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大钊对唯物史观的认识及其影响，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唯物史观论文,李大钊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众所周知，李大钊作为中国马克思主义的先驱，他的独特贡献在于最早传播唯物史观。李大钊对唯物史观的理解和把握，直接影响中国早期马克思主义的理论形态，对后来中国马克思主义的发展有着不可低估的影响。
李大钊所理解的唯物史观，究竟是科学还是哲学？如果是科学，它和科学主义思潮所倡导的科学有什么区别？如果是哲学，它和人文主义思潮所主张的玄学有什么区别？这实质上是关于唯物史观的性质和方法的研究，直接涉及到李大钊对马克思主义与科学、哲学关系的认识问题。李大钊认为，唯物史观是马克思的历史哲学。他在说明哲学与历史学的关系时明确指出：“马克思的唯物史观，是历史观的一种。”（注：《史学与哲学》，《李大钊文集》第4卷，第295页。）他在《马克思的历史哲学与理恺尔的历史哲学》一文中，所论及的“马克思的历史哲学”就是指唯物史观。在他看来，唯物史观不是科学而是哲学，既不是一种自然科学，也不是旧的思辨的形而上学，而是与历史科学相联系的具有实证性质的历史哲学。
一、唯物史观的性质
李大钊首先对哲学与史学作了探究，考察了历史哲学与历史学的性质区别。他指出，历史哲学要探究历史的本质规律，是对“历史事实的哲学的考察”：
即凡历史事实之须从哲学的见地基于世界全体的原理以根本的说明其本性及原则者，都为历史哲学所当研究的问题。例如历史事实究竟的本性如何？历史事实的根本原则如何？历史事实或于各个或于全体究竟有如何的意义？这些问题，都是历史哲学领域内的问题。（注：《史学要论》，《李大钊文集》第4卷，第420页。）
历史学则是“历史事实的科学的考察”，它“专本于特殊研究以说明某种特定事物的性质及理法”。历史哲学是哲学，属于哲学的一个部分，而历史学则属于科学，两者的关系恰似自然哲学与物理学间的关系。“科学之所穷，即哲学之所始。凡历史事实之非历史科学所能探究、所能解释的问题，都归历史哲学的领域。”历史哲学由统一的见地出发，去观察诸种历史事实的本质与原则；历史学则只是在必要时假定某一原则定理，以研究历史的特殊事实。但是，哲学须以历史的研究为基础，历史是哲学直接的研究对象。“哲学要亘人生界、自然界宇宙一切现象为统一的考察。”反过来，“史的研究的发达进步，亦有给新观察法、思考法于哲学的思索而助其进步的地方。”历史哲学与历史学都以历史事实为研究对象，不同之处在于，历史学研究的是历史中较具体、较表层的内容，历史哲学则研究历史中的“更普遍、更渊深、更根本的问题”。因此，历史哲学对于历史学有直接的方法论意义，这种与历史学有联系的历史哲学不同于思辨的形而上学，是哲学中非形而上学的内容。在李大钊看来，唯物史观固然有别于自然科学和历史科学，但它所具有的实证特征和科学意义则是与自然科学相同的。正是这种实证特征和科学意义，造成了人类历史观的伟大变革，使历史学真正成为一门同自然科学一样实在的科学。
对于唯物史观的这种特点，李大钊作了相当详尽的论说。李大钊指出，马克思的唯物史观的全部意义就在于发现了人类历史的固有规律。他说：“到了马克思，才把历史真正意义发明出来，我们可以从他的唯物史观的学说里看出。”（注：《史学概论》，《李大钊文集》第4卷，第338页。）马克思之所以能发现人类历史的固有规律，在于他所创立的唯物史观实现了历史观的真正变革。他指出，唯物史观与以往的历史观有着本质的不同，这不同集中表现在如何回答社会历史发展的动力问题上，“就是在这互有关联、互与影响的社会生活里，那社会进展的根本原因究竟何在？人类思想上和人类生活上大变动的理由究竟为何？”（注：《唯物史观在现代史学上的价值》，《李大钊文集》第3卷，第317页。）