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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图分类号]I207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9-9530(2002)02-0077-02
今年3月14日，是被誉为“西部歌王”的王洛宾先生逝世六周年纪念日，在缅怀这位世 纪老人的业绩的同时，我们也应该对学术各界人士在其生前对于这位老人及其作品所作 出的评价再作深思，以求给予这位饱经沧桑的世纪老人以公正的评价。
王洛宾是在“五四”新文化浪潮冲击下，在蔡元培先生倡导的“以美育代宗教”教育 思想影响下，由我国最早的新音乐机构——北师大音乐系培养出来的新型知识分子。毫 无疑问，王洛宾接受的主要是欧洲音乐的影响，所以有人说他曾“追求西方音乐”，并 梦想去欧洲深造。但梦总归是虚幻的，而活生生的现实是王洛宾在芦沟桥事变之后，就 离开了故乡北京奔向遥远的地方，参加西北战地服务团从事抗日救亡工作，并且写过许 多有影响的抗日歌曲，如《风陵渡的歌声》、《老乡上战场》等等，而后就全身心地投 入到搜集整理和加工改编西北民歌活动之中。对此他终身不渝、孜孜以求，甚至在过着 铁窗生活的日子里，也要用节省下的窝窝头去换取会唱民歌的伙伴的动人歌曲。就这样 ，从青春年华到两鬓染霜，花费了整整半个多世纪的时光，王洛宾以自己终身实践得出 的结论是：“最美的音乐就在自己的国土上”，“丝绸古道是用甜美的歌声铺成的。”
在我国近代音乐发展史上，可以说王洛宾是位大西北(主要是新疆)民歌的拓荒者，经 他加工、改编的民歌久唱不衰、大量传世，其经验值得重视。音乐理论界应该更多地讨 论王洛宾所走过的这条独特道路，从中总结出某些规律性的东西，推动我国民族音乐事 业的发展。但20世纪九十年代以来特别是1994—1995年，音乐理论界却对王洛宾及其所 付诸的劳动提出种种“质疑”，可以说是一种奇怪的“王洛宾现象”，也有文章称这种 现象为“王洛宾热”。[1]
引起对王洛宾作品的质疑和评价的，首先是由上海音乐学院戴鹏海先生在1994年第6期 《人民音乐》上发表的一篇题为《历史是严肃的——从“王洛宾热”谈到“炒文化”》 的文章及文章的续篇《民歌岂容出卖?!》。戴鹏海先生在其《历史是严肃的》一文中通 过分析论证，认为：王洛宾不是《在那遥远的方》等歌曲的曲作者，而只是它们的记谱 者；它不是专业创作，而是民歌；被王洛宾说成“作品”的11首民歌者只是“赤膊调子 ”，至多不过在词曲方面作过某些修饰，连“编曲”、“改编”都不能算；当时的媒体 称王洛宾为“歌王”、“民歌之父”、“一生写了近千首歌”的宣传“无实事求是之心 ，而有华众取宠之意”。其后的续篇中开篇引用了雨果的一句话：“勇敢必须奖励，疏 忽必须惩罚”；后引苏格拉底的“吾爱吾师，吾更爱真理”；引毛泽东的“我们应该坚 持真理，而真理必须旗帜鲜明”等，就王洛宾把《在那遥远的地方》、《马车夫之恋》 《达坂城的姑娘》、《阿拉木汗》、《青春舞曲》、《掀走你的盖头来》、《都达尔和 玛丽亚》、《半个月亮爬上来》、《喀什噶尔舞曲》、《等你到天明》、《玛依拉》等 十首歌曲的著作版权转让于台湾的晏茜茜女士一事发表看法，认为这不仅是卖断了10首 民歌的版权，实质上是卖断了人民在民族音乐文化方面的主权和利益，建议以立法为重 点的全国人大常委会就防止文化领域中国有资产的流失问题立法，以使防患于未然。语 言之犀利、态度之坚决，令人讶然。
戴先生的这两篇文章，激起千重巨浪，他的观点引发出来自各家的热烈讨论，讨论的 文章，可分为以下三类：
1、应和类
这类是建立在戴鹏海先生的观点之上或由此而引发出去的专论文章，包括石夫的《王 洛宾先生和新疆民歌》、艾克拜尔·米吉堤的《读<民歌岂能出卖>一文有感——兼谈王 洛宾现象》、夏米力的《关于王洛宾与西部民歌的来信》、朱志远的《尊重历史、实事 求是——“王洛宾现象”的思考》、勉行的《做个堂堂正正的作曲家》等。在文章中有 的指出王洛宾出版的《纯情的梦——自选作品集》中一些民歌标署名称的含混不清；有 的向舆论界提供了《掀起你的盖头来》、《玛依拉》等歌曲“详实”的历史源流，以此 说明这些歌曲不是王洛宾的创作作品，有的论证王洛宾在采风时没有进行必要的调查研 究，把维吾尔族民歌记成了“二转子”；还有的认为王洛宾出让十首“民歌”的版权是 出卖了人民的利益，伤害了民族同胞的感情，并准备诉诸法律。上海音乐学院作曲教授 陈纲在其《最有力的辩词——谈王洛宾和民歌著作权》一文中对于1993年出版的《纯情 的梦——王洛宾自选作品集》中“作品”二字提出质疑，对在同年“20世纪华人音乐经 典入选作品124首”中又将《在那遥远的地方》、《半个月亮爬上来》二首民歌作为“ 王洛宾词曲”收入等发表评论，认为：记谱、改编和创作是三个不同的概念、不同的层 面，不能相互“越位”和“篡位”，一首经典民歌关乎民心民气，寄乎国情国魂，任何 人都无权将其卖断买断。
