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加坡作家英培安创作中的外来影响，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新加坡论文,作家论文,英培安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英培安无疑是新华文坛最重要的自身本土作家，他1947年出生于新加坡，祖籍广东新会，新加坡义安学院中文系毕业，1960年代新马主要现代诗人之一，笔名孔大山，曾办文学杂志《茶座》、《前卫》、《接触》、《蜗牛》，1994年8月到1995年4月曾旅居香港地区。后返回新加坡开书店，现为职业写作者。作品包括3部诗集、2部戏剧集、12部杂文集、2部中篇小说集，以及5部长篇小说。他的长篇小说《一个像我这样的男人》获1987-1988年新加坡国家书籍理事会书籍奖；他曾于2000年12月应台北文化局邀请参与“都市吟游：2000国际作家驻市创作”；其长篇小说《骚动》获2004年新加坡文学奖，《我与我自己的二三事》被香港《亚洲周刊》选为2006年十大中文小说，并获得2008年新加坡文学奖。①以上成就都是在新华文坛上空前绝后的，英培安也成为最值得我们期待的新加坡华人作家。
英培安由创作现代主义诗歌起步，是1970年代新马两地最重要的现代主义诗人。1980年代出于知识分子的良知与道义，效法鲁迅，他又开始长达十年的杂文创作，其杂文成为1980年以降新加坡社会变迁的备忘录。到了1990年代，他一系列长篇小说出手时，精神分析学说、卡尔维诺以及马丁·布伯的影子充满着他的文学世界。本文着重考察其创作所受到的外来影响。
一、“塑起”与“摔碎”自己的肖像②
早期英培安以现代主义诗歌创作扬名新马文坛，其诗歌创作颇受台湾地区现代主义诗歌潮流的影响。1968年9月20日他曾经写下这段话：“我的诗很受瘂弦的影响，如果我要继续写诗，我一定要想法子跳出他这厚而大的影子”(《手术台上——英培安诗集》89)。英培安早期的现代诗，沉迷于现代诗艺的模仿，暂时还没有诗艺与现实结合的想法。1966年10月创作《渡河者》，相较于同时代的温任平，没有挥散不去的屈原意象，仅为抒发一己之情，诗歌底色明朗。“晚霞不再于你脸上飘泊了/黄昏阑珊走过//什么时候可以涉水渡河呢/河水也暖了，对岸没有蒙蒙烟雨/渡河者呵，渡河者/什么时候你去涉水呢/去远远的虹上，去采芙蓉/捧满手典美的清芬/渡河者呵，什么时候……”(《手术台上——英培安诗集》25)。一直到1967年10月17日创作的《在夜晚，夜晚十二点钟(白沙浮写照)》，诗中第一次出现了新加坡的底层社会生活图景，包括白沙浮上疯狂的富人和饥饿的擦鞋童、三轮车夫、鸦片鬼、乞丐和妓女等等。1968年5月5日创作的《手术台上》是英培安经典诗作。在喧嚣的新加坡，“爱情像一枚赝币，在水门汀上敲不出一点声音”，此诗言说着当下的爱情经不起现实的考验，但她总是“发亮”，让大家为她着迷。一组“生活是……”，也揭开了现代生活中人生存的无奈、无趣。而诗中重复的那两段：“而我们是电视机，是巴士站，是钢骨水泥……唯独语言不是情感交通的符号”(《手术台上——英培安诗集》63、68)，不吝是现代都市人的情感写照，工具理性的生活挤压的人失去了自我。
