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产业相互促进的悖论--以国内关联与一般关联分离为视角_投入产出表论文

中国的“产业互促悖论”——基于国内关联与总关联分离视角，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悖论论文,中国论文,视角论文,产业论文,国内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JEL Classification:L80 F59 L60

       [中图分类号]F264.1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6-480X(2014)10-0046-13

       一、问题提出

       2013年，中国第三产业产值及其比重超过第二产业，成为经济比重最高的产业部门。当前，伴随服务业发展继续提速，产业结构调整优化成为新常态下的中国经济新特征。然而，新常态下的中国经济也面临诸多挑战，比如房地产风险、地方债务风险和金融风险等隐患有所显现；经济发展的环境约束加大、消化产能过剩任务繁重和内生动力不足等。新阶段，中国经济中诸多“成长的烦恼”在很大程度上有赖于通过“四化”融合，特别是大力发展生产性服务业，推进工业和服务业进一步互动发展，促进经济提质增效升级、保障经济长期稳定在区间增长来化解①。

       从经济服务化动因视角，强调部门间相互依赖关系形成的制造业对服务业的中间需求作用，在发达国家也被称为“产业关联论”。从产业关联视角解释经济结构的服务化，最早强调了作为中间投入要素的生产性服务业的重要作用[1，2]。格鲁伯和沃克[3]利用1961—1986年加拿大统计数据实证研究发现，生产性服务业是加拿大服务业中比重最大的部分，也是增长最快的部分。他们的研究表明，对服务业的中间需求上升是发达国家服务业增长的关键。Oultont[4]和Fixler and Siegel[5]率先从理论上证实了中间投入服务业的生产会导致经济产出和就业结构变化。W

lfl[6]明确指出服务业与制造业互动发展在发达国家的经济服务化过程中扮演了重要角色。Savona and Lorentz[7]使用欧盟1960—1990年投入产出数据，进一步从实证角度证实了对生产性服务业需求增多主要来源于产业间关联关系的变化。

       借鉴“产业关联论”核心思想，国内学者近几年开始从产业互动视角探寻中国服务业发展困难原因。发现中国没有形成生产性服务业和制造业协同发展机制，中国“世界加工厂”定位阻碍了生产性服务业快速发展，以致经济出现逆服务化趋势[8-12]。然而，本文注意到：中国社会科学院工业经济研究所课题组[8]仅提出了生产性服务业中间需求不足论假说，并未进行具体论证；而江静和刘志彪[9]、段国蕊和方慧[10]与袁志刚和饶璨[11]等在提出并实证中国制造业的世界工厂定位使生产性服务业缺乏有效市场需求的支撑而发展滞后时，没有区分开放型中国经济的产业总关联和国内关联，也没有具体证明出口企业的中间服务投入实际上大多来自国外；张月友和刘志彪[12]仅指出，实证中国制造业全球化发展对本国生产性服务业发展具有抑制作用时，有必要区分开放型中国经济的产业总关联和国内关联，但并未开展具体论证工作。而通过笼统的经验数据验证中国生产性服务业比重与货物出口、加工贸易出口总额负相关，具有因果关系和检验结果上的先验性嫌疑[13]。

       本文试图分离中国服务业和工业的产业总关联和国内关联，主要基于国内投入产出表测算中国产业关联状况，以期为正在进行的产业结构调整和打造服务业升级版提供决策依据和参考。研究表明，开放条件下包括了服务贸易等的中国产业总关联，表现出与世界总产业联系互促趋势的高度一致性；而剔除了中间投入进口作用，进行中国国内产业关联现状研究时，发现中国工业对服务业的发展实际上起到了阻碍作用。

       二、中国工业阻碍服务业发展的统计表现

       (1)考察中国三次产业产值比重变化。如图1所示，1978年，中国服务业比重为23.94％，不到GDP的1/4；到2002年，服务业延续了上一个十年高速增长态势，比重达到了41.47％；但在2002年以来的第三个十年间，服务业增长步伐开始放缓，直到2012年，这个比重才艰难爬升到GDP的44.59％。中国三次产业的产值结构变化，表现为由农业到工业，再由工业到服务业的增长态势。1992年和2002年是服务业比重变化的两个上凸的拐点。与此同时，农业比重一直下降，而工业比重变化相对应也呈现了两个与服务业变化方向截然相反的下凹的拐点。结合中国1978年前的重工业化和开放后的工业全球化实践，本文认为，中国的产业结构变化轨迹是过去长期优先重视工业发展的必然结果②。

