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日关系:理解与推进,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中日关系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近一个时期以来,“中日关系之辩”堪称国内一大思潮。在众多辩手当中,既有学界精英,亦有网民的广泛参与。应当说,这是一种可喜的现象,说明各方对中日关系的重视已到了相当的程度。然而,当我们平静地审视这场辩论时,却发现其中虽不乏卓见,但更多是情绪化、非专业化倾向充斥其间。这是我们必须加以重视的。
一、见木,更要见林
讨论中日关系,首先需要对两国关系的现状有一个客观的把握。不可否认,当前的中日关系的确存在一些消极因素和隐忧,包括日本国内或中国国内的某些民意调查所反映的情况,以及两国学者的某些消极看法。这其中自然各有各的道理,但不能说这些道理就是对中日关系比较客观全面的把握。“远即美,近即丑”是自然规律,双方交往多了,一方阴暗的、落后的、不能令对方满足的地方越来越多地暴露在对方面前,双方对对方的追求和憧憬因此变成了相互对阴暗面的曝光,如果把双方关系中存在的某些消极因素无限放大,就会是一种见木不见林的局面。对于中日关系现状,可以从两个角度判断,一是总体把握,二是进行横向和纵向的比较。
就总体而言,今日的中日关系应当说是处于建交30多年来最为活跃和全面发展的阶段。在经贸领域,双方建立了稳固的合作与磋商机制。自1974年《中日贸易协定》签订以来,截至2002年3月,中日政府间已签订包括《投资保护协定》、《科技合作协定》、《核安全协定》等在内的18项协定。2001年的农产品进口限制措施后,中日进一步加强了解决经贸摩擦的力度,确立了“经济伙伴关系磋商机制”,2002年10月15日,两国第一次副部长级磋商在北京召开,就知识产权、农产品贸易、WTO新轮谈判等重要内容交换了意见。随着日本制造业持续向我转移,中日经济互补关系更是不断增强。目前中国不仅成为日本最大的进口来源地,而且成为日本重要的外需市场,其地位仅次于美国。据日本财务省统计,2002年日本出口总额按美元计价同比增长2.6%,而对华出口则增长了32.3%;2003年1-5月份对华出口又比上年同期增加53.6%,为同期日本出口总增加率的3.4倍。金融领域,中日央行于2002年签订了总金额达30亿美元的“货币互换协定”,并且强调了对等原则,使10+3货币互换框架口臻完善,也表明双方维护经济安全、保证共同发展的合作已上升到战略高度。
在安全领域,双方的合作也在逐渐深化。台湾问题曾经一直是中日关系中的一个禁区,现在则有了较正式的、以民间“第二轨道”方式为主的讨论中日关系与台湾问题的渠道。中国有关机构与日本资深的外交官和著名学者每年都举行定期讨论。军事合作方面,今年9月1日,日本防卫厅长官石破作为新生代政治家和防务派政治家访问了中国,双方决定恢复中日军舰互访协议,加强军事领域合作。再如,在地区安全事务上,中日通过各种地区安全事务论坛如APEC、10+3等加强了反恐、维护地区安全方面的合作与协调,其中,北京“六方会谈”更使双方在解决朝核危机问题上的合作达到了新的高度。
在政治层面,虽然首脑互访遇到了障碍,但两国领导人仍以高度的政治智慧,保持了中日关系这艘大船的平稳航行。今年吴邦国委员长出访日本,李肇星外长也访问了日本,在《中日和平友好条约》缔结25周年之际,日本日中友好议员联盟代表团、内阁官房长官福田康夫相继访问了中国。
此外,双方在文化学术、城市交往及其他各种民间交往方面均非常频繁,达到了相当的程度。如果综合考虑到上述情况,我们就可以说,今天的中日关系“热”是过去无法相比的,我们不能以双边关系中存在的某些消极因素来否定这一主流趋势。
