越、柬两国共产党关系研究(1960～1975)，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两国论文,共产党论文,关系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在当代国际共运史上，共产主义的国际合作与各民族的独立自主往往是一对难以协调的矛盾。一方面，在冷战时期，各国共产主义力量处于整个资本主义世界的集体遏制之下，要想建立无产阶级政权或建设社会主义，相互合作尤其是大国对小国的支援是必不可少的；但另一方面，大国在指导、支援他国共产主义运动的同时，又往往存在着以自身的模式、战略取向约束、限制甚至控制他国共产主义运动的倾向，这不可避免地会招致激烈的反对，从而引发党派之间、国家之间的矛盾，并最终危害整个国际共产主义运动。1978年爆发的第三次印度支那战争就是一个突出的例子，它根源于柬、越两国共产党之间的各种矛盾，是国际共运中典型的大国主义与小国独立自主相斗争的结果。越南劳动党作为印支地区的老大党，对于印支三国共产主义运动的兴起和救国斗争产生过巨大的推动作用。但在共同追求民族独立和救国的运动中，该党一直存在着居高临下的大国心态和建立印支联邦的想法，而柬埔寨共产党（1966年后名共产党）则以极端的态度对待这种不平等问题，双方寻求支配与独立地位的斗争最终影响到了两国关系的发展，成为两国全面决裂的重要原因之一。
对越柬的分裂与战争，学术界一般认为，它源于中苏对抗和中美缓和所引起的国际力量的重组，强调苏联对越南霸权意图的怂恿。①而有关越、柬两党关系对两国决裂的影响，迄今尚无专门研究。准确把握两党关系的发展史，对于认真思考1975年后越、柬两个社会主义国家的分裂具有重要的意义，也可以从一个侧面理解无产阶级政党在处理相互关系上所遭遇的挫折。从某种程度上看，社会主义国家执政党之间的关系状况及其发展往往直接决定着国家间关系的走向。本文从不同阶段越、柬两国革命的特点、任务考察20世纪50～70年代两党关系的发展，以全面理解1975年革命胜利后两党、两国决裂的原因所在。
先赋背景：殖民地时代的国际主义与不平等的起源
越、柬两党之间的不平等状态在某种程度上根源于殖民地时代。在法国殖民统治时期，印支三国在共同的反对殖民主义、争取民族独立的斗争中相互合作。其中，越南经济、文化相对发达，革命力量成长较早、较快，老挝和柬埔寨两国的反抗力量则发展较晚。因此，越南的各种革命组织也不断加强在柬、老的活动，柬、老两国的革命力量在不同阶段都接受了越南的帮助和指导。共同的使命和共同的斗争，逐渐形成了越南在印度支那反殖民主义运动中的领导地位。
20世纪20年代，各种共产主义组织在越南各地相继成立，如1925年成立的新越南革命党、1929年成立的安南共产党等。1930年初，阮爱国（胡志明）作为共产国际的代表，对各地的共产主义组织进行改组并成立越南共产党。次年10月，根据共产国际的指示，在党的第一次全会上，越南共产党更名为印度支那共产党（简称印支共产党），理由是“为了反对印度支那的一切反革命力量、反对法国帝国主义分而治之的政策，有必要为印支全体无产者统一斗争的方向”②。印支共产党的任务被确定为在越南共产主义者的指导下，谋求法属印度支那三个民族共同（而非各自）的解放。为何要强调印支三国的无产阶级联合革命，印支共产党曾指出：“如果越南革命获得成功而法国帝国主义依旧潜伏在柬埔寨和老挝，那么越南的革命政权将是不稳定的。”③该党于1931年2月出版的《工农兵》也曾对这个问题做出过解释：“三个国家的无产阶级和一切被压迫的劳苦群众要想获得解放，打倒帝国主义，取得独立……要想打倒地主，获得土地，就不能孤军作战。越南、老挝、柬埔寨的无产阶级和一切被压迫被剥削的群众必须同心协力，才有希望获得解放。”④
