延安时期毛泽东思想的系统形成与共产国际——兼论抗日战争时期中国共产党与共产国际的关系，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共产国际论文,抗日战争论文,延安论文,中国共产党论文,时期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毛泽东思想系统形成发展于延安时期，即中央红军到达陕北及东去西柏坡这段时间（1935年10月—1947年3月）。邓小平说：“延安时期那一段，可以说是毛泽东思想比较完整地形成起来的一段。（《邓小平文选》（1975-1982）第256页。）
一、在正确对待和消除共产国际消极影响的革命实践中，逐步形成了中国新民主主义革命的“三大法宝”，这是毛泽东思想系统形成的主要实践依据。
1、认真克服来自共产国际的王明“两个一切服从”的右倾错误，丰富和发展了抗日民族统一战线中的独立自主的理论。
1937年8月10日，共产国际执委会书记处召开会议，专门讨论中国抗战形势和中共的任务。季米特洛夫说：中国共产党面临政策和策略的“一百八十度的大转弯”，他担心中国共产党能否适应新的环境和任务。认为，“需要能在国际形势中辩明方向的、有朝气的人去帮助中共中央”（《中共党史研究》1988年第3期）在斯大林看来，中国共产党和中国工人阶级的力量比较弱小，中国的抗日战争要依靠蒋介石国民党。中国共产党在抗日民族统一战线中不要提谁领导谁的问题，而应运用法国共产党关于“一切服从统一战线”和“一切经过统一战线”的经验，做到共同负责，共同领导。中共应竭力促成在国民党政府基础上的全国的团结统一，共同抗战。在这个背景下，1937年11月29日，王明从苏联回到中国，贯彻共产国际“两个一切服从”的“新政策”。
12月9日至14日，中共中央召开政治局会议，张闻天作了《目前的政治形势与党的任务》的报告。王明作了《如何继续全国抗战与争取抗战胜利呢？》的报告。他对党中央在统一战线问题上的许多正确的观点和政策提出批评。他认为，过去过分强调独立自主，没有采取“一切经过统一战线”、“一切服从统一战线”的工作方法。他不赞成关于国民党营垒有左、中、右三种不同努力的提法（《中国共产党历史》（上卷，第517页）），认为只能以抗日或亲日为标准。还认为不应空喊领导权，不应提谁领导谁，而是国共“共同负责，共同领导”。由于王明自称上述指示是共产国际的，这就使许多与会者产生盲目的信赖。毛泽东对独立自主；国民党营垒左、中、右的不同倾向；统一战线中“和与争”的对立统一等问题，作了辩白和解释。（同上，第517页）
王明到武汉后，开始在实际工作中贯彻他的错误主张。这引起毛泽东、张闻天等的不安。1938年2月27日至3月1日，党中央在延安召开政治局会议。王明作了《目前抗战形势与如何继续抗战和争取抗战胜利》的报告，提出了“统一指挥”，“统一编制”、“统一武装”、“统一纪律”、“统一待遇”、“统一作战计划”、“统一作战行动”的主张。毛泽东着重强调，坚持抗战的胜利要以自力更生为主。张闻天强调国共两党合作存在着两党争取领导权的问题。他表示赞同毛泽东的意见，发展统一战线只与国民党谈判是不够的，还必须大力开展民众运动，创造根据地，来推动统一战线的发展。会议决定派任弼时去莫斯科，向共产国际说明两党关系和抗战的情况。
1938年4月14日，任弼时代表中共中央向共产国际提出《中国抗日战争的形势与中国共产党的工作与任务》的书面报告大纲。5月17日，任弼时在共产国际会议上对报告大纲作了说明，对国共合作的特点等问题作了详细的解释，6月1日，共产国际执委主席团根据中共代表团的报告作出决议，肯定中国共产党的政治路线是正确的，要坚持统一战线中共产党在政治上组织上的独立性。在王稼祥回国前，季米特洛夫接见任弼时和王稼祥。他表示，在中共中央内部应支持毛泽东的领导地位，王明缺乏实际工作经验，不应争当领袖（《文献和研究》1986年第4期）。8月初，王稼祥从莫斯科回国。9月14日，中共中央政治局召开会议，王稼祥传达季米特洛夫的意见，这些意见对纠正王明右倾错误起了很好的作用。
