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代文人结社综论，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明代论文,文人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中图分类号］I206.2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3-7535(2002)02-0050-05
文人结社始于中唐，兴于宋、元，至明代而极盛。据笔者考证，明代文人结社总数至少达到三百家之多，远远超过郭绍虞先生半个多世纪前曾经统计的176家，[1]，而且随着对明人诗人别集和各种地方志阅读、研究的拓展，此项考证无疑将取得新的进展。这一事实充分表明，明代文人结社不是个别的现象，在当时，人们以文会友、诗酒酬唱、结聚论学、清议讽时等社群文化活动并非限制在小范围内的事情，而确确实实形成了一种时代风气和社会潮流。尤其值得注意的是，明代著名文学家、著名哲学家、思想家等皆曾参加结社活动，所以，明代文人结社是研究明代文学史、思想史都不可忽视的重要现象。
一、分期与演变
为了清楚地把握明代文人结社的发展脉络，我们有必要将（一）元末明初时期的文人结社。大致始于元至正十二年左右，历时初洪武、建文、永乐三朝，约七十余年，结社可考者十八例。此为元代结社遗风之延续阶段，亦是明代近三百年社局的直接源头。
这一时期的诗社文会，半数以上创立于元末，如南园诗社、北郭诗社、浙中诗社、浙西诗社、壶山文会、聚桂文会、南湖诗会、景德诗会以及凌云翰结社、袁凯结社等，皆始于元至正年间。入明后，这些社团还有进行过短期的文学活动，有的因社中成员各奔西东而不复开展社事。明初，由于受政治、经济等方面因素的影响，文人结社未能出现兴盛的势头。据载，仅有刘晟真率会、林鸿闽中十子社、陈亮三山九老会、林原缙花山九老会、朱右续兰亭会、广东风台诗社以及贝琼结社、江敬弘结社等数家而已。总的看来，元末明初文人结社多属于避患性质或隐士型的，因其受到元季战乱和明初高压政策的影响。就对整个明代文人结社乃至明代文学所产生的影响来说，这一时期的诗社文会并不可小视，尤其是北郭诗社、浙中诗社、浙西诗社、南园诗社、闽中十子社更为重要，胡应麟《诗薮续编》所谓国初“雄据一方，先驱当代”的吴诗派、越诗派、闽诗派、岭南派、江右诗派之形成多与诗社密切相关。
（二）台闽体兴盛时期的文人结社，起自洪熙年间，中经宣德、正统、景泰、天顺、成化五朝，直至弘治年间，亦为七十年左右，各类文人会社约有三十来个。此为明代文人结社初兴阶段。
这一时期社团数量明显增多，尤其是怡老诗社骤然兴起，占为主流。据统计，在三十来文人个团体中就有十七家属怡老之类，它们分别是：宣德时乌墩九老会、京师真率会，正统时杭州耆德会、会文社，天顺时杭州因荣会、朋寿会，成化时杭州归荣雅会、湖州乐天乡社、鸟程续耆英会、碧山十老社，成弘之际甬上高年诗会、莆田怡老社，弘治时京师十同年会、瑞安清乐会、嘉兴李耆英会、杭州归田乐会、金陵瀛洲雅会等。怡老诗社是一种高龄文人群体，结社赋诗，觞咏酬唱，以乐享其天年。这类诗社的兴起与台阁体盛行有着共同的社会背景，并存在互动的关系。一方面，馆阁之臣把文人结社的风气带入禁林，促进了宫廷宴游雅会活动的兴起和台阁体的形成；另一方面，台阁体很大程度上刺激了文人结社的兴盛。台阁雅集与文人结社彼此应和，形成了庙堂与山林一体化趋势，明人结社由此而初兴。
这一时期其他的诗社还有滇南诗社、苕溪诗社、西社等，聂大年、魏时敏、黎近、王弼、杨循吉、刘英等人亦各自有社。
（三）文学复古时期的文人结社。始于弘治年间，止于万历中期，中经正德、嘉靖两朝，前后时间约一百年。此为明代文人结社的第一高潮。