如何评价这一时期印支共产党的目标定位？应该看到，联合革命是当时共产国际领导各国无产阶级革命的基本指导思想，还不能说当时印支共产党内已存在由越南支配其他两国的倾向。在20世纪30年代，印支共产党基本上还能将三个国家平等看待，三国无产阶级的革命合作也未出现大的分歧。但1941年，在印支共产党八届一次全会讨论议程中，老挝和柬埔寨不再被作为独立国家，而是作为民族问题进行了讨论⑤，已反映出其对老、柬政策的微妙变化。1943年，印支共产党八届第二次全会进一步提出，党的最终目标是建立包括越、老、柬三国的“印度支那联邦共和国”，已经明确包含了控制印支三国的意图，在一些老、柬人士加入印支共产党之后，这一目标仍未改变。⑥1951年，柬埔寨的独立形势日趋明朗，越南劳动党（1951年2月印支共产党更名为越南劳动党）总书记长征仍然坚持将老、柬问题纳入民族问题，而不是作为与越南平等的独立国家看待。
在这种不平等的基础上，柬埔寨在印支共产党的支持下建立起了各种抵抗运动组织，如1944年在马德望省成立的伊沙拉委员会，其领导人咸亨、山玉明、杜斯木等同时是印支共产党党员和越南独立同盟（简称越盟）成员，在不同程度上自觉地接受了越南的指导和支持，而越南在印支共产主义运动中的自我中心主义也因此膨胀起来。1950年3月，越盟南越外交事务负责人阮清山在河仙会见了柬埔寨抵抗运动领导人咸亨和杜斯木等，讨论柬埔寨革命形势的发展。阮清山提出，柬埔寨的革命应服从越南的革命，遵循越南革命的道路。1951年根据这一指示成立的高棉人民革命党决定在革命的路线方针上接受越南同志的指导，党纲也是越南劳动党章程的简写本。⑦客观来看，以越南人为主体的印支共产党对柬埔寨共产主义运动和民族独立运动的推动作用是不可否认的，也符合当时无产阶级世界革命的潮流，但在革命的发展进程中，越南党内的印支联邦思想和双方不平等的关系成为“二战”后各种矛盾与冲突的重要根源，诱发了柬埔寨革命组织的不满和对抗。1949年，成立不久的高棉人民解放委员会被改组为高棉民族解放委员会，突出了组织的民族色彩，并着手清洗党内越南人及亲越派。⑧针对越南人的有组织暴力行动也不时出现。1949年5月，一支抵抗力量武装在波萝勉省毕幕洛地区屠杀了当地的越南平民；同一时期，伊沙拉运动领导人普世哲在逃脱越盟埋伏后，对甘丹省的60名越南人进行报复性屠杀。⑨这反映出随着柬埔寨民族主义和独立自主倾向的不断加强，两国革命力量之间的矛盾正被引向民族矛盾，给两国以后的革命合作蒙上了阴影。
20世纪60年代的革命路线之争
1954年日内瓦会议之后，印支地区革命形势发生了重大变化。根据《日内瓦协议》关于柬埔寨中立化的规定，越盟武装力量撤出柬埔寨，亲越的高棉人民革命党也被肢解，越南在柬埔寨的力量大受削弱。⑩随后，一批留法共产主义者回国加入高棉人民革命党并在党内迅速崛起，其中包括沙洛特绍（1976年后化名波尔布特）、英萨利、乔森潘等人，被外界称为“巴黎帮”。他们与本土成长起来的老一代领导人不同，前者鄙视后者缺乏理论知识，认为柬埔寨革命的主要对象是封建主义的西哈努克及其政权，主张切断同越南的联系，强调独立进行反封建的革命；后者认为前者无视柬埔寨的国内条件，只会照搬马列主义的教条，认为革命的主要对象是美帝国主义，主张联合越南和西哈努克政权，共同争取柬埔寨民族的独立。1960年9月，高棉人民革命党在金边召开会议，人民革命党被改组为柬埔寨劳动党，沙洛特绍进入中常委，英萨利进入中央委员会。1962年，亲越的总书记杜斯木遇刺，由沙洛特绍接任(11)，“巴黎帮”从此掌握了党的大权，柬埔寨革命的路线之争也告一段落。此后，柬埔寨劳动党模仿中国，走上了一条独立自主的革命道路。1963年，沙洛特绍为柬埔寨革命制定了新的任务：以农村为中心，组织发动穷苦农民，推翻西哈努克的封建统治，建立人民民主政权。其强调党的主要任务是社会革命，这与越南劳动党抗美救国的基本路线出现了根本区别，凸显出柬埔寨劳动党独立性的增强。
与柬埔寨劳动党路线转变同步的是，西哈努克政府的政策在20世纪60年代也出现了明显的左转。在政府内部，一大批来自柬埔寨劳动党的政治家担任着重要职务。对外，1963年，西哈努克拒绝美援，1965年5月又与之断绝外交关系，还公开表示支持越南人民的抗美斗争，允许越南武装力量把柬埔寨靠近越、柬边界的鹦鹉嘴地区作为越方的后勤基地和庇护所。从1965年开始，西哈努克政府还允许中国、苏联等利用柬埔寨领土为越南提供补给(12)，作为“胡志明小道”的补充。在这种情况下，从抗美救国的基本路线出发，1965年8月，越南劳动党函告柬埔寨劳动党，要求后者调整策略，实行同西哈努克合作的政策，配合越南抗美救国战争。
