政策、社会现状和自身生存境况不满的人群，以及各种极端或暴力分子，都能不断涌进抗议队伍，导致运动出现了明显的暴力倾向。运动参与者的政治倾向也存在明显差异，依托对现实的不满情绪而非意识形态倾向联合在一起。运动提出的一些诉求同极右翼政党的主张存在相似之处，也得到了极左翼力量的支持。虽然极右或极左政党并未直接参与运动组织，但在运动发展过程中，左、右翼极端政治势力起到了推波助澜作用。运动的斗争目标也不断演化，早期抗议主要针对政府的具体政策，但后期的政治诉求日趋多元。
第二阶段：运动的导火索及其爆发。法国政府不仅未能回应网络空间中不断聚集的不满和愤怒，还在民众情绪已经非常敏感之际，推出了与其诉求完全背道而驰的新改革举措。2018年11月中旬，为进一步促进节能减排，法国政府宣布从2019年1月起将对燃油加征二氧化碳税，汽油和柴油的税率分别为3.9%和7.6%。这将导致每升汽油上涨2.9欧分、柴油上涨6.5欧分。此次加税的幅度不算太大，也未马上生效，但此前汽油和柴油的价格在年内已经分别上涨15%和23%。民众的愤怒情绪彻底被点燃，法国政府此次加收燃油税的决定，成为一场大规模抗议运动的直接导火索。正在推动网络联署请愿活动的埃里克·德鲁埃，在社交媒体发出举行抗议活动的号召，得到多个团体在网络空间的积极回应。2018年11月17日，按照社交媒体中约定的日期，28.7万法国民众身穿黄马甲走向街头，在2 034个地区和城市进行了首次示威抗议活动，造成2人死亡、400多人受伤［9］。当天正值周六，是一周中最方便法国民众参与的日子。因而，在每周六举行大规模抗议活动成为法国此次运动的惯例。
二、社会联结困境：民粹主义浪潮中民众与精英对立
（一）民粹主义和“怨恨政治”的兴起
新自由主义模式在全球推广带来的后果是“资本流向世界，利润流向西方”。不过，资本主义制度的固有特征决定了这些在国内外积累起来的巨额财富，没有普惠、均衡地流向社会各阶层，而是日益聚集到了少数资本掌握者手中。多数普通民众没从中获得好处，反而日益贫困化和边缘化。在世界经济持续低迷的大环境下，西方的“纺锤型”社会结构逐步在向“金字塔型”演变。作为社会稳定支柱的中产阶级的生活长期无法得到改善，日趋艰难。民粹主义虽然早已有之，但全球化遭遇历史性挑战、“逆全球化”兴起等时代背景则为其空前发展提供了新的关键动力。2008年全球金融危机发生以来，世界经济不景气及其带来的民生艰难，让愤怒席卷西方世界，“怨恨政治”得以大行其道。民粹主义迎来了一波前所未有的全球性浪潮，严重冲击了西方世界民众的有序政治参与。
2.1 播种前用清水浸3～4小时，再放入10%磷酸三钠溶液中浸泡40～50分钟，捞出后用清水冲净，晾干播种（防病毒病）。
（二）精英主义回应经济社会鸿沟的失败
2017年5月，精英特征明显的马克龙成为法国历史上最年轻的总统，一度被民众寄予厚望。不过，面对经济不景气、失业率居高不下、移民难民危机等各种棘手问题，马克龙的改革没有给普通民众带来实在的好处。帮助马克龙上台的精英形象很快受到民众厌弃。他被指责不了解民间疾苦。从2017年5月至2018年12月，马克龙的支持率一路下滑，从66%跌至黄马甲运动爆发后的23%。黄马甲运动的一名参与者在接受 CNN采访时的讲话，体现了中下层民众对马克龙所代表的精英阶层的不满。“我们呈现出的是聚集已久而长期被压抑的激愤、沮丧、暴怒和厌倦情绪。抗议者拥有了巨大的权力，能够在各地行动对抗共同的敌人——总统马克龙及其所代表的国家权力。马克龙因其无止境的傲慢煽动了仇恨。”［16］马克龙当选总统帮助法国阻止了极右翼政党上台，但其执政后没能通过传统的精英治国途径回应国内迫切的民生诉求。
（三）二元对立社会结构中的社会联结困境
