社会资本在民营企业发展中的地位，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民营论文,企业发展论文,地位论文,资本论文,社会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一、社会资本：一个新的重要话题
进入20世纪90年代以来，社会资本成为企业发展、社区发展领域的一个重要话题。它不但 成为解释企业、社区兴衰的理论，而且被奉为探求组织、社区持续发展的有效方法。这一现 象的出现与以下因素有关：第一，以现代理性为基础的组织管理使得员工产生厌倦感，从而 影响了他们的积极性；第二，以个人自由为价值基础组织成员缺乏对组织的归属感，这给组 织（企业）的发展带来了严重挑战；第三，后现代主义思潮严重地影响着人们在现代社会中形 成并发挥作用的价值观，它对权威的漠视、对既有规范的解构迫使人们去寻找新的社会黏合 剂；第四，西方世界经济不振、东亚和东南亚经济的高速增长使得一些社会学家、经济学家 去探求其中的文化奥秘。第五，以往靠外部支持推进的贫困地区的发展，当外部力量撤出后 又重新陷入非发展状态。在以上诸多因素的影响下，社会资本理论成为经济社会学家、组织 社会学家以及发展学家的中心话语，并在理论界掀起了不小的波澜，同时被选作治疗企业不 景、社区解组的药方。
社会资本是20世纪80年代中期以来在西方社会学、经济学和社区发展领域被广泛使用的一 个概念和理论。法国社会学家布尔迪厄(Pierre Bourdieu)认为资本有三种：经济资本、文 化资本和社会资本。他认为社会资本是实际或潜在的、制度化的、由社会义务或联系组成的 网络，社会资本会以家族、班级或党派的名字在社会中制度化并得到保障，它会使行动者以 自己的权力所占有的资本产生收益增殖效应（布迪厄，(1988)1997）。显然社会资本可以转变 为经济利益。美国社会学家科尔曼(Coleman,J)认为社会资本是存在于人际关系结构之中并 能为结构中的个人实现目标提供便利的东西（科尔曼，(1988)1999）。日裔美籍学者福山(Fuk uyama,F)基本上从文化的角度去看待社会资本，他认为社会资本是在社会或其下特定的群体 中成员之间的信任普及程度，它通常是由宗教、传统、历史习惯等文化机制建立起来的（福 山，1998）。福山还分析了华人家族结构与企业模式，进而指出由血亲关系支持的社会资本 在发展经济中的作用。美国社会学家普特南(Putnam,R)主要从社区的角度分析社会资本的意 义，他认为诸如信任、规范和网络这些社会资本，能够通过推动协调和行动来提高社会效率 （普特南，2000）。综上所述，可以发现社会资本是存在于人们之间的良好的关系之中、并能 够对占有社会资本的人给予支持的相互信任，作为一种支持力量，它对行动者实现目标具有 重要的促进作用。当然，并非所有理论家都对 社会资本持赞赏态度，例如，波茨(Portes,A)指出了社会资本的消极方面，他提出“消极的 社会资本”的概念，认为某些社会资本可能会排斥圈外人、使不勤奋的团体成员“搭便车” （波茨，(1998)2000）。
从负面提出问题丰富了社会资本理论，但是人们基本上还是把社会资本作为一种积极的事 物来看待。
相互认同、相互信任、相互支持对于任何人、社会组织来说都是重要的，在人们面对经济 压力和外部风险的情况下其重要性更加明显。毫无疑问，以相互信任、真诚支持为表现形式 的社会资本对企业、尤其是民营企业的产生和发展具有重要意义。
二、社会资本对我国民营企业发展的意义
20世纪70年代以来日本企业对美国的挑战促进了企业文化研究和关于信任、初级社会关系 对 企业发展的促进作用的研究。威廉.大内(Ouchi,William.G)的《Z理论—美国企业界怎样迎 接日本的挑战》说明了日本企业是如何运用非工具理性的忠诚和团体意识去促进企业发展的 （威廉.大内，(1981)1984）。毫无疑问，日本企业文化中包含着社会资本，关于这一点 福山也作了分析，他认为日本人对所属团体的忠诚比美国人更坚定（福山，1998）。
另外，由于东南亚经济的崛起，关于儒家资本主义的研究也与社会资本的分析视角有一定 关 系。在关于社会资本的宏观研究中，东方社会的家族文化占有重要地位。或者说，在相当大 的意义上社会资本是以家庭关系、家族制度、亲属制度为中介来实现的，而家庭式企业是 这一现象的最集中表现。