1960、70年代英培安与一些思想“左倾”的知识分子有过接触③，文学观念和诗歌风格开始转变，他回忆说：“后期我办《茶座》的时候，其实我已经跟现代派分手了。本来我和瑞献是很好的朋友，因为我写了一篇文章批评他，他不高兴。我这个人就是这样坏。本来是一群搞现代诗的人，包括谢清、南子，他们先到我家聚会，下午再到瑞献的家，几乎每个礼拜都这样。后来就觉得写现代诗没有意思，太过个人，我的诗风也开始转变，转为民歌式的风格，写一点浅易的，Bob Dylan[鲍勃·迪伦]式的”④。大概在1974年写作《安先生的世界》前后，他开始摆脱台湾地区现代主义诗歌潮流的影响，创作中有了更多的现实关怀和启蒙意识，这个时期的诗歌也有了一种沧桑的感觉，让读者能够感受到他内心受创和滴血的痛楚，1969年1月完成的诗歌“豹”，写出了大陆诗人黄翔“野兽”一诗的感觉，这种跨区域并诞生了相似主题的文学现象非常有意思，联想起英培安早期倾向左翼思潮的历史背景，我们可以看到诗中蕴涵的反抗姿态，其中一段：“完成那种无用的姿势/他终于蜷伏/在他伏过的阴暗上//有人走过/直叉入整块的笑声和猩泪/提醒他，叫他忘记昨日新鲜的血/一张不能扩疆的钉床，他的腰上/一件永不脱色的栏栅//”(《无根的弦》6)。
诗歌“儒生行”(1974年1月31日)中的一段：“自从你寂寞整装/焚去夫子二千年的乱梦，破旧的/遗容。此去/既不藏星图与/剑术；亦不着/齐鲁的/衣冠//而你深明/远道漫漫则是披肩的霜露/或饮易水/或食首阳//甚或造次颠沛/竟俨然如/一介儒生”(《无根的弦(第二版)》59)，其影射的是新加坡打压华文的语言政策，以及英培安对华人传统前途的担心。“儒生行”和同时期创作的“乡愁”(1974)、“老人”(1974)、“歌——献给所有为正义牺牲的人”(1975)、“儒生行之二”(1977)、“良宵”(1978)、“悲歌”(1978)、“怀人”(1978)，这一组诗可看作英培安整个创作历程的重要转折，他自己也说：“我写诗。文坛的朋友较注意的是我的诗——现代诗。杂文，是我的另一面。注意我的杂文的朋友，很多并不看我的诗，有的甚至劝我不要浪费时间去搞现代文学，多写些《安先生的世界》之类的大众化文章。……‘谁能塑起自己的肖像，然后用自己的手，毅然把它摔碎。’这是几年前在手术台上的诗句，这问题也一直在我脑里踌躇了很久，无论如何，总要解决的。惧于破的人，就绝不能立。断臂之痛固难忍，而这种痛，却是一个有原则，肯思索的创作者所必要的”⑤。从这开始，英培安开始将创作注意力集中在杂文创作上，而这一转就是20多年。
二、接续鲁迅风的杂文创作
英培安自言“我个人亦较喜欢写杂文”⑥，《安先生的世界》是1974年结集出版的杂文集，《安先生的世界》中看得出英培安文风中的批判精神，其中“李总理为什么要对付新闻界”(1971年6月)、“韩财长自掏腰包”(1973年2月)，杂文笔法戏谑，言语中充满讽刺，很能撩拨新加坡政府的政治敏感神经。我们看看“李总理为什么要对付新闻界”中的一段：
李总理天天在忙，席不暇暖。在国内，他建组屋给我们住，使我们居者有其屋；改良教育，是我们的儿女都懂英文，有工艺可学；建联络所，使青年们有歌唱比赛看，不至于流浪街头，为非作歹。在国外，他周游列国，为新加坡日夜奔波，替我们在世界上打下美好的声誉。李总理是个崇高的人，是新加坡青年的父亲意象。他为我们做了那么多事情，天呀！最后我们骂他是个独裁者！
不过有人说李总理太累了，他想退休，不要做我们的父亲了。但我们都热爱他，不舍得他下台。李总理知道，下一届或下下一届，大选后他仍会再当总理。因为他是那么地爱新加坡，他是个崇高的人，他的责任心是那么地重，要做的事儿是那么地多。国民阵线的雷文波先生说：“李总理同时在执行总理，内政部长，内政治安主任，报章执照局长，总检察局长，高级主控官，法官等人的职业。”(《安先生的世界》20-21)