      

       图1 按当年价格计算的中国三次产业产值比重变化

       资料来源：《中国统计年鉴》(2013)和《2013年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统计公报》。

       (2)中国三次产业就业结构变化与产值结构变化相似，中国就业结构的“去农业化”，仍然伴随着持续的工业化过程。中国服务业就业比重，虽然自1989年以来稳步上升，但直到2012年，这个比重仍只有36.10％，1989—2002年，中国第三产业就业比重的上升速度快过第二产业。特别是1997—2002年，可能因国有企业改制和亚洲金融危机对工业企业就业产生不利冲击，服务业安置了大量工业企业下岗工人再就业，第二产业就业比重短暂下降，第三产业就业比重大幅提升。在其他年份，服务业就业增加几乎全来源于新增劳动力投入和农业就业的转出。2003—2012年，中国第二、三产业就业人数分别增加了7560万个和6731万个，第二产业就业比第三产业多增加829万人，第二产业就业比重也比第三产业多提高1.6个百分点。说明中国在加入WTO后的近十余年，新增就业和农业转出劳动力的更大部分是被工业部门所吸纳，导致了服务业就业比重上升缓慢。

       (3)简单观察三次产业比重此起彼伏变化可能无法说明产业间的真实联系。而作为投入要素，服务业广泛被农业、工业和服务业自身所需要。服务业及各细分行业的发展受到经济体各部门需求因素的制约。因此，考察工业“挤出”服务业的统计表现，有必要进一步观察各大产业中间需求率变化和各部门的服务业中间需求变化。

       总体上，中国三大产业的中间需求率较高，最终需求率较低。说明经济发展主要为了满足再生产的需要，居民实际消费水平并不高。从三大产业中间需求率的比较看，中国现阶段经济发展对工业产出的需求最高，其次是农业产出，最后才是服务业产出。说明服务业与经济体其他部门的联系相对较弱，也进一步说明中国当前的产业发展对国内中间投入服务业的依赖较少(如图2所示)。进一步考察各部门对服务业的中间需求率，1995年以来，服务业作为中间投入，总投入率在波浪式下降。而且，服务业投入到农业和工业中的比重并不高，且也表现出下降趋势(如图3所示)。这可能是，一方面，投入到服务业部门自身的服务业中间投入一直维持在20％左右，比重较高，并由缓慢上升趋势所致；另一方面，加工贸易为主的产业政策割裂了中国工业和服务业的天然联系，导致经济发展和工业现代化所需要的服务投入有国外来源。因此，在当前农业比重持续下降、工业基础雄厚并继续缓慢上升趋势下，除非大力发展现代生产性服务业，扭转工业对国内服务业产出需求比重的下降趋势；或者主动扬弃出口导向型工业优先发展战略，转而依靠服务业和创新驱动经济增长，并鼓励制造业发展尽量谋求服务业供应链的本地化；否则，国际代工模式下的工业发展越快，中国生产性服务业发展就越困难，其比重提高也就越缓慢。

      

       图2 中国三次产业产出的需求率变化

       资料来源：根据历年《中国投入产出表》计算。

      

       图3 各部门对服务业的中间需求率

       资料来源：根据历年《中国投入产出表》计算。

       总之，虽然中国经济中的服务业比重绝对低于世界其他国家和地区，其绝对份额与经济发展的要求也不相适应，但与中国工业化进程一致，中国的经济结构越来越工业化和趋于服务化的现实不容否认。只是，中国服务业比重提升的速度和质量不高，特别是工业发展和效率提升并不依赖于本国服务业中间投入，其对中国服务业发展的需求拉动作用有限。

       三、中间投入与中国产业结构变迁

       Kubo[14]发现，一国经济结构变迁和产业发展轨迹可以通过观察中间投入品的使用变化得到解释。观察中间投入使用变化通常有三种方法：一是测算中间投入的结构变化；二是考察中间投入密度变化；三是考察附加值系数的变化。后两种方法是同一枚硬币的两面，可以合二为一。因此，这里分别考察中国中间投入结构和投入密度伴随经济发展改变的情况。

      