尽管家族式企业并非东亚所独有，但它在东亚的流行却说明了其特殊地位。据调查，现在 东亚是家族企业最兴旺的地区：从上市公司控制权的角度看，印度尼西亚家族控股的占66.7 %，韩国为48.4%，马来西亚为67.2%，菲律宾为44.6%，新加坡为55.4%，泰国为61.6%，而我 国台湾地区为48.2%，香港地区为66.7%（珍妮，2001）。儒家资本主义（有人称“裙带资本主 义”）是人们对东亚20世纪中后期经济快速、持续发展原因的归纳。至于我国大陆地区，家 族企业的地位已不可小觑。改革开放20年来，我国造就了大量民营企业，这些企业大多数是 家族企业，家族企业占据了我国国民经济的半壁江山（燕君，2001）。
家族企业的理论内涵比社会资本要丰富得多，但通过家族企业的形成和发展，可以看出社 会资本的力量。我国农村的民营企业几乎都是在家庭、家族的基础上建立起来的，社会资本 不但部分地替代了经济资本之不足，而且获得了安全，而后者常常是本小力单的创业者的第 一选择。实际上，20世纪70年代以后蜂拥而起的社队企业（乡镇企业）也是借助社会资本而产 生和发展起来的。费孝通在研究江苏的乡镇企业的形成时指出了乡土关系的重要性（费孝通 ，1985）。笔者也曾以实例指出家族意识在农村工业化中的作用（王思斌，1995）。
可以说，利用以家族力量为基础的社会资本是中国民营企业主的理性选择。甚至民营企业 有了巨大发展后，家族关系、亲属关系仍然是民营企业难以割舍的资源。许多大规模的民营 企业已经用事实说明了这一点。一些民营企业通过招婿等方式吸纳人才以维持企业的私家性 则是这种现象的典型（徐鹤飞，2001）。
三、民营企业中的社会资本量及其变动
关于社会资本的研究，学者们大多是从定性和静态的角度出发的。所谓定性是说把社会资 本看作为内部没有分别的同质性的东西，而静态则是说较少论及它的变化（在研究社会资本 的学者中，科尔曼较具体地分析了社会资本保持和消亡的条件（科尔曼，1999），它给我们以 启迪，但还是简单化了）。当然，就学术定义而言，社会资本已经说明了问题的实质。因为 当某种人际关系不再具有信任的性质，不再有助于实现关系占有者的目标时，它也就不再是 他的社会资本了。但是，在现实生活中，在我国民营企业的发展实践中，社会资本是多样化 的，也是处于不断变化之中的。这样，我们就不得不去具体地分析是何种社会资本在何种情 况下发挥着何种作用，就要研究社会资本是如何发生变化的。社会资本的精确数量是难以测 定的，这与它的性质有关。科尔曼曾试图去测量它，但仍缺乏可靠的方法（科尔曼，1999）。
然而，社会资本毕竟有量的差异，这是每一个研究者都感觉得到的。为了分析问题，我们 还是使用这一概念，用企业主要负责人在企业内人际交往中所获得的信任，和由此所获得的 实际或潜在的支持能力来代表他占有的社会资本量。显然这种“测量”是很粗略的，好在我 们只是想大致上说明问题，而不是要对不同企业的社会资本作细致的比较。
为了分析社会资本对于民营企业的意义，我们举出如下案例：案例A来自于文献，案例B来 自于笔者的实地调查。
案例A：浙江万向集团
浙江的万向集团是中国万向节行业的龙头老大。在万向集团中董事长鲁某的儿子、女儿、 女婿都担当着非常重要的职位。他的儿子现在是万向集团的总经理，将来是继承鲁某的当然 人选。他的三个女儿和女婿分别是集团驻北京、深圳和美国公司的负责人，这三个地方分别 是万向集团在国内和国外发展的要地，所以他的儿女掌握权力的重要性是不言而喻的。相比 之下，交给其他亲戚、徒弟管理的一些分厂就不是那么重要。鲁在起家的时候依靠了亲戚朋 友的帮助，盖房、征地和招工都动用了当地的关系。至今，当初和鲁某一起创业的7位“元 老”都已经离开了万向集团，他们中间也有自己开了公司（长桥，2001）。
案例B：山东省济南市某机器厂
该厂是一家生产塑料钢制品机器的工厂，1990年由现任集团董事长裴某联合他的电视大学 的同学邓某、江某建立，鉴于管理生产方面的需要，他们拉进了没有任何关系的侯某。
