伪科学必须反真权威不可无——《〈科学地看待汉字〉读后感》的读后感，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读后感论文,汉字论文,伪科学论文,权威论文,科学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汉字文化》1999年第4 期刊载了潘德孚一篇题为《〈科学地看待汉字〉读后感》的文章。该文名义上是批评北京大学苏培成教授的一篇文章《科学地看待汉字》（令人奇怪的是竟然只字不提这篇文章何年何月发表于何处）（注：现已查出，苏文发表于《中国教育报》1999 年5月25日。不知道是《汉字文化》的实际主编徐德江不敢点该报的名，还是故意向读者隐瞒苏文的出处，以便肆意歪曲苏文的原意（详下），或者两方面的因素都存在。），实际上是针对批评过《汉字文化》实际主编徐德江和他所炮制的伪科学的广大语文工作者，只不过因为苏教授一贯坚决地同徐德江及其伪科学进行斗争，现在又担任“中国语文现代化学会”会长，该会从成立起就旗帜鲜明地反对徐德江和他所炮制的伪科学，因此徐德江就向苏教授开刀。
这是一篇矛盾百出的文章。该文在第10页上说“学术研究，无所谓科学或伪科学”，完全否认伪科学的存在。但是在第11页上又说：“通过争鸣，辨明是非，真科学存留下来，伪科学悄悄隐退”，等于又承认伪科学的存在。这不只暴露了作者对学术史的无知，还反映出作者矛盾的心理——一方面，想反对我国广大科学工作者这些年来所进行的反对伪科学的正义斗争，另一方面，又不能不承认“真科学”和“伪科学”需要“争鸣”。《汉字文化》所以要发这篇错误百出的文章，其目的不说自明：徐德江所炮制的是一套典型的伪科学（注：详见以吕叔湘、周有光等为首的全国708 位学者和教师签名的谴责徐德江的公开声明《语文工作者有责任对伪科学进行揭露和批评》，载王均主编《语文现代化论丛》第三辑，语文出版社，1997年。），他拿不出任何理由来反对广大语文工作者对他的伪科学所进行的证据确凿的批驳，便企图从根本上否认伪科学的存在，以达到逃之夭夭的目的。江泽民同志在全国科协第五次代表大会上的讲话指出，要“揭露和抵制各种伪科学、反科学的行为”（见《人民日报》1996年5月28日）。潘德孚违背上述指示， 否认伪科学的存在。
潘文为了替徐德江所炮制的伪科学进行强辩，进行开脱，蓄意将水搅混，诬蔑我国广大语文工作者认为“怀疑、批判学术权威（的）就是伪科学”（见该文第6页）。这是对我国学术界， 特别是语文界对徐德江的伪科学的批判的恶意歪曲。曾任中国社会科学院副院长的于光远教授曾发表长文《论科学与伪科学》（见《自然辩证法通讯》1990 年第6期），其中说：“伪科学本质上也是骗术，但是打着科学的旗帜，披着科学的外衣来行骗。本来是没有事实根据的，伪科学硬说有道理；本来是乌七八糟、杂乱无章的东西，伪科学把它们拼凑在一起，去唬那些听说过那些科学成果然而不可能真懂的人。伪科学在把那些反科学的东西打扮了一番之后，还拼命往科学队伍里挤。……在今天科学昌明的时代，打着科学的旗号，利用科学的威望，当然是一种掩护自己行骗，对行骗者有利的手段。”
吴世雄同志“参考了中国科学院何祚庥院士”等人“反对伪科学的有关论述”（注：这方面的著作有：①何祚庥主编《伪科学曝光》，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6年初版，1999年重印；②何祚庥主编《伪科学再曝光》，同上出版社，1999年；③何祚庥：《我不信邪——何祚庥反伪科学论战集》，江西教育出版社，1999年；④邓伟志：《伪科学批判记》，天津教育出版社，1999年等；国外这方面的著作也有些，参看伍铁平《语言学界的伪科学及其表现——评徐德江的所作所为》，刊《山西大学学报》1998年第1期，2000年6月6日《中国教育报》转载。 ）提出了关于伪科学的一个定义：“‘伪科学’指的是那些冒充科学理论，其实是违背科学的基本原理和常识，以推翻某些已经科学地建立的科学原理和事实为目的的错误的知识体系”（见吴世雄《“伪科学”的概念和译名探析》，刊上引《语文现代化论丛》第三辑，第320页）。 徐德江所炮制的伪科学完全符合于光远和吴世雄为伪科学所下的定义。潘文歪曲“伪科学”的内容，不仅是为了替徐德江的伪科学进行狡辩和开脱，而且是为了挑拨批判伪科学的广大语文工作者同学术权威的关系。我在上引拙文与拙著《语言和文化评论集》（北京语言文化大学1997年第1版，1998年第2次印刷）中一再指出，对索绪尔、吕叔湘、朱德熙等学术权威不是不可以进行善意的、正确的，甚至是严厉的批评，但是必须言之成理，的确是指出了他们著述的问题。然而，像徐德江那样歪曲他们的著述，对他们进行胡批，批评他们著作中所阐述的众所公认的基本原理和常识，那正好是伪科学的典型特征。
潘文第8页说：“现在关于汉字研究的言论，有说汉字好的， 有说不好的，有既说好又说不好的，都只是一家之言，……不应认为只是其中一家是真理的向导，其他的皆是应该声讨的‘伪科学’”。这又是对我国目前语文界所批评的徐德江的伪科学所进行的恶意歪曲。我们从来没有把对汉字的评价视为识别伪科学的标准。徐德江在《汉字文化》1996年第2期所刊“本刊评论员”的文章和该刊1996年第3期鲁民的文章，早已进行过这种歪曲，污蔑我国广大语文工作者将“汉字优越论”视为伪科学。对此我已在《不要张冠李戴，断章取义，颠倒黑白！——驳〈汉字文化〉1996年第2期“本刊评论员”的文章》（《福建外语》1996 年第4期，《人大复印资料·语言文字学》1997年第7期全文转刊，进行了驳斥。潘文的目的是再次想将水搅混，挑拨那些对汉字有不同评价的人之间的关系，企图为徐德江开脱。苏文只是说：“有人夸大汉字的优点……把汉字凌驾于其他文字之上……从而引发了语言学界反对伪科学的斗争”，根本没有说夸大汉字的优点就是伪科学。梁启超在《清代学术概论》中说，“隐匿证据或曲解证据，皆认为不德”。梁是针对清代的学术研究传统而言的。潘文根本不是什么学术文章，不配用梁话去衡量它，但是它肆意歪曲当代语言学界这场批判伪科学斗争的内容，同样是很不道德的。
潘文还提出了一个十分错误的观点：“学术研究要想发展，就必须否定某些权威”（见潘文第8页）。 徐德江口口声声攻击别人有“恶劣的文革遗风”（见《汉字文化》1995年第1期第44页等多处）；其实， 真正死死抱住文革一套的正是徐德江自己。贼喊捉贼，是徐德江的一贯技俩。文革中将所有学术权威当作革命对象的惨痛教训难道还不够深刻吗？学术权威是学科带头人，是我国的宝贵财富。为什么要否定某些权威，学术研究才能发展？这种提法不仅反映了文革的流毒，而且是反马克思主义的。
众所周知，恩格斯写过《论权威》的重要论文（见《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2卷第551—554页）， 指出无政府主义者“闭眼不看一切使权威成为必要的事实”。马克思主义的观点是，科学真理是在与谬误的斗争中发展的，要想发展学术，就必须同各种谬误进行斗争（注：关于这个问题，陈新仁和吴世雄在《福建外语》1995年第4 期发表了一篇很好的文章：《关于我国语言学界开展正确的学术批评的几点思考》，批评了《汉字文化》在这方面散布的一些错误观点，请参看于全有文《学术界究竟有没有“骗子”——对语言学界第一大诉讼案的回顾与反思》（《学术界》2000年第1期，第173页），也充分肯定了陈、吴的上述论文。）。学术研究过程中是允许犯错误的，学术权威有时也难免有错，但研究者的错误是探求真理过程中的错误，一旦发现，就会纠正。各种学术骗子的谬误是专门用来骗人的。为了欺骗，他们还要诡辩。这同追求真理过程中的错误性质迥异。因此，首先要同学术骗子的谬误进行斗争。鲁迅说得好：“有缺点的战士终竟是战士，完美的苍蝇也终竟不过是苍蝇”。不问是非，不分青红皂白，笼统地断言“学术研究要想发展，必须否定某些权威”，是完全错误的。我们只能否定某些权威的错误观点，而不能全盘否定他们；否则，必然导致重犯文化大革命打倒学术权威的错误。