吕晶华[1]2002年在《“台湾意识”剖析》文中研究指明“台湾意识”，即台湾民众在长期共同生活中所形成的共同心理认知，是中国传统文化熏陶下形成的“台湾情结”，在当前台湾社会是一种客观存在，具有广泛影响。应当说，台湾民众对统一的态度、对祖国大陆、对自己身为中国人的认同程度，是决定两岸能否尽早实现和平统一的重要环节，也是保障两岸统一后台湾继续稳定发展的要素。钱其琛在纪念江主席《为促进祖国统一大业的完成而继续奋斗》发表五周年座谈会讲话中指出，“台湾同胞是实现祖国和平统一的基本力量。我们始终真心实意地寄希望于台湾同胞。”寄希望于台湾同胞，就必须要了解台湾民众的心态，就必须对在台湾具有深厚社会基础的“台湾意识”有所了解。目前，大陆学者在这一方面的研究还较为欠缺，或简单地将之视为“台独意识”而加以批判。这不仅不符合台湾社会的实际情况，也将极大地伤害台湾民众的感情，从而对统一大业的完成造成不利影响。 另一方面，以李登辉为首的台独分子为了实现其分裂祖国的阴谋，也妄图利用“台湾意识”中的负面因素，对其进行侵蚀和异化，以迷惑台湾民众；随着民进党籍总统陈水扁的上台，台湾当局推动意识形态台独化的趋势日益明显。为了引起广大台湾民众的警惕，及时遏制这种趋势，我们也有必要对“台湾意识”加以剖析，以便及时采取相应对策，因势利导，促进祖国统一大业的早日完成。 本文以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为指导思想，以包括台湾人民在内的全体中国人民根本利益为出发点，对“台湾意识”的具体内涵、历史发展和现状作了全面、客观的评述，明确其与“中国意识＼“台独意识”的关系，并通过叁者的对比分析深刻揭批台独本质，以使广大台湾民众对以“台湾意识”为包装的“台独意识”提高警惕，增强辨别力，粉碎台独势力企图从意识形态上毒害台湾人民的阴谋。 全文共分六部分。前言部分简述了本文写作的意义、目的与方法，及目前大陆学者在“台湾意识”方面研究的概况。 第一章对“台湾意识”与“中国意识”这两个贯穿全文的基本概念做了分析，并通过台湾与中国的从属关系证明，“台湾意识”与“中国意识”这两种分别以认同台湾和认同中国为主要内容的社会意识是一种部分与整体、局部与全局的关系，明确了“台湾意识”的本质内涵是在热爱祖国前提下的一种地方意识。当然，“台湾意识”由于台湾特殊的地理环境与历史遭遇而具有一定的特殊性，这也是应当引起我们注意的。 第二章对“台湾意识”的产生、发展历程作了系统描述，并通过其在不同时期的不同表现说明，无论何时，“台湾意识”都是“中国意识”在台湾的一种具体表现形态，是“中国意识”的一部分；此外，通过对“台湾意识”发展的历史背景的分析，指出了因台湾历史之特殊性而使“台湾意识”中蕴含的一些负面因素，这些虽然是非本质、非主流的，但却给分离主义势力以可乘之机，对此，我们必须提高警惕。 第叁章着重阐述了“台独意识”对当代“台湾意识”的侵 ．二－ 蚀与异化。由于台湾社会背景的变化，更重要的是，由于台湾 当局的台独本质，“台湾意识”中的负面因素被过分夸大利用。 其中台湾前“总统”李登辉提出并大加倡导的“新台湾人主义＼ 可以说，是侵蚀和异化“台湾意识”以迷惑台湾民众的各种“理 论”中影响最大的一种／‘新台湾人主义”这一概念虽然在客 观上具有融合台湾社会所特有的族群冲突的一面，但这只是李 登辉借以取得台湾民众信任的手段，其真正目的是借这一理论 的提出夸大台湾的“主体性”、“特殊性”，以为其独台活动奠 定民众基础。当前，随着民进党籍总统陈水扁的上台，侵蚀和 异化“台湾意识”的步伐明显加快，如若不及早遏制，极有可 能会导致“台湾意识”向脱离“中国意识”的方向演化，这必 将损害包括台湾人民在内的全体中华民族的根本利益。 