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顾瑛在元末文坛的作为与贡献，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文坛论文,贡献论文,顾瑛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由于李孝光应诏赴京和稍后去世[1]，在元末最后二十年的东南文坛，除了领袖杨维祯以外，最负盛名的人物当推顾瑛和倪瓒，故直至晚明尚有人以顾倪并称。如王世贞《艺苑卮言》卷六说：“吾昆山顾瑛、无锡倪元镇，俱以猗、卓之资，更挟才藻，风流豪赏，为东南之冠，而杨维祯实主斯盟。”但在清代却出现了两种不同的评价：一是康熙三十二年（1693年）顾嗣立《元诗选》初集编成刊刻时，宋荦为之撰《元诗选序》，称有元一代之诗是以“遗山、静修导其先，虞、杨、范、揭诸君鸣其盛，铁崖、云林持其乱”。二是康熙四十三年（1704年）顾嗣立撰《寒厅诗话》则说：“廉夫当元末兵戈扰攘，与吾家玉山主人瑛领袖文坛，振兴风雅于东南。柯敬仲九思、倪元镇瓒、郭羲仲翼、郯九成韶辈，更倡叠和，淞泖之间，流风余韵，至今未坠。”顾瑛和倪瓒都以富有而轻财好客著称，且皆与杨维祯相交几十年，宋荦将云林作为元末诗坛的代表而与铁崖并称，或许是因倪瓒的诗名得其画名相辅，且有明刊本《倪云林诗集》6卷、《清閟阁遗稿》15卷及清康熙间刊本《清閟阁集》12卷（共录诗千余首）流传于世之故。但自至正十年（1351年）倪瓒在原有玄文观的基础上，别筑云林堂、清閟阁、萧闲馆、朱阳馆、净名庵、雪鹤洞、水竹居、逍遥仙亭、海岳翁书画轩等园林建筑后，其家境即已衰落，两年后干脆弃家出走[2]，漂泊江湖20余年。因而就与杨维祯相呼应而领袖文坛的实际情形来说，顾瑛的贡献与影响应大于倪瓒，顾嗣立以杨维祯、顾瑛为元末文坛盟主的评价更符合历史实际。
一 顾瑛的人生态度
顾瑛(1310～1369)，又名德辉、阿瑛，字仲瑛，晚号金粟道人，昆山人。一生主要以收藏品鉴书画古玩和嗜诗，并主持玉山雅集而名世。著有诗集《玉山璞稿》20卷，编有《草堂雅集》13卷、《玉山名胜集》8卷及《外集》1卷等。另外，《学海类编》所收《制曲十六观》1卷署名顾瑛著，但经过笔者考证，全文系抄自张炎《词源》有关条目再稍加改写而成，无疑为后人伪作。
顾瑛有一首著名的《自题像》诗曰：“儒衣僧帽道人鞋，天下青山骨可埋。若说向时豪侠处，五陵鞍马洛阳街。”实为其隐士形象的自我概括。当然，这种儒、释、道三合一的形象，是47岁以后才形成的，而在他心灵深处真正难以忘怀的，似乎还是少年时代“五陵鞍马洛阳街”的“豪侠”岁月。后来殷奎所作《顾君墓志铭》铭文，则进一步勾勒出其一生的历程：“少慕为侠，驰骛里闾；中始变节，黜其豪奢；逍遥林泉，旷怀自逸；抗志烟霞，高谢荐辟；咄哉暮年，殒命遐迁。”从中也可看出顾瑛人生态度的变迁，对此，有必要结合其生平经历加以阐述。
顾瑛出身于昆山巨族，相传为南朝梁陈间曾官太学博士、黄门侍郎且以画古贤像而名世的顾野王之后裔，曾祖父宗恺为宋武翼郎，祖父闻传仕元为卫辉怀孟路总管。但至其父伯寿，已隐德不仕，故自号玉山处土。瑛自幼喜读书，善记诵。“年十六干父之蛊，而遂废学焉。性好结客，常乘肥衣轻，驰逐于少年之场，故达官时贵靡不交识，然不坠于家声。”（顾瑛《金粟道人顾君墓志铭》）这就是令他终生难忘的“豪侠不羁”的时代。所谓“干父之蛊”，即继承父志治产业，理家事；而“不坠于家声”云云，当含有自谦的成分，实际上经过十几年的努力奋斗，已使其家成为吴中巨富，用殷奎的话说，即“乡曲誉望，逾其诸父矣”。但他是以何种方式发家却无明确表述。朱承爵《存余堂诗话》引明人杨支硎之说，认为“仲瑛在当时能以侠胜”，似乎是因“家有数百顷田”；而前引王世贞的一段话是以“猗、卓之资”来形容顾瑛和倪瓒的富有，当谓二人正如战国时大富商猗顿和卓氏一样由经营产业及其产品的货卖而致富；清人董潮则更明确地说顾瑛“擅陶朱之术”（《东皋杂录》），意即如范蠡（陶朱公）一样以经商致富。按昆山于元初升为州以后，已迅速发展成为一座商业经济繁荣的新兴城市，顾瑛即使拥有数百顷田产，也可能是在致富的同时逐年购置的，其身份当非传统意义上的乡村地主，加之他撰有《三二年来商旅难行，畏途多棘，正以为叹，徐君宪以〈雪景盘牛图〉求题，观之风雪载道，不能无戚然也，遂为之赋云》一诗，对经商的艰苦辛劳作了细致而深切的描写，所发感叹似乎是一种过来人的口气，故有学者径称顾瑛为商人。当然，使顾瑛至晚年念念不忘的“豪侠”岁月，并非指经商或治产业本身，而是其“乘肥衣轻，驰逐于少年之场”的任情使性，狂放不羁，“以意气自豪”。
