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4年至2006年银行信贷增速变化的实证分析①，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实证论文,银行信贷论文,年至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一、引言
2002年我国经济进入了新一轮高增长时期，2002年至2006年经济增长率分别达到9.1％、10％、10.1％、10.4％和11.6％，经济增长持续提速，但银行贷款并未呈现出同步扩张的趋势。与2003年相比，2004年、2005年、2006年的贷款增速大幅度回落。这种“经济高速增长、贷款低速扩张”的现象自我国改革开放以来是首次出现。
2004年我国开始实行新一轮的宏观调控政策，控制信贷扩张是本轮宏观调控的重点之一。2004年至2006年，中央银行实行稳健偏紧的货币政策，为有效对冲外汇储备增加导致的基础货币过度投放和流动性过剩，人民银行发行央行票据净对冲流动性3万亿元，5次提高存款准备金率共计3个百分点，冻结流动性1万亿元，3次提高存贷款基准利率，目的在于防止货币信贷过度膨胀，降低固定资产投资增速，控制经济过快增长。
2004年2月，顺应我国银行体系市场化改革趋势，为增强银行体系稳定性，我国银行监管当局废止了1995年开始实施的资本监管制度，发布了《商业银行资本充足率管理办法》(以下简称《办法》)，要求银行2007年1月1日前达到8％的最低资本要求。
2004年至2006年是商业银行资本充足率达标过渡期。由于2004年初银行体系平均资本充足率很低，为确保过渡期内实现资本充足率达标，避免过渡期结束后被监管当局采取监管措施，商业银行必须调整经营行为，并进而影响到总体信贷运行乃至经济增长。
分析过渡期内银行经营行为特征对于理解银行监管变革的宏观经济影响具有特殊意义。所以本文以2004年至2006年贷款增速和经济增速为研究对象，分析“经济高增长、贷款低扩张”的产生原因，以准确把握后转轨时期银行信贷运行和信贷调控机制的特点，揭示资本监管对银行业务的影响。
二、银行贷款增速下降：一个典型事实
根据GDP增速和宏观经济政策取向，1994年至2006年中国经济增长大体上可以分为三个阶段：第一阶段是1994年至1997年，经济高速增长，GDP增长率年均超过10％，国家实行从紧的货币政策，调控目标是促使经济软着陆。第二阶段是1998年至2001年，受亚洲金融危机的影响，经济增长速度在8％左右徘徊，国家实行积极的财政政策和适当的货币政策，调控目标是促进经济增长。三是2002年至2006年，经济增长持续提速，2004年开始实行新一轮宏观调控，宏观经济政策逐步趋紧。如表1所示，第一阶段内，由于实行紧缩性货币政策，银行存贷款增长速度逐年回落，但在经济增长的推动下银行信贷仍维持快速扩张的势头，新增存贷比都在70％以上，1997年接近100％。第二阶段里，随着经济增长速度放缓，银行存贷款增速都明显下降，新增存贷比也逐年下降，除2001年以外，都维持在70％以上。第三阶段的前两年，随着经济增长速度回升，2002年和2003年银行存贷款扩张加快，贷款增速明显高于存款增速，2002年存款增速比2001年提高3个百分点，但贷款增速提高5.6个百分点，新增存贷比提高6.1个百分点；2003年贷款增长率高达21.4％，超过当年存款增速1.2个百分点，比2002年贷款增速提高了5.4个百分点，新增存贷比提高了13.9个百分点；2004年至2006年银行存贷款运行却表现出明显不同的特点，虽然经济增长速度逐年提高，但与2003年相比贷款增速出现较大回落，各年贷款增速都低于存款增速，且各年之间存贷款扩张特征有所差异。