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世纪乡土小说的“历史叙事”与现实诉求，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新世纪论文,乡土论文,现实论文,历史论文,小说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中图分类号：I206.7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1-8402(2013)06-0115-08
新世纪乡土小说①，在以多样的叙事姿态直面中国乡村社会严峻现实的同时，也以不同的历史意识和叙述方式重构乡土中国的历史，莫言、李锐、阎连科、韩少功、刘震云、张炜、毕飞宇、刘醒龙、尤凤伟、铁凝、阿来等作家都在新的历史时期创作出了有影响的叙述乡村历史的小说，“历史叙事”由此成为中国新世纪乡土小说的重要组成部分。新世纪乡土小说“历史叙事”的题材是丰富多样的，而以“革命”、“家族”、“文革”和“抗战”等最为突出。这与特定的现实诉求相关。在中国社会现代化、城市化和全球化不断加速的“后革命”时代，“经济”替代“文革”式的“政治”，以另一种“历史之恶”给中国乡村带来前所未有的冲击；“革命”曾经许诺的乌托邦及社会公平和正义，在中国乡村渐行渐远；曾经为“革命”所不容的“家族”及其文化意识，就在这样的冲击中再度泛起；而民族国家意识却在这样的冲击中出现了分化，有见利而忘国忘家者，有深忧民族安危的警醒者。如此严峻的乡村社会现实和破碎的精神意识，与各色“历史记忆”相关切，新世纪乡土小说的“历史叙事”由此透露出浓郁的时代焦虑，充溢着“良史之忧”。而乡土“历史叙事”既有的美学传统，特别是“十七年”传统和“新时期”传统，也让乡土作家们在重写“革命”、“家族”、“文革”和“抗战”时，感受到难以摆脱的“影响的焦虑”。在现实与美学的双重焦虑中，新世纪乡土小说的“历史叙事”有了诸多新的艺术特质。
一、“家族记忆”与“革命记忆”的双重叙述
在新世纪乡土小说的历史叙述中，以村庄变迁和家族兴衰为叙述内容的家族历史小说最为蓬勃繁盛②。上个世纪90年代，《白鹿原》(陈忠实)、《旧址》(李锐)、《最后一个匈奴》(高建群)、《家族》(张炜)、《丰乳肥臀》(莫言)、《尘埃落定》(阿来)、《李氏家族》(李佩甫)等以家族为叙述对象的小说，产生了很大的影响。新世纪以来，随着《受活》(阎连科)、《圣天门口》(刘醒龙)、《牟氏庄园》(衣向东)、《秦腔》(贾平凹)、《笨花》(铁凝)等作品的相继面世，再度出现了家族历史小说蓬勃发展的艺术景观。
新世纪家族历史小说的兴盛，其原因是很复杂的。在中国当代政治经济和文化生活中，家族因其“封建性”与“私有性”，曾长期成为改造、压制与监控的对象，自然也被摒弃在小说叙事视域之外，仅在《红旗谱》、《三家巷》等少数借家族叙事讲述中国“革命历史”规律的“准家族小说”中，留存了依稀可辨的家族踪影。在始自20世纪80年代的改革开放浪潮中，家族不再被看成是革命政治的对抗性力量，因而逐渐获得了存在的合法性，家族小说也随之在“反思”、“寻根”思潮中复兴，出现了《红高粱家族》(莫言)、《古船》(张炜)等多角度重构和反思家族、历史与文化的有影响的作品。最近20年来，随着中国社会与文化转型的不断加剧，社会阶层与贫富分化的不断加大，以血缘为纽带的家族日渐取代旧有的“革命大家庭”成为中国政治、经济和伦理生活中影响力不断增大的社会结构实体，家族观念随之被不断强化，对家族当下利益的关切，对“家族记忆”特别是“大家族记忆”的复活，对家族历史与民族国家历史关系的重新思量及其复杂心绪等，不仅成为新世纪家族历史小说繁盛的原因，而且使其有了与此前家族小说既有联系又有区别的一些新特点，举其要者有三：一是将家族史与个人史、民族史乃至人类史联系起来，在家国互喻中重新思考家族的历史与命运，寻绎家族兴衰沉浮的历史因缘，试图理性把握历史嬗变的轨迹，却常常陷入非理性的历史迷思中；二是以现代意识观照和审视家族文化，有的侧重于对其消极面进行批判，有的着重发掘其积极性内涵，有的则暧昧含混自相矛盾，家族历史小说的思想追求与价值取向由此变得颇为复杂；三是在对“家族记忆”与“革命记忆”的双重叙述中，重新审视现代中国革命的风云变幻与传统血缘家族兴衰沉浮的相互关系，从中折射出作者对中国近现代史和当代史的全面思考。在中国当代的政治文化语境中，家族与革命的复杂缠绕，使第三个特点比前两个特点更具有深入开掘的文化意味与叙事价值。
