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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学”这一命题的提出，决非偶然，它具有多方面的原因。
第一，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学，同邓小平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密切相关。
邓小平理论是发展了的马克思主义理论，是当代中国的马克思主义理论。江泽民指出：“邓小平同志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深刻反映了我国社会主义建设的客观规律，集中体现了党和人民的意志和愿望，是对毛泽东思想的继承和发展，是当代中国的马克思主义。这一理论是全党和全国各族人民的精神支柱，是我们夺取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胜利的强大思想武器。”对于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学，邓小平理论就是指导思想和精神武器。也可以说，没有邓小平理论或离开邓小平理论，也就没有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学。
正因为邓小平理论是真理，是科学，代表了我国社会前进的历史方向和人民的利益与愿望，并经受了实践检验和国内国际政治风浪的考验，日益显示了强大生命力，它理所当然地成为我国的社会主义意识形态。这是历史的使然。
当前有一些提法，无意地或有意地，或把我们的意识形态分为官方的、中心的、主流的意识形态和非官方的、非中心的、非主流的意识形态；或把我们的意识形态分成三种：官方的、知识分子的、民众的；或主张“消解主流意识形态”。这些提法，值得讨论。
我以为，对我国当代意识形态的两分法、三分法和消解法，并不合适，并不正确，并不科学。意识形态可以有资本主义的或社会主义的意识形态之分，也可以有正确的或错误的意识形态之分。但是，对于一个国家来说，对于一个时代来说，并不存在各种各样的、各阶层各群体独有的自己的意识形态。对于我们这样一个社会主义国家来说，更不可能存在“官方的”和“非官方的”意识形态。
马克思和恩格斯在《共产党宣言》中明确指出：“思想的历史除了证明精神生产随着物质生产的改造而改造，还证明了什么呢？任何一个时代的统治思想始终都不过是统治阶级的思想。”（《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第270页）今天，他们的这个论断，应该成为我们在文艺领域内坚持社会主义意识形态的指导地位的重要依据，而不是相反地“消解主流意识形态”。作为当代中国的马克思主义——邓小平理论，既是当代中国的社会主义意识形态，也是全党和全国人民的集体智慧的结晶与最可珍贵的精神财富。
“消解主流意识形态”这个提法，在西方资本主义国家有它的积极意义，而把它运用到社会主义的中国，显然不合时宜。至于我国社会主义社会中，各阶层各群体在思想意识方面存在的一些现实的差别和现实的矛盾，均属人民内部性质，更不说明它们形成了自己的独立的意识形态。
第二，有特色中国社会主义文学，同邓小平“两个文明”建设的论述密切相关。
邓小平多次指出，我们在建设社会主义物质文明的同时，还要建设社会主义的精神文明，最根本的是要使广大人民有共产主义的理想、有道德、有文化、守纪律。不加强精神文明的建设，物质文明的建设也要受破坏、走弯路。光靠物质条件，我们的革命和建设都不可能胜利。因而必须两手抓，两手都要硬，这才是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
