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华文创作在非华文世界的现状、地位和前景，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前景论文,现状论文,地位论文,世界论文,华文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引起我以这个题目来发言的动机是几个月前看了墨尔本祖丽女士寄来的一册《文化跨越——中华文学与移民文化国际讨论会文集》以后就形成的。这本论文集是去年大洋洲华文作家协会成立大会的论文集。本来作为该协会的发起人之一，我也是应该参加那次盛会的，不巧，会前不久我又应邀去欧洲访问，于是错过了恭临的机会。会后，至璋和祖丽二位又花费了半年多的时间和心血，才编出了这本设计独特、装帧精美、内容丰富的大会论文集，寄来让我分享与会各位的宏论高见。
认真拜读之后，我发现参加“中华文化与文学的世界观”和“华文创作在英语主流社会面临的挑战与机会”这两场讨论会的发言者，似乎都对海外华文文学如何融入非华语社会的主流文学和如何进入华文文学的主流持相当悲观的态度。有的归罪于文学批评中的“正统论”观念对海外华文文学有偏见（注：叶宋曼瑛：《移民文学如何能迈向世界》，《文化跨越——中华文化与移民文化国际研讨会文集》，第42—44页，夏祖丽主编，1997年， 台湾。 ）； 有的感叹中华文化太“微妙” （subtle），而正是这种“微妙性”（subtlety）使西方人无法深入了解中华文化（注：洪丕柱：《中华文化和文学的全球化》，第52—56页，出处同注①。）；也有的抱怨海外良莠不齐的华文作家队伍和“真空”的文学市场（注：欧阳昱：《文学死亡了吗？》，第71—76页，出处同注①。）；还有的忧虑海外华文作家创作已处于“题材局限”、“环境孤独”和“文化退化”的三大困境（注：田新彬：《北美华文文学的困境与突破》，第63—67页，出处同注①。）；更有人相信华文文学之所以不能融入西方社会，是因为华文作家和西方读者都无法“跨越一道文字的鸿沟”，于是呼吁只有翻译才能拯救海外华文文学（注：郑健娜：《跨越一道文字的鸿沟》，第68—70页，出处同注①。）有的发言人还怀疑是否应该用英语写作（注：欧阳昱：《文学死亡了吗？》，第71—76页，出处同注①。），或者主张创作迎合广大移民实际文化层次、经历和情感的作品，以使自己的作品让“华裔”、“亚裔”和“有相似经验的欧裔”都能接受，从而进入世界市场（注：叶宋曼瑛：《移民文学如何能迈向世界》，《文化跨越——中华文化与移民文化国际研讨会文集》，第42—44页，夏祖丽主编，1997年，台湾。）。
在我看来，以上各位对海外华文文学现状所作的种种分析固然不无道理；而对于海外华文文学能不能进入当地非华文文学或者世界华文文学的主流的担忧则大可不必；至于为了要想让海外华文文学进入世界市场而提倡在内容和形式上去迎合某种口味、心理和需要，甚至改用英语创作的建议，我则完全不能苟同。
我说我们完全不必担忧海外华文文学能不能进入当地文学或华文文学的主流，这是因为，我认为，海外华文文学的地位已经决定了它只能担任支流的角色。不管我们忧虑不忧虑，它都既不可能成为世界华文文学的主流，也不可能真正进入当地非华文文学的主流。
正如我们可以十分肯定地说：澳洲不可能进入世界的超级大国的行列，因为这是由澳洲的人口、地理和历史等种种因素所决定的。海外华文文学之所以不可能成为或者进入主流，也是由于种种不可更改的因素决定的，而其首要因素就是语言。文学是用语言来表达的，用处于支流地位的语言决创作不出主流的文学。一个所在国的主流文学，只可能用所在国的主流语言来创作。英语是英国人民的国语，而英语文学之所以现在也能够成为美国、澳大利亚、加拿大，甚至印度的主流文学，并不是因为海外英文作家们的特殊贡献，而是因为这些国家都曾经长期是英国的殖民地，英语已经成了这些国家的法定语言。所以，以英语书写、表达的文学作品就不但理所当然地成了当地的主流文学，而且也很容易成为世界英语文学主流的一部分。而华文则完全相反。在美洲、欧洲和大洋洲，华文固然是一种少数民族的语言，懂得和使用的人极少，即使在华人占大多数或很大一部分的东南亚各国，除了新加坡是一个例外，在其他国家，华人和华文受压制的情况也是众所周知的。在这样的形势中，华文文学怎么有条件成为当地的主流文学呢？
