说说普通话异读词审音，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异读论文,普通话论文,词审音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今年是新中国建立60周年。60年来我国在各条战线都取得了辉煌的成就，语言文字工作也是这样。这里我们对普通话异读词审音工作做一个回顾，并谈谈对一些问题的思考。
一、推进汉语规范化，不失时机地提出审音问题
1955年10月在北京举办了两个会议，一个是教育部和中国文字改革委员会召开的全国文字改革会议（15～23日），一个是中国科学院哲学社会科学部召开的现代汉语规范问题学术会议（25～31日）。前一个会议是工作会议，议题有两个：文字改革，讨论通过《汉字简化方案》；推广普通话。后一个会议是学术会议，但也有工作安排的内容，议题是现代汉语规范问题。两个会议讨论的问题密切相关。现代汉语规范包括语音、词汇、语法。大会通过了六项决议，主要是两项：编纂《现代汉语词典》，进行普通话异读词审音。这两项都是推进汉语规范化所必须做的事情。著名语言学家罗常培、吕叔湘所做的会议主旨报告《现代汉语规范问题》中说：“普通话词汇的语音有不确定的必须把它确定下来。要在最近期间编出正音词典或词表”，“建议中国科学院聘请专家若干人，组成普通话审音委员会，研究并确定普通话常用词汇的语音。委员会应于一年内编成《普通话常用词正音词汇》”。大会宣告普通话审音工作将开始实施。
二、审音工作的必要性和迫切性
普通话是我们民族的共同语，是全国的通用语，具有规范性。只有具有规范性，普通话才成为全民交际的语言，才便于学习和推广，从而促进社会的和谐、发展和进步。语音是语言的形式，语音的规范，是普通话确定和推广的基本条件。为此，要解决两个问题：第一，以什么地点方言作为普通话的语音标准；第二，要消除普通话内部的语音分歧。普通话以北京语音为标准音，这个问题在20世纪初经过近20年争论（1913年议定“国音”的标准，称为“老国音”，各界认为应该改为以北京语音为标准音，1923年国语统一筹备会成立“国音字典增修委员会”，决定采用北京语音，称“新国音”，1932年教育部公布发行《国音常用字汇》，采用“新国音”）才尘埃落定，确定北京语音为标准音。这个问题解决后，就要解决普通话内部语音的歧异，即普通话异读问题。钱玄同敏锐地察觉到这个问题，他说“国音的用处极广，今后读经、史、汉、子、说文、文选等书都应该用国音。故前代用反切或直音所记之音，皆当按其声纽、韵部、等呼、声调，一一依国音的音系规定国音的读法”（《国语运动史纲》）。事实上普通话的异读比钱先生说的要广泛得多、复杂得多。异读大致包括以下十个方面：
1)历史遗留下来的异读。例如“胞”在《广韵》有两读，“布交切”(bāo)，“匹交切”(pāo)。2)北京话里的异读。如“危、帆、期”，应读阳平wéi、fán、qí，但是现在有读阴平wēi、fān、qī的。3)文白异读。例如“白”，在“白日依山尽”中读bái，但是诗人“李白”，以前许多人读bó，“白”字的二音，就属于文白异读。4)古籍中的破读和其他特殊音读。我们指的是这些音留存在现代汉语复合词中的，例如“骑”做动词读“渠羁切”，平声，做名词读“奇寄切”，去声。5)方言的影响。例如“弄”北京话读nòng，但是上海话“里弄”中读lòng，带到北京来，形成异读。6)误读。误读开始时通常是个人的，时间长了就可能成为社会的，如“塑”读sù，受偏旁“朔”的影响，误读为shuò。7)行业、地名、人名、姓氏等特殊读音。在传统乐谱中，“尺”读chě，“枞”，枞树，即冷杉，读阴平cōng，而地名“枞阳”，读zōng。“过”古代读平声、去声，现在只读去声，但是，作姓氏，今日承古，读平声。“恪”读kè，如“恪守”，但在人名“陈寅恪”中，读què。8)外来词造成的异读。例如“打”，最早为“都冷却”，读如“等”，宋元以来产生“都假切”读dǎ。西语dozen，量词，指12个，还有“苏打”(soda)，都读阳平dá。9)作为语素的字，其不同功用所造成的异读。例如“转”，读上声zhuǎn，意思是“旋动，改换方向或情势”（《新华字典》。下同）。读去声zhuàn，义为“旋转，绕着圈儿动”。作为能单用的词，读音大多不会相混，但是，在“运转”“旋转”里作为构词成分的词素，存在异读。又如“倒”，在单用时，读上声、去声，音义分工明确，不会有问题，但是在复合词“倒戈”里面，照理应该读去声，但相当多的人读成了上声。有的字只作词素用，遇上音义相近时常会出现异读，例如“供”有阴平和去声两读，有时读音会发生歧异：“供销”“供给制”读阴平和读去声的都有，从理据上应当读阴平。