而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学，在邓小平看来，则是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所不可替代的组成部分之一。为此，邓小平对我国文艺工作者寄予厚望，“要通过自己的创作提高人民的精神境界”，“力求把最好的精神食粮贡献给人民”，“为建设高度发展的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做出积极贡献”。同时，邓小平论述了文艺对精神文明建设的作用和地位：“在这个崇高事业中，文艺发展的天地十分广阔，不论是对于人民精神生活多方面的需要，对于培养社会主义新人，对于提高整个社会的思想、文化、道德水平，文艺工作者都负有其他部门所不能代替的重要责任。”他并且要求文艺工作者坚持社会主义方向，“在意识形态领域中，同各种妨害四个现代化的思想习惯进行长期的、有效的斗争”。由此可见，“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学”命题的提出，是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两个文明建设的呼唤和要求。
第三，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学，同邓小平对我国当代文艺正反两方面的历史经验的总结密切相关。
十一届三中全会前后，邓小平在思想文化领域内的拨乱反正、解放思想的历史性进程中，基于时代的新要求和文艺实践中的新问题，以科学的态度总结了我国社会主义文艺正反两方面的历史经验，阐述了一系列重大而急迫和困惑的文艺理论问题。除我们在上面提到的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学与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的相互关系以外，邓小平还辩证地提出了文艺不从属于政治又不能脱离政治的论断，认为文艺从属于政治这个口号“容易成为对文艺横加干涉的理论根据，长期的实践证明它对文艺的发展利少害多”；但“不是说文艺可以脱离政治”。在文艺为谁服务这个方向问题上，邓小平指出，“我们的文艺属于人民”，要为“最广大的人民群众”服务；同时又认为，文艺要为实现我国四个现代化这个“全国人民压倒一切的中心任务”、这个“决定祖国命运的千秋大业”服务。这就是今天由此而来的文艺为人民服务、为社会主义服务的根本方向。在“双百”方针的论述上，邓小平扩展了其内涵，把艺术理论列入“百家争鸣”的范围。邓小平的表述是：“在艺术创作上提倡不同形式和风格的自由发展，在艺术理论上提倡不同观点和学派的自由讨论。”
此外，邓小平关于包括文艺工作者在内的知识分子的绝大多数是“工人阶级自己的一部分”的论述；关于文艺工作者在精神文明建设中，“负有其他部门所不能代替的重要责任”等一系列有针对性、现实性的论述，不仅揭示了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学的本质和方向，也揭示了它的基本内容和艺术地把握现实的基本特点与规律。这些系统而完整的论述，是邓小平对我国社会主义文学发展中正反两方面的历史经验的总结，是对毛泽东文艺思想的继承与发展。它既为我国当代文学的发展从思想和理论上奠定了基石，也为当代文学的发展开创了历史的新阶段——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学。
这些年来，文艺在精神文明建设的过程中发挥了积极作用，做出了很大成绩。但是，依我看来，在理论批评和创作方面，也存在一些离开精神文明建设基本要求和离开文艺基本原理的不可忽视的问题。例如，把作为特殊意识形态的文艺非意识形态化，把不能脱离政治的文艺非政治化；要求文艺返回本身、返回“本体”；主张文艺低于生活和热衷于性描写；提倡文艺非英雄化和非理想化；把文艺的本质仅仅归结为情感、自由精神和主体性的表现等。这些虽然不是主流，但值得认真讨论和解决。
二
当代中国文学是社会主义文学，属世界社会主义文学范畴。毫无疑义，它应具有各国社会主义文学的共性。
我们知道，社会主义文学的前身是无产阶级文学，它萌发于19世纪西欧资本主义国家。英国宪章派文学、1848年德国革命时期文学和法国巴黎公社文学，是反映早期无产阶级革命斗争最富代表性和最有影响的无产阶级文学。它们开创了世界无产阶级文学的先河，是人类文学发展中一种不同于以前任何文学的新型文学。19世纪80年代，无产阶级文学运动中心从西欧转移到俄国，产生了以高尔基为代表的俄国无产阶级文学。从无产阶级文学的滥觞和初期发展看，它具有两个鲜明的共同特点：与无产阶级革命运动和社会主义思潮密切相连；是一种为无产阶级和为社会主义服务的文学。