所谓横向比较,即拿中日这对双边关系来和日美、日韩、日俄、日本和东南亚、日欧等双边关系以及中韩、中俄、中美等双边关系进行比较。这里的问题比较复杂,甚至缺少现实可比性,但至少不能得出中日关系低于其他双边关系的结论。因此,说日俄关系好于中日关系,或说中俄关系高于中日关系,是没有判断根据的。如果说今天的中美关系是30年来最好的阶段,这是相对于两国关系建交以来的发展历史而言,是一种纵向比较。
同样,纵向比较,中日关系相对其30多年的发展来说也是较好的时期。自1972年两国关系正常化以来,中日关系30余年可谓风风雨雨,有时是金光大道,有时则坎坷不平。但今日的中日关系越来越深化是一个不争的事实。“人民币升值”问题即说明了这一点。此问题的背后反映了中日关系的实质性发展。比较日美、日欧关系的发展过程,都经历了从金融贸易摩擦到货币摩擦的演进,货币摩擦的产生说明双边关系或中国的实力发生了实质性变化,因为和一个小国或弱国不可能在货币金融领域产生摩擦。现在,日本企业在对外直接投资时,需要考虑日元和人民币之间的相对地位、汇率现状和走向等等因素。日本不仅政界、外交界而且经济界、财界都已把对华贸易、对华金融合作看作本国经济外向发展或本国经济战略中的一个重要的考虑因素。
另外,从1000多年的历史中看,中日两国国力的发展总是处于一种相互不断彼此领先的过程。那么,对日本来说,上世纪70年代末开始,中国进入改革开放阶段,综合国力不断发展,经济规模不断扩大,对区域经济事务影响也越来越大,日本必然会担心受到冲击,这是一种正常的反应。同样,对中国来说,日本国家的发展走向是走军事大国的道路还是和平大国的道路,是否会重蹈军国主义复辙,重新搞上世纪六七十年代经济动荡时的做法,中国的舆论也有疑问。
实际上在上个世纪日本成为经济大国的过程中,日本和其最大的盟国美国之间也曾有过这种情形。用日本人经常说的话,美国人非常嫌日,日本人也经常嫌美反美。一个处在美国军事安全保护伞下的日本对美国人的厌恶,美国人当然不愿意;美国人对处在自己保护伞下白手起家的日本在经济上贸易上挖美国的墙角,在心里也非常不高兴。当年日美之间发生的事情也有可能发生在其他双边关系之间,如中日关系,或日俄关系等等。对此不能简单地将其作为一种当前关系处于低谷的结论。
二、中国的对日政策与外交思维
在中日建交20周年时,中日两国的学者经常开会讨论双方关系未来发展的问题,当时引起热烈讨论的问题是日方提出的一个概念,即把中日关系的发展定向为亚太中的中日关系,或世界中的中日关系。从十年前看,当时中方对这种看法普遍比较冷漠,或感到心中无底,但从十年后的今天看,中日关系的现状或发展方向已经具有了这方面的内容,十年前日本方面积极提出了推动两国在安全方面的交流和合作,以及地区安全经济事务中的合作,甚至两国在国际事务中的合作,中国方面对此实际是积极进行了探讨和落实,以推进双方合作领域的扩大。从这个角度看,中国的对日政策在这十年中发生了很大变化,把中日关系推到了一个新的台阶。十六大报告中关于中国对外政策有一种指导性的提法,发达国家与周边国家均是未来中国的外交重点。日本无论是从发达国家还是从周边国家来说,它都处于中国外交的中心位置,尽管还不能提上“重中之重”的位置,但也算得上是最重要之一。从2003年9月1日起,中国政府对短期来华从事旅游、商务、访友的日本国民实行免签证制度,“显示出中国重视日本的政策姿态”。
从二战后的历史发展考察,中国的对日政策大致经历了以下四个阶段的变化。
第一阶段,即二战结束之初,基于总体上的理想主义外交政策,对日采取的是以德报怨的政策方针。日本投降后,当时中国的领导人毛泽东、周恩来等,从争取使日本较快地摆脱战争所致的沉重负担,成为地区的一员,并和中国和睦相处这一基本战略思维出发,对日明显采取的是以德报怨的政策方针,放弃日本的战争赔偿即是这一指导方针下的产物。
