斯大林在知识分子问题上的错误及其影响，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斯大林论文,知识分子论文,错误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中图分类号：A83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0-5315(2002)06-0029-08
关于斯大林在知识分子问题上的错误，笔者曾在一篇有关共产国际和中共的知识分子 政策的文章中有所论及[1]。其后在《知识分子问题：从马克思到邓小平》一书中，由 于考虑到斯大林主义并非列宁主义的组成部分而未专节论述。毫无疑问，斯大林作为苏 联党和国家长达30年之久的主要领导人和共产国际的实际领导者，他在知识分子问题上 的错误所造成的严重负面影响，作为历史经验应该予以足够的重视(注：斯大林在知识 分子问题上虽然也讲了一些比较正确的话，但是往往言行不一。纵观他一生的理论和实 践，应该认为在这个问题上的错误是主要的。)。苏共二十大之后，特别是我国改革开 放以来，历史学界对斯大林问题的研究虽有很多成果，但迄今还未见到有关这方面的专 论。有鉴于此，现就有关资料试对这一问题作一简要论述。需要声明的是，本文并不对 斯大林的是非功过进行全面评价。
一
斯大林认为知识分子是属于资产阶级的，因而尽力贬低马克思主义的知识分子在创建 俄国社会民主党(共产党)中的伟大贡献，并把党内的派别斗争说成是同知识分子的斗争 。
1905年，斯大林同孟什维克辩论工人运动是否需要同科学社会主义相结合的问题。他 在批驳《答联盟委员会》一文的作者关于“考茨基根本没有说过什么‘知识分子从外面 把社会主义灌输到工人阶级中去’”时说：“我们布尔什维克也并没有这样说过……按 照我们的意见，按照布尔什维克的意见，把社会主义意识灌输到工人运动中去的是社会 民主党，而不只是社会民主党的知识分子……为什么你以为社会民主党内只有知识分子 呢?难道你不晓得，在社会民主党的队伍里，先进的工人要比知识分子多得多吗?难道社 会民主党的工人不能把社会主义意识灌输到工人运动中去吗?”[2](146—147页)
乍看起来，斯大林的这些话似乎也有道理，因为社会民主党中的工人党员当然也可以 向其他工人灌输社会主义意识。但是，这里问题的关键在于：究竟社会民主党是怎样产 生的?
大家知道，无产阶级政党是马克思主义和工人运动相结合的产物，而这个结合是依靠 马克思主义的知识分子来完成的，俄国社会民主党也不会例外。列宁在《怎么办?》的 结束语中概括了俄国社会民主党成立的历史过程。他把这个过程分为两个时期。第一时 期包括大致10年，即1884—1894年，那时“社会民主党是在没有工人运动的条件下存在 的，它作为一个政党当时还处在胚胎发育的过程中”。第二时期包括三四年，即1894— 1898年。这个时期，知识分子“纷纷到工人中去，工人普遍地热中于罢工”，“1898年 春党的成立，是这一时期社会民主党人所做的最突出的、同时也是最后的一件事情”[3 ](171—172页)。对于上述的第一时期，列宁后来又明确指出：当时它还“几乎是清一 色的大学生组织”[4](232页)，用共产国际称呼中共早期组织的话说，它只能算是“社 会民主主义小组”。但正是这些掌握了马克思主义的知识分子，经过长达10年之久的艰 苦探索，把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原理同俄国革命的具体实践结合起来，创立了党的理论和 纲领，为成立俄国社会民主党作了充分的准备。