在新世纪乡土小说对“家族记忆”与“革命记忆”的双重叙述中，家族文化与政治文化的冲突，构成小说叙事的基本线索。在《旧址》、《家族》、《白鹿原》、《牟氏庄园》等小说的历史叙述中，近百年来中国传统家族的衰败与传统家族文化的衰落，虽然有其自身的内在原因，但主要是外部力量冲击的结果。威胁和冲击家族及其文化的外部力量是多种多样的：其一，外来的异质的现代性文化与传统文化的冲突，如《旧址》中白、李两个家族之间的争斗，其实就是两种不同性质的文化之间的矛盾冲突。其二，封建专制的国家权力、战争、匪患和异族入侵对家族的剥夺、侵蚀与毁坏，如《牟氏庄园》中的牟氏家族，是山东栖霞县有钱但无权的大地主家族。这个没有权力庇护的大家族，从发迹到兴旺前后延续了近二百年之久，在官府和军阀的欺压、土匪盗贼的洗劫以及日本鬼子的侵袭下，最终走向了不可逆转的败落。其三，现代革命对封建家族与家族文化的压制、颠覆乃至消灭，如《旧址》中的李氏家族、《家族》中的曲府和宁府两个家族、《白鹿原》中同一宗祠的白氏家族和鹿氏家族等，或被革命政权消灭不复存在；或被革命所压制和颠覆，走向衰落，名存实亡难成“家族”。比较起来，在所有导致传统封建家族与家族文化走向衰亡的力量中，中国近百年来的红色“革命”是最为强大也最为直接的一种力量，因为前者正是后者的对象。这就可以理解，为什么《旧址》、《家族》、《白鹿原》都有“家族记忆”与“革命记忆”的双重叙述，它们既是一部大时间跨度的家族史，同时又是一部局部的小型革命史。
在新世纪乡土小说对“家族记忆”与“革命记忆”的双重叙述中，革命者的不同身份与不同个人意旨，成为小说叙事“辨析”的焦点。有两类不同身份的革命者，一类出自封建大家族，如李乃之(《旧址》)、宁珂(《家族》)、向武备(《笨花》)等；一类出自普通人家或社会底层，如杨作新(《最后一个匈奴》)、陈狗儿(《旧址》)、殷弓(《家族》)、黑娃(《白鹿原》)、杭九枫(《圣天门口》)等。两类不同身份的革命者，革命的个人意旨虽然千差万别，但可以简括为崇高和卑下两种。出自封建大家族的革命者李乃之、宁珂、向武备等，大多受过中国传统儒学的启蒙教育，又在新式学堂里接受过现代“西学”的熏陶，受到具有革命思想的老师(有的是中共地下党员)的影响或引导，接受革命理论，从而走上革命道路。他们所向往、追求和身体力行的革命，是指向未来、正义和为民众的，因而是崇高的，是令人愿意为之献身的。与之形成对照的是，殷弓、陈狗儿等的革命动机就不怎么纯正，常借革命之名，行个人阴暗卑劣之实，使“革命”败坏变质。而令人难解的是，真革命的崇高者常常陷落在“革命”中，成为革命的对象，而伪革命的卑下者却常常笑到最后，成为革命的最大受益者。为什么会如此呢？这正是诸多家族历史叙事不断追询的难题。在新世纪乡土小说的“家族记忆”与“革命记忆”的双重叙述中，对家族文化与革命“真义”的双重召唤，成为小说叙事的精神旨归。在百余年的风雨飘摇之后，家族意识再度复活，新型大家族相继崛起。而曾经给家族和家族文化以致命打击的革命，如今却如一块用旧了的抹布，被弃置在一边，不再被人眷顾。至此，“家族”与“革命”似乎完成了一个悲怆的历史轮回。梁漱溟曾经指出，中国社会“家庭骨肉之关系乃格外显著、紧密、重要，并以家庭恩谊推准于其他各方面，如经济生活上之东伙关系、教学生活上之师生关系、政治生活上之官民关系，一律家庭化之。这就是中国社会的伦理。”③而这样的“社会的伦理”，并没有随着家族的复兴而变得更好一些，反而更坏了一些，《白鹿原》等小说对儒家正统家族文化之精髓的召唤，就不是没有意义的。学术界曾经乐观地预言，伦理型家族主义否定了原始的自然型家族主义，但是它本身也终将被否定，否定的力量就是工业革命、社会化大生产、市场机制和信息革命的洪流。但目前的实际情形是，这种本该实行否定使命的洪流，却让历史的沉渣泛起，又让社会贫富分化，让少数家族大富大贵，而让更多的家族贫困潦倒，且公然地废弃正义原则。由此，《家族》等小说对革命“真义”的召唤，就同样是有意义的，甚至比召唤家族文化更加有现实意义。