第二阶段,即进入冷战后,对日则采取的是以防为主的政策。在冷战时代,中国对日政策基本是基于当时如下的判断,即日本已经走向了复活军国主义,因此中国政策是以防为主,在历史问题上的追究也比较强烈。由于当时中国处在美、俄战略包围圈之中,中国在利用日本、与日本合作方面基本没有太多正式的、官方的渠道,只能利用民间渠道开展民间贸易、民间外交等等。
第三阶段,即70年代后,基于联手反苏的大战略目标,对日奉行战略合作政策。60年代末70年代初,随着整个国际战略环境的变化,美国联华抗苏,于是中日也走上建交道路。建交后,中国对日政策的着眼点是合作,既服务于抗苏这一总目标,也服务于吸引日本先进技术和资本以推动中国经济发展的需要。
第四阶段,即冷战之后,对日采取了全面合作为主的政策。此时中国对日本的判断也明显出现积极变化,认为它是在走和平发展的道路,日本的国民是爱好和平的,否定了过去日本可能会走复活军国主义道路的判断。可以说,近十年来中国对日政策的变化是一种革命性变化,这不是中日关系需要“外交革命”,而是外交行动已经“革”了中日关系的“命”。换言之,中国的外交、中国的对日政策已在十年之间,将中日双边关系推进到一个新的阶段。这种“外交革命”是“静悄悄的革命”,不对这十年前后的双边关系作一比较的话,很难发现其中的突出变化。这种“革命性变化”最明显的特点主要体现在以下四个方面。
首先,扩展了就双边论双边的视野,把双边关系放到多边关系中来谈。中日建交20周年到30周年这十年中,中日关系已经跳出了双边关系的框架,双方许多合作重心和利益交叉点以及双边探讨的内容重点,是地区安全事务或国际安全事务,如朝鲜半岛核危机问题,地区的经济合作与发展问题,中国与东盟之间的FTA问题,还有东盟论坛问题。所以今天的中日关系已经不再是双边的经贸问题和政治问题,许多方面是地区的经济和安全事务,这一点与十年前比是个巨大的变化。也就是双边关系更加成熟、视野更大。而且为今后发展提供了新的动力,也使中日关系在今后更具有生命力。中日今后的矛盾、利益冲突也将产生在地区或国际事务中。比如说能源开发问题,中俄日之间围绕着石油管道的摩擦实际上是一种利益之争,也是个地区能源安全问题。又如人民币的汇率问题,实际上是今后地区金融合作的前奏或序曲。
其次,超越了就友好谈友好的层次,把友好扩大到促进相互理解的国民层次来做。1972年中日建交时,当时报刊杂志等媒体的口号是“中日友好世世代代传下去”,中国对日本人常用的一句话是“热烈欢迎”。现在,中日关系不再是仅讲“友好”,而是突出了讲“利益”,从单纯的、片面的、形式上的“友好”口号变成了一种兼顾双方共同利益、兼顾双赢的一种利益导向形式。当时的友好是建立在日本老一代经历战争的政治家的认罪态度基础上的,他们对中国有一种赔罪的意识,现在这一代人已经退出了政治舞台,因此“友好”已经失去基础。因此今天的中日关系实际上不是建立在友好的基础上,而是建立在利益的基础上。在过去的十年中,中日所发生的一些摩擦或冲突,实际上反映的是双方利益追求的一些矛盾。在解决这个矛盾的过程中,两国关系也会更进一步发展。
第三,突破了就历史讲历史的框框,把历史问题与双方关系的发展联系起来看。倒退10年或20年来讲,日本人在与中国人交往时,一方面是中国要日本承认这段历史,向中国人民道歉;另一方面是日本人中有一部分人认为应该道歉,也有一部分人认为已经道歉过了。日本国内的一些舆论也是从这个框框来考虑问题的。现在中国对日本在历史问题上的态度仍很重视,并以历史作为中日关系的一面镜子,防止日本国内的右翼或者狭隘民族主义对日本国家走向的干扰。这是一种面向未来的态度,主要是希望以史为鉴,端正日本的国家发展走向,使两国今后的合作有一个更加健康的前景,更好地利用这一份宝贵的历史遗产。历史是客观存在的,即使中国不去谈它,日本不去承认它,它也不会变形或消失。所以,问题不是中国人要日本道歉而日本人不愿意道歉的历史之争,而是包含着两国将来发展的愿望在里面。