在这种背景下，中国共产党于9月29日至11月6日，在延安召开六届六中全会，批准了以毛泽东为首的中央政治局的路线。全会确定，要不断巩固和扩大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用长期合作来支持长期战争；同时，要坚持统一战线中的独立自主原则。为了巩固和扩大抗日民族统一战线，会议批判了党内在统一战线问题上的关门主义和投降主义的倾向，着重批判了“一切经过统一战线”、“一切服从统一战线”的迁就主义的错误主张。毛泽东指出，国民党是党权的党，限制共产党的发展，不愿制定共同的政治纲领，不允许有统一战线的组织形式。在这种情况下，“一切经过统一战线”，那只能是一切经过蒋介石，成为单方面的服从，自己束缚自己的手脚。正确的方针应该是既统一，又独立。为了进一步从理论上阐明这个问题，毛泽东提出民族斗争和阶级斗争一致性的原理。抗日战争时期，民族矛盾成为主要矛盾，阶级矛盾降到次要的服从的地位，但是没有民主和民生问题的适当解决，就不能实行广泛的人民的动员，以战胜日本帝国主义。抗日和民主、民生问题互为条件，不能分离，正是依据这个原理，制定了抗日战争的路线和政策，并丰富和发展了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策略理论，坚持又联合又斗争的政策。
2、坚决抵制受共产国际影响的王明军事教条主义的“运动战”的战略方针，坚持和发展了在抗日战争条件下“农村包围城市”武装夺取政权的理论，进一步丰富和发展了新民主主义革命道路的理论。
1937年8月22日—25日，中国共产党在洛川召开会议，在这次会议上，毛泽东提出我军在敌后作战的基本方针是放手发动独立自主的游击战争，建立敌后抗日根据地。但这受到了以王明为代表的共产国际主张的干扰。攻击洛川会议和毛泽东的正确主张，在军事上提出“普遍地实行以运动战为主，配合以阵地战，辅之以游击战”的战略方针，主张“建立几十师团有新式武装的部队”，以否定毛泽东游击战的战略方针。毛泽东从中国的国情出发，结合抗日战争以来的斗争实践经验，写了《抗日游击战争的战略问题》和《论持久战》两篇军事著作，系统地论证了抗日战争条件下武装斗争的战略原则，充实和发展了在民族战争条件下“农村包围城市”武装夺取政权，消灭日本侵略者的新民主主义革命道路的理论，充分地阐发了人民战争的光辉思想。
但是，共产国际否认游击战争的战略地位坚持“城市中心论”，坚持以运动战为主、游击战为辅。在1941年至1942年间，共产国际得知日军向中苏、中蒙边境集结的消息，不顾我军在当时处于敌人夹攻的困境，要八路军去进行正规战争以打破日军的结集。当毛泽东抵制了这种错误指导以后，共产国际和中国共产党的关系一度紧张。1943年塔斯社驻延安的联络员彼得·弗拉基米诺夫（中国名孙平），在日记中攻击八路军“游而不击”。原苏联编写的《第二次世界大战史》仍说：“游击战争束缚了人民军队的抗日行动，实质上是消极防御、消极抗战”。而抗日战争的历史充分说明，敌后抗日游击战争不仅牵制了大量的日军、有力的配合了正面战场，而且积小胜为大胜，逐渐消灭了日本侵略者的有生力量，并使抗日根据地成为全国抗战的重心。
3、自觉消除来自共产国际的王明教条主义的影响，在理论上丰富和发展了毛泽东建党思想。
在民族战争和阶级斗争交错的复杂条件下，1942-1943年，中国共产党在陕甘宁边区和其他抗日革命根据地开展了大规模的整风运动。这是以毛泽东为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创造的党的思想建设的重要形式，在国际共产主义运动中对无产阶级政党建设作出了重大的贡献。
对这样一个具有理论和现实意义的重大的历史事件，以共产国际驻中共中央联络员和塔斯社记者的双重身分来延安的弗拉基米洛夫纪录的《延安日记》，却歪曲延安整风的目的和意义，把正在解决中国共产党当时存在的主观主义、宗派主义和党八股现象的延安整风运动，看作是“想掩盖某些非常严重而毛泽东又十分需要的事情”（《延安日记》第21页，现代史料编刊社1980年版。），把实际上消除王明为代表的共产国际的教条主义影响的学习整风，看作是“整顿三风运动无非是缠住教条主义分子和莫斯科派不放”；把“惩前毖后，治病救人”的方针看作是“打击王明来打击共产国际”；把意在克服教条主义的影响，进行中国化的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教育，看作是“教条主义这个叫法，体现出中共领导对苏联、马克思列宁主义和国际主义的公开厌恶”、“根治教条主义意味着在党内确立毛泽东的统治和要求全体党员的士兵式的服从”；把延安时期中国共产党团结进步民主向上的精神面貌，看作是“延安的新气氛除了恐惧，还是恐惧”；把马克思列宁主义的中国化，看作是“民族主义被当成了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富有创造力的表现”（同上，第125-155页）。