至而立之年，顾瑛又突然改弦易辙，重新拾起弃置已久的旧书，“崇礼文儒，师友其贤者”。他酷嗜诗文、音乐、书画、古玩——不仅喜购三代以来彝鼎、秘玩、法书、名画，而且乐于采集当时高人韵士的诗歌、书画作品，与朋友一起鉴赏文艺，诗酒酬和，成为其后半生的主要事业和最大乐趣。数年后干脆将田土产业交付子婿管理，自己于其旧居之西偏垒山凿池，修筑楼台亭馆，营建了总称为玉山佳处的园林群体，长期在这里与一批又一批文人才士饮酒赋诗为乐。尤其与众不同的是，无论读书习儒和广结朋友，他纯粹是出于兴趣爱好和精神生活的需要，而无任何功利目的——既不打算应举出仕，也没有走终南捷径的念头——“简言之，即以文学至上、艺术至上而生活的态度。因为以艺术为至上，所以在日常言行上主张艺术家的特权，而不为常识俗规所拘束。持有这种态度的人物，从这个时期以后，往往称之为‘文人’。这是在过去的中国不一定存在的人物”[3]。
早在至正八年，杨维祯就对顾瑛作出过“有仕才而素无仕志”的评论（《玉山佳处记》），而铁崖本人早年是既有“仕志”，也自认为“有仕才”的，因而就“以文学至上、艺术至上而生活的态度”而言，顾瑛在主观认识上比杨维祯更为坚决和彻底。不过，由于元末社会动荡，顾瑛的这种意愿也曾不断受到世事的缠扰。对此，他在后来自撰的《墓志铭》中作了详细的描述：
不学干禄，欲谢尘事，投老于林泉，而未能果。先是浙东帅府以茂异辟为会稽儒学教谕，趣官者至，则趋而避之。至正九年，江浙省以海宇不宁，又辟贰昆山事，辞不获已，乃以侄良佐代任焉。又五年，水军都尉以布衣起，佐治军务，受知董侯搏霄，时侯以江浙参政除水军都副万户，开府于娄江。又一年，都万户纳麟哈剌公复俾督守西关，继委审赈民饥，公嘉予有方，即举知是州事，朝廷使者衔宣见迫，且欲入粟，泛舟钓于吴淞江。丙申岁兵入草堂，奉母挈累寓吴兴之商溪，母丧于斯，会葬者以万计。是岁函骨归瘗于绰墩故垅，当时交相荐举，乃祝发庐墓，阅大藏经以报母恩。复凿土营寿藏于山之阳，环植丛桂，扁曰金粟冢，自题春帖云：“三生已悟身如寄，一死须教子便埋。”
前二次辟官，时局尚未大坏，顾瑛以一避一代，皆辞而未赴。但自至正十一年（1351年）以降，义军四起，战火迅速向各地蔓延，尤其张士诚于十三年（1353年）在泰州首事后，很快占据高邮，扼断了南北大运河这一交通命脉，而南北海运又有海盗侵扰，这对元廷已构成巨大威胁。十四年（1354年）二月，江浙行省参政董抟霄除水军副都万户，开府于流经昆山州的娄江，命顾瑛佐治军务。国难当头，义不容辞，他终于出山从军（任幕僚），侍董帅巡海，历三月而平定海寇，使千艘粮船得以顺利由娄江出海运抵大都。是年九月，为重新打通南北大运河，右丞相脱脱调集号称百万的大军出征高邮，围剿张士诚，顾瑛曾作《丞相出师口号》等诗，希望“早提髑髅见明主，四海一日同歌讴”，可见他这时对元军平定天下是抱有信心的。但至十一月，当元军已将高邮围困，并分军进攻六合，张士诚部危在旦夕之际，朝中政敌哈麻乘机谗毁脱脱，让顺帝下诏以老师费财之罪，于军前解除了他的兵权，元军随之解体，政治军事形势也从此急转直下。这年十二月二十三日夜分，顾瑛与秦约、于立、袁华、张守中诸诗友集于玉山可诗斋饮酒联句，酒半，诸君曰：“今四邻多垒，膺厚禄者，则当奋身报效。吾辈无与于世，得从文酒之乐，岂非幸哉！”（《玉山名胜集》卷四秦约《夜集联句诗序》）“诸君”似乎对于时局已心灰意冷，所以乘着酒兴故作超脱之语。然而，次年顾瑛又奉水军都万户纳麟哈刺之命先督守西关达三月之久，继而负责审赈饥民，并且深感“寸心忧国惭无补，两鬓飞霜一半加”（《和瞿惠夫即事》之二）。为嘉奖顾瑛治事有方，纳麟哈刺举荐他为昆山知州，但“补官使者招入粟，一纸白麻三万斛”（《长歌寄孟天
都事》）——所谓“补官使者”，实为卖官使者，一纸知州的任命，竟要交纳价值三万斛白麻的粟粮。这是顾瑛的天性和人格皆不能接受的：“肯将身事逐飘蓬，鬻官缘何到野翁？”所以有第三次辞官，他毅然乘舟逃往吴淞江以垂钓避之[4]。至正十六年（1356年）张士诚占据平江（苏州）后，又有人“交相荐举”，“欲强以官”，顾瑛“欲谢世缘而无策，不免削发作在家僧”，使其得以专心于写诗和主持玉山雅集。当然，他的第四次辞官，并不仅仅为排除尘世的干扰以便纯粹做一个独立特行的文人，而在同时仍然透露出其政治态度——他的立身行事始终未曾逾越元朝士人的底线：不仅他本人此前有将近两年出任元官的经历，而且此后其长子顾元臣仕元为水军副万户、湖广行省理问，被封为武略将军、飞骑尉、钱塘县男。尽管于至正十八年（1358年）五月，他在绰墩自凿寿藏，自题墓铭，认为“夫生之有归，犹会之有离。譬彼朝露，日出则晞。予生也于予弗光，予死也于予何伤？”似乎真的“三生已悟”，能达生委命，视死如归。但次年秋天，为庆贺在外征战三年的顾元臣归家省亲，众诗友在可诗斋以“客从远方来，遗我双鲤鱼”分题赋诗，顾瑛得“方”字而赋诗曰：“海上风