       图4 1987—2010年中间投入结构变化

       资料来源：根据历年《中国投入产出表》计算。

       图4是根据1987—2010年《中国投入产出表》计算的中间投入结构变化③。中间投入各组成部分中，工业比重最高，平均达到73.99％(其中，重工业的中间投入比重平均达到40.99％)；其次是服务业，平均为17.23％；农业产出比重最低，平均为6.97％。从中间投入变化看，农业投入比重呈直线下降趋势；工业份额稳中有升，尤其是其中的重工业中间投入比重，从1987年的35.36％，一直稳步提升到2010年的48.28％；服务业比重在2002年达到23.05％的高峰值，其他年份稳定在15％左右。中国于2001年12月正式加入WTO，总中间投入中服务业比重的这种变化，可能正说明了出口导向战略对本国生产性服务业发展产生了一定的阻碍作用。显然，和世界众多发展中国家一样，中国的中间投入结构变化正表现为初始产品的投入比重不断下降，制造业等资本品的投入比重不断上升，中间投入的“重化”倾向日益严重。

       导致中国中间投入从农业，甚至是从服务业(2002年后)向制造业转移的因素有多种。其中，需求结构的转移占主要地位。1987—2010年，一方面，中国总需求中的绝大部分是中间需求，其比重在1987年为55.48％，2010年达到67.78％；另一方面，工业中的制造业，其产出中用作中间投入的比重一直维持在70％以上，1978年为70.02％，而在2007年这个比重更是达到78.75％。这种情况下，经济结构的工业化，特别是中间投入需求转向制造业，就不难理解了。除了需求因素，还可以列举一些其他影响因素。例如，20世纪80年代以来，中国通过持续资本深化的方式，过度工业化促进的经济增长，越来越表现出粗放的静态增长特征[15]，对国内生产性服务业的投入要求不高；随着制造业相对价格越来越便宜，部门产出的价格替代导致生产中更多地使用制造业投入；由于新技术的采用导致机器替代劳动力更容易，等等。各种因素综合在一起，导致了中国中间投入要素中的制造业比重加大，中国工业化进程进一步深入。

       中间投入结构变化也可以通过测算中间投入密度和增加值系数的变化得到说明。表1是1992—2010年中国中间投入密度。中国产出的中间投入密度从1992年的61.08％增加到2010年的67.78％，投入密度增长了6个百分点。分部门看，农业产出的投入密度小幅增加；服务业产出的投入密度震荡下降；工业投入密度整体上升。工业中各细分行业投入密度，除了纺织、服装及皮革产品制造业、其他制造业的中间投入密度上升不明显外，其他工业细分行业的中间投入密度都在提高。而服务业细分行业中，批发零售贸易、住宿和餐饮业、金融业、其他服务业的投入密度在下降，公用事业及居民服务业以及相对聚集了更多知识和技术的运输仓储邮政、信息传输、计算机服务和软件业的投入密度在上升。伴随中国经济高速增长，经济的总增加值系数从1992年的近40％下降到2010年的32.22％。这主要有两个原因：一是农业增加值系数在系统性下降；二是服务业增加值系数虽然在上升，但工业的中间投入密度增加更快，伴随经济生产向工业产出需求转移，中国总增加值系数进一步下降。如表1所示，工业中间投入密度即使在最低的1997年也达到了70.16％，2010年最高达到77.83％，而增加值系数平均不到27％，大大低于经济平均36％左右的总增加值系数。与此同时，第一产业和第三产业的增加值系数稳定在49％—65％之间。较低的总经济增加值系数表明，中国经济中的制造业产出份额在增加。

      

      

       四、中国的产业关联与进出口

       中间投入密度的提高，说明经济体的产业间关联增强了。中间需求整体上从初级投入品向资本品的转移，说明中国的产出越来越丰富，经济发展对技术投入的要求越来越高。当较高投入技术的要求面临国内供给约束时，就要依赖进口解决，因此，通过经济全球化，外向型经济国家产业发展的相互关联、彼此依赖关系更强了。基于此，本部分详细考察中国产业关联，分析经济全球化下，中国通过中间投入进口对第二、三产业间关联强度、产业结构变迁和经济发展造成的影响。

       1.投入产出模型

       (1)方法。产业关联分析的起点是《投入产出表》，完整的国民经济价值型《投入产出表》，包括中间使用、最终使用、附加值和收入再分配四个部分。出于研究目标的需要，本文主要考察并关注中国第二、三产业间关联，与农业相关的关联在分析时将不予考虑。