西方国家社会结构的变化，特别是占人口多数的社会中下层民众生活长期无法改善，是导致西方国家大众和精英阶层的对峙日趋严重的主要根源。美国发生的占领华尔街运动被称作99%普罗大众对 1%金融权贵的反抗。黄马甲运动的口号之一是“我们不要面包渣，我们要的是整个面包”，反映出民众对自身在社会财富分配中被边缘化的强烈不满。黄马甲运动的抗议者们通过游行标语等方式，给马克龙贴上了三个流传甚广的标签：“富人的总统”“金融总统”“马克龙小偷”。这三个标语集中反映了民粹主义浪潮下民众和精英二元对立结构的形成。社会贫富鸿沟的扩大在民众中形成了“富人”“穷人”二元对立的观念。同占领华尔街运动所揭示的逻辑相似，金融权贵成为民众眼中食利阶层的代表和社会不满的集中对象；马克龙所代表的精英阶层，在民众看来已经堕落为损害民众利益的群体。
当然，从黄马甲运动肇始起，对该运动的批评和质疑就一直存在。这种批评和质疑既来自于传统的精英阶层和主流媒体，也包括对暴力活动不满的普通民众。在政府作出妥协而黄马甲运动仍在持续推进之际，一些法国民众在社交媒体上发起了红围巾运动，旨在反对黄马甲运动中的暴力行为。“红围巾”与“黄马甲”之间的分歧成为法国社会分裂的另一种表现。
国家与社会合理分权和各种社会力量的有效协作是现代国家有效治理的重要基础。西方社会分裂的加剧和二元对立结构的形成，让西方国家推进国家治理时面临的社会联结困境日趋严重，进一步加剧了对抗式制度体系下的阶层冲突、政治紊乱和社会对峙，也改变着西方政治体制运转的基本环境。
三、体制运转困境：政治极化趋势下的“民主失灵”
（一）网络动员及其与政治极化的关系
查尔斯·蒂利在讨论“迈进21世纪的社会运动”时指出，新技术扩大了社会运动的覆盖范围、降低了沟通成本，能够将使用同样技术的人们更加紧密地联系起来，从而对社会运动的兴起起到推波助澜的作用［17］。在黄马甲运动的早期酝酿以及历次大规模抗议活动发起过程中，互联网和社交平台都发挥了至关重要的作用。
互联网和社交媒体的普及加剧了西方政治的极化趋势，为社会运动提供了土壤和新的工具。一方面，它加速了不满情绪和激进思想的传播，为极化观点的滋长提供了温床。互联网在让信息获取变得更为便捷的同时，也因其“量身定做”特征造成了“信息窄化”，持同样观点的人能够非常方便地在网络中频繁沟通，听不到不同的看法的个体被持续暴露于极端立场中，最终会选择相信这个立场［18］。另一方面，互联网和社交媒体能够高效、便捷地将具有不满情绪的孤立个体串联成愤怒的群体。与孤立的个人相比，成为群体一分子后的个体往往会变得更加激进。正如法国著名社会心理学家古斯塔夫·勒庞所指出的，作为孤立个体的人有自己鲜明的个性，但当个人融入了群体后，个性会被群体淹没，个体思想也会被群体思想取代，变得更加极端和情绪化［19］。
（二）政党结构变迁和“极化的多党制”的形成
社会运动的发生和演化与西方的政党政治存在密切联系。政党及其政治活动塑造了社会运动的机遇、人员结构和结果，而社会运动也改变着政党政策甚至政党格局［20］。黄马甲运动滋生于法国政治社会极化趋势造成的新政党格局之中，背后是新型极端政党的崛起和传统政党的生存危机，乃至政治生态和结构的整体变迁。
控制器固件，其功能相对较多，主要功能为传感器信号采集、上位机通信、自动跟踪处理、手动跟踪处理、按键设置处理、显示处理和参数设置保存等，采用μC/OS II(是一个可以基于ROM运行的、可裁剪的、抢占式、实时多任务内核)系统平台进行设计。主要创建4个任务来实现本系统功能，见图6流程图。
12月22日，抗议活动已经延续到了第六轮，参与抗议的人数下降到3.86万人。组织者在网上号召巴黎的抗议者去凡尔赛宫，但由于难以冲破警方森严的防备，又临时引领大家涌向市内的旅游景区蒙马特高地。此轮抗议中，最早呼吁举行示威活动的货车司机埃里克·德鲁埃和其他 142人被警方逮捕。
