严复、蔡元培在北大精神初构中的影响评析，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北大论文,蔡元培论文,精神论文,严复论文,初构中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中图分类号：G649.29 文献标识码： A文章编号：1000-4203(2010)04-0090-07
自京师大学堂(后更名北京大学)创办以来，至汤用彤1949年执掌校务止，时间不过半个世纪而已，北大校长更换达20人之多，可见其变更之频繁。就中具有长期意义者二人，为蔡元培与蒋梦麟。蔡氏虽任事时间有限，但毕竟居校长之名达两度10余年(1916年12月-1927年7月，1929年9月-1930年12月)；蒋梦麟则不但是蔡氏长校期间的大管家，更任职校长达15年之久(1930年12月-1945年10月)。
在北大场域之中，与蔡、蒋这样的长期领袖相比，严复、李石曾都属于短期过客。但雁过留声，却不能不予以充分关注。严复在1912年2-10月间短期出任京师大学堂总办，李石曾(煜瀛，1881-1973)则在1928年6月-1929年1月间任北大校长(实际上是北平大学区校长)。
严、李、蔡三人，都是具有独立思想的一代知识精英，且分别于19世纪末至20世纪初先后留学英、法、德，说其得一代新风，当不为过。严复留英时代甚早，他个体修养的形成，实际上多取决于自身的不断进修，这种“无心插柳柳成荫”的效果，到了严复开始翻译西书、积极介入文化场域之后体现得最为明显。而这三者之间的相互关联，其实是另一个值得关注的命题。严复之译介西学，嘉惠世人可谓“如沐春风”，蔡元培、李石曾皆曾受惠不浅；而严复之续任北京大学校校长，亦同样出于时任教育总长蔡元培的认同。
一、严复之“全学西方”：以蔡总长为参照视角
虽然早在1912年2月，严复即经由袁世凯之任命，而出任京师大学堂总办；但1912年4月24日，蔡元培至北京就任教育总长，这也意味着教育政治领域“重新洗牌”的可能。虽然事多繁重，但蔡总长对京师大学堂仍十分重视，一方面派专员接收校务，一方面则在行政程序上重新来过。如果说，王云五、杨焕之等以教育部官员的身份接收大学堂还有应景例行公事的成分，那么更改校名与重新任命校长，则显出作为教育总长的蔡元培的“别出手眼”。5月1日，根据教育部令，京师大学堂改称北京大学校；5月3日，由临时大总统袁世凯颁令任命严复署理北京大学校校长，总统大印之外，另有总理唐绍仪、教育总长蔡元培附署。表面的形式文章之外，暗寓总长蔡元培的“变革思路”，这一点在其行政程序内部的呈文中可以感觉出来：
京师大学堂前奉大总统令京师大学堂监督事务，由严复暂行管理。……查从前京师大学堂职员，有总监督、分科监督、教务提调各种名目、名称，似欠适当，事权亦觉分歧。京师大学堂今拟改称北京大学校；大学堂总监督改称为大学校校长，总理校务；分科大学监督改称为分科大学学长，分掌教务；分科大学教务提调即行裁撤。大学校校长须由教育部于分科大学学长中荐一人任之，庶几名实相符，事权划一，学校经费亦得藉以撙节，现已有本部照会该总监督任文科大学学长，应请大总统任命该学长署理北京大学校校长。其余学科，除经科并入文科外，暂仍其旧。①
当初孙中山让位于袁世凯，内阁中的国民党人均纷纷求去，蔡元培亦欲辞职，后因袁世凯与任国务总理的唐绍仪坚邀，更加本党同志勉以大义，他才北上续任。对于严复，蔡元培的态度颇为矛盾：一方面严复乃袁世凯旧人，毕竟是筹安会中人；另一方面，他也知道严复当初乃是启蒙巨子，自己也曾嘉惠于其译介巨著②。对于作为自己治下首都大学的校长，蔡元培如何对待严复，其实是道难题。