李梦阳、何景明发起的复古运动对文人结社产生了直接的影响，这表现在：文人结社伴随文学复兴而兴盛，社团性质亦因此有了改变，由前一时期怡老诗社为主流发展为这一时期以文学性团体为主流，在文人结社基础上文学流派迅速兴起。据不完全统计，这一时期的文人会社会共有近七十家。它们虽不能说全都是文学复古运动的产物，但不少与之存在或直接或间接的关系。具体的情况有三种：一类是复古派成员组织的文人团体，另一类是响应复古派的文人团体，再者则为与复古派相对立的文人团体。三者中左右一时风气的主要是前两类，当时的文化中心和文人结社最为活跃的地区，基本上在复古派的控制之下。例如，在京师先有李梦阳等人结成的诗社，后有李攀龙、王世贞的五子社、六子社；福建鳌峰诗社的主盟者郑善夫，与李梦阳等并称“十才子”；广东南园诗社中的梁有誉名列七子之一，欧大任、黎民表分别为王世贞“广五子”、“继五子”中的人物；杭州的南屏诗社有所谓“两司马”王世贞、汪道昆的加入；后五子之子的汪道昆在新安还主持或参入了白榆社、肇林社、颖上社等；京山城南社、金陵白门社、歙县桃花社等皆与末五子之一的李维桢相关，此外，王守仁浮峰诗社、李奎玉河社、陆弼淮南社、余曰德西江改社等，也与复古不无关系。复古派阵营大，影响之广，由此可知。响应者霞布云蒸；茅坤先后入西湖大雅堂和湖州续逸老社，在诗社中屡推为祭酒；“分安三袁”曾结阳春社、南平社和蒲桃社等。这些社团中像南社、北社和蒲桃社，对扩大唐宋派、公安派的文学阵营起着重要的作用。除此，还有一些文人团体不归属哪一派别，但以与复古派相异趣的姿态出现在当时。例如，海岱诗社“其诗皆清雅可观，无三杨台阁之习，亦无七子摹拟之弊”[2]；主盟小瀛洲社的朱朴“不为王世贞等所奖誉”，在“太仓、历下坛坫争雄之日”，而“不假借嘘枯吹生之力”[3]；东计会中的文征明、蔡羽，论诗或“兼法唐宋，而以温厚和平为主”，或“借口于少陵”，“谓少陵不足法”[4]，在理论和创作上进行抵制复古气。
这一时期开始出现了取友读书、相互切磋时艺的文社，上述所举的南社、北社、阳春社都带有此种性质。谈禅的社团亦起于此时，如蒲桃社、放生社之类。
（四）党争时期的文人结社。起自万历中后期，直至崇祯末年，时间为半个世纪左右。在前一时期卷入文学论争的文人团体至此卷入晚明政治风潮之中，党争与结社一体化，文人结社的性质再一次发生了变化。从数量、规模、声势等方面看，此期的文人结社都达到了至高峰。
据粗略统计，这段时期各种文人文团体可达一百八十多家。较之以前的文人会社，它们有以下一些特点：一是社的名类更为齐全，有怡老类的、方外类的、文学类的、举业选文类的、读书讲学类的、综合类的；二是结社介入争，干预时政，党与社、社与社之间以及社团内部的关系变得错综复杂，或借重或斗争，或合并或分裂；三是社事活动由诗酒唱和、怡情自娱而为聚众成势、操纵风气，表现了功利化倾向和群众性特征；四是与兴复古学的思潮台及社会危机、人才危机、科学危机、科举窳败等现象相联系，读书讲学和举业选文类的社团在此一时期尤为兴盛，相反，诗社不占主要集位置。
明代文人结社一直延续到清初，顺治十七年清延禁止士人立社订盟，伴随明王朝兴衰、走过三百年历史的明代文人结社至此划上了句号。清初文人结社，可算作明代文人结社之尾声。
二、组织与活动特点
明代文人结社作为一种自发性的群体文化或文学活动，它有一定的组织形式和活动方式，譬如创立时有首倡者，运作时有主持者，定期有举会，举会时遵守一定的社规会约，至于社事活动的场所、内容、程序、经费开支等，都有一定约定俗成的惯例。这些情况综合起来就构成了明代文人结社在组织与活动特点方面的基本内容。