面对新的局面，是继续为推翻西哈努克而努力还是积极同后者合作？是坚持独立自主的革命路线还是积极配合越南的抗美救国战争？为了弄清越南劳动党的真实意图，1965年9月开始，沙洛特绍对河内进行了3个月的访问，其间大量研究了印支共产党和越南劳动党的历史文件，并同越南的黎笋、胡志明等主要领导人进行了多次会谈。在会谈中，双方在两国共产党是坚持国际主义路线还是保持独立的问题上出现了严重的分歧，沙洛特绍认为越南领导人对印度支那有着强烈的支配欲望，并因此对越南同志丧失了信赖。随后他又对中国进行了长达3个月的访问，逐步坚定了自己的革命理念。1966年9月回国之后，沙洛特绍随即召开党的特别会议，将党的名称改为柬埔寨共产党（简称柬共），以显示同越南劳动党的区别和对独立自主的追求。与此同时，会议对越南劳动党的要求不予理会，进一步明确不同西哈努克合作、坚持武装斗争和农村包围城市的中国式的革命路线。(13)
尽管如此，1968年柬共决定发动一次推翻西哈努克的武装起义，仍然不得不要求越南的大力支持。由于柬共力量太弱，在群众中缺乏影响，更重要的是西哈努克对越南抗美救国战争持合作态度，越南劳动党坚决反对任何针对西哈努克政府的颠覆行动，起义最终流产，这坚定了柬共认为越南不可靠的看法。但越南同志的帮助和支持毕竟是不可缺少的，直到1970年初，柬共的武装活动都是在靠近“胡志明小道”的柬东北边境地区进行，因为只有这里才有可能获得北越军队的有力掩护。面对这种矛盾的局面，1969年底，沙洛特绍再次访问河内，就未来的革命战略问题交换意见，越方再次提出柬埔寨的革命应纳入到以越南南方为中心的抗美救国大局中来，遭到了柬共的拒绝；同样，柬共提出的越南应大力援助柬埔寨革命的要求也遭到了越南劳动党的婉拒。(14)
这一时期的情况说明，在印度支那是抗美救国还是社会革命的问题上，柬、越两党之间的国际主义合作已经日益艰难。与日内瓦会议之前的高棉人民革命党相比，经过两次改选后成立的柬埔寨劳动党（共产党）已经受到了具有强烈民族主义倾向的“巴黎帮”的左右，原先的亲越色彩荡然无存，对越南兄弟党的离异倾向日益明显。与此同时，柬共对革命形势和任务的判断也与越南抗美救国的总路线出现了巨大的差距，越南对印支三国的支配欲望和柬共独立自主的思想之间、越南抗美救国的总路线与柬埔寨的现实国情之间形成了难以调和的矛盾。越南劳动党的支持和援助对柬埔寨革命运动的开展起到过较大的作用，但这种支持在总体上服从和服务于以越南南方为中心的抗美救国战争。越南劳动党将自身的目标和任务强加于柬共的做法对两党关系产生了适得其反的效果，不仅未能得到柬共的认同和配合，反而使后者刻意疏远同越南的关系，最终选择了一条完全不同的革命道路。
支配与反抗：朗诺时期的两党分歧
1970年3月18日，柬埔寨政局再次出现重大变化，先后发生朗诺政变和美国入侵。在这种情况下，柬共的革命任务和对象随之发生改变，从反对西哈努克封建统治的社会革命转变为反对美帝及其傀儡的抗美救国战争，越、柬两党因共同的革命任务又暂时走到了一起，而更大的矛盾也在这种权宜合作中进一步发展。
1970年4月底，在广州召开了由柬埔寨、老挝、越南南方民族解放阵线和越南北方代表团参加的三国四方会议并达成新的共识：本着各国的解放和防卫是各国人民自己事情的原则，各方保证按照有关方面的愿望，在相互尊重的基础上，尽一切努力，互相支持。(15)广州会议所确定的独立自主与相互合作的原则，为各方在抗美救国战争中的合作创造了良好的条件。根据会议精神，并考虑到柬埔寨在越南南北联系上的重要性，越南劳动党决定加大对柬埔寨的攻势，正如随后越南劳动党的一次中央全会所指出的：“由于我们在南越的成功高度依赖于我们在柬埔寨的行动如何有效，我们必须将更多的注意力投向柬埔寨。”(16)会议之后，北越和南越解放阵线发动了对柬埔寨的大规模进攻，到5月底，北越在柬埔寨的根据地已经从柬、老边界延伸到了柬埔寨沿海，至7月已控制柬埔寨的半壁江山。(17)此外，北越还向柬埔寨派遣了1000多人的军事顾问团，负责训练柬共游击队，并许诺提供一批轻武器和其他物质援助。