《科学时报》2000年5月18 日发表了陈鲁民的一篇很好的文章《呼唤名师》，其中指出：“名师是一面旗”…“名师是一盏灯”。名师当然是学术权威。当然，对学术权威不能迷信，我对个别权威也提出过个别质疑。关于这个问题陈新仁同志在其《学问与人品：真正学者的追求——评〈语言和文化评论集〉》（刊《中国社会科学》1999 年第6期）有详介，恕不赘述。同潘文的提法相反，我们认为，要想发展学术，首先要虚心向真正的学术权威的著作学习。在真正掌握了他们的学术成就以后，才有可能发现他们中的某些人的某些著述中可能存在的某些错误，才有资格加以扬弃（不能笼统地否定）。否则，像徐德江那样，没有掌握中外学术权威著作中的基本原理，胡批一通，就必然滑向伪科学的歪道。须知爱因斯坦并没有完全否定牛顿。牛顿也说他是站在巨人的肩膀上才能看得更远。可见尊重权威涉及的是要不要继承前人的研究成果的大问题。当然，历史上确有个别权威的观点从根本上就是错误的，如地心说。但是要想推翻地心说，也必须首先具备天文学的基础知识，具有天文学的基本功。能推翻地心说的不可能是外行人，更不可能是学术骗子，而只能是天文学方面的学术权威。把学术权威同学术骗子混为一谈，把水搅混，来个错误人人有份，其结果，只能是起到保护学术骗子的目的。为什么潘文只字不批判学术骗子的可以车载斗量的谬误呢？《汉字文化》没完没了重复地批判鲁迅、钱玄同、吕叔湘等文化巨人和学术权威很早以前说过的关于汉字的几句过激言论，尽管这些言论现在根本不再影响我国当前的语文政策，但是从来不批判徐德江的大量的严重阻碍我国当前推行的语文政策的错误言行和他的败坏我国语言文字科学的许多伪科学谬论，徐德江究竟要干什么，其目的不是昭然若揭吗？郭沫若同志说过：“在黄钟毁弃，瓦釜雷鸣的时代，对于瓦釜加以不恤的打击，我以为这也是批评家所当取的态度”（《批评——欣赏——检察》）。在徐德江企图毁弃黄钟的今天，我们的首要任务正是要不恤地打击徐德江的伪科学这种瓦釜。
申小龙在其《当代中国语法学》（广东教育出版社， 两次印刷了8000册）“后记”中完全赞同地引用了张汝伦吹捧申“著”的一句话：“文革以后崛起的一代学者……不承认权威，因为科学不需要权威”。（见该书第425页）这也是上述反对权威的错误思想的突出表现。
攻击学术权威的言论在《汉字文化》中比比皆是。该刊1996 年第3期第58页咒骂学术权威，说他们“如今斯文扫地，权而无威，非唯不齿于通人，亦且见斥于大众”。该刊1990年第4期第44 页攻击“占据要路津梁的有利地势的人”（当然包括学术权威在内），说“走向21世纪的中国语言学界，倘还继续容忍这类毒瘤的猖獗，实在是一大悲剧”。徐德江一再攻击学术权威的目的是把他自己吹嘘为“权威”，例如，他居然在《汉字文化》1995年第3期第49页上发表文章， 吹棒他的“论著代表当代汉语言文字学术研究的最高水平”。徐德江对这种吹棒感到还不过瘾，在该刊1997年第2期第64页上将“汉”字也删去了， 大概是想冒充世界权威。明明是对语言文字学一窍不通，却要如此自我吹棒，这正是炮制伪科学的学术骗子的一大特征。
潘文还有一些形而上学的片面观点，例如，将学习汉语拼音同学习汉字对立起来，挖苦讽刺语言学界资深的权威张志公先生（1918—1997），说他“不是数学教师，不知道一加一等于二”。潘说：“学一种汉字已经很难，学两种岂不更难？学一种汉字要‘费十余载光阴’，学两种岂不要花费几十载之光阴？”（第6 页）这不仅是典型的形而上学，而且在逻辑上犯了偷换概念的毛病。汉语拼音方案是学习汉语和汉字的拐杖。我国儿童，特别是外国人通过学习汉语拼音方案学习汉语和汉字，实践证明只会大大加快学会汉语和汉字的速度，怎么可能像潘文所说那样，会因而“使人一辈子陷在学字之中”呢？
潘文还说：“索绪尔理论体系的基础是拼音文字”（第8页）。 这也是完全错误的。潘文还有别的一些错误，限于篇幅，就不一一指出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