《说文解字》读阴平的注为“给也”，即把物资、钱财等给需要用的人，这个意义在《说文解字》里作“龚”，后来“龚”作为姓氏义，此音义作“供”，使“供”有二音二义。读去声的指“陈也”，也就是摆出来，如“供佛”，指陈放祭品，“上供”的“供”指陈放的祭品。还有其他的意义，如“口供”，都是由“摆出来”的本义发展变化而来的。现在似乎读去声是强势，北京不少人把“供应”的“供”也读成了去声。10)北京话词语的特殊读音和北京话里的土俗音所产生的异读。如“蝴蝶”读húdié，而北京土音读hùtiěr。“雀盲眼”，北京话的土俗音把“雀”(què）读成qiǎo。这些异读都需要处理。
三、普通话审音委员会的成立和工作
普通话审音委员会在现代汉语规范问题学术会议后的三个月即1956年1月正式成立，聘请丁西林、丁声树、舒舍予（老舍）、罗常培、魏建功、吴文祺、吴晓林、固有光、周祖谟、高名凯、陆志伟、陆宗达、欧阳予倩、齐越、徐世荣等15人为委员，中国科学院语言研究所所长罗常培为召集人。审音委员会于4月27日召开第二次委员会，讨论并原则通过了语言研究所拟定的《普通话审音原则》（草案），确定审定异读词的两条总原则：普通话的语音应当拿现在的北京语音作标准；审音对象应当以词为单位。根据这两条原则，拟定了8项办法：1)异读问题的处理办法，2)轻音的处理办法，3)儿化的处理办法，4)普通话方言词的读音原则，5)外来词的读音原则，6)专门术语的读音原则，7)人名地名的读音原则，8)误读的处理原则。同时还明确了异读词审定的工作步骤：分批审查，分期发表。这样，普通话异读词的审定工作就正式启动了。
先由中国科学院语言研究所词典编辑室收集和整理有异读的词，提出拟审定词表和初步意见，审音委员会采取多种形式，进行审核、研究、讨论，经过大量的工作，于1957年8月编成《普通话异读词审音表初稿》，共收异读词666条，逐条注明审取的读音。此后，于1959年5月编成《普通话异读词审音表初稿》续编，收异读词569条，1962年编成《普通话异读词审音表初稿》三编，收异读词600条，并对此前发表的一编、二编的部分条目，根据各方面的反馈意见作了修改。1963年2月把《普通话异读词审音表初稿》一编、二编、三编合为《普通话异读词三次审音总表初稿》，这就是长达八年的审音工作的总成果。
审音成果的发表，有三个地方值得注意：第一，审音表以初稿的形式公布，意在征求意见，表现了审音委员会审慎的态度，有些音在初步审定后有新的改动，例如“嫩”，一编审为nùn，三编则改为nèn。“哮喘”的“哮”，一编审为xiào去声，三编则改为阴平。（按，1985年审音又改回到xiào去声）“僻静”的“僻”，一编审为bèi，三编则审为pì，把读bèijing的bèi换用“背”表示。这充分说明了审音工作的复杂性。审音工作有三性：学术性、群众性、民主性。所谓学术性，就是审定的音要合乎学理，要符合约定俗成的原则，要进行研究，要做调查；所谓群众性，就是事关千百万人的应用，应审慎从事；所谓民主性，就是通过一定的方式，留出足够的时间征求意见。审音委员会的做法体现了这些精神。
第二，辞书等出版物积极采用审定的音，使审音成果推向社会。我们以《新华字典》来看审定的音如何反映在字典里的。《新华字典》初版于1953年，后来有1959年修订版、1965年修订版，这两个修订版有一个明显的特点，就是按照审音的要求修改注音。例如：
以上是几个随机选取的例子，可以看到字典据审音表的要求对字音的改动是多方面的：1)将二音（属又音）改为一音，如“凹、橇、刽”。2)将二音（属又音）分流，成为两个音，取消了又音，如“厦、剿”。3)改动字音，不涉及字音的兼并或分流，如“凸、阿、爿”。
第三，从学术层面上说，伴随审音工作的开展，学术界开展了广泛而热烈的讨论。
四、审音问题的讨论
从1956年到1965年，在《中国语文》等刊物上先后发表了多篇讨论审音问题的文章，对审音原则进行探讨，对如何做好审音工作提出具体建议，表现了学术界对这个问题的关心和重视。高名凯、刘正琰《语音规范化和汉字正音问题》（《中国语文》1956年第3期），周祖谟《普通话的正音问题》（《中国语文》1956年第5期），炳生《对〈普通话异读词审音表〉初稿的几点意见》（《中国语文》1961年第5期），谈到不要忘记了词汇规范问题，对方言的土语词、生僻陈旧的旧词，不要去审定，否则在音的方面要求规范，在词的方面不要求规范。张拱贵《读〈普通话异读词三次审音表初稿〉》（《文字改革》1963年第11期）。《中国语文》1965年第2期发表了两篇文章，徐世荣《〈审音表〉使用一得》、周定一《对〈审音表〉的体会》。王力《论审音原则》（《中国语文》1965年第6期）是一篇重要文章，他认为普通话异读词审音问题，从发表的文章看是谈体会多，原则问题讨论得少。文章认为审音委员会关于审音原则的一个规定“是值得商榷的”。
