台湾地区主要城市的 “国际化 ”活动及发展空间展望

张 鹏 文少彪

〔内容提要〕 经二战后70余年发展和调整，台湾地区已形成有特色的城市体系。在低政治议题方面，台湾地区各级各类城市的“国际”活动空间不断拓展。目前台湾地区形成了三级城市体系结构，共计拥有23个大中小城市。其中，较为值得关注的是台北、新北、桃园、台中、台南、高雄六大都会城市和基隆、新竹、嘉义三个县级市的“国际化”和“国际”活动。本文从整体上考察了六大都会城市和三个县级市的友好城市发展、加入城市间组织和承办或主办重大赛会的现实和特点，在以上三个方面，台湾地区城市主要表现出“主动国际化”、“有所作为”和“拼创意”的特征。本文认为，台湾地区城市活动空间同样受到两岸关系发展情况的影响，同时世界范围内的城市网络化创新发展也在为台湾地区城市带来新的活动空间。未来两岸在城市活动空间发展方面有交流互鉴的一面，同时也会有较强的竞争关系。

〔关键词〕 台湾地区城市 城市的“国际”活动 全球城市网络

1945年以来，台湾地区城市体系经过多轮调整。[注] 最新一轮的调整在2010年前后，另参见傅玉能：《近50年来台湾地区城市和城市体系的发展》，《经济地理》2006年第3期，第241-245页。 台湾地区城市有“院辖市”、“省辖市”和“县辖市”之分。目前，台湾共有22个行政分区，其中13个是县，除金门县、连江县不辖市外，其他11个县共计下辖14个县辖市，这些县辖市多为县治所在地。另外9个行政分区，分别是有台湾“六大都会”之称的台北、新北、桃园、台中、台南、高雄和基隆、新竹、嘉义三个实际与县平级的城市(名义上是“省辖市”)。这九大城市作为台湾地区的主要城市，是本文的主要研究对象。

人口密集的回龙观、天通苑地区,大城市病突出。北京市人大代表伊然在调研中发现,仅回龙观地区就有40多万人口,但只有5个养老服务驿站,相当于大约32个社区才有一个驿站。她建议,可将“煤改气”后的锅炉房、储煤厂等闲置场地用于养老设施的建设。

⑶在地下害虫轻，玉米丝黑穗病发病也重（发病率大于5%）的地区，要根据不同的情况，采取不同的措施：干中直播地区，可选择2%的立克秀拌种剂或25%的粉锈宁可湿性粉剂，按种子质量的0.3～0.4%拌种；催芽坐水种的地区，可用“千斤顶”兑水进行种子催芽后，将种子晾干后，再用2%的立克秀按种子质量的0.3%拌种。

经过七十余年建设，台湾地区除形成比较有特色的城市体系外，借助经济全球化浪潮和全球城市网络的形成和城市交往内容和形式的不断创新，台湾地区城市的相关活动也堪称相当活跃，例如发展友好城市关系，加入城市间组织，承办或主办重大赛会等等。同时，台湾地区城市的“国际”活动空间必然受到两岸关系大局的影响。本文的主要任务，是在梳理台湾地区城市既有活动空间和“国际化”发展情况的基础上，对台湾地区城市相关活动的规律进行探索，并从两岸关系发展的角度展望未来一段时期的台湾地区城市“国际”活动。

一 、友好城市发展 ：台湾地区城市的 “主动国际化 ”

首先，简要辨析城市国际化和城市国际活动空间这两个概念的关系。在城市学研究中，城市国际化和城市国际活动空间都是城市发展对外关系的结果。在不与保持城市自身特色冲突的前提下，从市政设施的国际通用到跨国人文交流的无障碍化，城市国际化由城市“硬件设施”到“软件配套”皆有标准可循。[注] 具体指标可参见2016年10月联合国住房和城市可持续发展大会(即联合国“人居三”大会)通过的《新城市议程》。参见https://www.un.org/sustainabledevelopment/zh/habitat3/， 检索时间：2018年11月2日。 与城市国际化相配合，城市国际活动空间则是一个更为外向型的概念，强调在现当代条件下的全球城市网络。这种全球城市网络可以表现为城市间国际组织对传统意义上在国家间进行的国际活动的补充和增益，也可以表现为因“全球经济、科技、信息、文化资源配置”最终在城市平台中进行而形成的跨国空间。[注] 肖林：《上海迈向全球城市的战略路径》，《全球化》2013年第2期，第97页。