第四,改变了“零和博弈”的思维方式,把外交摩擦与经济竞争放到亚洲外交的大视野中加以通盘考虑。比如在日本要求成为联合国安理会常任理事国问题上,中国在冷战阶段基本上遵循的是这样一种逻辑:“凡是敌人反对的我们就要拥护,凡是敌人拥护的我们就要反对”。所以,在中日建交之前,日本要做的我们全部反对,这是一个绝对的逻辑。现在的基本态度是顺其自然。日本在亚太地区甚至全世界得到了大多数国家认可的情况下,不管战败国条款是否存在,都可以作为一个“普通国家”有资格有条件去和其他的国家竞争常任理事国的席位。所以日本现在面临的是一个竞争问题,而非被否决问题。
当前中国的外交政策具有两大特征。一是国家利益与国际责任挂钩,把国家利益定在稳定周边环境上,承担起作为一个和平崛起的大国应负的责任。不论是国际还是地区事务,不论是安全还是经济事务,从1997年亚洲金融风暴中中国的政策、2000年提出10+1地区经济合作构想、胡锦涛主席出席埃维昂八国峰会、印度总理瓦杰帕伊访华推动中印关系取得突破,到中国特使出访朝鲜、美国,积极斡旋、安排有关半岛核危机的三方会谈与六方会谈等等,都说明中国外交具有鲜明的开拓进取的特色。在此背景下,对日政策基调也是或也将是积极的。二是体现了连续性、稳定性特征。政府的新旧交替,体现在外交政策上是承前启后,一如既往。既有讲原则、讲道理的一面,也有讲人情、讲友好的一面。“以史为鉴”是原则,对日本而言,今年“8·15”是日本战败第58个年头,它既是战争的终点,也是和平的起点。
三、客观认识日本
谈中日关系,还需要对日本国家的战略走向有一个清楚的认识。就此,本文集中就以下四个问题作一分析。
首先,是关于日本的右倾化问题。笔者几年前曾经说过,日本这个年过半百的“经济巨人”的大脑里,政治与军事细胞在急剧地向全身扩散,亦即指日本在作一个高难度的、向军事大国或政治大国转向的动作。有人称之为日本国家发展走向右倾化,这是一种相对的提法,需要结合历史来说明。
日本在战后有过一个左倾化现象,即在上世纪五六十年代反日美安全同盟的运动。当时的学生运动、工人运动、民主运动在日本风起云涌,大学生几乎都是反对日美安全同盟的。之后,经过日本经济的高速增长和日美安全同盟的稳定,日本国内有过一段较为平静的时期。从80年代起,有人开始探讨日本国家走向的右倾化问题。用日本国内的话来讲,右倾化就是要成为一个“普通国家”,这是相对于战败的“特殊国家”而言。普通国家就是要恢复所有国家都具有的一切相应的权利,如交战权、军队、参与集体自卫权等等,这是日本追求普通国家的三个要素。如果日本具备了这三个权利之后,那么相对于过去的左倾化和较长时间的平静(中立)来说,可以称之为国家走向的右倾化。日本政界战后一直就此争论不止,包括有“东洋瑞士”之说,即取和平主义道路。现在来看,普通国家论及支持这种提法的势头在上升。
之所以如此,有国际国内环境变化的大背景。从国际上说,美国是最重要的推动因素。美国是日本在安全上的同盟、外交关系上的基轴。战后半个多世纪,日本基本上是通过美国这个“过滤器”来呼吸安全空气的。冷战期间美国要求日本多出钱分担财政负担。冷战结束后,由于整个亚太地区战略环境的变化,美国对日政策也有了重大变化。2000年10月11日美国的超党派亚洲问题专家为即将掌权的布什政府提交了一份堪称对日政策的《阿米蒂奇报告》,该报告将美日关系走向从“责任分担”扭向“力量共有”,推动日本在外交、安全政策等方面扮演更积极的角色。若以飞机的续航距离为比喻的话,海湾战争之后的日本国家发展,在外交、安全、政治等方面,已越过“无法返航”的航距临界点,只能进,无法退。现阶段的日本已是军事强国,与军事大国之间仅一步之遥,即尚未开发和配备战略武器、战略轰炸机、大型航母等。