李大钊指出，持有唯心史观的思想家，往往“用思想感情等名词解释历史的发展”，由于他们不懂得基础与上层建筑的辩证关系，因此，“从来的历史家欲单从上层说明社会的变革即历史而不顾基础，那样的方法，不能真正理解历史。”而唯物史观的方法则不同，“这种历史解释的方法不求其原因于心的势力，而求之于物的势力，因为心的变动常为物的变动所支配。”这里所谓的“物”，主要是指经济生活、经济现象。经济以外的其他物质因素如地理、人口等对社会发展有一定的影响，但不是主要的决定性因素。历史发展的动因，“最要紧的，是要寻找出那个民族的人以此为生的方法。因为所有别的进步，都靠那个民族生产衣食方法的进步与变动。”“经济生活，是一切生活的根本条件。”
在李大钊看来，摆在人们面前的历史通常有两种含义：一是史料，是对“曾经遭遇过的事”的正确记录；二是文论即历史观，是对“曾经遭遇过的事的解喻”。对史料的解喻表明了人们对历史的理解，是与人的知识相关的。知识不断进步，人们对于历史事实的解喻自然要不断的变动。历史的这两层含义表明，史料是没有时代性的，过去了的事只要记录正确，任何时代都是不变的；而历史观则是有时代性的，它随着时代的进步、知识的增长不断变动。正是后者，使历史变得有生命了、活动了、进步了。因此，历史学研究的发展与变革，从根本上讲，是历史观的发展与变革。只有用新的历史观来解喻史料，才能对历史产生新的理解，才能有新的历史学的出现。正是这样，从古代至近代，随着历史观的发展与变革，历史学发生了巨大的变化，逐步地由非科学发展为科学。李大钊认为，古代的历史观大抵宗于神道，归于天命，而带有宗教的气味。按照这种历史观，社会的治乱兴衰，人生的吉凶祸福，一遵神定的法则而行，无所谓历史的法则。这种历史观本质上是非科学的。只是到了近代，科学蓬勃发展，吸引哲学家们也企图像开普勒、牛顿创立自然科学的法则那样创立历史的法则，使历史的研究也成为一门精确化的科学，这才开始出现了科学的历史观。韦柯、康德、孔多塞、圣西门、黑格尔、孔德都是这一时代杰出的哲学家。马克思正是批判地吸收了他们的思想而创立了唯物史观，达到了西方历史哲学的最高成就。具体地说，唯物史观对这些思想的批判吸收分为两个方面：一是历史科学，这是马克思唯物史观创立的方法方面，在这方面，马克思和康德、黑格尔一样寻求历史的动因，建立历史中的因果法则，发掘历史的必然性；但是，马克思又不像他们那样停留于人的精神领域，而是深入到人的物质生活方面，发掘人的活动的最终动因和规律性。二是社会科学，这是马克思唯物史观创立的研究对象方面，在这方面，马克思承继了孔多塞、圣西门、韦柯等人的思想，把社会看作是以经济为基础的、由政治、宗教、艺术、科学等构成的文化整体，这个整体就好象一座楼，包括楼顶、楼身和基础。假使基础摇动，楼身楼顶全得摇动，基础变更，楼身楼顶也得跟着变更。这个基础就是人们的经济生活。人的文化、人的历史都是以经济作为基础的。“有了这样的经济关系，才会产生这样的政治、宗教、伦理、美术等等的生活。假如经济一有变动，那些政治、宗教等等生活也随着变动了。假使有新的经济关系发生，那政治、宗教等等生活也跟着重新建筑了。”（注：《史学概论》，《李大钊文集》第4卷，第338页。）通过这两个方面的批判吸收，马克思的唯物史观就发现了人类历史的客观因果律，具有一种实证特征和科学意义。这种崭新的历史观，把历史学提升到了科学的地位，成为一门同自然科学一样的实在的科学。李大钊极重视唯物史观的这种特点，他反复指出：
依马氏的说，则以社会基址的经济关系为中心，研究其上层建筑的观念的形态而察其变迁，因为经济关系能如自然科学发现其法则。……自有马氏的唯物史观，才把历史学提到与自然科学同等的地位。此等功绩，实为史学界开一新纪元。（注：《马克思的历史哲学与理恺尔的历史哲学》，《李大钊文集》第3卷，第305页。）
马克思所以主张以经济为中心考察社会的变革的原故，因为经济关系能如自然科学发现因果律。这样子遂把历史学提到科学的地位。一方面把历史与社会打成一气，看作一个整个的；一方面把人类的生活及其产物的文化，亦看作一个整个的；不容以一部分遗其全体或散其全体。与吾人以一个整个的活泼泼的历史的观念，是吾人不能不感谢马克思的。（注：《史学要论》，《李大钊文集》第4卷，第381页。）