目前，台湾地区的六大都会城市和三个县级城市的国际友好城市建设情况如下表所示：

限于篇幅，本文主要考察台湾地区六大都会城市2012年以来在UCLG中发挥作用的情况，经整理如下表2：

台湾地区城市的“国际化”在历史的长期视角下，也符合中国城市发展史上的国际化规律，即与中国国家的对外开放程度呈现正相关关系。17世纪初，荷兰、西班牙殖民者都曾侵占过台湾一些地区。荷兰殖民者还组织了赤坎城等军事据点。在近代，台湾城市也一度被迫“国际化”，出现了条约和实质意义上的“口岸城市”，如1858年因《天津条约》被迫开放的台湾府(即台南、今台南市)、淡水(现为新北市淡水区)。1894年(清光绪20年)，日本发动了侵略中国的“甲午战争”。翌年，清政府因战败，在日本胁迫下签订丧权辱国的《马关条约》，割让台湾，台湾全域成为了日本殖民地，进入了数十年的“日据时期”，直到1945年重归中国版图。

在筹备期内，台北市即动员各方面创意力量，为打造一场精彩的世界大学生夏季运动会而努力。主办方借助世界大学生运动会机会，通过议程创新的方式使“世大运国际学术研讨会”(2017 FISU World Conference)落地台北，同时积极参与国际大学运动联盟(FISU)的系列活动。台北世界大学生运动会召开之前及期间，台北市还发起了“一起世大运系列活动”，且有专门的城市文化活动团队，另有专项的“选手村文化活动”。[注] 相关具体工作，参见台北世界大学生官方网站：https://www.2017.taipei/，检索时间：2017年11月12日。

涡轮盘材料为GH710，密度为8.08 g/cm3，其余材料性能参数见表1。计算时，考虑涡轮盘的温度载荷和离心载荷。其中，温度载荷按照传热计算结果，在100%设计点

与城市“被迫国际化”相反，跨国城市间直接“结好”则基本是城市主动为之的工作。“友好城市”最早起源于第一次世界大战后的欧洲，由英国约克郡凯里市和法国普瓦市首先缔结友好城市关系，这是英方官员在访问普瓦市过程中向法方主动提出的，主要是希望能够协助普瓦市重建和医治战争创伤，这对友好城市关系也是世界上第一对友城关系。二战后，国际友好城市在西欧得到蓬勃发展，特别是法、德之间“为了消除战争给两国人民之间造成的相互城市，推动建立两国城市之间广泛的友好关系”。[注] 李小林主编：《城市外交：理论与实践》，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6年版，第39页。 台湾地区城市以城市“结好”方式呈现的“主动国际化”情形，主要发端在二战后台湾地区经济起飞阶段。1961年，台北市发展了全台第一对真正意义上的“友好城市”(英文意义上的“姐妹城市”或“双胞城市”，即“sister cities”或“twin cities”)，结好对象为美国德克萨斯州休斯敦市。随后，在1965年内，台中、台南分别发展了各自的第一对友好城市，结好对象分别是美国康涅狄格州纽黑文市和加利福尼亚州蒙特雷市。

本文假设，城市国际化程度越高，城市的国际活动空间越大。主要依据是随着城市发展各方面国际化程度的提高，城市可以介入的国际交往平台和发展的国际交流内容就越丰富。这在整体上已为城市国际化发展的历程所证明，同时在具体的某些城市国际化内容方面，仍需要科学实证。