这显然是对延安整风运动的丑化。延安整风运动不仅统一了全党的思想认识，为党的“七大”的胜利召开作了充分的思想准备，而且丰富发展了毛泽东建党理论，解决了党的思想建设必须首先解决思想路线问题，坚定了马克思列宁主义同中国实际相结合的根本方向。
综上所述，中国新民主主义革命的“三大法宝”是在同共产国际消极影响的斗争实践中，在民族斗争、阶级斗争、党内斗争的革命实践中逐步形成的，这是毛泽东思想系统形成发展的主要实践依据。
二、吸取共产国际斯大林有关中国革命观点的正确方面，全面提出和概括了中国新民主主义革命的基本规律和基本理论，这是毛泽东思想系统形成的主要标志。
1、以历史唯物主义的科学态度，认识中国社会及形势，准确的提出了中国新民主主义革命的“国情论”。
毛泽东等共产党人在革命实践中，自觉的从中国的实际出发，用实际行动限制共产国际的不良影响，逐渐的提出了有关中国“国情论”的一系列的基本观点，主要有下列观点：
第一，社会性质论。在毛泽东和张闻天、李维汉等人合作写的《中国革命和中国共产党》一文中，指出“只有认清中国社会的性质，才能认清中国革命的对象，中国革命的任务，中国革命的动力，中国革命的性质，中国革命的前途和转变。认清中国的国情，乃是认清一切革命问题的基本依据。”中国这个社会的特点是：自给自足的自然经济基础被破坏了，但地主阶级同买办资本和高利贷资本的剥削结合在一起，在中国的社会经济生活中，占着明显的优势；民族资本主义有了某些发展，但是，它没有成为中国社会经济的主要形式，它的大部分和外国帝国主义、国内封建主义都是有联系的；皇帝和贵族的专制政权是被推翻了，代之而起的是地主阶级和大资产阶级的专政；帝国主义不仅操纵了中国的财政和经济的命脉，而且操纵了中国的政治和军事的力量；由于许多帝国主义国家的统治，使中国处于长期的不统一，再加之，中国的土地广大，经济、政治、文化的发展表现出极端的不平衡；由于帝国主义和封建主义的双重压迫，中国人民的贫困和不自由的程度，是世界少见的。因此，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的主要矛盾是帝国主义和中华民族的矛盾，封建主义和人民大众的矛盾。中国革命就是在这个主要矛盾基础上发生和发展起来的。
第二，历史的观点。毛泽东认为，“今天的中国是历史的中国的一个发展，我们是马克思主义的历史主义者，我们不能割断历史。”因此，他向全党提出“学习我们的历史遗产”的任务，“从孔夫子到孙中山，我们应当给以总结，继承这一份珍贵的遗产。这对于指导当前的伟大运动，是有重要帮助的。”（《中国共产党在民族战争中的地位》）。
第三，环境的观点。毛泽东认为，“马克思、列宁主义的伟大力量，就在于它是和各个国家具体的革命实践相联系的，对于中国共产党来说，就是要学会把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理论应用于具体的环境，成为伟大中华民族的一部分，而和这个民族血肉相联的共产党员，离开中国特点来谈马克思主义，只是抽象的空洞的马克思主义。”在这里，毛泽东讲的“环境”就是指的中华民族的特点，以及和我们实践相联系的实际情况。
第四，形势的观点。综观整个党的历史，毛泽东在论及或布置任务时，总是首先分析形势，从认清形势入手，提出新的任务。
第五，现状的观点。毛泽东在延安整风时指出，对现状的研究很不够，在学校教育和干部教育中，也存在着严重的理论脱离实际的弊病。他认为，对现状不感兴趣，而一心向往那些万古不变的教条是一种反常心理。
第六，调查的观点。毛泽东一贯主张调查研究，他称开调查会是“比较什么大学还要高明的学校”。他认为，调查乃是了解情况的最基本的方法。他很早就断言，“没有调查就没有发言权”。
