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拉美国家通货膨胀问题的根源，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拉美论文,通货膨胀论文,根源论文,国家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一、拉美国家通货膨胀问题的严重性
在过去的几十年中，尤其是在70～80年代期间，拉美国家一直以其居高难下的通货膨胀率而“闻名于世”。从表1中我们可以看出：自50年代起，拉美国家的通胀率既高于其他发展中国家的水平，也高于工业国的水平，其增长幅度明显大于其他国家。50年代，拉美的通胀率是工业国的近4倍，是其他发展中国家的近2倍。80年代，拉美的通涨率比中东高出7倍多，比亚洲高出将近20倍，比工业国高出约30倍。
表1 50～80年代拉美和其他地区的通胀率（%）
1951～1960 1961～1970 1971～1980 1981～1989
工业国 2.1 3.38.74.9
亚洲3.3 5.89.17.4
中东3.6 3.8
19.6
19.0
拉美7.921.2
39.4 149.0
世界2.4 4.4
11.0
12.7
资料来源：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国际金融统计年鉴》；转引自《拉美经委会评论》杂志，1990年12月，第117页。
60年代，只有4个拉美国家（阿根廷、巴西、智利和乌拉圭）的通胀率在20～50%之间；另有4个国家（玻利维亚、哥伦比亚、厄瓜多尔和秘鲁）在5～20%之间；而其他国家的通胀率则很低，基本上接近或甚至低于美国的水平。但是在70年代，拉美国家的通胀率急剧上升，2个国家（阿根廷和智利）超过了100%，13个国家在10～50%之间，其他国家也在5%以上。因此，就整个拉美地区而言，通胀率从60年代的平均21%上升到70年代的39%。80年代，拉美的通胀几乎发展到了难以控制的地步。阿根廷、巴西和秘鲁的年通胀率曾达到4位数，玻利维亚和尼加拉瓜的通胀率曾达到5位数。①
90年代以前，尽管总的说来拉美国家的通胀率呈持续上升趋势，但是有些国家在某个阶段也成功地大幅度降低了通胀率，并把它控制在较低水平上。例如，玻利维亚的通胀率从1985年的11743%猛降至次年的276%，1987年又进一步下降到15%。墨西哥的通胀率则从1987年的132%降低到1989年的18%②。
二、结构主义论和货币主义论对拉美通货膨胀根源的分析
事实上，在一些拉美国家，通胀率居高不下是一个久已有之的现象。在30年代，智利的年通胀率曾达到10%。40年代，智利、阿根廷、乌拉圭和巴西等国的年通胀率高达20%。进入50年代后，上述国家的通胀率迅速上升：智利达到80%，巴西和阿根廷则接近或超过100%③。面对居高不下的通胀率和其他一些经济问题，不少拉美国家开始寻求国外经济学家的帮助。他们为拉美国家开出的反通胀“处方”与拉美经济学家的观点不尽相同，在某些方面甚至大相径庭。两派经济学家的激烈辩论终于演化为后人所说的结构主义论—货币主义论之争。
货币主义论认为，市场经济不可能产生出可以导致长期性宏观经济不稳定的因素。这是因为，货币流通速度是比较稳定的，而且货币流通量、物价和总产量三者之间有一种自行调整和走向新的均衡的趋势。因此，只要使货币数量保持稳定，即货币供应量能按一种稳定的比率增加，那么价格的波动就不会是突然性的，生产受到的冲击也不会是显著的。