黑格尔认为中国的民族精神是一种“家庭的精神”：“让我们从中国历史上的这些年月日，转而探索那终古无变的宪法的‘精神’……这种原则就是‘家庭的精神’，它在这里普及于世界上人口最多的国家。”④黑格尔认为，中国社会纯粹是建筑在家庭关系的道德之上，国和家紧密地结合在一起，构成了社会政治的基础。孙中山也有与黑格尔相近的看法：“中国人最崇拜的是家族主义和宗族主义，所以中国只有家族主义和宗族主义……中国人对于家族和宗族的团结力，非常强大，往往因为保护宗族起见，宁肯牺牲身家性命……这都是因为宗族观念太深的缘故。因为这种主义深入人心，所以便能替他牺牲。”⑤“五四”启蒙思想家所竭力批判和否定的，正是这种伦理型的家族主义。这种反家族的思想，既是中国现代启蒙思想的重要组成部分，也是中国现代家族小说的基本主题。新世纪乡土小说的家族历史叙述，既没有断然拒绝这一思想，也没有简单地承续这一思想，而是用一种复杂的眼光审视和讲述家族与家族文化。在“家族记忆”与“革命记忆”的双重叙述中，家族与民族、现代与传统、激进与保守、进步与循环、偶然与必然、理性与非理性、眷恋与决绝等等，不无矛盾地汇聚在新世纪的家族历史叙述中，没有哪一种“声音”的叙述可以成为引领潮流的主调。“这一百年的历史，肯定没有一个唯一的叙述，似乎我们又在期待着一个最终的叙述。哪一种叙述在各种叙述中竞争获胜、获得更多的认同，解决这个问题等于解决了一个极大的精神困境。”⑥
二、“文革叙事”的新探索与超越性
新世纪乡土小说中，整体的或局部的以“文革”为叙述对象的作品，数量相对较多，其中的一些作品还产生了较大的影响，如《坚硬如水》(阎连科)、《无风之树》(李锐)、《许三观卖血记》(余华)、《弥天》(刘醒龙)、《扎根》(韩东)、《玉米》(毕飞宇)、《马桥词典》(韩少功)、《轻柔之手》(张存学)等等。这些小说的“文革叙事”，在如何叙述“文革”历史中的农民与农民记忆中的“文革”等问题上，作了价值取向和审美趣味不尽相同的新探索。
新世纪乡土小说“文革叙事”的新探索之一，就是从文化角度对“文革”所进行的反思和批判，大多选择“政治与性”、“政治文化与国民性”作为切入点，以此揭示“文革”发生的社会政治文化原因和变态心理原因，批判“文革”极权主义弊害，揭露其给中国乡村带来的深重苦难，对农民的基本人性和乡村人伦关系的扭曲和戕害。这种新探索与此前乡土小说的“文革叙事”既有深隐的内在联系，又有明显的差别。
在新世纪乡土小说的“文革叙事”中，政治与性总是纠缠在一起，其行为主体即乡村极权主义者成为被批判的主要对象。乡村极权主义者，或为下派干部，或为乡村基层政权的干部，或为在造反夺权与政权重组(革委会)中新上台的干部，他们在直接组织领导乡村“文革”运动的过程中，迅速蜕变成为阴险残酷的极权主义者，成为“呼家堡”(《羊的门》)、“王家庄”(《玉米》)、“矮人坪”(《无风之树》)等乡村封建王国的领主和尊神。极权主义者们在自身政治权力欲望不断膨胀的同时，其性的欲望也随之恶性膨胀。在他们而言，政治就是性，性就是政治，性欲望实质上是其不断膨胀的政治权力欲望的延伸。二者之间的复杂关系，可概括为三点：其一，性与政治互为驱动力，如高爱军和夏红梅(《坚硬如水》)的性需要与政治需要、性行为与政治行为之间是相互促进、相互提供保障的。其二，极权主义者将政治权力体验向性体验领域延伸，并在性活动中检验权力的威力与性对象的忠诚等。如刘主任(《无风之树》)不仅在矮人坪村人的屈从中体验到了政治权力的巨大威力，也在与秦暖玉交合中体验到了这种威力，他因此享受到了性与政治的双重快感。其三，极权主义者借助于性行为克服专制统治中的恐惧心理。呼天成(《羊的门》)与情人秀丫长期保持着怪异的性关系，就是要藉此祛除内心的孤独和恐惧。此外，性也被乡村极权主义者当作权力斗争的手段，无辜的乡村女性常常成为这种性政治斗争的牺牲品。需要在此指出的是，一些作品对性与政治的关系的发掘，特别是对性事的过度铺陈与描写，有太明显的取悦于图书市场的消费写作倾向，这也限制了对“文革”进行历史批判和文化反思所能达到的高度与深度。
