户籍制度是否已成为中国社会发展的阻力？，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阻力论文,中国论文,社会发展论文,户籍制度论文,已成为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去年国务院曾发文：放松城乡人口流动的某些户籍管制。但某些大城市对国务院的一纸文件几乎是置之不理，理由是大城市特殊。可见当今我国的法令可行程度，上有政策，下有对策，每个地区都有自己特殊的理由，让平民百姓无所适从。到今天，中国几十年延续下来的僵死的户籍制度已经成了经济发展和社会发展的障碍。歧视性的城乡两种身份户籍制度，已成为中国国民之间最大的不平等。
户籍制度是否已制约中国社会发展？
中国人目前似乎已经习惯了户籍制度，许多人已经天经地义地认为自己一生下来就应该是农村人或城市人，而从未认真地想过，这种身份的划分和规定是否荒唐。谈到规定，也很少有人去认真思索：这些规定是否合法？实际上，户籍制度的实质是一种可悲的国民歧视。这种僵死的户籍制度不仅遏制着亿万人民的求生冲动，时至今日，也对中国经济的持续发展产生了明显的制约作用。中国为什么在人均GDP仅700美元时就出现了生产过剩？就出现了过剩经济和买方市场？这是因为中国的财富高度集中于城市，中国的经济过剩是典型的城市需求过剩，有钱的城市人消费趋于饱和，贫穷的农村人无钱无力购买。
这种现象完全是建国后50年城市倾斜政策的后果。在一个贫穷的农业国中搞工业化和现代化，只有通过剥夺农村来为城市积累资金，吸收全国的资金发展某些高、精、尖产品。结果是某些领域发展起来，具备了国际先进水平，但这部分产品由于价格昂贵，不能成为国内大众消费产品，世界市场也难以插足，于是就出现了生产过剩。说到底，中国经济目前的这种状态，与历史上西欧国家早期的重商主义有极相似的地方。但正如亚当·斯密早已指出的那样，重商主义是不能持久的。
为发展城市，中国在几十年间形成的一套城乡户籍制度需要全面打破，城乡劳动力需要自由流动，全体国民需要均等地分享财富和机会，而只要存在着城乡户籍封锁，城乡间均等地获得财富便是一句空话，中国便永远存在着这种现象：一部分富裕国民有钱不花，另一部分国民挣不着，没钱花，中国的经济便要继续“过剩”下去。只有打破僵死的不平等的户籍分割制度，农村人才能到城市来分享城市的财富，而城市的剩余财富也会向贫穷的农村流动。中国经济已经发展到了这样一个历史关头：大规模的社会解构和松绑的时机已经到来。中国如果不主动地采取松禁策略，便会在今后一个相当长的历史时期忍受着民工潮的折磨和劳动力要求自由流动的压力，经济上便会出现发展停顿而缺乏后劲的现象。然而，在这一历史关头，人们必须认清面前存在的层层阻力。中国为什么存在着浓厚的户口管制心态？这与中国封建社会悠久的制度传统和计划经济思想密切相关。
中国户籍制度的渊源
在封建统治时期，为了征赋纳税，便于管理，早在数千年前，保甲制的雏形便诞生了。《周礼》记载说：“令五家为比，使之相保。”这说明周朝时，“保”这种户籍制度的单位已经出现。两千多年间，“保”这一户籍单位的范围大小经常变化。《文献通考》中有“畿内之民，十家为保”这样的记载。到了宋代，王安石正式创立了保甲制度。他主张“变募兵而行保甲”，“什伍其民”，以维护封建统治。什么叫“什伍”呢？即户籍与军队的编制。《周礼》记载：户籍以五家为伍，军队以五人为伍，二伍为什。可见自周朝已有什伍单位了。宋代的保甲制度大大强化了户籍管理。自此，保甲制度在明清两代世代相传，一直延续到国民党的统治时期。1932年8月1日，国民政府在河南、湖北、安徽三省颁布《各县编查保甲户口条例》，规定：“保甲之编组，以户为单位，户设户长，十户为甲，甲设甲长，十甲为保，保设保长”。1934年11月7日起，保甲制在国民党政府统治的各省市推行， 实行各户互相监视和互相告发的连坐法以及各项强迫劳役办法。