严复任京师大学堂总办毕竟是由袁世凯所任命，两者的关系非同一般，自然不能轻易言及“进退易人”。而对于严复“西化”的思维方式，蔡元培显然也不尽赞同。虽然同为留欧学人，但一于19世纪后期(1870年代)留英，一于20世纪初期留德，年龄与时间都有相当差别，而30年岁月流变，欧洲语境本身亦有重大变化。所以，当5月15日北京大学校开学典礼之时，严校长与蔡总长的致辞可谓各有重心。严校长强调的思路仍不外乎“学习西方”，而蔡总长则谓：“大学为研究高尚学问之地。即校内课余，仍当温习旧学。”③表面看去，不过强调应补习旧日功课；但若拓展一层深味，则未必不一语双关、无针砭补救之意。大致说来，严、蔡二者思想的总体特征，或偏向求新、或偏于主旧④。思路之所以差异，乃在于两者之留学国别与时代不同，且文化立场亦有差异。
5月16日，严复的家信中就有这样的字句：“大学堂已于昨日开学，事甚麻烦，我不愿干，大约做完这学期，再行扎实辞职。”⑤严复的心态是非常矛盾的，作为在一个封建时代成长起来的知识分子，他不可能没有事功之心，这点从他一再参与科考的仕途之路尝试中可以看出；但对于晚年的严复来说，毕竟不复当年的“心雄气豪”，当他因与袁世凯的交谊而获得京师大学堂总办的“荣耀之位”后，得之便虑其失：
旧历献岁以来，政府以复誓行管理大学堂总监督。以复素啖虚名，故京外人士属望甚殷，极以为愧！惟是款项支绌，旧存银行之款，角尖不能取用，而财部稍有所获，辄以镶军为亟，致受事匝月，不能定期开学，更无论拾遗补缺，有所改良矣。⑥
这是给知心友人书信，当可相当程度反映出刚上任的严总办的复杂心理。总体来说，严复虽为经费诸务所困，但“在其位则谋其政”，对于北大的发展，仍滋滋于心。他的规划是相当用心的，视事也不可谓不尽力，可无论怎样，办学的效果不但很不理想，而且近乎“焦头烂额”。到日后撰《论北京大学不可停办说帖》(1912年)⑦，则将其复杂矛盾的心态表露无余。一方面认为北大之意义重大；另一方面由于现实问题(尤其是经费)的制约，自家基本属于“心有余而力不足”。不过在笔者看来，此前既有留学英伦的西学经历，之后又有长期执教担任校事的履历垫底⑧，严复能有机缘出长作为国中最高学府的领袖人物，仍属现代中国的一件幸事，至少他可以施展长期以来“压抑心中”的胸襟抱负。也为留英学人借鉴英国大学理念、参与现代中国之建设提供一块充分的平台。
当年张之洞提倡“中体西用”，既属那代传统士人领袖的基本文化立场，也不无政治策略的具体考量。严复当时就对张之洞的说法颇为不满，他所主张的，乃是“体用一致”，也就是说，既以西方为用，更须以西方为体。大致有些迹近日后的“全盘西化”论。在严复看来：
体用者，即一物而言之也。有牛之体，则有负重之用；有马之体，则有致远之用。未闻以牛为体，以马为用者也。中西学之为异也，如其种人之面目然，不可强谓似也。故中学有中学之体用，西学有西学之体用，分之则并立，合之则两亡。⑨
在出长中国第一学府的京师大学堂之后，他更明确主张“全面向西方学习”，这尤其落实在京师大学堂的各种课程设置上。在北大的严复时代，外语学习得到大力提倡，除了“中学”之外，各种课程都用外语进行教学。这与他主张“全面学习西方”、提倡西学的路径相一致；而这种“立新”又是与“破旧”紧密联系在一起的，在严复心目中，所谓“旧学”属于“无用”、“无实”之物，而“求才为学二者，必以有用为宗”[1]。按照这种逻辑推敲下来，弃“旧学”择“新学”自是水到渠成的结论。这样一种以“功利启蒙”思想为内核的理念，具体表现在北大场域，自然就会出现“全面学习西方”的一边倒策略。