汕头大学台港及海外华文文学研究中心主任陈贤茂教授在《海外华文文学与中国文学的关系》一文中有这样一个观点，我非常赞同（注：陈贤茂：《海外华文文学与中国文学的关系》，《华文文学》，1996年第2期，第47—51页。）：
文学的繁荣与否，不仅与政治、经济、文化各方面的条件密切相关，而且与国家社会所提供的文学土壤密切相关。中国（我想这儿也包括了港台——笔者注）是全民使用华文华语的国家，文学土壤十分丰沃，这就决定了中国的华文文学经常处于非常活跃的变动状态，像长江大河一样，永远波动不息。海外华文文学之花则是开放在华文华语处于弱势的社会里，文学土壤并不丰沃，因而无法从自身生存的土壤里吸取成长发育所必须的养分，这就迫使海外华文作家只能从母国的华文文学中吸取养分。从这一角度来说，中国文学是源，海外华文文学是流；中国文学是根，海外华文文学是叶。源与流，根与叶，这就是在当前情况下，中国文学与海外华文文学的关系。离开了源流，河水会干涸；离开了根干，树叶会枯萎，这从一些国家的华文文学现状也可得到证明。
正因为产生海外华文文学的所在国的主流语言都不是华语，所以也就决定了海外华文作家大多是第一代华人。这是因为往往只有第一代华人才真正有足够的语言条件来用华文创作。为了就业和生存的需要，一般来说，即使在父母还很重视华文教育的家庭，第二代华人也常常最多只能掌握仅够日常应付的华语而难以用华文来写作了。至于到了第三、四代，则就连要说几句华文都很困难。这种情况在某些东南亚国家可能有些例外，比如在新加坡、马来西亚等国，由于华文学校的普遍存在，很多第二、三代的华人子弟成为华文作家的并不在少数，但是由于语言环境的影响和华文文学资料的缺少，他们的创作水平就不可能不受影响。
既然在大多数国家，海外华文作家都是第一代移民，那么，海外华文作家的队伍就不可能真正壮大起来，于是也就形成不了主流的气候；再加上新移民一般都要经受巨大的生活压力，海外华文作家中真正能以全心投入创作来维持生活的人为数极微，极大多数作家都只能一面以华文业余创作，一面还要设法提高所在国主流语言的运用能力，以应付生活和工作的需要，所以，在非华文世界华文文学作品质量的提高和数量的增加就都绝不容易。
因为海外华文作家大多是第一代移民，于是，他们的作品也必然脱离不了强烈的中国文化传统的烙印，这就解释了为什么在海外华文作家的作品中总有大量的表达思乡之情与传统文学观念的作品。然而，随着华文作家背井离乡时间的增加，这种思乡之情和传统观念就会渐渐淡薄，可供创作的题材也会渐渐减少，于是就形成了海外华文作品比起中国本土文学作品来较为苍白、单薄的缺点。这一不可避免的缺点也注定了海外华文文学不可能成为主流。我在1991年打过一个比喻，说：“中国的文化是滋长、扎根于中国国土上的，到了海外，就如移植到他处的乔木，即使不枯萎，也难免枝瘦叶黄了。”（注：徐家祯：《关于海外华文作家的双重任务》，《亚洲华文作家杂志》第35期，第8—9页。）实际上也就是陈贤茂所说的“中国文学是源，海外华文文学是流；中国文学是根，海外华文文学是叶”的意思。
以上就是华文文学在非华文世界的现状，而这种现状就决定了海外华文文学无可扭转的“支流”地位。在世界华文文学中，主流只能在中国（这儿当然包括台湾、香港）；而在非华文社会中，其主流文学只能是以主流语言创作的文学。这是无可更改的事实。
不过，海外华文文学不能改变其支流的地位，并不等于不能提高其自身的地位，更不等于海外华文作家个人没有进入非华文社会的主流文学或世界华文文学的主流的可能性。这正如我们说澳洲不可能成为一个超级大国，这并不等于说澳洲没有可能成为世界强国之一，或者澳洲的某一技术不可能达到世界第一的水平一样。只不过，我认为，要提高海外华文文学的地位，决不能通过改用英文创作这一途径来达到，因为一位海外华人作家改用英文创作以后，或许有可能得到当地读者的接受从而进入当地主流文学，但是，与此同时，那位华文作家也就失去了“华文作家”的称号，所以也就不再属于今天我们讨论的范围了。