在他看来，由于唯物史观具有实证特征和科学意义，所造成的历史学之科学化，是不可逆转的：
厥后德国“西南学派”（新康德主义弗赖堡学派——引者注）虽崛起而为文化科学即历史学与自然科学对立的运动，亦终不能撼摇史学在科学的位置，这不能不归功于马克思诸子的伟业了。（注：《史观》，《李大钊文集》第3卷，第228页。）
李大钊还强调唯物史观对人生观的巨大影响。在他看来，“史学的研究，及于人生态度的影响很大”，真正能给人们确立新的人生观的哲学，不是思辨的形而上学，而是实证的唯物史观。唯物史观才能给人以科学的人生观。他说：“史学能陶炼吾人于科学的态度。所谓科学的态度，有二要点：一为尊疑，一为重据。”
这种求真的态度，薰陶渐渍，深入于人的心性，则可造成一种认真的习性，凡事都要脚踏实地去作，不驰于空想，不骛于虚声，而惟以求真的态度作踏实的工夫。以此态度求学，则真理可明；以此态度作事，则功业可就。史学的影响于人生态度，其力有若此者。（注：《史学要论》，《李大钊文集》第4卷，第423页。）
自马克思经济的历史观把古时崇拜英雄圣贤的观念打破了不少，他给了我们一种新的历史观，使我们知道社会的进步不是靠少数的圣贤豪杰的，乃是靠一般人的；而英雄也不过是时代的产物；我们的新时代，全靠我们自己努力去创造。有了这种新的历史观，便可以得到一种新的人生观。前人以为人们只靠天、靠圣贤豪杰，因此不见圣贤出来，便要发出“前不见古人，后不见来者，念天地之悠悠，独怆然而涕下”的叹声；因此生逢衰乱的时代，便发出“昊天不吊”或“我生不辰”的叹声。在此等叹声中，可以寻知那听天认命的历史观影响于人们的人生观怎样大了。现在人们把历史观改变了，这种悲观、任运、消极、听天的人生观，也自然跟着去掉；而此新的历史观，却给我们新鲜的勇气，给我们乐观迈进的人生观。（注：《史学与哲学》，《李大钊文集》第4卷，第298页。）
由此可见，李大钊所理解的马克思的唯物史观，具有两个特点：第一，唯物史观不是自然科学，也不是历史科学，而是哲学；第二，唯物史观作为哲学，不是思辨的形而上学，而是与历史科学相联系的具有科学实证性质的历史哲学。这是一种崭新的历史观和人生观。在这里，李大钊高扬了唯物史观的哲学意义，但同时又对唯物史观作了科学主义的理解，把唯物史观置于传统的形而上学之外。李大钊在把唯物史观视为历史哲学的同时，又强调了唯物史观的实证特征和科学意义。
二、唯物史观的方法
李大钊认为唯物史观具有实证特征和科学意义，他是从科学意义上来理解马克思主义哲学的，这里的科学意义，主要是指唯物史观所具有的实证性和反神学、反玄学的特点。
由于李大钊认为唯物史观具有实证特征和科学意义，因此，他十分强调唯物史观的科学方法论意义，把唯物史观视为指导认识中国并改造中国的最有效的方法。在他看来，唯物史观的方法是实证的，经验的科学方法，在这方面，他受到孔德实证主义的很大影响，但是他并不是简单地承袭孔德的思想，而是立足于认识中国和改造中国的现实需要，对唯物史观的方法作了独到的阐发。关于方法论的一般与特殊，李大钊认为，社会现象与自然现象一样，受因果法则的支配。自然科学揭示自然现象中的因果法则，从而使自然现象的研究成为科学。同样，如果揭示社会现象中的因果法则，就可以使社会现象的研究成为科学。马克思的唯物史观就在于以经济、物质为中心说明社会、历史、人生的因果法则，促使社会现象的研究成为一门科学。但是，这并不是说社会科学与自然科学可以完全等同起来。它们在方法论上有一个一般与特殊的关系问题。李大钊认为，自然科学与社会科学的一般就是它们的实证性，这是科学和玄学的根本区别。马克思的唯物史观之所以是科学而不是玄学，就因为它具有实证性，它总是对人类社会的现象予以客观历史性的证明。从唯物史观的理论本身看，它以经济为中心，说明了社会运动和社会现象的因果联系；从它对其他学科的说明看，它以客观环境对人的意识形成的作用，实证性地解决了人生观、道德伦理学、社会主义学说等理论问题。因此，唯物史观同玄学家们鼓吹的形而上学有着本质的区别。但是，社会科学是比自然科学更为复杂的学科，这种复杂性首先表现在研究对象上：自然科学只是以单纯的物质世界为研究对象，而社会科学则把研究对象由单纯的物质世界扩展到更为广泛的人造的物质世界及人的意志。其次表现在学科分类上，社会科学是一个复杂的系统，有研究社会偶然现象的具体学科，也有揭示社会发展规律的理论学科，而且这些学科又因其时代不同而呈现出各自的特征。
