十六大以来党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认识的新发展，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论文,新发展论文,党对论文,十六大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回顾十六大以来的五年，以胡锦涛为总书记的党中央高举邓小平理论和“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的伟大旗帜，在继续推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事业的实践中，结合时代形势和社会发展的新情况，在社会主义的认识上实现了许多新的突破，形成了许多新的亮点，收获了许多新的成果。这充分显示了中国共产党勇于和善于创新的执政优势，显示了马克思主义与时俱进的理论品质。
一、科学发展观：开辟社会主义发展观的新境界
一心一意谋求发展是改革开放后树立起来的鲜明意识。邓小平关于“发展是硬道理”的论断，在上个世纪的八九十年代掷地有声，成为推进中国社会发展的座右铭。从邓小平的“发展是硬道理”，到以江泽民为核心的第三代党中央领导集体提出“发展是党执政兴国的第一要务”，再到以胡锦涛为总书记的新一届党中央提出以人为本，全面的协调的可持续的科学发展观，显示了中国共产党在社会主义发展观上的一脉相承和不断创新。
邓小平社会主义发展观的形成可以从3个维度考察。一是时机意识，他说“抓紧时机发展自己”，道出了发展的紧迫性。邓小平敏锐地觉察到世界矛盾的变化，得出了和平与发展是当今时代的两大问题，认为时机不可错失。二是压力感，邓小平指出：中国周边的国家都在快速发展，我们再停滞或发展缓慢，等于后退。三是脱贫动力，长期的发展缓慢和“文革”造成的破坏，使中国经济几乎接近崩溃的边缘，邓小平出访日本、美国，深感中国太落后，曾多次说，中国的经济比发达国家至少落后30年，科学技术至少落后50年。这些背景构成了邓小平社会主义发展观的基本特点是着眼于迅速提升中国经济发展的效率。当然，邓小平理论中也包含政治体制改革必须与经济体制改革相配合、物质文明与精神文明一起抓以及可持续发展的思想，但这些思想主要是围绕加快经济发展这个着眼点来阐述的。实践证明，邓小平着眼于迅速提升中国经济发展效率的发展观得到圆满的实现，取得了卓有成效的业绩。
以江泽民为核心的第三代党中央领导集体在改革开放向纵深推进的过程中使社会主义发展观得到丰富。江泽民的发展观上承邓小平发展观的基本内核，下启以胡锦涛为总书记的新一届党中央的科学发展观，形成了一系列重要的新观点。第一，强化发展意识，提出“坚持以发展为主题”。第二，将创新与发展相结合，提出“发展要有新思路”。第三，树立抓时机的紧迫感，提出“紧紧抓住重要战略机遇期”。第四，强调统筹协调的思想，提出“实现可持续发展”。第五，立足党的建设，提出“发展是党执政兴国的第一要务”。这些思想在邓小平理论的基础上进一步丰富了社会主义发展观。
以胡锦涛为总书记的新一届党中央确立的科学发展观，是江泽民社会主义发展观进一步发展的理论成果。2003年9月中共十六届三中全会第一明确提出了“科学发展观”的概念，其涵义是：以人为本，全面、协调、可持续的科学发展观。这个概念的意义不在于在发展前面加了“科学”两个字，而在于它赋予社会主义发展观以符合社会建设规律的科学精神，并将改革开放以来形成的有关发展问题的基本思想整合在科学体系的框架之内，从而使中国共产党的社会主义发展观上升到指导思想的地位。2004年3月，胡锦涛解释说：“科学发展观，是用来指导发展的，不能离开发展这个主题，离开了这个主题就没有意义了”。[1]2007年6月25日，胡锦涛在中共中央党校发表重要讲话，他指出：“党的十六大以来，党中央继承和发展党的三代中央领导集体关于发展的重要思想，提出了科学发展观。科学发展观，第一要义是发展，核心是以人为本，基本要求是全面协调可持续，根本方法是统筹协调”。[2]这一精辟阐述，对于深刻把握科学发展观的精神实质具有极其重大的意义。
从科学发展观的涵义来看，其突出之处表现在两个方面。其一是把发展的本位落实在“人”这一点上，即是说发展的出发点和归宿都是为了满足广大人民群众的利益，科学发展观首先要实现的是人的全面、协调、可持续的发展。其二是将发展的要求与社会建设相连系，即是说发展的视野要放到促进社会的和谐发展，科学发展观必须着眼于社会的全面、协调、可持续的发展。人的全面、协调、可持续的发展与社会的全面、协调、可持续的发展是互为因果、互为前提的关系，只有实现了人的科学发展，才有可能实现社会的科学发展，而社会的科学发展又是人的科学发展的前提。这样的科学发展观显示了党在发展问题上的战略境界，是十六大以来以胡锦涛为总书记的新一届党中央关于社会主义认识的标志性理论成果。
