朱德政治战争思想在抗日战争中的作用及其时代意义，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朱德论文,意义论文,作用论文,战争论文,思想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朱德作为伟大的马克思主义者和无产阶级革命家、军事家，他在缔造中国共产党、中国人民军队和中华人民共和国的过程中，创造性地提出了许多极具时代精神和个人智慧的理论思想。特别是他的政治战争思想，既继承了马克思列宁主义关于“战争是政治的继续”的基本观点，又在战争的目的和地位、战争的策略和原则、战争的要点和方法等方面，结合中国革命和战争的实际进行了发展和创新，形成了比较完整的政治战争思想理论体系。这一思想的产生，不仅推动了毛泽东军事思想的形成和发展，成为指导中国革命和抗日战争取得胜利的强大的思想武器，而且对观察和分析当今国际军事形势，做好我国的国防和现代化建设仍然具有重要的指导作用和现实意义。
一、朱德政治战争思想形成的时代背景
朱德政治战争思想萌发于红军创建时期，1931年7月，他在《怎样创造铁的红军》一文中，就曾论述了政治要素对于战争的重要作用，他认为：在政治上有了坚定的信念“就是把握着不可抵抗的无形的武器”[1]。随后，他在《黄坡东坡两次战役伟大胜利的经过与教训》中，又进一步指出：“我们加紧政治工作，可以争取一部分俘虏当红军，……这样更有广大的政治意义”[2]。至于政治战争思想的正式形成，则是在民族矛盾相当尖锐的抗日战争时期。
首先，列宁的军事战争理论是朱德政治战争思想形成的理论基础。列宁在领导俄国工农武装起义和苏联红军反对国内外敌人的斗争实践中，创造性地发展了马克思主义的军事战争学说，提出了许多具有政治战争思想萌芽性质的理论观点，其中，最为重要的就是依据政治要素来判断战争的性质。列宁通过引用西方军事学家克劳塞维茨关于“战争无非是政治交往用另一种手段的继续”的话，引导人们透过战争的现象去揭示战争的政治本质，并由此把战争区分为正义战争和非正义战争、侵略战争和反侵略战争。从这个观点出发，列宁又进一步提出了识别战争性质的具体原则，即“应当研究战前政策，研究正在导致和已经导致战争的政策。如果政策是帝国主义的政策，就是说，如果它保护财政资本的利益，掠夺和压迫殖民地和其他国家，那末，由这种政策产生的战争便是帝国主义战争。如果政策是民族解放政策，就是说，如果它反映了反对民族压迫的群众运动，那末，由这种政策产生的战争便是民族解放战争”[3]。不仅如此，列宁还在具体实践中创立了政治领导与军事领导相统一的战略指挥方式，实行高度集中的统一指挥；善于制造、利用敌人之间的矛盾，争取联合可能的同盟者，以打击最主要的敌人；注重创造政治优势，保持旺盛的战斗意志和士气，以造就压倒敌人的优势。列宁的这些理论思想与实践经验在中国革命与战争中进一步得到了继承和发展，从而成为朱德政治战争思想的重要理论基础。朱德特别注重借鉴和吸收苏联的军事战争理论，他在1933年发表的《谈几个战术的基本原则》一文中，直接把苏联军事学校的一个标语作为文章开头，即“离开理论的实践，是盲目的实践；离开实践的理论，是空洞的理论”[4]。
其次，中国抗日战争形势的不断发展是朱德政治战争思想形成的重要实践基础。1938年10月抗日战争进入相持阶段以后，日本已经无力对中国实行战略上的进攻，被迫调整其侵华政策，把过去的“速战速决”、“武力征服”的政策，改为“以战养战”、“以华制华”的政策，并提出了“共存共荣”、“东亚和平”、“剿共灭党”等口号，以谋求国民党集团内部的对日妥协投降。对于日本帝国主义调整侵华政策的险恶用心，朱德及时从政治的角度给予了批驳和揭露，他指出：“只要读过田中奏折和松室孝良秘密报告的人，就可以知道日本强盗丝毫不因为自己有了现代化的武器而稍稍忽略了政治要素的作用。