第四章主要分析了“台湾意识” 在当今台湾社会的具体 表现，及其与“台独意识”的关系。从中可以看出，“台湾意 识”发展到今日，爱国仍是其最基本内容，对台湾的热爱感与 认同感仍是在认同祖国前提下的一种地方意识，广大台湾民众 是坚决反对祖国分裂的。但是，由于“台湾意识”的特殊性， 其在表面上似乎与“台独意识”有共通之处，台独势力对此也 大加利用，企图将之异化为“台独意识”。实际上，这两者在 本质上是截然对立的，我们务必要将两者辨析清楚，期望能够 使广大台湾民众继续发扬从属于“中国意识”的“台湾意识”， 摒弃以其为外衣的“台独意识”。另外，对当前台独势力的增 强，部分台独分子将之归结为“台独意识”的扩张，如何正确 看待这一现象，避免对“台独意识”泛滥程度的夸大
成正, 王龙国[2]2009年在《对当今影响两岸和平发展的两个关键“台湾意识”剖析》文中研究说明长期以来两岸关系一直在缓慢曲折地发展,究其原因是长期沉淀形成的叛逆、悲情、族群等"台湾意识"之中,遗留在台湾民众心中的"殖民意识"和"恐共意识",深刻地影响着台湾民众对祖国大陆善意理解和政治认可的态度与价值取向,这也是导致了两岸之间"经热政冷",并使得两岸和平统一之路阻扰重重的深层次因素。为此,我们需要做到:正视"客观存在"与理性对待相结合,并用真诚的有效的善意来回应台湾民众;求同存异,双方学习借鉴,超越对抗思维;用强大的中国综合实力来整合和淡化两岸意识形态。
齐钢[3]2016年在《文化视阈中的台湾青春成长电影（1982～2012）》文中指出台湾电影从1980年代开始衰退,青释成长电影却在低迷的台湾电影市场一技独秀,长期受到观众欢迎,这与台湾电影年轻的创作群体、以年轻人为主的人口结构、不够健全的电影工业和文化怀旧的社会心理相关。在分析青春成长电影流行台湾社会原因的基础上,论文从1982年新电影的青春成长片切入,以台湾电影叁十年历史发展为纵轴,把台湾青春成长电影按时间顺序依次归类为80年代新电影、90年代新新电影和新世纪后新电影,研究台湾青春成长电影与社会的关系,以文化视角挖掘青春成长电影隐含的文化现象,分析台湾地区在不同世代社会政治体制、意识形态语境下影片的文化意蕴以及电影对社会的引导作用。在国民党专制统治下新电影借用青少年个体的自我成长以及伴随自我意识觉醒而崛起的女性主义暗示了80年代台湾社会正在形成的反对国民党威权统治、追求民主自由的社会主体性。这种不断生成的社会主体性让台湾民众开始刘国民党宣传的大中华身份认同表示怀疑,本土意识和反对美日新殖民的民族主义有所显现。由于独立的主体意识的追求和反感西方新殖民主义,新电影有意与现代文化保持距离,这使它在审美旨趣上偏向于传统的东方主义美学,然而难以回避的现代文明又让新电影徘徊于现代与传统的矛盾之间。1980年代末期台湾社会发生巨大变化。一方而现代负而文化颠覆了传统价值体系和道德伦理观念,社会变得唯利是图、世风日下；另一方面台湾解严后政治体制的转变使台湾社会的秩序遭到破坏,社会陷入政经混乱。新新电影着重表现乱象纷呈下的台湾都市青少年的犯罪、暴力等越轨行为,关注他们在威权崩溃、家国解体的语境中青少年个体颓废、迷茫的精神世界以及无处逃遁的囚徒困境。新新电影的这种“反成长”叙事虽然终结了经典成长电影给人的正面引导,但并不意味教育意义的消亡。影片中时间的压缩停滞、空间的变形以及青少年被社会机器撕裂的命运昭示了影片在哲学层而叩问了人的存在本质和生命的本真,赋予影片另一层面的成长意义。然而新新电影缺少对青少年越轨等偏差行为背后人性方面的深入剖析,留下艺术缺陷,而且它过度的自我重复和强烈的作者论风格把自己带入了死胡同。新世纪后本土主义势力不断强大,台湾社会表现出“去中国化”迹象。本土主义抬头与台湾民众盲目热爱本土岛屿影响了后新电影的创作。