二、社会和谐：形成社会主义本质属性的新论断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概念的提出和模式的形成，有着十分特殊的国内外环境。虽然早在中国社会主义制度建立初期，以毛泽东为核心的第一代党中央领导集体就提出“走自己的路”，但一方面由于缺乏经验而照搬别国模式，另一方面也由于冷战思维方式的局限，中国社会主义建设并未形成自己的特色。1982年中共十二大上，邓小平发出“走自己的道路，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号召，绝不是简单地重复20世纪50年代第一代党中央领导集体的思想，它的深刻意义在于：这个号召建立在对社会主义本质认真思考的基础之上。
对于社会主义国家来说，20世纪八九十年代是一段难熬的岁月。世界风云的动荡和国际格局的变动，考问着社会主义理论和实践的价值。东欧剧变和苏联解体引发的震动，一时间国际社会弥漫着社会主义“悲观论”、“失败论”、“终结论”等种种舆论，共产党执政遭遇了有史以来从未有过的沉重压力。而中国也正在结束“文革”的困难局面下开始进行改革的尝试。这样一种特殊的背景，意味着决心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非同寻常。能不能开创一条新路，是赋予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的时代任务。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实践是与社会主义本质的理论思考紧密相连的。改革开放的探索过程始终伴随着“什么是社会主义、怎样建设社会主义”的思考过程。邓小平围绕着这个根本问题，解放思想，以敢于创新的政治魄力和理论勇气，冲突以往对社会主义认识上机械、停滞和僵化的传统思维框架，形成了一系列新判断、新观点和新结论。在此基础上，邓小平在马克思主义发展史上第一次对社会主义的本质作了概括。他指出：“社会主义的本质，是解放生产力，发展生产力，消灭剥削，消除两极分化，最终达到共同富裕”。[3](P373)这个概括浓缩了对社会主义根本任务、价值取向、发展道路、理想目标等方面的思想，涵盖了社会主义政治、经济、社会以及生产关系和社会关系等多方面的特征，是对“什么是社会主义、怎样建设社会主义”这一根本问题的精练回答。在当时国内外特殊背景下，这一社会主义本质的概括无疑具有重大意义。它既纠正了传统思维框架中的偏误，又把握基本原则，澄清模糊认识，界定了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中一些最关键的特征。
以江泽民为核心的第三代党中央领导集体的一个重大贡献，就是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全面地推进到21世纪。世纪之交的中国，以其卓越的发展成效，引起世界的关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崭新模式的实践，开辟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的新局面。在这个实践过程中，第三代党中央领导集体对社会主义的认识又得到提升。胡锦涛在学习《江泽民文选》报告会上的讲话中指出：以江泽民为核心的第三代党中央领导集体“在什么是社会主义、怎样建设社会主义这个问题上形成了富有独创性的理论成果”，并用21个“关于”概括了这些理论成果。[4]这些理论成果，以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为主题，进一步回答了发展道路、发展阶段、发展战略、根本目的、根本任务、发展动力、依靠力量、国际战略等重大问题，是对马克思主义理论的重大贡献，也进一步深化对社会主义本质的认识。