中国共产党成立的历史过程，更能说明马克思主义的知识分子所起的决定性作用。党 的一大召开时的53名党员，可以说都是各种各样的知识分子。至于参加会议的13个代表 ，就更不用说了。正因为如此，江泽民同志指出：在五四运动中，“一部分最有觉悟的 知识分子接受了马克思主义，找到了认识中国、改造中国的强大思想武器，开始与工农 大众相结合，找到中国革命最深厚的社会力量。正是通过他们的努力，才实现马克思主 义同中国工人运动的结合，从而诞生了中国共产党。这是知识分子在我国现代历史上的 伟大贡献”[5]。
回转头来看，斯大林批驳的那个他们认为考茨基并没有说过的“知识分子从外面把社 会主义灌输到工人阶级中去”不但没有错，而且可以说是一个客观真理(注：实际上， 不但考茨基讲过“社会主义意识是一种从外面灌输到无产阶级的阶级斗争中去的东西， 并不是一种从这个斗争中自发产生出来的东西”，而且列宁在《怎么办?》中还引用了 考茨基的这段话，并发表了相同的见解。见《列宁全集》中文第2版第6卷第29页、37页 。)。试问：如果没有知识分子从外面把他们创造和首先掌握的科学社会主义灌输到工 人阶级中去，作为俄国无产阶级政党的社会民主党又如何能够产生?而既然连社会民主 党都还没有产生，又怎样会有参加这个政党的工人也去向工人运动灌输社会主义呢?斯 大林力图把“社会民主党”和“社会民主党的知识分子”区分开来，并且在这两个概念 之间绕来绕去，其目的只能有一个，那就是尽力贬低知识分子在创建俄国社会民主党的 历史过程中所作出的伟大贡献。
既然社会民主党是由马克思主义的知识分子和先进工人共同创建的，那么在党内就不 应该再强调谁是工人谁是知识分子。正如列宁指出的：“它应当把俄国革命知识分子在 几十年的教训中积累起来的社会主义知识和革命经验同先进工人所特有的对工人群众的 了解以及在群众中进行鼓动和引导群众前进的本领结合起来。我们首先和主要应当关心 的就是这种结合，而不是划分知识分子同工人之间人为的界限。”[6](327—328页)但 是，斯大林却不是这样。他不但大划特划这种“人为的界限”，而且把党内的派别斗争 都说成是同知识分子的斗争，从而将一切过错都推到知识分子头上。
俄国社会民主党成立之后，孟什维克曾经鼓吹要建立什么“纯工人的”组织，并且将 布尔什维克称作“知识分子的党”。面对这种情况，斯大林并没有像列宁那样用马克思 主义的建党理论予以批驳，而是采取了算账的办法，计算一下你那里有多少个知识分子 ，我这里又有多少个知识分子。他在1907年5月召开的第五次党代表大会上，就对当时 的代表成分作了统计，结果是按派别划分，从事体力劳动的工人布尔什维克有38人，占 36%；孟什维克有30人，占31%。斯大林由此振振有辞地说：“我们大家对这个统计数字 都感到‘惊讶’。怎么回事呢?孟什维克老是叫喊我们党的成分是知识分子占大多数， 他们日夜谩骂布尔什维克是知识分子，他们以驱逐一切知识分子出党相威胁，他们一贯 蔑视职业革命家；可是他们这个派别的工人竟比‘知识分子’布尔什维克少得多!他们 的职业革命家竟比布尔什维克多得多!不过我们认为孟什维克的这种叫喊就是：‘谁害 什么病，谁就老谈什么病。’”[7](51页)斯大林还就此得出了这样的结论：“原来， 孟什维克派是知识分子的派别。”[7](67页)
请看：你说我这一派是“知识分子”，我就说你那一派才是真正的“知识分子派别” ，因为你们的代表中的“职业革命家”即知识分子比我们多。至于工人代表，我这一派 占36%，而你那一派才占31%!这真是有点“五十步笑百步”的味道，令人忍俊不禁。既 然斯大林认为孟什维克把布尔什维克说成是“知识分子”是一种“谩骂”，那就说明在 他心目的中的“知识分子”压根儿不是个好东西，起码也是低人一等。因此，尽管他在 这里正确地指出孟什维克是在“蔑视职业革命家”，那么他自己仅仅凭着孟什维克的代 表中多了几个“职业革命家”，就把“知识分子的派别”这顶帽子反扣到孟什维克头上 去，在这里是不是也算“蔑视职业革命家”即知识分子呢?