社会科学的这两重复杂性，集中表现了社会科学的特殊性：社会科学不仅有区别于自然科学的特殊性，而且还有不同思想体系所显示的个性。比如，同是历史观，但因其创立的时代、创立者的气质不同，而显示出各自的个性。社会科学只有建立与之相应的特殊方法，才能真正揭示社会现象的本质，而现代历史学的发展已充分证明了建立社会科学方法论的可能性和现实性。李大钊对于历史学自身的特殊性给予足够的重视，这一点，可表现在他虽然在探讨唯物史观的起源时，将注意力集中于法国实证主义史学思潮，但他对反实证主义的理恺（理氏认为科学与历史有着根本的区别，即一般化与个体思想之间的区别，价值判断与非价值判断思路的区别，旨在论证文化历史科学对自然科学的独立性。）的历史哲学仍给予足够的评价。他指出，我们对理氏的学说“不能全表赞同”，但是“他认历史学为一种事实学，于详明史学的特性上，亦未尝无相当的理由，然依此绝非能将马克思认历史学为如同自然科学的一种法则学的理论完全推翻者。不过因为有了他的学说在普遍的科学原则之下，史学的特殊性质愈益明了，其结果又把历史学对于自然科学的独立的地位愈益提高。在史学上，亦算是可以追踪马氏的一大功绩罢了”（注：《马克思的历史哲学与理恺尔的历史哲学》，《李大钊文集》第3卷，第308页。）。
李大钊正是循此线索探讨社会科学方法的特殊性，进而探讨唯物史观的特殊方法。李大钊认为：唯物史观的第一个特殊方法是经验归纳法。经验归纳法体现了马克思唯物史观的科学精神。他认为，归纳法是科学发展的新成果，唯物史观就是运用这一科学成果而形成的：
科学界过重分类的结果，几乎忘却他们只是一个全体的部分而轻视他们相互间的关系，这种弊象，呈露已久了。近来思想界才发生一种新倾向：研究各种科学，与其重在区分，毋宁重在关系；说明形成各种科学基础的社会制度，与其为解析的观察，不如为综合的观察。这种方法，可以应用于现在的事实，亦可以同样应用于过去的记录。唯物史观，就是应这种新倾向而发生的。（注：《唯物史观在现代史学上的价值》，《李大钊文集》第3卷，第316-317页。）
唯物史观的方法论基础为什么必须是归纳法而不是演绎法？李大钊认为，这有着理论上的必然性和历史的渊源。从理论的必然性看，演绎法由原理出发推事实，在推理之先就要有已设定的前提，本质上是用以构造形而上学的方法。在哲学史上，笛卡尔、黑格尔都是用演绎法来建构形而上学体系的。与演绎法不同，归纳法从事实出发，一开始就具有实证性，具有反形而上学性。在哲学史上，韦柯、孔德都强调重视经验归纳法，排斥神学的上帝与形而上学的本体。唯物史观既与形而上学不相容而具有实证性，在理论上必采用归纳法。从历史的渊源看，唯物史观起源于韦柯的《新科学》。《新科学》之新就在于它运用了与笛卡尔演绎法不同的归纳方法考察人类历史，因而开拓了历史哲学的新方面。韦柯曾说：“‘经验的知识比反省先进。’可见他非常的重视经验的征验力。他对于从来的哲学，极不满足。他说：‘从来缺乏把人类历史与人类哲学合而为一的科学，哲学家与宗教的实在并形而上学的实在，有深且不可离的因缘；不敢由别的立场考察人类性。’”（注：《韦柯(Giovanni Battista Vico)及其历史思想》，《李大钊文集》第3卷，第281页。）《新科学》与以往哲学不同，李大钊对韦柯《新科学》的历史观作了很高的评价：
他的研究方法，既为经验的归纳法，故其锐利的观察力，往往带唯物的倾向。此点与黑格尔全然相反，颇有马克思派的倾向，以唯物史观的原理或仅由物质的方面解释欲望说的原理为主。韦柯是社会学的先驱者，是历史哲学的建设者，是唯物史观的提倡者。（注：《韦柯(Giovanni Battista Vico)及其历史思想》，《李大钊文集》第3卷，第282页。）