中共十六大以来，以胡锦涛为总书记的新一届党中央在改革开放向纵深推进的历史条件下，担负着传承下来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事业的重任，“面临的机遇前所未有，面对的挑战也前所未有”，“社会结构深刻变动，利益格局深刻调整，思想观念深刻变化。这种空前的社会变革，给我国发展进步带来巨大活力，也必然带来这样那样的矛盾和问题”。[5]发展必须抓住机遇，机遇必然伴随矛盾，矛盾需要着力化解，化解要求创新理论。以胡锦涛为总书记的新一届党中央在认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上的贡献集中到一点，就是提出“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新理念。中共十六届六中全会通过的决定指出：“党的十六大以来，我们党对社会和谐的认识不断深化，明确了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总体布局中的地位，作出了一系列决策部署，推动和谐社会建设取得新的成效”。在此基础上，以胡锦涛为总书记的新一届党中央明确形成了“社会和谐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本质属性”的新论断，从而使邓小平关于社会主义本质的论断得到了丰富和发展。
“社会和谐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本质属性”新论断，与邓小平概括社会主义本质的5句话完全相吻合。社会和谐必须以解放生产力，发展生产力为基础；解放生产力，发展生产力只有在社会和谐中才能实现。社会和谐的最终要求是消灭剥削，消除两极分化；消灭剥削，消除两极分化的直接动力是社会和谐。社会和谐的取向是共同富裕；共同富裕的体现是社会和谐。从属性的角度将社会和谐与社会主义本质相联系，既合乎逻辑，又蕴涵新意。“社会和谐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本质属性”这个新论断的意义在于，它深刻揭示了人民利益与社会协调发展的一致性。社会主义制度决定了人民的根本利益不相矛盾，利益一致是社会和谐的制度优势。然而，制度优势只是“应然”，要使社会主义制度优势转化为社会和谐的“实然”，需要有个过程。人民根本利益一致前提下，还有长远利益与眼前利益、国家利益与个体利益、社会利益与群体利益的矛盾，长远利益、国家利益和社会利益需要社会和谐，眼前利益、个体利益和群体利益亦需要社会和谐。社会和谐不仅是社会主义追求的长远目标，也是现实要求；不仅是社会主义内在的价值诉求，也是发展动力；不仅是社会主义完善的过程体现，也是特征显示。因此，将和谐社会纳入社会主义的本质属性是马克思主义理论的一个升华。
三、社会建设：确立社会主义实践的新路径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事业是一项庞大的系统工程，其基础性工程包括政治、经济、文化、社会等各个领域、各个方面。按照马克思主义的基本观点，经济具有决定性的作用，解放和发展生产力就是社会主义的根本任务。但政治、经济、文化、社会是一个互动构造，它们之间相互影响，只有协调发展，才能呈健康状态。
协调发展的基本要求是多向度的共同进步。以经济建设为中心，不等于其他领域不要建设。改革开放初邓小平提出的“两手抓，两手都要硬”的观点表明，党对协调发展是有清醒认识的。协调发展需要有重点，这个重点用唯物主义原理解释就是经济建设。因此，解放和发展生产力作为社会主义的根本任务，将贯穿于社会主义建设的全过程。1978年十一届三中全会至今的将近30年里，党中央的这个认识始终没有动摇过，实践上也始终没有偏离过。历史证明，以经济建设为中心，是协调发展的前提和基础。
然而，解放和发展生产力不是一个纯经济的问题，它涉及到政治体制、思想观念以及文化、社会和生态等多方面的关系。换句话说，生产力问题不可能只是通过单纯的经济方式就可以获得解决。一定的发展阶段，将政治体制改革或其他方面的建设提到重要位置，仍然是解放和发展生产力的要求，并不违背以经济建设为中心。马克思主义方法论的一个重要观点是：在分析任何一个问题时，都要将它放到特定的环境下去认识。从改革开放以来的历程看，围绕以经济建设为中心，历届党中央在社会主义实践的路径选择上是有所侧重的。
以邓小平为核心的第二代党中央领导集体是在经历“文革”浩劫之后承担起领导国家建设重任的。摆在这一代领导集体面前的紧迫任务是通过什么样的方法使中国的经济迅速发展起来，因而突出地强调经济建设成为当时社会主义实践的路径选择。邓小平十分重视精神文明建设，也高度重视党的建设，多次强调“党风问题关系党的生死存亡”，他为此而提出的许多思想构成邓小平理论的重要组成部分，但实践路径的侧重点是集中在经济领域。1989年十三届四中全会后，以江泽民为核心的第三代党中央领导集体形成。当时国内外的环境使党的建设问题提到议事日程上来。“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的形成表明，第三代党中央领导集体在坚定不移地坚持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的前提下，将实践的路径选择侧重在党的建设上。由此形成了物质文明、精神文明和政治文明的整体概念，使经济、文化和政治建设协调发展的思想清晰起来。