在新世纪乡土小说的“文革叙事”中，“政治文化与国民性”是历史批判与文化反思的又一个切入点。《羊的门》、《弥天》、《乡村事件》等作品，都从各自不同的角度对“文革”时期农民在政治灾难中所呈露的国民劣根性进行了批判。如《羊的门》对中原农民的“柔弱无骨”、“从小处活人”、“外圆内方”等生存策略与文化性格的历史形成、“文革”畸变与当下的翻新，都进行了深入的揭示和批判。“文革”是政治事件，也是危及整个民族灵魂的文化事件和精神事件，是一根不能放下的“高悬着的鞭子”⑦。面对沉重的“文革”历史，需要不断用这根鞭子拷问自我和民族的灵魂。
新世纪乡土小说“文革叙事”的新探索之二，就是将叙事视点“下沉”，在“去政治化”的叙述方式中，把农民作为原乡居民，从“人民”话语还原到世俗日常生活中⑧，叙写他们在政治极权控制下的凡俗生活和庸常人生中的生死歌哭与道德伦理情怀，从而敞亮出被既有的“文革叙事”话语所遮蔽的“文革乡村”的“另一面”。
在《无风之树》、《向阳生产队》等呈现“文革叙事”新趋向的乡土小说中，“文革”政治话语依然存在，但有了如下几个新的变化：其一，“文革”是“外来”的，是强加给某个乡村的“外来政治文化”，并与乡村原有的“本土传统文化”发生激烈的冲突，破坏了后者的原生状态，给原乡居民带来了意想不到的灾难。《无风之树》中的富农分子曹永福暗骂公社主任刘长胜时，就这样说：“你们这些人到矮人坪干啥来啦你们？你们不来，我们矮人坪的人不是自己活得好好的……这天底下就是叫你们这些大个的人搅得没有一块安生地方了。”其二，“文革”是“团块”状的，内部有无“正确”、“错误”之争都是不重要的，而且在它所进入的村庄也不会出现“书记正确”、“副书记错误”与“好人正确”、“坏人错误”等等这样泾渭分明的“阶级阵线”，自然也就没有“思想路线之争”这类的问题。为了完成“开批斗会”、“清理阶级队伍”等政治任务，买人或请人当“阶级敌人”，而覃永贵(《向阳生产队》)为了挣“批斗补贴”，就当起了“阶级敌人”。其三，“文革”是“强制性”的，因此在它所进入的乡村里不受欢迎，在实施过程中遭到了各种各样的抵制或反抗，即“外来政治文化”遭到了乡村“本土传统文化”的抵制或反抗，而不是“文革”政治话语内部“正确”对“错误”的斗争。如向阳生产队(《向阳生产队》)的村民把“批斗会”变成了中国式的“愚人节”和“狂欢节”，假扮“阶级敌人”的覃永贵开心地变成了滑稽戏里的小丑，批斗他的村民们则把家长里短、性幻想、吃饱肚子的幻想等等临时编进台上台下合演的滑稽戏中，把严酷荒唐的政治活动演变成了苦涩灰暗寂寞的日子里难得的娱乐，乐此不疲。其四，“文革”不再是小说叙述中的主体，主体是农民和他们生活的村庄，他们虽然笼罩在“文革”政治的乌云之下，但在“文革叙事”中“浮出了政治地表”。
在新世纪乡土小说的“文革叙事”中，一些作品将“文革”政治话语当作背景放到次要位置，甚至推到幕后，转而将农民作为叙述中的主体，叙述农民在极权政治控制下的凡俗生活和庸常人生中的生死歌哭与道德伦理情怀。而作家们着意凸显的是农民生命的韧性、道德情感的纯朴与人性的美善，这就使其笔下的“文革叙事”有了黑暗中的人性光芒与寒冷中的人情温暖。《嫂子和处子》(刘庆邦)、《我们心中的雪》(郭文斌)、《说不出来的幸福》(曹多勇)、《乡村电影》(艾伟)、《波湖谣·老四》(陈世旭)、《花瓣饭》(迟子建)、《杀猪的日子》(何玉茹)等作品所叙写的，就是乡村男女老少的世俗日常生活，是日常生活中的饮食男女，是饮食男女中的人情人性，是人情人性中的生命韧性与道德美善。如《说不出来的幸福》中的大河湾村人，在那个搞阶级斗争的年代，却难得地相互关爱，过着和谐、平静的日子。吴玄评价说：“曹多勇的《说不出来的幸福》让我想到汉姆生的《大地的果实》，它们同样抛弃了政治、意识形态、时代背景等社会因素，而把主人公放到一个永恒的背景——大自然中，他写的虽然是文革，展现的却是人活在这个星球上最本质的一些东西：饥饿、劳动、爱情、生老病死，这些是我们无法逃避的，无论那是在过去、现在、或者将来。”⑨