后新电影通过影片画面木土符号(地理、人文景观)视觉元素的呈现、切割与中国大陆的联系和塑造标志台湾在地人身份的“台客’人物,寄寓意欲政治独立的意识形态。此外后新电影通过叙述青年人在台湾这片土地上的自强不息、奋发拼搏,再次把青年人的成长与在地意识的台湾精神联系起来,这种排斥大陆强调本土的台湾意识与台独主张不无耦合。同时以多元文化为借口,后新电影描写台湾社会的亲日媚日以及原住民、同性恋等亚文化现象,其实质前者恰好反映了台湾的后殖民心结和企图在政治上拉拢日本对抗中国的目的,后者因为回避了亚文化与主流文化的对抗,使亚文化只成了多元文化的补充；或者把亚文化转化成消费元素,让亚文化难以充分传达出颠覆与解构的力量,青少年的成长意味有所淡化。总之,台湾青春成长电影一方面和现实社会、意识形态保持了联结,另一方而却回避一些社会敏感问题,不敢直面现实矛盾,而且越往后越丧失残酷青春物语,导致电影由轻浅滑向浪漫唯美。台湾电影应放下形塑“国家”形象的政治文化包袱,放宽视野制作更多类型、更多题材面向大陆、东南亚国家的影片,而不是充满本上主义倾向的在地化电影,这才是台湾电影的未来之路。
管苗雨[4]2013年在《“台湾意识”探析》文中进行了进一步梳理“台湾意识”是指台湾民众在长期共同生活中所形成的共同心理认知,是“中国意识”在台湾地区的反映。在不同的历史时期,“台湾意识”具有不同内涵。从明清时期发展至今,“台湾意识”的基本内容包括叁个方面：爱乡爱土的炽热情怀,历经磨难的悲情意识和自己当家作主的朴素愿望。“台湾意识”的形成有深刻的历史背景,大陆移民开拓和定居台湾是“台湾意识”形成的最原始因素,主要表现为爱乡爱土的炽热情怀；长期的殖民统治是“台湾意识”形成的外来条件,主要表现为历经磨难的悲情意识；政府的腐败无能是“台湾意识”形成的政治原因,不仅加深了台湾民众的悲情心理,还促发了对民主的诉求和愿望。“台湾意识”的形成也有其现实因素,经济的腾飞和中产阶级的崛起为“台湾意识”形成发展提供了坚实的物质保障和阶级基础,使台湾民众当家作主的民主诉求由理论成为现实。台湾民主化以来,“台湾意识”有两种发展趋向,一种是与“中国意识”相融合的趋向,具体表现为“台湾认同”。另一种是与“中国意识”相背离的趋向,即“台独意识”,这是“台湾意识”的异化内容和结果。蒋氏父子在位期间,“中国意识”一直是台湾社会的主流意识；在李登辉、陈水扁执政时期,“台湾意识”异化为“台独意识”并急剧发酵；马英九上台以来,“台湾意识”逐渐与“中国意识”相联结。在台湾蓝绿政党轮流执政的背景下,“台湾意识”的两种发展倾向呈现出此消彼长的态势。但要明确的是,“台湾意识”的本质是“中国意识”,“台独意识”绝不等于“台湾意识”。“台独意识”是“台湾意识”的异化,“台独”不能代表也绝对不是台湾社会的主流民意。由于受到客观条件和现实因素的制约,大陆和台湾关于“台湾意识”的认知存在一定的差异。但是,“中国意识”作为“台湾意识”的本质这一事实从未改变。“台湾意识”是影响两岸关系和平发展重要因素,紧随“台湾意识”的发展动向,要坚决反对“台独意识”,尊重台湾的主流民意,在搁置争议的基础上,以“民族认同”为契合点,凝聚两岸共识,推进两岸关系持续稳定发展。
柴高洁[5]2013年在《20世纪50-70年代台湾现代诗潮转向研究》文中指出纵观台湾现代诗的发展过程,不难发现其中历史断裂的事实,文化锻接的真相,尤其是因为历史的波谲云诡与文化的多元杂陈所呈现的现代诗潮的螺旋型转向之发展型态。其中历史、政治、民族、文化等多个影响源的缠绕,导引、规约了现代诗的发展路向。以至于各种文化、思潮、主义交融汇通,“现代”、“传统”和“乡土”彼此冲突又并行互动,共筑起台湾现代诗多元融合又特立独行的艺术格局。所以,本文以“转向”为切入点,以“断裂”与“共构”为关键词,探讨台湾现代诗转向的事实、动态、原因、内容与转向后的特色等问题。