交易成本范式：批评与发展，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范式论文,交易成本论文,批评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交易成本分析的思想近年来在经济学中得到广泛的重视与应用，“在当代西方经济学尤其是近30年的经济学文献里，出现频率最高，引用次数最多的概念，大概莫过于交易费用了”。（注：张军：《现代产权经济学》，上海三联书店、上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然而这一事实是以对交易成本的矛盾心理为基础的：一方面，交易成本似乎在针对许多现象上具有强大的解释力，以至于人们极力推崇该分析工具；另一方面，正由于交易成本的万能，引起了更多人理性的思考：目前的交易成本分析框架在分析经济问题上是否完美无缺？本文试图界定交易成本范式，通过对交易成本范式批评的审视，以预察其发展方向。
交易成本范式对新古典范式的补充与发展
交易成本的思想是对新古典范式的前提假设批判之结果。Williamson借鉴物理学的说法，新古典范式所面对的是一个非现实的无摩擦力的世界。这一摩擦力，经济学称为“交易成本”。自Coase把这一“摩擦力”带入经济学分析之后，经济学研究就为之改观。一般认为，现代产权经济学的基本支柱便是交易成本理论。对于企业的解释，交易成本经济学是新古典主流经济学以外的主流，Cheung、Williamson以及Yang & Ng诸家对其重要发展与杰出贡献是汇成这一“主流”的源泉。此外，交易成本在集体行动、寻租理论、经济史甚至非经济学领域等其他方面的应用也不可忽视。
无疑，“交易成本”已经成为近年来最为流行的不胫而走的理论经济学术语，以至于人们在并没有清楚地界定其内涵的情况下任意使用这一术语，乃至错误地使用。正如Fisher所言，交易成本作为一个理论工具而拥有名副其实的坏名声，因为利用交易成本几乎可以解释任何现象。交易成本这种尴尬处境，可能来自其定义上的模棱两可，因而使人们觉得几乎一切问题都可以求助于交易成本的神通。看来，对这一范式本身的探讨并澄清其歧义是有必要的。这涉及：是否存在一个“完美的”交易成本范式？而且它是否是一次如Kuhn所说的“科学革命”？我们认为，对“交易成本”的应用，应把它视作一种可供选择的经济学研究范式，但它本身尚存在诸多理论缺陷。
Kuhn指出，当科学中出现了一系列“反常”，即不能以现有范式解释的棘手事实，引起了“危机”的时候，就出现了“范式”的更替——对有关理论大量特定的修改以及对该范式所作的不同表述；因此，科学的发展主要是以一个新范式替代一个旧范式的革命过程。所谓范式，是“一个特定共同体的成员们共有的信念、价值、技术等的整个类型”，是“科学共同体的信念”或“信仰”的简要表述。Lakotos进而把理论的科学研究纲领分成不变的硬核和可变的保护带。对于一种研究纲领的修正是重新调整它的保护带，而对硬核的改变则会形成一种新的范式。当一种范式取代另一种既存范式时，Kuhn所言的“科学革命”就发生了。
新古典理论主要包括：所有经济当事人的理性最大化行为：无不确定性和严重的信息问题；理论的焦点为趋向或达到了的静止均衡状态，而非整个历史时期中的连续转变过程。稳定性偏好、理性选择和相互作用的均衡结构构成了新古典范式的内核，它成了长久以来经济学主要的研究纲领。其保护带有三部分：(1)主体面临特定的环境约束；(2)主体拥有特定的关于环境的信息；(3)研究特定的相互作用的方式。