似马狂，归来仍喜佩银章。三年报国存忠直，一旦见亲全义方。祖逖誓江期复晋，董徽仗节乐还乡。圣恩已见金鸡放，醉饮宁辞累十觞。”（《玉山名胜集》卷四）他显然以儿子能“报国存忠直”为荣，并以“祖逖誓江期复晋”相勉励，虽然自称头脚已着“僧帽道人鞋”，但骨子里认同的仍是儒家的价值观念。
正因顾元臣曾仕元为高官，明洪武元年三月，顾瑛随其子一同被流放临濠。临行前，袁华等诗友曾分题赋诗为其送行：“游子西行何日归？怅望不见令人悲！”（《耕学斋诗集》卷六《分题得南武城送顾仲瑛之濠梁》）顾瑛自己则对殷奎说：“吾与子为死别。”果然不幸而言中。翌年三月十四日，年仅60的玉山主人殒命于临濠。在临死前不久，他曾致书诗友谢应芳：“首叙别怀，次言羁况，惊虞忧患，靡不详悉。所云旧疾新愈，惟手颤未能作字。”（《龟巢稿》卷十一《慰顾国衡丧父书》）可见顾瑛是在新朝羁押的“惊虞忧患”中死去，这位往日主张文艺至上的文坛盟主最终未能摆脱政治的缠扰。
二 顾瑛主持的玉山雅集
自西晋金谷之会和东晋兰亭之集为世所知以后，以文会友，宴集唱和，一直成为泱泱诗国的高雅趣事，历唐宋而不衰。例如，唐代王维的辋川之唱和皇甫居的云溪之咏，宋代以钱惟演为核心的“西昆酬唱”和司马光等人的“洛阳耆英会”，都曾被传为佳话。当然，这些雅集从主人到宾客，基本上都是贵族士大夫；而真正的文人雅集直至元代才形成规模效应和深远影响——其中最值得关注的就是顾瑛主持的玉山雅集，不仅在元代规模最大、历时最久、创作最多，即使置于中国古代文学史中，也可称前无古人，后无来者。所以，清四库馆臣为《玉山名胜集》撰提要时评曰：
其所居池馆之盛，甲于东南，一时胜流，多从之游宴……元季知名之士，列其间者十之八九。考宴集唱和之盛，始于金谷、兰亭；园林题咏之多，肇于辋川、云溪；其宾客之佳，文辞之富，则未有过于是集者。虽遭逢衰世有托而逃，而文采风流映照一世，数百年后，犹想见之。录存其书，亦千载艺林之佳话也。
顾瑛及其诗友所说的“玉山”，本来是昆山别名（又名马鞍山），以其山“出奇石似玉，烟雨晦明，时有佳气，如蓝田焉”，故也称为玉山。但顾氏所居既不在山上，也不在城中，而是在昆山之西（15里）的朱塘里，滨界溪而治宅第。虽东距州治40余里，西距苏州50余里，却因有界溪可以泛舟，交通十分方便。故作为雅集之所的“玉山名胜”，实是顾氏精心营构的私家园林，黄溍甚至说“顾氏自辟疆以来好治园池”（《玉山名胜集序》）。如顾闻传在世时，就“好道家清净之说，尝以所居为真馆”；至顾伯玉“嗣茸之”，“环以水竹，中蓄琴书、图画、古玩之属，而扁其堂曰尊贤”，并曾在尊贤堂燕集唱和[5]。顾瑛自称“素有米颠之癖”，当受过乃父影响。所以，早在（后）至元四年（1338年）4月下旬，他于东城庵中发现一块有东坡题识的石壁时，即以粟易归而立诸中庭（《拜石坛记》）。翌年折节读书，经过八九年的努力，不仅在学养诗识上足以附庸风雅，而且所蓄书画古玩和所治园林建筑已初具规模。在此期间，也曾有柯九思、泰不华等名流来顾宅赏石题字，但直到与杨维祯相识缔交之后，顾瑛才真正在诗坛崭露头角，他主持的玉山雅集也随之声闻遐迩，并通过不断地调整、拓展和完善，渐渐成为东南地区以诗文会友、融多种艺术为一炉的文艺大沙龙。
实际上，杨维祯自至正六年（1346年）冬即已至苏州蒋家授学，随后活动频繁，追随者甚众。翌年春作《题吕敬夫诗稿》，称昆山多才子，而以吕诚和袁华为魁，当已于同时听说顾瑛其人。顾、杨之相识，可能也就在这年。但从现存文献来看，他们首次诗酒之交是在至正八年（1348年）正月二十二日吴城路义道家的燕集上，同时赴席的诗人还有郯韶和徐师颜，另有苏州名妓6人侍宴，而其中尤以行酒令的璿花与珠月为绝色，故深为杨、顾所激赏，并各赋诗咏之[6]。二月十二日，顾瑛买百花船，泊山塘桥下，呼琼花、翠屏二姬，招杨维祯、张渥、于立等人游虎丘；只因忽然雪霰交作，而未果此行。但这仍是作诗的好题材，杨先赋诗一首，众各次韵和之。顾瑛诗曰“来朝更约逍遥游，月底吹笙跨黄鹄”，实已发出了下一次集会的邀请。于是，经过精心准备，顾瑛终于在二月十九日把文坛盟主杨维祯请到家中，举行了一次别开生面的雅集。当时的情景，不仅由画家张渥用白描体绘成《玉山雅集图》一卷，而且有杨维祯所作《雅集志》题于画卷之后：
冠鹿皮、衣紫绮、坐案而伸卷者，铁笛道人杨维祯也；执笛而侍者，姬为翡翠屏也；岸香几而雄辩者，野航道人姚文奂也；沉吟而痴坐、搜句于景象之外者，苕溪渔者郯韶也；琴书左右捉玉麈从容而色笑者，即玉山主者也；姬之侍者，为天香秀；展卷而作画者，为吴门李立；旁侍而指画，即张渥也；席皋比、曲肱而枕石者，玉山之仲晋也；冠黄冠、坐蟠根之上者，匡庐山人于立也；美衣巾束带而立、颐指仆从治酒者，玉山之予元臣也；奉肴核者，丁香秀也；持觞而听令者，小璿英也。一时人品疏通隽朗，侍姝执伎皆妍整，奔走童隶亦皆驯雅，安于矩矱之内。觞政流行，乐部皆畅。碧梧翠竹与清扬争秀，落花芳草与才情俱飞，矢口成句，落毫成文，花月不妖，湖山有发，是宜斯图一出，为一时名流所慕艳也。