2004年存贷款增速都明显回落，贷款增长率比2003年下降7.1个百分点，比存款增速多回落2.2个百分点；2005年在存款增速上升的情况下，贷款增速进一步回落到12.8％，新增存贷比大幅度下降；2006年银行存款增速比上年下降了2.2个百分点，但贷款增速却提高1.8个百分点，当年存贷比甚至没有恢复到第二阶段的水平。赵锡军和王胜邦的实证分析表明，1995年至2003年期间，影响银行贷款扩张速度的两个最重要因素是存款增长速度和GDP增速，从信贷运行数据来看，2004年至2006年贷款增长可能还面临其他重要的约束条件[1]。
三、文献综述
一定时期内银行信贷规模和增速是贷款需求与供给共同作用的结果。从理论上分析，影响信贷需求的因素包括经济规模、经济增长速度、货币松紧程度、利率水平、企业利润率、替代融资方式的发展水平等。中国人民银行专题小组对1979年至2000年间我国银行贷款需求的实证分析表明：在所有影响贷款需求的解释变量中，GDP及其增长率对贷款需求的影响最为显著；由于当时利率未市场化，贷款需求对利率变化反应不敏感；企业资本边际效率与贷款需求负相关(与理论假设正好相反)[2]。Podepiera对1997年至2004年间我国4家国有银行贷款增长的实证分析也表明企业的盈利性与贷款增长不相关或负相关，经济转轨期间国有企业预算软约束是导致这种局面的重要原因之一[3]。
在市场化的银行体制下，监管当局的最低资本充足率要求是制约贷款扩张能力的重要因素。最低资本要求通过三个渠道影响银行信贷供给水平。一是银行信贷渠道。给定银行资本水平，超额准备金上升虽然能够增加银行的可用资金，但受制于资本约束，额外的资金无法用来发放贷款。二是银行资本渠道。实施紧缩性货币政策导致银行存贷款利差缩小和贷款盈利能力下降，降低了银行发行新股的积极性甚至使银行回购股票，会导致银行信贷供给减少，即紧缩的货币政策对银行资本的影响导致信贷紧缩效应进一步被放大[4]。由于银行资产期限长于负债期限，货币当局提高短期利率实施紧缩性货币政策，将导致银行盈利能力下降，银行资本充足率随之下降，这会降低银行信贷供给能力，放大货币政策利率传导机制的作用[5]。三是利率渠道。经济衰退时期银行信贷资产损失上升，为避免违反最低资本要求而遭受监管当局的处罚，银行贷款供给对中央银行基准利率的降低变得不再敏感，在IS-LM模型中表现为IS曲线斜率增加，变得更加陡峭，扩张性货币政策的有效性受到制约[6]。Kopecky和Vanhoose认为监管当局的最低资本要求对货币政策实施产生了预料以外、不可避免的效果，货币政策仍然能够对银行的信贷运行产生影响，但其行为方式已不再是标准的信贷扩张乘数模型[7]。
最低资本要求对银行信贷扩张的约束效应取决于银行体系的资本充足率水平、资本监管的严厉程度等许多方面。在严格资本监管的情况下，资本充足率的水平决定了银行面临的监管压力的大小。银行资本充足率高面临的监管压力小，信贷规模可以保持适当的扩张速度；反之，会导致信贷扩张速度降低，甚至被迫压缩信贷规模。Ber nanke和Lown的实证研究表明，美国银行贷款的低增长与资本约束有关，资本约束导致的信贷紧缩一定程度上加重了美国经济的衰退程度[8]。Haubrich和Wachtel发现风险资本要求对美国商业银行的资产结构调整有明显的影响[9]。Brinkmann和Horvitz发现风险加权资本对美国商业银行的信贷扩张具有明显的约束效应，但不限制政府债券等低风险权重资产的增长[10]。