尽管新古典范式取得了极大成功，但它日显僵化。它限制了对许多特定的很有意义的方向作进一步探索，过于数理形式化和抽象化往往导致数学游戏，对一些重大经济问题无力回答。Eggertsson指出了主流理论所忽视的三个研究领域：(1)各种可供选用的社会法规（产权）和经济组织如何影响经济行为、资源配置和均衡结果？(2)在同样的法律制度下，经济组织的形式为什么会使经济行为发生变化？概括而言，像企业及其他一些经济契约的经济逻辑是什么？(3)控制生产与交换的基本社会与政治规则背后的经济逻辑是什么？它们是如何变化的？
上述种种新古典的盲区便是新范式产生的前兆，这一新范式就是交易成本范式。一方面，交易成本范式是相当多制度分析者共同信奉的基本分析工具，被广泛应用于有关社会、经济和文化分析的各个领域；另一方面，交易成本范式确实修正了部分新古典范式的内核和大量保护带。但是，正因为是修正，故而保留了新古典范式的精髓，也就谈不上替代新古典范式，更不能说是一场范式革命。
那么，这一范式具有什么样的特点呢？Cheung给出了它的三个基本命题：第一个是约束条件下极大化的假定；第二个是向下倾斜的需求曲线，（由于不必区分消费和投资活动）这也包括了边际生产率递减；第三个是这样一种看法，成本是所放弃的价值最高的选择。交易成本范式的注意力主要集中在约束条件的变化上。从三个命题看来，交易成本范式本身是内在于新古典范式之中的。意即，新古典范式接受它是不成问题的。交易成本范式在产生之初也确实试图融入主流学派，契约经济学已经成为新古典经济学里的制度选择理论。交易成本范式以“交易”为基本分析单位，以“交易成本”为基本范畴，强调契约的不完全性，探究交易存在的各种特征或维度及其对交易成本的影响，采用比较制度分析方法，探索各类制度安排中的交易成本差异和制度效率变化，根据具体情况去设计各种（激励、控制及治理结构）制度，结合了经济学、组织理论、社会学、演化论、心理学、法学和认知人类学等而成为一种跨学科交叉研究的理论范式。
目前交易成本范式尚保留新古典稳定性偏好的内核，但承认真实世界中个人偏好是内生的。此外，它对新古典的理性选择内核作了修正，发展了两个硬核，即关于人的行为的两个假定：有限理性与机会主义。有限理性把人类的理性目标与所扮演角色在认知上的局限性两者结合起来，是对完全理性的修正，包括环境的不确定性、复杂性和人的计算与认识能力的有限性。它认为，代理人主观上是理性行事的，只不过要在有限的范围内才这样做。机会主义则产生于人的自利动机，指非均衡市场上人们追求收益内在、成本外化的逃避责任的行为。从更一般意义上，机会主义是指不充分揭示有关信息，或者歪曲信息，特别是指那些精心策划的误导、歪曲、颠倒或其他种种混淆视听的行为。
交易成本的存在，修改了主体面临的环境约束，从理想的无摩擦力的世界转向了存在大量非生产性费用的现实世界；信息不完全、市场不确定性及机会主义行为导致人们把视线投向为新古典经济学所忽略的制度及机制设计上；更重要的是，人们相互作用的方式也发生了极大的变化，风险、合同、博弈、反馈等被用于描述人们日益复杂的行为。如此种种，皆是对新古典范式保护带的调整。
交易成本范式保留了新古典主义的方法论个人主义、个人利益至上、还原论和演绎主义并强调成本节约的行为。Coase自己也承认所运用的分析工具就是边际替代方法，尤其在分析企业边界时，这一方法更明显。因此，交易成本范式只不过是对传统微观经济学的补充与发展。所以，Williamson声称：“新制度经济学家认为，他们正在做的乃是对常规分析的补充，而不是对它的取代。”（注：Williamson,Markets and Hierarchies:Analysisand AntitrustImplication,New York:The Free Press,1975.）从这个角度来看，两种范式是互补而非互相对立或竞争。
对交易成本范式批评的审视
