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晚清出版史的近代化变革与转型，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晚清论文,近代化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中图分类号］G239.295.2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2-4917(2008)02-0123-06
从1840年鸦片战争爆发到1912年中华民国成立，为中国历史的近代部分，史称“晚清”。鸦片战争不仅是中国社会历史发展的转折点，而且也是中国出版事业的重要转折点。晚清时期，中国闭关自守的局面逐渐为欧美等先进的资本主义国家所打破，中国人开始直面这一“三千年未有之变局”。随着资本主义势力的不断入侵，中国社会的各个领域都发生了巨大而深刻的变化，中国传统社会开始瓦解。近代化成为晚清社会发展的基调和主线之一。在剧烈的社会文化变革中，中国的出版事业也发生了从古代到近代的转变，在各个方面都发生了根本性的变化，由此进入了它的变革与转型时期。正如今人王建辉所论：“从鸦片战争后，中国近代出版开始了它的转型期。所谓转型是指易代鼎革与社会形态转换所发生的各种变化乃至巨变。中国出版在整个近代时期完成了它的转型和古今之变。”[1]变革和转型的结果，便是中国出版业开始从传统走向近代，逐渐形成具有近代形态的新式出版，为中国出版业的现代化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纵观晚清出版业70多年的发展历程，可以发现其中始终贯穿着一条主线：近代出版业的兴起和传统出版业的式微。从这个意义上讲，晚清出版在古代出版和当代出版中起着重要的承前启后的作用。失去这一环，就无法完整地了解中国出版发展历史的全过程。从整体上来看，晚清时期我国出版事业的变革与转型主要表现在以下10个方面：
一、印刷技术的变革：近代机械化印刷技术广泛作用
晚清时期，中国的出版业首先在器物层面上实现了其近代化的转变。在中国的四大发明中，造纸术与印刷术的发明与广泛应用为中国传统出版业奠定了物质基础，也由此而形成了富有特色的中国古代出版文明。晚清时期，沿用了数千年的手工操作的传统印刷术已经在西方机械化的印刷技术面前相形见绌了。19世纪初期，中国的印刷水平已经整整落后西方300年，中国此时的出版文明已经大大落后于世界先进水平。这一时期，西方先进的机械化铅印术已经传到我国沿海地区。鸦片战争以后，以传教士为中介，西方印刷术的三种形式，即凸版印刷术、平版印刷术、凹版印刷术陆续传入国内。人们在使用近代化的印刷术时，还结合汉字的特征，不断加以改进和创新。中国的印刷技术也因此得到了跨越式的发展，在晚清时期实现了从手工操作向机械化大生产的转变。这一转变极大地提高了图书出版业的印刷生产力，为中国传统出版业走向近代化提供了坚实的物质基础和技术条件，并对这一转变产生了决定性的影响。传统的旧式印刷技术（活字印刷术）或退出历史舞台，或退居次要地位（雕版印刷术、套版印刷术）。到20世纪初年，机械化的印刷术已经成为我国印刷业的主流，印刷业也逐步成为资本主义经营方式的工业企业，从生产力到生产关系都实现了根本性的变革。正所谓：“新式图书以近代印刷技术为物质手段，把近代出版奠基于新的机器生产力的基础之上，将近代出版拉入到机器文明的时代。”[2]
二、出版物形制的变革：平装、精装逐渐取代线装