Kim和Moreno认为股票价格变化与80年代后期日本银行贷款的迅速扩张和90年代初期贷款意外下降具有一定的关系，主要是因为该阶段股票价格下滑导致商业银行资本充足率降低，限制了商业银行信贷扩张，形成了“股票价格下跌—商业银行资本充足率下降—信贷供给能力下降”的影响链条[11]。Peek和Rosengren发现日资银行海外分行信贷供给能力的下降使得资本监管对信贷扩张的约束效应实现了跨国传导，资本约束导致日资银行在美国信贷市场的份额持续下降[12]。Ito和Sasaki也认为，由于股市的持续下跌导致商业银行附属资本下降，资本短缺严重制约着商业银行的贷款增长，使得日本经济雪上加霜，陷入长期停滞状况[13]。Woo认为，90年代前期日本资本监管不严格，当时最低资本要求对商业银行信贷扩张约束效应并不明显，1997年以后，随着日本资本监管制度日趋审慎，信贷扩张的资本约束效应开始显现，监管宽容(放松最低资本要求)短期内可能缓解对银行信贷扩张的约束效应，但长期内有损于有效信贷供给的维护，这延缓了日本经济恢复的进程[14]。
赵锡军和王胜邦对1995年至2003年间我国银行杠杆比例和资产增长率、资本充足率和信贷增长率两组比例关系的实证分析结果表明：银行贷款增长率和存款增长率显著正相关，银行贷款扩张主要受制于存款增长；90年代资本监管制度对银行信贷扩张的约束失效；国有银行体制缺陷、粗放的经济增长方式、间接融资主导的融资结构和资本监管制度本身的缺陷共同导致了最低资本要求对银行信贷扩张的软约束[1]。
四、银行贷款增速下降的原因：贷款需求角度的分析
根据近年来我国经济运行和金融市场化程度，分析信贷需求时，本文考虑经济规模及其增长率、货币松紧程度和替代融资方式发展三方面因素。本文没有考虑贷款利率主要出于两个原因：一是虽然近年来利率市场化的步伐加快，银行贷款利率定价权增加，但贷款需求的利率敏感性仍不高；二是虽然2004年至2006年期间中央银行3次提高贷款基准利率计81个基本点，但考虑通货膨胀率后，实际贷款利率反而下降，因此利率变化无法解释贷款增速下降。统计数据表明，2004年至2006年工业企业收益率逐步提高。随着企业盈利能力增强，贷款需求应更加旺盛，而不应导致信贷萎缩。企业利润率的提高无助于解释贷款增速下降，所以本文也没有考察企业盈利能力对贷款需求的影响。
(一)经济增长因素的影响
经济增长是贷款需求的最主要动力。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经济增长速度与银行信贷扩张速度正相关，经济增长越快，非金融部门融资需求越旺盛，银行贷款供给相应增加。由于银行贷款在我国社会融资体系中长期处于绝对主导地位，随着经济货币化程度的不断提高和经济总量的增加，银行贷款规模以更高的速度扩张，银行贷款占GDP的比重由1980年的60％迅速提高到1990年的100％。如图1所示，90年代以来，虽然银行贷款占GDP的比重上升的速度有所下降，但仍缓慢上升。2003年末金融机构本外币贷款占当年GDP的比重高达125％，随后3年逐年下降，2006年下降到106％。假定该比例保持不变，按照当年GDP测算，2004年至2006年年末的金融机构本外币贷款规模应该分别为19.98万亿、22.75万亿和26.49万亿元，而2004年至2006年年末本外币贷款余额分别为18.85万亿、20.68万亿和23.83万亿元，分别比理论数量少1.13万亿、2.07万亿和2.66万亿②。若按照1995年至2003年间贷款平均增长率超过GDP增速8.3个百分点计算，2004年至2006年的贷款增速应分别为17.8％、18.2％和19.9％，而实际贷款增速分别为14.3％、12.8％和14.6％。由此可见，从经济增长的角度难以对贷款增速下降做出合理解释。
(二)货币松紧程度的影响