一般来说，一个社团从发起到开展活动，往往需一轴心人物起关键作用，此种身份的人在社中为“社长”或“盟主”。充当这一角色的在明代大体有四种人：一是隐居人仕、以诗名世者，此为元末明初诗社之主盟者：二是身居要职、致仕荣归者，此为宣、正以后怡老社之主盟者：三是科举高第、以才名世者，此为弘、正以后文学社之主盟者；四是士林领袖、操纵声气者，此为万历以后文社之主盟者。这种变化反映了明代人结社在不同历史时期的性质不断变化，同时也是明代环境和社会思潮几经变迁的结果。
最能反映一个社团在组织形式和活动方式上的特点的是社约。所谓社约，是指社团开展活动的规则与宗旨。北宋文彦博的洛阳耆英会曾订立过《会约》七条，是文人结社较早的社约。明人结社订立社约自中后期以后较为多见，如海岱诗社社约、西湖八社社约、西湖胜莲社社约、杭洲怡老会会约、西湖月会会约、读书社社约、复社盟约等。这充分说明，明代文人结社在组织形式方面经历了一个逐步发展的过程，其趋势是社团活动的日趋规范化。这种变化适应了文人结社不断发展、社团规模日益扩大的需要，也是明中期以后文人更为追求共同生活志趣和共同行为规范的一种标志。
不同性质的社团，社约的宗旨各不相同，而宗旨不同的社约，不免带有各自的时代印迹。试比较：
其一，西湖八社社约：“往南山俱涌金城外候齐，北山昭庆寺候齐，或买舟，或肩舆，各随便，只一仆相随，迟到者有罚；每会轮一人主之，肉食者豆三，蔬食者豆三，果饵随设无定品，酒数行，能饮者听之；会间清谈，除山水道艺外，如有语及尘俗事者，浮一大白；凡诗命题止即景，不取远拈，各集众思，要在古雅为贵。”[5]
其二，复社盟约：“毋蹈匪彝，毋读非圣书，毋违老成人，毋矜己长，毋形彼短，毋巧言乱政，毋干进辱身。嗣今以往，犯者小用谏，大则摈，既布天下皆遵而守之。”[6]
很显然，从内容、措词、语气几方面看，两社社约都是截然不同的。西湖八社社约共分四款，对候齐地点、赴会方式、到会纪律、主会形式、饮宴安排、清谈内容、作诗要求等方面都作出了具体规定，总的倾向表现了该社“偃息林泉，追逐云月”[7]的结社宗旨，这是嘉靖中期部分文人追求闲适自如生活情趣的反映。复社的盟约则不同：从内容上它着重强调了对士人修身做人的方面，与其“兴复古学”、“务为有用”的结社宗旨是一致的；从表达形式上它连用否定句式，带有禁止的语气和强迫的意味；从处罚方式上它不同于一般社团罚酒的做法，而采用所谓“小谏大摈”的政治性声讨手段。这是因为复社处于崇祯时期党争背景下，本身带有政治性社团的特点，而且规模盛大，需要强有力的组织性原则加以制约。
明代文人社团究竟是怎样开展活动的呢？
其一，“社会”场所。文人结社通常有较为固定的活动场所，宋元时期多以生活居处或公共文化活动场地如佛寺、精舍、书院等作为举会之所。明代的情况大约有以下几种：首先，佛寺、书院仍是结社举会的主要场所之一，如王守仁结社于余姚龙泉山寺，蒲桃社集于京西崇国寺，龙光社举于南昌龙光寺，西湖社会于杭州圣水寺，复社举会于虎丘大雄殿，洪钟倡雅会于杭州两峰书院等；其次，明人修建家庭园林蔚然成风，公卿士大夫自居的别业自然也就成了诗酒之会的经常之地，例如息园、李攀龙之白雪楼、王世贞之龠园、袁宏道之卷雪楼、徐咸之余春园、郑元勋之影园、余懋学之不亩园等，皆是文人雅会之处；特别值得一提的是，明人还专门兴修了供文人雅集的场所，可知的有无锡惠山的碧山吟社、杭州的湖南吟社、广州的南园社、乌程岘山的逸老堂、杭州西湖的大雅堂等。此外，西湖胜莲社“社定在钱塘舟中”，则为特殊的一例。