鸦片战争以前，中国的图书形制以线装为主，这是与传统的印刷技术和造纸术相适应的。新式印刷术传入以后，新式机器铅印逐渐取代手工雕版印刷而居于主要地位。原先手工制作的各种软纸不仅产量低、成本高，不能满足图书大量生产的需要，而且软纸不便双面印刷，不适用于新技术，“洋纸”因此应运而来。晚清末期，与机械化印刷术的广泛使用相对应，我国进口纸的输入总量迅速增加，于是“各国纸输于我国乃成一竞争之业”。[3]86“洋纸”的输入在1902年为260余万两，到1911年，便增长为560余万两，9年间增长1倍以上。[3]394在这种情况下，“洋纸”便逐渐取代软纸，成为主要的出版用纸，传统的单面印刷也因之而变为双面印刷，书籍的装订和装帧也随之发生变革。虽然线装书的形式仍然存在，但不可避免地开始退居次要地位。西式装订开始成为出版物的主要形制，在西方广为流行的精装、平装在国内得到了普遍的应用，从而实现了图书装订和装帧的变革。
三、出版物内容的变革：近代学科体系的初步建立
中国传统图书向以经、史、子、集为其主体，清代乾隆朝编纂的《四库全书》便采用了经史子集的四部分类法，在四大部之下又细分为44类66子目，这一分类体系大致反映了中国传统图书的主要内容，进而反映出中国传统学术的门径与概况。晚清以降，国门渐开，中西接触日渐频繁，中国知识分子的眼界也因之而扩大，开始广泛接触、了解、移植西方的思想文化。大量翻译图书的出现，广泛传播了西学新知，给中国图书、文化界注入了新鲜的血液，从而引起了出版物内容和结构的巨大变革。在传统的经、史、子、集四部图书以外，各种自然科学、应用科学和哲学、社会科学著作，包括西方资产阶级民主政治的图书、社会主义学说的图书和新小说都在这一时期不断涌现，一批新学科随之相继建立。这一变化在梁启超编撰于1896年的《西学书目表》中得到充分的反映。此表将我国1895年以前翻译的298种西学图书分为西学、西政、杂类三大类，大致类似于今日的自然科学、社会科学和综合性图书。其中，西学类下又分算学、重学、电学、化学、光学、声学、地学、动植物学、医学等12小类；西政下又分史志、学制、法律、农政、商政、兵政等10类。这是与传统经史子集截然不同的图书分类法，已经露出新式学科体系建立的萌芽。随着出版业的进一步发展，近代意义上的学科体系便随着相关图书的大量出现而在中国初步确立起来，与中国传统的经史子集形成一种互补共存之格局。
四、出版物类型的变革：近代新型出版物大量出现
晚清时期，伴随着出版物内容的日渐扩大，出版物类型也日益丰富，涌现出了形形色色的新型出版物。在晚清出版史中，一个引人瞩目的现象就是报纸、杂志的大量出现。新式印刷术传入中国后，首先广泛应用于报纸、杂志的印刷，而后才扩展到图书领域。近代报刊具有反映及时、流传广泛等优点，极大地促进了近代出版和大众传媒事业的大发展，同时也给社会带来巨大的影响。除报纸、杂志这种中国先前未有之出版物以外，近代新型教科书、新型工具书和连环画也大量出版。从翻译外国教科书到自己编写教科书，从文言文教科书到白话文教科书，从体例内容的不完善到比较完善，教科书经历了一个不断变革以适应形势发展的过程。在古代字书、类书、书目的基础上，近代又涌现了一批新型工具书，如报刊索引、字典、辞典、表谱、舆图、年鉴、手册等工具书的编纂出版日益增多。在古代上图下文绣像小说的基础上，近代又出现了连环画。这些新型出版物一经出现，就迅速赢得了读者和社会的认可，发行数量都十分可观。
五、出版机构的变革：近代资本主义出版企业逐渐发展壮大
传统出版业主要分为官、私、坊三大体系，但直到鸦片战争以前，这三大出版系统的生产力和生产关系也一直未能摆脱中古时期的封建手工经营模式，虽然坊刻具有较强的商业性质，但也未能生发出资本主义的萌芽。国门大开以后，原有的出版体系已经不能适应新形势的发展，不可避免地趋于衰落、解体，在变革的剧痛中走向新生。在这种情况下，近代意义上的资本主义出版企业开始在国内出现并发展壮大，并在社会的发展变革中起到了前所未有的推动作用。正如梁启超所言，“书局日多”是晚清时期的三大文化现象之一。[4]在这个过程中，传教士和外国商人创办的出版机构是中国第一批具有资本主义性质的出版机构，在中国出版近代化过程中起着先导作用。1872年，英商美查在上海创办《申报》馆，并于1879年设立点石斋石印书局，此为中国第一家由私人创办的出版企业。此类出版机构的相继建立，为中国出版界带来了西方先进的出版思想、印刷技术和近代企业管理模式，极大地促进了中国出版业从传统向近代的转化。