随着1917年第一个社会主义国家苏联的诞生，从本世纪30年代起，无产阶级文学在苏联被改称为社会主义文学。这是历史的必然要求。此后，人们不再使用无产阶级文学这个术语。然而，无产阶级文学的那些共同特点，仍被苏联及后来各国的社会主义文学所继承和发扬，并成为社会主义文学的出发点和前提。
俄国十月革命前后，列宁在新的历史条件下，对社会主义文学的性质、地位、方向及艺术规律等共同特点，作了新的概括和表述。我看主要是三点：第一，他说，“文学事业应成为无产阶级总的事业的一部分”。第二，他认为文学应当“为千千万万劳动人民，为这些国家的精华、国家的力量、国家的未来服务”；“艺术属于人民。它必须深深地扎根于广大劳动群众中间”。第三，他强调社会主义文学事业不能同其他社会主义事业“刻板地等同起来”，并提出了关于社会主义文学两个著名的“无可争论”的艺术规律，即“文学事业最不能作机械的平均、划一，少数服从多数”；“绝对必须保证有个人创造性和个人爱好的广阔天地，有思想和幻想、形式和内容的广阔天地”。列宁提出的这些共同特点，是任何一国社会主义文学所不可或缺，我国的社会主义文学自然也不例外。我们在前面已经谈到，邓小平在我国新的历史条件下，对各国社会主义文学的共同特点的表述，是如何继承和发展的。
三
各国社会主义文学既有共性，也有自己的个性。所谓个性，就是民族特色的问题。
毛泽东说：“一棵树的叶子，看上去是大体相同的，但仔细一看，每片叶子都有不同。有共性，也有个性，有相同的方面，也有相异的方面。这是自然法则，也是马克思主义的法则。作曲、唱歌、舞蹈都应该是这样。”（《党和国家领导人论文艺》第15页）也就是说，这也是文艺的法则。
不仅如此，毛泽东在我国革命和建设的各个历史时期，曾多次强调文艺的“民族特色”、“民族的特性”、“民族的特点”、“民族风格”、“民族形式”、“民族化”和“中国特点”、“中国的特性”、“中国作风”、“中国气派”、“中国化”等等，并且这些提法总是同他对哲学、历史、文化、经济、军事等民族特色或中国特色的阐述相呼应，相统一。由此可见，“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学”的提出，其哲学依据就在于此。其实，世界文学史已表明，每一种“主义”的文学诸如现实主义文学、浪漫主义文学、现代主义文学等，不论它在哪个国家里，都具有自己的民族特色和自己的“民族方案”，都是共性与个性的辩证统一。
从历史角度看，我们的中华民族是伟大的民族，有数千年的历史，有灿烂的历史文明，对人类文明的发展作过卓越的贡献，我们的文学源远流长，绚丽多采，创造了许多经过时间检验的珍品，它在内容方面和形式方面，都不同于其他民族、其他国家的文学。中国的社会主义文学不是从天上掉下来的，它是自己民族文学中具有强大生命力的优秀传统的合乎规律的继承和发展的结果。我们不能割断历史的发展，也不能割断文学的历史发展。人类创造历史不是随心所欲地创造，而是在继承先驱者留下的条件下创造。这是“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学”的历史依据。
生活是文艺的源泉，“作为观念形态的文艺作品，都是一定的社会生活在人类头脑中的反映的产物”。只要生活中存在民族特征，文艺就不能不去反映它，表现它。就此而言，文学的民族特色，社会主义文学的中国特色，不是某个个人或某一部分人的兴趣、爱好与愿望的表现，而是生活对它的呼唤和要求。或者说，只要生活中存在民族特征，文学的民族“所有制”就不可能被废除。这是“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学”的生活依据。
现在有一种看法，认为在当代的条件下，我们的文学可以“超越民族性而走世界性的道路”，“只有世界的才能是民族的”，等等。依我看来，这都不合时宜。问题在于，在当代的条件下或我国的社会主义条件下，生活中的民族特征究竟存不存在？这是问题的关键。回答是肯定的。即使是在当今发达的资本主义国家，生活中的民族特征仍随处可见。据1994年日本朝日新闻社出版的《日本年鉴》的统计，日本现有寺院8万8千多个，信奉佛教的有9千9百余万人，而日本的人口才1亿多。这表明，工业化、现代化的潮流可以使人们的价值观念变化更新，可以使社会发生深刻转型，但是，那些植根于民族生活的历史传统和文化积淀，并不会轻易随之消失。至于在我国社会主义的现实生活中，各个方面明显存在的民族特征和地域特征，乃是无须证明的。