汉娜·阿伦特在论及本雅明时说：“一个时代往往会把自己的烙印最清晰地打在那些受其影响最小的、最远离它因而受苦最多的人身上。”⑩“文革”时代的中国农民就是“受苦最多的人”，他们的身体和灵魂，都深深地留下了那个特定时代的烙印。然而，历史总是不太公平的，在“新时期”小说的“文革叙事”中，曾经落难的党政官员、知识分子、知识青年等等成为主角，仿佛只有他们的受难才是最有历史叙述的价值，而承受最多历史苦难的农民却缺席了，再次很不幸地成了“沉默的大多数”。新世纪乡土小说的“文革叙事”把农民及其生活着的乡村作为主角，让“沉默的大多数”终于能发出一些自己的声音或能代表自己的声音，这就有了“新”的意义。在价值取向与叙事方式的探索上，新世纪乡土小说的“文革叙事”也是多元的，有峻急凌厉的历史批判，有广博深致的文化反思，有苦中味甘的温情体验，有生生不息的凡俗人生，所有这些新的趋向，也都是有意义的。
三、“抗战叙事”的新趋向与现实焦虑
在新世纪乡土小说的“历史叙事”中，以中国乡村抗战为题材的作品，逐渐多了起来，改变了乡土抗战文学曾一度沉寂冷清的局面，形成了规模虽然不大却也令人瞩目的叙事热潮。新世纪乡土小说的“抗战叙事”，融入了具有当代意识的审视和省察，从中透露出创作主体内心积蓄着的现实与美学的双重焦虑。
抗日战争留给中华民族的记忆同“文革”遗留的记忆一样，不仅是难以忘却的，而且也是不能忘却的。从有这场旷日持久空前惨烈的民族战争以来，与之有关的历史叙述，虽然时冷时热，但从来就没有停止过。而“对于抗日战争这样一个现代历史上的巨大事件和民族记忆，以往的主流的和意识形态性的话语早已确定了自己的权威历史叙述，一种政治化、党派化的‘正史观’。而从三十年代的东北作家群的‘反日文学’、四十年代的抗战文学到五十年代以后的以抗日战争为背景的‘革命历史题材’文学，其主导叙事与政治化的正史观基本同构，突出和强调的是民族战争的党派性、国家性、集体性、善恶相报的因果正义性和历史必然性，民族战争环境中的任何行为，哪怕是最个人性的行为都必然性地与民族国家的宏大历史叙事相关联。”(11)在新世纪乡土小说的“抗战叙事”中，这种“权威历史叙述”依然存在，但不再是唯一的，也不是主导倾向。《五月乡战》(尤凤伟)、《生存》(尤凤伟)、《生命通道》(尤凤伟)、《零炮楼》(张者)、《一唱三叹》(石钟山)、《丰乳肥臀》(莫言)、《预谋杀人》(池莉)、《黑雪球》(葛水平)、《洪家炮楼的二胡》(白天光)、《关东最后一个鬼子兵》(白天光)、《故渎》(刘金忠)、《龙凤旗》(倪景翔)、《汉奸》(辛列平)、《走入1937》(阎欣宁)等乡土抗战小说，或以作品的整体或以作品的局部书写乡土“抗战记忆”，呈现出不同于此前“权威历史叙述”的诸多新特点。
新世纪乡土小说的“抗战叙事”对抗战历史的重新发现与还原，是有别于“权威历史叙述”的第一个新特点。主要表现在三个方面：其一，抗战的“全民性”，亦即对被遮蔽或被虚化的多种抗战力量的重新发现与历史还原。在大陆抗战小说《吕梁英雄传》(马烽、西戎)、《敌后武工队》(冯志)等的权威历史叙述中，基于政治化、党派化的“正史观”和阶级话语的需要，其所凸显和肯定的正面抗战力量主要是中共及其领导下的“革命武装”(八路军、新四军等)和“革命群众”，被遮蔽或被虚化的是国民党及其掌握的武装力量、各类民间抗日武装力量和一些抗日的土匪武装等，这种有违于“历史真实”的“权威历史叙述”，在“文革”后的“新革命历史小说”思潮中遭到了质疑和改写，莫言的《红高粱》就是最早也最有影响的作品。新世纪乡土小说的“抗战叙事”，进一步摒弃阶级分析模式，扩大审视历史的视域，把被传统政治话语所遮蔽所否定的国民党官兵、乡宦士绅、草莽英雄和山野乡民等抗战参与者，都重新置于抗战历史叙事之中，如《五月乡战》里，有李云齐(国民党县长)和陈科长(共产党)共同领导的抗战武装，有乡绅高凤山组织的民间抗日武装，也有刘罗锅率领的土匪等等。被历史尘封的各色乡土抗战历史人物和武装组织，在“去政治化”的叙述中，重新“浮出历史地表”。其二，抗战者身份的多样性与人的还原。