是集主客能诗者7人，以“爱汝玉山草堂静”分题赋诗，诗成者5人，未成者罚酒一觥；另加画家2人，侍姬4人，与会者共13人。与上月吴城路义道家有11人参加的雅集相比，皆有美人和美酒助兴，似乎不相伯仲。紧接是集之后，顾瑛又陪诸客（杨维祯、姚文奂、张渥、郯韶、于立，仅李立因事未去）先乘船后换舆骑作昆山之游，登上玉峰之顶，赏景赋诗，次韵联句，亦各畅快尽兴。但至三月一日，杨维祯再到顾宅作《雅集志》时，却评价“至正戊子二月十有九日之会为诸集之最盛”。我想主要表现在如下几个方面：一是主雅——杨认为顾瑛“其人青年好学，通文史，好音律、钟鼎、古器、法书、名画之辨；性尤轻财喜客，海内文士未尝不造玉山所，其风流文采出乎流辈者尤为倾倒”。二是客从四方来——莅会者有会稽杨、匡庐于、吴兴郯、娄江姚、吴门李、河南张，此外还邀请过钱塘张雨、永嘉李孝光、无锡倪瓒、天台陈基而未到。三是雅集之所景色优美，富于诗意，“足以发人之才趣”。四是众艺并呈——融园林（“碧梧翠竹”，“落花芳草”）、音乐（“道人吹铁笛”，“乐部皆畅”）、美术（“即一时景绘而成图”）、文学（赋诗作文）、书法（题写诗文于卷）于一体，尤其将所作图画与诗文一起陈列于庭，“俾当时预是会者既足以示不忘，而后之览是图与是诗者又能使人心畅神驰，如在当时会中”（昂吉起文语），的确称得上是一大创举。基于此，杨维祯还结合历史上的文酒之集评价说：“夫主客交并，文酒宴赏，代有之矣。而称美于世者，仅山阴之兰亭、洛阳之西园耳，金谷、龙山而次弗论也。然而兰亭过于清，则隘；西园过于华，则靡；清而不隘也，华而不靡也，若今玉山之集者非欤？”
“清而不隘”，“华而不靡”，不仅是此次文酒宴赏的特色，而且成为顾瑛后来主持和拓展玉山雅集的基本原则。在此之前，顾瑛或许也在自宅举行过类似的觞咏之会，顾氏园池也当各有雅名，但这些亭台楼馆直到杨维祯等名流光顾后才随着他们所作的诗文一起显名于世。顾瑛由此受到激励，随即在原有园池基础上加以整改和扩建，构成了总称为“玉山佳处”的格局。杨维祯于至正八年（1348年）八月一日作（玉山佳处记》，称顾瑛“既与其仲为东西第，又稍为园池别墅，治屋庐其中”，先列举了14座亭台楼馆，然后说：“合而称之，则曰玉山佳处。余抵昆，仲瑛氏必居余佳之所，且求志牓颜屋。”而在稍前的七月甲子，杨作《小桃源记》时仅提到6处建筑，且不到一月，便将前之轩“问潮”改名“钓月”，总称也由“小桃源”改为“玉山佳处”。原因在于有些亭台楼馆当时尚在建设过程中，如碧梧翠竹堂至明年才建成，杨维祯又作《碧梧翠竹堂记》说：“至正八年秋，昆山顾仲瑛于其居之西偏治别业所，架石为山，窍土为池，层楼复馆，悉就规制。明年，中奥之堂成，颜曰碧梧翠竹。”可见，总称为“玉山佳处”的园林建筑群，主要是至正八年秋大兴土木后一年内奠定格局、形成规模的，后来又有所增建，亭馆楼台总数达28处。试以玉山草堂为例，门口有虞集隶书题额，而虞卒于至正八年（1348年）五月，其题字若为亲、笔手书，则应建于是年之前，而稍后又重加修葺；或者当时尚在筹划中，实际上稍后才建成。所以二月十九日的盛会虽以“爱汝玉山草堂静”分题赋诗，但当时所作5诗及稍后杨维祯所作《雅集志》都只提玉山而未及草堂，而郑元枯所作《玉山草堂记》署为“至正九年秋九月一日”。按此句诗出自杜甫《崔氏东山草堂》：“爱汝玉山草堂静，高秋爽气相鲜新。”郑记却说：“昔王摩诘置辋川庄，有蓝田玉山之胜。其竹里馆皆编茅覆瓦相参以为室，于是杜少陵为之赋诗，有曰‘玉山草堂’云者。景既偏胜，诗尤绝伦。后六百余年，吴人顾仲瑛氏家界溪，溪濒昆山；仲瑛工于为诗，而心窃慕二子也，亦于其堂庑之西，茅茨杂瓦，为屋若干楹，用少陵诗语，扁曰‘玉山草堂’。”在众多“覆瓦而室”的楼馆中，建一座“结茅以代瓦”的草堂，既借以标举追慕杜甫、王维的旗帜，也有意强化“清而不隘”、“华而不靡”的品格。
至正八年至十二年(1348～1352)为玉山雅集的黄金时期，顾宅内外的燕集和宴游加在一起达60余次。前二年见于记载的聚会虽然不是很多，但玉山雅集的旨趣、范式和园林建筑的格局都是在这时奠定的。在大约一年内杨维祯经常出入顾宅，不仅为玉山佳处写作了一系列诗歌和文章，而且他的《西湖竹枝集》和《铁崖先生古乐府》二书都是至正八年秋在昆山最后编定和刊行的；此外，顾瑛所编《玉山草堂雅集》一书也于明年五月由杨维祯撰序后刊印，初版录有杨维祯等50余家的700余首诗。由此可见，正是杨、顾联手开创了玉山雅集的良好开局，并推出了如此丰硕的成果，顾瑛和他的玉山草堂才声名鹊起。如至正九年（1349年）吴克恭所作《序》即称“今之名卿大夫，高人韵士，与夫仙人释氏之流，尽一时之选者，莫不与之游从，雅歌投壶，觞酒赋诗无虚日”。至正十年（1350年）创最高纪录，玉山燕集和出外宴游达26次，其中十二月一日在芝云堂的雅集，既是顾瑛与杨维祯分别近两年后的重逢，也是送杨赴任杭州四务提举的饯别。