由此可见，保甲制这一套户籍管理制度，是历代统治阶级的基层政治制度，它对于中国这样一个大国的社会稳定有着极大的维护作用，但对劳动力的自然流动也具有一定的影响。尽管如此，1949年建国之前，中国人口流动还是相对比较自由的，特别是城市与乡村之间的人口迁徙并没有什么障碍。只是到了建国之后，特别是60年代之后，中国城乡人口之间原户籍壁垒便最终形成，城市人和农村人的“二元结构”成为这个社会的一大鲜明特点。农村人不能随便到城市居住，以至今天北京市的一个户口在黑市上可以卖到10万元。一个农村来城的女孩子只要拿到一个城市证件，工资便可多拿600元。 城里与城外人的待遇差别从此可一目了然。
迁徙与移民的意义
在传统的户籍制度下，改革20年来中国出现了一种特殊的民工潮现象。每当新春佳节来临，将近2亿人次的一场交通大流动便要上演。 如此巨大而短时期的人口流动已成为中国一年一度特有的现象。这固然与我们中华民族传统的文化习俗有关，但也是现存经济制度——特别是户籍制度的直接产物。大规模短时期的长途跋涉，将要消耗多少国民财富？其中有多少路费和花销是本来不需要消费的？中国人是不是十分乐意将辛辛苦苦挣来的钱花在跑路上？有没有避免和减少不必要的迁徙流动的办法？
例如春节前，在广州火车站，成千上万的外地民工要在售票室排上三天三夜的队才能买上归程的票。偌大的一个广州火车站，每天发送旅客的能力是130万，但要出广州的旅客却高达300万。运力与需求之间拉开了巨大的距离，怎能不使广州站人满为患、时间和钱财大量白白浪费呢！有的民工为了节省这笔花费，过年过节干脆就不回家。随着市场经济的步步深入，劳动力的流动和迁徙已成了我国经济生活中最基本的内容。流动所涉及的已不仅仅是民工，还包括大批的脑力劳动者。譬如，北京、深圳、上海、广州等大城市中，商业公司、企业、新闻出版、影视、广告设计等各部门都有大批外地的脑力劳动打工者。有的报纸、杂志的编辑、记者，60%是由外地人组成的，这些人每年都要来回跑几次家。更有大批的两地分居夫妇，每年探亲的费用要花去自己不少收入。如果能将这些费用统计出来，它必将是一个巨大的数字。如果这种两地分居人口大量减少，中国大规模的劳动力流动费用或其他花销是否能减少许多？中国的国民财富是否能减少许多无谓的消耗？中国人的生活质量和水平是否能提高一些呢？
代价：多生一亿人口
中国城市为什么不能大量吸纳农村人口？工业化进程慢是一个原因，而计划经济是最根本的原因。计划经济要计划到每一个人头的“吃、喝、拉、撒、睡”，城市完全实行供给制，在这样一种体制下，城市怎能容纳得了大批的计划外人口呢！因此，建国后中国出现两次大的城市人口逆向流动是在情理之中的。
在这种经济制度下，凡是城市人都成了计划中人，国家负责口粮、工资、福利、生老病死、医疗保险。凡是农村人，便打入另册，社会保障等福利待遇大部分靠自己。建国几十年里，计划经济实际上是一种向城市倾斜的经济，以剥夺农民为代价发展工业、发展城市。其结果，使中国的城乡差别拉大、国民财富和社会福利更多地倾斜给城市人。进城，成了乡村人羡慕的事情；下乡，成了城市人劳改的同义词。直到今天，只有农村人口向城市里流，很少有城里人口向乡下迁移。城市人鄙视乡下人，乡下人嫉妒城市人，这种现象可以说是建国前中国历代未曾有过的。