答案只能是肯定的。
斯大林在划分党内知识分子和工人的界限的基础上，进而把党内的路线斗争说成是同 知识分子的斗争。早在1905年批判“少数派”即孟什维克时，他就说：“现在很清楚， 党内的意见分歧究竟是在什么基础上发生的。显然，我们党内暴露了两种趋向：无产阶 级坚定性的趋向和知识分子动摇性的趋向。现在的‘少数派’就是这种知识分子动摇性 的表现者。”[2](117页)此后，斯大林甚至将党内他认为的一切过错都安到知识分子头 上。诸如：他在谈到德国党内的不同意见时，就说那是“知识分子的胡言乱语”[8](10 4页)；在批判季诺维也夫和托洛茨基反对派时，又说他们“原是一小撮脱离现实生活、 脱离革命的知识分子”[9](216页)；在答复一封反映农业集体化运动中出现的严重问题 的信时，还说什么“我们已经从反对派分子嘴里听惯了知识分子式的关于苏联‘灭亡’ 的哀鸣”[10](102页)。评判个中的是非曲直，不是本文的任务。不过我们也可以就此 清楚地看到斯大林对知识分子的基本态度。斯大林后来说，在十月革命前，俄国的“革 命分子”曾经“对知识分子怀着一种不信任的心理，甚至往往变成一种仇视的心理”[1 1](257页)。看来，斯大林也是包括在这些“革命分子”之内的。
斯大林之所以歧视知识分子，是因为他认为知识分子是有产阶级供养并为它们服务的 ，因而是资产阶级的一部分(注：在列宁的著作里，也有很多地方将旧知识分子称之为 “资产阶级知识分子”，而且这个词在马克思主义的经典作家中还是由他首先使用的。 但列宁也曾明确反对随意地将专家名流称作“资产阶级”。有关这方面的问题，请见拙 著《知识分子问题：从马克思到邓小平》(四川人民出版社1999年出版)第三章。)。他 说：“所谓自由职业者(教员、医生、律师、大学生和一般学生)”，是“资产阶级中一 部分有学识的人”[2](17页)；“‘知识界’、大学生和社会人士”，“是属于资产阶 级的”[2](23页)。
知识分子究竟属于什么阶级?根据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有关理论，从“阶级属性”即根据 他们本人在资本主义社会取得主要生活来源的方法来看，他们中的绝大多数属于“雇佣 劳动者[12](253页)和“brain worker”(脑力劳动工人)[13](322页)，从广义上说本来 就是工人阶级的一部分；少数则属于“自由职业者”，即既不受人剥削又不剥削他人的 个体脑力劳动者。至于其中少数人由于在政治上代表了地主、资产阶级而成为它们的知 识分子，那是这些知识分子自己的政治选择，是另一个问题即“阶级归属”的问题[14] (25—55页)。值得注意的是，一直到斯大林宣布在苏联已经消灭了剥削阶级，知识分子 已经成为“新的苏维埃的知识分子”的时候，仍然不认为他们是工人阶级的一部分[11] (102页)
二
斯大林对知识分子采取了“粉碎政策”，在几次“肃反”中伤害了大批知识分子。
研究斯大林“肃反”的著作，大都把笔墨局限在对季诺维也夫、拉狄克和布哈林等人 进行的三次大审判上[15]。但是，斯大林的“肃反”实际上从1928年对知识分子的政治 审讯就开始了。因此可以说，在“肃反”问题上，斯大林首先是拿知识分子开刀。
1931年6月，斯大林在谈到知识分子问题时说：“两年以前我们的情形是这样：旧的技 术知识分子中最熟练的一部分人感染了暗害病。而且暗害活动在当时是一种时髦的东西 ”，因而“我们对旧的技术知识分子的态度主要地表现于粉碎政策”[16](63页、66页) 。虽然他声明这里针对的并不是知识分子的大多数，而且情况已经有了变化，但是斯大 林对于知识分子的这种“粉碎政策”一直是时断时续，而且遭受打击的也绝不仅限于旧 的技术知识分子。尽管其中也有极少数真正的反革命分子，但可以肯定99%以上都是冤 枉的。