顾瑛感叹曰：“信欢会之甚难，而分飞之独易，安可不痛饮尽兴，以洗此愦愦之怀！”明年虽有红巾军蜂起，过往吴门的诗人已有行路难之叹，但顾瑛仍主持内外雅集16次；且黄溍和李祁曾在这两年先后各作《玉山名胜集序》，可见该书在当时即已确立体例，乃至有不同版本行世。随着战火的逐渐临近，至正十二年（1352年）的玉山雅集仅举行了7次，且即使宴会上呼酒奏乐，已难以掩抑诗人心中的迷茫与悲凉。如正月下旬顾瑛、于立、袁华在柳塘春饮酒。各口占四绝，于立撰《口占诗序》曰：“嗟乎，世故之艰难，人事之不齐，得一适之乐如此者，可不载诸翰墨以识当时之所寓？况南北东西理无定止，焉知后之会者谁欤？”心中既已感到世事难以逆料，便愈觉眼前相聚之一乐应载诸翰墨，因而以诗来纪录战乱背景下文人的处境和心态，便成了此后玉山雅集创作的动机和主旨之一。七月二十六日，江西人熊梦祥自淮楚来，其时“道途梗阻，虽近郡不相往来”，独熊氏以6日达吴，凡相知者莫不惊讶其迂而捷。稍后抵玉山，与顾瑛、于立等“相与议论时务，凡可惊可愕可忧可虑者不少”。熊曰：“于斯时也，弛张系乎理，不系乎时；升降在乎人，不在乎位。其所谓得失安危，又何足滞碍于衷耶？”他认为真正能决定时势弛张升降的是事理和民心，因而劝大家不要总让“得失安危”“滞碍于衷”。这天是中秋之夜，于是“张筵设席，女乐杂沓，纵酒尽欢”，5人“分阄赋诗”，“复画为图，书所赋诗于上”。熊作序感叹曰：“呜呼，于是时能以诗酒为乐、傲睨物表者几人？能不以汲汲皇皇于世故者又几人？观是图、读是诗者宁无感乎？”主张处乱不惊，傲睨物表，静观待变，这也是一种心态。九月八日，番阳萧景微“驱驰锋镝”来到玉山，主客八人在碧梧翠竹堂饮酒赏乐，客有置酒而叹者，萧笑曰：“子何为是拘拘也。夫天下之理，未有往而不复，器之久不用者朽，人之久不用者怠。国家至隆极治几及百年，当盛明之世，而不靖者四方，或者天将以武德训定祸乱，大启有元无疆之休。诸君有文武才，将乘风云之会，依日月之光，且有日。予老矣，尚拭目以观太平之盛，何暇作愁叹语耶？”对元朝恢复太平抱有信心，主张有为于乱世，这是一种积极进取的心态。顾瑛扬觯而起曰：“子诚知言哉！”
这时，红巾军已攻破常州，兵临吴城，形势已非常严峻，曾光顾过玉山草堂的吴克恭以从逆罪被处死，而曾为玉山园池多处题额的泰不华已在一年前战死于黄岩港。于是，自十二年（1352年）十月以降，玉山雅集基本停歇。顾瑛本人也自十四至十五年出任水军幕僚，参加了平定海寇和守关赈民等工作，仅在偶尔回到玉山后举行过几次聚会，但他平时改以寄赠的方式，仍与诗友保持密切联系，相互次韵酬和，创作的诗歌并不少于往昔。
至正十六年（1356年）春张士诚攻占平江时，玉山草堂尚未受损。但至四月，因有不义者诬告，数百军士持戈进入草堂捕拿顾瑛而未获，便将所有诗书画卷掳掠一空。顾瑛唏嘘不已，以为“朋辈手泽不可复见”，但在他为拒绝出仕淮吴而削发为僧之后，通守冯秉中将其从军士手中收辑的70余卷书画全部奉还。经检点，仅柳塘春、绛雪亭、绿波亭三卷已失。于是顾瑛邀袁华、马晋各重书一卷，以分补其阙。加之是年又新建来龟轩和白云海楼，使玉山雅集又得以恢复。尽管诗友多为战火阻隔和主人家境渐窘，此后玉山诗酒唱和的盛况已大不如前，包括是年在内的5年间见于记载的聚会仅十多次，但它作为元末文人的一个可以自由抒情的文艺沙龙、一个梦寐以寻的精神乐园，能够在如此艰难的背景下坚持到最后一刻，这本身就是一大奇迹。在已历丧乱而仍无法预知未来之际，与朋友“得一顷相见”，已有“旷如隔世”之感，因而“慨时世之变迁，嗟友朋之睽离”往往成为此时聚会唱和的主调，其中最引人注目的是至正二十年（1360年）中秋举行的金粟冢燕集，主客12人环坐在顾瑛自造的坟墓上饮酒赋诗。顾瑛说：“予虽不敏，岂以死生动其心哉？以其没而吾故人哭于斯祭享于斯，曷若生而吾故人饮于斯赋咏于斯也……而今丧乱未平，今日之集，又安知明日为何如也？愿诸君各尽欢。”不过，这次别具一格的聚会还不是最后一次。是年九月，主宾8人还曾在书画舫宴集，并以“对酒当歌，人生几何”阄韵赋诗（谢应芳《龟巢集》卷九《书画舫燕集序》）。又《龟巢集》卷三有《闻顾玉山芝云堂火，而所藏之书俱焚，恐其不能为怀，寄诗释之》，《玉山逸稿》卷四也有《玉山中亭馆折毁殆尽，仅留一草堂耳，今于嘉兴合溪营一别业，颇幽绝，因赋五言一首》，据此可知玉山亭馆曾遭火焚，折毁殆尽后，举家迁居嘉兴合溪，其时间必在至正二十年（1360年）十月以后。