由于交易成本范式的提出，经济学的视野大为改观，制度研究得到了可检验的意蕴，向实证研究迈进了一大步，并在以往有关经济学、法学、组织学未能有效解释的领域取得了长足的进展；另一方面，交易成本范式也受到了各方面的批评。这些批评指出交易成本范式内在的缺陷，并提出了一些建设性的改进意见，从而促进了交易成本理论的发展与完善。
（一）对交易成本范式所承袭的新古典内核的批评
Williamson认识到互动、反馈效应及其对偏好函数的影响在交易成本范式中未能得以充分发展。尽管承认现实中偏好是内生的，但仍沿用新古典稳定性偏好假定并以工具主义的“可用性”为之辩护。当然，如Cheung所言，内生偏好可能导致一切行为都能用偏好改变解释，因而无法得出可检验的命题来。但是，个人主义方法论还是有一个缺陷，即无法解释个人偏好的形成与塑造，社会制度只能通过个人成本影响个人行为。
有限理性与机会主义假定也受到批评。有限理性只是对理性人内涵和传统的最大化之约束条件进行了修正。有限理性的假定配上不诚实地谋求私利的假定，这就为诡计留下了余地。典型的个人被认为是狭隘、算计、自私的，这就排除了承诺、信任的存在；然而，人的本性中既有机会主义的一面，又有值得信任的一面。Noorderhaven的“中心分隔”模型区分了“品质信任”和“情境信任”，前者认为交易对方具有天生的可信度，后者表明对方只有在特定环境下才可以信任。人类同时具有天生的可信度和机会主义倾向，问题是何种状态下机会主义倾向将被激活，何种状态下人类更倾向于诚信。Noorderhaven认为影响这两种倾向的关键因素是交易活动双方的关系，如亲朋好友之间诚信倾向将大于机会主义倾向，而同一般人的交易中，机会主义倾向往往占上风。
交易成本理论的静态性质，不能说明极具非均衡特征的企业的动态发展，没有涉及利益冲突与权力结构，因而必须引入权力、公司的效益、文化及学习过程等有些甚至起关键作用的因素。此外，在解释制度变迁时，交易成本无法说明真实的历史变迁，历史变迁过程中的行动者无法事先度量不同组织形式的交易成本，也无法解释为什么无效制度会存在。由于实证的制度比较分析至少需要两种可以比较的现实制度安排存在，而制度供给常常不足，交易成本理论更多依赖研究者的主观想象从而具有相当的随意性。
（二）“交易成本”范畴的界定与实证测量
迄今为止，尚未在交易成本概念及操作性上达成共识。Coase把交易成本当作运用价格机制从而利用市场的成本，以区别于企业管理成本。Cheung把交易成本定义为在克鲁索经济中不可能存在的所有各种各样的成本，实际上就是所谓的制度成本。Williamson力图寻求一个清晰的可操作的定义。为此，交易成本被分为事前与事后两部分：事前部分包括协议的起草、谈判和维护等费用；事后部分则包括交易偏离了所要求的准则而引起的不适应成本、双方矫正事后偏离所产生的讨价还价成本、设立与运作针对交易纠纷的管理机构的成本以及实现可信承诺的保证费用。
一个完整的、清晰的交易成本概念至少应该阐明下述三个方面的问题：一是交易成本同传统生产成本及机会成本的关系。交易成本也应该是一种机会成本，也就是把各类资源投入交易过程中而不能投入其他活动中所丧失的最大收益。在Williamson看来，总费用等于生产费用与交易成本之和，分开它们是没有必要的。North则把交易成本揉进生产费用之中，在他那里，总费用即生产费用，它等于转化费用（投入转化为产出所耗费的资源）与交易成本之和。这都表明，生产成本与交易成本不可分。二是交易成本同企业组织成本的关系。厂商的交易成本与组织成本不易分离，有一部分组织成本也构成交易成本的一部分。三是交易成本同制度和技术的关系。是否生产费用只与技术有关，交易成本只与制度有关？North对这种传统的看法提出了批评。他认为，要界定、保护产权及实施合约是要耗费资源的，制度加上所利用的技术决定了这些交易成本。从投入到产出的转化不仅是所利用的技术的函数，而且也是制度的函数。可见，制度与技术共同影响着交易成本及其分析。