应该说，严复虽然只比蔡元培大12岁，但彼此之间的思想距离却并不近。因为二者留学有30年的时间跨度，这固然决定了求学时代西方学术/教育语境的变迁，而留学国别的不同，更决定了以人文思想为取向的两位先贤，不会所见尽同、所得无异。
严复对西学的译介，乃是“前无古人”之举。此前中国并非无留学生，但却极少有人将主要精力放在西方思想著作的翻译之上，容闳是留学第一人，但他致力于推动留学事业的发展；而黄宽、何启等人，包括稍后的伍廷芳，他们都基本属于专业技术人才，虽然也对文化思想领域的问题有所关注，属于“开明人士”，但并未将思想潮流之运动作为一种重要的行为方式。对于这一问题，梁启超曾发过一通感慨：
晚清西洋思想之运动，最大不幸者一事焉，盖西洋留学生殆全体未尝参加于此运动。运动之原动力及其中坚，乃在不通西洋语言文字之人。坐此为能力所限，而稗贩、破碎、笼统、肤浅、错误诸弊，皆不能免。故运动垂二十年，卒不能得一健实之基础，旋起旋落，为社会所轻。就此点论，则畴昔之西洋留学生，深有负于国家也。[2]
他这话主要针对康、梁师徒自身发起并为主力的晚清西洋思想运动而言，这种“二十年”为期的推算，乃指19世纪末期的时光。确实，康、梁辈之所以能以一介书生而在清季末造掀起如许惊天波澜，敢发惊世骇俗之议论、敢为公车上书之豪举，固有其重要的内在原因，但借来西方思想与文化，仍是其最根本的“文化资源”。严复自19世纪末崛起于中国文化场域，凭借其娴熟的英文功底及对英国文化路径的借鉴，在现代中国语境里引起莫大的风潮，说其掀起一场真正的西洋思想运动亦不为过，从此期起至1910年代以胡适等留美学人归国并再度掀起以美国思想为主体的西学潮，其时间又为20年。
对于蔡元培来说，从当初“侯官浏阳，为吾先觉”的推重⑩，到此时以上、下级的关系来面对昔日的启蒙巨子，十年光阴飞逝，使得情境逆转。不过，相比较蔡元培的匆促总长生涯(1912年7月即辞教育总长职)，严复一直坚持到1912年10月。故此，蔡总长的大学理念并不能直接影响到严校长的决策，而这种理念博弈的持续性并不长久。一则严复自有其独特的资源背景，主要源自英国的功利主义思想与学院发展思路；二则蔡元培任教育总长时间甚短，尚不可能直接干涉到严校长的具体办学实践；三则严复自家亦“知难而退”，在很短的时间内就“知所进退”，决定“淡出江湖”。严复对教育问题，虽从未有过专门的译著，但却素来关注，其大致思路不脱致用，尤其是与“救国”的关联明确。但严复的功利启蒙，不仅在于强调国破家亡背景下的“学以致用”，也包括了对西学的比较深层次的认知：
夫自由一言，真中国历古圣贤之所深畏，而从未尝立以为教者也。彼西人之言曰：唯天生民，各具赋畀，得自由者乃为全受。……中国最重三纲，而西人首明平等；中国亲亲，而西人尚贤；中国以孝治天下，而西人以公治天下；中国尊主，而西人隆民；中国贵一道而同风，而西人善党居而州处；中国多忌讳，而西人多讥评。其于财用也，中国重节流，而西人重开源；中国追淳朴，而西人求欢虞。其接物也，中国美谦屈，而西人务发舒；中国尚节文，而西人乐简易。其于为学也，中国夸多识，而西人尊新知……(11)
