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南宋初期辞赋的世俗情调，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辞赋论文,南宋论文,情调论文,世俗论文,初期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我们所说的南宋初期辞赋的世俗情调，是相对于北宋时期辞赋的尚典雅、重理趣、追求澄怀观物的创作风尚而言的，我们想用“世俗情调”来概括当时辞赋创作中对苏轼等人倡导的以理释情、融贯众学的辞赋风尚的反动。从总体态势来看，靖康之难以后到绍兴年间的赋坛，苏轼等人的赋风虽然得到一点回响，但是高雅的情趣却不断消退，与此相随的是世俗情怀、庸俗思想、旖旎情致在辞赋中得到饱满的表达。可见，南渡以后的文人在逐渐远离高雅绝俗的精神家园，摆脱精神自闭，走向丰富多彩的现实人生，以务实、甚至庸俗的态度来对待生活、理解人生。这种生活态度，对当时幽愤深沉的爱国精神具有一定的抑制和消解作用。本文将分析当时辞赋当中世俗情调的具体表现，以揭示当时文人精神生活中有别于慷慨悲歌的另一面。
一、南宋初期文人人生态度趋向庸俗的倾向
靖康之难激发起文人空前的爱国热情，使他们不得不从内敛的抱道而居的人格完美转向社会人生，直面现实的悲壮遥深。但是，这场灾难来得太突然了，文人们似乎没有足够的时间去咀嚼、消化这些沉重的苦难，他们必须面对的不是如何济世救民、匡扶国家等大事，而是如何生存下去等个人问题。他们的精神不再是超凡脱俗的，而是深于稻粱之谋。和以往的文人相比，南渡以后的文人多了些世故和浅薄，多了些庸俗和委琐。文人们的人生态度向庸俗化方向发展，究其原因，有以下几个方面颇可注意。
首先是对政治的畏惧。我们认为，人格的高尚与对社会的责任感是成正比的。南宋初期趋于白热化的党争使得文人们对政治心存畏惧，而且秦桧独相期间的文化专制和文化恐怖更使文人们视仕途为畏途，因而，济世救民的人生理想无法得到伸张。人们的目光不得不由匡时济世转向身家的利害得失，由高尚转向庸俗。但是，这并不等于说文人们不乐于仕进，相反，他们对利禄的钻营是非常执著的。元祐以后的政治已经把几乎所有的文人都绑到了党争的战车上，政治斗争演变为你死我活的权力之争，政治权力成了新旧两党，尤其是道学党和新党争夺的焦点，积年的冤冤相报已经使文人们对入仕欲罢不能。而且，入仕为宦是博得富贵权势的最好办法，而富贵权势，也是文人们最需要的。当时的江南，盗贼蜂起，荆棘千里，百废待兴，人们必须依靠权力和财富才能保证自己和家族安稳丰腴地生活。入仕不再是为生民立命，为主上旰食劳虑，而是为了身家的荣辱。博取功名失去了冠冕堂皇的借口，变成了赤裸裸的干进。也正因为如此，文人为了做官往往不择手段，甚至出卖灵魂，趋附权贵成了普遍的风气。朝廷以严刑峻法摧残正论，又以赏官增禄招徕文丐，文丐奔竞成为秦桧独相期间文坛之一大景观。险恶的政治环境促使文人的人生态度转向富贵利达，趋向世俗与庸俗。
其次是偏安心理的滋长。靖康之难后，高宗赵构没有布置防御以伺机反击，却在南阳一带游荡，进而南向奔命，视中原故国如粪壤草芥，略不顾惜。高宗的自私、怯懦、卑鄙、阴险和心性之虚弱暴露无遗。赵构的唯一愿望就是在江南组织起一个唯我独尊的小朝廷，安顿下疲弱的身心，以便醉生梦死，打发岁月。史臣们说他“恭俭仁厚，以之继体守文则有余，拨乱反正则不足”①，言辞虽然温婉宽和，但是却深中高宗心理虚弱的病灶。秦桧提出的“南自南，北自北”的主张之所以能得到高宗的积极回应，正是因为它与高宗的偏安心理深相契合。这个主张实际上是承认金人对北方故国占领的合理性，亦即赵构们要立足江南来构建自己的文化。高宗曾指出：“朕读《晋书》，爱《王羲之传》，凡诵五十余过，盖其《与殷浩书》及《会稽王笺》所谓‘自长江之外，羁縻而已’，其论用兵，诚有理也。”②这段话表明了他决心偏安一隅的态度。其实早在开府河北兵马大元帅时，赵构就和汪伯彦、黄潜善达成了以和议谋求偏安南方的策略。自登基以来，赵构在江南抱头鼠窜多年，梦寐以求的就是通过和议以取得金人对自己政权的认可。
赵构的偏安心理在士大夫中间相当有市场。王朝自立国之日起就守内虚外，重文抑武，其结果是造就了士人言辞悍勇而拙于行政的习气。多数文人也没有足够的心思和才能来从事披坚执锐直捣黄龙的武功，他们希望能很快在江南安顿下来，以便高论煌煌，党同伐异，或者行吟草泽，扣壤南亩。其实，文士们和高宗一样，患着严重的心理虚弱病症，为善为恶皆力不从心。刘安世曾经指出：“承平之久，人皆偷安畏死辟事”，吕本中就此感慨道：“刘器之论当时人物，多云弱，实中世人之病。承平之久，人皆偷安畏死辟事，因循苟且而致然耳！”③他们也会在诗文里哭哭啼啼地追忆往事，咀嚼家国覆灭之痛，甚至慷慨悲歌，怒斥佞臣，抒发恢复故国的迫切心情，但那只是一时的激于义愤之辞，更多的时候，他们是在考虑身家的荣辱和功名进退。那个远方的故国，那场耻辱，逐渐变得恍如隔世，即使那些慷慨悲歌的文人也不例外。正如钱钟书先生评论的那样：“陈与义、吕本中、汪藻、杨万里等人在这方面跟陆游显然不同。他们只表达了对国事的忧愤或希望，并没有投身在灾难里，把生命和力量都交给国家去支配的壮志和弘愿，只束手无策地叹息或者伸手求助地呼吁，并没有说自己也要来动手，要‘从戎’，要‘上马击贼’。”④胡铨对这种萎靡的士风曾发出这样的浩叹：“《春秋左氏》谓无勇者为妇人，今日举朝之士皆妇人也。”⑤偏安的心理成了南宋初期文人心态的主调。他们和高宗都在努力忘掉过去，认他乡作故乡，把杭州作汴梁，要在江南安顿他们的身心了。故此，南宋初期的文学当中，表现林泉高致、乡居逸趣以及花前月下、诗酒风流的内容才是文坛主流。即使是那些表达恢复愿望和亡国沉痛的诗文，也多是在悲慨中没有奋发的气魄，而是在抱怨武将的无能、苍天的捐弃、命途的多舛。