1928年，在顿涅茨矿区沙赫特区内发生了一些生产事故，如设备被淹、矿井爆炸等。 后来事实证明，那是由于外行领导急于超额完成生产计划搞“瞎指挥”，以及才从农村 来的不懂技术的工人违规操作造成的。但是，当事的有关人员为了“提高警惕性”和“ 激起对帝国主义的仇恨”，硬把它们说成是专家中的“暗害分子”在进行破坏活动。本 来就对知识分子在政治上缺乏信任的斯大林立即指示有关部门进行大规模的逮捕和大张 旗鼓的审讯，结果有53人被捕，基本上都是煤炭部门的工程师，其中11人被判处死刑。 斯大林危言耸听地说：“决不能认为所谓沙赫特事件是偶然的。现在我们的一切工业部 门中都有‘沙赫特分子’。其中很多人已经落网，但是还远没有捕尽。资产阶级知识分 子的暗害活动是抵抗社会主义发展的最危险的形式之一。这种暗害活动所以危险，尤其 是因为它和国际资本有联系。”[17](15页)这就不但将“资产阶级知识分子的暗害活动 ”扩大到一切工业部门，而且把他们和国际帝国主义反苏势力联系起来。在这种思想指 导下，接着又“破获”了更多的所谓“旧专家的反革命组织”。
1930年宣布发现了一个名叫“劳动农民党”的“反革命组织”，为首的是一批农业部 门的经济学家，据说在莫斯科的农业合作社系统、农业信贷系统、俄罗斯联邦农业部、 《贫农报》和农业科学研究所等部门共有9个分支机构，成员多达10万至12万人[18](18 8页)。当年秋天，国家政治保卫局又破获了以一批专家教授为首的在食品供应系统中的 “破坏组织”，所有提交审判的46人均被处死。
1930年11月，在莫斯科进行了对“工业党”的审判，为首的都是首都有名的技术专家 ，如热工学院院长、国家计委燃料部主席、国民经济委员会科技会议主席等。他们被指 控组织暗害活动、间谍活动和怠工。据称连地方组织在内，总人数约2000人，主要是高 级技术知识分子[18](190页)。
1931年审理的所谓孟什维克中央的“联盟局”案件，被告人大都是早已退出孟什维克 并担任了国家计划部门重要领导工作的专家教授。他们被控有意压低国家计划指标，以 拖住苏联的发展，并且同“工业党”和“劳动农民党”结成秘密联盟，为帝国主义入侵 和武力推翻苏维埃政权作准备。还说，为了进行破坏活动，“工业党”要把工程师组成 一支“反革命突击队”，而“劳动农民党”则承担组织农民暴动的任务。
另外，这个时期还发生了诸如“斯拉夫学家”、“三十三人案”等针对专家学者的案 件。至于被莫名其妙地扣上“暗害者”罪名遭到逮捕的知识分子，为数就更多了。
对于这些案件，斯大林后来还说：“沙赫特分子和工业党人的力量，在于他们多少掌 握了必要的技术知识，当时我们的人还没有这样的知识……使他们可能为所欲为地、毫 无阻碍地进行暗害活动。”[11](121—122页)现在，历史已经证明，这些全部都是假案 。
1936—1938年，斯大林以基洛夫被暗杀为契机，在全党全国开展了一场被安娜·路易 斯·斯特朗称之为“大疯狂”的“肃反”斗争。受害者以百万计，对社会主义的苏联造 成了极其恶劣的负面影响。
应该说，斯大林的这次“大肃反”，主要是为了彻底清除党内的反对派即所谓“有党 证的暗害者”，主要对象是从中央到基层的党政军领导干部。尽管这些人中的绝大多数 不过是穿上了“红菱艳”(redshoes)的知识分子，但在这里并不把他们包括在内，而只 讲那些仍然在教科文的岗位上工作的知识分子。
在社会科学领域，历史学界长达数年之久的对波克罗夫斯基学派的批判，逐渐变成了 政治迫害，他的许多学生和追随者被宣布为“托洛茨基分子”、“暗害者”和“恐怖分 子”而遭到逮捕。其他的许多历史学家也成了这场“肃反”的牺牲者。哲学界批判的马 赫主义、主观主义、机械主义等，很快地变成了政治性的攻击，几十个著名的哲学家被 捕后瘐死狱中。在教育界，几乎所有加盟共和国的教育人民委员会(教育部)都被“砸烂 ”了。牺牲的不仅有教育部的许多工作人员，还有几万名普通的教师[18](357页)。其 它如经济学界、法学界、语言学界等，也有类似的情况。学术刊物上开展的辩论和探讨 ，最后以刑讯室中的严刑拷打和枪杀而告终。