货币主义论把通胀视为过多的货币追逐过少的商品的结果。它认为，通胀是一种货币现象，因为如果没有持续性的货币增长，通胀就不会存在。通胀的最主要的根源在于货币数量的增长快于产量的增长。从这个意义上说，制止通胀的惟一有效方法就是限制货币供应量的增长，使其与国民经济中产量的增长相适应。货币主义论断言，如要减少货币供应量，降低或消除财政赤字是至关重要的前提条件。它主张政府应该努力发展生产。但是它又强调，在发展生产的过程中，政府不应该对市场进行干预，因为私人较之政府更能有效地配置资源。赤字财政不仅会强迫公众为适应变化无常的价格而作出多方面的调整，而且还因为它使政府的消费和投资取代私人的消费和投资而损害生产活动，从而加剧商品短缺。此外，货币主义论还主张政府采取其他一些措施，如统一汇率、贬值以及实行进口自由化，等等。
总之，货币主义论认为：1.只有减少货币供应量，通胀率才能降低；2.通胀无益于价格机制的正常运转，因而也无益于国民经济的长期性稳定增长；3.供给和需求之所以缺乏弹性，完全是通胀本身造成的，因为通胀向供给和需求传递了错误的价格信号。
结构主义论则强调，通胀是由于国民经济中一些主要商品的短缺引起的。国民经济中各部门的发展速度不同，从而产生了所谓“瓶颈”。换言之，某些发展慢的部门产生的短缺导致价格上涨，而这一上涨又波及整个经济。
结构主义论指出的一个最重要的“瓶颈”就是农业部门。在大力发展工业部门时，拉美国家的政府未能向农业部门提供足够的信贷和技术援助，也未能使广大农民从土改中受益。此外，随着工业部门的发展和城市规模的扩大，城市对食品的需求随之扩大。其结果是，由于食品供不应求，食品价格大幅度上升。面对食品价格的上升，城市工人则要求提高工资。企业主为了弥补因增加工人工资而带来的损失，就采取提高工业制成品价格的方法，从而使整个国民经济陷入通胀率居高难下的境地。
结构主义论指出的另一个“瓶颈”是进口能力得不到扩大。它认为，拉美国家出口的初级产品缺乏收入弹性，因此出口收入增长缓慢。然而，拉美国家进口的各种商品则具有较高的收入弹性。一方面，出口收入增长缓慢；另一方面，随着工业化进程的加快，进口需求日益扩大。其结果是，国民经济因进口投入不足而无法快速发展，对外部门则处于“失衡”状态。为消除这种现象，拉美国家在大多数情况下总是采取贬值的措施。贬值使进口投入的价格上升。但垄断着市场的制造商却能把由此而来的成本上涨通过抬高价格的途径转移给消费者。此外，本国货币贬值后，出口增加，供给国内市场的商品就减少，从而产生出另一种通货膨胀压力。④
如前所述，货币主义论把通胀视为赤字财政和货币扩张的必然结果。而结构主义论则认为，赤字财政和货币扩张是对经济中的“瓶颈”造成的通胀作出的一种反应。可见，两者对货币扩张与通货膨胀之间因果关系的解释正好相反。
结构主义论认为，政治压力使得政府不能减少财政开支。这一状况与累退制税收结合起来，最终导致政府的财政赤字居高不下。政府常常用增加货币供应量的方法来弥补财政赤字。然而，增加货币供应量并非是通胀的根源。在结构主义论看来，尽管货币增长与通货膨胀之间确实存在着较为密切的因果关系，但这种关系并不是前者导致后者，而是后者诱发前者。换言之，货币是被动的，而不是主动的，不合适的财政收入体系才是通胀的真正根源。因此，在一个不断增长的经济中，除非建立起一个现代化的财政体系，否则，通货膨胀就无法根除。
结构主义论还认为，许多拉美国家采纳的累退制税收体系也是推动通胀的动力之一。发达国家普遍采用累进制税收体系。这种体系能使国民生产总值的增长带来相应的税收增长。由于税收吸纳了一部分购买力，通胀的压力遂得到控制。而累退制税收体系则不具备上述优势。它的缺陷在于：一定量的国民生产总值增长率并不能带来相应的税收增长率。换言之，国民生产总值的增长使税收在国民生产总值中所占比重下降，从而产生出更大的购买力，加剧了通胀压力。