对于和与战，士大夫们纵然高论煌煌，甚至呼天抢地，但是，大家几乎都明白，偏安已成定局，因此，文人们一边在奢谈恢复，一边在求田问舍。其时，探穴寻脉的堪舆学空前兴盛，已足以说明在人们的心底已经做好了于江南安身立命的准备了。历史上偏安一隅的东晋和南宋立国的情形颇为类似，但是，在偏安心理方面又有所区别。东晋的高门士大夫陶醉江南而不思恢复，他们选择了在宁静的精神天地中安顿心灵，在山水的审美中感发玄思妙想，在仙和佛的境界中寄托生命渴望。他们优雅从容，醉心艺术，不预人事。他们之所以能如此心安理得地偏安一隅，是因为他们拥有极高的社会地位，拥有雄厚的庄园经济。而此时的文人就不同了，他们没有世袭的高贵阀阅，不得不仰权臣的鼻息来讨生活，更谈不上拥有经济上的优渥，不得不为了利禄而出卖灵魂。所以，与东晋的高门士大夫相比，此时的文人缺少了高雅和雍容，他们的偏安心理呈现出务实和庸俗的特点。与东晋人士的栖居宁静的精神世界不同，他们蝇营狗苟，富贵利达交攻于心间；与东晋人士的借山水以畅神不同，他们倾向于田舍翁般的乡居田园之乐；与东晋人士的宅心仙佛不同，他们更看重仙佛世俗的禳灾保佑功能。他们无法诗意地栖居在玄远高妙的精神家园，只得依附南宋小朝廷来作一番蜗角之争，他们因此而走向了务实的现实人生，走向了庸俗和猥劣。
第三是享乐之风的盛行。历史一次次证明，享乐之风和文化专制的合力会导致社会风气的庸俗低下。宋自立国之日起就提倡纵欲享乐，以消磨文人意志。南渡以后，享乐之风并未因国难而有所收敛，反而愈加炽烈。程俱就指出：“近年禁庭宫邸与夫宗戚贵近之家，具享高贵之奉，极骄奢侈丽之欲，皆自古所无有。”⑥和议以后，本应该卧薪尝胆，积蓄力量，以图恢复，但富家巨室却迫不及待地放纵享乐了。不惟富室，广大的文人只要有条件和可能，几乎都在追欢逐乐，放纵声色，就连那些道貌岸然的道学君子也不例外⑦。南宋小朝廷刚刚在江南站稳脚跟，朝野上下就刮起一股强劲的享乐之风。享乐之风腐蚀着士人的灵魂，消磨着他们的血性，加之王朝定和戎之策为国是，实行文化专制和文化恐怖政策，遏制天下良知，遂使士风向着不顾廉耻、沉溺享受、庸俗委琐的方向发展。罗大经《鹤林玉露》丙编卷一“十里荷花”条记载道：“近时谢处厚诗云：‘谁把杭州曲子讴？荷花十里桂三秋。那知卉木无情物，牵动长江万里愁！’余谓此词虽牵动长江之愁，然卒为金主送死之媒，未足恨也。至于荷艳桂香，妆点湖山之清丽，使士夫流连于歌舞嘻游之乐，遂忘中原，是则深可恨耳！”⑧反映出南宋文人失却血性、沉溺享受的事实。
第四是科举的导向。宋代的科举取士比唐代更彻底，规模更大，真正把历代儒者孜孜以求的“学而优则仕”落到了实处，科举几乎成了衡才的唯一标准，士人的唯一出路⑨。士人的地位也因科举的空前被重视而渐次提高。但同时，相互掣肘的官僚体制和盘根错节的官场利益关系以及超越理性的激烈党争等因素却在消磨着士人的淑世热情。科考变成了赤裸裸的博取富贵利达的行为，士人的人生追求也因没有崇高的政治诉求而走向身家富贵的庸俗人生观。有宋一代，江南一带文化昌明，读书风气极盛，科考在那里的影响远胜于其他地区。据史料记载，即使文化不太发达的饶州一带，借科举以博取富贵的观念也深入人心，《避暑录话》载：“饶州自元丰末，朱天赐以神童得官，俚俗争慕之。小儿不问如何，粗能念书，自五六岁即教之五经。以竹篮坐之木梢，绝其视听。教者预为价，终一经偿钱若干。昼夜苦之。流俗因言饶州出神童，然非其质，苦之至死者盖多矣。”⑩而太学，更被视为声利之场，太学的教育深染铜臭，朱熹曾说：“所谓太学者，但为声利之场，而掌其教事者，不过取其善为科举之文，而尝得售于场屋者耳。”而那些太学的授业之师，也极少讲学，“间相与言，亦未尝开之德行道义之实，而月书季考者，又只以促其嗜利苟得，冒昧无耻之心，殊非国家之所以立学教人之本意也”(11)，当时人们对科举的理解由此可见一斑。南渡以后，江南士子成了科举的主力，凭借时文以博名利的观念在那里更加深入人心。明乎此，我们就不难明白国家危难之时赵构小朝廷为什么仍汲汲于科道，这不是单纯的过于关注不急之务，而是关系到他的政权能否得到士子的拥戴和归心。明乎此，我们也就不难明白南宋初期的武人为什么多西北人士，这不仅是因为军队领导层是北宋时期的延续，更主要的是江南一带的人们对行伍之事不感兴趣。可以说，读书应举、做官享受已经变成了士子人生的全部功课，他们的壮心勇力为书卷消磨净尽。刘壎的《答友人论时文书》说：“夫士禀虚灵清贵之性，当务光明远大之学。然为昔之士，沉霾于卑近而不获超卓于高远者，盖宋朝束缚天下英俊，使归于一途，非工时文，无以发身而行志；虽有明籍之材，雄杰之士，亦必折抑而局于此，不为此不名为士，不得齿荐绅大夫。是以皇皇焉，竭蹶以趋，白头黄册，翡翠兰苕，至有终老而不识高明之境者，可哀也。”(12)刘壎是由宋入元的文人，他对南宋科考的反思是相当深刻的，科举牢牢地束缚着士人的灵魂，把他们引向追名逐利的人生追求。仕途的险恶压抑和举国对科举的狂热，使得士人们汲汲于功名而对体国经野集体冷漠，士风势必因此而深染庸俗之气。