通过梳理现象背后复杂的历史背景,细读史料中的诗歌文本,摸索其诗学延展的足迹,从而剖析台湾现代诗转向的外在因素与内里逻辑,以期为台湾现代诗的研究锻造出一把入门的钥匙。绪论部分,首先追溯台湾新诗的发生及其时代特色,钩沉台湾日据时期新诗发展积留的诗学问题,廓清台湾现代诗发展的逻辑起点。其次,依据“现代”、“乡土”、“传统”叁种诗潮的变动轨迹,提出一个理论模型——台湾现代诗潮的螺旋型发展形态,力图从整体上勾勒台湾现代诗转向的动态过程。最后,综述目前有关台湾现代诗研究的论着,尝试把文化学、心理学、比较文学等研究方法融入论文架构,以期在前人的基础上推陈出新。第一章着重从历史的纵向视角出发,梳理20世纪50至70年代台湾现代诗潮在各个时代的重要表征：1950年代政治压抑下的自我救赎,此时期因为历史的缘故,台湾现代诗发展面临着诗学传统的双重断裂,在政治强权规划的“战斗文艺”下,现代诗却因缘际会地嫁接了西方“恶之花”,现代诗的西化风潮至此展开；1960年代表现为现代主义诗潮的狂飙突进,各擅胜场的叁大诗社不仅左右了台湾现代诗的“现代化”之路,更在美学思维层面上使台湾现代诗重生于一片荒芜；1970年代汹涌的是强调现实关怀与社会批判的现实主义洪流,此时本省诗人已浮出历史地表,新世代诗人群也频频发声,“民族”、“现实”、“乡土”取代“超现实”成为时代关键词。第二章围绕台湾现代诗的论战,剖析现代诗潮转向的动态过程及其内里逻辑。现代诗论战是现代诗社团、诗人间不同诗学主张间协调融合的必然过程。其中不仅包涵着对自身合法性地位的辩护,还有对诗坛权力的争夺,甚至还掺杂着诗人间的意气之争。所以通过对几次重大论战的分析,能从另一个维度观照台湾现代诗潮的转变因由,而从中分拨出的叁个文化解释群体——现代主义解释群体、本土写实解释群体、古典抒情解释群体,则恰好印证了本论文中提出的台湾现代诗“螺旋型”转向模型。第叁章着眼于对台湾现代诗源流之“两个根球”的阐述,探讨历史、政治、诗学传承对台湾现代诗潮转向的影响与制约。以笠诗社为首的台湾本省诗人对多重质素影响下的台湾新诗精神的接续,渡海诗人对大陆诗学传统的延传与新变,都直接或间接影响了台湾现代诗转向的轨迹,而其内在的承嬗离合以及如何以此为基础导引出了叁大诗潮是本章考量的着重点。第四章主要讨论“中国情结”与“台湾意识”在叁个诗人群体间差异的精神指认。渡海诗人因为被迫放逐,无法抹去对大陆的乡愁,但又不能割舍足下的土地而灵魂无处安放；跨越语言的本省诗人面对历史和现实的双重压迫,群策群力地还原历史的真相,执着于对台湾的歌哭；新世代诗人群在对父辈心中“故乡”魂牵梦绕的同时,又时刻倾心于台湾动荡的当下现实。“中国情结”与“台湾意识”在台湾现代诗发展脉络中此消彼长,成为台湾现代诗转向的内在因素。第五章回到诗作的内部研究,把握台湾现代潮诗转向过程中的美学图景。其中,现代、现实与古典之间并非是完全的彼此对立,而是相互影响、共构交迭：或者现代与古典嫁接,在中西文化碰撞中,幻游于儒释道的入世情结与出世情怀；或者现实与现代同构,在现代的诗形里内嵌着面向周遭现实并心系芸芸众生的社会意识；或者浪漫、古典与现代杂糅并存,于悠扬的节奏、典雅的词句中追索对生命、情感、灵魂的终极诠释。可以说,对台湾现代诗潮转向的解读是触摸台湾现代诗脉动的关键点,明白诗潮间或对立或交融的动态过程,厘清其断裂分流与共构重生的内外逻辑,是论文的论述主线。当然,“转向”并没有终结于1970年代,1980年代以来台湾现代诗在政治、经济、现代资讯、后现代文化等因素的冲击下,各种题材与技巧的实验鳞次栉比,而诗人诗作也是姚黄魏紫,各有千秋,台湾现代诗潮的转向又进入了一个新的时代。