货币当局通过吞吐基础货币，放松或收缩银根,影响非金融部门的融资需求，调节全社会总需求。2004年以来，为遏制经济过快增长，我国中央银行为有效缓解外汇储备高速增长对货币供给的冲击，在人民币公开市场进行对冲操作回笼基础货币。如图2所示，1994年至2003年10年间广义货币(M[，2])增速与贷款增速的变化基本是同向的，但在不同年度两者变化的幅度有所差异。2004年至2006年的M[，2]分别增长14.6％、17.6％和16.9％，比2003年分别回落5个百分点、2个百分点和2.7个百分点。同期贷款增速也保持总体回落的态势，但各年之间M[，2]与贷款增速变化的方向和幅度存在明显不同，2004银行贷款增长速度比M[，2]增速回落的幅度更大,2005年货币供应量增速回升，但贷款增长速度继续回落,2006年M[，2]增速小幅回落，但贷款增长速度却有所提高。这说明了虽然该时期货币收缩对贷款增速回落有一定的解释力，但贷款扩张表现出不同于过去的特征。
(三)替代融资方式发展的影响
理论上分析，不同融资方式在一定程度上能够相互替代，随着股票、债券等融资方式的发展，非金融部门对银行贷款的依赖性将减弱，贷款需求下降。如表2所示，2004年至2006年期间银行贷款占国内非金融部门融资总量中的份额有所下降。不可否认，直接融资特别是2005年推出的短期融资券以及2006年股市筹资增加对银行贷款具有一定置换作用。理论上讲，随着经济规模的扩大，非金融部门的融资总量应随之增加，但2004年和2005年的融资总量却低于2003年；虽然2006年的非金融部门融资总量比2003年增加了13％，但远低于同期GDP增幅。这说明非金融部门的融资需求并未得到充分的满足，而这部分需求在很大程度上要依赖于银行贷款，因为能够满足发行企业债券、短期融资券以及股票条件的企业毕竟有限。因此，虽然直接融资的发展对贷款需求有一定的影响，但在短期内对贷款替代效应非常有限。银行贷款占非金融部门融资总量比例的降低，主要是由于贷款增速下降而不是直接融资发展造成的。
五、银行贷款增速下降的原因：资本约束角度的分析
2004年2月开始实施的《办法》按照资本充足率的高低，将银行分为资本充足(资产充足率达到8％且核心资本充足率超过4％)、资本不足(资本充足率高于4％但低于8％或核心资本充足率低于4％)、资本严重不足(资本充足率低于4％或核心资本充足率低于2％)三大类，实行分类监管，对后两类银行规定了由松到紧严厉程度逐步增强的11条纠正措施。这些规定导致按照《办法》计算的银行资本充足率大幅度降低，部分银行资本充足率甚至变为负值。2003年底，我国全部130家银行中只有8家小银行资本充足率达到8％，资本充足银行资产占全部银行总资产比例仅为0.6％。《办法》发布后，银监会要求银行制定2004年至2006年资本充足率达标规划，并根据过渡期内达标规划执行情况对银行采取相应的监管措施。资本监管的严肃性和可操作性显著增强。
为分析2004年至2006年期间最低资本要求对银行信贷扩张的影响，笔者根据2002年至2006年中国人民银行发布的信贷收支报表、银监会非现场监管报表以及4家国有银行和排名前10位的股份制银行的各年年报，分别整理计算得到2003年至2006年期间国有银行、股份制银行存款增长率、贷款增长率和资本充足率情况(分别见表3和表4)。
如表3所示，2003年至2006年期间4家国有银行的存款增长和贷款扩张表现出明显不同的特征。总体上看，《办法》实施前的2003年农业银行的存款增长率明显高于其余3家银行，但贷款增长率却最低。2004年，随着资本充足率监管的强化，为保证财务重组后资本充足率能尽快并持续达到8％的最低资本要求，中国银行、建设银行(2003年底注资)的贷款增长率大幅度回落，由于当年中国银行需继续冲销不良贷款，资本充足率达标的压力较大，因此贷款增长率比建设银行更低。与其他3家银行不同，农业银行贷款仍高速增长。