目前看来，各种文献中的交易成本定义往往是启发性的而非真正用来测定交易成本，它们只提供了概念上的强大洞察力而没有转变为可操作的标准；此外，生产成本、交易成本和管理成本混合在一起，在制度比较时许多交易并未真实发生，特定个体或团体会面临非常不同的交易成本。如此种种均导致难以对交易成本进行单独估计。交易成本量化上的困难进而将使交易成本范式在传授上和理论逻辑检验与形式化上处于困境。North & Wallis的解决方法颇具代表性。他们从为获得来自专业化、社会分工的收益角度出发，把社会活动划分为转形活动与交易服务，通过转形活动导致的转化费用与交易服务产生的交易成本之明确性来计量交易成本。这种方法的困难在于不能对付交易成本中难以度量的部分，例如获取信息、排队等候的时间、贿赂，以及由不完全监督和实施导致的损失。A.Benham & L.Benham定义了发生在某一交易中的总成本中的一个子集，即交换成本——当事人所面临的生产成本和特定交易成本的总和，并展示了一种经验性地估计交易成本的方法。Williamson表示，可以通过分析交易细节对各种治理结构的差别效率的影响来设计可检验的假设；S.E.Masten据此讨论了利用有关交易的各种数据如组织形式、交易不确定性、产品与工艺复杂性来检验交易成本假设的实证研究。
关于交易成本计量的一种代表性看法起源于Simon。他说，要比较两个独立的结构性方案，用一种相当简单的方法就足够了，即只须提纲挈领地简单加以说明，用不着复杂的数学方法或求出其边际值来。应用于交易成本的计量，Williamson认为，只要比较出不同制度安排间交易成本的大小即可，不一定非要算出具体数值来。张五常是同意这种说法的。他表示，只要在边际上可以度量就行，关键在于得到可检验的命题。例如A状态下的交易成本比B状态下的交易成本高。这并不能解决问题，因为交易成本可能并不具有边际可分性，而且现实生活中还存在诸多非连续的、非边际性调整的制度变迁。
（三）关于交易成本理论对企业性质解释力的批评
现代企业理论在交易成本范式基础之上形成，企业是节约交易成本的产物，从而是市场的替代；更确切地说，是以要素市场取代产品市场，即以“一种合约取代另一种合约”。
然而，交易成本范式在说明企业的产生、性质及边界上既提供了崭新的视界，同时又带来了新的迷惑，这主要来自如何理解企业与市场的关系。
1.企业是否从交换关系中产生？
新古典范式从概念上也从分析方法上把企业当作非组织事物看待而将其等同于发生着一系列实际或潜在交换关系的市场本身。Coase把市场与企业视作相互替代，Cheung把企业当作要素市场，Alchian & Demsetz否认企业与市场在合约方面的差异，实际上都是把视线投向交换关系形成企业。因为企业最重要的性质被建立在资源配置基础之上，这必须假定以市场（交换）为基础的资源配置的存在。从把企业当作市场这一角度而言，企业的契约理论较之新古典经济学并无多大区别。Fourie指出，企业的合约理论未能认识到企业最重要的特征是对生产、销售过程的管理。市场不能产生生产和消费单位，而只能把它们联系起来。企业最重要的性质是一个生产——销售单位。交易成本企业论仅仅从交换关系和交易成本出发讨论企业，片面地将企业作为一个交易组织来处理，忽略了企业的生产属性。相比于新古典经济学关注生产而忽视交换，交易成本理论则有忽视生产而偏向交换走另一极端的倾向。事实上，完整的经济分析应当对社会生产的各个过程都投入足够的注意力。
2.企业是替代市场还是补充市场？