从日本内部环境看,则有三大值得重视的因素:一是经济实力增强后转向政治诉求。经济泡沫颠峰时,日本曾自称是金融大国、出口大国、商品大国、制造业大国,在这种状况下,日本领导人必然要为下一步打政治翻身仗做出规划,甩掉战败国的帽子,与其他大国平起平坐,这也是日本发展到这一步必然要选择的方向。这一点从德国或其他一些国家的例子上也可以得到证明。这些国家或前或后都实现了普通国家化,恢复了集体自卫权,恢复了交战权,恢复了自己的军队。二是政治气候的改变。日本政界进行了新老交替,老一辈对战争有负罪感的政治家逐渐退出政治舞台,新生代的政治家,特别是参与防务和外交领域的少壮政治家,他们心中没有战争负担,感到没有交战权、军队和集体自卫权是日本民族的败笔,所以积极推动朝这方面发展。同时,日本政坛上一直主张走中立道路的政党,包括日本共产党、社会党等,在力量对比上相对于保守力量,如自民党、工民党、保守党等,是处于下风的。从这个意义上看,现在日本国家右倾化的国内条件基本成熟,其“政治空气”,用日本式的表达方式,是“总保守化”。这种“化”约始于上世纪末期,特别是1999年末,在当年为期207天的例行国会上,一股脑推出并通过了《日美防卫合作指针关联法案》、《国旗、国歌法案》、《通讯监听法案》、《宪法调查会设置法案》等等。在进入新世纪,特别是“9·11”之后的国会运作中,执政三党在未遇到强烈抵制的态势之下,先后通过了《临时反恐怖特别措施法》、《伊拉克派兵法案》等等。甚至战后长期反战的日共,也已公开承认自卫队与日美同盟关系的合法性。三是示强的民族心理。一方面,日本有一种不服输不服气的民族气节,日本政治家有句经典的描述是,日本这个民族是不会被打扁的。这种不服输的民族气节经过内外环境的激化而愈加明显。另一方面,泡沫经济崩溃和长达13年的经济萧条,给日本国内民众带来一种沮丧和失落感,由此而导致的心理错位,又带给了他们某种振作的“动力”。政治家的口号即迎合了这种心理。
这些因素决定向“普通国家”转变将是日本今后较长时期内的一种发展方向。当然,关于日本在国家转向的过程中会否出现性质改变,也是一个非常重要、需要作出基本判断的问题。比如,会否走向军国主义的问题,最终取决于日本国民。战后半个多世纪以来,日本走了一条和平的道路,走过这条道路的日本国民都已尝到了发展与繁荣的甜头,因而其脑海中根深蒂固的和平主义思想,已成为包括中国在内的亚洲各国宝贵的公共财富。与之相呼应的亚洲各国的和平与发展志向,是能够对日本国家走向的脱轨起制动作用的。又如,军事大国化的性质问题,其决定或牵制因素主要在美国。除美国因素外,建立亚洲或亚太地区的安全合作机制也能对日本的军事发展性质起到定性的作用。当然,最重要的因素还在于日本自身能否控制其军事发展方向,如能否像德法或德欧关系那样,用战略眼光看待对亚外交,投入地区安全、经济合作的怀抱,赢得地区的信任。基辛格先生最近就日本参加“六方会谈”发表评论说,日本应承诺不搞核武装。
其次,是小泉改革的成效问题。日本现在正从事一项不亚于中国的全方位改革,涉及整个政治领域、行政领域、经济领域和外交领域。从最新的情况看,一年来小泉改革在各方面都取得了进展。
政治上,整合成效明显。9月20日是自民党总裁选举,之后可能举行日本的大选(众院选举),小泉独占鳌头是毫无疑问的,他将继续推行其改革路线,日本的国民、各政党基本上接受了小泉的改革。这反映了日本传统的派系政治的崩溃,也反映了日本传统的保守与革新势力对立格局的崩溃。日本政界正走向总体的保守,无论是日本共产党还是民主党基本与小泉没有大的区别。在建立自己的军队、行使集体自卫权、维持日美安全同盟、今后逐渐落实修宪等方向性问题上,这几个党没有太多的区别。即使今后六七年日共或民主党执政,它们也未必会坚决抵制现在正进行的“右倾化”,90年代日本前社会党上台后的“急转弯”行动证明了这一点。
经济上,也有很大起色。今年可能实现1-2%的增长,摆脱了苦恼十多年的经济萧条。经济增长的背景是产业结构调整和经济体制改革开始初见成效,并带动海外直接投资、制造业新产品开发能力的增强;积极推动与有关国家的自由贸易协议谈判,如日本和新加坡、日本和墨西哥。目前,日本正在逐步逼进改革的最后一个“土围子”——农业,无论是FTA问题还是日本其它方面的改革都要涉及改革的最后难关:农村、农业、传统受保护产业。农业问题实际是困扰日本经济外向合作发展的最大政治瓶颈,因为农业问题反映了政界的问题,有一批议员出自农村选区,对包括蔬菜、瓜果、肉类等农产品的保护都影响了日本参与对外经济的合作,影响了参与地区或双边自由贸易的计划。如果农业问题解决了,日本的对外竞争力会出现一个飞跃。现在是有进展,比如日墨自由贸易区谈判已经到了关于日本从墨进口肉类的问题,但未突破。