       投入产出的实证分析基础是计算投入产出系数。相关分析指标主要有直接关联系数和完全关联系数，前者最常用的有Chenery and Watanabe[16]前向关联系数和后向关联系数，后者最常用的为里昂惕夫逆矩阵系数和Rasmussen[17]分散力指数。现有文献中，直接关联系数和完全关联系数的测量主要为识别关键部门服务，很少用来进行跨国产业关联强度的比较，也很少用来观察产业间关联强度变化。而且，相对于完全关联系数，直接关联系数由于不包括产业间的间接联系，在产业关联研究中正逐渐被淡化④。至于完全关联系数，相对于里昂惕夫逆矩阵系数，Rasmussen分散力指数是较为流行的测量产业间完全依赖度的方法。该方法计算指标更少，简单明了，常用于反映产业间的完全关联程度和比较国别间的产业关联强度大小，也被用于观察一国产业关联强度随时间发生的变化⑤。

       Rasmussen分散力指数的计算公式为：

      

       式(1)中，用

表示Rasmussen分散力指数，

为里昂惕夫逆矩阵系数，n是投入产出部门数量。Kubo[14]利用Rasmussen分散力指数的分母作为衡量产业间完全依赖度指标，其表达式为

表示为了满足一单位最终需求，经济体直接和间接需要生产的产出数量。指数大于1的部分为经济体通过产业间关联诱发的中间需求，其值越大，表明通过中间品交易，产业间的关联程度越强。

       下面，先测算直接关联和用里昂惕夫逆矩阵系数表示的完全关联，具体分析中国产业间关联现状。之后，再利用Rasmussen分散力指数的分母测算中国产业间的完全依赖度，观察产业关联在时序上的变化趋势，并分离中国产业总关联和国内关联，比较分析两者差异及其影响。

       (2)数据使用说明。所有数据取自历年《中国投入产出表》、OECD数据库、EIU countrydata数据库和相关年份《中国统计年鉴》。为了可比，按2010年《中国投入产出表》的17个部门对各年的产业类别相应进行归类整理。将工业分成采掘业、制造业和建筑业三大类，制造业又分成轻工制造业、重工制造业和能源工业三部分；服务业根据需要按生产性服务业、消费服务业、公共服务业和其他服务业相应分成四类。另外，利用OECD数据库提供的1995年、2000年和2005年三年总《投入产出表》和国内《投入产出表》计算产业关联，并与利用《中国投入产出表》估计出的国内计算结果相对照；在计算对外贸易数据时，使用了相关年份《中国统计年鉴》和EIU countrydata数据库的数据。

       (3)测算结果说明与分析。按照以上行业分类并根据历年《中国投入产出表》数据，计算并列示了2000—2010年中国产业间直接关联水平和用里昂惕夫逆矩阵系数反映的完全关联水平(见表2)。从表2可见，无论是前向关联还是后向关联，制造业都是中国产业关联度最高的部门。各细分制造业行业，除了轻工业前向关联和能源工业的后向关联相对较低外，其他较高，且时序上与制造业总体一致，表现出伴随经济发展继续加强的趋势。特别是重工业中的炼焦燃气及石油加工业、金属产品制造业和机械设备制造业的后向关联都超过了0.80，是制造业中推动经济发展最重要的动力部门，而服务业的关联水平要比制造业小得多。不仅如此，服务业总关联水平随时序而波动，并有下降趋势。各细分服务业中，生产性服务业后向关联小，前向关联大，说明中国生产性服务业虽然对其他产业发展的拉动作用有限，但被需求的压力大。生产性服务业中的运输仓储邮政、信息传输、计算机服务和软件业及金融业的前向关联都比较大，总的直接关联也较大。房地产业、租赁和商务服务业的直接关联虽然不大，但完全关联系数甚至超过了金融业，说明它对其他产业及其本身发展的间接影响大。消费服务业、公共服务业、其他服务业主要受收入弹性作用，其前向关联系数较小在意料之中。但相比中国生产性服务业，他们的后向关联较大，完全关联水平更高。总体服务业的前向关联水平，受生产性服务业影响不大，而与消费服务业和公共服务业相一致，说明中国服务业中的传统服务业比重大，对总体服务业的关联水平产生了重要影响。可见，与前文及程大中[19]的研究结论大体相同，中国生产性服务业对经济其他部门的作用不明显，发展相对独立。

      