在自然科学领域，物理学界的专家院士等几乎所有的学术带头人都被称之为“敌对思 想的走私犯”，许多人被捕处死。数学界的莫斯科学派被宣布为“反动的”和“资产阶 级的”组织，它的创建者和领导人被称为“黑帮分子”和“暗害者”。一大批数学家被 捕。农业和生物学界，列宁格勒农学院院长被处决，棉花、畜牧、农业化学、植物保护 等研究所的领导人也相继遭到同样下场。遗传学界、育种学界损失惨重。仅苏联科学院 全苏作物栽培研究所一处，1934年底至1940年春就有18名院士和专家被捕。医学界也有 很多人被捕。中央结核研究所所长、世界著名的肺痨专家被处死。一个著名的外科教授 由于在流放地没有完成采金任务而遭枪决。许多火箭专家被捕牺牲，其中包括第一批火 箭发动机的发明人和卡秋莎大炮的设计者。最能说明问题的是航空科学界，它的全部精 华都被逮捕了。为了使新飞机的研制工作不致于中断，内务部不得不建立了一座代号为 “中央设计局第29号”的特别监狱，叫这些科学家一面接受审讯，一面进行科学研究。 他们之中有相当多的人没能走出这个“监狱—研究所”。
在文学领域，20年代到30年代初期苏联文学界的不同意见之争，导致了“拉普”的被 撤消和“苏联作家协会”的建立。但是，在“大疯狂”开始以后，对于不同意见者的批 判就逐步变成了肉体上的摧毁。一大批作家和评论家被轻率地戴上“人民敌人”的帽子 ，遭到逮捕。根据有关资料，仅被捕的作家就有600多人，占“作协”全体会员的1/3[1 8](367页)，其中很多人惨遭杀害。许多著名的导演、画家、音乐家和报刊编辑、记者 ，也没能逃脱这场劫难。
卫国战争胜利后，斯大林对知识分子的错误政策，继续对广大知识分子造成了新的伤 害。
先是从1945年开始发动“反世界主义”运动，一些科学家遭到公开谴责。接着由日丹 诺夫连续发表关于思想和意识形态方面的文章和讲话，对许多作家和社会科学工作者进 行无限上纲的批判。其后，这些谴责和批判就变成了“大清洗”，又一批知识分子遭到 逮捕和开除。与此同时，内务部还制造了一个所谓的“犹太人亲美阴谋集团”，导致“ 犹太人反法西斯委员会”的成员几乎全部被捕，其中大部分被枪杀。1952年夏天，又枪 决了被逮捕的全部犹太作家和诗人[18](825页)。到了1953年审理“医生谋杀案”时， 又说他们与国外的犹太人民族组织有联系，“不仅从医疗机构、研究所、医院，而且作 为‘预防措施’还从其它许多科学研究院和高等院校中赶走了成千上万的犹太专家”[1 8](847—848页)。
对原政治犯的逮捕和加刑，也伤害了一大批知识分子。人所共知，所谓政治犯绝大多 数都是知识分子。他们被判刑后在监狱和集中营里一直呆到战争结束。战后他们中的许 多人虽然已经服满了刑期，但却不但没有得到释放，反而被再次戴上了“人民敌人”的 帽子而遭到逮捕和加刑。一些人则被改判为“流放”，“永久居住”在荒凉的东北地区 。
在斯大林的支持下，1948年在生物学和农学界由学术骗子李森科操纵的所谓批判“资 产阶级遗传学”的斗争，不仅导致苏联遗传学研究的中断，而且使约3000名生物学家被 开除和免职[19](213页)。
特别值得提出的是，斯大林在他去世前夕还制造了一个“医生谋杀案”。他仅凭一封 恶意猜测的告密信，便断定在苏共领导人周围有一个由医生组成的“恐怖集团”。他们 用不正确的治疗方法和毒药害死了日丹诺夫等苏联领导人。据说，存在着两个为外国间 谍工作的医生小组，其中包括一批克里姆林宫的医生。斯大林亲自指挥了对这个案件的 调查。他当着其他人的面在电话里对国家安全部长“咆哮着，威胁着，一定要他将医生 们关进监狱，将他们打成肉酱，磨成粉末”[20](410页)。但是，在斯大林死后不到一 个月，这些被捕的医生(已有两人在刑讯中死去)和他们的妻子就被释放了，并且在报刊 上公开为他们恢复名誉。
人们不禁要问：这么多的冤假错案是怎样制造出来的?由于这些审判实行的是“中世纪 的法学原则”，法庭不需拿出任何材料、文件和物品作为证据，而是将所有的控告都建 立在被告人自己的口供上。而要取得这些口供则是十分简单和容易的，那就是“拷打， 拷打，再拷打”[20](792页)。正像中国一句古话说的：“三木之下，何事不能?”1939 年1月20日，斯大林还为此专门给有关部门和各地方党委的领导人发了一封密电，正式 告诉他们“内务人民委员部的肉体压迫方法是得到苏共(布)中央委员会许可……的正当 的做法”。在审理“医生谋杀案”时，斯大林甚至命令国家安全部长：“你如果不能从 医生那里取得口供，你的脑袋就别想要!”为了控制篇幅，本文对这些刑讯逼供的具体 事例就不再引述了，而只想用一个被捕者的话作结。他说：“在我整个那份所谓口供中 ，除了强迫我签署的名字之外，没有一个字是我自己的!”