安全合作上更加积极。日本战后的一贯做法是在“和平宪法”的限制内对条款加以解释或变更,为参与对外安全活动寻求法律依据。海湾战争时期,日本由于国内法律配合上相对滞后,没有及时派出维和部队或相应的军事力量配合美国和多国部队的行动,虽然在经济上付出了高达130亿美元,但并未得到美国和国际社会的认可。基于这个教训,日本在“9·11”后的阿富汗和伊拉克两场战争中,都采取了积极主动的行动。在国会推动了一系列临时法律的出台,包括《临时反恐怖特别措施法》、《支援伊拉克战后重建法律》等,一步步参与到了美国的海外军事行动中。当然,对日本的这一突破也应该有一个客观的判断:日本是个海洋国家、能源进口大国和经济发展大国,它有维护海上交通线的必要,有维护海外能源进口稳定的需要,有参与同盟国军事行动的需要。此外,通过这两场战争的观察,日本的活动基本上是基于美国的要求,而且美国对其还有保留和不满意的方面。
总之,小泉推动的这一改革是日本战后最复杂、难度最大的一场改革。在一二届甚至三四届政府内可能都无法完成,一旦完成,日本将出现一个全新的面貌,与迄今我们见到的日本会有截然不同的变化。改革成功将使这个国家发挥经济活力,确立以首相官邸为司令塔,以政治家为主导,积极参与地区安全和地区经济事务的新方向。
再次,靖国神社的参拜问题。这是当前中日关系的焦点问题,也可以说是自1975年时任日本首相三木武夫在“8·15”以首相身份参拜以来,对两国关系杀伤力最大的老问题。从日本国内的政治氛围看,还看不到能突破“靖国神社”这一外交瓶颈的出口。因为在日本,“参拜”实际上是与政治联系在一起的,今年9月份自民党要举行总裁选举,也有解散众议院举行大选的可能,明年7月参议院选举,日本政坛山雨欲来。在自己“销路”不好的形势下,为了防止反对势力攻击,保住部分选票,小泉已有言在先,每年必参拜一次,作罢之念丝毫未见。中国学者董炳月先生在其“靖国神社与日本人”一文中指出,“在甲午战争以来侵略与被侵略的历史形成的日本人与中国人历史观的对立难以改变……也许只有当靖国神社里的亡灵不是被作为精忠报国的英雄来褒扬、而是被作为侵略战争的牺牲品来哀悼的时候,中日两国由参拜靖国神社而产生的政治、情感的冲突才会消失”。两国高层互访迄今未能实现,中间横着一道门槛,所以要迈过这道槛。《日本经济新闻》8月14日社论建议,“双方互相让半步,寻找一个把靖国神社问题与首脑交流脱钩的方策”。笔者认为,作为政治家,参拜并非是唯一的选择,不参拜也是选择之一,日本不少政治家就做出了后一种选择。
最后,需要认清日本对华政策的主流思想。小泉应该是这一思想的代表。日本主流或决策层在对华政策上的一种基本考虑是,中国的经济发展对日本是机遇,不是威胁。中日两国在地区中的经济关系是一种相互依存、互补合作、互相推动的关系,如果中国经济低迷、出口疲软、进口不振,受影响最大的恐怕将首推日本。日本官方多次否定“中国经济威胁论”,正是基于如上客观、务实的分析。当然,中国的崛起在某种程度上对日本经济和国家发展是一种冲击,日本人尽管心理上不痛快但也只有接受这个现实。按有些日本学者的观点,中日联手可以在亚太地区发挥多方面的作用,亚洲外交是日本外交的一个重要战略环节。日本战后外交中有两大块,一是“随美”或“联美”,另一是“入亚”。日本一直在两头摇摆,是对美一头沉还是入亚为重?在很长一段时间里,日本对亚外交在很大程度上是为了弥补或平衡对美外交,是一种陪衬。当对美关系无法进展时,日本就更多在入亚问题上思考。从最近这届政府看,入亚已经在其外交中摆上了一个重要的位置。日本入亚外交重点一是中国,二是东南亚国家,日本和东南亚外交中很大成分又与对华外交相关联。所以无论如何,中国的和平崛起,中国力量的存在,这是一个客观的事实,日本对外政策中必须考虑中国因素。从海湾战争时期的宫泽政府起,日本政府一直明确把对华政策、中日关系定位为日本外交的两大车轮之一。日本人的提法是,日美关系是基轴,日中关系是最重要的双边关系之一。这是日本对华政策的一种定位,迄今未改变,今后也不会变。