也有许多赞同结构主义论的学者指出，以下3个因素对通胀的形成也起了相当大的作用。第一，拉美国家的出口购买力不足，因此难以通过大量进口粮食来降低食品价格。第二，劳动力市场既不均一，也缺乏竞争性。因此，尽管失业工人和无技术工人大量存在，但是工业部门的有技术工人仍然可以组织起来，在价格上升威胁到自身的生活水平时要求提高工资。第三，由于拉美的市场是由少数制造商垄断的，他们可以把价格上升以及工资成本增加带来的弊端转嫁给消费者。可见，在通胀的后面还隐藏着不同社会阶层为稳定或提高自己的生活水平而展开的斗争。
结构主义论甚至认为，在发达国家，价格的任何波动都会使产量发生相应的变化。而在拉美国家，即使价格大起大落也只能使产量出现较小的增减。拉美国家的许多产业部门都存在着这种较低的供给弹性，因此，要使国民经济获得较快的增长，就必须容忍一定的通胀。而通胀一旦形成，如要通过紧缩货币供应量的方法来制止它，那么经济就会停止增长，通胀却仍然得不到控制。结构主义论进而指出，随着价格的上升，国民经济中各种交易活动所需要的货币量也就随之增加。如果货币当局试图通过限制发放信贷等措施来拒绝满足这一需要，那么，国民经济就有可能出现衰退，扩大就业也就得不到保障。
总之，结构主义论认为，通胀压力虽然通过增加税收、紧缩货币和降低政府开支等手段可以得到控制，但是这些手段都是无益于增长的，不可能同时取得经济增长和价格稳定。可见，拉美国家在解决通胀问题时不能仅仅依赖于紧缩银根这样的技术手段，而必须对整个经济结构进行重大改革，如土改、更多的进口替代以及发展教育，等等。
三、拉美国家通货膨胀率居高不下的原因
应该指出，货币主义论和结构主义论所说的货币因素和结构性因素都是拉美国家通货膨胀的根源。但是，在这两种因素中，何者居于主要地位，则是一个必须回答的问题。
在大多数拉美国家，用增加货币发行量的方法来弥补公共部门（包括政府、国有企业和中央银行）的赤字是导致通胀的最直接和最主要的原因。50～60年代，对拉美和其他一些“南方”国家的宏观经济决策有着重大影响的“北方”理论主要是凯恩斯主义。凯恩斯主义认为，社会的就业量取决于有效需求（即消费需求和投资需求）的大小。国家应该用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来刺激需求和增加投资，以保证社会获得足够的有效需求，实现充分就业。凯恩斯甚至认为，假设货币可以像农作物一样生长，或像汽车一样制造，那么不景气就可以避免或减少。⑤
除凯恩斯主义以外，结构主义也主张拉美国家采纳刺激需求的宏观经济政策。它认为，一些部门总是存在着尚待挖掘的闲置生产能力，与此同时，无论在农村，还是在城市，大量劳动力处于未被利用的状态。因此，在失业和开工不足的条件下，扩大货币发行量不会导致通胀，政府完全应该奉行力所能及的刺激需求的政策。
许多拉美国家的决策者（尤其是民众主义政府的领导人）十分乐于接受凯恩斯主义和结构主义推崇的刺激需求的政策。这些政策立竿见影，需求委实得到扩大，生产也真正得到一定的发展。最初，需求的膨胀仅限于食品，尔后立即扩大到原料，接着又蔓延到几乎所有产品。甚至有技术或无技术的劳动力也出现了短缺。这种状况持续一段时间以后，国内供给对需求的进一步膨胀几乎不再作出积极而有效的反应。在这种情况下，需求的暂时满足就只能依赖于扩大进口或削减出口，或双管齐下。由于这一点很难做到，通胀就在所难免。