上述几个方面，构成了毛泽东关于国情方面的有层次的理论的基本方面，是研究中国革命的前提或基础。
2、从中国的国情出发，以马列主义为指导，形成了系统的新民主主义的“革命论”。其主要内容是：
第一，关于新民主主义革命的总路线。毛泽东《在晋绥干部会议上的讲话》中，准确完整的表述了新民主主义革命的总路线，即“无产阶级领导的，人民大众的，反对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和官僚资产阶级的革命”。这条总路线包涵了丰富的理论内容，主要是：无产阶级是新民主主义革命的领导阶级。毛泽东指出，“革命的领导阶级是工人阶级。如果离开了这种根本的革命力量，离开了工人阶级的领导，要完成反帝反封建的民主革命是不可能的。”（《毛泽东选集》第二卷第559页）。这是毛泽东在系统总结了共产国际影响的陈独秀放弃领导权和王明“一切经过统一战线”的右倾错误教训的基础上得出的正确结论；农民阶级是新民主主义的主力军，没有农民的参加，中国革命不可能胜利。毛泽东关于农民是主力军的思想、还有一层意思是：用“人民大众”这个概念把农民和工人阶级紧密的联在一起。这个思想来自列宁的工农联盟的理论，列宁指出“社会主义革命胜利的必要条件就是各先进国家的被剥削的劳动农民同工人阶级即无产阶级结成紧密的联盟。”（《列宁全集》第26卷第303页）新民主主义革命的对象是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和官僚资本主义。毛泽东指出，新民主主义革命“要推翻的敌人，只是和必须是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和官僚资本主义。这些敌人的集中代表，就是蒋介石国民党的反动统治。”（《毛泽东选集》第4卷第1313页）
第二，关于新民主主义革命的道路。首先，发展了中国革命发展不平衡的理论。主要表现在两个方面，一是综合的分析了中国革命发展不平衡的原因：由于中国经济发展的不平衡（不是统一的资本主义经济）；由于中国土地的广大（革命势力有回旋的余地）；由于中国的反动营垒内部的不统一和充满着各种矛盾；由于中国革命主力军的农民的斗争是在无产阶级政党共产党的领导之下，中国革命有在农村区域首先胜利的可能（《毛泽东选集》第2卷，第635页）。二是在民族战争的条件下，怎样开展“工农武装割据”的斗争，毛泽东批评了忽视革命根据地的观点，忽视对农民进行艰苦工作的观点、忽视游击战争的观点（《毛泽东选集》第2卷第635页）。实际上回答了在抗日战争的条件下，如何坚持“工农武装割据”的思想，尤其是把武装斗争具体化为游击战争，这是一大创新。其次，阐明了城市工作与农村根据地的关系。在强调农村根据地重要的同时，说明了城市工作和其它斗争形式的必要。毛泽东指出，“没有城市工作和其他农村工作，农村根据地就处于孤立，革命就会失败。”（同上，第636页）。这是对“农村包围城市”道路理论的又一重大发展和完善。最后，“农村包围城市”的概念已经正式提出。除在《战争和战略问题》一文中表述为“不是先占城市后取乡村，而是走相反的道路”外，还《在中国共产党第七届中央委员会第二次全体会议上的报告》表述为，“从一九二七年到现在，我们的工作重点是在乡村，在乡村聚集力量，用乡村包围城市，然后取得城市。”（《毛泽东选集》第4卷第1426页）。这就从内容到形式统一了“农村包围城市”武装夺取政权的理论，即新民主主义革命道路的理论。
第三，关于中国革命的三大法宝。
一是统一战线。主要是如何对待中国的资产阶级问题，毛泽东在这方面有精辟的论述，其基本点是，认为中国资产阶级有两部分，一部分是依附于帝国主义的大资产阶级，另一部分是既有革命要求又有动摇性的民族资产阶级；无产阶级领导的统一战线要争取民族资产阶级参加，并且在特殊条件下把一部分大资产阶级也包括在内，以求最大限度地孤立最主要的敌人；在同资产阶级结成统一战线时，要保持无产阶级的独立性，实行又团结又斗争、以斗争求团结的政策；在被迫同资产阶级分裂时，要敢于并善于同大资产阶级进行坚决的斗争，同时要继续争取民族资产阶级的同情或中立。二是武装斗争。毛泽东认为，中国的武装斗争是无产阶级领导的以农民为主体的革命战争，它和“农村包围城市”道路的理论紧密相关，是一个不可分割的整体；而这个理论又和人民军队的建设、人民战争和人民战争的战略战术紧密配合，形成了有中国特点的武装斗争的理论。三是党的建设。形成了一整套党的建设的理论，关于政治建设主要是党的路线方针政策的论述；关于组织建设主要是贯彻民主集中制的原则；关于思想建设主要是用整风的方法克服各种非无产阶级思想；关于作风建设主要是发扬党的理论联系实际，密切联系群众，批评与自我批评的作风等等。