柬共方面，在朗诺政变之后建立了自己的正规部队，展开了武力反抗美帝和朗诺政权的斗争。根据广州会议精神，柬共接受越南劳动党在人员训练、战术指导以及物质等方面的援助。作为回报，柬共允许越南武装力量利用部分柬埔寨领土作为战时避难所和后勤补给基地，但战争结束后越南人必须撤出。(18)但对于越方所提出的建立越柬军队总司令部（由沙洛特绍任总司令）的建议明确拒绝，柬共显然认为，联合司令部的权力不可能真正为自己所掌握。
这种战时的有限合作并没有维持太久，随着柬埔寨革命形势的迅速发展，从1971年开始，在越、柬两党之间出现了日益明显的分歧，分歧背后的实质则是双方围绕支配与反支配的斗争。这主要表现在三个层面：
首先，是对革命与合作的不同理解。柬共认为，朗诺政变只是使革命的对象和任务暂时发生了改变，柬埔寨革命的最高目标依然是推翻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和资本主义，而不仅仅是越南劳动党所强调的第一个；对于同越南的合作，柬共始终强调在合作中必须保持独立性。越方则强调合作是两党、两国的长期任务，老、柬必须服从越南的统一指导，合作的最高目标是取得抗美救国战争在三国的同步胜利。对此，1970年4月越南劳动党的一份文件指出：“尽管柬埔寨革命者充满热情，但他们缺乏必要的力量……他们的生存依赖于我们。帮助他们是我们的国际义务。另一方面，柬埔寨是我们的活动基地，我们必须加强它。”(19)在这种所谓的“国际义务”的背后，越南劳动党的大国心态、“印支联邦”的情结已经彰显。
为了服务于南越的抗美救国战争，越南劳动党决定加强对柬埔寨各派力量尤其是柬共的控制。1970年后，一批长期在北越受训的前高棉越盟成员返回柬埔寨，并在越南的支持下逐步掌握了在柬埔寨的越南军事控制区的基层政治、军事职位。越南劳动党的目的，一是为其在南方的武装斗争提供稳定的后方；二是通过对柬埔寨抵抗力量的控制，为战后建立一个服从或至少对越南友好的柬埔寨政府打下基础。(20)但越南这种以自我为中心的渗透活动对于民族主义情绪日渐强烈的柬共是难以忍受的，这甚至引起了美、苏两个大国的注意。早在1970年3月基辛格与尼克松的会谈中，就曾提到“北越对柬埔寨的政策尤其是对后者领土的占领激起了柬埔寨全体民族主义者的反对”(21)。同样，1971年5月，苏联驻河内大使谢尔巴科夫给莫斯科的报告也是忧心忡忡：“越南同志对于解决印度支那问题过于明显的狭隘民族主义态度、将老挝和柬埔寨问题从属于越南利益的明显企图，造成了老挝和柬埔寨朋友们暗中不满。”(22)
正是出于对北越的渗透与控制行动的不满，1971年9月，柬共专门召开了一次中央全会以明确对越政策。会议讨论了对越南的关系以及对从河内归来的老印支共产党人的政策问题，明确指出越南从长期来看是柬埔寨“危险的敌人”。(23)这标志着柬共对越南劳动党敌友判断的根本转变。据此，柬共进一步强调要坚持独立自主的革命路线，并采取措施大力清除从越南归来、有亲越色彩的老印支共产党人，对北越军队和干部则要求礼送出境。1972年之后，柬埔寨民族团结阵线各级岗位上的亲越分子均被清洗，柬共试图以此维护其党和军队的独立性。(24)1973年，在北越战斗力量撤出柬埔寨之后，柬共部分地区领导人仍然公开号召：“只要可能，就秘密地消灭第七号朋友（越南人）。”(25)