第五是禅风与士风的互动。在多种因素的综合作用下，南渡士人从过去那种具有自闭特点的高雅的精神境界转向现实，他们的人生态度也随之转向庸俗、务实，审美好尚转向带有享乐特征的庸俗化和旖旎情致，而这种转变同禅风的转变具有互动关系。北宋文人之高雅的精神家园的确立很大程度上得力于禅学。当时盛行的是“文字禅”和“默照禅”，不论是繁琐的参话头还是直指心性的虚灵，都在强调一种澄澈虚静的境界，靖康之难以后，这种修行方式显然和士大夫艰难的生活处境是不合拍的，因此，禅学也转向了现实，“径山禅”就是在这种背景下兴起的。“径山禅”表面上是在强调爱国忧君，其实是在昭示文人们回到现实，面对现实，以一种务实的态度来观照现实人生。在当时的情形下，文人们不大可能转向爱国忧君，而是敞开心扉，以一种低俗的眼光和世俗的境界来理解人生、体会人生。
南宋初期文人人生态度的转变，在文学中有相当明显的表现，在辞赋中也留下明晰的印痕，这是当时辞赋对北宋后期辞赋新变的重要特征之一。
二、南宋初期辞赋流露出对世俗生活的关注和对世俗价值观念的认同
南宋初期文人人生观的庸俗化倾向促使文学创作向着世俗化的方向发展，文学作品的世俗化倾向主要表现为对现实庸常生活的关注与沉溺，其实质是对世俗价值观念的认同。在辞赋当中，其世俗化的倾向主要表现为人生态度的庸俗化、见识的低下粗鄙、对庸常习见之物事的津津乐道等。
当时的文人对身家的利害得失考虑得太多，对个人利益的追求往往不择手段，而且，他们也喜欢在辞赋中表现这种不太高尚的人生追求。在国难当头之际，诸如风水、祈福等关乎身家利害的内容在辞赋中却得到充分的表现。宋代堪舆之学极其风靡，南渡以后，此风更盛。在《宋史·艺文志》的五行类当中，收书八百五十余部，二千四百二十卷，且多为南宋人作。就连朱熹对此也极为笃信，他竟然把孝宗陵寝的选择和国运联系起来。他曾就堪舆的意义说过这样的话：“近世以来，卜筮之法虽废，而择地之说犹存。士庶稍有事力之家，欲葬其先者，无不广招术士，博访名山，参互比较，择其善之尤者，然后用之。其或择之不精，地之不吉，则必有水泉蝼蚁地风之属以贼其内，使其形神不安，而子孙亦有死亡绝灭之忧，甚可畏也。”(13)对此，罗大经也曾说过：“世人之惑(郭)璞之说，有贪求吉地未能惬意，至十数年不葬其亲者；有既以为不吉，一掘未已，至掘三掘四者。有因买地致讼，棺未入土，而家已萧条者；有兄弟数人，惑于各房风水之说，至于骨肉化为仇雠者。凡此数祸，皆璞之书为之也。”(14)由此可见堪舆学的深入人心。关注堪舆，实际上反映了人们对家族发展的重视。看重风水的风气也影响到辞赋创作。蔡发是当时著名的风水先生，他的《穴情赋》是一篇介绍堪舆精要的作品，他故弄玄虚地说，在诸般方术学问中，堪舆最难，看风水的要紧处在于：“横担横落，无龙须葬有龙；直向直扦，有气要安无气。”(15)并详细介绍了相看各种地势的要诀。可能是出于自神其说或是保密的需要，和其他的方术书籍一样，这篇赋相当晦涩难懂。与蔡发此赋异曲同工的作品还有周麟之的《槛泉赋》。作品表现的是祖茔有泉水涌出，风水极佳，赋曰：“君山之阳，大城之阜，松楸城乎其中。有泉出焉，于苍龙之首，隐若灵湫，豁若眢井，吹波若鱼目，沸潏若汤鼎”，指出墓地的这股泉水乃风水之所系，其跃动的活力似乎在暗示家族绵绵不绝的好兆头。接着，作者还阐发了该墓地之所以是吉宅的道理：“维山之颠，峨峨巍巍，三峰环峙，中写漥如巵。万斛之水，潴而为池。蛟龙之所蟠，神物之所司。水滔天兮不溢，旱竭泽而不亏。下灌注乎山陇，上潜通乎天潢之湄。”地势既聚四周之佳气，而山泉又勃勃生机，如此，家族兴旺、飞黄腾达当不是虚言。史浩的《葬五世祖衣冠招魂辞》也是一篇希望祖先保佑家族兴旺发达的作品。这篇赋在追述了五代先人的令德修行后，以衣冠招其游魂安居佳穴。由于史浩笃信道教，因此，其招魂部分畅想仙界生活，给人以身临其境之感。作品依照楚辞《招魂》的结构而放笔铺排，将游心太玄的狂热表现得淋漓尽致。赋的结尾，没有忘记叮嘱祖先一句：“佑我后人兮绵百亿，魂乎归来兮庆无极。”
对身家幸福的祈求不仅表现在对祖茔风水和家祭的关注上，也表现在对神鬼的祝祷中。当时的文人很有点像乡间老妪，不管是哪路神仙，都会正心诚意，献上虔诚和谄媚，以保佑身家的安宁。这个时期的辞赋中，表现仙佛信仰的作品不在少数。李石的《巫山凝真仙人词》是献给巫山神女的颂词，赋依宋玉《高唐神女赋》立意，但是渗入了道教的内容：“含素孕形，擢秀太清。支配位兮天干，衍三书兮月冥。摩穹汉以矗立，峙冰玉于帝庭。”赋作虽然对仙人的美丽颇有铺排，但是已失去了神女类辞赋的那种浪漫奇幻的情调，而是深染尘俗浊气，赋作归结为对福禄的祈求：“天扉兮海缺，玉龙兮金虬。从万妃兮以息以游，风东西兮安流。迷云雨兮我舟，人福禄兮仙之林。”张春的《鹤驾词》是企求游仙的。“鹤驾”语出刘向《列仙传》，本指仙人驾鹤而游，或借指神仙，由于《列仙传》记载的是周灵王太子晋(字子乔)驾鹤飞天，所以又指太子之驾。张春的这首辞描写的是白鹤聚集空中的景象，其实写的是鹤阵。但是由于仙鹤和神仙有着密切的联系，所以，作品表达了游仙飞升的渴望，赋中写道：“惟神仙之说荒唐兮，非儒生之敢详。彼道流之所传兮，谓高灵之徜徉。驱鹰隼以道卫兮，何拱扈之肃庄。谅缤纷于伏卫兮，□而出于常(帝)乡。顾十洲三岛之非遥兮，衔胎禽以游方。”作者虽然秉持“不语怪力乱神”的存疑态度，回避了鹤驾是否是仙人在遨游的问题，但还是表达了对游仙的无限向往。士大夫对佛的接受大多基于其对人生价值的反思和它所提供的超越功利的精神解脱。而世俗信仰佛教则是佞佛，是通过贿赂释迦或大士来获得其无量法力的袒护。南宋初期以来，禅学转向世俗，士大夫也逐渐向佞佛祈福的下达之道靠拢，就连位尊台辅的的秦桧也亲手自写《金刚经》以祛灾求福(16)。针对这种风气，胡寅曾指出，尊佛者有三蔽：一曰惧，二曰惑，三曰贪(17)。冯檝的《和渊明归去来辞》在表现士大夫佞佛方面颇有代表性。作品通篇表现的是奉劝世人皈依佛法的内容，没有什么深妙的禅趣，类同佛家鄙俚的化道文，如赋中写道：“归去来兮，莲社已开胡不归？……顾瞻前路，归心若奔。入慈悲室，登解脱门。万境俱寂，一真独存。炉香满炷，净水盈樽。望西方以修观，祈速睹于慈颜。入念佛之三昧，觉身心之轻安。超九莲之上品，开六超之幽关。”佛不仅可以让人摆脱精神的苦闷，而且给人预设了极乐的去处，让人得享人间无法实现的大欢乐：“俟此报之云尽，指极乐而径还。循宝树以经行，践华园而回旋。……池具七宝，黄金为舟。地平布于瑠璃，无高下之坑丘。乐音起于风树，佛声发于水流。闻者咸念三宝，祈尘缘之自休。”其他如叶子强的《迎送神辞》(五首)、葛立方的《云仙》也是这样的作品。