由于2004年底建设银行资本充足率已远远超过8％(11.32％)，以及将于2005年境外上市，信贷扩张的资本约束充分缓解，2005年它的贷款增长率达到了10.5％，居4家银行之首。而中国银行为达到8％的最低资本要求，贷款仅增长3.87％。2005年中央政府决定启动工商银行改制，为保证财务重组后资本充足率能达到8％，工商银行2005年贷款仅增长5.85％，而改制时间表尚未明确的农业银行当年贷款增速也有所放缓。由于2005年底3家改制银行的资本充足率都明显高于8％，并且随着工商银行、中国银行上市时间表的明确，最低资本要求的约束明显弱化，2006年3家银行的贷款扩张明显加快，资本充足率最高的建设银行贷款扩张也最快，由于存款增幅下降，2006年农业银行贷款增速最低。对该时期4家银行贷款扩张速度的比较分析表明：对于已改制的3家银行而言，最低资本要求对银行信贷扩张具有明显约束效应，面临的资本压力越小(资本充足率越高)，贷款扩张越快，吸收的存款可以得到充分运用；而对于尚未改制的、不受资本约束的农业银行，其信贷扩张则主要受制于存款增长速度。
股份制银行是我国银行体系中市场化程度最高的一个群体，对监管政策的调整也最为敏感。如表4所示，《办法》实施前的2003年10家股份制银行的存款增长率、贷款增长率与资本充足水平没有任何关系，资本充足率最低的E银行2003年存款和贷款增长率分别高达41.97％和51.63％，而资本充足率最高的G银行存款和贷款增长率分别为32.97％和43.80％。但2004年至2006年，随着资本监管力度的加大，为保证过渡期内达到最低资本要求，面临资本压力不同银行的存款和贷款增速表现出明显的差异，资本充足率最低的E银行2005年、2006年存款增速分别为1.67％和4.96％，2005年贷款竟然出现负增长，2006年也仅增长2.24％。如表5所示，2004年至2006年期间，资本充足银行、资本不足银行和资本严重不足银行的存款增长率和贷款增长率依次递减，差异很大。资本充足率未达标银行的存款增长率低不仅不能解释贷款增长率低这个事实，而且进一步证明，资本缺口的存在降低了银行最优存款水平，并且随着资本缺口扩大，资本约束对最优存款水平的影响更加强烈。银监会课题组对城市商业银行的典型调查结果表明：资本严重不足的城市商业银行的资产和贷款增长速度明显低于资本充足银行。2004年全部112家城市商业银行中资本充足率排名前10位的城市商业银行资产和信贷扩张速度分别为13.3％和11.82％，而资本充足率排名后10位的城市商业银行资产和贷款增幅分别为8.2％和5.9％[15]。
中国银行业监督管理委员会2006年年报显示，2004年至2006年期间，我国银行资本充足率持续大幅度提高，2004年底、2005年底、2006年底资本充足率达到8％的银行分别为30家、53家和100家，资本充足银行的资产占银行总资产比例分别为47.53％、75.12％和77.42％。随着银行资本充足率的提高，银行面临的资本压力逐步减弱，特别是2005年底大部分大型银行资本充足率都达到8％以后，最低资本要求对银行信贷扩张的约束有所缓解。因此，如表1所示，2004年贷款增速降幅最大，2005年贷款增速进一步小幅下降，而2006年银行贷款增速有所回升。但由于一部分银行资本充足率未达标以及部分资本充足银行的资本充足率只是刚刚达标，资本约束的效应依然存在，因此2006年贷款增速与2002年和2003年相比仍有很大差距。