2、反驳类
这类文章虽不多，但除了王洛宾本人在《人民音乐》1994年11-12期发表的《历史是公 正的》、1995年第1期和第5期上发表的《我和西部民歌》之外，中央音乐学院刘再生教 授在1994年第10期《人民音乐》上发表的《批评者，批也，评也——“王洛宾热”现象 的思考》和张善先生在1995年第5期《人民音乐》上发表的题为《“王洛宾现象”之我 见》两篇文章也掷地有声，颇有分量。
王洛宾强调：他所改编的民歌，融合了汉族语言，使汉语更加美化，用音乐的标准去 固定它，改编它，使其易于上口，广泛流传，这是对其再创作的结果。成千上万的各族 民歌要得以流传，除了要获得动人的文学唱词和找到美的旋律之外，还要在这两者之间 ，加上一个高度艺术的“灵犀”一点，这“一点”，王洛宾认为就是改编和创作，就会 有一定的创造性成分。
刘再生先生认为，王洛宾的重要功绩在于他给群众口头流传的民歌赋予书面或音响的 形式而传播于世，这种文化劳动应是有价值的，应该享有“署名权”。利用某种版权形 式取得一定的劳动报酬是无可非议的。
张善先生认为：王洛宾赋予这些民歌的艺术活动，已远远不是记谱而已，从记录整理 到加工改编以及译配等，是在记录的基础上进行了许多富有创造性的工作，它使得这些 民歌都有了一种新鲜感，它们的曲调都比较明快而简洁，抒情而流畅，从“实践是检验 真理的唯一标准”的角度来观察，这些事实是不能否认的。因此，王洛宾为这批民歌付 出了自己的心血和汗水，从著作权的角度或者说是改编的角度来看，这些权益有充分理 由受到法律的保护。因此把他转让版权说成是“出卖民歌”、使国有资产流失的“犯罪 行为”，这完全是无线上纲的批评，这种批评只能使问题复杂化，既不利于学术讨论， 也不利于澄清认识上的分歧。
3、探讨类：
这类文章包括居其宏的《民间音乐的现代继承及其著作权归属》、屈景明的《关于音 乐作品的法律界定》、伍国栋的《民间音乐作品书面规范显示及其权利归属》、田连韬 《用法律观念审视王洛宾西部民歌的著作权》等，这些文章皆试图用“著作权法”来鉴 定王洛宾对“西部民歌”是否拥有版权，提供了一些鉴定措施和量化标准，促进了民间 音乐的知识产权保护问题的探讨。
音乐是一定社会发展时期的真实反映，“王洛宾现象”是一种必然的文化现象，这种 文化现象是王洛宾的思想发展在商品经济摧化下的必然产物。这表现在王洛宾采录、整 理民歌由30年代的“记谱，译词”，到五十年代之后的“编词曲”、八十年代以后的“ 改编”至九十年代的转让十首歌曲版权，体现着王洛宾著作权意识的发展，也映照出上 个世纪30年代以来中国著作权意识的发展历史，由收集整理到加工改编汉化，这蕴含着 王洛宾对原创主体的创造性发展，即蕴含着创造性。匈牙利作曲家贝拉·巴托克一生出 版了将近2000首民间曲调，主要采自匈牙利、罗马尼亚和南斯拉夫，这仅仅是他跑遍中 欧、土耳其和北非进行采风的成果的一小部分。他还撰写并发表民间音乐的著作和论文 ，为民间曲调配乐或用来创作新的乐曲，形成一种前所未有的将民间因素和艺术音乐的 技巧融为一体的风格。[2]如此伟大的作曲家都把创作之源扎根于民间音乐，那么王洛 宾先生把仅仅散传于民间的音乐记录后整理、加以改编和创造并使之广泛流传于海内外 ，这一过程本身与巴托克的创作有诸多相同之处，同样应该是予以称颂的。任何对之加 以贬驳的措词都是毫无道理的。试想，如果不是王洛宾所进行的半个多世纪的辛勤工作 ，西北民歌会完全保留至今吗?西部民歌会不胫而走，受到全国和世界人民的喜爱吗?从 实际出发，多听听人民群众的心声，是从事学术研究的基本出发点和立足点，多年以来 ，这一出发点总是被不少学术研究者所忽视，这也不能不引起我们的高度重视。
收稿日期：2002-03-2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