陈忠纯[6]2018年在《“台湾意识”的异化及其对台湾史研究的影响》文中进行了进一步梳理"台湾意识"本是台湾民众认同乡土的"地方意识"。日据时期,"台湾意识"蜕变成"国族认同",其本质上仍是"中国意识",如不少台湾的知识分子借助台湾史着述表达了对"故国"的追思。"二二八"事件后,围绕是否认同"中国意识",台湾内外出现两种截然不同的"台湾意识"与台湾史叙述。"解严"前后,政治的变动促使"台湾意识"出现异化,导致战后岛内"去殖民化""去省籍化"的台湾史研究路径被抛弃。部分台湾史学者企图使台湾史研究脱离中国史脉络,重新建构以"台湾人"为主体的"台独史观",使之成为推动"台独运动"的重要思想资源。
李道湘[7]2003年在《“文化台独”理论及其批判》文中研究指明本文对“文化台独”理论进行了全面剖析 ,历史地考察了它的思想渊源以及产生、发展和演变的过程。通过对其理论观点和表现形式的分析 ,揭露了它为“台独”服务的实质 ,并从理论和方法上进行了深刻的批判 ,提醒人们对“文化台独”理论的危害性要有清醒的认识。
潘李军[8]2016年在《“台湾意识”与两岸关系和平发展》文中进行了进一步梳理在两岸关系的发展演变中,"台湾意识"扮演着极其重要的角色,作为岛内极具影响力的一大社会思潮,"台湾意识"无时无刻不牵动着两岸关系的敏感神经。虽然2008年胡锦涛在纪念《告台湾同胞书》发表30周年的讲话中就指出:"台湾同胞爱乡爱土的台湾意识不等于‘台独'意识",从而为长期受到误读的"台湾意识"正了名,但是令人担忧的是,时至今
佚名[9]1996年在《“台湾意识”的历史考察》文中指出“台湾意识”的历史考察弋胜“台湾意识”是近几年来在台湾讨论颇多的思想文化论题，同时也是社会政治论题。在不同的时空、不同的文化取向与政治倾向的人那里，“台湾意识”被赋予不同的意涵，其中不乏误解和歪曲。本文试就其四个层面、历史原因、正负效应、对统一大业...
王建民[10]2008年在《关于“台湾意识”与“台湾主体意识”问题的讨论》文中认为"台湾意识"中的"悲情意识"在"台湾意识"的政治转化过程发挥了重要作用。今天的"台湾意识"是排斥"中国意识"的,是某种程度的"独台意识"甚至"独立意识"。"台湾主体意识"是在特定的历史条件下,由台湾岛内分裂势力的强力鼓吹、宣传、政策推动塑造的,是人为建构的,已成为台湾社会的主流意识,是"台湾意识"的另一表达,其实也是"台湾国家意识",其核心是强调台湾的主权独立性与国家性,是排斥与对抗中国的。
参考文献：
[1]. “台湾意识”剖析[D]. 吕晶华. 中国人民解放军外国语学院. 2002
[2]. 对当今影响两岸和平发展的两个关键“台湾意识”剖析[J]. 成正, 王龙国. 重庆社会主义学院学报. 2009
[3]. 文化视阈中的台湾青春成长电影（1982～2012）[D]. 齐钢. 上海大学. 2016
[4]. “台湾意识”探析[D]. 管苗雨. 首都师范大学. 2013
[5]. 20世纪50-70年代台湾现代诗潮转向研究[D]. 柴高洁. 南开大学. 2013
[6]. “台湾意识”的异化及其对台湾史研究的影响[J]. 陈忠纯. 近代史研究. 2018
[7]. “文化台独”理论及其批判[J]. 李道湘. 中央社会主义学院学报. 2003
[8]. “台湾意识”与两岸关系和平发展[J]. 潘李军. 统一论坛. 2016
[9]. “台湾意识”的历史考察[J]. 佚名. 台湾研究. 1996
[10]. 关于“台湾意识”与“台湾主体意识”问题的讨论[J]. 王建民. 北京联合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 200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