辞赋创作的世俗化倾向还表现在对主流政治话语的盲从和附和上。和戎和议达成，高宗等大力提倡颂美文学，朝野上下，颂声四起，谀文充斥，辞赋也不例外。文人们在咏物赋当中千方百计地塞进火德再兴的内容；歌颂严子陵的赋作勃兴，光武中兴成了人们颂美偏安江左的代名词；歌颂行都临安的辞赋以及描写南方风物的辞赋也在极力突出江南文化的本位地位，为和戎国策巧施粉墨；高宗被描画成超过汉武唐宗的最伟大的帝王，秦桧则是伊尹以后最出色的贤相，等等。颂美风气的滋长是与王朝偏安局面的确立同步的，到和议达成，颂声的喧嚣达到顶峰。可以说，颂美风气是高宗等刻意倡导的文坛主旋律。谀美秦桧的辞赋当时虽然汗牛充栋，但是现在已经难觅踪迹，我们从张嵲写给张浚的《寿赋》中还是能够推想到当时恬不知耻的谄媚者的嘴脸的。在这种风气的影响下，即使那些耿直的文人学士也不能免俗。颂美主旋律大行其道的时候，祥瑞也纷纷呈现(18)，描写祥瑞的文学作品纷至沓来，被贬编管于衡阳的胡铨也乘此风气，在绍兴二十九年(1159)创作了《衡阳瑞竹赋》。他以近三千字的笔墨热情讴歌和议以来衡阳的和谐景象，天人相与，瑞竹呈祥。赋曰：“于是若动若植，物物遂生。叶气横流，薰为太平。虽枿朽株，犹能蒸出芝菌，以为瑞物，而况乎修竹之萌。宜其挺挺对茁，猗猗并荣。俨若蜀道之两笋，宛如仙掌之双茎。固异槐龙之交翠，岂同桧尘之俱青。若夫同颖之禾，共稃之米。草有合欢，木多连理。松或交柯，蘧乃并蒂。木药双头，金芝合砌。至若比目之鰈，相依之鱼。俱飞之蝶，双飞之凫。共命之乌，比翼之鸟。征瑞牒以求比，非此君之与俱。若仆者，徒颂于盛美，百分未究其一偏，盖莫能悉数也。”祥瑞赋在北宋时期的创作是比较兴盛的，南宋初期依然保持着强势，就其颂扬当道的热情而言，这篇赋相当引人注目。祥瑞的出现，正是上苍对当下社会的认可和褒奖，作者委婉地歌颂当代曰：“时也，昭太素，示敦朴，镜太清，弃末作。笃耕蚕之本务，损丽靡之奇饰。四民安土而乐业，闲邪而存诚。复污樽抔饮之质，贵蒉桴土鼓之真。饭用土簋，歠尊土铏。采椽不断，服御无文。金玉弗珍，珠犀可捐。于是黔黎瀹尘洗垢，返朴还淳。含和而嬉，优游形神。机巧之源息，礼让之风行，咸怡愉而自得。”(19)其实天下人都明白，江南的暂时安靖是高宗以“臣构”的媚态向金人摇尾乞怜换来的，当此之时，正该卧薪尝胆，发愤图强，可惜的是，就连胡铨这样具有批判精神的人士也迷失在主流话语中，迷失在对主旋律的盲从和附和中。
从当时文学创作的思想倾向来看，世俗化倾向还表现在作品思想性的低俗和见识的平庸，此时的辞赋不能像苏轼等人的作品那样，给人以思想学识上的升华和愉悦，不能融贯众学以才运之，看不出匠心独运的才情。作品所感发的见识多是闾里细民抑或村学究一般的见识，那种高情雅韵已经为鄙俚朴讷所替代。如葛立方的《忆菁山赋》对靖康年间避祸菁山没有佳茗雅友抱怨不已，李石的《古渔词》对渔人渡人过河获利愤愤不平，等等，见识都相当浅陋。咏物赋也很难做到虚实相生、含蓄隽永，如吕本中的《蜜蜂赋》：“早出暮归，聚房以居，生理甚微。桧花菊英，反为身害(按：应为“害身”)。虽云甚甘，终以是败。既夺之食，又腊其雏。以侑尔酒，以为尔娱。醉而咀嚼，鼓舌自如。人之不仁，一如是乎！”(20)作品不能从物象中抽绎出引人深思的哲理，而只是说人类既夺蜜又吃蜂雏，极其不仁，这样的感慨的确让人难以相信是出自一个颇有思想的文人之口。此时的辞赋承接北宋之余绪，与文人生活结合得较为紧密，描写身边人物的作品较多，但也存在着见识鄙俚的问题，如张南陵的《三山二士赋》，据林南升《跋三山二士赋》说：“张南陵，乃余先君友也。所作《三山二士赋》，其一余叔祖，士大夫间往往能诵之。其辞多见于友恭之爱，余窃疑南陵伤平时之私怨，愤结而不得泄，因感二子之善，乃激发其不平而鸣之，其视其之赋鹡鸰者何远？读其赋，使人肃然怀其义，不敢辄为名教罪人者，其言亦何有劝哉。呜呼！南陵谙党里之耳目，悼冥顽之难化，恐不以二士之行为异，虑其实之湮灭，遂特书以俟后之采诗者，其乐善可嘉也。”(21)此赋今已不存，但从林南升的跋文中可以看出，此赋是对乡里两位名士的旌表，是简单的道德人生的宣扬，谈不上有什么见地。同样的作品还有胡铨的《及老堂赋》等。对陶渊明《归去来兮辞》的追和，是北宋后期以来的一种风气，苏轼等多表现通过坚守精神家园或超越个人得失来达到心灵安宁的主题，此时和陶之作依然不少，但主题却要庸俗得多。除了我们前文提到的冯檝的《归去来辞》一味佞佛外，胡铨的同题之作表现借酒销忧，王十朋的《归去来赋》表达向往隐逸而又难舍利禄的心理。作文自祭本是文人们表现对生死理解的一种手段，吴芾的《自祭文》却一反惯常的齐生死的主题，津津有味地炫耀自己富贵通泰的一生：“我自幼为田舍儿，偶因把卷，遂免扶犁。既参末宦，四十七期。入陪两禁，出把六麾。虽无玷缺，为人所嗤。第念报国，曾乏毫厘。