四、推进中日关系构想
中日关系是关乎地区安全与经济大局、符合两国国家利益的重要双边关系,几乎没有人会质疑这对关系的重要性。2003年8月9日,国家主席胡锦涛在会见日本官房长官福田康夫时说,“对于双方而言,中日关系是最重要的双边关系”。当然,中日在地区、国际的安全或经济事务上的观点与利益并非铁板一块,毫无歧见。相反,这两个国家都处在“长身体”的阶段:一个在从经济大国向政治大国发展;另一个则在接近国际经济前沿,双方打量对方的标准不一,日本在心目中要求其邻国的中国的国家走向、对外关系、对日政策等符合日本国家利益的绝对要求;中国也可能会按自己的择友标准来要求日本。实际上,这种绝对的利益是不存在的,两国的外交就是在调整绝对与相对的偏差值,并找出符合双方共同利益的目标。
推动中日关系的发展需要学者提出构想,而不是仅有空的口号。提出构想,加以研究并得到双方认可,然后落实,转为外交行动,这是使双方关系保持活力的一个重要前提。本文认为,推进中日关系深入发展的构想应包括以下五个方面的内容。
第一,中日、中美、日美三对关系的联网和升级。尽管在今后8-10年内可能实现不了,大胆设想在今后20年。当日美同盟性质发生了改变,即不再是针对一个潜在的敌国而是致力于维持地区和平稳定的话,那么中日关系、中美关系和日美同盟是可以联网的,但是中日美的合作关系未必是一个安全同盟,可以是一个政治同盟,是一个友好的战略合作的关系。如果从中日双边升级联网为中日美这样一个大的三国合作关系的话,它对地区和国际社会的稳定是有非常积极的作用的。
第二,建立东北亚安全机制。与欧洲地区相比,亚太地区的安全合作相对滞后,特别是东北亚地区,这个地方的冷战坚冰尚未融化,它所遗留下来的问题又特别需要有这样一种机制。由中国积极斡旋达成的北京三方会谈及其延长线上的北京六方会谈,实际有关国家都在探讨同一个问题,尽管现在表现出来的是朝鲜核危机问题,但这个问题的背后实际上是东北亚地区的安全合作问题,因为朝鲜核危机的另一面就是对朝鲜的安全保证问题,美朝和日朝的外交关系正常化的问题,中国、俄罗斯、日本、美国对朝鲜的安全承诺问题,这些都涉及到东北亚安全合作机制形成和落实问题。这需要大胆设想,今后十年或更长时间里,推动东北亚地区甚至亚太地区安全合作机制的形成,从机制方面保证这个地方今后的稳定和进一步的合作。这是中日两国应加以推进的。
第三,在既与中日两国有密切关系又与第三国甚至整个地区有关联的领域加强合作。包括中日俄的能源合作问题,亚太地区的能源共同储备问题,亚太地区有关国家共同维护海上运输安全的问题,打击海盗、运输船安全、防止石油污染海面问题,等等,这也是中日两国应该共同参与,积极落实的领域。
第四,深化金融领域的合作。以这次人民币升值为序幕而凸显出来的是日元和人民币之间的货币金融合作关系以及整个地区的金融合作关系问题。亚太地区的金融合作这两年有了很大的进展,如缔结了货币互换的“清迈协定”,最近又启动了亚洲债券市场,今后随着亚洲地区的日元市场、人民币市场进一步扩大,两种“元”之间的挂钩关系及两“元”和地区金融的合作关系也将是中日合作的一项需要构想的方面。两“元”的关系是一个大的关系,中国对外投资必须要考虑日元,日本企业对华投资也需要考虑人民币元,这在十年前是无法想象的事情,过去只考虑美元,现在无论在投资贸易和结算等方面,都需要考虑两种货币今后的发展前景问题。