在拉美，过度刺激需求导致通胀的事例不胜枚举。阿连德当政时的智利和加西亚当政时的秘鲁是最为典型的例子。1970年，人民团结党候选人阿连德在大选中获胜。为了通过扩大需求来刺激经济发展，他于翌年将蓝领工人和白领工人的工资分别提高了37～41%和8～10%。他还扩大了住房、食品和教育的补贴范围，并把享受免费牛奶的儿童的年龄从6岁提高到15岁。这些做法导致政府的财政赤字从占国内生产总值的3%增长到10%。随着消费需求的扩大，闲置的工业生产能力确实得到了开发，加之当时国际市场上铜的价格较高，国民经济呈现出较强的活力。1971年，国内生产总值实际增长了7.7%，首都圣地亚哥的失业率从8%降到4%。1972年，阿连德政府试图再次通过增加工资的途径来刺激需求，以加快经济的发展。蓝领工人的实际工资增长了27%，白领工人的工资则实行彻底的指数化。但是，由于国民经济的总需求大大超出了总供给，宏观经济平衡得不到保障。到1973年初，通胀率已超过50%。事实上，在1970～1973期间，通胀率增长了9倍。这与阿连德政府使货币发行量从同期的1000万比索增加到2.24亿比索是不无关系的。⑥
1985年，加西亚就任秘鲁总统后，继承了阿连德的民众主义政策。他提出要使经济增长率达到6%，并认为，需求不足阻碍了规模经济的形成，从而制约了秘鲁经济的发展，而出口部门中的低弹性则成为国际收支不平衡的根源。此外，秘鲁经济中还存在着严重的失业和开工不足问题。因此，加西亚政府制定了刺激需求的经济计划。由于这个计划冻结了食品、燃料和许多工业原料的价格，工资水平迅速提高，而利率和税率则大大下降。需求的扩大固然使秘鲁经济在1986～1987年出现了明显的复苏，但同时也使供给短缺的现象变得愈益严重，加之国有企业亏损和税收增长缓慢的局面未从根本上得到扭转，因而财政赤字仍然很高。当1988年9月政府被迫放松对许多种商品价格的控制时，通胀率急剧上升（10月和11月高达200%）⑦。
表2 1965～1985年拉美国家的
年通货膨胀率和货币增长率（%）
通货膨胀率货币增长率
玻利维亚
528.1
360.2
阿根廷 137.3
120.9
智利82.197.7
巴西62.163.8
乌拉圭 53.451.5
秘鲁36.438.5
墨西哥 19.722.6
哥伦比亚17.120.8
哥斯达黎加 12.418.6
厄瓜多尔12.119.0
巴拉圭
9.815.4
多米尼加 7.910.3
萨尔瓦多 7.3 9.2
海地 6.811.3
委内瑞拉 5.913.2
危地马拉 5.5 9.5
洪都拉斯 5.310.3
巴拿马
3.9 9.1
资料来源：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国际金融统计》，转引自E.卡多索：《拉丁美洲经济：多样性、趋势和冲突》，美国麻省理工学院出版社1992年版，第144页。
一般说来，弥补公共部门的赤字可通过增加税收、扩大货币发行量以及举借内债和外债3种途径。除增加税收以外，其他方法中的任何一种，如被过度使用，都会导致宏观经济失衡。例如，举借过多的内债可能会引起信贷紧缩，挤兑私人投资和消费；举借过多的外债则有可能使实际汇率升值，甚至会引起债务危机；而过度依赖于开动钞票印刷机，则会带来通胀。从表2中可以看出，在1965～1985年期间，拉美国家的通胀与货币发行量之间确实存在着一种十分密切的关系。
80年代的尼加拉瓜是通过发行货币来获取财政收入的最典型的国家。多年的内战使这个国家的生产活动处于半停顿状态，人民生活水平急剧下降。政府不仅难以获得更多的税收，而且还要将国家预算中的一半开支用于军队，以打击反政府武装力量。在这种情况下，政府只得开动钞票印刷机。其结果是，年通胀率从1978年的4%上升到1986年的747%，1988年达到33603%⑧。