1966年开始了“文化大革命”，普通话审音工作被迫中断。
五、《普通话异读词审音表》的发布
1976年“文化大革命”结束，国家的各个方面都恢复了生机，像其他工作一样，语言文字工作也逐渐走上轨道。1982年10月成立了新的普通话审音委员会，聘请曹乃木、方伟、傅兴岭、高景成、蒋仲仁、梁容若、陆宗达、齐越、孙德宣、孙修章、王力、吴青、夏青、徐世荣、徐仲华、俞敏、张志公、周有光、周祖谟等19人为委员，王力任主任委员。10月26日召开第一次委员会，讨论并原则通过了《普通话审音委员会条例（草案）》《审音范围和审音原则（草案）》《审音工作计划大纲（草案）》三个文件。在19位委员中，陆宗达、徐世荣、周有光、周祖谟4位曾是上一届审音委员会委员。主任委员王力于1980年被国务院任命为中国文字改革委员会副主任委员，由他来主持审音委员会审音工作，是众望所归。
经过三年的工作，1985年12月27日由国家语言文字工作委员会、国家教育委员会（教育部）、广播电视部联合发布《普通话异读词审音表》，并有一个《关于（普通话异读词审音表）的通知》。《通知》有三个内容：1)历史的回顾，指出“普通话审音委员会曾于1957年到1962年分三次发表了《普通话异读词审音表初稿》，并于1963年辑录成《普通话异读词三次审音总表初稿》。《初稿》自公布以来受到文教、出版、广播等部门广泛重视，对现代汉语的语音规范和普通话的推广起了积极的作用。但是，随着语言的发展，《初稿》中原审的一些词语的读音需要重新审定；同时作为语音规范化的标准，《初稿》也亟需定稿”。2)这次审音工作总体考虑，“以符合普通话语音发展规律为原则，以便利广大群众学习普通话为着眼点，采取约定俗成、承认现实的态度。对《初稿》原订读音的改动，力求慎重”。3)《审音表》是国家标准，“自公布之日起，文教、出版、广播等部门及全国其他部门、行业所涉及的普通话异读词的读音、标音，均以本表为准”。这三点都很重要。我们上面提到审音工作因“文革”被迫停顿了十年，但是审音成果的社会影响并没有中断，在普通话语音规范上继续发挥着积极的作用。例如“癌”，1959年的《新华字典》收在y字母，注为yán，后来据《审音表》定为ái，“炎症”与“癌症”的读音因此区别开来。例子不胜枚举。
六、审音的成就
新一代人在学习普通话时，基本上是按《审音表》的要求来学的，他们缺乏新旧对比，难以很好体会到审音的好处。现在我们拿20世纪五六十年代的大学教材来看，就会看到那时的异读情况：
1)声母的不同，例如波浪的波，读pō，又读bō；荒谬的谬，读miù\niù；缔结的缔，读dì\tì；包括的括，读kuò\guò；步骤的骤，读zhòu\zòu；接触的触，读chù/zhù；森林的森，读sēn\shēn；秘密的密，读mi\bì；机械的械，读xiè\jiè；商埠的埠，读bù\fù；溃烂的溃，读kuì\huì。2)韵母的不同，例如淡薄的薄，读bó\báo；收获的获，读huò\hù；熟练的熟，读shú\shóu；淋雨的淋，读lín\lǘn；娇嫩的嫩，读nùn\nèn；琴弦的弦，读xián\xuán；恶劣的劣，读liè\lüè；跃进的跃，读yuè\yào。3)声调的不同，例如疾病的疾，读jī\jì；复习的复，读fú\fù；特殊的殊，读shū\shú；宁可的宁，读nìng\níng；侵略的侵，读qin\qǐn；质量的质，读zhì\zhí；细菌的菌，读jūn\jùn；号召的召，读zhāo\zhào；伪装的伪，读wěi\wèi。4)声、韵、调至少两项不同，例如卡片的卡，读kǎ\qiǎ；暴露的暴，读bào\pù；巷道的巷，读hàng\xiàng；恪守的恪，读què\kè；供给的给，读gěi\jǐ提防的提，读dī\tí；矛盾的盾，读shǔn\dùn；五更的更，读gēng\jīng；奇数的奇，读jī\qí。（以上例子采自50年代北京大学《现代汉语》教材）。这些异读后来基本消除了，这就给我们的学习、工作、生活，特别是社会交往带来很大的方便。语言文字工作是谋社会之功，而不去追逐一己之利。我们在上面提到，王力先生在1982年82岁高龄的时候，主持普通话异读词审音工作，1985年12月发布《普通话异读词审音表》，半年后，即1986年5月3日，王先生就辞世了。在汉语规范事业上为我们留下了明媚的阳光和青翠的绿荫，这正是先生的追求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