       2.产业总关联与国内关联

       通过分析中国产业的直接关联和间接关联，无法得到量化的制造业与服务业具体关联水平和变化趋势。也不清楚作为经济发展重要力量的生产性服务业，为什么在中国其被需求的程度会随着密集使用高级生产性服务业的重化工业快速发展而减少。为了分析和比较中国产业间完全关联水平，需要进一步测算用Kubo指数反映的中国产业完全依赖度。

       测算Kubo指数有两种方法，一种使用包括进口中间投入品的投入产出矩阵来测算。据此测算的产业关联包括了国内和国外投入的潜在关联，也叫总关联度，可以反映中间投入的潜在技术水平。另一种使用剔除了进口投入的国内投入产出矩阵来计算，得到的产业间关联因为是建立在国内产业基础之上，只反映国内实际的产业间技术联系，这种关联被称为国内关联。总关联度和国内关联度间的差额为生产中使用的进口中间投入发挥的作用。理论上，考察外向型经济国家的产业关联水平，如果仅测量总关联度，其关联水平高，有时可能仅表示本国与国外产业间的关联强，而不能真实反映国内产业关联的实际状况。所以，考察产业关联，应该同时考察产业的总关联和国内关联，尤其是国内关联。

       通常，产业间国内关联的计算依据是非竞争型投入产出表。但《中国投入产出表》是竞争型投入产出表，这种投入产出表的特点是只有总中间投入，没有细分哪些中间投入属于国外进口，而哪些又属于国内生产。这样，无法根据竞争型投入产出表直接计算产业间的国内关联水平。为了能够通过中国的历年竞争型投入产出表分离出中国产业的总关联和国内关联，基本思路是从官方公布的竞争型投入产出表出发，通过适当方式分离出国内或者进口中间投入矩阵，得到非竞争型投入产出表。具体步骤和方法为：先借鉴Chen et al.[20]和Ping[21]分解进口中间投入的标准方法，假设中国的中间投入使用中，属于国内部分的比重等于国内吸收占总使用的比重，通过计算国内中间投入产出系数，得到中国国内中间投入产出表；再将总中间投入产出矩阵减去国内中间投入产出矩阵，便得到中国历年进口中间投入产出矩阵。

       国内中间投入产出系数的估计公式如下：

      

       对于国内投入产出系数

的估计，有两点需要说明：一是

的准确度高度依赖于国内供给率

使用的合理性。关于这点，Kubo[14]基于可用的韩国、中国台湾、日本和墨西哥等国家和地区数据，比较了用这种方法估计出来的四国(地区)国内投入产出系数和其实际的国内投入产出系数，发现两者高度一致。二是因为不是每年都编制《投入产出表》，而且也无法获得各行业使用其他行业的国内中间投入数据，我们假设第I行业使用第J行业国内中间投入的比重，在《投入产出表》的编制年度间不随时间而变化。这样的假设对短期估计结果不会产生较大影响。原因是，《投入产出表》反映了各部门的技术联系，而对于企业和行业来说，短期的生产技术变动较小、甚至不变，这样，相应的投入产出系数自然变动也很小、甚至不变。

       在历年《中国投入产出表》中，因1995年以前没有详细的进口数据，本文只能基于1997年后的《中国投入产出表》分离中国产业总关联和国内关联。又因OECD数据库有1995年、2000年和2005年3年《世界投入产出表》，为了与世界发达国家的产业关联水平进行比较，本文也计算和列举了相关年份根据0ECD相关《投入产出表》数据计算的中国和美国制造业与服务业产业总关联度。具体结果见表3。

      

       中国制造业与服务业间总关联度，从1995年的2.35一直提高到2010年的2.65，在时序上呈稳步上升趋势。但是，这种数值代表的中国第二、三产业间总关联水平到底高不高呢?从表3可见，中国产业间的总关联度，按照OECD《投入产出表》计算的结果与使用《中国投入产出表》的计算结果走势相一致，也呈现稳步上升趋势。不仅如此，横截面上，中国的1995年、2000年和2005年历年服务业与制造业总关联水平甚至比美国还分别高出了0.26、0.60和0.40。