马克思唯物史观的方法正是这种归纳方法的继承。唯物史观的归纳法还有其特殊的表现形式，李大钊认为，这一种特殊性表现在两方面：一是着重于人类精神的考察。唯物史观之能战胜唯心史观，其根本点就是不以外在的原因，而是历史地考察人的活动、人类精神的创造性。二是着重于社会、历史的经验的叙述，而不是自然事实的简单搜集。这两个特殊性表明，唯物史观的经验归纳法是一种综合的归纳法，是历史的经验归纳法。这种历史的经验归纳法富有一种巨大的历史感和现实感，也正是这样，才使得唯物史观对社会历史的考察具有实证性。
李大钊认为，历史进化方法是马克思唯物史观的另一特殊方法，体现了马克思的历史观与以往历史观的根本区别。以往历史观有不同形态，但从方法论上讲主要有两种，一是神学的方法，以意志说明历史的发展；二是自然主义的方法，运用自然进化的规律比附、代替历史的规律。唯物史观的历史进化方法是对这两种方法的超越。李大钊把唯物史观的方法与神学方法作了比较，认为以往的历史解释方法全用神学的方法：
此辈史家把所有表现于历史中特权阶级的全名表，都置于超自然的权力保护之下。所记载于历史的事实，无论是焚杀，是淫掠，是奸谋，是篡窃，都要归之于天命，夸之以神武，使读者认定无论他所遭逢的境遇如何艰难，都是命运的关系。只有祈祷天帝，希望将来，是慰藉目前痛苦的唯一方法。（注：《唯物史观在现代史学上的价值》，《李大钊文集》第3卷，第319页。）
但是，
唯物史观所取的方法，则全不同。他的目的，是为得到全部的真实，其及于人类精神的影响，亦全与用神学的方法所得的结果相反。这不是一种供权势阶级愚民的器具，乃是一种社会进化的研究。而社会一语，包含着全体人民，并他们获得生活的利便，与他们的制度和理想。（注：《唯物史观在现代史学上的价值》，《李大钊文集》第3卷，第319-320页。）
李大钊旨在说明，马克思的历史进化方法是自然进化法则与历史的结合。前者使唯物史观区别于人为革命说，揭示了历史的客观性；后者使唯物史观区别于自然进化说，避免了机械唯物论。这两者的结合就构成了唯物史观的要义：历史上一切社会制度的变化是随着经济制度的变化而变化的。据此，他批判了那种把唯物史观看作自然进化说的观点，着重阐明了马克思历史进化方法的特点：
1.以经济为中心说明人类文化变动
李大钊认为，马克思的唯物史观所讲的历史进化，是指人类文化整体的运动和发展。大意是：社会生产关系之总和为构成社会经济的基础，法律、政治都建筑在这基础上面。一切制度、文物、时代精神的构造都是跟着经济的构造变化而变化的，经济的构造是跟着生活资料之生产方法变化而变化的。不是人的意识决定人的生活，而是人的社会生活决定人的意识。马克思以此说明资本主义的生产方法和资本主义的社会制度所以成立、所以发达、所以崩坏，都是经济发展之自然结果，是能够在客观上说明必然的因果，不是在主观上主张当然的理想，这是马克思的科学社会主义和空想的社会主义不同之要点。
2.强调人的创造性、历史主动性
李大钊认为，马克思的历史进化论在强调经济的同时，也十分重视个人的历史创造性。在马克思的唯物史观看来，个人的意志固然不能创造客观上不可能的东西，而在客观上可能的范围以内，却有个人意志回旋的余地，并且必然有此个人的努力及天才的创见，这客观上的可能才能够适当的实现。人们的意志是人们物质的生活关系造成的，人们的历史是人们的意志造成的。他驳斥了把马克思的唯物史观看作是机械论的观点，指出：在社会的物质条件可能范围内，唯物史观论者特别重视人的努力及创造活动。人的努力及创造活动，本为社会进步所必需，只不过其效力只在社会的物质条件可能以内。思想、知识、言论、教育，自然都是社会进步的重要工具，只不过不能说他们可以变动社会、解释历史、支配人生观，能和经济立在同等地位。在强调人的活动对历史的作用方面，李大钊尤其强调阶级斗争在历史中的作用，认为阶级斗争是马克思说明历史进化的一个重要方面。