这种在中、西二元的对立比较思路中，中国与西方的特点得到呈现，虽然并未明确地贬中而扬西，但基本进路的差别还是明显可见。而这种基本认知，也正是严校长在出长北大之后所一力推行“西学”、主张全面向西方学习的基本思路，尤其应当注意的，是他揭出的一条“中之人好古而忽今，西之人力今以胜古；中之人以一治一乱、一盛一衰为天行人事之自然，西之人以日进无疆，既盛不可复衰，既治不可复乱，为学术政化之极则(12)。实际上今天看来，中国的“周而复始”之道的循环论未必没有道理；而西方的学术教育原理也决非仅是“弱肉强食”的进化论。但在当时的背景下，进化论的那种带有凌厉的推进性质的理论，正符合拯救中国出于“困境”的时势与需求。所以恰恰是这一点，被严复认为是“中西事理，其最不同而断乎不可合者(13)，其办理北大的思路，亦与此趋向密切相关，故不妨称之为严校长的“西体西用”观。以英语为主导的西学课程在北大成为主流，原是可以想见之事。当然，严复也并非单纯的书呆子，他同样强调实践经验的重要性，曾有言谓：“人之学问，非仅读书，尤宜阅世。盖读书者，阅古人之世，阅世者，即读今人之书，事本相需，不可废一。”(14)从这种言论中也可见出严复个体经历所给他的思想形成所带来的影响，以及作为教育家的“通达之见”，非仅“纸上谈兵”而已。
二、蔡元培之“兼容并包’’：以我为主的潜藏策略
在李石曾之后，虽然有陈大齐的暂时就位(1929年1月-8月)、蔡元培的名义恢复(1929年9月-1930年12月)，但这已不妨看作是留美学人对北大的全面承接。蒋梦麟时代的到来，实际上更意味着对蔡元培时代的修正与重新定位。这且按下不论，大致说来，1930年应是一个分水岭，如果说此前的北大，更多体现出欧洲各国资源的博弈；那么此后的北大校长，则成为美国精神的一种落实。1910到1920年代的20年间，北大校长虽更换颇频，如严复之前，北大校长(监督)还有孙家鼐、许景澄、张百熙、张亨嘉、李家驹、朱益藩、刘廷琛、柯劭愍、劳乃宣等多位，但这些人物多半都当归入未有留学经历的封建官僚，虽然其中不乏具开明之见者；严复之后，亦有章士钊、何燮侯、胡仁源等人作为过渡。但对早期北大来说，最具重要精神意义的仍属严、蔡二人。蔡元培对英、法、德的文化相峙，当有比较明确的意识。早在1910年他所翻译的《德意志大学之特色》一文中，开篇就明确指出：
欧洲近代，大学勃兴，其数多不可计。然可约之为三种：即别各国大学为英国风、法国风、德意志风三者是也(15)。
应该说，这一区分英、法、德大学风格的路径是不错的，而且，这一思路还可拓展，即在民族文化方面，英、法、德也完全展现出截然不同的价值与思维取向。事实上，他自己的论述也说明了这一点。现代中国的知识精英，很难对西方学术有较为全面的宏观认知和深刻反思，那代人在谈及面对西方学说时的盲目时曾这样描述：“好像站在大海中，没有法子看看这个海的四周……同时，哲学与科学有它们的历史，其中分若干种派别，在我们当时加紧读人家教科书如不暇及，又何敢站在这门学问以内来判断甲派长短得失，乙派长短得失如何呢？”[3]尤其又是对蔡元培这种学问事功兼备者，因为在那个时代，指望他深入底里如陈寅恪者，恐怕很难。诚如他自己追忆留德时代的听课经验：“在德国进大学听讲以后，哲学史、文学史、文明史、心理学、美术史、民族学，统统去听。那时候，这几类的参考书，也就乱读起来了。后来虽勉自收缩，以美学与美术史为主，辅以民族学；然而他类的书，终不能割爱。”(16)但对于作为柏林大学教授的包尔生，蔡元培应当不算陌生。当初他到德国入柏林大学时为1907年，其时包尔生尚在世，不知二者是否有机会见面。不过，作为彼时德国的学界耆宿，包尔生之名声显赫，自毋庸置疑。这也当是蔡元培在伦理学、教育学两方面都受其著作影响的重要原因(17)。但此处借助包尔生对英、法、德三国大学风格的明确区分，蔡元培一定也意识到一条，即一国教育/大学之发达，必须成就自家的独特风格，仅是学习和借鉴别人是不够的。否则即便怎样勃兴，也难免陷入“没有自家面目”的陷阱，而“泯然众人矣”。这或许也正是蔡校长排除万难、出长北大的底气所在，他要成就的，本就是具有中国风的“现代大学制度”。