英培安对鲁迅情有独钟，许多篇幅中都会提到鲁迅，最早应该是收在《说长道短集》(1982)中的“旧楼的书房”。《翻身碰头集》(1985)还以鲁迅头像作封面。许多杂文中提及鲁迅，可见其对鲁迅的作品之谙熟，如“倒楣”、“秀才出门”、“卖文”、“赞”、“可恶”(《潇洒集》)，“花样”、“蚊子”、“文学史”、“哗众”(《风月集》)，“偶有不懂”(《身不由己集》)，等等。英培安喜欢引用鲁迅言论的原因有二：一方面，鲁迅的现实主义战斗精神是英培安最现实的最直接的摹仿对象。《园丁集》序言中还不断提及鲁迅、柏杨，后来柏杨被英培安扬弃，也是从这一集开始，英培安的杂文中开始不断出现鲁迅及其言论。杂文《救救孩子》内容与鲁迅无关，也拉来鲁迅小说中的名言作参考，《风月》最后一句“准风月谈”，直接告诉我们英培安在汲取鲁迅创作的精华。另一方面，新加坡的政治环境的变迁以及知识分子的使命感，让英培安与鲁迅产生了跨时代的共鸣。
新加坡是一个典型的后发型国家，从1965年脱离马来亚联邦后，它开始了自己的发展之路。1970年代成为亚洲四小龙之一。不过，城市国家如何发展？在世界上是少有经验可以依循的，所以在李光耀的带领下，新加坡开始走上自己特色的强国之路。“强国”就意味着国家和人民要经历改革的阵痛，新加坡也不例外。作为知识分子的英培安对这个发展过程中新加坡所经历史进行了反映，综观其所有的杂文创作，其创作主题可归纳为以下几点：
第一、批评现政府的不合理政策。在这些杂文中，英培安不断地在召唤着自己的精神偶像，除了鲁迅，还有伏尔泰、雨果、左拉、沙特。他的杂文创作主题鲜明，很多次都触动到新加坡政府的敏感神经。⑦如儒家，抨击新加坡政府1980年代后期推行新儒家政策，以五四文化思想反驳这种政府行为。“出术”(《潇洒集》)讽刺学者拔高孔子地位，还有“七出”、“节烈女”、“真理”(《破帽遮颜集》)、“奴”(《身不由己集》)都对儒家思想提出自己的质疑。还有一些新加坡发展过程中的重要问题，如“书价”、“知识垄断”(《破帽遮颜集》)、“谈教育”(《风月集》)等谈到双语教育对华文的影响，《踏实的态度》(1984年2月23日)谈到新加坡的语言政策，认为新加坡官方认为“母语是民族的灵魂，英语是国家走向成功的武器。基于国家与民族的利益，双语政策是唯一的成功之道，此外别无他法”的说法中暗藏玄机，实则是讲“国家要进步，语言要沟通，就从今天起，大家学——英语”(《翻身碰头集》53)。还有新加坡金字塔式教育的缺失，如“游离青年”、“制造厂”(《人在江湖》)。再如新加坡政府的家长制统治，如“花花公子”、“政绩”(《翻身碰头集》)、“光着屁股的上帝”(《敝帚集》)、“男主外，女主内”(《身不由己集》)等作品。另外，新加坡历史上重要事件的评论，如“人民的历史”(《翻身碰头集》)俨然对南洋大学的缅怀与致敬。《星洲日报》和《南洋商报》两报合并成《联合早报》的“报殇”事件反映在“合并”、“好的报纸”、“开玩笑”、“阅读风气”(《身不由己集》)上，等等。