李大钊对唯物史观方法论的说明，更表明他是从科学意义上来理解唯物史观及马克思主义哲学的。正是由于唯物史观是一种具有实证性质和科学意义的历史哲学，所以它能成为一种指导人们认识社会、改造社会的方法论。这种对唯物史观的理解，使马克思主义哲学与中国革命的实际从一开始就联系起来。正如陈独秀所说“我很希望青年诸君能以马克思实际研究的精神研究社会上各种情形，最重要的是现社会的政治及经济状况，不要单单研究马克思的学理，这是马克思的精神。”（注：《陈独秀文章选编》（中）第178页。）正是这样，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从发端之初就有一种巨大的历史感和现实感。这一点，不仅传统的思辨形而上学不可相比，即使是同时兴起的人文主义思潮也难以企及。从这点上看，李大钊对传统的思辨形而上学的排斥有其合理性，他使哲学更贴近现实更指向生活，使哲学成为一场伟大革命运动的指南。
三、唯物史观的意义
列宁指出，宣传马克思主义理论，“把注意力主要放在某一方面，不取决于主观愿望，而取决一切历史条件。”（注：《列宁全集》第17卷，第59页。）“五四”时期李大钊在传播马克思主义时把重点放在唯物史观方面，决不是随心所欲，而是由当时历史条件以及现实需要决定的。李大钊在描述这一时期的状况时说：“晚近以来，高等教育机关里的史学教授，几无人不被唯物史观所影响，而热心创造一种社会的新生。”（注：《唯物史观在现代史学上的价值》，《李大钊文集》第3卷，第321页。）唯物史观之所以成为“五四”前后介绍传播的重点，从根本上说，这是与中国早期马克思主义者寻找“中国向何处去”的正确答案相关联的。要正确解决“中国向何处去”这个历史主题，就必须研究中国历史、中国国情，把握中国社会发展规律，为此就必须要求科学的历史观作指导。而当时在中国占统治地位的是形形色色的唯心史观和进化论史观。进化论史观已不能科学地阐明中国社会历史的发展，不能正确地解决这一问题。俄国十月革命的胜利，被看作是唯物史观的胜利。早1920年，蔡和森给毛泽东的信中就提出“俄社会革命出发点＝唯物史观。”（注：《新民学会会员通论集》第3集。）的公式，毛泽东则在复信中明确认为：“唯物史观是吾党哲学的根据，这是事实，不象唯理观之不能证实而容易被人摇动。”（注：《毛泽东书信选集》，人民出版社1983年版，第15页。）这样，便自然而然地，把唯物史观的宣传和介绍放在首位，用唯物史观批判唯心史观、克服进化论史观。
“五四”时期，社会主义成为人们公认的最时髦的“新思潮”，但这个“新思潮”纷繁庞杂，五花八门，除科学社会主义外，还包括西方各社会主义流派和国内衍生的各种“社会主义”学说，如克鲁泡特金的无政府主义学说（“互助论”）、工读主义、托尔斯泰的泛劳动主义、新村主义等，都被作为一种社会主义流派介绍进来，致使当时要求进步的人们眼花缭乱，无所适从。陈独秀针对这种情况指出：对社会主义流派，“我们应该选择一派，若派别不分明，只是一个混朴的趋向，这种趋向会趋向到资本主义去；若觉得各派都好，自以为兼容并包，这种胸无定见，无信仰的人也不配谈社会主义。”（注：陈独秀：《社会主义批评》。）如何来选择社会主义流派呢？必须以科学社会主义作为指导原则，而科学社会主义理论基础正是唯物史观。因此，李大钊为了同各种冒牌社会主义划清界限，自然将理论宣传的重点放在唯物史观方面。他认为，社会主义的派别很多，大别为理想派与科学派，均相信有一个新时代存于将来，这个新时代，就是社会主义实现的时代。但欧文理想中的新时代乃为合于理性的时代，马克思理想中的新时代乃为阶级消泯的时代。“马克思一派经济的历史观，尤能与人以社会主义必然实现的确信。”空想社会主义者“主张依人间理性的力量，能实现社会主义”；而“科学社会主义派，以其根据置在唯物史观之上，依人类历史上发展过程之研究，于其中发现历史必然法则，于此法则之上，主张造成将来之社会（包括经济的历史观，如经济问题不解决，则无希望）”。这两种社会主义，前者“以理想为根据”，所以“极不稳固”；后者“以社会的经济条件为根据”，所以“较为稳固”。空想社会主义仅以人的理性为根据，结果只能如砂上建楼阁，而科学社会主义“立在人类历史之必然行程上，有具有绝大势力的历史为其支撑者，则社会主义之来临，乃如夜之继日，地球绕日之一样确实。”（注：《社会主义与社会运动》，《李大钊文集》第4卷，第15页。）李大钊对科学社会主义所作的学理上的解释，是极其有理论价值的。