中共十六以后，新世纪新阶段的形势要求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开拓新的格局。全面建设小康社会、实现人均国民生产总值从1000美元到3000美元跨越的战略任务，资源瓶颈、生态压力、产业结构调整等经济难题，收入分配差距、职业流动和就业紧张、社会保障体系薄弱等社会问题，表明中国社会主义建设面临的挑战不是来自某一方面，而是综合性的。如何应对综合性的挑战，需要选择新的实践路径。以胡锦涛为总书记的新一届党中央逐渐将注意力集中到社会建设的新路径，从而形成经济建设、政治建设、文化建设、社会建设“四位一体”的战略发展思路。胡锦涛指出：“社会建设与广大人民群众的切身利益紧密相连，必须摆在更加突出的位置”。社会建设新路径的主要内容是：“尤其要注重优先发展教育，实施扩大就业的发展战略，深化收入分配制度改革，基本建立覆盖城乡居民的社会保障体系，建立基本医疗卫生制度，提高全民健康水平，完善社会管理，维护社会安定团结”。[2]选择社会建设的实践路径并不否定以经济建设为中心，同时，社会建设也需要政治建设和文化建设相配套，强调社会建设“更加突出的位置”，表明路径侧重点的变化。“四位”是紧密联系在一起的，“一体”就是显示它们之间的紧密度，将侧重点集中在社会建设的路径上，是中国社会发展到新阶段的客观要求，决不意味着放弃经济建设、政治建设和文化建设的实践路径。通过加强社会建设来促进经济建设、政治建设和文化建设，是新路径选择的目的所在。“四位一体”的发展思路和社会建设的实践路径，使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的完整格局得以体现，代表着十六大以来以胡锦涛为总书记的新一届党中央认识社会主义的新发展。
四、关注民生：凸显社会主义价值取向的新特征
在社会主义的认知中，代表绝大多数人的利益是制度识别的一个重要标准。广大人民群众的利益成为实践社会主义的价值取向。无论是初级阶段的社会主义还是发达起来以后的社会主义，都应该以广大人民群众的利益获得作为发展的终极目的。
代表人民群众利益离不开群众路线。中国共产党早就形成了坚持群众路线的历史传统。毛泽东“为人民服务”的座右铭成为群众路线的经典话语。在革命、建设和改革的各个历史时期，中共领导在群众路线的思想上是一脉相承，不断深化的。1956年中共八大时，邓小平在修改党章的报告中强调，群众路线不是个新问题，但在党成为执政党的条件下有了新的涵义。改革开放后，邓小平又提出了“三个有利于”的标准，把群众答应不答应，群众拥护不拥护，群众支持不支持作为制定党的路线方针政策的依据，丰富了党的群众路线的内容。江泽民提出的“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突出了中国共产党必须成为最广大人民群众利益代表者的观念，将党的群众路线从优良作风提升到党的建设纲领的重要位置。如果说，党的群众路线在民主革命时期是取得革命胜利的可靠保障，那么，在建设和改革时期，党的群众路线则是树立社会主义价值取向的必然要求。
十六大以来，以胡锦涛为总书记的新一届党中央赋予群众路线以社会主义价值取向的新涵义。胡锦涛指出，群众利益无小事，要求各级领导时常关心人民群众的生活。他提出了“情为民所系，权为民所用，利为民所谋”的著名观点，提出了要让广大人民群众共享改革开放成果的思想，强调党的一切奋斗和工作都是为了造福人民，要始终把实现好、维护好、发展好最广大人民的根本利益作为党和国家一切工作的出发点和落脚点，做到发展为了人民、发展依靠人民，发展成果由人民共享。胡锦涛还指出：“加强社会建设，要以解决人民最关心、最直接、最现实的利益问题为重点，使经济发展成果更多体现到改善民生上”。[2]这些思想，既继承了三代党中央领导集体关于群众路线的思想，又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新的实践出发，把群众路线与解决民生问题紧密相结合，凸显出社会主义的价值取向。
