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毛泽东晚年失误研究中的几个问题，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晚年论文,几个问题论文,毛泽东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内容提要 毛泽东晚年失误的深层次原因，主要在于当时的社会物质生活条件，而不能单纯从其思想理论本身去寻找。毛泽东晚年在哲学理论上基本是正确的，但在社会主义理论方面则存在着正确与错误交织的情况，在理论与实践的关系上就更为复杂。这是由总体上的探索性、实践观念创立上的不完备性以及实践上的片面性造成的。研究这个问题应当遵循历史唯物主义的原则，具体问题具体分析。
关键词 毛泽东晚年失误原因 社会物质生活 理论与实践 研究方法
近年来，关于晚年毛泽东理论与实践活动问题的研究，一直是毛泽东研究领域的重点、热点和难点问题之一。国内学术界结合对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的研究，从哲学、经济学、政治学、文化学等诸多学科的不同角度，对这一问题进行了卓有成效的探讨，成果是显著的。但是，也应看到，这个研究还是初步的，由于问题本身的复杂性以及它与现实的密切相关性，研究中的难点颇多，在许多问题上很难达成共识，甚至存在着较大的分歧。本文拟就毛泽东晚年失误研究中的几个问题作初步探讨，并对研究中提出的某些观点作些辩证，以就教于学术界同仁。
一、毛泽东晚年失误的深层原因到底应当到哪里去寻找
在对毛泽东晚年理论与实践活动的研究中，最难也是最值得深入探讨的课题，莫过于剖析其失误的原因。这是因为，只有真正弄清了这一问题，才能深刻地总结历史经验和教训，避免今后工作中再犯类似的错误，以便更好地探索一条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道路。在对毛泽东晚年失误原因的探讨中，大部分学者都能够采取比较客观的态度，比如有人认为经济建设上急于求成是毛泽东晚年错误的动因；有人则主张对处理突然事变的失误是毛泽东晚年错误的动因；有的则主张对毛泽东晚年失误的原因，应从经济、政治、文化等诸方面进行综合分析。这些观点虽然还有待于进一步推敲，但探讨问题的基本思路还是正确的。但是，也有一些学者在这个问题上显得并不怎么客观，有的甚至得出相当偏颇的结论。比如有的人主张“毛泽东晚年错误的深层原因应从其思想理论本身中去找”，“如果说，毛泽东三次探索中提出的正确理论观点和方针政策，其深层原因在于他的正确的哲学观点和社会主义观点；那么，他在晚年的错误理论和实践的思想根子也深藏于他的错误的哲学思路和社会主义思路之中”①。笔者认为，他们研究这一问题的基本态度和方法是值得思考的。只要我们稍稍留意唯物史观关于研究历史人物的基本观点，就不会得出这样的结论。
在《社会主义从空想到科学的发展》一文中，恩格斯明确表达了唯物史现在这个问题上的鲜明态度：“一切重要的历史事件的终极原因和伟大动力是社会的经济发展、生产方式和交换方式的改变、由此产生的社会之划分为不同的阶级，以及这些阶级彼此之间的斗争”。“一切社会变迁和政治变革的终极原因，应当在人们的头脑中，在人们对永恒的真理和正义的日益增进的认识中去寻找，而应当在生产方式和交换方式的变更中去寻找；不应当在有关的时代的哲学中去寻找，而应当在有关的时代的经济学中去寻找”②。在《路德维希·费尔巴哈和德国古典哲学的终结》一文中，恩格斯既批判了旧唯物主义“认为在历史领域中起作用的精神的动力是最终原因，而不去研究隐藏在这些动力后面的是什么，这些动力的动力是什么”的不彻底的唯物主义态度，又批判了黑格尔的历史哲学“不在历史本身中寻找这种动力，反而从外面，从哲学的意识形态把这种动力输入历史”的唯心主义做法，但又充分肯定了黑格尔所代表的历史哲学“认为历史人物的表面动机和真实动机都决不是历史事变的最终原因，认为这些动机后面还有应当加以探究的别的动力”的历史辩证法观点，并赋予其唯物主义的坚实基础，从而得出了历史人物的动机背后并构成历史的真正的最后动力的动力，是社会的物质生活的科学结论③。