这是一家地地道道的民营企业，按资金裴占50%股份，侯占30%，邓、江各占10%。在业务扩 大之后，为了吸纳人才，董事会决定吸收5个股东，其中4个是裴的电大同学，另一个则是第 一批股东（同学）单位管财务的同事。新进的5个股东共占10%的股份，原股东的股份分别降低 10%。公司成立时大家约定股东的家属和直接亲属不进公司，但也没有多少制度和规定，大 家靠自觉和相互信任在一起工作。裴认为他们之间的关系超过了朋友关系。后来企业在运行 中遇到了问题：财务总监（第二批股东中的非同学）难以用制度管老股东。鉴于领导班子成员 的素质状况，裴想于1994年从总经理位子上退下来，只做董事长，而从外面聘一个总经理。 但此时董事会中的意见并不一致，作为第二大股东的侯某认为自己应该做总经理，但其他股 东因工作等原因对侯不满，不同意侯做总经理。为了解决人事安排上的矛盾，董事会投票决 定建立一个分厂，由侯任分厂厂长，业务范围与总厂相同（后来侯分离出去）。之后公司聘任 了没有任何关系的吴某任总经理，工作也比较顺利。但是过了一段时间邓又提出当总经理。 裴认为邓就其素质而言不适宜当总经理，但又说不服他。在侯某自己干得不错的经验的鼓舞 下，邓也分离出去，最早的股东江与邓一起出去自己开了一家同类公司。
在上述两个案例中社会资本所发挥的作用及其变动轨迹既有相同也有不同。
相同之处：第一，在企业兴起的过程中都发挥了重要作用。尽管两个企业的性质不同，规 模 也有巨大差异，但是这两个民营企业都是借助于社会资本而建立的。万向集团最初的盖房、 征地都利用了当地资源，8位创业者也是要好、互相信任的朋友。济南机器厂的创立者多是 要好的同学，就是第二批进入的股东也是同学。据裴介绍，他和邓、江的友情是较深的，“ 毕业以后我们一直来往，在不与其他人来往时我们的来往也没断”。裴对邓、江十分了解。 邓的性格外向，在厂中负责外联；江比较塌实、坐得住，负责内部行政。他们合作搭伙既有 友情，也各用其长。裴说他们厂是资源（社会关系）性质的，不是资本性质的。第二，后来开 创者都大半离开。万向集团与鲁某共同创业的7位元老都已离开，济南机器厂与裴一起创业 者全部离开，他们曾都是信得过的好朋友。
不同之处：第一，两家企业的规模不同，发展走势不同。万向集团是中国万向节行业的老 大 ，20年来一直发展，现为《福布斯》杂志所列中国50首富之一。济南机器厂原来占有当地全 部市场，现在它同分化出去的侯某的市场占有份额比是100∶80，而且后来分化出去的邓、 江以及其他人也加入了同类产品的市场竞争。裴说现在他们厂的目标是保住市场。第二，原 始 社会资本的替代方式不同。济南机器厂一开始就确定了避免家人、亲属进入的原则，裴作为 主要当家人也立意建立现代企业制度，这样机器厂的社会资本始终不很厚实。现在机器厂主 事的股东虽也多是裴的同学，但并不及开创时密切，其社会资本量减少了，因为原有的、个 人关系较好的同学离开了，靠现代企业制度形成的人际信任关系还较薄弱。万向集团则不同 ，最初的合作者离开后，鲁将自己的儿子、女儿、女婿安置在最重要的位置，社会资本量明 显增加。
社会资本对于其拥有者来说是积极的要素，社会资本的结构和数量的变化影响着拥有者实 现自己目标的能力。社会资本的流失表明拥有者以往努力的失效，在某些情况下这种流失还 会成为企业发展的障碍或成本。社会资本的替代则是人们弥补其流失的方法。一般说来社 会资本进出量的变化会影响企业的发展。上述两个企业的变化或许是一个例子。
四、民营企业社会资本的积累机制
关于合作互利的假设。信任是社会资本的实质性内涵，但社会资本的基本假设是理性。社 会资本被视为有助于实现行动者目的的制度化的信任、社会关系，这就指出了它的功利性， 虽然这种功利性具有可以赊欠的性质。从中国民营企业的情况看，企业主要负责人的社会 资本主要是由家庭关系、家族关系、老乡关系、同学和朋友关系组成的。一般说来，上述各 类关系的社会资本的含量不同，其基本规律是中国人的“差序格局”。在上述两个案例和更 多的案例中（王思斌，1995），家庭关系最稳定说明了这种规律。当然，名义上较亲近的关系 并不一定含有较多的社会资本，这要由他们之间的交往史去解释。在以往的互动中他们的利 益的关联程度、相互利益的交织程度影响着社会资本的量，初始关系与利益关系的相互“嵌 入 ”影响着社会资本的积散。家庭关系、家族关系含有较大社会资本，可以用较长的交往（共 同生活）和相互利益的复杂交织、深入“嵌入”来解释。在企业经营中物质利益与其他生活 领域的利益联系在一起，使社会资本积累和迭加，多方面的、复杂缠绕的、具有延展性的合 作互利有利于社会资本的积累。这也有利于企业的持续发展。