企业是降低市场交易成本的产物实质上是一种替代逻辑，即企业与市场相互替代。利用这种替代逻辑可能产生推论悖论。Alchian & Demsetz声称，利用市场交易成本导出企业是同义反复，因为也可以从企业管理成本导出市场的存在。相近的观点指出，声称企业取代市场，意味着市场能在没有企业的情况下存在，这是不可能的。因为没有企业就没有市场，进而又意味着市场没有功能，也就是说，市场不复存在。我们认为这种反对是无效的。从历史上看，出现排他性产权以后，有了剩余，发生了交易，形成了市场。但最初只是自然分工，由单个家庭组织生产，并不存在企业。企业是生产力进一步发展的结果。无论从历史上还是逻辑上，市场先于企业，是市场创造了企业，而不是在企业基础上形成了市场。另一个推论悖论在于价格机制及其市场范围的扩张会导致企业规模萎缩和企业数目减少。但现实中市场与企业的扩张常常是相互依存相互促进的。一方面现货交易衍生出了期货交易，市场协调的物品、规模、范围在不断扩展；另一方面企业的整体规模也在不断扩大。在Yang & Ng的模型中，如果经济个体之间的交易效率存在差异，交易成本的降低将同时扩展市场与企业。得出此结论的重要前提就在于他们充分利用了古典的分工理论，而不仅仅遵循Coase的逻辑；但Yang & Ng的基调还是契约主义。张维迎认为，在微观层次上市场与企业可以相互替代，而在宏观层次上两者是互补关系。黄桂田、李正全则抛弃了交易成本的思路，提出一个趋于古典的分析框架，发现企业与市场分别建立在个别分工与一般分工这两种不同但有紧密相关性的分工基础之上，两者互补而不相互替代。这个问题可以这理解：我们从逻辑上、动态上把分析划成两个阶段。首先是企业从无到有，要素交易是利用市场还是利用企业的选择问题，这是企业替代市场的过程。其次，是企业形成之后，企业是选择自己生产还是选择外购的问题，如果外购，企业将制造市场。对此的理解也类似营销学中发现潜在顾客，创造新市场的原理。
对交易成本范式的发展与超越
由于交易成本范式定义的模糊性，交易成本范式盛行于经济、法律、社会、历史和政治等研究领域。Fisher对交易成本的酷评表明：人们在发现它具有强有力的解释力的同时，又发觉它可以说明一切从而不能看出哪些是它不能阐明的。这是好事还是坏事？当我们可以用某种工具解释一切的时候，实际上什么都没有说明。当我们应用这种工具已经超出它所能承载的范围时，只是导致了经济学帝国主义化速度的加快和经济学本身的没落。因为，当人们对这种事物最初的新鲜感消失后，人们会找到更适合该领域分析的工具。一个明显的例子是，有人用交易成本来分析家庭的起源与边界，导致的只是家庭本身在凝聚情感、繁衍后代、稳定社会方面功能的丧失；而历史、文化、道德或许是更为适合的分析工具。
一种理论的发展是有其必然性或规律性的：随着市场经济实践的发展，要么基于它自身的缺陷，要么来自其他理论的挑战。上述诸多批评的一个重要功绩，就在于指出了交易成本分析本身尚有局限性，同时有关企业的其他分析工具也向它提出了挑战。这应当是一件好事，至少它能够促进交易成本理论的进一步发展。
1.从稳定性偏好到内生偏好
传统经济学有四大或隐或显的分析前提：资源、技术、偏好与制度。资源或技术是科学家和工程师的研究范围，制度也逐渐吸引了相当一批经济学家的注意力，唯有偏好，仍然被归结在心理学领域，但情况有所变化。从序数效用论角度看，偏好与效用是同义语。较之于企业理论，效用理论的发展相当迟缓。传统的稳定性偏好不时受到批判，由于内生偏好增加了经济分析的复杂程度，人们还是倾向于在既定约束条件下最大化不变的效用函数。考虑到现实中偏好是内生的，Cheung主张更为细致地考察约束条件，难点在于交易费用、制度等新的约束条件如何量化。另一条思路则同社会学、心理学、生理学相结合，对效用函数（偏好）这一黑箱进行研究，如Becker和Sen的复合效用函数，黄有光的快乐理论。对偏好颠倒现象的研究也促进了有关偏好与理性选择理论的发展。此外，心理学对偏好理论的许多研究引起经济学家的注意并为经济学界所承认，而2002年诺贝尔经济学奖授予实验经济学家Vernon Smith和行为经济学家Daniel Kahneman无疑会推动经济学与心理学的联姻。从这些研究中汲取养分，将大大促进交易成本理论的发展。
