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4年档案学刊档案学基础理论研究佳作回眸，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学刊论文,理论研究论文,佳作论文,档案论文,基础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一
档案学者一般认为，中国档案学形成于20世纪30年代，相对于文、史、哲、政、经、法来说，它还是一门年轻的学科。也许正是基于这一特点，档案学者在档案学基础理论研究方面着力最多。因为档案学所具有的地位和价值、档案学的完善和成熟，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基础理论研究的状况。在过去的2004年中，档案学基础理论研究、档案学应用理论研究、档案应用技术研究在深入拓展、突破创新方面，取得了令人欣喜的进步，发表的文章洋洋洒洒、蔚为大观，呈现出了百花齐放满园春的景象，其中又以基础理论研究最为引人瞩目，成为最大的亮点和看点。从总体上考察，基础理论研究的深入挖掘日渐成为档案学者的共识，既有前瞻性的研究，也有实务疑难的剖析解惑，涉及到档案学原理、档案管理学、档案馆学、比较档案学、档案术语学、档案学史学等诸多内容。它们的问世，对档案学学科建设起到了重要作用。
二
在《档案学》上收录的档案学基础理论研究的文章中，给我印象最为深刻的要数胡鸿杰的《论中国档案学的评价机制》（注：胡鸿杰：《论中国档案学评价机制》，《档案学》2004年第4期、原刊《档案学通讯》2004年第2期。）、覃兆刿的《从“档房”到“档案馆”——关于中国档案事业近代化的反思》（注：覃兆刿：《从“档房”到“档案馆”——关于中国档案事业近代化的文化反思》，《档案学》2004年第5期、原刊《档案学研究》2004年第3期。）、李财富的《中国档案学史论》（注：李财富：《中国档案学史论》，《档案学》2004年第1期、原刊《档案学通讯》2003年第6期。）、陈兆祦的《谈谈文件论》（注：陈兆祦：《谈谈文件论》，《档案学》2004年第5期、原刊《档案管理》2004年第3期。）、冯惠玲的《电子文件与纸质文件管理的共存与互动》（注：冯惠玲：《电子文件与纸质文件管理的共存与互动》，《档案学》2004年第1期、原刊《中国档案》2003年第12期。）、傅荣校的《档案鉴定理论发展规律论》（注：傅荣校：《档案鉴定理论发展规律论》，《档案学》2004年第1期、原刊《档案学通讯》2003年第6期。）、刘国能的《中国档案事业的形成阶段》（注：刘国能：《中国档案事业体系的形成阶段》，《档案学》2004年第6期、原刊《中国档案》2004年第7～8期。）。
中国档案学需要有自己的评价机制，否则，就很难做出对中国档案学的正确判断，就无法理性地把握学科的发展，甚至不能说明学科的基本属性。在《论中国档案学的评价机制》中，作者首先定义了中国档案学的评价机制，即中国档案学的评价机制，就是选择或制定一定的评价标准，对该学科进行评价。作者接着指出：(1)对中国档案学理论的评价不宜采用事实评价，即要求理论与事实相符合。因为采用事实评价“存在逻辑的困境”、“存在操作的困难”。科学评价一种理论状态，“仅靠事实评价不可能得出正确的结果。”因此，需要一种根据理论的“内部的状况去说明理论价值的方法”，“这种方法就是爱因斯坦等所推崇的理性评价的方法。”因为其“是一种通过学科本身特征去分析和说明学科状态，进而揭示这一学科对科学理论本身的贡献的评价机制。”(2)中国档案学在科学体系中的定位取决于“中国档案学的研究对象的层次和中国档案学与其领属学科的关系。”中国档案学已经具备了科学发展正常状态的基本特征，即“中国档案学已经成为一种科学”。若按库恩的理论“对一门学科发展状态的认定，是看其是否具备‘范式’”，即要有公认的“科学准则和规范”，要有围绕着这种科学准则和规范而形成的“具有共同信念的科学家集团”就会产生一些忧虑。我国档案学界所认定的这门学科究竟是正在突破已有的范式，还是根本就没有形成真正的范式，这“是中国档案学取得资质的症结所在”。更重要的是，“它自身能够认识并找到一种自我发展的正确模式，才是一门学科真正走向成熟的标志”。
《从“档房”到“档案馆”——关于中国档案事业近代化的反思》的作者娴熟地运用翔实的史料，阐述了近代档案思想的产生和中国档案事业的近代化，即从古代作为政治附庸的“档房”模式向近代公共文化性质的“档案馆”模式转变，以及早期的萌芽是“近代社会的科学求真精神与实证主义的影响，公共的爱国心的滋养和近代文化事业如图书馆、博物馆事业的拉动，传统史学的积淀与‘新史学’对档案信息价值的凸显，以及来自欧美的档案专业见识等，共同促成了我国档案事业的近代化。”……。该文是其专著《双元价值观的视野：中国档案事业的传统与现代化——兼论过渡时期的档案思想》（下简称《双元》）一书的重要阶段性成果之一。《双元》因其视角独到、体系建设及资料翔实而受到国内同行高度评价，并被全国哲学社会科学规划办公室组织鉴定为优秀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项目成果。