其次，是1972年后围绕对美和谈问题的分歧。对结束印度支那战争状态的巴黎和谈，苏联、中国都持积极肯定的态度。越南劳动党也不断说服柬共与美国进行谈判，但正如北越谈判代表黎德寿所说的“我们对红色高棉的影响较小”，其成效甚微。(26)柬共一方面表示尊重越南的和谈行动，另一方面拒绝对美和谈，坚持武装解放全国直至获得完全的胜利。1973年1月底，美、越巴黎协定签署之后，西哈努克与柬共代表乔森潘等人一起访问河内，期间发表了有关对美和谈的建议：美国停止针对柬埔寨抵抗力量的军事行动，战后全面大赦，朗诺集团引退。遗憾的是，西哈努克的建议最终被柬共最高领导层否决。同年6月，美国政府决定在8月15日之前停止在柬埔寨的军事行动，从而为柬埔寨的和平、独立带来了曙光。对当时的柬共而言，在自身军事力量并不强大的情况下，保存力量、等待有利时机不失为一条可取的道路。但为了显示独立自主打败美国的能力，柬共不顾河内的劝阻发动了金边战役，希望在美军撤出之前战而胜之，最终却遭到了惨败。金边战役的贸然发动，说明1973年前后民族主义和对武装斗争的狂热、对越南劳动党的极端不信任等已在很大程度上支配了柬共的决策。在这种情况下，越、柬两党寻求统一、协调的对美政策的基础已不复存在。1973年之前，针对柬共的一系列对抗行为，越南劳动党从解放南越的头号任务出发，没有采取直接的打击行动。但1973年1月巴黎协定签署之后，北越就不时切断中国通过“胡志明小道”对柬共的军火供应，其意图非常明显：既不让柬共获得决定性的胜利，也不能让朗诺政权得以巩固，而是努力维持柬埔寨内战的局面，以便统一越南之后挥师西进、全力解决柬埔寨问题。(27)但1975年4月，柬共在中国的物质援助下提前解放金边，排除了越南以支援解放事业的名义控制柬埔寨的可能。
最后，为了彻底摆脱越南的影响，柬共对境内越南武装力量的驱逐行动和越南移民的疏散活动进一步加快。1971年9月，柬共中央全会做出驱逐在柬越南人的决定：首先由柬共与越方协商，要求后者离开柬埔寨；如果遭到拒绝，则发动群众示威；如果依然拒绝离开，就发动针对越南人的武装袭击。围绕这一问题，越柬双方自1972年底到1973年中，一直存在零星的交火事件。(28)1973年，为了集中力量解放南越，更重要的是由于柬共方面的压力，在柬越南武装力量大部分撤离了柬埔寨。到7月底，柬埔寨仅剩下7000人的越南战斗力量，其中一半以上属于对柬共进行援助的部队。(29)同一时期，柬共还将居住于柬东南部的越南移民强行疏散到西北部丛林地带，其目的是为了防范越南的渗透和利用。
结语
回顾1975年以前越、柬两党合作与斗争的历史，应当承认，越南劳动党的援助对柬埔寨的独立与革命运动产生过不可忽略的作用，而柬共的协助也大力支持了越南南部的抗美救国战争。但是透过这种国际合作，可以发现这样几个问题：第一，在这一过程中，越南劳动党的自我中心主义比较突出，柬埔寨革命运动、革命组织被置于附属的地位。在反殖民主义斗争时期，弱小的高棉人民革命党尚能够容忍越南劳动党的这种领导角色，但随着党的改组尤其是具有强烈民族主义倾向的“巴黎帮”的崛起，建立在不平等基础上的身份建构势必成为影响越、柬两国共产党关系正常发展的重要障碍。第二，在日内瓦会议之后，随着柬埔寨独立和中立地位的确立，柬埔寨革命的性质和任务相应地转变为建立无产阶级专政的社会革命，已不同于越南抗美救国的任务，这是符合当时柬埔寨基本国情的革命道路。但遗憾的是，越南劳动党无视这一区别，一味要求柬共服从和服务于越南的抗美救国斗争，必然遭致后者的强烈反对。这也说明，在当代世界，以统一的标准来要求、评判各国共产党的思想和行动，是行不通的。
总之，在印支地区革命运动的过程中，无产阶级政党的合作是不可或缺的重要因素，但这一合作由于掺杂了越南对柬埔寨进行支配与控制的战略意图，双方围绕支配与反支配的斗争是长期存在的。自20世纪60年代晚期开始，由于战略判断和意识形态的巨大分歧，更是因为柬共对越南“印支联邦计划”的警惕，双方的合作基础逐渐消失。1971年，在革命尚未成功的情况下，柬共将越南列为长期的敌人，双方的彻底决裂已属必然。
注释：
①参见张锡镇《西哈努克家族》，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1996年版，第209页；赵和曼《柬共的成立与解散》，《东南亚纵横》1982年第1期。
②(16)(19)(27)(29)Stephen J.Morris,Why Vietnam Invaded Cambodia,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1999,p.29,p.48,p.50,p.60,pp.63～65,