2.从静态均衡到动态演化
如上所述，基于主流新古典理论的交易成本理论采取了理性与均衡的研究范式，虽然完全理性的假设被放宽为有限理性，但总体上是一种局部的、静态的、连续的、边际的分析方法。演化经济学的异军突起无疑是对此作了改进。演化经济学关于非最优化、时间不可逆性、协同演进的思想与传统思想大相径庭，然而演化理论对新古典理论批判多于吸收，影响了它的传播与规范化。交易成本分析进一步的发展方向就是借鉴演化思想，在研究制度变迁、企业治理和企业内部权力分配的过程中充分注意到生物进化论原理，连续分散的信息，不确定性对经济活动的影响，惯例控制、复制和模仿。一种动态演化的交易成本理论对丰富多彩的现实世界将更具有解释力。
3.交易成本理论同劳动分工与专业化理论的融合
本文也指出，片面地关注生产或交易无助于理论发展与解决问题。生产问题只涉及物与物、人与物之间的技术关系，交易范畴所涵盖的只是人与人之间的社会关系。S.Vincent-Lancrin重新审视Smith关于劳动分工的思想，发现Smith是基于同一原则论述企业与市场的，企业内部分工与社会分工不过是劳动分工的两个不同方面，这意味着企业与市场并无根本的不同，也就是说生产与交易有相当密切的联系。交易成本理论必定要同劳动分工与专业化理论结合起来，以说明规模报酬递增与经济增长。Williamson试图把交易成本与生产成本结合起来，其中生产成本被假设为一个辅助因素，但这一结合很不成功。别的学者求助于古典思想，Yang & Ng假定每个人既是生产者又是消费者，利用古典的分工与专业化理论建立了一个关于企业的一般均衡模型，解决了企业与市场同步扩张的难题。在此基础上，杨小凯试图创立新兴古典经济学并已得到长足进展。沿此思路，L.S.Davis发展了一个以内生劳动分工和专业化、企业规模和企业间交易为基础的一般均衡模型，形成了一个统一的交易成本理论。但是，这些模型缺乏经济发展的历史的演进的因素，它们以交易成本的节约作为制度效率的唯一评价标准。事实上North第二悖论表明，短期内交易成本下降与长期内交易成本上升和经济增长是同时并存的。North认为，只有那些具有适应性效率的组织才能存活，而经济增长来自分工深化，同时伴随“交易”的迂回和交易成本的增加。总之，交易背后的生产、分工已得到了相当程度的重视，古典理论再次重现于现代经济学的视野。
4.交易成本理论的学科边缘交叉化
交易成本范式托生于新制度经济学名义之下并成为后者的一个主要分析工具。新制度经济学本身就是各学科混杂的交汇点，交易成本范式自然深受影响。在目前的研究中，交易成本主义者试图调和理性与非理性、规则与习惯、经济人与社会人、机会主义与诚信、效率与权力等矛盾范畴，这些已经远远超出了纯经济学的范围。交易成本理论直面真实世界，广泛采用案例研究这种在法学、管理学、社会学、心理学中普遍应用的研究方式，必定吸收其他学科中的有利因子。当学者们将交易成本的分析方法应用于其他学科中，也必定促进交易成本理论与其他学科理论的融合。由于边缘学科研究容易产生成果，相信交易成本理论的这种发展方式会继续下去。唯一可虑之处在于，交易成本理论的发展是否也会成为如Coase所说，留下的只是可用一把火烧掉的描述性材料，而缺乏理论体系。故而，我们认为，交易成本理论的发展与超越的理论婴儿仍然胎动于主流经济学的母体之中，青出于蓝则必须首先维持主流经济学传播与发展的研究规范，而这正是新老制度主义的迥异之所在。
标签：交易成本理论论文; 经济学论文; 理性选择理论论文; 理论经济学论文; 范式论文; 制度理论论文; 交易成本经济学论文; 企业经济论文; 消费者偏好论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