在以往的释义中，群众路线一般作两个层面的理解。一是工作方法，即从群众中来，到群众中去，尊重、信任和依靠人民群众，使党的路线方针政策更好地符合人民群众的要求。二是领导作风，即党的干部要深入群众，了解群众，关心群众的疾苦。80多年来中国共产党用这样的群众路线赢得了广大人民群众的爱戴和支持。这是必须继续坚持下去的。然而，群众路线的内涵是随着党的事业深入发展而不断丰富和扩展的。从社会主义价值取向的层面，将关注民生与群众路线相连接，不仅丰富和扩展了群众路线的内涵，而且也显示了社会主义价值取向的新特征。
五、执政能力：构思社会主义领导核心自身建设的新框架
中国共产党是社会主义建设事业的领导核心。无论是历史还是现实，无论是理论经验和事实例证，都告诉人们一个道理：离开中国共产党的领导，社会主义建设就缺乏强有力的保障。因此，党的建设始终是社会主义建设中一个极其重大的课题，如何认识党的建设，是社会主义认识的重要组成部分。
审视党的历史，注重自身建设是中国共产党的传统。民主革命时期，党的建设被总结为领导中国革命胜利的三大法宝之一。执政以后，中国共产党对自身建设丝毫没有放松，1956年中共八大时，邓小平代表党中央突出地强调和阐述了执政党建设的问题。尽管在较长一段时间里，由于“以阶级斗争为纲”的错误指导，党的建设曾偏离了正确的轨道，但是所留下的教训也成为新时期加强党的建设的宝贵经验。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中，执政党建设的问题从一开始就明确提出来，并随着实践的深入而逐渐清晰思路，不断丰富思想。1980年2月，邓小平有针对性地提出“执政党应该是一个什么样的党，执政党的党员应该怎样才合格，党这样才叫善于领导”的问题。[8](P276)中国的问题，关键在党，邓小平曾多次强调的这个观点，突出了加强党的自身建设的极端重要性。改革开放初期，历史遗留的问题和工作中心刚刚转移的实际情况，使以邓小平为核心的第二代党中央领导集体将党风建设作为执政党建设的基本思路，党风建设包括重新恢复和树立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贯彻落实群众路线的工作作风、加强民主集中制以及各级领导班子的组织建设。
以江泽民为核心的第三代党中央领导集体，在邓小平交接班时强调“这个党该抓了，不抓不行了”、“要聚精会神地抓党的建设”的政治交代下，担负起历史的重任。鉴于当时世界上一些共产党执政的社会主义国家接连垮台的严峻现实，第三代党中央领导集体对党的建设不敢掉以轻心。20世纪和21世纪之交，是中国共产党高度重视执政党建设的时期。中组部、中宣部组织了许多重大课题的调研，旨在摸清各级党组织的现状，发现问题，寻找对策。在集中全党智慧的基础上，江泽民提出了一系列执政党建设的新思想，如关于两个先锋队建设理论，关于党从革命到建设的两大历史性转变，关于党面临拒腐防变和抵御风险的两大课题，关于增强党的阶级基础和扩大群众基础，一直到2000年形成“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的纲领。这些新成果表明，以江泽民为核心的第三代党中央领导集体已经形成了执政党建设的基本思路。
十六大在执政党建设方面的新亮点主要体现在4个方面。其一是在全党范围内开展保持共产党员先进性教育的活动，结合新时期的特点，在提高共产党员思想觉悟的方式、途径和机制等问题上，取得了重大收获。其二是十六届四中全会通过了《关于加强党的执政能力建设的决定》，对执政党建设作出了一系列重大的部署。其中关于执政能力建设的总体目标和执政能力建设5大任务的明确规定，为新世纪党的建设指明了方向。其三，提出了一系列具有前瞻性的执政党建设方法和目标，如科学执政、民主执政、依法执政，引导执政党建设适应时代潮流和现代化的要求。其四，丰富和完善了执政党建设的思想体系，形成了执政理念、执政基础、执政机制、执政方式、执政资源和执政理论等重大研究范畴，构建了深刻把握共产党执政规律、努力创新共产党执政模式的框架。这些新的贡献对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具有护驾保航的作用。改革开放以来的历程表明，党的建设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是密不可分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的成败取决于中国共产党自身的建设。十六大以来以胡锦涛为总书记的新一届党中央在执政党建设方面获得的发展，无疑也是社会主义新认识的理论成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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