第五,加大两国警界合作力度。中日在治安、秩序维护、稳定方面的合作,随着双方人员交往密切而产生的对治安方面的负面影响,将会越来越突出。两国的警界、警察需要在反跨国犯罪等领域互相交流与合作,甚至需要制定出一系列有益维持稳定、打击犯罪的合作措施。鉴于中国方面对日本人免签措施的出台,及中国人赴日数量的增多,尤其需要比其他国家更为有效地建立和落实在警界方面的相互合作,共同打击和取缔国际犯罪活动。
近些年两国关系的发展,说明实现上述构想的条件应该是具备的。但要使之进一步落到实处,除了我们常讲的增信释疑之外,两国尚需从以下几个方面作出努力。首先,双方要努力或必须形成一种良性的竞争关系。中日在不少领域都处于竞争关系,当日本政财界高层频频来京,为推销新干线而展开全面攻关的同时,他们也在俄罗斯为进口石油铺设“安纳线”(安加尔斯克至纳霍德卡)而使出全身解数。这是排队加楔。二战后日本的成功史,是在安全、经济、思想领域从岛国意识向区域意识转向、发展的历史,即开放、博引、吸纳、利用的历史;在处于国家战略转折的新历史时刻,日本应进一步开阔视野、调节心态、提高国家发展的“全球性”,以多元化、开放性、国际协调的政策基调为风帆,带动国家发展。其中,解放思想(摆脱历史问题束缚),解放生产力(卸掉农业桎梏),突破传统外交思维(从对美一边倒到美日中平衡)尤为重要。关注亚洲地区安全与发展问题,协调好诸如东南亚地区经济发展,朝鲜半岛安全,中日两国应追求有益于推动亚太地区安全、稳定、发展的主导权。所谓“海纳百川,有容乃大”,中日在亚洲的关系或态势实质是讲一个“容”字。
其次,彻底解决靖国神社参拜问题。解决这个问题需要实现如下转变:一是推进建设日本政府着手研究的“新国立战殁者追悼设施”,一劳永逸地解决靖国神社问题。2001年12月内阁官房长官福田康夫指示成立恳谈会研讨该问题,一年之后,该会提交了关于建立“国立无宗教色彩永久设施”的报告;再之后,就没了下文,2004年度的政府财政预算中也未列入相关设施的调查费用。二是实现普通阵亡者与甲级战犯的分祭。从日本的情况看,政界、遗族、神社各方表态不一。日本遗族会曾于1986年发表见解,表示反对分祭,但据日本舆论反映,在部分遗族中,对将自己的阵亡亲属与甲级战犯共祭一堂,在心理上并非没有抵触。
第三,加强两国的相互了解。中国和日本政界人员交替都很快,在中日新一代政治家之间如何保持相互的密切联系和沟通,就中日关系的发展交换意见,这是个非常重要的、组织方面的现实问题。此外,构想的落实、消除疑虑等,还需要国民之间、舆论方面的交流,这是老生常谈的问题,但是现实中,政治家的交流密切,而国民之间相互的了解还是不够到位。日本人到中国旅游的非常多,但其中的年轻人不多。中国人访日也越来越多,但深入了解日本不够,走马观花。两国外交已经采取了一些努力措施,包括定期相互接待年轻人访问,今后有组织性的人员交流还应该进一步扩大。两国政治家应该有气魄,加大这方面的投入。
最后,解决影响双方民众对中日关系看法的情绪化问题。这方面主要有媒体的导向问题,它对双方国民的情绪化起有很大作用,去年夏季有关中国出口蔬菜农药问题,日本媒体炒作很厉害。媒体本身应该加强对双方的客观认识,客观公正的报道,不要误导。在这方面有两点最为重要,一是中国将和平崛起作为自己的发展方向,要对崛起的指导思想、政策方针、外交措施等等向邻国说清楚。而日本也要对自己今后的国家走向、经济前景、对华方针的内容等等进行交流。中国先贤有言,“天下之理,舍亲就疏,舍本就末,舍贤就愚,舍近就远,可暂而已,久则害生”。没有“以史为鉴”的基础,两国关系可能、或许会暂时出现升温现象,但能持久不衰吗?
随着这些问题的解决,进而推动前述五大构想的落实,相信中日关系必会有一个美好的未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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