新世纪乡土小说“抗战叙事”中的主人公，大多不再是传统“权威历史叙述”中的那种清一色的“革命英雄”，其社会身份复杂多样，如《故渎》中的主角是还乡的西北军军人宋景周(真实的历史人物)，《龙凤旗》中的齐凤环是占山为王的土匪，《零炮楼》里的贾兴朝是地主乡绅，《一唱三叹》里的反抗者是一些社会身份低微的妓女、农妇和村夫，这些人物都是“杂色”的，很难用具有政治象征意味的“红”、“白”、“黑”等单一色彩来标示。所有这些“杂色”的人物，不论他们有“英雄气”、“儒雅气”、“江湖气”还是“匪气”，已都在一定程度上被还原到他们的“本色”中，具有了可贵的“人气”。而对“人”的还原，正是一些作家自觉的创作追求。尤凤伟即言，他的《五月乡战》就是要在写出“英雄主义的气味儿”的同时，还要写出“人性味儿”和“人情味儿”(12)。其三，对抗战历史功过的重新评价，试图在还原历史本相的同时，再还历史一个公正。新世纪乡土小说的“抗战叙事”首先改变了评价抗战功过的观念和方法，党派、阶级、贫富等不再是评价的立足点，当然也不再是评价的标准，是否真的爱国，是否为抗战做过有益的事情，这才是最重要的。只要是爱国的，只要是为抗战出过力流过血和汗的，不论党派、阶级和贫富，都能得到肯定性的评价，前述作品均有这个特点。概言之，所有这些叙事努力，都打破了政治意识形态话语的历史观和审美观，突破了传统乡土抗战小说题材与主题的阈限，改变了传统抗战小说“权威历史叙述”的格局，从而使全面、客观和真实地反映中国的抗战历史成为可能。
新世纪乡土小说“抗战叙事”对战争与人性的反思和批判，也开始突破民族、国家等的框范，人道与人性成为反思和批判战争的重要切入点，这是有别于“权威历史叙述”的第二个新特点。也主要表现在三个方面：其一，新世纪乡土小说的部分作家作品，基于生命意识和对个体生命的珍视，对战争进行整体否定，而不论其是否是正义的或非正义的。张者在谈到创作《零炮楼》的有关问题时说：“我希望我的作品能还原战争的本性，它是血腥的，毁灭性的，是你死我活的，战争的胜利是用命换来的。战争是毁灭生命的，对于生命来说战争没有胜利者，我向来认为战争本身并不值得纪念。”(13)其二，新世纪乡土小说的“抗战叙事”基于人道主义情怀，关注和展示普通人在战争中的不幸遭遇和命运。如《生命通道》没有采用传统抗战文学那种非此即彼的审美认知方式，也超越了基于民族国家的一般价值评判方式，将同情关注的目光投向被迫陷入战争中的像苏原医生那样的生命个体，写出其人生遭际的荒谬，慨叹其不幸。其三，新世纪乡土小说的“抗战叙事”揭露了战争对人性的扭曲与摧残。在战争中被扭曲和摧残的，不仅有被侵略者的人性，更有侵略者的人性，如河田纯一郎(《洪家炮楼的二胡》)、名谷川奇(《关东最后一个鬼子兵》)，他们原本都是学艺术的大学生，有过人的才华，有美好的人生追求，但战争改变了他们的人生轨道，他们忠于天皇、信奉武士道和大东亚共荣等那一套东西，在嗜血的战争中人性渐泯，成为侵华日军的死硬分子，直至战败自杀，才对自己的人性畸变有所醒悟，但死不改悔。总的来看，基于人道主义的超越于民族、国家观念的对战争与人性的反思和批判，对战争中普通人命运的人道关怀，尽管还没有成为新世纪乡土小说“抗战叙事”的主导性创作倾向，但作为部分作家作品的创作意向与主题，作为对于战争与人的审美阐释方式，表现出了战争与人的深刻矛盾，把对战争与人的认识推进到了较为深刻的层次。
新世纪乡土小说的“抗战叙事”对国民性的反思与批判，更甚于一般意义上的对战争与人性的反思与批判，这是有别于“权威历史叙述”的第三个新特点。《零炮楼》的作者张者说：“我很早以前就想写一部小说，来反映中国人的‘国民性’，而抗日战争这个灾难背景，是表现国民性最合适的历史背景；所以，我的写作初衷并非为了对一场战争的‘纪念’。”(14)确如此言，抗日战争是表现国民性最合适的历史背景，民族精神中的正面与负面都以最极端的形式在战争舞台上充分地显露出来，从而成为新世纪乡土小说“抗战叙事”反思与批判国民性的重要内容。首先，民族精神的积极面得到了一如既往的发掘、突显和颂赞。如《黑雪球》中的主人公伍海清，秉性善良，胆小懦弱，但在遭受日本鬼子摧残和目睹侵略者的种种暴行之后，他萌生了很强的民族意识与牺牲精神，勇敢地协助八路军武工队炸毁了日军火车。