这也意味着，蔡氏日后为众人所称道的“兼容并包”方针，既明白宣示了作为谦谦君子与大学领袖大度胸怀的办学原则，也隐含着自家作为场域实践家的基本策略。这里之所以强调“兼容并包”的意义，乃在与严校长的比较，就“思想自由”这一原则而言，严氏明确提出此乃西之胜中的根本点，并在其办学过程中已予重视，虽然还不如蔡氏的“大张旗鼓”，但意识已是到了的。可只有“兼容并包”，才显出留德的蔡校长，确实要比留英的严校长高出一筹，这既表现在“新旧并包”，不仅有新派的陈独秀、胡适之、刘半农等，也包纳旧派的刘师复、黄侃、辜鸿铭等。用蔡氏自己的话来解释就是：“我素信学术上的派别，是相对的，不是绝对的；所以每一种学科的教员，即使主张不同，若都是‘言之成理、持之有故’的，就让他们并存”(18)。也包括了在西学当中实现“各国并包”。1918年9月20日在北大做开学式演说词时总结自己的“政绩”称：“一年以来，于英语外，兼提倡法、德、俄、意等国语，及世界语；于旧文学外，兼提倡本国近世文学，及世界新文学……”(19)。表面看去，不过是在谈外语的拓展，但追究实际则是一种由“英语霸权”到“多元构建”的实质性转变，严复任期虽短，但有一大变革就是对外语的重视，但主要是英语。蔡元培因其留学德、法经历，非常深刻地认识到此两国语言/文化/学术的重要性，故乃有大刀阔斧地增革。联系起北大建制改革的具体进程，就可以知道此言并非“空穴来风”。先是1918年，北大增设法国文学门、德国文学门。[4]1919年，更废门改系，即将科、门的序列取消了，而径直设立为系，德国文学门、法国文学门改为“德国文学系”、“法国文学系”。[5]这种从无到有，且与原有的英文专业并驾齐驱的气魄，非有大手笔者做不出，而亦非有对彼国学术/文化深刻认知者不能做。
第三层则为“人我并包”。蔡元培的一大好处，就是深具“天下为公”的信念，这是一般人物很难企及的。诚如蔡校长自己所言：“我没有本校与他校的界限，常为之通盘打算，求其合理化”(20)。这放在教育总长的位置上很自然，但作为北大校长，能在一地之限思考全局问题，不但难能，实为可贵。这正如当年邀范源濂任教育次长，自己又应范氏之邀而出任北大校长的举动一样，是一种“教育国家”理念的纯正体现，“谋国之诚”令后人确实“高山仰止”。而较之那些以自己所任行政职务管辖范围为自家利益之禁脔，不让别人染指的“乡愿”，更不知要高明多少倍。这也正是那代大学领袖的真正禀赋与气质。
但无论如何“并包”，都不意味着蔡校长没有自家的主见。作为北大改革者的蔡元培，深刻地意识到自己可能面临的陷阱，所以他的“兼容并包”的三层递进毋宁更视为一种策略，实际上希望实现的，乃是自家的“教育国家”理念。说到底，是“以我为主”！实际上，他的北大改革虽不能说是尽善尽美，不如意处亦多，可在中国现代大学的建构期，却已是难能可贵，筚路蓝缕之功大焉，而他“囊括大典，网罗众家”、“万物并育不相害，道并行而不相悖”等独特的大学思想通过北大实践，亦同样影响深远。即便是对中国现代大学制度的建设来说，虽然恒定性与范式意义尚未得到足够呈现(21)，但其在现代中国语境里的影响却同样极为深远。
三、蔡、严二君的思想关联与蔡元培的后来居上
严、蔡二者的思想不是“水火不容”，但也决非“契合无间”，虽然年纪相差并不太大，且都具有留学背景，但严复趋于保守，蔡氏思想开明。这一点，在蔡元培汉语授课、中欧合作的思路中得到明确体现：