第二点是关注新加坡华文教育问题。“书价”、“华文书业”(《破帽遮颜集》)对华文书业摊经营状况的担忧。“薪水”、“现实”(《风月集》)反映新加坡中学教育重理轻文的现象。“每逢佳节倍思亲”(《翻》)批评新加坡政策对华文的“实用”政策。“语文与文化”(《翻身碰头集》)这一篇文章对前面一篇更加犀利。另外，“语文与传统文化”、“语言与文化的研究”、“英语”、“邯郸学步”、“大胆”，其中都批评政府的语言政策。“龙的悲哀”(《人在江湖》)对“迫子成龙”的父母们提出警示。“如果时光能倒流”(1989年3月12日)中：“对新加坡教育的政策，李总理在作抉择的时候，他一定认为是最好的。所以现在实在不必喟叹。因为，他现在仍然是可以抉择的。要保留华校很容易，只要政府真正的重视华文，真正的重视受华文教育的人才，华校自然会留下来。否则，不管教育制度怎么改都没用；新加坡人和新加坡政府一样，很实际的”(《蚂蚁唱歌》50-51)。在另一篇杂文“华校生与华文教育”(1991年11月1日)则直接把批判的矛头指向了新加坡政府的双语化教育：“这情形不是不可能出现的。我们不是说重视双语人才么？但社会重视的是什么样的双语人才？我们看到英文好的华校生(所谓好是能讲能看能写)被高高在上的单语精英(只能说英语)压得喘不过气；我们也看到媒介大肆宣传所谓‘懂华文’的英校生(只懂得讲华语或看浅易的华文，但不会写华文)，但很少(几乎是没有)媒介赞扬一个不但会讲而且会书写英语的华校生。华人讲华语，本来应该是当然的事，但从我们的讲华语运动看来，华人会讲英语倒象是当然的，不过讲华文的华人居然学会了华语，就好象一个英国白人学会讲华语一样，是了不起的事”(《蚂蚁唱歌》121)。
第三是国民性批判主题。如“旁若无人”、“数字”、“消费狂”、“种族偏见”、“职业”(《破帽遮颜集》)，“公德心”、“小贩”(《翻身碰头集》)，分别谈到公共场所高声喧哗、新加坡人重视数字、人的金钱观、种族关系、职业贵贱及人的地位、乱扔垃圾以及妒忌心理。另外，《白领阶级》其中人物米尔斯认为“中产阶级(白领阶级)普遍的无能和混乱，很令人不安。他们没有社会地位，所以不知何去何从；他们摇摆不定，犹豫不决。在意见上混乱踌躇；在行为上，散漫而缺乏连续。他们可能在政治上容易激动，但是却毫无政治热情。他们是一个合唱团，没有人敢独自发怨言。米尔斯说的是美国。看起来倒有几分在形容我们这儿的白领阶级。或者这就是白领阶级具有的特性吧”(《翻身碰头集》24)，明写美国人，实写当下新加坡人缺乏思想、现实功利的一面。
最后一点是对新加坡文学创作界的建议。“自由的心灵”(《风月集》)犹如他的创作宣言：“一个真正幸福、自由、民主的社会，并不怕作家挖社会的疮疤；一个真正充满疮疤的社会，才怕作家掀它的底牌。文学艺术的风气，也能是政治的风气；一个社会的文学创作，是丰富多彩，还是单调贫瘠，也可以反映出该社会的人民是能挺着胸膛大声讲话，还是只能弯腰曲背，低声下气。……文艺工作者讲究艺术良知，有艺术良知的文艺工作者，才能创造出好的作品。所谓艺术良知，并不仅限于创作技巧上的认真，也是指面对生活。对真理的认真，要认真去面对生活与真理，他就必须有完全自由的心灵。这样，他的思想才会更开放，他的视野才会更开阔，他的认识才会更有深度，他的作品，才会更真挚感人，更能为时代作证”(“风月集”102-103)。而杂文“蚂蚁唱歌”(1992年5月1日)可以看作本地商业化浪潮下知识分子，一如悲情蚂蚁：“其实，我们也不能说新加坡人不关心艺术文化。但新加坡是个非常商业化的社会，商业化社会是讲究广告与包装的；所以，在这儿，如果你要唱歌，你是鸭子或是乌鸦并不重要，重要的是你须先把自己装扮成黄莺，而且常要在媒介亮相，不断地高喊漂亮动听的口号，宣传自己是捍卫歌唱艺术的烈士，准备为歌唱艺术做出壮烈的牺牲；如此这般，自会有不少自认是热心文化艺术的大人先生们大大地感动，给你热烈的支持和掌声”(《蚂蚁唱歌》130)。