受其影响，晚清政府也创办了官书局和译书馆，与传统的官刻事业已有明显的不同。新生的资本家看到出版业有利可图，便在这一方面大力投资，国内的一些民族资本家，陆续开设新式印刷厂，采用新式印刷技术，创立出版和发行机构。1882年，由徐鸿复、徐润在上海创办的同文书局，是由中国人自己集资创办的第一家近代民营出版企业。此后，蜚英馆、鸿文书局、积石书局等一批初具近代企业性质的民营出版机构便如雨后春笋一般，纷纷成立。与此同时，在众多新兴出版机构纷纷成立之际，一些传统的民间书坊也逐渐向近代性质转化。甲午中日战争以后，私营资本主义企业合法化，为中国近代民营出版业的迅速发展带来了前所未有的契机。1897年商务印书馆的成立，预示和标志着中国近代民营出版业开始进入一个新的发展阶段。到1906年时，上海成立第一个书业商会，已有22家新式出版机构。这些近代出版企业完全面向市场，在近代出版理念的指引下，以近代机械印刷术为生产工具，采取灵活多样的现代经营方式，在追求商业利润最大化的同时，积极履行出版人的社会责任，最终成为近代中国出版业的中流砥柱。在近代出版企业发展壮大的过程中，编辑也开始成为一个独立的职业，这就为编辑出版事业的发展开辟了更为广阔的道路。
六、出版观念的变革：近代出版观念深入人心
晚清时期，中国出版业在走向近代化的过程中，西方的出版观念也在“西学东渐”的浪潮中传入中国，并在有识之士的大力宣传下深入人心。其中最为重要的，便是“出版自由”的观念。出版自由是资产阶级革命的一个口号，也是资产阶级一个重要的思想范畴。1644年，英国政论家约翰·密尔顿在《论出版自由》中，首先表达了出版自由的观念，认为，这是“一切自由中最重要的自由”。当欧洲新兴资产阶级登上历史舞台时，曾以“出版自由”这个口号作为反对封建专制，争取民主与科学权利的武器。在中国也是如此，从19世纪中叶起，“出版自由”不仅成为一部分志士仁人反封建的批判武器，而且成为中国资产阶级改良主义者的理想与追求。梁启超曾云：“西人有恒言曰：言论自由，出版自由，为一切自由之保障，诚以此两自由苟失坠，则行政之权限万不能立，国民之权利万不能完也。”[5]1912年，中华民国政府在《中华民国临时约法》中布告天下：“人民有言论、著作、刊行及集会、结社之自由。”这标志着，出版自由作为人民的一项权利，已经具有了法律上的保障。所以，在近代出版史上，才出现了很多出版人和知识分子为争取和维护这一权利而做不懈斗争的事件。此外，版权保护的观念和意识也逐渐深入人心，最终促成了近代稿酬制度的建立和版权法的出台，这一点会在下文中详细论述。如果说上述五方面是晚清出版业在形而下的实务层面上的变革的话，那么出版观念的变革，则是形而上的意识层面上的革新。观念引领着实践的走向，具有了近代意义上的出版观念，并在其指导下从事出版工作，是近代出版人区别于古代出版人的重要标志之一。
七、出版管理的变革：近代出版法制和行业管理初步形成
晚清以前，历代政府均缺乏对出版业的法制化、规范化的管理，律例中对出版业并无专门的法律保护条文，反而对有悖统治阶级利益的出版行为有十分严厉的处罚，所以政府的管理行为多表现为“禁书毁版”。而且还会因统治者的变易而呈现出人性化、随意化的特征来，这种管理体系在一定程度上会妨碍出版业的健康发展。进入晚清以后，随着西方出版观念的传入和新式出版业的迅速发展，清政府迫于形势，开始制定颁布一系列专业法规。1906年，清朝商部、巡警部与学部共同拟订颁布了《大清印刷物专律》。1910年，清政府又颁布了《大清著作权律》，是为我国历史上的第一部版权法。该法参考了世界上两大法系中主要国家的著作权法，共5章55条，对著作权的概念、著作物的保护范围、注册手续、保护期限、著作人权限、侵犯著作权的处罚等问题都作了较具体的规定，是一部比较完善的现代意义上的著作权法。这反映出清政府开始以国家专门法律的形式对出版活动进行管理，标志着政府的出版管理开始走向法制化、规范化。虽然由于清政府的覆亡，该法未贯彻执行，但却对此后的北洋政府和国民政府版权法的制定产生了较大的影响。晚清时期，出版业自身的行业协会管理也得到了一定的发展，并日趋规范。1906年颁布的《大清印刷物专律》给出版机构增加了许多束缚及限制，这就促使刚刚兴盛起来的资本主义出版企业开始走向联合，它们利用旧式的书业商会的形式组织起来，以保障同业的利益。当时上海出现了两个书业联合性组织：上海书业协会公所和上海书业商会。这些组织在协调出版机构内部纷争，规范出版机构行为，争取出版机构正当权益方面发挥了十分积极的作用。