斯大林基于对知识分子的错误认识，认为在革命胜利后“对于旧的、革命前的、为地 主资产阶级服务的知识分子……必须不信任他们，必须与他们进行斗争”[11](258页) 。后来，斯大林虽然声称已经废除了这种“旧政策”，但事实表明，斯大林终其一生， 对于知识分子的这种斗争一直没有停止。
三
斯大林在知识分子问题上错误的理论和实践，给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和社会主义的苏联 造成了严重的负面影响。
1991年，苏联发生剧变后，一些机密档案得以开放。人们在研究这些档案后惊奇地发 现，原来共产国际的重要文件都是先要经过苏共中央讨论和批准的。其实，关于苏共中 央对共产国际的领导关系，斯大林从来就没有掩饰过。在1928年的联共(布)中央七月全 会上，斯大林就将讨论和批准共产国际纲领草案的问题作为他报告的第一部分[10](171 —177页)。因此，可以说，斯大林才是共产国际的实际领导者。他在知识分子问题上的 错误理论和实践，也就不能不对国际共运造成严重的负面影响(注：笔者并不认为共产 国际在知识分子问题上的错误全部都应由斯大林一人承担责任。在这个问题上，布哈林 也是有份的。有关情况在拙著《共产国际和土地革命战争时期党的知识分子政策》一文 中已经论及。见《土地革命战争时期共产国际与中国革命的关系》，四川大学出版社19 86年出版。)。而受害最大的就是中国共产党。
大家知道，关于中国的大革命，斯大林有一个著名的“三阶段论”。他认为武汉汪精 卫的反共，标志着中国知识分子已经脱离了革命[21](308页)。接着，这个观点由共产 国际执行委员罗佐夫斯基作了进一步的发挥。他在《真理报》上发表文章，说什么“宁 汉合流意味着绝大多数学生和知识分子转向了资产阶级反革命营垒。中国学生和中国知 识分子在历史上的英勇斗争时期从此宣告结束”[22](37页)。此后，中国参加革命的知 识分子的日子就不好过了。
1927年7月，苏共党员、共产国际执行委员罗米那兹来华，帮助中共召开八七会议。 在他一个人起草的[23](152页)会议主要文件《中国共产党中央执行委员会告全党党员 书》中，把大革命失败的责任统统推到了中共的知识分子领导人头上。后来他在苏共第 十五次代表大会的发言，更进一步将八一起义“失败”的责任也推给了知识分子。因此 ，在也是由他主持召开的中共中央临时政治局扩大会议上，就顺理成章地作出了“干部 工人化”的决定，要求把各级领导机关中的知识分子干部赶出去，都换成工人农民。这 个从中央到支部的“干部工人化”，以在莫斯科召开的中共六大选举了码头工人向忠发 为中央政治局主席(后称总书记)而宣告完成。它不但人为地造成了中共的干部恐慌，为 恢复工作增添了新的困难；而且排斥知识分子干部的结果，更给白色恐怖条件下的革命 知识分子雪上加霜。
伴随着斯大林1928—1931年的政治审讯和1936—1938年的“肃反”，通过共产国际的 具体部署，中共党内也相应地进行了两次主要针对知识分子的“肃反”。
在1930年开始的第一次“肃反”中，奉行“吃知识分子政策”的张国焘、邓发、夏曦 等人在各个革命根据地大杀知识分子，被害者数以万计，有些地区(如湘鄂西)几乎把知 识分子干部全部杀光了。特别应该指出的是：在这次“肃反”中，普遍采用了从苏联传 来的“肉体压迫”即严刑拷打的审讯方法和“中世纪的法学原则”即单凭口供来定罪( 注：“严刑拷打，口供定谳”，在中国也不是什么新鲜事。但从社会主义的苏联传来的 竟然也是这种经验，就给这些封建的非人道的办法涂上了一层“革命”的色彩，因而在 各个革命根据地的“肃反”中变本加厉，达到了骇人听闻的程度。此后，“肉体压迫” 的方法在各次政治运动中一直被堂而皇之地使用着，直到那史无前例的“文化大革命” 。拙著《知识分子问题：从马克思到邓小平》中对此有所介绍。)，因而实际上搞的都 是冤假错案，成为中国革命的知识分子的一场大劫难。