表 1台湾六大都会城市和三个县级城市的友好城市情况

数据来源为台湾地区六大都会城市和三个县级城市政府网站，以及国际姐妹城市协会(Sister Cities International, SCI)等。

从表2所示情况中不难发现，台湾地区六大都会城市参与UCLG的程度还是相当可观的，特别是在加入UCLG执行局和组织UCLG亚太区活动方面有突出表现。在UCLG 2013-2016年度执行局中，台北市、台中市与北京市、上海市、广州市、哈尔滨市、大连市、海口市共同处于UCLG执行局亚太区。2014年，台北市更出面主办了UCLG亚太区年会活动及UCLG亚太区主席城市选举工作。

（三）在学习“健康的生活”一章内容时，教材中提到“拒绝毒品、远离毒品”。青少年时期是一个“出生牛犊不怕虎”的时期，对什么都感到好奇，对什么都想试一试，再加上对毒品的危害认识不清，致使受害人数较多。青少年时期正是迅速生长发育的时期，若吸毒危害比成年人更为严重，所以我们要在青少年中开展禁毒教育，使之充分认识毒品的危害，自觉抵制毒品、远离毒品。在每年的6月26日，制作相关内容的展板，宣传相关的禁毒知识，并开展讲座，以具体事例教育学生，真正从思想上树立高度警惕意识。

从城市对外交往的整体视角来看，建立友好城市关系，只是拓展城市“国际”活动空间的一项工作。面临两岸关系和“台湾与世界”双重格局，台湾地区城市在加入城市间组织上，也在为台湾城市“国际”活动空间开疆拓土。

二 、加入城市间组织 ：台湾地区城市的 “有所作为 ”

由于两岸关系现实，台湾地区以“中华台北”(Chinese Taipei)、“中国台北”(Taipei China/Taipei, China)的名义加入各类组织的情形相当普遍。其中以“Taipei China”名义与会的有世界动物卫生组织、欧洲复兴开发银行、美洲开发银行；以“Taipei, China”名义参加的如亚洲开发银行；以“Chinese Taipei”名义参加的更为多见，如亚太经合组织、国际奥委会、OECD下属竞争委员会、国际谷物理事会、国际法定计量组织、国际度量衡大会等等。[注] 参见陈志敏、简军波：《“一国两制”与台湾的国际活动空间：国际经验的借鉴》，2009年未刊稿，第107-108页。

实验材料包括:高纯CO2(纯度99.9%)、正构烷烃、环烷烃及芳香烃，碳数范围在C5～C20之间，基本可以代表烷烃族、环烷烃族及芳烃族的性质，详细的物化参数见表1。

尽管这里使用的都是台北(Taipei)名义，但在实际操作层面，则是全台湾地区作为一个“政治实体”或“特殊关税区”等，在不违反“一个中国原则”基础上参与国际组织活动的情形。这也是目前情况下，两岸中国人政治智慧的体现。

不过，在类型多样、数量众多的组织中，有一类就是城市间(或地方政府间)组织。这些城市间组织既是全球城市交往的结果，也是全球城市网络成型的推手。世界上得到公认的城市国际化运动和正式城市间国际组织都已有百余年发展历史。世界城市和地方政府联合组织(United Cities and Local Government, UCLG)对“全球城市网络的百年发展”有过这样的总结：“百年以来，全球城市网络的发展使国际社会终于意识到，想要真正解决全球性问题，必须将地方与城市摆在中心位置。”[注] 参见世界城市和地方政府联合组织对“全球城市网络的百年发展”(Centenary of the International Municipal Movement)的专题介绍：https://www.uclg.org/en/centenary ，检索时间：2018年11月2日。

溯源城市间国际组织发展史，早在第一次世界大战前，地方政府国际联盟(International Union of Local Authorities, IULA)就已在比利时根特市成立，虽然该组织在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活动曾被迫中止，但战后很快重新活跃起来，并一直是积极推动地方政府参与国际事务的最重要的城市国际组织。2004年，该组织同联合城镇组织(United Towns Organization, UTO)、世界大都市协会(World Association of Major Metropolises, WAMM)实现合并，成立了世界城市和地方政府联合组织，这是目前世界上规模最大的城市间国际组织，总部位于西班牙巴塞罗那，有“城市联合国”之称。[注] 参见张鹏：《中国对外关系展开中的地方参与研究》，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15年版，第170-171页。 截至2017年底，该组织拥有超过24万家地方或城市会员单位，来自140个以上的国家和地区，包括各级各类地方政府、大都市和地方区域，能够覆盖全世界70%以上人口。另外还有175个全国性地方政府协会作为会员单位。[注] 参见UCLG annual report 2017：https://www.uclg.org/sites/default/files/annual_report_uclg_2017_0.pdf ，检索时间：2018年11月2日。