八、著作群体的变革：近代稿酬制度导致知识分子生存方式的改变
作者的创作是出版事业的基石，也是出版事业能够持续发展的不竭源泉。在中国古代，一大批优秀的著作家为出版事业的繁荣发展做出了不可磨灭的巨大贡献，但由于版权意识的淡薄，同时受“重义轻利”、“著述立名”观念的影响，他们的劳动往往得不到应有的报酬，作者自身的权利无从体现。因此，很多倾注毕生心血撰写了传世经典的优秀作家，由于“谋生乏术”而在贫病交加中终老一生，吴敬梓、曹雪芹无不如此。“百无一用是书生”的感慨就是针对这一状况而发的。这在一定程度上也阻碍了传统出版事业的持续发展。晚清以降，新式教育和出版事业的勃兴，为中国传统知识分子提供了更为多样和广阔的谋生途径。其中最为关键的变革便是现代稿酬制度的建立并日趋规范。1903年，严复翻译的《社会通诠》出版。为此，他与商务印书馆签订版税合约，合约规定：“此书版权系稿、印两主公共产业。若此约作废，版权系稿主所有。”“此约未废之先，稿主不得将此书另许他人刷印。”“此书出版发售每部收净利墨洋五角。”“此书另页须粘贴稿主印花。”这是我国第一个版税合同，它具体规定了当事人双方各自的权利和义务，对双方同时起着约束和保障作用，以前空洞的版权声明至此得到了具体落实，作者的权益也得到了明确的保护。有了版税和报酬，以往那些不能入仕或“谋生乏术”的知识分子就可以通过办报、投稿和著作等方式来安身立命，他们的生存方式因此而发生了根本性的变化。可以想见，古代如曹雪芹、吴敬梓一类的优秀作家如果生当近代，其生命轨迹就有可能发生翻天覆地的变化，甚至有可能成为名利双收的畅销书作家和社会名流。稿酬制度在20世纪初的最终确立，不仅意味着中国的作家已享受到应得的劳动报酬，同时也体现了社会对著作人权利的承认和尊重。稿酬制度出现在文化界，直接促进了作家群体的扩大和创作事业的繁荣，并为职业作家的成长和壮大奠定了经济基础，从而为出版事业的持续繁荣发展提供了不竭的动力。因此可以说，稿酬制度的确立是中国近代出版史上的大事，它是在西方文化影响下中国出版事业近代化的一个重要标志。
九、出版交流的变革：中外出版在晚清时期广泛交融
中外图书出版交流肇始于汉代佛经之传入，此后一直延续不断，既输入又输出。但无论是从交流的广度和深度来看，都无法与晚清时期相比。晚清以前，在中外图书出版交流活动中，从事图书翻译活动的主体一直以中国人为主，外国人主要发挥着辅助作用。而且，外国人主要从事翻译、编著活动，很少从事完整的出版活动，更没有在中国建立出版机构，直接从事具有商业性的出版经营活动。晚清时期，中外出版交流开始呈现出新的面貌和特征，主要表现在：
1.西方思想文化开始以图书（主要是译书）为载体，大量涌入中国，对中国的社会文化造成了极为深刻的影响。译书开始成为晚清最重要的出版物类型之一，不仅数量巨大，内容广泛，而且影响深刻。有人统计，从1528年到1757年近两个世纪里，耶稣会传教士来华者近500人，参与译书的不下七八十人，译书400多种。而从1850年到1899年50年间，中国出版界共译书537种，1902年至1904年两年间，翻译的西书更达533种，基本与前半个世纪的译书量持平。[6]其数量之多、增长之快是古代译书所无法相比的。
2.外国人广泛地参与到中国的出版事业中。他们或者直接在中国开办书局或书馆，或者参与到中国人创办的出版机构中，从事出版工作。前者如马礼逊、米怜、美查等，后者如傅兰雅、林乐知、伟烈亚力等，均为晚清出版业的发展与变革做出了很大的贡献。据粗略统计，基督教新教在近代中国创建的印刷出版机构近60家[7]71，天主教教会创办的出版机构也有20余家。[7]104在国人创办的出版机构中也有大量的外国职员，如京师同文馆、江南制造总局翻译馆、广方言馆等无不如此。