不应叨冒，度越等夷。复虑狷介，不能脂韦。久而不退，必触祸机。旁无寸援，救之者谁？赖我此心，不昧神祇。迨至晚节，乃得放归。”这段文字很容易让人联想到江总和冯道的《自叙》，这两位都是有名的巧宦，也是大俗人。这两篇作品都表达了富贵逼身、不得已而为朝里热官的志得意满，不过，吴芾没有像江总、冯道那样扭捏作态地贱视轩冕，而是老实不客气地对自己一生的好运气和在官场闪转腾挪的智慧沾沾自喜。他对富贵功名的庸俗人生观非常接近白居易晚年所流露出的富家翁式的俗气，也许是气味相投，他对白居易称赏有加：“昔日乐天，千载所推。年龄至此，亦与世违。白之旷达，素为吾师。得与同寿，喜又何知！”在当时，吴芾的这种人生态度是相当有代表性的。促成辞赋见识浅陋和庸俗的原因除了文人们走向世俗的心理状态外，跟他们腹笥的空虚和学力的贫乏亦有密切关系，因为作品所表达的思想和作家的思想不可能等量齐观，如果知识渊博，才情丰富，即使是一个极其庸俗的人，也可能在比附连类中生发出足以给人以启迪的人生见解。
南宋初期的文人不仅以世俗的心态和眼光来体会、理解人生，而且眼界也比他们的前辈更为开阔，更关注世俗生活的方方面面。生活中习见之场景、庸常之物进入赋家的视野，成为辞赋表现的对象。不过，他们只是状物，对物象蕴含着的哲理发掘得相当不够，或者说，他们根本就没有兴趣去由物及理，去追求理趣，如何麟的《合州醉石赋》、刘望之的《遂宁糖霜赋》描写地方物产，黄彦平的《王氏二子字辞》恭维王氏二子的名字，黄补的《博陵私塾赋》描写一家私塾，吴儆的《良干堨赋》描写水利工程(22)，冯京的《偷狗赋》则表现了一场在太学的恶作剧，等等。
三、旖旎情思在辞赋中得到充分表现
与心态的变化相联系，南宋初期文人的审美好尚也发生了改变，由以往的追求妙解天人、澄怀观物转向追求旖旎婉转、摇曳多姿，由浑朴大方转向细美婉约。这种转变，究其根源，乃是文人心态的世俗化使然。文人们的心思不再停留于探索人生价值，不再寻求对现实政治苦闷的超越，而是以一种开放的、宽容的心态来面对现实人生，他们不想通过人生境界的提升来调和理想与现实的矛盾。他们面对的是国破家亡、党同伐异、权臣专制、士风萎靡等等问题，而这些，正是他们的心智和精力所无法直面和彻底深思的，或者可以说，他们在社会和人生巨变面前，失去了反思人生的勇气和魄力。因此，他们在妙解天人之外选择了随波逐流，在高情雅韵之外选择了庸俗怀抱，在孤高自闭的精神世界之外选择了世俗人生。他们的创作兴趣，不再是以理释情，而是偏重于感性的美感体验。他们所崇尚的美，不是那种引人深思或催人奋发的阳刚美，而是低回柔婉、旖旎多姿的阴柔美，是贴近生活的、能为更多的人所接纳的清倩灵动的美。可见，他们的审美取向与心态的改变是相一致的，是由雅趋俗。这种转变在描写田园的清新恬适中、在描写山水风光的穷形尽相中、在状物传情的摇曳生姿中，有非常鲜明的体现。
对乡居生活的描写，在北宋后期的辞赋中不是很多，而此时则有所增加，这与文人们求田问舍的风气有关。靖康之难后，流落南方的文人亟须寻求一个安身立命的处所，而当时盗匪蜂起，天下不靖，使得优游田园成为一种奢望，加之政治环境的日益糟糕，这就更进一步刺激了文人们对乡居生活的渴望。因而憧憬悠闲的乡居生活，借表现田园以展示旖旎多姿的襟怀遂成了一种时代好尚(23)。郑刚中的《山斋赋》这样描写乡居的情趣：“有桑有竹，有梨有栗，吾非耕而俋俋，则灌而搰搰。或无饵而钓寒溪，或带经而锄晚日。不知芰制之异乎簪裾，不知编茅而类乎营窟。桃飞花而送春，雪拥门而入室。”这种生活不同于陶渊明的那种孤傲与遗世，也不同于王维的那种禅悦与超然，而具有一种富家翁般的安逸悠闲的生活情调。作者这样描写结室山间陶然忘机的逸趣：“蓬蒿兮隐前，松筠兮蔽后。湖光兮荡左，江声兮注右。”“寂无人声，柴门昼扃。隅坐一窗，度秋林之策策；如临万壑，听风雨之冥冥。扫庸神之滞困，对孤爨之余清。盥瓶罂而小汲，杂荼荠而同烹。”从赋序“今者囚窜，正木偶因漂，南冠而系，非爱山之时”来看，此赋当作于秦桧专国时，即郑刚中被贬桂阳之后，赋中没有流露一丝的悲苦，情调细腻深婉，栖居田园的欣喜跃然纸上。表达乡居情趣的作品除了此赋外，比较出色的还有周紫芝的《蝇馆落成赋》、《敬亭山翠云庵赋》等。李处权的《乐郊赋》则传神入化地描绘了徜徉乡野的乐趣：“或狎鸥而藉草，或观鱼而临渊。或流憩以骋望，或会心以忘言。于时远山兮，连连近水兮，溅溅清秧兮，芊芊白露兮。娟娟麦初芒兮，燕乳桑已葚兮，蚕眠喜膏润之及私兮。”胡寅的《送吴郛赋》谆谆劝诫学子选择耕读的生活，也反映出作者对陶然畎亩的向往。葛立方在《旷斋赋》、《喜闲》、《横山堂三章》等辞赋中详尽描绘了乡居的方方面面，他甚至把这种生活和神仙生活相提并论。在《喜闲》中，他写道：“白
花发兮水晶宫，舍此地兮余将曷从。斧斤丁丁兮为余之栖，药作房兮梁则辛夷。朝迎山云兮暮送云归，伏腊粗给兮朝市奚为！姜畦兮芋畴，瓜瓞蔓长兮女桑始柔。高田兮壤沃，麦芒如彗兮黍如粟下。下田兮若桉，
稏衡从兮碧泉。”他以描写神女居处的笔触来写乡野景象，流注着对乡村生活的深挚之爱。《横山堂三章》也采用了这样的手法。而他的《余庆堂赋》则极为细致地描绘了乡居广厦敞轩的丰腴安逸，传达出贪图安逸的生活信念。