相反地，它从前和现在都没有一个时候不在讲求如何在政治上战败中国”[5]。然而，当时国内却出现了两种不容忽视的现象。一是在国民党内部，一些人受到日本侵华政策调整的影响，对抗战产生了动摇情绪，有的人甚至对日本发动战争的政治目的认识不清，以至于在思想上认同日本的侵略理论宣传，在这种情况下，以汪精卫为首的国民党亲日派公然叛国投敌。二是在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抗日游击队内，也有少部分人从单纯的军事观点出发，以为游击战争除了灵巧机动的战术而外没有旁的东西，忽视了战争中政治要素的作用；更有一部分“唯武器论”者，他们过分看重武器装备在战争中的重要地位，认为中国军队尤其是游击队的军事装备不如日本，与日本作战有可能导致国家灭亡。对此，朱德在及时揭露日本帝国主义侵华目的及其险恶用心的同时，对一些存有模糊认识的所谓“政治家”也提出了批评和告诫，他指出：“拿日本强盗对于政治战争的如此注意与中国某些政治家来对比，就可以看出这些政治家对策的程度太差。因为这些政治家觉得要战胜日本强盗，连抗日自卫的广泛宣传与教育都是多余的，都是用不着的”[5]。因此，他强调指出：“我们每个政治家，每个抗日军人，每个有民族觉悟的炎黄子孙，都要竭力于注意抗日的政治战争”[5]。
二、朱德政治战争思想的主要内容
朱德的政治战争思想，集中体现在抗日战争时期他发表的《论抗日游击战争》的文章中。后来，他在《关于练兵与带兵问题》、《论解放区战场》、《目前形势和军队建设问题》等著作中，对这一思想又进行了补充和完善。
1.从战略的高度阐明了政治战争的目的和重要地位
中日战争不是任何别的战争，乃是半殖民地半封建的中国和帝国主义的日本之间在20世纪三四十年代进行的一场决死的战争，它是在日本帝国主义侵略中国领土这一历史条件下产生出来的，其实质是一切不愿做亡国奴的同胞为了救死求生而采取的一种最高、最广泛的斗争形式。日本帝国主义侵略中国的目的不仅是要掠夺中国的经济资源，而且是要在政治上把中国纳入其所谓的“东亚共荣圈”，使中国沦为完全的殖民地，也就是说，“中国的半独立地位，是日本帝国主义政治发展的障碍，日本要扫除它，所以发动了侵略战争”[6]。而对于中国而言，“日本现在用战争来压迫，要完全断绝中国革命的进路，所以不得不举行抗日战争，决心要扫除这个障碍。障碍既除，政治的目的达到”[6]。因此，抗日的政治战争的主要目的是反对日本帝国主义侵略，求得中华民族的独立和解放，毛泽东也指出：“抗日战争是全民族的革命战争，它的胜利，离不开战争的政治目的——驱逐日本帝国主义、建立自由平等的新中国”[6]。但是，战争的性质和特点，尤其是敌强我弱的斗争形势，又决定了抗战的主要形式，在开始的时候只能是游击战争，而“游击战争与其他战争有一个显著的不同之处，这就是它的最主要的作战要素，是政治要素。就是说，抗日游击战争主要是政治战争”[5]。朱德指出：“一切战争，离不了政治、经济、人员、武器、交通（包括地形）五个要素”[5]，但这五个要素并不是平均起作用的力量，其中，必有一个要素起着主导作用，对于中国革命和战争来说，这个主导力量就是政治要素。对此，朱德明确指出：“想到我们比起日本是个弱国，想到我们进行的是进步的革命的战争，我们就更注意政治战争了”[5]。他还特别强调：“抗日游击队必须最正确、最灵敏地使用自己的政治武器，认识到这是自己的第一件最宝贵的武器，认识到政治战争的胜利虽然是眼睛看不见的，但其实际意义却等于缴了敌人许多枪炮，甚至还不止此”[5]。
2.从战争实践的角度论述了政治战争的方法和策略