就结构性因素而言，主要商品（如食品）的供不应求和基础设施的落后也是十分重要的。有人曾对1953～1965年期间8个拉美国家的食品供应与通胀的关系作过研究。第一组国家（阿根廷、智利、哥伦比亚、秘鲁和乌拉圭）的食品供应量增长较慢，因此其食品价格较之非食品价格的上升幅度较大。第二组国家（巴西、委内瑞拉和墨西哥）的食品供应量增长较快，墨西哥和委内瑞拉的通胀率较低。巴西的通胀率之所以高，在很大程度上是因为巴西在1954年和1957年两次遭到咖啡出口价格下跌的严重打击。
除货币因素和结构性因素外，以下几个因素也是拉美国家通胀率居高不下的根源。
1.成本推动因素。这主要体现在以下几方面：第一，进口商品价格上升。例如，1973～1974年和1979～1980年世界石油两次大幅度提价，使得70年代期间拉美石油价格比60年代高出8倍。尽管有些拉美国家从中受益匪浅，但更多的国家则受到较大的不良影响。此外，工业国家制成品出口价格的明显提高，对大量进口国外资本货的拉美国家来说同样是不利的。第二，汇率变动推动成本。如智利的官方汇率在1973年贬值531%，1974年又贬值将近800%。其结果是，进口商品的批发价在这两年分别增长了580%和1350%⑨。第三，在某些时期，由于政府实施了紧缩银根的政策，贷款利率上升，从而加重了企业的成本负担。企业主为了使利润率保持在一定的水平上，遂被迫提高其产品价格。如在智利，1971～1973年期间私人部门手中的M1占国民生产总值的比重都在10%以上，但1974年则急剧跌落到5%⑩。第四，工资增长速度高于生产率增长速度。在一些拉美国家，工会的力量十分强大。为了提高工资，它们敢于采取包括罢工在内的一切手段。出于政治上的需要，政府有时也支持工会的提高工资的要求。增加工资固然是必要的，但如果工资增长速度高于生产率增长速度，通胀的压力就会增大。企业主为了弥补增加工资带来的损失，不得不提高其产品价格。
2.通货膨胀预期因素。当较高的通胀率持续较长时间后，通胀本身就会生成一种自我推动的惯性。这一动力与通胀预期密切相关。因此，现阶段的通胀在很大程度上是由前一阶段的通胀决定的。
消费者对通胀的预期可谓根深蒂固。如在70年代初期，智利的生产商和经销商在制定价格时不是参照当前的价格水平，而是将3个月后价格的上涨幅度考虑在内。这样的预期无疑会加大通胀压力。而政府反通胀政策的多变或收效不明显，在一定程度上又会强化消费者的通胀预期，从而进一步降低反通胀政策的有效性，最终陷入一种恶性循环。在这种情况下，削减预算赤字等控制需求的措施的作用极为有限。如在巴西，尽管1985年预算赤字大幅度下降，但是通胀却继续加剧。
3.市场垄断因素。战后，随着生产力的发展，拉美国家的各种前资本主义成分不断缩小，资本主义生产关系获得较快的发展，资本集中和生产集中达到了较高的程度。如在70年代初，巴西、智利、阿根廷和墨西哥的大企业在工业总产值中的比重已占70%左右（同期，美国的比重为79%）(11)。由于大企业控制着一个或几个生产部门的生产和流通，它们可以操纵这 些部门产品的销售价和一些生产资料的购买价，以确保自己获得高额垄断利润。
4.国外通胀的传导因素。无论是进出口贸易，还是资本流动和人员往来，都会使一个国家的价格变化传导到另一个国家。在传导过程中，处于不利地位的常常是通胀率较低、经济实力较弱和在经济交往中处于被动地位的国家。例如，墨西哥经济与美国经济的联系十分密切。1970～1975年，美国的批发价上升了58%，而墨西哥的批发价则上升了67%(12)。尽管在其他大部分时期内美国的通胀率低于墨西哥，但由于以下两个因素，墨西哥的高通胀率却难以传导到美国。其一，墨西哥的经济实力显然无法与美国相比。换言之，墨西哥抵御国外通胀传导因素的能力远远不及美国。其二，在美墨经济关系中，墨西哥始终处于被动地位。美国是墨西哥的主要贸易伙伴，而墨西哥在美国的对外贸易中所占比重则很有限。