王十朋的《至乐斋赋》借主客问答否定得时干进的热官之乐和穴居岩处的隐者之乐，指出真正的快乐乃是优游于现实人世：“一箪食，一瓢饮，颜回之乐也。宅一区，田一廛，扬雄之乐也。是固无心于轩冕，亦不放志于山林，得乎内而乐乎道也。吾今游心于一斋之内，适意乎黄卷之中，师颜回，友扬雄，游于斯，息于斯，天下之至乐也，又乌得而能穷？”他的这段话可以作为当时描写田园生活辞赋的注脚。看得出来，文人们描写这样的生活情趣，不是想传达高蹈远世、厌弃营营的生活理想，不是想表达天人相合的人生哲学，而是出于对田园生活的由衷热爱。也正因为这些辞赋摆脱了虚设田园以寄托孤怀的格套，直抒性情，从而真实地表达出他们所憧憬的生活理想。他们所向往的是一种悠闲而且美丽的生活，一种没有苦闷和压抑的身心通泰的生活，他们是与世沉浮的，而不是像过去的田园题材的作品那样借以表达举世皆浊我独清的高洁，对现实人世作一番否定；也不想通过书写田园来阐发天人相与、与道逍遥的高旷之趣、玄妙之理。他们对乡居的热爱是纯粹的，他们以旖旎婉转的怀抱来观照田园，以摇曳多姿的笔触来表现田园，因而具有摇荡性灵的美感。有论者指出南宋初期表现田园的文学作品趋向于写实，热心于表现农民生活的困苦(24)，这其实正是文人们倾心真正的田园生活的写照。
南宋初期赋家的旖旎情怀和摇曳多姿的笔触也表现在描写山水风光方面。刘勰《文心雕龙·物色》云：“若乃山林皋壤，实文思之奥府，略语则阙，详说则繁。然则屈平所以能洞监《风》《骚》之情者，抑亦江山之助乎？”秀丽柔美的江南山水既足以流连观览，亦足以畅叙幽情。因此，赋家们柔媚婉转的怀抱在模山范水中得以充分彰显。和以往的山水赋相比，此时的作品议论直白鄙俚，而描写则精妙传神，如王十朋的《双瀑赋》：“于时骤雨初歇，飘风迅击。飞泉汹涌，怒流湍激。喷烟雾于苍岚，吼龙虎于大泽。百川震而澎湃，万类纷其辟易。疑若倾崖转壑，变丘谷而为陵。又类万马千兵，奏鼓鼙而赴敌。久之狂潦微杀，巨流顺适。灵源复循于故道，双派交驰于绝嵴。势偶殊而卒合，路虽分而稍迫。玉箸垂兮拂轻寒，长绅拖兮蘸深碧。”把瀑布描写得绘声绘色，如在目前。张孝祥的《金沙堆赋》描绘洞庭湖金沙堆的诡奇景象，也相当出色。其他如程俱的《松江赋》、《松江后赋》、《临芳观赋》，周紫芝的《敬亭山翠云庵赋》，王十朋的《大嶀山赋》，韩元吉的《万象亭赋》，吴儆的《浮丘仙赋》，苏籀的《乌石山辞》等都以写景见长。值得注意的是，这些辞赋中所表现出的赋家们对山水的态度，与东晋人的借山水以畅神不同，与以往的借山水以寄意也有区别，他们多是在寄托倾心自然美景的深情。不惟笔传山水秀杰之气，赋家们对生活的热爱抑或得之于“江山之助”。
赋家们的旖旎情怀也表现在注意发掘日常生活中的盎然情趣上。如刘子翚的《闻药杵赋》这样描写捣药之声：“观其漂姚沉著，晶荧欻霍，举虽一握之微，势有百钧之落。如唱兮复应，将定兮旋跃。乍降乍升，时散时合。幽深如写其凄厉，激烈若舒其謇谔。喧喧兮方震于厢荣，闃闃兮忽沉于寥廓。厌市锻之音陋，鄙村舂之韵浊。矧群蛙之闹池，徒蝈蝈而郭郭。斯盖古今未赏，而病翁之所独乐也。”在作者笔下，捣药之声抑扬顿挫、蕴含感情，居然是优美的乐音。与此赋手法比较接近的还有周紫芝的《听夜雨赋》等。此外，陈与义的《放鱼赋》、李石的《放鸟词》、黄彦平的《禅浴赋》在表现日常生活场景的韵味方面也相当出色。在描写细末之物方面，也有许多优秀之作。陈与义的《玉延赋》以发噱打浑的笔调描写山药，还把煮食山药写得极为富于情趣：“老生囊中之法未试，腹内之雷久鸣。搴石鼎以自濯，搘豕腹之彭亨。春江浩其波涛，远壑飒以松声。俄白云之涨谷，乱双眼于晦明。擅人间之三绝，色味胜而香清。捧杯盂而笑领，映户牖之新晴。”此赋在表现手法上主要是模仿苏轼的《菜羹赋》，但是我们很难看到苏轼那种苦中作乐的悲酸。此外，李正民的《草堂春色赋》描写美酒、洪适的《竹奴文》(25)描写竹夹膝等，亦写得情趣盎然，引人入胜。值得注意的是，这类赋将日常生活艺术化的手法是对北宋后期辞赋的继承，不同之处在于赋家们所关心的似乎不再是借此以表达某种高妙的人生哲理，而是在表现热爱生活的深情，因为这些赋的哲理气息不是很浓，纵使有的作品也狗尾续貂般地缀以议论，亦往往苍白肤浅，远没有描写部分精彩。此外，亲情的主题这个时期也得到彰显，如胡铨的《及老堂赋》、吕本中的《六子哀词》、周紫芝的《悼亡哀辞》、李处权的《悼亡赋》等，这些，都折射出人们对生活的热爱和深刻的感悟。
这个时期写梦的赋不少，但是多表达人生如梦随俗沉浮的思想，如程俱的《神游赋》、沈与求的《客游玄都观赋》、翟汝文的《睡乡赋》等。与这种情绪相一致的是吊古之作多具有空幻色彩，如范浚的《登八咏楼赋》、晁公遡的《屈原宅赋》、龚相的《项王亭赋》等。由此不难看出，文人们走向世俗情调和旖旎情怀是以放弃对人生问题的深入思索、疏离高雅的精神家园为前提的。
当然，任何一种事物在兴起的同时，它的对立面也在滋长。与审美好尚由雅趋俗相伴随的，是标举道德人生、强调士人节操的“崇正”的文艺思潮的兴起。这种明显带有理学印记的文艺思潮，对文人心态的世俗化和审美趋向的庸俗化具有一定的制约和消解作用。南宋初期的辞赋就是在世俗化和道德化两种美学取向的矛盾冲突中发展的，这从当时的咏物赋中可以略见一斑。
咏物赋是宋赋之大宗，其在表现旖旎情怀方面具有独到的优势。综观南宋初期的咏物赋，其思想内容有这样几个方面：一为借咏物以讥刺世道，如何耕的《苦樱赋》通过描写徒有其表的苦涩樱桃讽刺道学家托圣道以文饰私欲的丑行；洪适的《弃猫文》把满朝文武比作该丢弃的懒猫。一为寓怀抱于咏物，如曾协的《植菊赋》、苏籀的《二松赋》、张守的《小黄杨赋》、范浚的《甘菊赋》、王灼的《醉竹赋》等。一为祥瑞内容的咏物赋，如张昌言的《琼花赋》、苏籀的《牡丹赋》和一些描写荔枝、栀子花的赋等，表达了文人对中兴的渴望。一为借咏物以表达文人们婉约多姿的精神世界，这类赋成就比较高，颇能表现当时文人们对北宋咏物赋尚理倾向的反动。这类赋中，引人注目的是咏梅诸赋。