在黄马甲运动中，极左翼政党领导人梅朗雄公开支持并积极参与抗议活动，甚至在运动初期有媒体推测他可能是运动的领导者。虽然后来运动的发展进程表明这种说法并不可靠，但也足见极左翼政党对运动起到了助推作用。与此相比，极右翼“国民阵线”领导人玛丽娜·勒庞虽然并未直接参与运动，但始终不失时机地对运动发挥影响。她多次对运动表达同情，并公开声称此次运动提出的主张与“国民阵线”存在很多共同的观点。调查显示，“不屈法国”在黄马甲运动中的支持率为20%，而“国民阵线”的支持率更是达到40%。玛丽娜·勒庞的支持率在运动期间明显上升。
“《海宁日报》？记者？”老农阴沉沉地瞧他“，上月我女婿那儿垮石场，我外孙死了，打电话要你们来看，来了吗？记者，好！好！有什么事去问当官的吧，我一个老头，不知道。”
（三）传统民主体制和政治结构面临的挑战
在经济学研究领域，市场失灵现象已经被诸多研究反复阐释，而政治运作中的“民主失灵”现象在近年来才引起学界的较多关注［21］。社交媒体时代的到来和政治极化趋势的加剧，不仅给传统的政党带来了严峻挑战，还给西方民主体制和政治结构本身带来了严重冲击，引发政局动荡、政治效率低下、政府合法性下降等一系列问题，造成了民主的僵化和失灵。
在深染沉疴的法国，随着民众对政府不满情绪的日益累积，极端政治势力空前滋长，也由此重塑了其政党格局。在2017年法国大选首轮投票中，得票最多的马克龙支持率为23.9%；此前为执政党的传统中左翼大党社会党分崩离析，候选人阿蒙的得票率仅为6.36%；另一传统大党中右翼的共和党候选人弗朗索瓦·菲永得到 20.01%的选票。与此相比，极端政党的支持率空前提升，极右翼政党“国民阵线”候选人玛丽娜·勒庞和极左翼政党“不屈法国”候选人让·吕克·梅朗雄的得票率分别达到 21.30%和 19.58%。在第二轮投票中，马克龙虽然以明显优势胜出，但玛丽娜·勒庞 34.18%的得票率仍然引人注目。在此次大选中，法国政党格局重新洗牌，社会党和共和党均无候选人进入第二轮投票，在法兰西第五共和国历史上，中左、中右两大传统政党首次同时成为在野党。法国的政党格局已经符合萨托利界定的“极化的多党制”特征。
其一，传统主流政党遭遇极端政党挑战，面临边缘化的巨大压力。黄马甲运动的一些倡议者曾表态拒绝与政党发生联系，甚至声称此次运动不带政治性。但运动提出的诉求却与极左、极右政党的主张存在诸多共同之处。在此次运动中，原本尖锐对立的极左和极右政党实现了联合，为运动推波助澜，甚至一度搁置分歧，试图在议会联合发起对马克龙的不信任投票。打着“非左非右”旗号上台的马克龙没能阻挡法国政治的极化趋势，反而遭遇到极端政党的联合狙击。在政治社会极化不断加剧的背景下，西方传统政党有些已经成为长期在野党，有些则转向极端路线，推出奉行某种极端主张的候选人以吸纳选票。特朗普上台即是这种时代背景的产物。考察近年来的世界政治，特朗普并非孤例，特朗普式的政治人物已先后在多个国家上台执政。
开发和利用资源是小学教育信息化工作的开展基础，作为地方行政部门和教育部门，应当以区域信息技术教育中心为基础，将信息资源给予各个小学，并加大投入鼓励学校建设校园网，如果没有条件的小学可以通过多媒体教学的方式来推动信息教学的发展。
其二，“否决政治”盛行常常导致国家机器运转失灵，从而带来政治僵局。一方面，政治极化意味着政治力量从政治光谱的中间地带向两极靠拢，作为“政治黏合剂”的温和派和中间派逐渐减少，进而逐步形成内部同质性增强而彼此尖锐对峙的少数阵营，由此导致政治力量分裂加剧。另一方面，为推行自身的极端政治主张和抢夺政治资源，在野党对执政党推出的政策措施，优先考虑的往往不是其实际治理效果，而是习惯性地为反对而反对。激烈的政治对峙让政治共识越来越难以达成，西方民主政治的效率日趋低下，造成了弗朗西斯·福山所说的“政治衰败”［22］。在走向极化的新政治格局中，在野党和各种社会反对力量均将关注焦点放在多重危机暴露出的体制弊端和具体政策弊病之上。稍加考察不难发现，黄马甲运动提出的主要诉求和极端政党特别是极右翼政党的主张存在诸多相似之处。这些诉求和主张中包含的解决方案带有极端性质，但其揭示的弊病和问题大多真实存在。在一个走向极化的政治社会环境中，反对者很容易找到批评施政者的切入点和攻击目标，但无论哪个政党执政，都很难在各种力量的掣肘之下推进全面改革，进而在有力批判、无力行动的治理困境中陷入恶性循环。