3、丰富和发展了马列主义的国家学说，创立了新民主主义共和国的理论和由新民主主义革命向社会主义革命转变的理论，形成了新民主主义革命的社会论。
第一，新民主主义“国家论”。毛泽东认为，新民主主义革命的目的是建立新民主主义共和国。这个共和国，既不是资产阶级专政的资本主义的共和国，又不是苏联式的无产阶级专政的社会主义的共和国。而只能是无产阶级领导下的一切反帝反封建的人们联合专政的民主共和国。在这里，“无论如何，中国无产阶级、农民、知识分子和其他小资产阶级，乃是决定国家命运的势力”，“他们必然要成为中华民主共和国的国家构成和政权构成的基本部分，而无产阶级则是领导的力量。这实际上回答了新民主主义的国体问题即社会各阶级在国家中的地位问题，所有各革命阶级、阶层和社会集团，都是国家政权的构成部分。而政权的构成形式采取民主集中制，由各级人民代表大会决定大政方针，选举政府。（《毛泽东选集》第3卷第1057页。）把党内的民主集中制，推广到政权组织，军队组织，这是中国共产党人的独创性经验。军队是国家政权的支柱。毛泽东指出，帝国主义还存在，国内反动派还存在，国内阶级还存在。我们现在的任务是强化人民的国家机器，这主要是指人民的军队、人民的警察和人民的法庭，借以巩固国防和保护人民的利益。（《毛泽东选集》第4卷第1253页。）
在新民主主义的经济纲领问题上，毛泽东提出了三大经济纲领，没收封建阶级的土地归农民所有，没收蒋介石、宋子文、孔祥熙、陈立夫为首的垄断资本归新民主主义的国家所有，保护民族工商业。新民主主义国家的经济形态由五种成分构成；社会主义性质的国营经济；私人资本主义经济；农业和手工业者的个体经济，国家和私人合作的国家资本主义经济。新民主主义经济的指导方针是，发展生产、繁荣经济、公私兼顾、劳资两利。
在新民主主义的文化纲领问题上，毛泽东认为，新民主主义的文化是“无产阶级领导的人民大众的反帝反封建的文化。”（《毛泽东思想》第2卷第698页。）所谓民族的，就是反对帝国主义的压迫，反对奴化思想，维护中华民族的尊严和独立，当然，不排斥外国的进步文化。对于中国古代文化，则应以“吸收其民主性精华，剔除其封建性糟粕”的原则，进行清理、扬弃。所谓大众的，就是这一文化必须面向全中华民族的90%以上的工农劳苦大众并为其服务，进而逐渐成为人民的大众文化。
第二，由新民主主义社会向社会主义社会转变的理论。
斯大林曾经原则的认为，中国革命的前途是社会主义，但怎样具体的实现这个前途，并没有回答。毛泽东创造性的解决了这个问题。1937年5月，毛泽东在党的全国代表会议上就指出，“我们是革命转变论者”，“我们主张经过民主共和国的一切必要阶段，到达于社会主义。”以后，毛泽东又坚持马克思主义的革命发展阶段论和不断革命论的统一，阐明了中国革命必须分两步走，以及新民主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革命既相区别又相联系的思想。这既反对了混浠两个革命阶段的冒险主义，又反对了在两个革命阶段之间横插进一个资产阶级专政的幻想。
首先，提出了由民主革命向社会主义革命转变的途径。随着革命实践的发展，毛泽东从不同角度回答了这个问题。1937年，他在《为争取千百万群众进入抗日民族统一战线而斗争》一文中指出，“我们主张经过民主共和国的一切必要阶段，达到社会主义”，也就是经过民主共和国达到社会主义的思想。建国前夕，他在《论人民民主专政》一文中，又认为，“经过人民共和国达到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达到阶级的消灭和世界的大同”。在《新民主主义论》中，他提出了由新民主主义转变到社会主义的思想，在党的七大通过的党章中，正确表述了从新民主主义到社会主义转变的思想。