政治战争不同于通常意义上的战斗战役，它的策略原则之一就是瓦解敌人，巩固自己，这就决定了政治战争有它独特的方法，根据朱德指挥军事战争的实践及其有关论述，可以把这种方法大体概括为思想宣传、政治动员。思想宣传就是要努力揭露敌人一切侵略政策、分裂中华民族的“以华制华”阴谋，努力巩固和扩大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政治动员就是要实行全民抗战总动员，“合千百万人之心为一心，同仇敌忾，造成人民战争的真正基础”[7]。对于中国来说，抗日战争是一场伟大的民族革命战争，如果没有普遍和深入的政治动员，是不能胜利的。关于政治战争的具体策略，朱德提出了以下三个要点。一是“整顿内部，除去内部队员中不正确的观念和坏的习惯行为”。这是从对抗日游击队本身的要求出发，为了求得游击队本身钢铁一般的团结，无论如何不会瓦解，任何的风浪都能经得住，吃得起。它强调的是政治战争的目的性，即要求抗日游击队要坚决克服个人自私自利、闹意见、闹派别的倾向，以同一政治目标，完全站在保卫民族、国家和人民的立场上，做到号令如山，上下一致。二是“以群众为堡垒，把群众团结在自己周围”。朱德把游击队和群众的关系比做鱼和水的关系，鱼在水中才能生存和长大，同样，抗日游击队有了群众依托，才能生存和长大。团结群众的政治中心，就是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把一切爱国进步力量凝聚在一起，组成坚不可摧的抗日长城。三是“瓦解敌军”。抗日游击队应当用种种方法，如散发传单、喊话、联络伪军中亲戚朋友等方式，对伪满军队和保安队进行政治宣传，使他们明白抗日战争的政治意义，从思想上不再愿意充当日本强盗侵略中国的牺牲品，并能够在实际行动中采取革命的败北主义——掉过枪口来杀日本军阀和汉奸，求得自己的解放。
3.从战术原则的要求论述了政治要素要与其他要素相互配合的重要性
一是政治要素与经济要素的配合。日本侵略中国的目的之一就是要夺取中国的经济命脉和无限宝藏，一方面使日本的财阀得以大肆剥削挖取，以挽救它的经济危机；另一方面是要利用在中国夺得的资源来“以战养战”，以达到进一步占领整个亚洲甚至全世界的政治目的。抗日游击队利用经济战争的手段不断消耗敌人从国内运来的资财，同时最大限度地阻止它对中国物力财力的掠夺，不仅可以使敌人逐渐失去长期战争的能力，而且还会加剧日本国内民众的厌战情绪，为抗战胜利赢得国内和国际两个方面的政治优势。二是政治要素与人员要素的配合。人是战争中的能动主体，人员尤其是兵员素质的高低，在很大程度上决定着战争的发展趋势和成败结局，对此，朱德从政治素质和肉体素质两个方面比较详细地分析了人员要素的重要作用，即“从人力方面来说，每一个战争包含着人的质与量的战争。而人力的质，又应从政治素质和肉体素质两个方面加以考虑。政治素质，关系于战斗力和战争方法；肉体素质，直接关系于战斗力”[5]。三是政治要素和武器要素的相互配合。与游击队相比，敌人有着优良的武器，他们有大炮、飞机、坦克以至毒瓦斯等等，在这种力量对比条件下，“如果游击队仅靠刀矛而不靠着别的要素，尤其是政治的要素，要与日寇作战，那未，谁也不会有信心的”[5]。因此，朱德强调，要从训练人的政治觉悟出发，使士兵不仅明白“抗日游击队的武器虽则落后，但是使用武器的人不应当落后”，而且明白自己手中拿着武器的真正目的是什么，从而增强抗日的积极性和主动性，最终实现抗日游击队政治的统一、军事的统一以及政治与军事的统一。
三、朱德政治战争思想的作用及其现实意义
朱德政治战争思想是在抗日战争时期，为适应敌强我弱的斗争形势需要而提出的理论创新成果，它不仅具有指导中国革命和战争取得伟大胜利的历史意义，而且对于我们观察和分析当今国际军事形势，做好新时期我国的国防和现代化建设也具有重大的指导意义。