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的上述观点清楚地表明，探讨社会历史活动中取得成功或出现失误的终极原因，唯一正确的方法是深入分析和研究历史人物赖以生存和活动的社会物质生活条件，切不可仅仅停留于历史人物动机的圈子里打转转。对于毛泽东晚年失误的深层原因的研究也应如此。因为我们认为，毛泽东晚年失误的深层原因只能到中国现当代历史中去寻找，而不能到毛泽东晚年的理论本身中转圈圈，否则，就很难得出正确的结论。
认为“毛泽东晚年错误的深层原因应从其思想理论本身中去找”的观点，在总体思路上明显地违背了上述唯物史观的基本原理，在具体研究中则表现为两种缺陷：一是自觉和不自觉地否认了毛泽东晚年理论形成的根源及其变化发展的动态过程；二是割裂了毛泽东晚年理论的形成和变化发展与整个社会心理以及其他有关重要历史人物的关系。这两个方面都有碍于对毛泽东晚年理论与实践活动作出客观公平的评价，更不可能找到其失误的深层原因。由于他们采取了这种做法，不仅没有实现自己提出的任务，而且在事实上也很难作出较严密的逻辑论证。因此，只得采取举例论证的归纳方法。一是通过对1958年毛泽东与李达关于“人有多大胆，地有多大产”的争论这一事例的分析来证明毛泽东晚年存在着错误的哲学思路；二是通过对1962年8月毛泽东指示陶铸、王任重代中央起草关于“包产到户”的决定，而在1962年9月党的八届十中全会上却将“包产到户”斥为“走资本主义道路”这一事例的分析来证明毛泽东晚年在社会主义观上也存在错误的思路。这里且不说通过两个例子是否就能象他们所说的那样“生动地说明”和归纳出他们所主张的观点，只要稍加分析就会看出，仅仅就两个例子本身来说也难以自圆其说。就第一个例子来说，毛泽东认为“人有多大胆，地有多大产”是“讲人有主观能动性，人要发挥主观能动性”，并主张人的主观能动性“在一定条件下无限大”，这是有深刻的历史背景的，绝不是毛泽东经过深思熟虑而作出的一个逻辑严密的哲学判断，而是在“大跃进”那种特殊的社会历史条件下，出于最大限度地激发和保护人民群众社会主义建设的积极性这样一个动机和需要而采取的工作思路。毛泽东历来反对给群众泼冷水，在他看来，中国共产党在如此艰难的条件下之所以能取得革命的胜利，就在于最大限度地发挥了人民群众的主观能动性，而社会主义建设要想取得胜利也必须充分发挥这种能动性。毛泽东这里所说的人的主观能动性“在一定条件下无限大”就是这个意思。从当时的历史背景看，毛泽东绝没有从哲学的高度上肯定“人有多大胆，地有多大产”的口号，即便是在某种程度上认可了这个口号对当时经济建设的作用，也决不能由此就说毛泽东在哲学上已经形成了一系列错误的思路，更不能得出这条错误的思路是毛泽东晚年失误的深层原因的结论。而事实恰恰相反，正是由于当时的社会历史背景，才使毛泽东在某种程度上赞扬这个口号。况且毛泽东提出这一观点，只是在与李达的谈话中，既没有就此发表哲学文章，也没有做详细的哲学论证，在随后的实践中也很快就废除了这一口号，代之以对“实事求是”和“大兴调查研究之风”的强调，怎么能由此而推出毛泽东形成了一条错误的哲学思路呢？就第二个例子来说，毛泽东始则主张搞“包产到户”，继而又反对搞“包产到户”，这确实表现了在社会主义观上的动摇。但这个事例也不足以证明毛泽东晚年失误的深层原因在于其社会主义观上的错误思路，反而恰好说明毛泽东在社会主义观上的动摇正在于当时复杂的国际国内形势的影响。正是由于这种影响，才使毛泽东在对阶级斗争问题的认识上出现了偏差，使中国的社会主义建设遭到了曲折。
上述论证说明，毛泽东晚年失误的深层原因，主要存在于社会物质生活的深处，而不能单纯从其思想理论本身之中去寻找。至于应如何全面地分析这个问题，笔者在拙著《晚年毛泽东的艰苦探索》（陕西人民出版社1993年8月版）一书的“下篇”中有所论及，在此不再详述。
二、应当怎样正确认识毛泽东晚年理论与实践之间的关系