中国档案学史的研究，有利于提高档案学的科学水平，完善档案学理论与学科体系、丰富档案学的研究内容。同时可以帮助我们反思我国档案学发展过程中的经验教训，扬长避短，增强档案学理论的针对性、适用性，更好地发挥档案学理论对档案工作实践的指导、规范作用。《中国档案学史论》的作者将档案学史划分为“孕育时期”、“创立时期”、“发展时期”、“停止与倒退时期”与“恢复与繁荣”时期。指出其发展规律为：(1)档案工作实践的需要是档案学发展的内在动力；(2)结构合理的科研从伍是档案学发展的关键因素；(3)稳定的政策是档案学发展的根本保证；(4)经济、科技、文化是档案学发展的必要条件。并指出了档案学发展的方向：(1)档案学研究范围将进一步拓宽；(2)档案学的研究内容将逐步深入；(3)档案学研究的集约化程度将不断提高；(4)档案学研究的综合性、系统性将更加明显；(5)基础理论研究和应用理论与应用技术之间互相交错、互相转化的趋势将日渐突出；(6)档案学研究将逐步融入国际档案的洪流之中。最后指出：解决当前档案学研究存在的问题的办法：(1)建立学术规范；(2)健全科研管理体制、研究发展战略；(3)加强学术评论；(4)改善档案学研究系统的外部环境；(5)建立、健全文献检索体系。
《谈谈文件论》是对以往关于文件的性质、功能、形成与运动规律、文件的综合管理以及与档案关系讨论的总结，对于“文件论”经常受到质疑的问题具有澄清、解惑的作用。(1)文件论虽吸收了外国有关文件的一些理论，但主要还是在我国文书学、档案学研究基础上发展起来的；(2)文件论的核心思想是对文件要有个新的认识，需要有个新定义；(3)文件与其他信息记录材料（或文献）的区别在于制作或形成信息记录材料的目的不同（文件制作或形成文件的目的是为了“办事”）；(4)档案的定义是“保存起来以便查考的文件”或“保存备查的文件”；(5)档案与文件有着极不同的管理工作，人类根据千百年来的经验积累，形成了文件和档案两个不同的词汇和概念，从目前来看可以继续使用，不必取消其中的一个，档案与文件完全不分是不可取的；(6)档案来源于文件，档案由文件组成；(7)文件管理的重点是对现行文件的管理，档案管理的重点是对档案的管理。最后作者说道：文件与档案是紧密相连的两门学科，我不主张将档案学放到“大文件学”内，或将文件放在“大档案学”内，因为它们都不利于学科的建设和发展。
档案鉴定理论是档案学特色理论之一，这几年一直是讨论的热点问题。档案鉴定理论的发展呈现出一定的特点和规律，研究这些规律有助于透彻地理解档案鉴定理论，并为探索新的理论模式奠定基础。《档案鉴定理论发展规律论》阐明了档案鉴定理论的发展特点和规律为：(1)与来源原则的结合；(2)史学影响的消退；(3)职能鉴定的回归；(4)鉴定标准的实用化；(5)效益标准的日显作用。档案鉴定理论的发展是一个动态的、规律的过程。了解这些规律，掌握这些规律，使我们用全面的、发展的眼光看待档案鉴定理论的每一次变化，跟其它管理环节相联系，不断调整档案鉴定标准，以适应档案工作发展的客观要求。
电子文件的出现，纸质文件的传统理念和管理方式受到冲击，传统理论的适应性受到挑战。我们该如何认识和应对？《电子文件与纸质文件管理的共存与互动》作出了正确的回答：电子文件的管理推动了纸质文件管理的改革，如文档一体化和实体管理的简化；纸质文件管理的经验和信息技术促成了电子文件管理的完善。电子文件与纸质文件管理共存的二元格局将会持续相当长时间，趋向是纸质文件管理功能的弱化和电子文件管理功能的强化。因此，我们的态度应该是：一方面因势利导，以积极文件的管理政策进军电子文件管理领域，从管理制度、方法、技术层面帮助电子文件建立威信，以至于建立法律地位；另一方面稳扎稳打，坚守“社会记忆保护者”的职责，在没有充分把握保障电子文件长久真实性时，不轻言放弃纸质文件阵地，充分有效地利用两种文件的特点实现管理优势互补，有利于我们在文件、档案管理的重大变革时期最大限度地把握主动。
《中国档案事业体系的形成阶段》告诉我们，我国档案事业体系“经历了档案——档案工作——档案事业——档案事业体系四个阶段，经历了奴隶社会、封建社会、半封建半殖民地社会以及社会主义社会这样一个漫长的历史过程，”于20世纪90年代，国家档案事业体系的组成部分和框架——“档案行政管理（包括管理机构、法规等）、机关单位档案工作（档案室）、各级各类档案馆、档案科研、档案教育、档案宣传出版、档案学术理论研究（档案学会）、档案外事共8个方面最终形成了一个较完整、系统地在国际档案界颇具影响的国家档案事业体系。”
三
上述的这些文章或是强调理论与实务的沟通与衔接，或是注重创新与传统的平和过渡，提倡科学研究的独立学术品格，充满了理性和思辩色彩，反映了档案学者所特有的对档案学构建、档案学发展的深刻关怀的立场，代表了档案学研究的进步，凸现了当今档案学研究的鲜活生命力，构筑了中国档案学逐步走向成熟进程的坚实基础，将对我们的档案学界、档案学研究产生积极而深远的影响。如果把档案学比作一棵正在成长的树木，那么这些文章就是树的根系，有了发达的根系，树的基础就会坚牢，继而树干粗壮了，枝繁叶茂了，整棵树就伟岸挺拔了，档案学就能屹立于学科之林。
这些文章的作者或是前档案局长，校、院长、系主任，或是博士、教授，都是档案学学科带头人，他们在写作上虽然风格各异，但都有着共同的特点，那就是文章结构严谨、行文流畅、旁征博引、娓娓道来、深刻耐看、决不晦涩，反映着作者敏锐的洞察力和深厚的学术底蕴。其中的选题或是国家基金项目的成果，或是参与国际会议的演讲稿，可以说都是作者的力作，是档案学研究的范文。
我们盼望，也有理由相信，今年将会有更多的佳作问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