首先，朱德政治战争思想丰富了毛泽东军事思想的理论宝库。朱德在继承马克思列宁主义军事理论基础上，结合中国革命实际进行了理论创新，在中国革命和军事史上第一次提出了比较完整的政治战争思想，并首次把政治要素作为决定战争胜负的主导力量，这不仅指明了抗日游击战争的发展方向和前途，而且丰富了毛泽东思想特别是毛泽东军事思想的理论宝库。朱德政治战争思想提出不久，毛泽东即在他的《论持久战》等著作中也正式提出了有关政治战争的一些内容，明确指出：战争就是政治，战争本身就是政治性质的行动，从古以来没有不带政治性的战争。同时，毛泽东也和朱德一样，对抗日游击队中的单纯军事观点和“唯武器论者”进行了严肃的批评，指出：“抗日军人中，如有轻视政治的倾向，把战争孤立起来，变为战争绝对主义者，那是错误的，应加纠正”[6]。毛泽东的关于战争政治性质的论述与朱德的政治战争思想相互呼应，浑然一体，共同构成了毛泽东军事思想的重要理论基础。
其次，朱德政治战争思想指导着中国的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取得了伟大的胜利。朱德政治战争思想的形成，不仅从政治本质上揭露了日本帝国主义侵略中国的真正目的和险恶用心，使人们增强了抗战的自觉性和必胜信念，而且在批评游击队内部“唯武器论”者和单纯军事观点的基础上，进一步指明了取得抗战胜利的基本方针和策略，使人们看到了抗日游击战争的优势，从而促进了抗日战争新局面的到来。抗日战争胜利后，朱德在领导中国人民军队反击国民党的军事战争中，继续贯彻政治战争的基本策略和原则，不断加强军队的政治建设，努力把军事方针和政治方针很好地结合起来，并强调指出：“胜利的人民战争，是只能在正确的政治方针指导下，并在以人民为主体的民主联合政府的基础上来取得的”[7]，而我们部队能打仗，就是靠党的力量，政治的力量。正是遵循着这一指导原则和方针，中国共产党和人民军队在反对国民党的斗争中，不仅迅速赢得了政治上的优势和地位，而且在军事上不断挫败国民党反动派的疯狂进攻，最终取得了人民解放战争的全面胜利。
再次，朱德政治战争思想对于处理当今国内国际问题仍具有重要指导意义。如何对时代特征和总体国际形势作科学的判断，既是马克思主义的一个重要理论问题，也是实践中的社会主义国家确立外交战略的重大现实问题。中国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需要有一个和平的国际环境，但国际局势并非风平浪静，战争的根源依然存在，局部战争也时有发生，究其原因是多方面的，而政治因素依然在战争背后起着主导的作用，其中最明显的表现是：一些西方国家在处理国际事务的过程中，常常把他们自身的政治价值观念作为判断标准，并因此不止一次地发动了对别国的军事战争，因此，“政治是不流血的战争，战争是流血的政治”[6]的现象仍然存在。目前，我国正在集中力量进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持久稳定的国内国际局势是必不可少的重要条件，因此我们需要和平，并致力于推进和维护相对稳定的国际和平局面，但同时还必须看到，越是在这种国内国际局势相对和平的时期，一些西方国家越会加紧利用政治经济等手段对我国进行侵略渗透。列宁针对1916年下半年开始泛滥的资产阶级和平主义和第二国际社会和平主义的说教，曾经明确指出：“和平是战争时期政治的继续，和平和战争一样，它也是交战国的统治阶级战前和战争中那一种政策的继续”[8]。这就要求我们，必须时刻保持清醒的头脑，充分认识到朱德政治战争思想的时代意义，并在实践中自觉贯彻有关政治战争思想的方法和原则，一方面，及时揭露和批驳各种敌对势力的反动宣传，努力利用政治手段反击和挫败他们的侵略阴谋；另一方面不断加强人民军队的现代化建设，努力保持人民军队在政治上的坚定性和先进性，为创造持久和平的现代化建设环境提供有力的支持和保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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