探讨毛泽东晚年失误的深层原因，一般是以分析毛泽东晚年理论与实践的关系为轴心而展开的，因而其结论的得出与对这个关系的认识有着密切的联系。有的学者之所以主张毛泽东晚年失误的深层原因在于其理论本身，除了研究方法上的缺陷外，更主要的是对毛泽东晚年理论与实践之间的复杂情况存在模糊认识。为了澄清在该问题上的模糊认识和准确地表达我们的观点，进一步研究和探讨毛泽东晚年理论与实践的关系，就成为本文逻辑发展的必然要求。
我们还是从分析有关文章的某些观点开始。理论界有人认为，“正是毛泽东晚年哲学上社会主义观上的两种思路——正确思路和错误思路的交织共存是导致毛泽东晚年实践中的失误或正确的最深层原因”④。这显然是把毛泽东晚年理论与实践之间的复杂关系简单化了，起码可以指出两点失误之处。
其一，没有对“理论”这个概念进行细致的区分。毛泽东晚年“理论”可以简单地区分为两个层次：一是哲学理论，二是社会主义理论。其实有的学者关于“毛泽东在理论上是正确的”之中的“理论”是指哲学理论。恐怕没有一个学者会否认毛泽东晚年在社会主义理论上存在某些错误，因为这个问题在十一届六中全会《决议》中已写得相当清楚。笔者认为毛泽东晚年在哲学理论方面基本上是正确的，不存在什么错误的哲学思路，更不能把他晚年的失误归结为哲学思路的错误。在认识论方面，毛泽东诚如有人所言具有夸大主观努力的倾向，认为经济越落后的国家越容易建成社会主义。但这并不是其哲学理论本身的错误，而是主观能动性原理在应用于实践过程中的失误。在辩证法方面，有的学者的例证是，毛泽东强调斗争性而忽视同一性，其理由是毛泽东提出一切矛盾都是不可谓和的，并把矛盾斗争性绝对化。这个理由更难成立，难道能把“调和”等同于“同一性”吗？难道“斗争性”还有相对的吗？无论如何不能把阶级斗争的绝对化看成是强调矛盾斗争性的绝对性的结果。把阶级斗争绝对化是错误的，但强调矛盾斗争的绝对性则并没有错，斗争的绝对性这是公认的马克思主义哲学原理。在历史唯物主义方面，有人所指出的所谓失误，其实也都是哲学理论在运用过程中的偏差，而绝不是哲学理论本身的失误。
其二，没有具体地、细致地研究社会主义理论与实践之间的复杂关系。毛泽东晚年在社会主义理论方面确实存在着正确与错误交织的情况，在理论与实践的关系上就更加复杂。纵观毛泽东晚年理论与实践活动的历史过程，透过曲折复杂的历史表象，我们可以概括为以下几种情况。
第一种情况是，理论上正确，实践上也正确。在毛泽东的晚年探索中，从总体上看，这种情况不多，但从局部看，从某个时期或阶段看，或者从某个领域看，还是有的。比如，1956年毛泽东《论十大关系》中的某些思想以及“八大”的某些思想，从1956年到1957年在实践中贯彻得很好，从而使1957年成为建国以来较好的年份之一。1958年11月份以后几个月的时间，在纠正“大跃进”和人民公社化运动失误的过程中，毛泽东提出的关于划清集体所有制和全民所有制、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两个界线的思想，关于消除“一平二调”、实行“三级所有，队为基础”的思想，这些都是正确的，在实践中也得到了一定程度的贯彻执行。特别是1960年底到1961年初，对调查研究理论的阐发以及在这些理论的指导下开展的大规模的调查研究，无论从理论上还是从实践上看，都是正确的，正因为如此，才使经济方面的调整工作顺利完成。
第二种情况是，理论上基本正确，实践上没能贯彻或贯彻得不够好。这种情形，在毛泽东晚年的探索中居多数。比如，关于要保留和发展商品生产、利用商品交换和价值规律的思想，关于“共产党万岁，民主党派也万岁”的设想，关于“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方针，关于民主集中制的理论等，在理论上都是正确的或比较正确的，但在实践中又确实出现了很多问题。
第三种情况是，理论上错误，实践上也错误。这种情况亦不占多数。这里最突出的就是毛泽东关于阶级斗争扩大化的理论和实践，其极端的表现就是所谓“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的理论”及其实践——“文化大革命”。这个问题的悲剧性质在于，这种理论和实践上的错误，毛泽东始终没有认识到。而且他自己还认为，他的一生做了两件大事，一是打败了蒋介石，二是发动和领导了“文化大革命”。正因为在毛泽东看来他这方面的理论和实践都是正确的，才导致了理论与实践的恶性循环。他的阶级斗争扩大化的实践，导致了阶级斗争扩大化理论的形成与发展；而阶级斗争扩大化的理论，又反过来加深了阶级斗争扩大化的实践，其结果是“文化大革命”的出现。