再说，在两个世纪之交的今天，尽管各国之间在经济、政治、科技、文化等方面的交流十分频繁；在通讯、交通等方面的联系空前便利，咫尺天涯民了天涯咫尺；尽管各国文学之间的相互联系和相互影响在日益加强，再不会有万里长城之隔，但是，这一切并没有使各国文学走向“趋同化”，走向“一体化”。这因为，各国文学之间除存在相互联系和相互影响这一势不可挡的一面以外，还存在由于历史传统、意识形态和价值观念的现实差别，而带来的相互矛盾、相互对立的另一面。文学不是物质产品，而是精神产品。现在谈论文学的世界“接轨”，恐怕还不是一种现实的期待，只能是一种遥远的理想。
马克思、恩格斯在《共产党宣言》中，曾提出“世界文学”概念，但这个概念并不是非民族的。他们是这样表述的：“过去那种地方的民族的自给自足和闭关自守状态，被各民族的各方面的互相往来和各方面的互相依赖所代替了……民族的片面性和局限性日益成为不可能。于是由许多种民族的和地方的文学形成了一种世界的文学。”（《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第255页）这个表述的意思很清楚：第一，所谓“民族的片面性和局限性日益成为不可能”，并不是说生活和文学中的民族特征不复存在。这两者是两个性质不同的概念，决不可相提并论。第二，“世界文学”的形成不是通过各民族文学的消亡来实现，也不是“世界文学”凌驾于各民族文学之上，而是在各民族文学的相互交流和相互影响中展现出来。
列宁曾提出“工人运动的国际文化”概念，但他同时明确指出，“国际文化”不是“非民族的”。1920年他还写道：“当每个国家采取具体途径来解决统一的国际任务……的时候，都必须考察、研究、揣测和把握民族的特色和特征。”（《列宁选集》第4卷第246页）列宁所说的“必须考察、研究、揣测和把握民族的特色和特征”，我想，这也完全适用于世界各国的社会主义文学。
四
吸收借鉴过去和现在的外国文学成果，不仅同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学并不矛盾，而且前者是后者的题中应有之义。
从世界文学史看，各民族各国的文学除最早的某些时间以外，都不是孤立、平行地发展，而是在相互联系和相互影响的网状中向前演进。在人类文学的各个重要时代里，凡是进步快、发展快、成熟快的那些民族和国家的文学，从不闭关自守和故步自封，总是善于学习和善于借鉴其他民族其他国家文学的优点和长处，来改进自己，提高自己，发扬自己。这几乎成了文学发展的普遍过程和普遍规律之一。光辉灿烂的我国唐代文艺是如此，伟大文艺复兴时代的意大利文艺是如此，群星辉映的19世纪俄罗斯文学是如此，20世纪异军突起的拉美魔幻现实主义文学也是如此。
正因为这样，学习和借鉴外国文艺的成就，历来是我党领导的新民主主义文艺和社会主义文艺重要的、基本的和坚定不移的方针之一，也是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艺合乎规律的基本内涵之一。
早在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毛泽东就提出，新民主主义文化“应该大量吸收外国的进步文化”，“还有外国的古代文化”，“例如启蒙时代的文化，还属我们今天用得着的东西，都应该吸收”。这里的文化是包括文艺在内的。1956年他同音乐工作者的谈话中，再次反对文艺的排外主义。他说，“象西太后反对‘洋鬼子’是错误的”；“要向外国学习”，“借鉴外国人”，“外国有用的东西，都要学到，用来改进和发扬中国的东西”；“接受外国的长处，会使我们自己的东西有一个跃进”。在我国社会主义改革开放的历史新时期，邓小平指出：“经济上实行对外开放的方针，是正确的，要长期坚持。对外文化交流也要长期发展”，“我们要向资本主义发达国家学习先进的科学、技术、经营管理方法以及其他一切对我们有益的知识和文化，闭关自守、故步自封是愚蠢的”。1994年江泽民也指出，“要认真研究和借鉴世界各国的文明成果，善于从其他国家和民族的文化中汲取营养，发展自己”，“并在新的实践的基础上不断创新，建设和发展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文化”。这是我党三代领导集体的共同看法。
然而，这种“洋为中用”的吸收借鉴，同那种不从中华民族的主体性和需要出发，不加分析批判地照搬照抄外国文艺中的一切东西，是根本对立的。不分精华和糟粕的全盘接受的观点不仅是错误的，也是“最没有出息的最害人的文学教条主义和艺术教条主义”。吸收借鉴本身不是目的，通过吸收借鉴，发展和创造自己的富有时代特色和民族特色的新东西才是目的。而优秀文艺总是标新立异，独树一帜。