如前所述，80年代以前，通胀在拉美并不是一个地区性的问题。因此，阿根廷、巴西、智利和乌拉圭等国的高通胀率主要与各自的上述内部因素有关。在80年代期间，通胀之所以能蔓延到几乎整个拉美地区，在很大程度上是因为这个地区受到了变化中的外部条件的不利影响，尽管内因在一些国家仍然发挥着不容忽视的作用。70年代后期，国际资本市场上资本供应量十分充裕，拉美国家轻而易举地就能筹措到足够的外部资本。这部分资本中只有少量被用于扩大再生产，更多的被用于进口国外消费品（包括为数不少的奢侈品），从而使本国的通胀率得到一定的控制。80年代初期，主要工业国采取了紧缩通货的政策，从而导致国际利率上升和初级产品出口价格下跌。这两种结果对于拉美国家来说都是不利的。一方面，拉美国家的出口收入增长缓慢，还本付息额居高不下；另一方面，它们在国际资本市场上的资信却持续下降。这使得外来资本的流入量大幅度减少。
上述变化至少在以下三方面助长了通胀：第一，由于外来资本流入量减少，拉美国家被迫在本国内部寻求资金来源。由于经济和政治上的原因，增税这一措施是不可行的；而国内资本市场则相当落后。因此，政府只能通过发行货币来满足资本需求。第二，为了扩大出口和减少贸易赤字，拉美国家采取了贬值的措施，进口投入的价格因此而上升。第三，除了努力扩大出口以外，拉美国家还不断压缩进口。而进口投入的急剧下降无疑打击了国内市场的供给，从而增加了通胀压力。
总之，如果80年代的国际环境没有恶化，换言之，如果拉美国家的还本付息负担有所减轻，出口收入和外来资本流入量均增加，那么，拉美国家或许不会出现恶性通胀。
注释：
①②F.帕索斯：《失控的通货膨胀：经历与选择》，载《拉美经委会评论》杂志，1990年12月，第116页。
③I.M.D.利特尔：《经济发展：理论、政策和国际关系》，美国基础图书出版社1982版，第77页。
④也有些结构主义论者认为，贬值很难扩大出口。这是因为，面对消费品价格的上升，工人们提出了增加工资的要求。由于工会组织的力量十分强大，工人的要求一般说来总能得到满足。而工资的提高以及进口投入成本的上升又进一步损害了出口部门。因此，在贬值真正发挥作用以前，贬值带来的通胀压力已大大削弱了扩大出口的刺激性。
⑤转引自宋顺先：《现代西方经济学》，湖南人民出版社1986年版，第26页。
⑥世界银行：《转变中的智利经济》，华盛顿，1979年，第61～92页；T.斯基德莫尔等著：《现代拉丁美洲》，牛津大学出版社1990年版，第135页；S.斯威夫特：《拉丁美洲的经济发展》，美国圣马丁出版公司1978年版，第142页。
⑦J.威廉森主编：《拉丁美洲的调整》，美国国际经济研究所，1990年，第87页。
⑧E.卡多索等著：《拉丁美洲经济》，美国麻省理工学院出版社1992年版，第214页。
⑨⑩R.索普等主编：《拉丁美洲的通货膨胀和稳定化计划》，美国霍尔莫斯—梅耶出版公司1979年版，第66页和第92页。
(11)前苏联《工人阶级与当代世界》杂志，1981年1月。
(12)R.索普等主编：《拉丁美洲的通货膨胀和稳定化计划》，美国霍尔莫斯—梅耶出版公司1979年版，第43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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