三、精神分析与宗教伦理精神的践行
英培安的杂文中有很多哲理散文，如“面对自己”、“高贵的情操”(《身不由己集》)，这些杂文都透露着浓厚的存在主义气息。早在中学时代，他就开始发表关于存在主义的文章。早在1967年，马华文学前辈黄崖对英培安文艺批评的力度和潜力就很期待：“我觉得有几位青年作者大可以向文学批评这方面发展，譬如英培安便是其中的一位。”⑧英培安曾经提到自己受马丁·布伯、索尔·贝娄和米兰·昆德拉的影响。⑨在这里我们主要介绍马丁·布伯对英培安几部长篇小说的影响，陈维纲在《我与你》的“译者前言”中这样介绍马丁·布伯思想：“下面这个例子或许能传达布伯学说的部分意蕴。当安徒生把一朵绯红的玫瑰奉献给旅店里那位奇丑无比的洗碗碟的小姑娘时(巴乌斯托夫斯基：《金蔷薇·夜行的驿车》)，他这样做并非出于屈尊俯就的怜悯之情。一切怜悯都是有待的，有待于他人的美与小姑娘的丑，有待于她地位的卑微，有待于她与其他对象的比较，一句话，有待于命运的偶然。但在这一刹那的‘我’与‘你’的相遇中，两者之间因偶然性而产生的差异顿然消失，她的丑陋、卑微不过是命运的任意捉弄，而‘我’超越时间与宿命与她之‘你’相遇。因为，尽管她不过是一有限有待的相对物，她的‘你’却是超越这由冷酷无情的因果性所宰制的宇宙的绝对在者。此时此刻，‘你’即是统摄万有的世界，而‘我’以我全部的生命相遇‘你’那备受煎熬、歧视的灵魂，‘我’因‘你’的每一痛苦，每一欢乐而颤栗，‘我’的整个存在都沉浸在‘你’的绚烂光华中”(1-14)。英培安过滤掉了马丁·布伯的宗教说法，为我所用地把其中的“我”“你”“它”三者所对应的“与自然相关联的人生”、“与人相关联的人生”、“与精神实体相关联的人生”(《我与你》20-21)进行了整合，让笔下的小说世界更有层次感和小说人物更有精神内涵。有学者指出英培安的长篇小说《我与我自己的二三事》中的“人称”问题，认为“我们可以看到尽管英培安的小说富有新意地区分了‘我’和‘我自己’，展示了个人内在的多重声音和人格张力，营造了独特的戏剧效果，然而从叙述关系上看，小说中的‘我自己’其实相当于故事中的一个人物，整部作品同样是从‘我’的观点讲述‘我’和‘他’的故事。”⑩在这篇小说中，马丁·布伯的“关系”哲学和弗洛伊德学说的运用相当地成功，如小说标题中的“我”和“我自己”实际上就相当于弗洛伊德的“自我”和“本我”，小说中“我自己”扮演者“超我”的形象，而最后临终时的感悟俨然就是“超我”意识的总汇，小说中“我”与班上大眼睛的女同学(暗恋对象)、康妮(婚前情人)、洁仪(妻子)、莉莉(第三者，后成为第二任太太)的一段段情感纠葛，就是“自我”“本我”和“超我”的三方角力。
2002年英培安创作了长篇小说《骚动》，《骚动》实际上也是英培安追忆曾经伤痕的作品，(11)他回忆说：“……到了七十年代，我的阅读兴趣从文学旁及哲学，思想开始变得激进，却没想到竟成了内安部眼中的“左倾”分子，结果在七十年代末被捕拘留。因为也算坐过政治牢，因此结识了好些“左倾”朋友。感谢这些朋友，在写这部小说的时候，提供了我不少他们在五十年代的生活资料。”(12)这篇小说最大的艺术特色，就是英培安自己所说的：“我不仅把叙事的时间与情节全打散，从不同的方向叙述故事，还随时与阅读中读者对话，与小说的主人翁交流，甚至让小说的主人翁离开情节，与读者对话。”