       然而，总关联度高不等于国内产业关联强。因为，假如不同的国家或地区因为技术相似和投入产出矩阵相似，总关联水平可能相似，而国内关联水平却可以完全不一样。比如，韩国钢铁工业的总后向关联很大，但因为韩国自身没有炼钢用的铁矿石或者烟煤，其国内真实的后向关联其实非常小。因此，基于世界不同国家的资源禀赋条件，测算出的韩国总后向关联大，仅表明，韩国钢铁产业的高度发达，是建立在世界其他国家(例如美国或者日本等)发达工业的强劲支撑的基础之上。也就是说，对于外向型经济国家，总关联强度的大小包括了世界各国产业与本国产业的关联，并非本国产业间的真实关联水平[10]。中国也一样。

       从表3可见，中国制造业与服务业的国内关联呈现出与总关联不同的发展趋势。在1997—2010年，中国制造业与服务业间的平均国内关联虽然超过1.80，但是时序上呈现了先下降后上升趋势。其中，以2005年为界，1997—2005年，中国制造业与服务业的国内关联从1.84逐渐降到了1.82的水平，呈现波浪式下降趋势；而在2005—2010年，从1.82大幅提高到了2.00的水平。说明近些年来，中国产业间的国内关联正在改善。遗憾的是，结合表2的中国服务业各细分行业直接关联和完全关联计算结果，不难发现，中国这种国内关联度在统计表现上的高仍然只是一种虚高。因为，正如前文所述，中国服务业关联水平主要受传统服务业、公共服务业的关联度影响，而决定制造业升级换代的生产性服务业关联影响较小，中国国内产业关联的质量较差。造成这种现象的原因，其实不难理解：中国的制造业是依靠国际代工生产和加工贸易发展起来的。一方面，处在微笑曲线两端，密集使用高级生产性服务业要素的生产环节依然在外，并没有带来中国的生产性服务业大发展；另一方面，过去中国各地为了发展经济，大力招商引资，各种工业园(制造业基地)一哄而起，在地方政府政策支持下，中国围绕工业园(制造业基地)的配套公共服务和传统服务供给却是跟不上的。

       更重要的是，中国产业总关联和国内关联间的差距也以2005年为界，之前一直在大幅扩大，之后小幅降低，总体上呈现拉大趋势。比如，从表3可见，1997年，中国产业总关联和国内关联间差额只有0.51(其实，这个数字已经不小了，因为它会通过乘数效应促进产业发展、扩大总需求)，到了2005年，这个差距就大幅提高到0.74，而到了最近的2010年，这个数字小幅下降为0.65。较大的总关联和国内关联缺口，反映出中国进口中间投入对本国产业关联水平的影响较大。说明，中国经济发展可能高度依赖于中间投入的进口才保持了远远超过发达国家的总关联水平。

       3.中间投入的进口替代

       事实果真如此吗?答案取决于中国进出口的结构、走势和使用方向的情况。

       (1)中国进出口结构与走势。表4是根据EIU countrydata数据库和历年《中国投入产出表》计算的中国出口、进口和进口结构情况。从表4可见，中国出口和进口占GDP比重，从1987年至今，一直稳步提高。在进口结构方面，中国自1997年以来，资本品和中间品进口之和超过总进口的2/3。但生产性服务业进口比重始终不足6％，一直较小。不过，从时序上看，自加入WTO以来，中国似乎有意加快了服务业开放进程，中国的生产性服务业进口比重有了较明显的提高。

       (2)中国的进口用途。以上表明快速发展的资本品和中间品进口导致了中国总产业关联的超高水平，那么，中国的进口用途是怎样的?是国内使用，还是用于再出口?是使用在工业品的生产上，还是使用到本国服务业生产中去了呢?弄清这一点非常重要：一般而言，不同国家进口投入使用的用途不同、目标不同，都会通过产业间关联，对各自国家的经济发展质量、产业结构和发展水平产生放大化的迥异影响。比如Hummels et al.[22]发现世界主要发达国家的资本品进口主要是用来发展服务业，例如美国有65.10％的资本品进口就用在发展本国生产性服务业上。因此，发达国家经济服务化的高水平不足为怪。

      

       由于中国现行的进口统计数据没有按使用用途归类，从公开的统计资料无法直接得知相关年份中国进口的具体使用去向。本文借鉴Hummels et al.[22]测量垂直专业化的标准办法，将中国国内最终需求归于进口的比重和出口中归于进口的比重分别按式(4)和式(5)计算：

      