总之，顾瑛在与杨维祯缔交之后，写诗和主持玉山雅集即成为其人生的主要事业和最大乐趣，并为之投入了巨大的财力和极大的热情，即使遭到战乱的冲击，也试图恢复和维持，使之至少延续到至正二十年（1360年）秋才被迫终止。前后十多年，共在顾宅举行过大小聚会70多次，另外还结伴同游吴越山水10余次，先后参与雅集的诗人（重复者不计）达160余人，他们中的常客实际构成了一个以顾瑛为首的文人集团，而杨维祯则被尊为这个集团的精神领袖。这个集团虽不能与铁雅派划等号[7]，但其中包括杨、顾在内的铁雅派成员有25人。与此同时，由顾瑛或袁华所编的《玉山名胜集》、《玉山名胜外集》、《玉山纪游》和《草堂雅集》四书，共收录历次唱和、寄赠之作达3300余首，仅有少量的散文和赋、词，绝大多数为诗歌，其中相当数量为古乐府。由此可见，顾瑛主持的玉山雅集，既具有独立的文学史意义，也有力促进了铁雅派的发展和古乐府运动的演进[8]。
三 顾瑛的诗歌创作
洪武二年，殷奎撰《顾府君墓志铭》称顾瑛“所为诗有《玉山璞稿》二十卷”，但从谢应芳当时所作《慰顾国衡丧父书》劝其“以遗稿可传世者镂板而传之”一语可知，在顾瑛去世时，《玉山璞稿》二十卷尚为稿本，而顾元臣在明初处境惟艰，后来可能并未刊行。明末毛晋刻本《元人十种诗》所收《玉山草堂集》二卷及《玉山集外诗》一卷、清康熙间顾嗣立刻本《元诗选》初集所收《玉山璞稿》一卷及乾隆间收入《四库全书》的《玉山璞稿》一卷，实皆为辑佚成集。清初黄虞稷《千顷堂书目》卷二十九“别集类”著录其《玉山草堂集》二卷、《玉山璞稿》二十卷，前者即毛晋辑刻本，后者当是据殷奎撰《顾府君墓志铭》著录而未见其书。直至乾隆三十七年（1772年），鲍廷博才偶从故家得明人朱存理手抄本《玉山璞稿》二卷，分别为至正甲午、乙巳二年之作，共录诗213首及词1首。于是，鲍氏先按明钞本“重加缮录”成一集，又取毛晋汲古阁刻本“考其自来，补所未备，节去已载于《璞稿》者二十二篇，编为四卷，题曰《玉山逸稿》，凡诗文词二百十篇，附于《璞稿》之后”。但此二集长期藏于鲍氏家塾，直至嘉庆四年（1799年）才由顾修收入《读画斋丛书》刊行于世。故当时修《四库全书》的馆臣并未见朱存理手抄本，其所收《玉山璞稿》一卷，仅录诗词文130首（篇），与朱抄本书名相同而内容大异。后来阮元于嘉庆年间在江南采访善本古籍，虽将明抄本《玉山璞稿》二卷作为四库未收书而编入《宛委别藏》，但该丛书只是作为稿本收藏，直至清亡都未曾刊行过。由此可见，收录顾瑛作品较多且流传较广的刊本，在清嘉庆以前当推毛晋的《元人十种诗》和顾嗣立的《元诗选》；自嘉庆以降直至现在，则无疑非《读画斋丛书》中的《玉山璞稿》二卷及《玉山逸稿》四卷莫属（二书后又被编入《丛书集成初编》，于1937年由上海商务印书馆出版）。《元人十种诗》共录顾瑛诗词文160首（篇），《元诗选》共录顾瑛诗152首。鲍廷博曾就二者作过如下评述：“海虞毛子晋刻《玉山草堂集》，亦只就《名胜集》采取玉山自作，编辑成书，而附以《铁网珊瑚》诸书所得为《集外诗》，其实非专集也。康熙间吴门顾侠君编选元诗，于玉山有宗谊焉，故采录视诸家为多，而于《名胜》、《草堂》、汲古诸刻之外，亦无能有所增益也。”那么，鲍氏对顾瑛存世之作是否搜罗殆尽并且校核无误呢？首先应充分肯定，他发现明抄本《玉山璞稿》二卷并据以缮录成集和辑录《玉山逸稿》四卷，使顾瑛作品总数增加到420余首，其功甚大。但仍有不足之处：一是校核不精，如《逸稿》卷三中间已录《雪霁偕郯九成陈惟允坐剑池上，惟允写图，九成赋诗，因次其韵》七律1首，同卷末又从马人伯钞《玉山名胜外集》辑录《题陈惟允画剑池雪霁图次郯九成韵》七绝2首，实是将前首七律分割为2首七绝，就不应重录；又如《逸稿》卷四据《姑苏志》所录《和任发海洲夜景同郯九成作》（毛晋刻本题作《海洲夜景》）一诗，实与《璞稿》卷上《和斡克庄崇明三沙诗》一诗正文完全相同，按其体例也不当重录。二是搜罗仍未及全，如仅袁华编《玉山纪游》一书所录顾瑛诗69首和词1首，其中就有32首诗为鲍氏所漏收——在鲍氏二书基础上仅增益此集，总数即达450首以上（其中词4首）。
在探讨顾瑛的诗歌创作时，有必要首先了解两个基本事实：一是从明抄本《玉山璞稿》2卷来看，原稿本《玉山璞稿》20卷大致是按年编排的，总录诗作当在2000首以上，而其传于世者尚不到四分之一，今难以准确评价顾瑛诗歌创作的成就。二是后世流传较广的《元人十种诗》和《元诗选》二书所录顾瑛诗，皆仅150余首，所以明清人最欣赏乃至敬慕的乃是他轻财好事、任侠清狂的个性，而在论及其诗歌时虽称赏单篇佳句，但总体评价都比较谨慎。如朱承爵《存余堂诗话》谓：“仲瑛家饶于财，而豪侠不羁，诗笔乃其余事。”杨循吉《苏谈》则说：“阿瑛好事而能文，其所作虽不逮诸客，而辞语流丽，亦时动人。故在当时得以周旋骚坛上者，则亦非独以财故也。”惟翁方纲《石洲诗话》明确评曰：“顾仲瑛《玉山璞稿》虽皆一时飞觞按拍，豪兴吐属，然自具清奇之气。其一段遐情逸韵，飘飘欲仙，乃有杨铁崖所不能到者。”又说：“仲瑛小诗，极擅风致，《竹枝》固颉顽铁崖，题画亦足配云林。”“足配云林”云云，虽仅就题画诗而言，也大致合乎实际；但“颉顽铁崖”并不限于《竹枝》一体，我们不妨由此视角切入，着重考察杨、顾在诗学追求和创作上的异同。