(13)马来西亚新村出生的伟康、国良，马共历史、新加坡的左翼学潮运动与他们的青春记忆混合在小说中，如当时很多热血新加坡男儿放弃新加坡国籍参加新中国建设的史实。小说中，伟康因为参加左翼学潮而被牵连，出狱后被社会排斥，最后选择离开祖国新加坡，可到了中国后，面临的是群魔乱舞的“文化大革命”；因参加罢工而被南洋大学开除的国良，则选择留在新加坡，是一个典型新加坡公民的形象；而同时代的子勤、达明，达明这个当年新加坡左翼运动中的弄潮儿，实际上只是一个利用革命欺骗单纯的子勤，沽名钓誉的小人，达明没有回中国内地，而转道去了香港地区，成为一个投机商人，暴富后很快地堕落，小说在这个故事中注入了自己对左翼运动的一些质疑态度，小说的结局最后在不同人的生活困境中寻找着人生的意义。
英培安2002年之后连续创作了《骚动》、《我与我自己的二三事》和《画室》三部长篇小说，作品一部比一部成熟。《画室》是英培安2011年11月推出历经五年磨砺而出的长篇小说。小说跟前面的长篇小说一样，也是探讨个体存在的困境。小说中的主人公“我”的经历，更体现着马丁·布伯所提到的人与人之间的关系，在“关系”中：“不过，有一些‘我-你’关系就其本性而言是可以不走向圆满相互性的，如果它们可依据其特有的方式存在下去。……另一极富启发性的例子是真正的心理分析医生与其病人的关系，它同样充分表明了相互性的标准局限性。如果他只是满足于‘分析’病人，即从其心理世界中挖掘出无意识要素，并把通过这种程序加以转变了的心理能投放到有意识的人生工作中去，那么，也许他的治疗会取得一定的成功，在最好的情况下，他能帮助心理紊乱无序的人在某种程度上调整自己，整合自己。但是，他却根本无法完成自己的真正的任务——让萎缩的人格中心获得再生。惟有这样的医生方能胜任此任务：他以深邃的眼光洞见到一罹病心灵中潜伏的统一性，但若欲如此，医生必得与病人建立人格与人格之间的伙伴关系，且不能把他当作观察、研究的对象”。(14)值得一提的是，卡尔维诺对英培安的影响，(15)《画室》一开始以画家颜沛的画室为中心，先让小说人物一个个地亮相，小说的主体部分就是讲述围绕画室出现的九个人的人生命运展开：颜沛、健雄、素兰、宁芳、思贤、张文中、诗人叶超群、继宗、阿贵等人。思贤默默暗恋宁芳一生，他们的爱贯穿这部小说，爱情经受磨难，最后终于走到了一起；健雄因参加左翼学潮而逃到马来亚，最后成了躲在森林里，终成不见天日的马共成员，老死山林；素兰因丈夫包养女人，而独居生活；阿贵是典型的新加坡市民，日子过得风风火火。每个人都在“关系”中存在，在精彩的描述中各自生活，独立而又关联，小说的“存在”主题及各人命运的变化读到最后让人心痛。
英培安从长篇小说处女作《一个像我这样的男人》(1987)年开始实践，中经《孤寂的脸》(1989)、《蚂蚁歌唱》(1992)以及长篇小说《骚动》的艺术磨砺，一直到2011年出版的长篇小说《画室》，他一次一次地将马丁·布伯的存在主义思想进行文学艺术化，再结合弗洛伊德的精神分析学说以及本人长达二三十年的艺术积淀和生活经验，终于攀登到世界华文文学创作的高峰，与第一流的华文小说家们并肩。英培安的创作明显受到意大利著名作家卡尔维诺的影响，他的创作中部分也吸收了卡尔维诺小说中的“意识流”和“人物哲思”相结合的艺术手法：“他(卡尔维诺)长期以来的写作生涯都在追求叙述的精确，这种追求分为两个方向：一是对实存的事务详细的叙述，希望能使‘说’与‘被说’完全相合；另一则是将事务抽离成各种类型，而进入纯粹的理性思维空间。