3.部分出版机构开始采用中外合资的经营方式。如商务印书馆就在1903年10月开始与日本商家合资，由日方投资10万元，中方按1901年作价的5万元不变，再增5万元凑足10万元，各持50%的股份。[8]商务印书馆也因此而成为中国出版史上的第一个中外合资出版企业。这对商务印书馆后来的发展起到了极为重要的作用。
4.中国的图书典籍大量输出，广泛传入英、法、德、俄、日、美、瑞典、荷兰等国，主要典籍也被翻译为外文，在国外流传。于是，在“西学东渐”的浪潮席卷华夏大地的同时，也出现了“东学西渐”的发展趋势。从以上四方面可以看出，晚清时期，中外文化以图书为载体，开始以前所未有的广度和深度进行着交流。这一时期的中国出版业在走向近代化的同时，也开始呈现出国际化的特征来。
十、出版社会作用的变革：出版对社会变革的催化作用更为明显
出版事业与社会发展的关系十分密切，社会自身的特性与发展状况会影响出版事业的发展走向，而出版事业的发展也会影响到社会自身的稳定与变化。晚清以前的中国传统社会是一个相对封闭和稳定的社会，其间虽因佛教之传入和明末西学之输入而略有变化，但并未引起中国传统社会和文化特质的根本性变革，中国传统文化的变迁是平稳而缓慢的，缺乏疾风骤雨式的激情。这一特征对中国传统出版事业的影响至为深远，也同样呈现出一种封闭而稳定的发展状态。图书内容自始至终都以经史子集为大宗，印刷技术走不出手工操作的状态，经营方式也一直未出现资本主义的萌芽。如果拿宋代的编述理念、图书内容、印刷技术、经营方式和清前期相比，从中看不出根本性的变化，继承的因素远远多于变化的成分。从这个意义上讲，晚清以前的出版业是与整个社会的发展状况相适应的，它对社会所起到的作用更多的是维护而非变革。进入晚清社会以后，中国社会在外力的作用下发生急剧的变革，近代化已是大势所趋，不可逆转。在这一大背景下，中国的出版业也不得不走上近代化的历程，呈现出与古代出版截然不同的新面貌来，出版因此而成为反映国家、民族命运升降浮沉的感应器和晴雨表。而反过来，身处变革之中的出版业也以“救亡图存”、“与时俱进”为第一要义，为晚清社会的发展与变革提供了强大的动力，深刻地影响着晚清社会的发展进程，推动着社会的进步。晚清时期，各阶层、阶级、党派都通过出版书刊来宣传他们的政治思想，西方各种先进的文化与科学知识也通过图书这一载体得以传播。可以毫不夸张地说，包括太平天国、洋务运动、戊戌变法、辛亥革命在内的近代几次大的政治运动及西方文明的大规模引进都是与出版活动分不开的，出版对社会变革的“催化剂”作用得到了淋漓尽致的发挥。如《民报》曾评严复译书活动的影响说：“自严氏之书出，而物竞天择之理，厘然当于人心，中国民气为之一变。”20世纪初，一批倡言革命的图书应时而出，使得“革命之思想，亦遂普及于中下二社会矣”，最终促成了辛亥革命的成功。[9]与中国的传统的出版事业不同，晚清新式出版业对社会所起的作用更多的是促进变革而非对稳定的维护。
总之，晚清出版史一如这一时期的社会文化，在新旧并存的大格局下，涌动着革故鼎新的变革潮流。上述十方面的变革，仅是就晚清出版史的大体而言，其细微处的变革亦复不少。所有这一切都标志着我国编辑出版史开始进入了一个新的时代。“变革与转型”实为晚清编辑出版事业的最为显著的特点。但需要特别指出的是，晚清出版业的“变革”并非彻底的以新代旧，新式出版虽然日渐壮大并成为中国出版业的主流，但传统的出版并未因此而完全消亡，而是在变革的大潮中，仍以顽强的生命力在历史的舞台上发挥其应有的作用，维系着中国传统文化和出版事业的命脉，其贡献也不可等闲视之，但毕竟已非时代的主流了。而这也在一定程度上反映出晚清出版史近代化变革与转型的渐进性和复杂性。
［收稿日期］2008-04-0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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