那么，为什么会出现这样复杂的情形呢？总的说来，大概有以下三个方面的原因。
（一）总体上的探索性。中国的社会主义建设事业是一项全新的事业，具有探索性的特点。正是由于这种探索性，在总体理论准备上具有不充足性。正如胡绳同志所说：“中国自己的建设社会主义的道路究竟应该怎样走，党没有可能事先做好充分的理论准备，只能根据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原理同中国实际相结合的原则，总结自己的经验，借鉴外国的经验，在实践中进行探索”。⑤毛泽东也曾多次讲过社会主义建设理论准备不足的情况。他说：“我们搞社会主义是边建设边学习，搞社会主义，才有社会主义经验，‘未有先养子而后嫁者也’。”⑥正是这种总体上理论准备的不充分性，影响着社会主义建设的各个领域中理论与实践关系上的不平稳性，从而导致了“左”的错误的产生和发展。这是因为，既然理论不足，那么，用以指导社会主义建设的理论就会有许多空白之处。而这些空白之处必须要有现成的东西来补偿。一方面，由于社会主义建设的理论准备不足，补偿这一理论空白的首先是马克思主义的经典作家关于社会主义的有关论述和中国革命中的成功经验。这两方面都可以成为我们社会主义建设的指导和借鉴，但它们必须与新的社会实践取得有机的结合。如果结合不好，将前者绝对化，就会出现教条主义倾向；将后者绝对化，就会出现经验主义的倾向。这两种倾向都是对理论与实践关系的割裂，都会成为导致“左”倾错误的认识论根源。另一方面，由于社会主义理论准备不足，缺乏正确理论对实践的强有力的规范作用，使这种实践极易受到国内外形势的影响和冲击，从而出现理论与实践的不平衡，这种情况往往诱发人们的主观认识脱离客观实际，继而导致“左”倾错误的产生与发展。
（二）实践观念创立上的不完备性。实践观念也叫实践图式，它是由理论到实践的中介。人们的实践观念可分为不同的层次。图式的有无或设计合理与否，对于改造世界的成功与否具有重要意义。如果理论上是正确的，而没有合理的实践图式，这个理论所指导的实践也不一定能获得成功。毛泽东在民主革命时期将马克思主义关于无产阶级革命的一般原理与中国革命的具体实践相结合，正确设计了一系列大图样、小图样、分图样，从而使中国革命有章可循，沿着正确的道路前进，取得了中国革命的最后胜利。然而，在社会主义建设时期，由于经验不足和国内外各种因素的影响，毛泽东有时能根据中国社会主义建设的实际提出一些正确和比较正确的结论，但对图样的设计缺乏完备性。如：关于区分两类不同性质的矛盾的理论，无疑是正确的，但在实践中没有能很好地贯彻执行。国内外形势的急剧变化和社会主义时期阶级斗争复杂性的影响固然是不可忽视的原因，缺乏实践观念或实践图式这中介，更是失误的重要根源。关于“双百”方针的贯彻执行以及其他一系列理论上正确但实践上出现失误的情况，都有这个方面的原因。实践观念或实践图式的设计，既是理论的具体化，又是实践的理论化。作为二者的中介，它要遵循理论的指导，但又必须考虑理论过渡到实践的各种因素和条件。因此，合理的实践观念和图式，正是理论、实践以及理论与实践之间的所有相关因素的综合性的反映，这是实现认识过程第二次飞跃的必备环节，是在认识世界中改造世界和在改造世界中认识世界的最集中的体现。因此，在实践中如果忽视这个问题，这个实践就不可能成功。这是值得认真吸取的经验教训。