其二，“社会”经费开支与燕宴。社必有会，会必有宴，宴必有诗酒唱酬，此乃文人词客结聚之常情。明人举行社会，少则数人，多则几千人，其费用是依靠什么办法来解决的呢？这方面缺乏系统的资料，通过搜罗整理得之以下八种方式：(1)公卿大夫承办。综观明代“社会”的主持其身份多为公卿大夫、富豪子弟，此不仅因其地位较高，亦有囊橐殷盛的因素在。比如，举甬上社局的洪常、大会宾客如影园的郑元勋、举午日秦准大社的茅元仪等人，无不以出资结会为乐事。(2)叠为主宾，轮流做东。西湖八社的社约明文写到：“每会轮一人主之，肉食者豆三，蔬食者豆三，果饵随设无定品。”袁中道《潘去华尚宝传》谓蒲桃社：“当入社日，轮一人具伊蒲之食。”此外，秦金碧山吟社“次第举会”，张瀚怡老会“叠为主宾”，推究其因，大概亦与轮流做东、承办燕集的举会方式有关。(3)自修供具。西湖胜莲社约有“自修供具，不让远客，不设烹宰”之谓，此亦结社生活开支的一种合式。(4)合醵。古代合钱饮酒或集众人之钱皆叫合醵。陈幼学《岘山逸老堂记》载岘山逸老社因“苦于合醵而莫适为主而废[8]，说明此社曾经是靠合醵来开展社事活动的。另据《东林书院志》卷一，东林结社讲学，合醵亦为其经费来源之一，顾宪成、顾允成、高攀龙等合醵共得658两。(5)依附寺、书院。古代的寺院在经济上有独立性，书院则有数量不少的学田，文人结社选择寺、书院，不止是为活动场所计，同时也有经济上寻求依附的一面。(6)设立社田。此种方式多出现在逸老社之类，因为逸老社与古代乡饮制度密切相关，得到地方政府的支持与资助是自然之理。陈幼学《岘山逸老堂记》曾详其事，此不赘述。(7)“资用仰给富人长者”。此相当于社会积资性质，规模大的社团则靠这种方式解决经费开支问题。以复社为例，在籍者两千多人，崇祯年间举行过三次大会，入会者达数千人之众，这显然需要一笔数目不小的款项，这笔款项来源如何呢？《复社纪略》卷二交代过社中专有若黄、若曹、若陈、若赵、若陶诸人“效奔走展财币”，此等人其实就是复社的会计，“财币”由其“奔走”所得。但究竟得之于何人呢？据吴伟业《清河家法述》透露，张溥曾为营救东林党人和反阉党斗争发起过社会积资，此举得到了东林和复社的支持者倾囊资助，由此得到一笔数额巨大的资金，充分保证了复社从事各种社会活动的开支。(8)选文刻稿，以坊养社。此为文社谋利之一途。文社、书坊多揣时文风气，刻书上市，以此赢利此。风至清初仍盛极一时，《柳南续笔》卷二“时文选家”条云：“本朝时文选家，惟天盖楼本风行海内，远而且久。尝以发卖坊间，其价一况兑四千两，可云不胫而走矣。”
其三，“社会”活动。在此我们仅以诗社为讨论对象。诗社活动，一言以蔽之，游、宴、诗、酒而已，所谓选胜赋诗，觞咏自娱是也。较有特色者西社：“花时月夕，公退辄相过从，燕集赋诗，或联句，或分题咏物，有倡斯和，角丽搜奇，往往联为大卷。”[9]碧山吟社：“其会惟论诗，诗成有燕，肴核数盘，饭一盂，酒八九行而已。”[10]西湖书社：“登楼放舟赋诗，诗成酒散，互相砥砺，辞华沉着，不为浮绮，为一时所宗云。”[11]蒲桃社：“当入社日，轮一人具伊蒲之食，至则聚谭，或游水边，或览贝叶，或数人相聚，问近日所见，或静坐禅榻上，或作诗，至日暮始归。”[12]青溪社：“每月为集，遇景命题，同心投分，乐志忘形，间事校评，期臻雅道。”[13]等等。
这些记载简略，诗社活动的具体过程不得而知，庆幸的是，我们发现杨循吉《七人联句记》详细地记载了一次诗社联句的全过程，对认识明代诗社的活动特点提供不可多得的资料，为此摘录如下：
……酒行，家僮以纸笔进，余请于诸君作长句为乐，因复立一人为诗监，以典赏罚留驳，就请命题，以赵栗夫为之。栗夫曰：“今对夜雨，只此可咏也，诗用五言，以落字为韵。”诫曰：“诗只咏雨，不许汗漫无干，如此者罚酒，仍不准诗，听诗监详定。”于是古直老人先唱一句，诸人继成之，共二十一韵，为句四十二，为言二百十。尔我交评，咸以为佳咏。方联句时，一客秉笔构思，则六客无事，一巡诗至，须待二三刻。余以为不乐，乃僭立一令裂纸如掌阔者七纸，请于赵栗夫曰：“联句未至时，请各述一诗，述不当者诗监主之”栗夫曰：“诺。”……诸君自述既周，是时雨益甚不止，而联句犹未成。……余复以一诗未尽诸君之兴，乃别作七阄着盘中，置几上，诸君讶问何为，余笑曰：“此当尤乐耳！”乃请于诗监赵栗夫曰：“七人当互相赠答，以阄为定，诸君拈之。”……拈既定，乃请乘联句之暇，各为之，联句到则复辍而为联句，句成付肩下客而为赠答诗，诚无误公事。……[14]