北宋的咏物赋有“比德”的传统，松、竹、菊等被文人们反复吟咏，以寄寓人格理想。文人们崇尚高洁卓荦的品格，花卉包括梅花等由于偏于阴柔之美，故而很少被用以比附德行。南宋初期，由于梅花是南方习见之物，而梅花的品格和美韵与文人心理存在某种契合，咏梅遂成为文学的一大题材。
在辞赋中，咏花之作多承袭屈骚和曹植《洛神赋》等神女类辞赋的传统，把花作为女神来歌咏，这种手法有利于传达花卉风姿绰约的神韵，早期咏梅的赋作也惯用这种手法，六朝辞赋自不待言，即使是北宋初期王禹偁的《红梅花赋》也是这样。不过，梅花傲雪凌寒的特点已经为文人们所瞩目，北宋后期唐庚的《惜梅赋》即借梅花以表达坦然面对逆境的心境，在此赋中，梅花与人，并没有做到物我的交融，梅花只是作者抒情的媒介而已。南宋初期，文人们远绍六朝辞赋的传统，兼以
栝林逋临水横斜暗香浮动的韵致，喜欢表现梅花风姿之婀娜动人，如李纲的《梅花赋》：“若夫含芳雪径，擢秀烟村。并竹篱而绚彩，映柴扉而断魂。暗香浮动，虽远犹闻。正如梅仙，隐居吴门。丰肌莹白，娇额涂黄。俯清溪而弄影，耿寒月而飘香。娇困无力，嫣然欲狂。又如梅妃，临镜严妆。吸风饮露，绰约婵娟。肌肤冰雪，秀色可怜。姑射神人，御气登仙。绛襦素裳，步摇之冠。璀璨的
，光彩烨然。瑶台玉姬，谪堕人间。”这似乎不是咏梅，而是描写美人。类似的作品还有释仲皎《梅花赋》等。我们注意到，这种承袭六朝赋风的手法，在北宋时期极为少见，但是在南宋却蔚为大观，究其原因，主要是梅花的韵致与当时文人旖旎婉转的情怀产生了共鸣，文人们的那种从容美丽的人格诉求与梅格深相契合。“东南妩媚”、“雌了男儿”是人们对南方文士比较普遍的看法，清人谢章铤就说：“予尝谓南宋词家于水软山温之地，为云痴月倦之辞，如幽芳孤笑，如哀鸟长吟，徘徊隐约，洵足感人。然情近而不超，声咽而不起，较之前人，亦微异矣。……有花柳而无松柏，有山水而无边塞，有笙笛而无钟鼓，斤斤株守，是亦只得其一偏矣。”(26)虽是在讨论南宋词风，移之于南方文人之气质，也未尝不可。当时的享乐之风和文人们柔媚的气质、旖旎的情怀是互为表里的，梅花妩媚的姿态能传达出他们的那种偏于阴柔的审美诉求。当然，人们也注意到梅花在比附品德方面的价值，北宋的文同就说过：“梅独以静艳寒香，占深林，出幽境。当万木未竞华侈之时，寥然孤芳，闲淡简洁，重为恬爽清旷之士所矜赏。”(27)道出了梅花在比附清旷之士方面的意义。人们既看重妩媚婉转又景仰胸次清旷的人格追求，使得梅花在比附奇男伟士方面展现出广阔的前景。南宋文人由于世事的惨淡和人生的支离飘萍，更容易从梅花感悟到幽峭、野逸等种种意趣，周紫芝就指出：“草木之妖丽变怪所以娱人之耳目者，必其颜色芬芳之美。而梅之为物，则以闲淡自得之姿，凌厉绝人之韵，婆娑于幽岩断壑之间，信开落于风雨，而不计人之观否。此其德有似于高人逸士，隐处山谷而不求知于人者。方春阳之用事，虽凡草恶木猥陋下质，皆伐丽以争妍，务能而献笑，而梅独当隆冬沍寒风饕雪虐之后，发于枯林，秀于槁枝。挺然于岁寒之松，让畔而争席，此其操有似于高人逸士，身在岩穴而名满天下者。”(28)又如姜特立在《跋陈宰〈梅花赋〉》中说：“夫梅花者，根回造化，气欲冰霜，禀天地之劲节，厌红紫而孤芳。方之于人，伯夷首阳之下，屈子湘水之旁，斯为称矣。自说者谓宋广平铁石心肠，乃为梅花作赋。呜呼梅乎！斯将置汝桃李之间乎？余谓唯铁心石肠，乃能赋梅花。今靖侯不比之佳人女子，乃取类于奇男伟士，可谓知梅花者也。”(29)其实，这样的言论在当时相当多。在这种审美诉求的促使下，咏梅赋中也融入了拗劲磊落的情感，如王铚的《早梅花赋》开篇表现梅花的风姿绰约，赋曰：“彼美仙姿，琼存幽致。春风万里，报南国之佳人；香艳一枝，富东君之妙意。观夫离类绝俗，含新吐奇。妙有江山之兴，萧然风露之姿。气韵雅甚，精神远而。雪满南枝，想梁园之未赋；春生寒谷，鄙邹律之潜吹。其时掩冉半开，娉婷一笑。绚红日以朝映，耿青灯之夜照。何郎秀句，不足以咏其妍；徐熙淡墨，不足以传其妙。城隅璀璨，遥瞻妍女之殊；月下横斜，乍识鲛人之燎。”(30)复又表现梅花胸次清旷的特性：“兹梅也，排风日而迥出，傲霜雪而独丽。色靡竟于阳春，志可期于晚岁。所以兴动钱塘之老，妙语增新；香贻陇首之人，芳期远契。彼清露兮，被三径之菊；彼光风兮，泛九畹之兰。欹红蕖于夏永，破丹杏于春寒。丽质鲜妍，则比我已远；高情潇洒，而方兹实难。”这段文字把梅花两个方面的特性都关照到了。李处权的《梅花赋》则突出梅花在比附品德方面的价值：“懿江梅之秀出兮，俨亭亭而绝比。既婵娟以映岫兮，复窈窕以临水。类忘言之贞士兮，肖独洁之君子。……寄美人之一枝兮，想横斜于镜里。抗翠袖于天寒兮，抚修竹而孤倚。”张嵲的《梅花赋》则更进一步，传神地刻画梅花的姿态，表现它孤高而美丽的品格，初步融合了梅格这两个方面的特性：“格伴蕙茝，志傲冰霜。青枝瘦而依荫，乱蕊繁而向阳。风披逸态，月射孤光。挺出尘之绝艳，吐超世之奇香。若乃远壑冰消，疏林雪后，沙村迴而日晚，石涧浅而寒溜。临山径之欹危，出茅檐之左右。或芬敷而盛发，或伶俜而欲瘦。或含葩而未吐，或喷蕊而竞秀。其高者如举，其低者如坠。其疏者如刻，其密者如缀。其素者如愁，其绛者如醉。倾日而照者如笑，迎风而靡者如愧。睹节物之芳华，乱乡愁于晚岁。怀故园之春色，惟兹花之颇类。”从辞赋中梅花品格的这种演变，我们可以清晰地感受到南宋文人既崇尚旖旎情怀又深受“崇正”文艺思潮影响的创作实际。