旧制，大学各科学，可用西文教授，如理科用德文、法科用法文之类，此甚不妥。鄙意拟全用华语教授，但亦不能不借助于西人。拟于各门研究所Institute，以一本国学者为主任，而聘一欧洲学者共同研究；讲授则本国学者任之。此本国学者，以大学毕业后，再在英、法、德等国研究数年者为合格。其所聘欧洲学者，即由此本国学者于研究期，细心访问，择其果有学问、而又能实心指导外国人者，与之联络，备他日延聘，庶能裨益此事。(22)
这段文字既关系到蔡元培对于当时学术研究的基本认知，又涉及到对英、法、德学术(亦即欧洲学术)与中国现代学术关系的判断，非常重要，值得认真推敲。一者确立中国学术的主体地位，无论是汉语授课，还是中国学者出任研究所主任，都可为明证；二者强调欧洲学者作为共同研究者的地位，此即既承认中国现代学术尚还不能在此阶段完全独立，同时亦注意如何借助他人之力、养成自家独立之学术品格；三者在这种借力自强的思路中，欧洲学者居于中心地位，尤其是英、法、德三国的明确标示，其实暗显出蔡元培心目中对世界学术基本态势的判断。而这些，似乎是接受英国海军学院教育的严复所未曾达到的认知程度。道理其实很简单，德、英大学的模式本就差别颇大(23)，而严复所接受的英国教育甚至不接近传统意义的大学，故自然对研究所这种学术建制难得切身体验的好处。作为自兼的北大研究所所长(这里的研究所其实是研究院)，蔡元培对研究所的冀望显然甚大，实际上研究所之一门(如国学门)就相当于一个专门的研究所，整体设计有点像科学院的架势。这种学术上的拓新意识和实践尝试，确实是严校长所不及，毕竟严、蔡留欧时间相差近30年，且国别风格不一、院校类型有异。但必须注意的是，蔡校长并非没有对严校长继承的一面，“思想自由”原则的提出固然有严复的影子在内，即便是关于“兼容并包”，严复也说过：“大学理宜兼收并蓄，广纳众流，以成其人”(24)。只不过，他既未能提出系统理论，自己也未能贯彻于实践罢了。
总体来讲，分别在“功利启蒙”与“教育国家”思路之下的“体用一致，全学西方”和“思想自由，兼容并包”，其高下层次仍不难见出。蔡元培虽实居北大校长之位不过5年左右，但毕竟任职凡10年，立于各种政府势力之间，与北大可谓“风雨与共”。他在此过程中数次提出辞职，均由其特别的理念立场所决定(25)，而此中暗藏的“有所不为”的原则，其实很能见出蔡氏的以教育为国家“重器”之立场，即努力寻求协调“国家利益”与“教育独立”之间的平衡，但前者是国家之长远利益，而决非政客之集团利益。对这两者，他的区分是相当明确的。胡适对蔡氏的“有所不为”是有相当会心的，故此说：
第一，“有所不为”是尊重自己的人格。“不降志，不辱身”，不肯把人格拖下罪恶里去。这种狂狷的精神是一切人格修养的基础。第二，“有所不为”是一种牺牲的精神，为要做人而钱有所不取，为要做人而官有所不做，为要做人而兽性的欲望有所不得不制裁，为要做人而饭碗有所不得不摔破：这都是一种牺牲的精神。(26)
所以，蔡的入局与持久，乃是高于严复的。一以时间之久；二以博弈之力；三以立场之恒。对北大之贡献可谓大焉。这不仅表现在作为北大校长的蔡元培的形象在公众中远胜于严校长，也说明了蔡氏的教育国家理念明显胜过单纯的功利启蒙思想。更重要的是，不仅在理念上如此，在场域更变之际的人事动革亦如此。作为当事人的沈尹默就对这段历史有过描述，称章门弟子虽分三派，内部亦有矛盾，可他们在“大批涌进北大以后，对严复手下的旧人则采取一致立场，认为那些老朽应当让位，大学堂的阵地应当由我们来占领。”[6]在此处，严复长校北大的时代，是被作为一种“腐朽保守”的力量来看待的，而蔡元培长校的北大时代，虽然号称“兼容并包”，但却不可能不潜藏自家的“办学策略”，故新人之代替旧人，原是大势所趋。可必须注意到，相比较新学者场域占位意识明确的“权力博弈”，蔡校长并未亦步亦趋，在确有自家倾向的基础上，他仍基本坚持“兼容并包”，这不仅表现在人事案的处理上，也表现在他对严校长的既有思想的“尊重之继承”。