我也认为，要提高海外华文文学的地位，决不能通过迎合非华文社会读者口味这一途径来达到，因为虽然以当地读者的口味来创作的文学作品或许会因其通俗化和西方化而得到当地读者的接受，但是，与此同时，华文作家也就自动降低了自己作品的水平，从而更远离了中国文学的本源。这就像海外中国饭馆中普遍被西方顾客接受的炒杂碎、甜酸肉、什锦炒饭却很少有中国顾客去问津一样，难道写出几本炒杂碎、甜酸肉、什锦炒饭式的作品，得到西方读者的捧场却为中国读者所嗤鼻，我们也能以此沾沾自喜吗？这真是“欲以利之，适以害之”的做法！
我甚至并不认为加强翻译就能把海外华文作品成功地介绍进主流文学，因为如果我们海外华文文学本身不能产生第一流的好作品，那么即使将作品译成各国文字，也休想让全世界的读者来都来接受。得到诺贝尔文学奖金的作家几乎都是用自己的母语创作的，他们并不担心他们作品中的“微妙性”不能被别国人理解，更不用担心没有人会翻译他们的作品！
文学究竟是什么？是“心声也”！林语堂说：“一切有价值的文学作品，乃为作者心灵的发表，其本质上是抒情的。……只有直接从人们心灵上发生的思想，始值得永垂不朽。”（注：林语堂：《吾国与吾民》第七章“中国的文学生活”，（选自《林语堂选集》第9页）， 海峡文艺出版社，1988，福建。）要提高海外华文文学的地位，我看唯一的途径是提高作家的自身情操、文学修养和华文的运用能力，写出有影响，有分量，有感染力，具有普遍意义的好作品来。有了这样的作品问世，我们就不怕得不到世界华文文学主流或者非华文社会文学主流的重视，白先勇、陈若曦、於梨华等作家在海外创作了大量作品，可以说是名副其实的海外华文作家。他们一没有用英语写作，二没有去刻意迎合西方读者的口味；他们只是努力写了自身最熟悉的生活，在作品中表达了自己最想表达的情感，于是他们的作品就已在华文主流社会大量出版，在西方社会也已被不少学者所绍介和研究，这就是很好的明证。
记得在十年之前，我写过一篇短文，说文学创作是不能有功利性的。在一切为历代统治者歌功颂德的作品中，很少有传世佳作；但在那些真正表现内心世界、表露作者真情实感的作品中却能发现不少不朽之作；而真正风貌隽永的作品，则往往是什么明确的功利目的都没有的作品。正如音乐家中的莫扎特和舒伯特，他们一生处于逆境，最后都因贫病交迫而英年早逝，很多作品在他们生前连问世的机会都没有，但是他们还是默默地、顽强地创作着。而今天，二百多年之后，他们的作品不是还在感染着全世界千百万听众吗！（注：徐家祯：《文学的价值》，《新海潮报》，1993年，墨尔本。）鲁迅是公认的本世纪伟大的小说家和散文作家，但是在本世纪初他开始写作时却完全没有功利的目的。他的弟弟周作人在鲁迅死后回忆说：那时作品完成到了付刊时，鲁迅却往往不愿出名，对他弟弟说：“就写你的名字吧。”周作人评论道：“他为什么这样做呢？并不如别人所说，因为言论激烈所以匿名，实在只如上文所说不求闻达，但求自由的想或写，不要学者文人的名，自然也更不为利”。“做事全不为名誉，只是由于自己的爱好，这是求学问弄艺术的最高态度。”（注：周作人：《关于鲁迅》，《瓜豆集》，第152 —161页，岳麓书社出版，1989年，长沙。）
我想，要提高海外华文文学在当地文学和世界华文文学中的地位，唯一的出路也只有不求名利，默默地创作，默默地耕耘！
当然，我们现在的时代已经不是两百年前莫扎特和舒伯特的时代，甚至已不是80年前鲁迅的时代了。但是，我们也应看到，同样，我们海外华文作家的队伍也已经不同于150年前淘金时代的华人劳工队伍了。在今天的第一代新移民中，不乏精通多国语言文化、既有高等学历，又有专门技术和高度文学修养的专业人士，我想，在海外华文作家中大量出现能被主流文学接受的优秀作品的时代是指日可待的！
于澳大利亚斯陡林红叶山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