有的诗社还专门制作了“韵字箱”，使诗歌活动开展得别开生面：“崔子五竺从其父使君征种仕武林，结社圣湖，一时游仕武林者推洛阳才，重爱之。使君制韵字箱，以平仄六十为一箱，众客赋诗不得逾此百二十字，此昔贤即席限字佳事也。”[15]
三、结社对明代文学和思想的影响
这一问题涉用甚广，限于篇幅，本文仅以明代一些著名的文学家、思想家参入结社的事实来说明结社对明代文学和思想的影响。现举其要者略列于下：
高启：元末明初，与杨基、张羽、徐贲等人结北郭诗社，形成吴诗派；
王佐、赵介、李德、黄哲等人结南园诗社，形成岭南诗派；
林鸿：洪武初，与“闽中十子”结诗社，形成闽诗派；
杨士奇、杨荣、杨溥：号称“三杨”，居京时举杏园雅会，结真率会，创“台阁体”；
李东阳：以台阁重臣主文柄数十年，官京师时结同年会，并参入了西湖的诗洒唱和，创“茶陵派”；
李梦阳：曾与济、杭淮兄弟结诗社酬唱，并与何景明等“前七子”组成复古派文人群体，发起文学复古运动；
王守仁：结浮峰诗社，由他掀起了心学狂飚与李梦阳的文学复古运动相呼应；
李攀龙：“与濮州李先芳、临清谢榛、孝丰吴维岳辈倡诗社”[16]，先后有五子社、六子社、七子社之目，诸子互相标榜，绍述何、李，再次掀起文学复古运动；
王世贞：先与李攀龙等人结社，罢官后曾入南屏诗社，晚年狎主文盟二十年，“一时士大夫及山人、词客、衲子、羽流，莫不奔走门下”[17]，与其游者先后有前五子、后五子、广五子、续五子、末五子、四十子，由此组成了一个规模庞大的复古派阵营；
茅坤：中晚年后入大雅堂社、西湖社、逸老续社，数为诗社祭酒，“日为携酒以社而游”，“日分为韵以社而吟”[18]，使他完成了由散文作家向诗人的过渡；
归有光：举南、北二社，“一时文学之士霞布云蒸”[19]；
袁宗道、袁宏道、袁中道：称“公安三袁”，先后结阳春社、南平社、蒲桃社，创“公安派”，两兄逝后，中道复结金粟社，以参禅念佛为事；
谭元春：与袁田祖等结长安古意社，并加入复社；
冯梦龙：讲学楚黄时结古亭社，又与钱谦益、姚希孟、文震孟等人立诗社相唱和；
顾宪成、高攀龙：结东林社讲学，创立东林学派，“一堂师友，冷风热血，洗涤乾坤”[20]，反对专制政治，力辟王学末流；
刘宗周：创证人社，宣传“人便是圣人之人，圣人人人可做”的思想，力挽“学者盛谈玄虚，遍天下皆禅学”之狂澜[21]；
张溥：先后主应社、复社，接武东林，政治上反对阉党，思想上以兴复古学为己任；
钱谦益：与冯梦龙等人结社唱和，并参加复社的活动，创建虞山诗派；
吴伟业：复社主将之一，创娄东诗派；
陈子龙：云间派代表诗人，几社六子之一，并参入复社；
侯方域：复社名士之一，崇祯十二年，另与贾开宗等人创雪苑社；
顾炎武：早年入复社，明亡后参加惊隐诗社；
黄宗羲：早年入复社、证人社、星社等；
王夫之：崇祯二年与郭季林等人结匡社。
上述的情况，给明代文学史和思想史的研究提供了重要的启示：明代之所以出现众多的文学流派和思想派别，之所以有文学思潮和哲学思潮的不断变迁，之所以群星璀璨，竟相辉映，与文人结社风气的盛行有着重要的关系。特别是一些著名的文学家、哲学家主持或参入结社，一方面对结社风气起了推波助澜的作用，另一方面使他们借助团体的氛围更有效地宣传其观念，传播其思想，从而扩大自己的影响，同时通过参入群体活动增进相互交流，加强情感沟通，建立起文学上或思想上的同盟。几乎可以认为，文学领域的吴诗派、闽诗派、岭南诗派、台阁体、茶陵派、复古派、唐宋派、竟陵派、虞山派、娄东派、云间派等，思想领域的阳明心学、晚明禅风、东林学派、复社复古思潮等，在某种意义上都经过了结社风气的培植或一定程度上受到了此种风气的影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