2004年至2006年期间银行资产结构调整也为贷款增速下降提供了佐证。由于银行不同类别的资产风险权重不同(贷款风险权重为100％，国债和政策性金融债券风险权重为0％)，监管资本要求有所差异，因此银行的资产结构与资本之间存在一定的配比关系。如表6所示，2004年至2006年期间，各类银行都一定程度上通过调整资产结构、拓展资本节约型业务、降低资产风险权重的方法提高资本充足率，缓解资本补充压力。国有银行资产风险度降低了11个百分点，证券资产占总资产的比例提高了12个百分点；股份制银行证券类资产占比提高了3个百分点，资产风险度降低了6个百分点；而城市商业银行证券类资产占比始终在20％左右徘徊，资产风险度降低了4个百分点。
与2003年相比，2004年至2006年国有银行年均证券类资产增长速度为30％，比2003年证券类资产增长速度提高了19个百分点；股份制银行证券类资产年均资产增长速度为24％，高于2003年22％的增长速度；而城市商业银行证券类资产增长速度与2003年持平。从表7也可以看出，随着2005年底大部分银行资产充足率达到8％，2006年银行贷款投放增加，资产结构的调整基本停止，各类银行的资产风险度不再降低。城市商业银行之所以资产结构调整的效应不显著，一方面是由于其贷款对象多为中小企业，对信贷的依赖性强，存量资产的刚性较强；另一方面城市商业银行规模小，在银行间市场的影响力小，增量资产调整面临着相对严格制约条件。
六、为什么严格的资本监管未导致信贷过度紧缩
如前文所述，2003年底我国只有8家小银行资本充足率达到8％，作为信贷供给主体的大型银行资本充足率远未达标，根据当时的资本充足率水平，实施严格的资本监管将导致信贷收缩。然而如表1所示，虽然2004年至2006年银行信贷扩张速度明显回落，但银行信贷供给仍保持年均12％至15％的较高增长速度。
资本监管对信贷扩张的抑制程度取决于银行的反应方式，若银行采取“分母”对策，资产配置向非信贷项目倾斜或直接压缩资产规模，这将导致信贷供给水平的下降；若银行通过扩大“分子”的方式提高资本充足率，则不会引起贷款供给的下降。2004年至2006年银行资本充足率的大幅度提高主要归因于主动的积极的资本补充，而不是被动的信贷收缩。《办法》实施以来，政府部门和监管当局采取了一系列措施，支持银行多渠道筹集资本：(1)动用外汇储备对国有银行进行注资；(2)中央政府动用公共资金对国有银行实施不良资产剥离，地方政府对城市商业银行实施不良资产置换，大幅度减少贷款损失准备缺口；(3)鼓励银行引进境外战略投资者；(4)支持银行在境内外资本市场上市补充资本；(5)允许银行发行可转债、混合债务资本工具和长期次级债务工具补充附属资本，拓宽银行(特别是中小银行)资本补充渠道；(6)放松对银行入股的规定，鼓励各类合格投资主体参股银行；(7)利用经营利润补充资本，增强银行内部资本积累能力。
中国银行业监管管理委员会2006年年报显示，2004年至2006年期间银行的核心资本和附属资本分别比2003年底增长了1.05倍和3.85倍，贷款损失准备金缺口(监管资本的扣减项目)下降了45％，而银行表内外风险加权资产仅增加了49％，彻底扭转了90年代资本监管制度实施期间银行贷款增速持续高于资本增速、资本充足率单边下降的局面。由于监管资本增幅明显超过风险加权资产增幅，使得2004年至2006年期间银行资本充足率大幅度提高，同时信贷规模保持适度扩张。严格的资本监管未对信贷供给造成过度冲击。
七、结论和政策建议
2004年至2006年期间银行贷款扩张速度明显下降，为研究最低资本要求对信贷扩张的约束效应提供了案例。本文实证分析表明：仅从经济增长、货币松紧程度、替代融资方式发展等需求因素进行分析，难以对该时期贷款增速大幅度回落做出合理的解释；严格的资本监管为银行信贷扩张设置了额外的约束条件，不受最低资本要求约束的银行信贷供给水平主要受贷款需求因素和存款增长速度的影响，而受资本约束的银行贷款供给还受制于资本充足水平；资本监管在本轮宏观调控中发挥了独特且重要的作用。由于银行主要采取“分子”对策(即调整资本)提高资本充足率，因此银行信贷扩张速度虽然明显回落，但资本约束并未造成严重的信贷收缩。