战争不仅使伍海清由懵懂软弱的村夫变成具有清醒民族意识的反抗者，而且也使他本性中的善得到了提升，变成了具有民族情感内涵的大爱。其次，新世纪乡土小说的“抗战叙事”重续“五四”文学革命精神，对战争中所表现出来的民族精神的痼疾进行揭露和批判，最突出的有四点：一是对农民在抗战中表现出来的愚昧、麻木和自欺欺人进行反思和批判，二是对农民在抗战中表现出来的狭隘、自私和冷漠等进行反思和批判，三是对“兄弟阋墙”现象进行反思和批判，四是对“汉奸现象”进行反思和批判。《汉奸》、《故渎》、《生死套》等作品里，都塑造了为数不少的汉奸形象。中国形成数量庞大的汉奸队伍，其原因，一是被归结为国民劣根性，如愚昧、狭隘、自私、投机(“识时务”论、“有奶便是娘”论)、贪小便宜、阋墙、苟活(活命哲学)、奴性(奴隶哲学)等等；二是中国的极权主义政治文化。《生命通道》中的汉奸卜乃堂明知日本人长不了，当汉奸的人不会有好下场，但为了替父亲报仇，还是选择了当汉奸，其当汉奸的理由，就是极权主义无祖国。对中国人来说，要争取做人的权力，就既要反抗极权专制，又要抵御外侮，还有什么比这更不幸的呢？概言之，新世纪乡土小说“抗战叙事”从文化的角度，观照在战争中展露出来的民族精神状态，审视和发掘民族精神中的积极面，批判民族文化精神中的痼疾，这促进了抗战小说向民族精神深层的开掘，达到了新的深度和高度。
新世纪乡土小说的“抗战叙事”，对国民性的反思与批判具有很强的现实指向性。主要有相互比照的两个方面：一方面是日本对侵华历史的否认、右翼势力的嚣张与“军国主义”的复活，另一方面则是中国国民对被侵略历史的健忘与“新汉奸文化”现象的大量出现。中日反差竟然如此强烈，这引起了张承志、尤凤伟等作家的警惕与深深的现实焦虑。
张承志、尤凤伟等在日本的所见所闻，促成了他们对“抗战文学”的倡导和书写。张承志在《无援的思想》中不无焦虑地提出：“今天需要抗战文学。需要指出危险揭破危机。需要自尊和高贵的文学。”(15)张承志所要指出的“危险”和揭破的“危机”，就是他在滞留日本期间所看到的日本和西方反华势力在政治、经济、文化、教育和学术研究等领域所进行的觊觎和分裂中国的种种行为，尤其是日本，从来就没有停止过“歧视中国、并且恶意地盘算中国”(16)。尤凤伟则对日本人的两副面孔“感到了一种实实在在的迷茫和压抑”(17)，他的《生存》、《五月乡战》和《生命通道》等抗战小说，都指向对“民族的精神脊髓”的探寻。《汉奸》、《走入1937》、《石头说话》(冯骥才)等小说，对国民性的反思与批判，特别是对民族健忘心理和新生的“准汉奸心理”的揭示，也都表达出对民族当下和未来的深深忧虑。
新世纪乡土小说的“抗战叙事”，在表达民族忧患的现实焦虑时，常常采用历史与现实对照的叙事方式。《汉奸》中的吴守仁，在抗战时期当了铁杆汉奸，不仅祸害一方百姓，也曾使当时的抗日武装县大队蒙受重创；在战后移居日本，成为日籍华人巨商。抗战时期，汉奸吴守仁要让其父的尸骸葬进祖坟，遭到村民的反对，为此折腾了四五次，死了许多人。与之形成对照的是，在改革开放进入第十个年头时，吴守仁让儿子吴田美男回乡重修坟墓，竟意外地顺利，因为他可以出30万元。不仅普通乡民对此钦羡不已，就是各级领导也来参加坟墓落成仪式。对此表示反对者，仅仅只有一个读过县志的书生和村里参加过抗战的吴狗狗。吴狗狗的儿子吴虎虎却说：“若叫我也能发财，入了日本籍，我倒宁可当一回汉奸！”就这样，区区30万元的外资，便将不能忘记的惨痛历史给抹煞了。而更令人忧虑的，还不是对历史的故意遗忘，而是为了发财“宁可当一回汉奸”的“准汉奸心理”。小说所叙写的令人震惊的“新汉奸文化”现象，不是凭空想象，而是有其充分而严峻的现实依据。这表明，战后60余年，国民精神的痼疾依然根深蒂固，并没有多少改变，这不仅成为当下社会发展的文化精神障碍，如果未来发生民族战争，那也将是难以预料的灾难。由此而言，新世纪乡土小说在“抗战叙事”中所表达的现实焦虑，也是我们整个民族共同的焦虑。
四、余论