其三，民众对传统的政治表达渠道丧失信任，传统政治结构本身受到越来越多的质疑。在西方现代政治理论中，政党是民众表达和实践自身政治诉求的主要载体，而民众选举代表作为自身代言人的代议制则是其制度基础。黄马甲运动表明，诸多民众不仅对传统政党失去了信任，甚至对政党政治和代议制本身也已经丧失信心。黄马甲运动的一些参与者提出将议会普选制部分地改为抽签制，以摆脱政党对选举的垄断，而运动提出的最引人关注的政治诉求——“公民倡议公投”，更是对传统政治结构构成了直接和根本性的挑战。根据该倡议，凡是涉及民众整体利益的决策，都要由公民投票来决定，民众不仅直接作出重大政治决策，还拥有判断哪些议题需要进行公民投票的权力。如果该制度全面实施，政党政治和代议制作为西方民主运转基石的地位将被颠覆。除了对传统政党政治和代议制的质疑，报纸、电视等传统媒体在此次运动中也饱受抗议者指责，并明显边缘化。在运动中，多个地区出现了殴打和侮辱记者的事件。在抗议者看来，传统媒体或多或少地受到政府、利益集团和传统精英的控制，不能真实反映运动情况和他们的诉求。比如，运动的发言人就多次指责传统媒体夸大了运动的暴力程度，其提供的参与人数也被大大压低。抗议者对传统媒体的质疑也存在个别例外。比如“今日俄罗斯”电视台的法语频道在进行相关报道时不做任何评论，而是直接将话筒和镜头对准抗议者，受到了抗议者青睐并吸引了大量观众。这也同样反映出民众对传统政治表达渠道的不满和对直接进行政治表达的追求。
四、利益协调困境：福利国家模式下改革与稳定关系的两难悖论
（一）进退两难的改革
新自由主义模式之下，资本在全球逐利和扩张虽然强化了西方的世界中心地位，但对西方国家政府而言存在一些负面效应，其造成的资本外流削弱了福利体系赖以运转的财政基础。为缩减贫富差距和扩大财政收入，不少西方国家往往采取对大型企业或富豪阶层加税的办法，但这往往会进一步加剧资本外流趋势。资本在全球扩张和国内对资本依赖之间的矛盾，也让政府在一些具体的政策议题上陷入两难。
早在黄马甲运动爆发之前，法国就已经多次出现了罢工浪潮。比如，马克龙在执政后不久推出了公务员改革计划，降低了多项福利待遇并拟在2022年之前削减12万个公务岗位，受其影响的政府部门工作人员、教师、警察等很快组织了罢工活动且在数月间持续推进，其中2017年10月10日举行的大罢工参与人数高达 540万。再如，为扭转法国国家铁路公司的负债和亏损局面，法国政府在2018年3月公布了铁路改革授权法案，随后，铁路员工终身受雇、可提前退休和其他一些福利待遇被废除，引发了铁路工人的多轮罢工，影响了列车的正常运行。马克龙为平息黄马甲运动而作出的妥协无异于饮鸩止渴，后患无穷。经历了黄马甲运动的冲击，马克龙以改革者面目积聚的政治信任和改革动能在很大程度上丧失，今后想有所作为将变得更加困难。
马克龙面临的困境普遍存在于西方世界，尤其是采取高福利模式的国家。2008年全球金融危机爆发后，西方很多国家面临的改革“两难怪圈”进一步凸显：由于经济不景气，传统的福利模式难以为继，不改革意味着国家经济与民生无法持续改善和政治信任逐渐流失，迟早会在普遍的批评声音中下台；坚定推行改革，必然意味着变革现有的福利体系，需要触动某些阶层甚至全民的“奶酪”，很可能激起民众的强烈反弹，甚至招致政府迅速倒台。