其次，提出了由民主革命向社会主义革命转变的方式。毛泽东的预见是，“不流血的转变”。因为，民主革命的发展，一方面有资本主义因素，另一方面又有社会主义的因素。就是说，无产阶级和共产党在全国政治势力中比重的增长，就是人民大众承认无产阶级和共产党的领导权，就是民主共和国的国营经济和劳动人民的合作经济。有了上述条件，民主革命胜利后，由新民主主义社会和平转变为社会主义社会。
最后，提出了由民主革命向社会主义革命转变的时机。毛泽东指出，“在将来，民主主义的革命必然要转变为社会主义的革命。何时转变，应以是否具备了转变的条件为标准，时间会要相当地长。不到具备了政治上经济上一切应有的条件之时，不到转变对于全国最大多数人民有利而不是不利之时，不应当轻易地谈变”（《毛泽东选集》第1卷第160页）。在七届二中全会上，毛泽东比较全面地阐述了由新民主主义向社会主义社会转变的政治、经济、外交等方面的基本政策。
三、在延安时期以毛泽东为代表的共产党人培育和形成的延安精神是毛泽东思想系统形成的重要内容。
1、延安精神是毛泽东思想灵魂的集中表现
毛泽东思想灵魂的三个方面即独立自主、实事求是、群众路线通过延安精神都基本的表现出来了。
首先，独立自主、自力更生、艰苦奋斗是延安精神的主要特色，既表面在中国共产党人制定和执行路线方针政策的实践过程中，又表现在总结党的路线方针政策实践过程的结果中，它的基本涵义是中国自己的事情要自己办理，依靠自己的力量，也不排除外援。艰苦创业和不断地进取，就是靠这种精神取得了新民主主义革命的胜利，这是长期总结和共产国际关系的必然结果，也是中国共产党领导中国人民长期艰苦奋斗实践的必然结果。
其次，实事求是是延安精神的基本特征，它既是共产党人的思想认识路线，又是共产党员的思想、工作作风。在延安时期，这一精神得到完整科学的总结。它的基本精神或主要含义是“一切从实际出发，理论联系实际，实事求是，实践是检验真理的标准”，这四句话，缺一不可。“一切从实际出发”是思想路线的出发点；理论联系实际是实现正确的思想路线的途径；“实事求是”是实现思想路线的结果；“实践是检验真理的标准”是衡量思想路线是否正确的尺度。
最后，群众路线是延安精神的重要特点。毛泽东、刘少奇曾多次强调群众路线不仅是党的组织工作路线，而且是政治路线。因为一方面党的路线方针政策的出发点是为人民的，另一方面它的贯彻执行，也要经过人民群众去实践，因此，“从群众中来，到群众中去”就成为党的最基本的工作路线和最基本的工作方法。
2、延安时期的典型人物和典型事件是延安精神具体而生动的范例；是形象化了的毛泽东思想。
如果说延安精神在毛泽东思想灵魂方面的表现是以理论化的概念展示的话，那么典型人物和典型事件所展示的延安精神，就是形象化的毛泽东思想。
在典型人物方面，主要有：白求恩精神，即“毫不利己专门利人”的精神，张思德精神，即“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精神；愚公精神，即坚持不懈，“挖山不止”的精神。
在典型事件方面，主要有：南泥湾精神，即自力更生艰苦奋斗的精神；“延安整风精神”，即“实事求是和批评与自我批评”的精神；西安事变精神，即抵御外来侵略，不惜牺牲个人的民族民主精神以及中国共产党人和平解决西安事变的立场观点和方法；抗大精神，即坚定的正确的政治方向，灵活机动的战略战术，艰苦朴素的工作作风和团结、紧张、严肃、活泼的校风等。
最后，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的著作、业绩也充分的展示了毛泽东思想的方方面面，如刘少奇的建党思想；周恩来的统一战线思想；朱德的军事思想。特别是他们所表现的共产党人的政治修养，思想抱负，品德情操，个人风格都从不同侧面体现了延安精神。还有广大军民的实践精神，牺牲精神，勤劳勇敢精神，团结互助精神，爱国主义精神等都是延安精神的表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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