新世纪乡土小说在叙述家族、革命、抗战和“文革”等历史时，呈现出不同于传统历史叙事的诸多新特点。这些特点的形成，可归结于中国乡村社会的现实诉求与“历史记忆”之间的相互碰撞，是历史与美学的双重焦虑的叙事表达。新世纪乡土小说的“历史叙事”，可讨论的问题还有很多，如论者们常常予以批评的历史循环论、虚无主义、相对主义、工具化、宗教感缺失、思想贫弱、精神力量不足等等。这些问题都是新世纪乡土小说“历史叙事”需要突破的“瓶颈”，否则难有“杰作”。而“文革”和“抗战”等是可以产生“杰作”的历史富矿，即如有论者所言：“中国要有史诗性的不朽之作，大概会在这两类题材中产生：写抗日战争与写‘文化大革命’。”(18)郁达夫在抗战初期曾预言：“反映着这一次民族战争的大小说，大叙事诗，将来一定会出现，非出现不可。”(19)但遗憾的是，中国的抗战文学至今还没有创作出有世界影响的“大小说，大叙事诗”；中国的“文革叙事”也还没有出现《古拉格群岛》(索尔仁尼琴)那样的“杰作”。
注释：
①“新世纪乡土小说”的时间起点，学术界的观点不一，有论者将时间起点定在20世纪90年代；也有论者基本遵从公元纪年法，以2000年为起点。本文遵从前一种说法，将20世纪90年代的乡土小说纳入到“新世纪”中。有关观点参见李兴阳《“新世纪”的边界与“新世纪乡土小说”的边界》，《扬子江评论》2008年第1期。
②有论者认为：“家族小说是一种有特殊规范的小说类型。它的题材内容具有特指性，常描写一个或几个家族的生活及家族成员间的关系，并由此折射具有丰富内涵的历史和时代特征。所叙故事，具有相当的时间跨度，往往在历史与现实结合中，形成‘编年史’般的格局。其形式主要是长篇小说，有的甚至是多卷本长篇小说。家族小说的叙事模式，有叙写家族由有序——无序——衰败的主流模式和叙写家族的‘兴旺’史的非主流模式。家族小说的情节母题主要包括‘家族、历史、性’三个方面。其人物形象主要包括作为家族支柱的男性形象与作为家族附庸的女性形象。家族小说往往蕴涵了伦理文化、制度文化、风俗文化的内容和特征。”参见许祖华著《作为一种小说类型的家族小说》，《重庆三峡学院学报》2005年第3期。
③梁漱溟：《乡村建设理论》，《梁漱溟全集》第2卷，山东人民出版社1990年版，第174～175页。
④[德]黑格尔：《历史哲学》，王造时译，商务印书馆1973年版，第164页。
⑤孙中山：《三民主义》，《孙中山选集》下卷，人民出版社1956年版，第590页。
⑥海建：《另一种历史真相——刘醒龙〈圣天门口〉研讨会综述》，《文学报》2007年1月25日。
⑦刘醒龙：《过去是一种深刻》，见《弥天》，上海文艺出版社2002年版，第2页。
⑧在20世纪70年代末至80年代初中期的“伤痕”、“反思”和部分“寻根”小说中，那些曾经在“文革”(包括“反右”等)中落难的党政官员、知识分子和知识青年等等都是叙述的主要对象，农民作为“沉默的大多数”中的大多数，并没有得到具有话语能力和话语权力的叙事者的特别眷顾，依旧处于沉默之中。李顺大(《李顺大造屋》)、陈奂生(《“漏斗”户主》)、胡玉音(《芙蓉镇》)、许茂和他的女儿们(《许茂和他的女儿们》)等，虽然也都是事实上的农民，但在高度政治化的叙事话语中，他们都是以“人民”的政治身份出现的，不是世俗日常生活中的农民形象。
⑨参见《说不出来的幸福》下附的栏目主持人吴玄的评语，《西湖》2007年第10期。
⑩刘北成：《本雅明思想肖像》，上海人民出版社1998年版，第237页。
(11)逄增玉：《九十年代“抗战文学”的历史记忆与现实诉求》，《当代作家评论》2001年第6期。
(12)(17)尤凤伟：《战争·人性·苦难》，《尤凤伟文集》第3卷，山东文艺出版社1997年版，第540，538页。
(13)(14)张者：《还原战争的本性》，《当代》(长篇小说选刊)2005年第6期。
(15)张承志：《无援的思想》，《花城》1994年第1期。
(16)张承志：《日本留言》，《花城》1994年第5期。
(18)顾攘、石一宁：《关于抗日战争文学创作问题》，《南方文坛》2005年第5期。
(19)郁达夫：《战时的小说》，《郁达夫全集》第11卷，浙江大学出版社2007年版，第297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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