马克龙的改革虽然包括免除住房税等少数增加民众福利的举措，但更多的改革削减了社会福利。一方面，为激发经济活力和提升企业竞争力，马克龙执政后采取了一系列举措为企业减税，特别是在2018年8月推出了劳动法改革计划，赋予企业在招聘、解雇方面更大的权力和便利，试图改变企业被社会福利体制绑架的状况。另一方面，马克龙采取了减少住房补贴、精简政府职位、冻结公务员工资上涨指数、对退休人员收入征缴税金等措施，试图通过紧缩财政降低政府赤字。对法国经济和社会的弊病而言，这些改革举措很有针对性，顺应了经济发展的一般规律，但也因为触动民众的“福利奶酪”而引发众多不满。调查显示，在马克龙上台之初，支持他的民众约占60%，但执政仅仅1个月，其支持率便随着新政策的推出下降了10%左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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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法国长期备受争议的巨富税问题就是这种矛盾和两难的一个缩影。自1982年法国社会党执政时开始征收巨富税起，该税种随政府更替在“取消—恢复”的循环和变革调整中成为民众和各种政治力量争执的热点问题。在马克龙执政之初，巨富税大约涉及35万户法国家庭，每年可给国家带来50多亿欧元的财政收入。不过，巨富税的存在降低了财富阶层在法国投资的意愿，导致众多巨富家庭移居海外，造成资本外流，国家在消费和企业领域的增值税收入减少。马克龙饱受指责的取消巨富税之举，实际可以看成是对该税种的一种根本改革。他将储蓄、金融产品、企业投资与股份等从“巨富”们的财产中剥离，认为其有利于经济发展而不予征税，只保留了房地产巨富税，认为此举长期看能让政府和社会从经济增长中获益。黄马甲运动中马克龙被指责为富人的总统，其理由之一就是他取消了巨富税，而恢复巨富税也成为此次运动的直接诉求之一。马克龙在巨富税问题上进行改革的出发点是通过减税促进资本回流，激发企业活力。从经济学的一般规律看，此种举措有利于刺激经济增长，但其引发的政治连锁反应令法国政府始料未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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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福利国家模式下“受阻社会”的形成
在黄马甲运动中，同社会问题相关的各类民生诉求成为中心议题。正如法国历史学家吉拉尔·诺瓦里耶尔所言，这场运动或将预示着“社会问题重回政治中心”［23］。环顾现实，法国等西方国家当前面对的是一种各类弊病和复杂矛盾交织的社会，用吉登斯的说法，即已经成为一种“受阻社会”。在阐释“受阻社会”概念时，吉登斯将法国作为重要例证之一。“在这种社会中，不仅许多公民，而且绝大多数有见地的观察家都认为，变革的必要性是显而易见的——然而，其中固有的保守主义或既得利益者，或两者，会阻碍必要改革的实行。”［24］
福利国家模式与西方选举政治结合，导致福利只能增加、难以削减。在法国，超过 1/3的国民生产总值被用于负担各种社会福利。选举在某种程度上异化为“福利拍卖会”：开出最多福利支票的候选人往往更有可能当选。然而，过度依赖福利体系的财富再分配功能扭曲了劳动力市场，带来了“养懒人”等一系列问题，导致经济丧失活力，并有可能因福利开支超出政府负载能力而引发财政乃至经济危机。截至2018年，法国的债务规模已经达到惊人的22 998万亿欧元，占国内生产总值的99%。福利体系并非导致国家债务和财政问题的唯一根源。事实上，更多的普通民众将问题根源归结为金融权贵的掠夺。这也是黄马甲运动中众多抗议者集中抨击金融权力的主要缘由。