五
历史和现实都表明，中国特色或民族特色，在中华民族数千年发展的历史长河中，并不是一个封闭的、恒久不变的、纯粹的、一次定型的静态过程和静态概念，相反，它是一个变化的、发展的、开放的动态过程和动态概念，宛如长江黄河一样奔腾不息。
一方面，它随着我国民族生活的历史条件和时代的审美意识的变化发展，不断地保持、超越、更新自己，不断地继承和发扬我国文艺遗产的精华，排除其糟粕，融合时代的新机。因此，尽管在内容和形式上，先秦文艺、魏晋文艺、汉唐文艺、宋元文艺、明清文艺、“五四”新文艺和当今文艺多么面目不同，风采各异，但它们又都同属中华民族的文艺，都弥漫着中华民族的民族精神和中国特色。另一方面，它在自己的历史进程中，不断地面向世界的时代潮流和世界文明的发展，不断吸收借鉴世界文艺的优长，“采用外国的良规，加以发挥”，把外国文艺的精粹溶汇整合于自身之中，变成自身的血和肉，使之民族化、中国化。这种处于动态发展之中的中国特色或民族特色，要比那种在形式上自诩纯粹的“民族特色”更富民族特色，更符合时代发展的需要。
对于这种动态的“民族特色”，鲁迅曾作过精辟论述。1934年他写道：“至于怎样的是中国精神，我实在不知道，就绘画而论，六朝以来，就受印度美术的影响，无所谓国画了。”显然，鲁迅所言的“无所谓国画了”，并不是指我国绘画受到印度绘画影响，它的中国特色和中国精神已荡然无存，而是据此说明，中国绘画及其民族特色都是在变化和发展的，其中包括外国绘画影响在内，或者说，与“拿来主义”密切相连。鲁迅对陶元庆绘画的评论恰为证明了这点。陶元庆曾为鲁迅的小说《彷徨》等作过许多封面画，而且在自己的画中融入了西方绘画的方法。鲁迅在评论他的画时说：“他以新的形，尤其是以新的色来写自己的世界，而其中仍有中国向来的魂灵——要字面免得流于玄虚，则就是民族性。”又说，陶元庆绘画的可贵之处在于“内外两面”都和世界的时代思潮合流，而又并未梏亡中国的民族性。可见，在鲁迅看来，文艺的民族特色及其所表现的民族精神和民族性都是变化和发展的，都在不断地更新自己，以走向新的境界和新的高度。
六
文艺的民族特色和文艺的时代特色，总是处在内在的、辩证的相互关系之中，如同一对休戚与共，形影不离的孪生姐妹。这因为，我们所说的民族特色，是动态的过程和动态的概念；我们所说的民族特色，既包括民族的形式，也包括民族的内容。而时代的内容、时代的特征、时代的精神，就孕育在我们所理解的那种动态的民族特色之中。
世界文学史告诉我们，过去和现在的一切优秀作家，总是处在自己时代的运动之中；过去和现在的一切优秀作品，总是自己时代的产物，总要艺术地反映和表现自己时代的某些独特的民族内容——独特的民族历史生活、独特的民族历史进程、独特的民族历史经验。曹雪芹是如此，莎士比亚是如此，歌德是如此，列夫·托尔斯是如此，巴尔扎克也是如此。
我们以托尔斯泰为例。关于托尔斯泰，列宁曾指出，他是“天才的艺术家……创作了无与伦比的俄国生活的图画”；“由于托尔斯泰的天才描述，一个被农奴主压迫的国家的革命准备时期，竟成为人类艺术发展中向前跨进的一步了”。这意味着，托尔斯泰象世界的许多大文豪一样，由于在自己的创作中真实地、艺术地表现了自己时代的独特的民族生活，而且是一种“天才描述”，这才使他在人类艺术的发展中作出了伟大贡献。如果托尔斯泰的创作没有如此鲜明的民族特色和时代特色，他的作品既不会成为俄罗斯民族文学的瑰宝，也不会穿越时间，跨过空间，成为世界文学的经典之作。
这无异于说，文学没有民族特色，就会失去民族的土壤和根基；文学没有时代特色，就会失去生机和魅力，就不可能揭示生活的本质和特点。这两者相辅相成，辩证统一。我们的时代是一个改革开放、实现四个现代化的伟大时代，一个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伟大时代。以浓郁的民族特色和鲜明的时代特色去反映去表现我们的时代，是历史和人民赋予我们作家艺术家的重任。
以上就是我对“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学”的几点粗浅理解，远远没有涉及这个命题的全部。
（根据在“中国作协文学理论研讨班”上的发言整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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