除综合性地方与城市间国际组织外，还有一些在特定领域活跃的全球性城市组织，如1990年成立的“国际地方环境行动理事会”(ICLEI)、1982年成立的“和平市长会议”(Mayer of Peace)、1998年成立的“世界科技城市联盟”(WTA)等等。区域性城市间国际组织就更加多元和丰富，亚太地区具有一定代表性的城市间国际组织有“亚太城市间合作网络”(CITYNET)等。

而且，城市的国际化现象久已有之，例如波罗的海沿岸的汉萨城市同盟，至今仍有影响。从长期看，中国城市的全球联系程度与中国国家的对外开放程度呈正相关的关系。历史上，盛唐之际的扬州、两宋时期的泉州都是非首都城市，但也曾是典型的国际大都市。但由唐宋到明清，中国的整体对外开放程度是下降的。特别是清代中后期，1757-1842年的近百年间，整个中国沿海仅有广州这一个正式的通商口岸，同时以行商制度管理对外通商事务。1840年鸦片战争以后的很长一段时间，中国都是处于被迫打开国门的状态。从某种程度上说，近代类型的中国城市全球联系是从西方条约体系以居高临下的姿态，迫使中国开放通商口岸、割让领土(包括租界)开始的。[注] 进一步对晚清中国城市被动接受国际化进行理解，可参考胡礼忠、戴鞍钢：《晚清史》，上海古籍出版社1997年版，第5-21、408-412、425-430页。[美]魏斐德：《中华帝国的衰落》，北京：民主与建设出版社2017年版。中国城市全球联系的整体情况可参考：傅崇兰、白晨曦、曹文明：《中国城市发展史》，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9年版；[美] 安格斯·麦迪森：《世界经济千年史》，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3年版，第57-64页。中国具体城市(如广州)在历史上的国际化可参见如郭德焱：《清代广州的巴斯商人》，北京：中华书局2005年版。关于各近代租界、口岸的研究，都是中国城市在近代为什么会“被动国际化”的参考资料。 同时，口岸、租界又和中国城市在当时条件下的“被动国际化”捆绑在一起。

表 2 2012年以来台湾地区六大都会城市参与 UCLG情况简表

资料来源：世界城市和地方政府联合政府(UCLG)历年年报，官方网站数据等。

考察台湾城市的“国际结好”工作，其行为符合二战后友好城市发展规律，主要是城市自发、主动的交往行为。城市有经济集聚效应、人口集聚效应，需要强有力的城市治理，城市之间的交流互鉴，特别是城市治理经验的相互学习和分享，成为城市发展研究的迫切需要。而现当代世界交通、通讯和人才流动的发展，使得城市间主动进行对外“结好”等尝试成为相对容易的工作。城市在“国际结好”方面开展工作的动力并不缺失，结好工作以及后续的城市合作是否高效，实际上取决于城市领导人的眼光和能力。

今年中秋节，七十多岁的林运娘未能与家人团聚，因“非法占用农用地”，她被处以4个月拘役，于中秋节前夕进入看守所服刑。

2017年度，新北市、台中市、高雄市在UCLG框架下主办的活动在UCLG范围内也有较大影响，三市活动在UCLG官网信息发布平台都有专题。总体而言，台湾地区城市屡获奖项以及出席重要城市间组织活动的情况值得关注。

综上所述，台湾地区城市在参与城市间组织活动方面体现出“有所作为”的特点，在局部领域掌握着一定组织主导权和话语权。在当前两岸关系大局因台湾当局的原因陷入一定僵局的情况下，台湾地区城市能否能够通过城市组织的渠道打开一些局面，两岸可以有所期待。当然，因为进入城市组织的门槛相对进入其他政府间组织的门槛略低，台湾地区城市已大量加入到城市组织中去，并承担起一定的责任，如果台湾地区城市试图借助已加入的城市组织平台做违反“一个中国原则”的事情，也会理所应当遭到两岸中国人的反对。