       以上，

分别代表国内最终需求中的进口比重和出口中的进口比重；u为单位行向量；

表示进口投入产出矩阵，通过总的中间投入产出矩阵减去国内投入产出矩阵得到；

的矩阵元素用

表示，反映第j部门每生产一单位产出，需要直接投入的第i部门产出的进口数量；

为国内里昂惕夫逆矩阵，

表示第j部门每生产一单位产出，需要直接和间接投入第i部门产出的进口总数量；

分别为名义国内最终需求比重列向量和出口比重列向量。测算结果见表5。

      

       从表5可见，1997—2010年，无论是最终需求中的进口比重，还是出口中的进口比重都非常高。尤其是出口中的进口比重更是惊人。在2005年、2007年和2010年，中国的出口额中，平均有1/3以上要归功于国内生产中直接和间接使用进口投入的贡献。也就是说，中国的世界出口额中大约只有64％属于国内生产⑥，其他都是进口用于再出口，并非真正的“中国制造”。而且从表5可见，中国出口中的进口比重随着中国的经济发展有进一步增加趋势。中国的对外贸易主要是货物贸易⑦，而货物贸易又以加工贸易为主。1996—2008年，加工出口占总出口的比重平均在54％以上。可见，中国的进口，不仅是为了出口而进口[23]，更是为了货物的加工出口而进口。换句话说，中国的快速工业化，特别是国际代工的大发展，是建立在世界发达国家高级生产性服务业高度发展和制造业生产的非一体化基础之上。中国的出口导向政策在迅速推进本国工业化进程的同时，对中国生产性服务业的发展客观上起到进口替代的阻碍作用。本文将这种伴随工业和服务业间关联程度日益增强、中国工业化却阻碍本国服务业发展的有违世界发达国家产业互促规律的现象，称为中国的“产业互促悖论”。但需要说明的是，中国的“产业互促悖论”，是中国产业发展在一定历史阶段呈现出的客观状态。与中国在工业化过程中选择的发展模式有关，它不否定中国第二、三产业之间存在关联，也不否定其在特定时期具有存在的合理性。

       五、结论与建议

       1.研究结论

       (1)从改革开放以来中国产业结构演变的历史进程看，中国的服务业取得了一定的发展，但总体上依然落后。相比农业、工业等其他部门在中国经济中的产值或就业比重要么持续下降要么大体不变不同的是，中国服务业比重无论是名义比重还是实际比重，一直呈现上升之势。但是，人们还是普遍认为中国的服务业发展落后了。其主要原因：一是无论在横向上与其他国家的服务业发展情况相比，还是从中国经济发展所需要的相应高服务业发展水平看，中国服务业落后是现实；二是中国面临的经济、政治、生态环境等内外部压力愈来愈严峻，通过发展服务业，改善经济不可持续的粗放增长状况的要求越来越迫切，而目前的中国服务业比重尽管一直在上升，但其结构、发展速度和质量离我们所期望的差距仍然较大。

       (2)中国工业对服务业产出的需求率在时序上表现为波浪式下降趋势，应该引起重视。因为，中国产业基础不同于发达国家，中国国民经济中的工业基础厚实，其发展中的服务业需求比重越来越少，客观上会对中国服务业比重的提高起到阻碍作用。

       (3)中国制造业与服务业间的国内关联并不像总关联那样超高，即使是较高的国内关联，那也是一种虚高，而且，中国产业总关联与国内关联的差额正在持续扩大。中国产业发展，尤其是服务业与制造业间关系并非很多人认为的良性互动关系。

       研究表明，开放条件下包括了服务贸易的中国产业总关联，表现出与世界总产业联系互促趋势高度一致性，甚至普遍高于世界主要发达国家关联水平；但剔除进口后，进行中国国内产业关联现状研究时，发现中国第二、三产业间的国内关联大大小于总关联，说明中间投入进口对中国产业的总关联强度影响较大，也证明了中国全球化的制造业对中国本地化的服务业发展实际上是起到了阻碍作用，客观上造成了产业互促的中国悖论发生。

       2.政策建议

       中国的“产业互促悖论”之所以发生，既与中国制造业国际代工的发展模式密切相关，也与中国生产性服务业不发达有关，还由中国产业融入经济全球化的非同步性造成。因此，破解产业互促的中国悖论，核心在经济发展模式转型，重点在完善产业关联机制，途径为通过扩大服务业开放，补足中国生产性服务业发展短板。