本文的结论为解释2009年我国信贷过快增长以及信贷调控提供了新的视角。2008年11月，随着中央政府公布了应对全球金融危机刺激经济增长的一揽子方案，国内银行信贷高速增长，2009年银行业人民币新增贷款9.59万亿，增速高达31.7％；2010年上半年新增贷款4.98万亿，同比增速17.8％，仍维持较高的水平。2009年的贷款高速增长说明，随着商业银行资本充足率达到甚至远远超过监管当局的最低资本要求，资本充足率对商业银行信贷供给的约束效应明显弱化。伴随着国内银行多渠道补充资本、降低贷款增长速度、调整资产结构，2008年底国内银行平均资本充足率达到12％，远远高于8％的最低资本要求，在这种情况下商业银行的信贷供给很大程度上受制于信贷需求和宏观经济政策。事实上，观察2009年贷款增长的季度变化可以发现，资本监管对信贷扩张的约束效应依然存在。2009年第一季度和第二季度银行贷款分别增长4.58万亿和2.8万亿，远远超过政策预期，并带动资本充足率迅速下降。面对如此迅猛的信贷增长以及潜在的信贷风险，2009年7月份银监会宣布将大型、中小型银行的最低资本充足率由8％分别提高到11％和10％，银行的信贷增速随之下降。2009年第三季度和第四季度的新增贷款1.3万亿和0.93万亿，比上半年大幅度下降。从长期来看，2009年信贷高速扩张将通过信贷损失和信贷供给两个相互联系的渠道影响商业银行资本充足率水平，使得银行信贷在较长时期难以回归常态化的扩张路径，扩大了未来几年我国信贷调控的不确定性和调控的难度。
本文结论的政策含义如下：第一，对于我国这样一个间接融资占主导地位的经济体来说，最低资本充足率要求等审慎监管工具可以谨慎地被用来配合宏观经济政策的实施，货币当局和监管当局都应关注资本监管对信贷运行的影响，以改进信贷调控。第二，当相当一部分银行资本充足率不达标时，强化资本监管有助于治理经济过热，为防止信贷突然收缩对经济增长造成负面影响，此时监管当局应为银行补充资本创造条件，以缓解信贷扩张的资本约束效应；当大部分银行都达到了最低资本充足率要求时，资本约束效应将明显弱化，经济增长导致的信贷需求将对信贷扩张起到主导性作用，调控信贷应主要借助于其他政策工具，监管当局应通过逆风向调整资本充足率监管要求，以平滑信贷供给的过度波动，这也是巴塞尔委员会正在研究的反周期资本监管框架的目标所在。第三，监管当局的最低资本要求有助于促进银行行为理性化，是防止银行信贷盲目扩张和风险累积的重要机制，一定意义上银行资本的功能已超越了“吸收损失”的传统认识，对于大型银行尤其如此。因此，监管当局的最低监管资本要求应适用于包括国有银行在内的各类银行，这不仅有助于提高单个银行持续经营期间的风险吸收能力和倒闭时的清偿能力，还有利于控制信贷快速扩张带来的风险，降低处置银行危机的最终成本。
注释：
①本文不代表作者供职单位的观点。作者感谢审稿人提出的修改意见，当然文责自负。
②文中数据未考虑中行、建行、交通银行、工商银行财务重组期间不良贷款的政策性剥离和核销因素，若考虑这些因素，2004、2005、2006年年末实际贷款规模分别为19.40万亿元、21.88万亿元和25.11万亿元，分别比理论数量少0.58万亿元、0.89万亿元和1.48万亿元。如根据90年代以来贷款增长率与GDP增长率之间的关系的运动规律，经济繁荣时期贷款应以更高的速度增长，那么实际贷款规模与理论规模之间的缺口将更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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