三 、承办或主办重要赛会 ：台湾地区城市 “拼创意 ”

台北大运会的申办成功，还要追溯到2011年，在此之前，台湾地区城市四次申办世界大学生运动会，都未能成功。当年的11月29日，台北市和巴西利亚市、阿拉木图市分别就申办2017年世界大学生夏季运动会和冬季运动会进行了现场陈述。当日晚间，国际大学生体育联合会主席克劳德·加利安于布鲁塞尔宣布了结果。最终，台北市以13票对9票击败巴西利亚市获得2017年夏季大学生运动会举办权。台北申办代表团方面由时任台北市长郝龙斌带领，包括时任台湾地区 “体委会主委”戴遐龄在内的41人申办团参与。

南京城市职业学院在基于虚拟云桌面+瘦客户机架构下进行多媒体教学的探索和应用，经过长时间的实践证明，运用虚拟云桌面方式确实给该校多媒体教学和管理维护带来了诸多便利。但是，在实际应用中也暴露出了一些问题和不足，有待在技术层面上再进行优化和改进。

表 3台湾地区知名文创园区情况简表

资料来源：李杨、邵长斌：《台湾文化创意园区发展及其对大陆的启示》，载《山东社会科学》2014年第11期，第124-129页；中国经济网：《台湾文创园区有五大特色》等。

推陈出新的创意设计与重要赛会在城市中的结合，历来能够吸引全球范围对活动所在城市的加倍关注，近年来，台湾地区城市承办或主办的重大赛会亦为不少。借助赛会机会，融入本土创意，台湾地区城市的一些“拼创意”的做法同样为城市“国际化”发展赢得了新的活动空间。

举例而言，2017年台北世界大学生夏季运动会(2017 Taipei Summer Universiade)暨第29届世界大学生夏季运动会，简称“台北大运会”或“世大运”，于2017年8月19日至8月30日在台北市举行。台北大运会设21个比赛大项和1个示范赛。开、闭幕仪式则均于台北田径场举行。总体而言，台北大运会检验了台北的“国际化”程度和台湾地区的创意能力。

台湾地区城市的文创产业发展特色鲜明，其差异化定位、原生性生长和社区化融合等，在世界范围内有相当影响力。台湾地区城市中，坐落着不少知名文创园区，简要情况如表3：

对Paideia这个“不可译”之词的勉强翻译无论是否足够准确，都显露出对于洞穴比喻的一种整体理解。现在，回到海德格尔文章开篇所提出的目标，即倾听在柏拉图思想中的未被道说者——真之本质的一种转变，问题便是：洞穴比喻所讲的Paideia作为一种过渡与真之本质的转变有何关系。Paideia作为过渡引导着一种回转，这种回转与真之本质的转变是同一回事吗？还是说Paideia实际上引导了真之本质的转变，抑或Paideia引起的回转要以真之本质的转变为前提？

特发性水肿 很多30岁左右的女性早晨起床后洗漱时，经常发现自己的眼睑及颜面部位出现了轻度浮肿，摸一摸下肢，也会有凹陷或紧绷感。不过随着活动量的增加，上述情况亦会逐渐减轻至消退。

为什么台北在这次世界大学生运动会方面全面“拼创意”，利用一切可能提升城市“亮度”？台北市市长柯文哲在2017年2月发表的关于“世大运”的观点有一定代表性：“以现在台湾和大陆的关系，可预见在未来六七年，台湾大概不会再举办大型国际赛事，因为大陆不会投赞成票。”[注] 参见中时电子报：http://opinion.chinatimes.com/cn/20170220004977-262103，检索时间：2017年11月12日。 值得关注的是，大陆代表团在台湾当局换届后最终参赛，也被认为使得两岸关系稍显“暖意”[注] 苏进强：《柯文哲与“双城论坛”及台北“世大运”》，《台声》2017年第15期，第25页。 。