权威与社会资本。科尔曼将权威视为产生社会资本的一种途径，在他看来控制权的转让会 造就某种社会资本（科尔曼，1999）。在中国的民营企业中权威与社会资本的关联是很明显的 。济南机器厂中的低权威对应着较少的社会资本，对应着较弱的内部团结。万向集团中现有 的权威是强大的，由于血缘关系、利益连带关系、未来企业控制权的转让关系，社会资本被 高度挖掘出来，并成为企业发展的重要支持力量。在中国的民营企业中权威与社会资本的关 系主要不在于控制权的转让，而在于传统式权威在生产领域的扩散。掌握在传统权威占有者 手中的未分化的利益转化为社会资本，这是中国民营企业中社会资本的一个重要特点。
社会资本的转变。社会资本有助于行动者目标的达成（企业负责人生产目标的实现），在这 里社会资本转化为物质产品。如果社会资本具有相互信任特点的话，物质产品（物质利益）则 具有可分性特点，而这种可分性对社会资本是一个巨大的挑战。几乎所有的失败案例都包含 着 一个共同的教训，这就是在民营企业中合伙人共苦容易共甜难。在企业发展比较稳定、前景 看好时，物质产品和其他产品的分配常常带来合伙人的分离，从而减少了企业的社会资本。 当然，这可以用原有社会资本的存量（信任和关系的牢靠程度）来解释：在社会资本比较丰厚 的企业中，合伙人不会因物质利益和权利的分配而离心离德。但是实际上，当人们为了具体 而实在的利益合作时，信任关系依赖于利益分配关系的现象就会发生，多次利益分配的“不 公平”、“不够朋友”就可能消解原有的社会资本。作为反例，家族式企业则将利益分配模 糊化，共同的长远目标和较强的权威也增强着内聚力，这样社会资本在被消磨的同时也被再 生产出来，企业得以持续和发展。这是现代企业制度尚未建立起来之时家族式企业大量出 现的一个重要原因。
五、社会资本在民营企业发展中的前景
兴办企业是一项较大的风险投资，由于民营企业财力不足，企业主积极寻求社会资本以弥 补 经济资本之不足、维持企业的发展是一个普遍的选择。在现代企业制度尚未建立的情况下， 一些民营企业家们认为家族式企业将长期存在下去（燕君，2001），这就说明初级社会关系作 为社会资本（或称关系性社会资本）在民营企业发展中的重要性。如上所述，社会资本并不局 限于初级社会关系。但是在社会契约不发达，契约性社会资本十分短缺的情况下，人们充分 调动初级社会关系去谋求发展就十分自然。现在的问题是以初级社会关系为基础的民营企业 如何迎接经济全球化的挑战。经济全球化是以普遍性契约和高效率为特征的，在这里通行的 是市场信用，即契约性社会资本。当然，对于契约文化不发达的中国社会来说，初级社会关 系所建构的社会资本更具价值，它在相当大的程度上排斥着契约性社会资本。然而面对加入 世贸组织之前景，民营企业必然要在倚重家族关系和建立现代企业制度之间作出选择。从企 业管理的角度来看，这也是如何对关系性社会资本和契约性社会资本进行选择的问题。为了 现实生存民营企业不能丢弃关系性社会资本，为了更大发展它们也不能不去建构契约性社会 资本。这样如何处理两者间的对立关系就摆在了民营企业家面前。一个现实的选择是建立混 合性社会资本，它依靠初级的、准初级的社会关系支撑企业，保障企业的基本安全，同时通 过建立现代企业制度去谋取企业的长远发展。济南机器厂在负责人变动时未能充分利用关系 性社会资本，导致社会资本的大量流失，并伤害了企业的发展。万向集团的负责人用自己的 儿女掌管企业的要害部门并在企业内实行严格、系统的管理，具有较好的发展前景，可以被 看作为某种成功。建立混合性社会资本是民营企业生存、发展的必然要求，而其结构要依企 业兴建与发展过程和领导层结构的特点、以及企业在本行业的市场地位等因素为转移。然而 有一点是清楚的：在现阶段，中国的民营企业不能不靠关系性社会资本，也不能不去营造契 约性社会资本，契约性社会资本的倚重是中国民营企业发展的必然之路。
本文从西方经典的社会资本理论出发，借用具体案例研究中国民营企业的社会资本问题。 它关注理论、实际两个方面的问题，但在理论上只提出混合性社会资本的说法，在实际取向 上也未能细致深入。这不但因为社会资本在理论和实践上都比较复杂，而且因为本研究尚属 初步探索，其未尽之处正是笔者进一步研究的方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