为了维护计划经济，户籍制度便成了管理劳动力流动的最佳工具。计划经济越强烈，户籍管理便越严格。迁户口和上户口成了中国国民的一件大事。在层层审批、严格管理的情况下，人口流动的成本极其巨大，因而造成了中国人口流动的极端凝滞。这种凝滞的代价是什么？是中国30年间多出生了1亿人口。这是因为， 城市生活一个最大的功能是遏制生育。在城市中生儿育女的成本要远远高于农村，因此，进了城便不能像在农村那样随便生孩子。然而，由于户籍制度的管制，人口大量滞留农村，遏制生育的经济作用发挥不出来，其结果只有多生多育。除了多生人口，更使中国的工业发展出现了布局上的扭曲。从经济效益来说，集中起来的区域性工业生产比分散的远距离的乡镇企业生产更有规模效益。但由于传统的城乡对立，不敢大胆拓展城市规模，将农业资金排斥在城市之外，造成乡镇企业遍地开花。分散的结果，不但占用了更多的耕地，也造成了严重的环境污染。
城乡壁垒之始
开会时，曾听到一位著名学者讲出这样一句话：“现在不是落实政策的问题，而是落实宪法的问题了。”的确，政策是什么？它与法律是什么关系？它们之间的界限在哪里？为什么中国这么多政策，而不是法律？为什么不让人们依法办事，而是按政策（更多的是土政策）办事？今后需要的是更多的法治，还是政策和人治？
由于户籍政策直接与许多人有关，所以我更感兴趣的是探讨用户籍规定来分割城市和农村的问题，探讨对农民的制度性的歧视问题。从什么时候中国人被人为地划分为两种身份：城里人和乡下人？
中国城里人乡下人自由流动与迁徙的结束起始于1958年，在这一年，全国人大常委会颁布了《中华人民共和国户口登记条例》，自此城市人和乡下人便有了自己的固定身份，自此，中国开始长期实行城镇户口与农村户口的法定隔离制度。这两种户口还有一种叫法：非农户口和农业户口。
我突然产生了这样的疑问：1958年颁布的这个户口登记条例是个政策规定还是一项法律？是政府部门的一项随机决定，还是具有宪法依据的一项具体法律？多少年来，人们一直用“户籍制度”这一词语来描述这一做法，但这种制度是怎样形成的？是宪法规定的还是出自政策的产物？如果说仅仅是一项政策的产物，那么今天我们就要追究追究了。按理说，这样一件关系到亿万人民生活的大事，应当上升到宪法的高度去加以规定，但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宪法中又没有不让城乡人自由流动和迁徙的条款。一项政策的规定，就如此巨大地影响了亿万人民几十年的生活，这样的政策规定算不算合理，是否具有永久的合法性呢？
从1958年到1998年，一晃就是40年。40年了，有多少人被这一户籍隔离条例搞得妻离子散！在这一户籍制度下造成的悲剧可以足足写成一部大书，并且还要继续下去不知多少年。直到搞市场经济，进入1998年，生产出现了过剩，经济出现了饱和，人们才意识到：市场经济更需要生产要素的自由流动，如果没有这一条件，经济发展便会减速，增长便会受到影响。
最近高层理论圈里终于有人提出，当前中国的经济问题并不仅仅是需要扩大投资启动的问题，而是更需要打通各个阻碍生产要素自由流通的关卡和障碍，通过流通刺激消费。譬如劳动力的自由流动，知识和技术的自由流动，人才和管理人员的自由流动，这一切所需要的就是打破僵死的户籍条例和各种阻碍人才流动的土政策。中国人终于觉醒了，这是在社会发展新形势下的经验总结。在这种情况下，各级户籍管理的具体执行部门是否也要相应地转变一下观念和工作作风了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