物以稀为贵，台湾其他城市在承办或主办重要赛会的机会面前，也同样拼足创意，千方百计拓展城市知名度与活动空间，如2017年新北市在UCLG框架下主办气候变化和城市变迁论坛，高雄市主办世界生态交通节庆典，都有很好的会议举办切入点，在主办会议过程中，大量使用本地专业策划、策展团队的力量，体现台湾地区“创意城市集群”的特点。

四 、台湾地区主要城市 “国际 ”活动发展空间展望

不论是在友好城市发展、加入城市间组织，还是承办或主办重大赛会上，回顾既往，台湾地区主要城市可谓表现出“主动国际化”的积极姿态，为台湾地区城市本身乃至整个台湾地区赢得了知名度。然而，台湾地区主要城市的“国际化”，不管其出发点如何，毕竟还是要落实在城市层面上，不论台湾地区城市如何努力发挥主观能动性，这种“主动国际化”的空间毕竟是有限的。简要来说，台湾地区城市如果希望继续推进这种类型的“国际化”，从可持续发展角度论，必须且尤其需要注意到其活动空间必然要受到两岸关系大局和世界城市网络化发展的双重影响。

(一)台海关系对台湾地区城市“国际化”空间的影响

近年来，因为台湾地区执政党的更迭以及一些众所周知的重要政治原因，使得原本两岸能通过和解、再进一步到“命运共同体”的期待又回到了和解前的“冷对抗”。[注] 潘兆民：《当前两岸命运共同体的价值争辩：合作对抗模式的建构》，《台湾研究》2017年第4期，第9页。 新一轮台海关系的变化影响着台湾经济社会的方方面面，台湾城市的“国际化”空间当然不能例外。同样以“台北大运会”为例，时任台北市长郝龙斌在2011年11月台北获得赛会主办权时，曾公开对外解释“台北市这一次为什么能成功”，其主要因素在于两个方面：从内在角度而言，台湾地区选手在2011年夏季于深圳举办的世界大学生运动会上表现优秀；台北有举办大型活动的经验和条件。从台海关系角度而言，“大陆也给了相对的协助，这是历史的新页，相信两岸关系会因为台北成功举办世大运，跨入新的里程”。根据福建《海峡都市报》当时的报道，郝龙斌还曾具体举例：“大陆代表首度到申办现场‘台北摊位’来看了，这是一项明显指标。大陆有三票(即中国、中国香港、中国澳门)，猜想是支持了台北。从台湾胜出的结果来看，大陆发挥了关键影响力。这次是两岸互助合作的典范与模式，大陆方面对台方申办的友善态度前所未见。”

与此产生鲜明对照的是，由于2016年以来两岸关系出现重要变化及台海关系由于台湾方面原因趋于紧张，直到台北市长柯文哲2017年7月份参访上海并参加上海-台北“双城论坛”才获知大陆将派团参加“台北大运会”。而且大陆本次派出中国大学生体育代表团参赛，但不参加开幕式(中国队进场只举国旗，没有选手，不举牌)，也不参加运动会团体赛。这也从一个侧面说明，两岸关系大局切实影响着承办或主办重要赛会的台湾地区城市的“国际”形象。台湾地区城市在一段时期内无缘举办重大赛会等城市“国际化”活动空间受限的情况，只能是台湾当局现行两岸政策的必然结果。

(二)世界城市网络化发展对台湾地区城市“国际”发展空间的影响

与主要体现为政治关系的台海关系发展同时进行的，还有经济和社会领域的世界城市网络化发展构成的全球城市网络。自20世纪末，经济和社会研究领域的“全球城市”(Global City)、“全球城市区域”(Global Urban Region)等关于世界城市网络化发展的新理念被提出后，人们对城市的国际活动空间有了进一步的理解。例如，“全球城市”从概念上就强调，城市不可能是完美的国际活动行为体；每一个“全球城市”都需要依赖“全球城市网络”存在，而不是独立存在；城市在国际化空间的延展方面，需要做的是“增加长板”，形成对全球资源在某些方面的综合统筹能力，而不是追求面面俱到的“补短板”。[注] 张鹏：《论中国超大城市的国际资源整合能力》，《国际观察》2017年第1期，第54-57页。