罗家伦早年负笈北大，是蔡元培长校时代的著名弟子，与傅斯年、康白情等同为学运领袖，他对大学精神颇有体认，主张：“构成一所大学精神的要素包括它的历史演进，学者与学生的背景，以及其教育理想的建立与实施。”[7]这几条原则很重要。历史演进乃是强调一所大学的“精神传统”问题；而学者与学生则强调了大学主体的突出；教育理想则涉及到大学领袖的问题，所谓“建立与实施”又关系到两条，即“有没有”与“行不行”？如果以这几条标准衡量之，蔡元培得分都要高于严复，他对“北大精神传统”的建构有一定的自觉性，虽然要超越严复(就精神建构来说，在其前任校长中严复比较重要)，但却不乏对严复批判继承；至于招募能转移一时风气的学者、强调学子主体的意识，更是他的拿手好戏；在教育理想方面，更是独标风格，不但敢于建立，更努力推进实施。虽然自身不是“力胜繁剧”之人，但却善于用才，不惮牺牲，终于成就了北大历史上——也是中国现代大学历史上——最为辉煌的“蔡元培时代”。前贤去兮，后世惘矣！世间既无蔡校长，大学蹒跚向何方？
注释：
①《政府公报》1912年5月，转引自马勇：《严复学术思想评传》第255页，北京：北京图书馆出版社，2001年。
②蔡元培曾在日记中留下他接受严复思想影响的痕迹。1899年1月13日日记称：“复读《天演论》导言”；1月28日撰文《严复译赫胥黎〈天演论〉读后》。可见《天演论》对一代知识精英影响的覆盖广度与深度。不仅是《天演论》，还包括读《支那教案论》、《国闻报》(严复参与创办)与请人代抄严复杂著的记录。吴玉伦《论严复对蔡元培教育思想的影响》，载《贵州文史丛刊》2005年第3期第67页。
③《教育杂志》第4卷第4号，转引自马勇：《严复学术思想评传》第256页，北京：北京图书馆出版社，2001年。
④当然诚如蔡元培自己认识到的，严复“译《天演论》的时候，本来算激进派，听说他常常说‘尊民叛君，尊今叛古’八个字的主义，后来他看得激进多了，反有点偏了保守的样子”。《五十年来中国之哲学》(1923年)，载蔡元培：《蔡元培全集》第4卷第353页，北京：中华书局，1984年。
⑤《与夫人朱明丽书》(1912年)，载《严复集》第3册第776页。
⑥《与熊纯如书·一》(1912年)，载《严复集》第3册第602页。
⑦关于严复在北大精神构建史上的意义，参见《北大传统之建构》，载陈平原：《北大精神及其他》第4-8页，上海：上海文艺出版社，2000年。
⑧严复一生，主要在教育机构工作，自1880年任北洋水师学堂总教习起，历任会办、总办，应该说已有较长教育行政管理经验。进入20世纪初期，1906年先任安徽高等教育学堂监督，同年底又受马相伯之邀出任复旦公学监督等职。
⑨《与〈外交报〉主人书》(1902年)，载《严复集》第3册第558-559页。
⑩《自题摄影片》(1901年4月29日)，载蔡元培：《蔡元培全集》第1卷第313页，杭州：浙江教育出版社，1997年。侯官指严复，浏阳指谭嗣同。
(11)《论世变之亟》(1895年)，载《严复集》第1册第2-3页。
(12)(13)《论世变之亟》(1895年)，载《严复集》第1册第1页。
(14)《论沪上创新女学堂事》(1898年)，载《严复集》第2册第468页。