李大钊对唯物史观的认识形成了中国早期马克思主义的特点，在理论和实践两个层面均具有深远的影响。
1.鲜明的实践性
这是由中国道路选择的实际需要决定的。中国先进知识分子在五四运动之后转向马克思主义，不是出于纯哲学的兴趣，而是把马克思主义作为救国救民、振兴中华的真理，作为改造中华的工具，作为探寻中国现代化道路的指南。因此，马克思主义哲学的中国化过程，不仅是一种理论的发展，而且是一个实践的运动。两者是同一个历史过程。这种鲜明的实践性，使马克思主义哲学具有科学主义思潮、人文主义思潮不可企及的巨大生命力和影响力。
2.科学主义倾向
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与科学主义思潮有比较密切的联系，而对人文主义思潮则持完全拒斥的态度。中国马克思主义与科学主义思潮的联系是历史地形成的。李大钊、陈独秀等中国早期马克思主义者在成为马克思主义者之前，都是科学主义的积极倡导者。
陈独秀把“民主”与“科学”树为新文化运动的两面大旗，号召人们拥护德先生和赛先生，认为“只有这两位先生，可以救治中国政治上、道德上、学术上、思想上一切的黑暗”（注：《独秀文存》，第243页。）。李大钊认为，西方文化“动的精神”就是科学精神，他号召青年“竭力铲除种族根性之偏执，启发科学的精神以索真理”（注：《东西文明根本之异点》，《李大钊文集》第2卷，第208页。）。鲁迅也坚决主张以科学反对封建蒙昧文化，认为“科学”是医治思想上病的一味良药。在新文化运动的倡导者看来，只有把科学的理性之光投向中国的大地，才能把中华民族从二千多年的封建专制和封建蒙昧中唤醒，才能彻底涤荡封建专制主义和封建蒙昧主义。这样，他们对科学的意义作了空前的放大，科学不仅是指导人们进行健全思维的框架，而且成了反对封建旧文化的最重要的旗帜和武器，具有了直接的启蒙意义，成为崭新的世界观。五四时期新文化倡导者都认为，只有科学方法主要是自然科学方法才是正确的和万能的。在他们看来，中国传统文化中缺乏近代自然科学的方法，要倡导科学精神反对封建蒙昧，就必须引入新的科学方法作为创造新文化的基础，对社会、历史、人生的探讨和思考，都应该贯彻科学方法，“以科学说明真理，事事求诸证实”（注：《独秀文存》第9页。）。这在当时具有积极意义，对科学和理性的高扬，对科学方法的提倡，对于封建迷信无疑是一种猛烈的冲击，这在中国思想史上是一次伟大的启蒙运动。科学取代了封建伦理纲常的权威地位，成为一种新的意识形态。五四以后的各种政治思想派别，都承认科学的这种崇高地位。胡适说：“这三十年来，有一个名词在国内几乎做到了无上尊严的地位：无论懂与不懂的人，无论守旧和维新的人，都不敢公然对他表示轻视或戏侮的态度。这个名词就是‘科学’。”（注：《胡适文存》二集卷二，第2-3页。）这种对科学的推崇，表现在哲学上，强调科学方法的意义，对形而上学进行否定，主张把哲学建立在实证的和经验的基础上，使哲学沿着科学化、实证化的方向发展。事实上，科学尽管成为反封建的启蒙武器和旗帜，被赋予极大的权威性，但实际上并不是万能的，科学本身并不具有说明一切或改造一切的功能，并不能对解决人的问题起意识形态的指导作用。宇宙人生的根本问题，从本质上说，不是一个科学问题，而是一个哲学问题。