这些理论探讨和近三十年来的全球科技进步一道，使城市的国际活动空间在一般意义上发生了重大变化，即城市国际化空间的“增量”与世界城市网络化发展中形成的空间叠加相匹配，城市的国际活动空间因全球科技进步和人类跨国交往的便捷化而强势增长。

世界城市网络化发展对于希望“主动国际化”的台湾地区城市而言同样有益，台湾地区城市发展的各类工业产业集聚区、文创园区的全球联网效应也十分显著。在未来产业布局方面，台湾地区城市同样也在寻求抓住先机，加上台湾地区有作为“东亚四小龙”的历史经验，台湾地区城市在这些领域的“国际化”活动和活动空间延展，也值得予以注意。例如，台北市因其在台湾地区主要城市中的特殊地位，对加入世界城市网络化进程尤为关注。目前，台北市拥有来自35个国家的49个正式“友好城市”，而且不排除台北在与大陆城市交往受阻的情况下，利用其友好城市的关系网络拓展更多发展空间。

结 语

无论是友好城市发展所见证的城市“主动国际化”历程，还是通过城市加入非敏感的低政治议题为主的城市组织并“有所作为”，亦或抓住举办重要赛会契机“拼创意”等“柔性”方式拓展城市的活动空间，台湾地区城市的“国际化”可谓既有自身特色，又创造性地使台湾的“国际活动空间”拓展了新的领域。台湾地区城市和台湾整体的活动空间的拓展一定程度上呈现相辅相成的态势，但是这种发展态势又受制于同一个规律，即是受到两岸关系和“台湾与世界”关系中的世界城市网络化发展的双重影响，甚或还要加上美国因素予以专门分析。然而，这个“国际活动空间”的调节，实际上以受制于两岸关系为荦荦大端。台湾地区城市的主政者和台湾市民，应从根本上把握这个规律，才会赢得世界尊重。在“一国两制”框架下，台湾地区的城市和全台湾只会获得更优质的“国际活动空间”，而不是相反。

Prospects for “International Engagement” and Development Space of Major Municipalities in Taiwan

Zhang Peng and Wen Shaobiao

Abstract : After seven decades of development since the end of World War Two, a 3-layered network of municipalities has emerged with Taiwanese characteristics, featuring ever larger space for “international engagement” of 23 major municipalities on low-politics issues. This paper examines the development of sister cities, membership in municipality organizations, and the hosting of major “international” events of the six central municipalities of Taipei, New Taipei, Taoyuan, Taichung, Tainan and Kaohsiung, as well as of the three counties of Kee Long, Hsinchu and Chiayi, and finds out that major municipalities in Taiwan have been playing an ever more active part in “international” arenas, with their respective advantages in innovation. Confined by future trends of cross-Strait relations, the space of major Taiwanese municipalities may keep expanding with the new development of global city networks; their competition with Chinese mainland municipalities for global resources may also increase despite closer communication between them.

Keywords: Taiwanese municipality, “international” space of municipality, global city network.

本文写作得到上海市哲学社会科学规划项目 “提升中国对外关系展开中的城市参与度研究 ”(课题编号： 2017ECK002)和上海外国语大学校级一般项目 “中国对外关系展开中的城市参与研究 ”(课题编号： 20161140035)的支持 。

〔作者介绍〕 张鹏，上海外国语大学国际工商管理学院公共关系学系副教授、国际关系博士，察哈尔学会研究员。文少彪，复旦大学国际关系与公共事务学院博士生。

(责任编辑:张笑天)

Author: Zhang Peng is Associate Professor at the School of Business and Management, Shanghai International Studies University, and Researcher at the Charhar Institute. Wen Shaobiao is a PhD candidate at the School of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and Public Affairs, Fudan University.

标签：台湾地区城市论文;  城市的“国际”活动论文;  全球城市网络论文;  上海外国语大学国际工商管理学院公共关系学系论文;  复旦大学国际关系与公共事务学院论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