(15)蔡元培译《德意志大学之特色》(1910年12月11日)，《蔡元培全集》第8卷第601页，杭州：浙江教育出版社，1998年。此文原刊于《教育杂志》第2年第11期，1910年12月。前有说明谓：“此篇为故柏林大学教授、博士巴留岑所著《德意志大学》总部(部分)。博士在德国学界重名，是篇又为名著，颇足供参考。”作者巴留岑何许人也？笔者估计很可能是包尔生。包尔生(Paulsen，Friedrich，1846-1908)，德国著名哲学家、教育学家与伦理学家。师从费希纳(Fechner，G.T.)，乃康德派重要人物。其著述丰富，包括《哲学导论》、《伦理学体系》、《哲学史》、《教育史》等。所谓《德意志大学》一书，就是《德国大学与大学学习》(Die deutschen Universit
ten und das Universittsstudium)一书，出版于1902年。
(16)蔡元培《我的读书经验》，蔡尚思：《蔡元培学术思想传记》第127—128页，上海；棠棣出版社，1950年。关于蔡元培在莱比锡大学期间广收博览的听课经历，请参见蔡元培的选课表，Universittsarchiv Leipzig Signatur：Dep.I/XVI/VII/C72Bd.2。
(17)蔡元培所译的《伦理学原理》，其实是该书的第二编内容。1909年该译本由商务印书馆出版，以后多次重版，对现代中国语境产生重大影响。
(18)《我在北京大学的经历》，原载《东方杂志》第31卷第1号，1934年1月1日，载蔡元培：《蔡元培美学文选》第202页，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1983年。
(19)《北大一九一八年开学式演说词》(1918年9月20日)，原载《北京大学日刊》1918年9月21日，载《蔡元培全集》第3卷第382页。
(20)《我在北京大学的经历》，原载《东方杂志》第31卷第1号，1934年1月1日，载蔡元培：《蔡元培美学文选》第203页，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1983年。
(21)关于这个问题，参见叶隽《行政官与演说家——〈蔡元培演讲集〉导言》，载《现代中国》第7辑，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6年。又刊于叶隽：《蔡元培：大学的意义》，济南：山东文艺出版社，2006年。
(22)蔡元培“致在法同人函”(华法教育会)，载《旅欧杂志》第22期，1917年8月15日。高平叔：《蔡元培年谱长编》中册第54页，北京：人民教育出版社，1996年。
(23)这点我们也可以从法国大学借鉴英、德大学模式的一个简单比较中可以看出，参见Charle，Christophe：La république des universitaires 1870-1940.(Paris:éditions du Seuil,1994.442-443。
(24)转引自吴玉伦《论严复对蔡元培教育思想的影响》，载《贵州文史丛刊》2005年第3期第68页。
(25)蔡元培首次辞职于1919年，为五四运动学生被捕事；二次辞职于1923年，为教育总长彭允彝投靠官僚陷害罗文干案，痛心于政治清明无望；三次辞职于1930年，则是因"中央研究院"院长无法兼顾。
(26)胡适《蔡元培是消极吗？》，原载《努力》第39期，此处引自曹伯言整理：《胡适日记全编》第4集(1923-1927)第181页，合肥：安徽教育出版社，2001年。原文均有着重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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