这也就是，卡尔维诺有一种非常哲学性的想法，他希望能够把‘想说’、‘说’与‘被说’这三者统一到他的作品中”(16)。现将南方朔评论卡尔维诺的话来作为我们理解英培安未来创作的一个注脚：“卡尔维诺的作品最难注释，他永远在打开语言和知觉的枷锁，而后释放出一个意义变动的世界。每当我们以为已离他近一点的时候，却发现他又远远的跑到了前头。我一度很想替这本薄薄的小书绘制出一个沉思的关系图表，但画着画着，就跌进了迷宫之中。他是个晶体，当我们远观，似乎见到了它的形态，但愈接近，却发现各个切面闪烁，几至无迹可寻”(17)。从这个角度我们就可以看出英培安小说中把人物故事一个一个地拼贴在小说中的艺术方法，这也是英培安目前的艺术高度。从英培安创作的路向来看，在“关系”中处理人物关系，挖掘时代变迁中的人物心理与命运，也将是他创作的最大可能。而考察其创作踪迹，我们也不得不承认在吸收外来文学营养与本土社会实况的方面，英培安是一位创新力十足的优秀作家。
注解：
①目前为止，英培安的全部创作包括：诗集《手术台上》(新加坡：五月出版社，1968年)、《无根的弦》(新加坡：茶座出版社，1974年)、《日常生活》(新加坡：草根书室，2004年)；戏剧集《人与铜像》(新加坡：草根书室，2002年)、《爱情故事》(台北：唐山出版社，2003年)；杂文集《安先生的世界》(新加坡：前卫书室，1974年)、《敝帚集》(新加坡：草根书室，1977年)、《说长道短集》(新加坡：南洋商报，1982年)、《园丁集》(香港：山边社，1983年)、《人在江湖》(新加坡：文学书屋，1984年)、《拍案集》(新加坡：草根书室，1984年)、《破帽遮颜集》(新加坡：草根书室，1984年)、《风月集》(新加坡：草根书室，1984年)、《潇洒集》(新加坡：草根书室，1985年)、《翻身碰头集》(新加坡：草根书室，1985年)、《身不由己集》(新加坡：草根书室，1986年)、《蚂蚁唱歌》(新加坡：草根书室，1992年)；中篇小说集《寄错的邮件》(新加坡：草根书室，1985年)、《不存在的情人》(台北：唐山，2007年)；长篇小说《一个像我这样的男人》(新加坡：草根书室，1987年)、《孤寂的脸》(新加坡：草根书室，1989年)、《骚动》(台北：尔雅，2002年)、《我与我自己的二三事》(台北：唐山，2006年)、《画室》(台北：唐山，2011年)。其中戏剧集《爱情故事》中《爱情故事》“作于1980年1月，1989年8月重写，2002年6月第三稿”；另一部戏剧集《人与铜像》中的《人与铜像》“作于1969年4月，1989年9月改写，1992年10月第三稿”、另一篇《寄错的邮件》未注明写作时间，因这些话剧剧本无法找到初版本，又仅有三篇，所以本文不论及英培安的话剧创作。
②“谁能塑起自己的肖像，然后用自己的手/毅然把它摔碎”，此诗句出自《手术台上——英培安诗集》89。
③英培安回忆在办《前卫》杂志的时候，“时常和这些读‘南大’政行系的朋友在一起，他们反而比较“左倾”一点”。在办《蜗牛》杂志期间，“《蜗牛》的成员其实是蛮多人的，都在大巴窑那儿活动。有些人还住在那边，像任君他们，弄一个小图书馆，在大巴窑我的家，在那边读书、讨论。其实，我们基本上是为了办那份杂志，那群人包括社长张克润。利国后来不是在1980年代被捕吗？他被捕之后出来，我们才知道原来政府已经注意我们那个地方，她告诉我那些人说，外国这么多鞋子……《蜗牛》出版后，就在前卫卖。那时黄金戏院上映一些中国电影，左派的书比较好卖，所以我卖得多半是左派的书，到最后几乎左派的书都在前卫卖：那些中国出版的书、posters[海报]、音乐、毛泽东诗词……”。刘燕燕整理：“办杂志与开书店奇遇记——英培安访问录”，新加坡：《圆切线》(2003年4月总第6期)：297、299、300。