中国早期马克思主义者，最初都是新文化运动的积极倡导者，深受科学主义影响。这种对科学主义的倡导，对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最初传播和发展产生了积极的影响，因为这些倡导者自身，由于具备了新的思维框架，强调科学、强调进化、强调实证，而唯物史观被理解为具有科学实证性的历史观，因而易于接受马克思主义的唯物史观和唯物主义自然观。如前所论，毛泽东接受唯物史观很重要一点，就在于他认为唯物史观具有实证性，不象唯心主义那样不能证实而易于摇动；科学主义思潮对封建蒙昧主义的猛烈冲击，对科学与理性的大力推崇，起到的巨大启蒙作用，为马克思主义的传播与发展开辟了道路。但是，中国马克思主义与科学主义的历史联系，又使得它不可避免地受到科学主义的强烈影响，由于这种影响，中国马克思主义者习惯于把马克思主义看作是一种最正确的科学方法和最正确的科学理论，习惯于从科学方法论和科学宇宙观的意义上领会理解马克思主义哲学。
李大钊在唯物史观开始传播时，即把唯物史观作为社会科学的新方法加以高扬，而对形而上学加以拒斥。李大钊的这一特征，在陈独秀那里，走得更远，影响了后来马克思主义的发展方向。陈独秀认为：“不但中国，合全世界说，现在只应该专门研究科学，已经不是空谈哲学的时代了”，“今后我们对于学术思想的责任，只应该把人事物质一样一样地分析出不可动摇的事实来，我以为这就是科学，也可以说是哲学”（注：《独秀文存》第820页。）。这种“科学的哲学”就是“实验主义的及唯物史观的人生哲学，不是指本体论、宇宙论的玄学，即所谓形而上的哲学”（注：《陈独秀文章选编》（中），三联书店1984年版，第350页。）。在辩证唯物主义传入后，中国马克思主义者又把马克思主义哲学本体论看作是一种科学宇宙观，用现代自然科学的具体成果来证明和解释本体。这种对本体的说明带有强烈的自然本体论倾向。瞿秋白认为“归根到底，‘存在’的根本，始终是电子组成的物质……宇宙的唯物，确是切于客观的理论，在科学的研究上，可以完全证明的。”（注：瞿秋白：《唯物论的宇宙观概说》，《瞿秋白论文集》，重庆出版社1995年版，第956页。）
尽管以后中国马克思主义者对马克思主义哲学的认识超越了陈独秀、瞿秋白的这些理解，但科学主义化的倾向仍然存在，人们仍习惯于把马克思主义哲学看成是一种科学的结晶，看成是一种“科学的哲学”。这种对马克思主义哲学的科学主义的理解和宣传，在历史上曾起过相当革命的作用，经过五四运动的洗礼，科学在中国已深入人心，具有了一种普遍的权威性，以科学面貌出现的马克思主义无疑容易为知识分子和广大民众作为最终找到的救国救民真理所接受所信奉，然而这种理解又不可避免地有其严重局限性，极易造成人们对本本的盲从，无法理解马克思哲学的实践精神与批判精神，教条主义就是对马克思哲学的实践精神和批判精神的否定。
3.认识论化、方法论化倾向
由于革命实践需要，中国马克思主义者最为重视的是马克思主义哲学的认识论功能和方法论功能，强调把马克思主义哲学作为观察世界解决问题的指南，同时由于受到科学主义影响，中国马克思主义者习惯于把马克思主义哲学看作是一种最正确的科学方法，从科学方法论的意义上理解马克思主义，早在李大钊、陈独秀开始宣传唯物史观和瞿秋白开始宣传辩证唯物主义时，就显出了这一认识论功能与方法论功能，强调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考察中国社会、认识中国革命实际，到了毛泽东，发展为实践论，从认识与实践的关系上揭示了人的主体性和创造性，批判了那种抹煞人的主体性和创造性的教条主义。这种认识论化、方法论化的倾向，一方面有力地推进了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使马克思主义与中国革命实际及中国优秀传统结合起来，特别是从认识功能上对实践的肯定和高扬并把实践赋予本体论意义，更是对马克思主义哲学的一个创造性发展，另方面这种倾向影响了马克思主义哲学本体论研究的深入，至于毛泽东晚年提出的“哲学就是认识论”（注：毛泽东：《关于人的认识问题》（1964年8月），《毛泽东文集》第8卷，第390页。）的论断就更把这一倾向推向了极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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