如上所述，顾瑛是在与杨维祯缔交之后而登上诗坛的，随后在积极追随和呼应铁崖的过程中才谈得上逐渐与之颉顽。杨维祯初识顾瑛不久，即称其为“玉山才子”，“才性高旷”；殷奎《顾府君墓志铭》记其“日与客酌酒赋诗为乐，而君才赡思捷，语笑之顷，篇章辄就，恒屈服其坐人”；谢应芳《和玉山排闷》则谓其“哦诗作游戏，一日凡几首。开尊饮词客，锦段从醉呕。……豪吟鬼神泣，醉笔蛟蛇走”。同时代诗友的这些评价足以证明，顾瑛作为一个诗人，不仅才情高赡，思维敏捷，而且“嗜好异流俗”——明确标举以赋诗为娱乐。他的诗学追求也有明确的复古倾向。如杨维祯在《西湖竹枝集》中称其“尤善小李诗及今乐府”，所谓“小李诗”当指其诗学李贺，而“今乐府”乃指散曲（杨维祯《草堂雅集序》中提到顾瑛著有《玉山乐府》，惜皆已佚）。可见阿瑛的两大擅长都与廉夫投合。而郑元祐《玉山草堂记》则认为顾瑛建“玉山草堂”，意在追慕杜甫和王维；泉澄也题诗赞其“雅集诗成每自题”，“风流不减浣花溪”；卢熊更以继承大雅相期许：“大雅复谁继，斯人良独工。时时志忧国，仿佛杜陵翁。”又昂吉起文题诗还谓“主人才思如元白”，顾瑛在《官籴粮》诗序中也曾自述“敢效白居易体作是谣”。由唐而上，则直承陶渊明以至汉魏。如周砥说：“玉山顾君仲瑛慕靖节为人，居处好修，行义好洁，故其诗清绝冲淡，得之靖节者为多。”（《玉山名胜集》卷四《后序》）而聂镛甚至称其“千古再赓周大雅，五言能继汉遗音”。这种由取法唐代诸家以臻汉魏两晋境界的复古倾向，与杨维祯的复古主张基本一致，只是不如廉夫诗论那样具有振衰救弊的现实针对性，所以他虽然受铁崖影响也声援古乐府，但二人在对待律诗的态度上明显存在分歧。
杨维祯认为律诗束缚情性，乃“诗家之一厄”，因而予以排斥；他自己出于授学或应酬的需要而作的律诗也“不令人传”，所以至正六年（1346年）吴复编辑的《铁崖先生古乐府》，对于律诗一概不录。但至正八年（1348年）七月顾瑛刊刻《铁崖先生古乐府》时，不仅在吴编本“凡三百余首”的基础上，既增入了一些新作的古乐府（如卷二《丽人行》、《内人琴阮图》、《内人吹笛词》、《内人剖瓜词》、《周郎玉笙谣》，卷三《花游曲》等），也补录了一些已为世人传颂的律诗，而且撰《后序》曰：“人之传颂者，往往多律体，未见其为乐府之余声，而余窃疑之。先生至吴，获睹其诗之全集，始知铺张盛德者，可以配雅颂；举刺遗俗者，可以配国风；感激往事者，可以配骚、操之辞。今人所工，取法于沈、宋以后律之为体者，皆削之不留；而人之乐传颂者，正其所削、便于世好者耳。吁，作古诗而欲传于今时，抑亦难矣哉！……故予谨录吴复所编本凡三百余首以锓诸梓，与有志古诗者共之，庶几感发古之六义，繇是而之风骚之教不难也。卷末律诗，虽先生所弃，而世之学者所深炙者也。故余复取世俗所传本，录五言及七言，又凡若干首云。”可见顾瑛对于铁崖古乐府固然评价很高，但他并不排斥律诗，所以竟然借刻书之机将铁崖原本“不令人传”的律诗补入而传之。他的理由是这些律诗已传颂于世，乃“世之学者所深炙者也”，实际表现了他本人对于律诗（尤其是七律）也有所爱好。
顾瑛自结识杨维祯之后，对他的确称得上推崇备至。每次雅集都尊为上座，事之甚恭；稍后不仅为之刊刻诗集，而且还代为出资买妾；凡所藏名画、所建园林、所编诗集之重要者，皆请他题诗或撰序。杨维祯作为文坛领袖的地位也在这种种场合和细节中得以凸显，所以他对顾瑛和玉山文人喜好律诗往往抱一种超然的态度，甚至在唱和酬赠时也偶尔参与作律诗（含排律）以助兴。例如顾瑛所作七律《次韵刘季章治中邀夏仲信郎中游永安湖诗》，不仅其中“啄花莺坐水杨柳，雪藕人歌山鹧鸪”一联“极为铁崖所称许”，而且老铁赓和之作也不能过（参见《赵氏铁网珊瑚》卷七、朱承爵《存余堂诗话》）；又如杨维祯曾和萨都刺而作《宫词》12首流播甚广，且皆为七言四句体，而顾瑛所作《天宝宫词》12首却全用七律，后为赖良选其10首入《大雅集》卷七，改题为《唐宫词次铁雅先生无题韵》，铁雅仍赏而评曰：“十诗缠绵缛丽，消得锦半臂也。”但当杨维祯在更多可以自由挥洒的场合下以作古乐府为倡导时，顾瑛则是积极的响应者。例如至正八年（1348年）二月十二日拟游虎丘未果，杨先作七古（铁崖归入古乐府体）一首“要诸公各和”，顾的和作并不比原唱逊色。又三月十日杨、顾和张雨携妓女璚英游石湖诸山时，杨“为璚英赋《花游曲》，而玉山和之”，一时流播吴中，传为佳话。今照录如下：
三月十日春蒙蒙，满江花雨湿东风。美人盈盈烟雨里，唱彻湖烟与湖水。水天虹女忽当门，午光穿漏海霞裙。美人凌空蹑飞步，步上山头小真墓。华阳老仙海上来，五湖吐纳掌中杯。宝山枯禅开茗碗，木鲸吼罢催花板。老仙醉笔石栏西，一片飞花落粉题。蓬莱宫中花报使，花信明朝二十四。老仙更试蜀麻笺，写尽春愁子夜篇。（杨维祯首唱）