（三）实践上的片面性。这可以从两个方面进行把握：一方面是认识世界的过程中，对“实际”把握的片面性。我们不能说，在晚年的探索中，毛泽东没有从实际出发，或者没有去把握实际，事实上毛泽东是非常注重把握实际的。比如，他对中国国情用“一穷二白”来概括，可谓十分恰当。从这个角度看，他是准确地认识了中国的实际的。正是从认识的这个角度出发，他发动了“大跃进”运动。再比如，反右派斗争，当时确实存在着右派向党进攻的情况。不管在反右派还是“大跃进”，毛泽东都是力求从实际出发的，只是他所把握的实际是片面的而不是全面的。他没有从对各个方面的实践情况的综合把握出发，仅仅从中国太落后必须尽快发展这一点出发去发动了“大跃进”运动；他没有全面分析1957年的国内外阶级关系的本质状况，而从少数右派向党进攻这一事实出发，在知识界发动了大规模的反右派斗争，导致了反右扩大化的错误，也为随后阶级斗争不断扩大化奠定了基础。毛泽东在晚年的探索过程中，片面地把握了实际而导致了实践中的挫折，这种情形是很多的。另一方面是实践标准上的片面性。在社会主义时期，实践是认识的来源和检验认识是否正确的标准的观点，毛泽东并没有放弃。他于1963年写的《人的正确思想是从哪里来的？》这篇马克思主义认识论著作，重申了实践是检验真理的标准的观点，并提出了生产斗争、阶级斗争、科学实验是实践的三种基本形式的正确论断，但是他越来越片面地强调阶级斗争实践的地位和作用。在阶级斗争问题上之所以出现了错误的理论和错误的实践交互作用、相互促进、恶性循环的情况，就与他对实践标准的片面性理解有关。他在片面的阶级斗争实践中获得的错误的阶级斗争扩大化理论，再回到片面的阶级斗争实践中去，仿佛得到了实践的检验，进而又强化了理论的错误，使实践中的错误更加严重。这说明，必须全面地理解实践标准，才能真正检验认识的真理性。
从上面的分析可以进一步得到证明：毛泽东晚年失误的原因是十分复杂的，对其深层原因应该进行深入细致的研究才能搞清楚，决不能简单地归结为理论本身，更重要的是应当在当时社会历史现实中去寻找。
三、关键是要有正确的研究方法
研究历史，特别是研究历史人物，由于对象的复杂性及对象与研究者自身的关联性，要想取得符合客观实际的真理性认识，并不是非常容易的事情，而其关键是要有正确研究方法。通过阅读近几年发表的一些研究晚年毛泽东的文章，笔者强调地感受到，重新强调历史唯物主义的研究方法，对于晚年毛泽东的研究显得颇为重要。毛泽东晚年的理论和实践活动，既取得了成功，也有失误，有反映时代趋势和社会主义建设规律的真知灼见，也有违背马列主义原则、脱离中国国情的错误的理论观点，因而是一个充满矛盾的复合体。如果没有正确的研究方法，就很难取得令人信服而又符合实际的研究成果。从现在的实际情况和研究的需要来看，有必要强调以下几个原则。
其一，一切从实际出发的原则。尊重事实，这是历史研究的首要前提。马克思强调：“研究必须充分地占有材料，分析它的各种发展形式，探寻这些形式的内在联系”⑦。列宁也告诫大家：“如果从事实的全部总和，从事实的联系去掌握事实，那末，事实不仅是胜于雄辩的东西，而且是证据确凿的东西。如果不是从全部总和、不是从联系中去掌握事实，而是片面的和随便挑出来的，那末事实就只能是一种儿戏，或者甚至连儿戏也不如”⑧。然而，那种不去“充分地占有材料”，不去从事实的“全部总和”、不去从“联系中掌握事实”的玩弄“儿戏”的做法，在对毛泽东晚年的研究中确实存在。停留于表面现象的罗列，浮光掠影的渲染，毫无根据的编造、猎奇，带有个人情绪和主观偏见的责难，在不同的场合，以不同的方式时有出现，这是必须引起学术界重视并予以坚决抵制的不良倾向。
其二，历史主义的原则。列宁指出：“在分析任何一个社会问题时，马克思主义理论的绝对要求，就是要把问题提到一定的历史范围之内。”⑨这就是说，对历史人物和历史事件的功过是非，要根据当时的历史条件，将其置于具体的历史条件之中，加以具体地历史地考察，从而作出客观公正的评价，既不可以夸大，也不可以缩小。对于晚年毛泽东的思想和实践的研究，更不能离开大的时代背景，不能离开具体的历史条件和现实斗争的需要。只有联系当时的历史背景，联系当时的具体历史条件以及时代变化中出现的一些问题，才能客观、准确地分析、评价晚年毛泽东的功过是非，才能把握毛泽东晚年思想发展的真正轨迹，才能真正发挥历史研究的社会功能，更好地为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服务。毛泽东晚年的思想理论是一个充满矛盾的复杂体，不仅这个体系而且体系中的每一个思想、观点，都有一个形成、发展和变化的过程。