       (1)经济发展模式转型。目前，毋庸置疑，中国粗放的出口导向型经济增长模式已难持续，经济发展的大方向要转向内需，实现创新驱动增长。但从现阶段中国的比较优势和经济发展的现实需要看，工业化和出口还承担着重要的经济发展任务，完全转到依靠内需、发展创新型经济还要一个阶段，贸然对外需采取“休克疗法”并不可取。为此，有三点建议：一是适度扬弃出口导向型工业化战略，由重视工业化向工业化和服务化并重过渡；二是通过奖惩机制和鼓励创新的手段，将弱化GDP增长目标落到实处，引导地方政府主动从产能过剩的低端制造业领域撤出投资，转而加大对高技术制造业的扶持力度，引导制造业进行技术改造和升级，促进技术进步，这是国民经济由粗放增长向集约增长转变的需要；三是从保持适度投资、加快推进城镇化进程和提升消费能力等入手，构建中国由内需主导的大国开放型经济，这既是防止中国经济增速继续下滑的现实需要，也是实现发展模式由主要依赖外需转变到主要依靠内需的重要战略步骤。其中，保持适度投资的关键在于财税改革，要求构建中央和地方财权和事权合理划分的央地关系，改革、建设资本市场解决企业融资难问题；加快推进城镇化进程的内涵要求是城乡和区域经济协调发展；提升消费能力要求加大收入分配调节力度，特别是在初次分配也要讲公平，同时健全由要素市场决定的报酬机制，多渠道增加居民财产性收入，注重培养中等收入群体，形成“橄榄型”社会分配格局。

       (2)完善产业关联机制。为促进中国产业的国内关联和总关联高度一致，政策着力点应该归为“完善产业关联机制，重构中国制造业与服务业平衡发展关系”。一是健全中国服务业统计制度，利用土地、融资和税收优惠等偏向服务业发展的政策，支持、引导企业进一步打破“大而全”、“小而全”格局，分离和外包非核心业务，向价值链高端延伸，促进中国产业逐步由生产制造型向生产服务型转变，构建中国制造业与服务业平衡发展的产业基础；二是主要利用市场机制和更好发挥政府作用，支持、鼓励和引导中国制造业企业尽可能将中间投入服务采购本地化，还原中国工业和服务业间本该有的天然联系。

       (3)扩大服务业开放。根据世界贸易组织公布的统计数据，2013年全球服务贸易总额达47201.80亿美元，相比2012年增长5.51％，相比全球商品贸易2.24％的增速明显加快。服务业全球化已经取代制造业全球化，成为经济全球化的第二波主导力量。因此，中国发展生产性服务业，要切实落实李克强总理的“用开放促转型，重点是开放服务业”的产业发展思想，着重从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全面深化改革决定提出的“对内对外开放”六字方针上下功夫。建议在对内开放上着力消除生产性服务业发展的政府垄断和管制，发挥市场在生产性服务业资源配置上的主导作用；在对外开放上，贯彻以开放促改革的战略思想，推广实施上海自贸区试点的负面清单制度，鼓励服务业企业参与全球竞争，并鼓励有实力的服务业企业通过逆向外包积聚全球先进生产要素为我所用，克服高级生产性服务业人才短缺障碍[24]。

       注释：

       ①党的“十八大”以来，中央宏观调控的主要依据可以概括为“经济运行区间”论，即宏观调控思路和方式变化依中国经济运行是否处于防通胀的上限(3.5％)和稳增长的下限(7％)而定。

       ②剔除价格因素后，按1970年不变价格衡量的中国三次产业实际产值比重变化，与按当年价格计算的名义产值比重变化情况大体相同，考虑篇幅，不再赘述。

       ③截至目前，中国已经编制了1987年、1990年、1992年、1995年、1997年、2000年、2002年、2005年、2007年和2010年度共10份《投入产出表》(也叫IO表，部分年份采用延长表技术)。各年IO表相互间在统计制度、产业分类标准、统计口径上不尽相同，为了前后可比，后文在处理上按照一定标准对相关年度数据和项目进行了适当整理和归类。

       ④对关联系数的相关讨论，具体参见[18]。

       ⑤尽管Rasmussen分散力指数也有缺陷，譬如没有解决权重问题等。

       ⑥不同的方法测算的结果不一样，跟其他相关方法测算的结果比较，本文测算的中国世界出口额中大约只有64％属于国内生产的比重仍然偏高。

       ⑦服务贸易即使是到了2009年，其占总贸易额的比重也不过11.5％，而且长期是贸易逆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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