真娘墓下花溟蒙，碧梢小鸟啼春风。兰舟摇摇落花里，唱彻吴歌弄吴水。十三女子杨柳门，青丝盘结郁金裙。折花卖眼一回步，蛱婕双飞上春墓。老仙醉弄铁笛来，琼花起作回风杯。兴酣鲸吸玛瑙碗，立按银筝促象板。午光小落行春西，碧桃花下题新题。西家忽遣青鸟使，致书殷勤招再四。当筵夺得凤头笺，大写仙人蹋踘篇。（顾瑛和作）
二诗皆写“老仙”与“美人”于烟雨迷蒙中游山玩水的情景和乐趣，称得上想象丰富，意象飞驰，词采妍丽，美不胜收，明显受到了李贺诗风的影响。郭翼、袁华、陆仁、马主麐磨、秦约、于立读后也随即各和一首，皆为铁崖所取，且由顾瑛将这8首《花游曲》一并录入《铁崖先生古乐府》卷三以行世。清人翁方纲认为：“玉山诸客，一时多为铁崖和《花游之曲》，然独玉山一篇为佳。盖诸公和作与铁崖原唱，纵极妍丽，皆不免伧俗气耳。”（《石洲诗话》卷五）翁氏“伧俗气”之评当因时代的隔膜和个人审美观的差异所致，而“独玉山一篇为佳”云云，至少可以作为玉山古乐府也可“颉顽铁崖”的力证。
当然，从文学史意义上来考察玉山与铁崖相颉顽，自然不能仅仅停留在杨唱顾和的少数个案上，而应扩展深入到顾瑛平时的诗歌创作中及主持玉山雅集时他是如何呼应杨维祯的主张而领袖文坛的。顾瑛平时的诗歌创作仅有明抄本《玉山璞稿》2卷因保持了原生状态而具有可比性和说服力，卷上录至正十四年（1354年）诗作95首，其中律诗43首，古乐府（以杨维祯诗体观念为依据，下同）52首；卷下录至正十五年（1355年）诗作118首（另有词1首），其中律诗62首，古乐府56首；两卷合而计之，古乐府体已占半数。这两年顾瑛出任水军幕僚，或巡海，或守关，或赈民，基本上都是在战争的前线奔走，有不少诗歌是以口占方式吟出，故所得律诗和小乐府体（即绝句）颇多情理中事；但其中也有不少古乐府体长篇和小乐府体组诗，足以说明他是在接受了铁崖诗学主张后而有意为之。只不过其作品“寓意古题”者甚少，仅有为送董搏霄参政出任枢密院判所作《铙歌十章》、为送脱因万户所作《君臣同庆乐》、为寄孟天都事所作《长歌（行）》等，虽用乐府旧题，实皆写元末战争中的人和事，在当时或有“建威扬德，风敌劝士”的意义；而绝大多数乃自命新题之作，如《官籴粮》、《安别驾杀贼纪实歌》、《昆山知州坊侯平贼诗》等以长篇巨制美刺时事，《张仲举待制以京中海上口号十绝附郯九成见寄，瑛以吴下时事答之》、《秋兴十绝》、《乙未书实和孟天都司见寄》十首、《乙未五月口号》5首等以七言四句体组诗纪时事或叙风情，《家翁命题任月山五马图》、《题龙门观泉小像》、《题雪景盘车图》、《题侄良用临赵魏公霜浦渔舟图》等以古乐府体题画，实与杜甫、白居易“即事名篇，无复依傍”的新题乐府一脉相承。
或许从传播学的角度来看，顾瑛在雅集唱和时所作诗歌流布更广，影响更大。据笔者考证，自至正八年至二十年(1348～1360)之间，撇开以词唱和或顾瑛诗已佚的10次聚会不计，在顾宅内外由他参与和主持的72次雅集上，与友人联句10首（五排5首、七排1首、七律2首、七绝1首），自作律诗54首（五律6首，七律48首），自作古乐府86首。显而易见，顾瑛在宴集唱和时所作古乐府已高于平时创作的比例，这足可说明他不仅是铁崖诗学主张的积极响应者和实践者，而且长期以宴集唱和为娱乐的方式来凝聚文坛高人韵士以与杨铁崖相呼应，从而为方兴未艾的古乐府运动推波助澜。这里有必要指出的是，上述诗体比例，当与玉山雅集的游戏规则有关。玉山文人虽也采用常见的次韵和联句方式，但最值得注意的是分韵赋诗和分题赋诗这两种较为自由的方式。分韵赋诗往往选古人名诗一至二句以抓阄方式各取一字为韵脚，实是限韵而不限体，如得仄声字者就只能作古体诗（含古绝句），而得甲声字者则既可作古体诗也可作近体诗。这种方式在玉山雅集中采用最多，实际上对律诗有所限制而可使古乐府体（古体诗和绝句体）保持一定比例。分题赋诗则更为自由，既不限韵，也不限体，但往往限定一个范围，例如，至正十年（1350年）七月二十九日在芝云堂以古乐府分题赋诗（即限从乐府古题中各选一题），诗成者3人；同年八月十九日在玉山草堂以玉山亭馆分题赋诗，诗成者9人；十一年八月五日在读书舍以吴中山水分题赋诗，诗成者11人；十六年五月四日在湖光山色楼以吴东山水分题赋诗，诗成者5人。由于有范围限定，这些诗作也多为古乐府体。
综上所述，尽管就现存诗作而言，云林的成就似乎在玉山之上，但联系顾瑛以独立的“文人”身份和以赋诗为娱乐的文学追求崛起于元末，主要通过主持玉山雅集及其诗歌创作与杨维祯相呼应而领袖文坛，他为铁雅派的发展和古乐府运动的演进所作出的贡献乃至在元末文坛所产生的实际影响显然远远大于倪瓒。所以杨维祯于至正十八年在（玉笥集叙》中谈到铁雅派的形成和他倡导的古乐府时，已明确把顾瑛列入铁雅宗派的第一人，而对倪瓒连姓名都未曾提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