不对这个过程作历史的考察，就不能把握晚年毛泽东的思想，更不能说明其失误的原因。因此，要想真正弄清楚其失误的原因，就必须对其进行历史分析。应当注意的是，在这方面近几年有些著作和文章是有片面性的，他们不仅将“大跃进”、“文化大革命”运动，将“人有多大胆，地有多大产”、“以阶级斗争为纲”、“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的理论”等思想、口号和观念，当作晚年毛泽东的思想的全部，而且不分析这些运动和这些运动的指导思想、口号形成和发展变化的过程以及它们出现的具体历史条件，好像这些思想很早就存在于毛泽东的头脑里了。这种非历史主义的方法是不能真正找到毛泽东晚年失误的真正原因的，因而也就不能信服人。
其三，全面性的原则。列宁说过：“要真正地认识事物，就必须把握、研究它的一切方面、一切联系和‘中介’。”⑩只有对事物进行全面的研究，才能避免认识上的错误。毛泽东也反复阐明，对事物进行研究的时候，“不要带上任何的主观随意性，而必须从客观的实际运动所包含的具体的条件，去看出这些现象中的具体的矛盾、矛盾各方面的具体的地位以及矛盾的具体的相互关系”(11)。对于毛泽东晚年这样充满矛盾的思想理论体系和曲折复杂的实践活动的研究，决不能采取简单化的方法，更不能带有主观随意性，而要将其放到中国和当代世界社会主义的历史发展中进行客观的、全面的、深入的研究。比如，对毛泽东晚年失误原因的考察，就不仅要说明其主观原因，还要分析其客观原因；不仅要分析其社会历史根源，还要分析其认识论根源，要对毛泽东晚年思想理论形成的每一个细节和条件进行整体性的综合考察。
其四，具体问题具体分析的原则。具体问题具体分析，是马克思主义的活的灵魂。抛弃了这个原则，就等于抛弃了辩证唯物主义的起码要求。毛泽东晚年的理论和实践活动，呈现出曲折复杂的状态，往往会发生理论与实践、主观与客观、动机与效果、目的与手段、个人与集体、传统与现实之间的矛盾。有对这些矛盾进行详细而周到的具体研究，才能真正找到在哪些环节上出了问题，才能再现晚年毛泽东的真实本体。在这些问题上来不得半点疏忽，绝不能凭想当然作抽象的高谈阔论。
其五，当代性的原则。当代性原则有两个方面：一是要联系当代的社会主义现实进行研究，发挥历史研究察往知来的社会功能。比如，要把对毛泽东晚年的研究与对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的研究联系起来。这对于弄清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的形成和发展过程，以及深入理解和把握这个理论体系的实质，并在实践中正确运用这个理论有重大意义。二是要向当代国际国内最高层次的研究水平看齐，在提高科研水平上下功夫。当然，这两个方面具有内在的一致性，在研究中要自觉地把二者统一起来，实现学术研究中外在规范和内在规范的有机统一。只有这样，才能推动毛泽东研究的不断前提。
注释：
①④马积华《毛泽东晚年哲学和社会主义观的两种思路》，载《毛泽东思想研究》1993年第1期。
②《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3卷，第389、425页。
③《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4卷，第244-245页。
⑤胡绳《中国共产党的七十年》，第339-340页。
⑥转引自1990年7月30日《人民日报》。
⑦《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2卷，第217页。
⑧《列宁全集》第23卷，第279-280页。
⑨《列宁选集》第2卷，第512页。
⑩《列宁选集》第4卷，第453页。
(11)《毛泽东选集》第1卷，第319页，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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