③⑧(18)Ben Kiernan,Poi Pot and the Kampuchean Communist Movement,in Peasants and Politics in Kampuchea,1942～1981,edited by Kiernan et al,Sharpe,1982,p.10,pp.59～68,p.308.
④［越］陈辉燎：《越南人民抗法八十年史》第2卷上册，三联书店1973年版，第46～47页。
⑤⑨Thu-huong Nguyen-vo,Khmer-Viet Relations and the Third Indochina Conflict,McFarland & Company,1992,p.35,pp.30～31.
⑥⑦(11)(13)(15)(25)张锡镇：《西哈努克家族》，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1996年版，第83～87、86～87、102～104、153～154、184、216～217页。
⑩王绳祖主编：《国际关系史》第8卷，世界知识出版社1995年版，第138～139页。
(12)Noredom Sihanouk,War and Hope:the Case for Cambodia,Pantheon,1980,pp.12～13.
(14)T.D.Allman,Hanoi Eggs on a Revolt,Washington Post,February1,1970.
(17)Wilfred P.Deac,Road to the Killing Fields:the Cambodian War of 1970～1975,Texas A & M University Press,1997,p.87.
(20)Memorandum from the President's Assistant for National Security Affairs (Kissinger) to President Nixon,April 1,1970,in Foreign Relations of the United States,1969- 1976,Vol.vi,p.743.
(21)Memorandum from the President's Assistant for National Security Affairs (Kissinger) to President Nixon,March 19,1970,in Foreign Relations of the United States,1969～1976,Vol.vi,p.703.
(22)沈志华主编：《苏联历史档案选编》第31卷，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2年版，第459页。
(23)Stephen Heder,Kampuchea:From Poi Pot to Pen Sovan to the Villages,in Indochina and Problems of Security and Stability in Southeast Asia,edited by Khien Theeravit et al,Chulalongkorn University Press,1983.
(24)Chang Pao-Min,Kampuehea Between China and Vietnam,Singapore University Press,1985,pp.42～43.
(26)亨利·基辛格：《白宫岁月》第2册，世界知识出版社2003年版，第1748～1750页。
(28)Henry Kissinger,Years of Upheaval,Weidenfeld & Nicolson Ltd,1982,p.1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