五、内外平衡困境：全球化背景下全球治理和国内治理统筹失败
（一）内外压力夹缝中的国家政府
按照著名政治社会学家罗伯特·帕特南提出的分析框架，全球治理的推进有赖于两级博弈的同时达成：一是政府在国际舞台上与其他国家或国际行为体博弈达成国际协定；二是政府就国际协定与国内政治势力、民众和舆论实现共识。当前，民粹主义催生的“杂乱反抗”和政治社会极化等带来的国内分裂，使得主权国家的政府受到来自外部（国际层面）和内部（国内民众）的双重压力，并在这种“夹缝”中陷入政策上的两难，甚至导致政府垮台和政治危机。政治社会极化趋势和民粹主义浪潮影响下的国家政府在夹缝中处境艰难，两级博弈越来越难以达成。
对于进入小学高年级的学生，教师与学生的交流中应更加强化“平等”的概念，认真倾听学生想法，并就其中的偏颇之处给出引导。同时，可以利用班会、班级活动等情景，为学生描绘初中阶段的学习生活，让其对未来阶段心理上有所准备。
在欧洲，欧盟的存在让其成员国政府面对的全球治理与国家治理的矛盾变得更为复杂。欧盟是世界上超国家性质最显著的机构，它致力于通过掌握更多传统上由国家掌控的权力乃至部分主权推动地区治理，还试图作为一个整体推动全球治理，因而不可避免地会对成员国政府的行动作出更多限制。这也让欧盟成员国政府在全球治理中面对的两级博弈增加了一个地区层面的变量，演变成更加复杂的三级博弈。欧盟超国家性质的发展和移民、难民等诸多新问题的产生，加剧了成员国民众对民族身份的焦虑，助长了民粹主义的发展，而成员国内部不同政治力量在相关问题上的分歧，也容易造成国内政治分裂，加速政治极化进程。
（二）全球治理与国内治理的矛盾
随着全球性问题的不断涌现和日趋紧迫，全球治理成为世界政治的迫切议程，也是大国展现自身形象和借以掌握国际话语权的重要领域。尽管国内弊病缠身，具有大国抱负的法国仍然试图在全球治理中展现大国姿态。奥朗德执政时，法国一度在打击中东恐怖主义、空袭“伊斯兰国”等国际恐怖主义治理中积极行动，但也遭遇后者的报复，法国成为恐怖主义重灾区与此不无关系。此次点燃黄马甲运动的燃油税提升是一项内政举措，但也与当前全球事务的治理存在密切联系。
2015年末，《联合国气候变化框架公约》第21次缔约方大会在巴黎召开，近200个缔约方经过13天的紧张博弈和艰苦谈判，达成了具有历史里程碑意义的全球气候变化问题新协议。作为此次会议东道国的法国一直是气候变化谈判的积极推动者，在全球气候治理方面作出了重要贡献。法国政府提升燃油税的主要理由是促进节能减排，应对气候变化，落实《巴黎协定》。从肩负国际责任的角度看，法国政府的做法值得肯定，但其民众并不认可。他们在运动中提出一句口号：“马克龙关心地球末日，我们关心每月末日。”该口号集中反映了不同阶层的人们在国家事务优先议题上存在明显分歧，凸显了全球责任与国内政治议程可能存在的矛盾。在复杂的世界政治中，政府不得不在“自扫门前雪”的国内治理和关注“世界瓦上霜”的全球治理之间更加小心谨慎，把握全球治理国际责任和民众诉求之间的平衡点。
六、结 语
治理概念的早期主要倡议者詹姆斯·罗森瑙教授提出“没有政府统治的治理”的论断，但其本意绝非是脱离政府寻求善治，而只是强调政府要改变对社会和民众自上而下的传统管控方式。无论是在全球实践层面还是在治理理论沿革的主流趋势中，政府仍处于国家治理的中心位置。黄马甲运动折射出西方国家自主性和政府能力面临的多重挑战：经济社会鸿沟的扩大和传统政治秩序遭遇的冲击降低了政府的合法化能力，抗议运动的兴起和国家福利体系改革的两难制约了政府的财政汲取能力，政治社会的极化趋势冲击着政府的调控能力，而西式民主理念和代议制等政治结构限定着政府的强制能力。西方在国家治理领域面临的多重困境让善治理论追求的“掌舵者”（政府）、“划桨者”（政党和社会组织等）和“船员”（民众）之间的协同关系破裂，走向了日益严重的对峙。在这种背景下，基于国家自主性和政府能力之上的多元共治愿景越来越难以达成。