④刘燕燕整理：“办杂志与开书店奇遇记——英培安访问录”，新加坡：《圆切线》(2003年4月总第6期)：299。
⑤“自序(1974年5月16日)”，《安先生的世界》(新加坡：前卫书室，1974)2。
⑥“自序(1974年5月16日)”，《安先生的世界》(新加坡：前卫书室，1974)1。
⑦1983年4月到1984年10月，英培安在《联合晚报》写专栏，后来“据编辑告诉我，因为某部门打电话给报馆，表示对我的一篇叫‘笑话二则’的文章不很高兴。不知道电话再别地方的报馆有多大的威力，在我们这儿是不小的，至少我的‘人在江湖’便立刻不见了。”参见英培安“几句话”，《身不由己集》(新加坡：草根书室，1986年)5。
⑧黄崖“蕉风日记”，《蕉风》(1967年10月号第180期)：101-102。
⑨英培安：“序”，《日常生活》(新加坡：草根书室，2004年)7。根据笔者与英培安的交谈，英培安认为马丁·布伯对他的影响主要是其思想中的“你”“我”关系论，而索尔·贝娄、米兰·昆德拉则是在存在主义精神上影响他。马丁·布伯(1878-1965)是现代德国最著名的宗教哲学家，宗教存在主义的主要代表人物，由于其学说对于20世纪人类的精神生活产生了相当深刻的影响，因而被视为当代西方最伟大的思想家之一。
⑩柯思仁陈乐：《文学批评关键词——概念·理论·中文文本解读》(新加坡：南洋理工大学中华语言文化中心、八方文化创作室，2008年)108-109。
(11)英培安被捕的原因有二：一是办杂志《前卫》的时候，有很多地下组织的左派人士来书店买书，“他们(当局)告诉我说：英培安你认识很多人，其中有一些，以前是地下组织的人，释放后现在倒也常到我的书局买书”；二是被当局认为是解阵成员，在1977年10月被捕，关了“四、五个月”后被释放，于1978年2月出狱。“那个人(当局)一边驾车一边和我讲：我们这个内部安全法令也不是乱来的，我们有个规矩。就是说，如果我们在30天里面找不到你犯罪的证据，我们就要放你。”参见刘燕燕整理：“办杂志与开书店奇遇记——英培安访问录”，新加坡：《圆切线》2003年4月总第6期：295-310。
(12)英培安：“关于《骚动》”，《骚动》(台北：尔雅，2002年)2。
(13)英培安：“关于《骚动》”，《骚动》(台北：尔雅，2002年)3。
(14)马丁·布伯：《我与你》，陈维纲译(北京：三联书店，1986年)159-160。
(15)英培安所著《阅读旅程》，其中的篇章谈到了《红楼梦》(曹雪芹)、《疾病的隐喻》(苏珊·桑格)、《哀悼乳房》(西西)、《记忆的城市·虚构的城市》(也斯)、《凝神》(杨牧)、《苏格拉底的审判》(斯东I.F.Stone)、《如果在冬夜一个旅人》(卡尔维诺)、《峰巢》(卡米洛·何塞·瑟拉)等东西方经典文本。参见英培安：《阅读旅程》(香港：普普工作坊，1997年)。
(16)参见“马丁·布伯和《我与你》——译者前言”，布伯6。
(17)参见南方朔：“序·在但丁和伽利略之间”，卡尔维诺1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