第二次“肃反”即从1938年起在中共党内开展的“肃托”，是康生从苏联带回的任务 。他先是在陕北公学搞了个“卡尔学会”案件，数十名学生遭到错误处理。后来搞的 王实味“五人反党集团”案，则导致王实味的被错杀。最严重的是1939年的山东湖西“ 肃托”事件，有五六百干部被捕，其中300多人惨遭杀害，他们也大都是知识分子。另 外，在新四军中还搞了个原广西学生军中的“托派”案件，有50余人受到错误处理。
至于1943年的“抢救运动”，不过是上述两次“肃反”的继续。只是由于毛泽东总结 了历史经验，及时地提出了“一个不杀，大部不抓”的方针，才没有酿成更为严重的后 果。
对于中国的广大知识分子来说，影响最大的还是头上这顶“资产阶级”的帽子。在党 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前的20多年内，它成了知识分子一切苦难的根源。无论是“反右派 斗争”，还是“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主要的打击对象都是“资产阶级知识分子”， 同时也给全党和全国人民带来了深重的灾难。其间周恩来、陈毅、陶铸等曾经力图为知 识分子摘掉这顶臭帽子，但由于毛泽东的反对一直未获成功。直到“文革”结束，这件 与上千万知识分子命运攸关的大事，才由邓小平将其最终完成。
当然，斯大林在知识分子问题上的错误影响最大的，还是苏联国内。
首先，学术界没完没了的批判和斗争，极大地败坏了苏联的学术风气。它混淆了学术 问题和政治问题的界限，把不同的学术观点都说成是“无产阶级同资产阶级的斗争”， 并且培养出一大批出卖学术良心，善于揣摩领导意图，无限上纲、罗织人罪的“李森科 式的学术打手”。同时也造成了学术界的分裂，不同学派和学术观点之间的无端攻击、 造谣中伤、打小报告等违反学术道德的现象层出不穷。
其次，对数以千计的学术精英的逮捕和处决，以及一大批专家教授被迫逃亡国外，极 大地损害了苏联的科学技术事业，使一些本来具有领先地位的科学研究被迫中断。与此 同时，还中断了苏联科学家同国外同行的联系，使苏联的科技事业受到了极大的损失。
最后，在斯大林的几次“肃反”中，有900多万干部和知识分子被逮捕、流放和处决[2 4](195页)，以五口之家计，被牵连的近5000万人。这对于只有2.5亿人口的苏联，占了 一个多么可怕的比例!在那些“红色恐怖”的年代里，先后有不下于50万人被处决。仅 莫斯科一地，每天就处决上千人。在集中营内的犯人，不但受到了非人的待遇，而且有 些也难逃一死。仅在远东的一个集中营内，处决的犯人就不少于4万个[18](452页)。因 此，毛泽东也不无感慨地说：“苏联揭露斯大林的统治，其黑暗不下于历史上任何最专 制暴虐的统治。”[25]而这些受害者，又都是在社会上有一定影响力的人物。这就不能 不对苏联人民造成巨大的心灵伤害，从而严重地破坏了苏共在他们心目中的形象，使苏 共丧失了人心。1991年“八一九”事件之后，拥有1900万党员的苏共在人民群众的一片 咒骂声中平静地瓦解了，一个横跨欧亚大陆的统一的多民族的苏维埃社会主义联盟也已 不复存在。造成这样的结果，斯大林以后的苏共几代领导人固然难辞其咎(如热中于大 搞特权、不进行政治经济体制改革、不改善人民生活等)，但上述斯大林在知识分子问 题上的严重错误，不能不说是一个深层次的原因。
江泽民同志总结了苏联和东欧一些政党先后下台甚至衰亡的历史经验后深刻地指出： “历史和现实都表明，一个政权也好，一个政党也好，其前途与命运最终取决于人心向 背，不能赢得最广大群众的支持，就必然垮台。”[26](642页)斯大林在知识分子问题 上的所作所为，是他对人民群众实行专制暴虐统治的一个突出表现。而正是这种专制暴 虐统治的一个突出表现。而正是这种专制暴虐统治对人民群众造成的伤害，把人民群众 推向了对立面。回顾斯大林在知识分子问题上的错误以及苏联发生剧变的教训，使我们 更加深切地认识到江泽民同志“三个代表”的思想具有何等重大的意义!
收稿日期：2002-09-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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