相较而言，我国日趋完善的国家治理体系有效避免了上述弊病。这首先源于我国通过维护中央权威形成的党和政府在国家治理体系中的基石作用，也得益于其他一系列富有中国特色的制度安排。其中，统一战线的历史传统和现实政策导向所发挥的独特作用值得充分关注。统一战线虽是中国特色的政治实践和话语，但契合了多元共治等现代治理理论和实践的发展方向。总体而言，无论是中国政治话语中的统一战线，还是作为当前我国国家治理模式概括的协商与共治，抑或是现代治理理论倡导的多元共治，其核心精髓都在于：基于国家自主性和政府能力的建构与现代化，在民主共和中全面实现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多政党、多民族、多阶级、多阶层的联合治理，注重政治社会关系的协调，注重一体多元格局的建立，注重和而不同、求同存异的方法，进而构建一种团结、和谐、有效的共同体。相较于西方国家治理体系中的“对抗与分治”，我国的“协商与共治”模式能有效避免社会分裂和政治秩序紊乱，有效推动善治理想的不断实现。
国家治理制度体系与国家治理体系是现代国家建构中相互依存的两个层面，前者更具根本性和决定性，而国家治理体系建设的成败则影响着前者的稳固［25］。正如习近平总书记指出的：“治国理政，必须‘立治有体，施治有序’。政治制度对一个国家长治久安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26］西方国家在现时代面临的治理困境本质上是一种植根于资本主义道路的制度危机。新自由主义全球化模式的弊病和兴衰是促成这种困境的重要历史根源，而传播方式革命、福利国家模式的内在矛盾累积等时代条件，则让危机进一步加剧。上述困境的本质决定了其无法在资本主义制度体系内得到根治，但摆脱对新自由主义政策取向的过度依赖，改变不公平、不合理、掠夺式的全球化模式和国家发展模式，可能成为缓解这些困境的现实选择。作为对上述困境和危机的回应，黄马甲运动提出了若干对西方现有体制具有颠覆性的新诉求，具有一些迥异于以往社会运动的新元素。从这个意义上说，黄马甲运动是西方历史进程中具有革命性乃至坐标意义的一场社会运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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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图分类号： D815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2096-3378（2019）03-0041-12
DOI： 10.13946/j.cnki.jcqis.2019.03.006
作者简介： 卜永光，中共浙江省委党校政治学教研部副教授，法学博士。
基金项目： 浙江省社会科学规划项目“‘一带一路’在欧洲面临的风险及规避策略研究”（17NDJC 301YB）
引用格式： 卜永光.分裂社会中的政治失序：从黄马甲运动看西方国家的治理困境［J］.统一战线学研究，2019（3）：41-52.
责任编辑：孙德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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