通过对南宋初期辞赋世俗化倾向的探讨，我们发现，当时的文人在逐渐摆脱精神的自闭，走向广阔的现实世界。但是他们的倾心现实并没有回归到北宋中期所张扬的淑世精神，而是走向了世俗化，走向了庸俗和妩媚。他们汲汲于家族的兴旺和富贵利达，见识也鄙俚不堪，类同齐民百姓，并紧跟文坛主旋律，盲目地为当道者歌功颂德。辞赋的审美好尚也因此发生了变化，以旖旎多姿的情怀感受大千世界，向往田园的宁静澹逸，关注庸常生活的盎然情趣，在吟咏物象中寄托摇曳动人的怀抱，在如梦如幻的人生感受中淡忘对家国天下的责任。这一特点很容易让人联想到北宋时期宋祁、宋庠辞赋的雍容闲雅，但是，二宋是在表现真仁时期的治平气象，而此时文人生当朝廷危若累卵之时，却仅限于发抒一己之闲情，这的确值得深思。辞赋的世俗化倾向源于文人人生态度的趋向庸俗，是恶劣的政治环境、偏安的心理、享乐的风气、对科举的过分看重以及学术思想的趋向世俗等因素造就了士人庸俗的灵魂，从而也造就了辞赋的世俗化倾向。因此，当我们为当时文人慷慨激昂的爱国诗篇所感动的时候，一定要考虑到他们是激于一时义愤还是出于挤兑政敌的需要，是邀直买忠还是挟持舆论。堂堂中原大国，亡于蕞尔小邦，此后又长期摇尾乞怜，士风之不振，当难辞其咎。因此，在文人们的慷慨高歌之外，关注于此时文风的世俗情调，或许能对南宋文学有更为全面的评价。
注释：
①陈邦瞻：《宋史纪事本末》卷七十六，北京：中华书局，1977年，第808页。
②韩淲撰，陈菊园点校：《涧泉日记》卷上，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3年，第5页。
③《元城学案》附录，黄宗羲撰，全祖望补修，陈金生、梁运华点校：《宋元学案》卷二十，北京：中华书局，1986年。
④钱钟书：《宋诗选注》，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82年，第191页。
⑤《宋史》卷三百七十四《胡铨传》，北京：中华书局，1977年，第11588-11589页。
⑥程俱：《北山小集》卷三十九《札子》，文渊阁四库全书本。
⑦参看《宋史》卷三百八十《楼炤传》，北京：中华书局，1977年，第11717页等。
⑧罗大经撰，王瑞来点校：《鹤林玉露》，北京：中华书局，1983年，第241-242页。
⑨参看徐松辑《宋会要辑稿·选举》四之四三，北京：中华书局，1957年。
⑩叶梦得：《避暑录话》，丁传靖辑：《宋人轶事汇编》下册，北京：中华书局1981年，第1097-1098页。
(11)朱熹：《学校贡举私议》，见孟宪承等编：《中国古代教育史资料》，北京：人民教育出版社，1980年，第217-218页。
(12)刘壎：《水云村稿》卷十一，文渊阁四库全书本。
(13)朱熹：《朱文公集》卷十五《山陵议状》，四部丛刊初编本，上海：商务印书馆，1929年，第230页。
(14)罗大经撰，王瑞来点校：《鹤林玉露》，第344页。
(15)本文所引辞赋，均引自上海辞书出版社、安徽教育出版社2007年版《全宋文》(曾枣庄、刘琳主编)并参校文渊阁本《四库全书》，为了行文方便，除特殊情况外不再胪列出处。
(16)参看胡寅《斐然集》卷十七《寄秦会之》，文渊阁四库全书本。
(17)参看胡寅《斐然集》卷十九《崇正辨序》，文渊阁四库全书本。
(18)参看《宋史》卷四百七十三《佞臣三·秦桧传》，北京：中华书局，1977年，第13759页。
(19)《永乐大典》之残卷19866，中华书局，1986年。
(20)吴曾：《能改斋漫录》卷十五，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79年，第445页。
(21)曾枣庄、刘琳主编：《全宋文》第148册，上海/合肥：上海辞书出版社、安徽教育出版社，2007年，第359页。
(22)秦观的《浮山堰赋》也描写水利工程，题材和吴儆的《良干堨赋》相类，但秦观赋重在反思梁武帝掘浮山堰灌城阻敌的荒唐之举，而吴儆的赋则描写干堨给农业生产带来的福祉。
(23)参看罗大经《鹤林玉露》甲编卷二“农圃渔樵”条(北京：中华书局，1983年，第25-26页)以及丙编卷四“山静日长”条(第304-305页)。朱敦儒的《感皇恩》颇能道出当时文人的志趣，词曰：“一个小园儿，两三亩地。花竹随宜旋装缀。槿篱茅舍，便有山家风味。等闲池上饮，林间醉。都为自家，胸中无事，风景争来趁游戏。称心如意，剩活人间几岁。洞天谁道在、尘寰外。”
(24)参看刘蔚：《宋代田园诗的演进与分期》，《文史哲》2004年第6期。
(25)与洪适此赋同题材的有北宋后期谢
的《竹夫人赋》。苏东坡有《送竹几与谢秀才》诗云：“平生长物扰天真，老去归田只此身。留我同行木上坐，赠君无语竹夫人。但随秋扇年年在，莫斗琼枝夜夜新。堪笑荒唐玉川子，暮年家口若为亲。”这里的“谢秀才”当指谢，因为谢赋借题发挥，讨论适性逍遥的人生，与苏轼此诗的意思非常接近，此赋当为谢得到苏轼所赠竹夫人和此诗以后所作。洪适的《竹奴文》则全失此意，他以游戏的笔触表现竹夫人对他生活的重要性。比较两赋，一则议论独到，感悟颇多；一则幽默诙谐，情趣盎然。
(26)谢章铤：《赌棋山庄词话》续编卷五，《词话丛编》本。
(27)文同：《赏梅唱和诗序》，《丹渊集》卷二十五，文渊阁四库全书本。
(28)周紫芝：《双梅阁记》，曾枣庄、刘琳主编：《全宋文》第162册，第275页。
(29)姜特立：《跋陈宰〈梅花赋〉》，曾枣庄、刘琳主编：《全宋文》第224册，第3页。
(30)见《永乐大典》卷二千八百八。王铚与释仲皎交往甚密，彼此唱和频繁，此赋极有可能是和释仲皎《梅花赋》的酬唱之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