试论交往方式变迁与思维方式转型,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思维方式论文,试论论文,方式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中图分类号]B0-0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2-8862(2002)04-0031-04
思维方式的转型是与社会结构的变迁,特别是与人们的交往方式的变迁联系在一起的 。非市场经济条件下基于传统共同体基础上的人们之间“人的依赖关系”的交往方式向 市场经济条件下基于现代市民社会基础上的人们之间“物的依赖性”的交往方式的历史 性变迁,是理解思维方式转型的一个契机。透过交往方式的变迁这一契机,我们看到所 谓思维方式的转型实际上就是由传统的非辩证的思维方式向现代的辩证的思维方式的转 换。本文尝试着把思维方式的转型与人们之间交往方式的历史性变迁联系起来进行讨论 ,以期将思维方式转型问题的讨论引向具体和深入。
一
人们越来越认识到,任何思维活动都是对于一定的实践活动的象征性或观念性的把握 ,思维活动与实践活动在深层上有着根本的一致性,即思维与实践有着同构性(当然它 也有非同一性的一面)。哲学作为一种总体性的理论,它与自己时代的实践从根本上来 说是一致的。因此,欲对我们的时代进行哲学的理解,就必须对这个时代的现实实践有 一个总体性的了解。而我们这个时代实践的基本事实就是市场经济社会对于非市场经济 社会或计划经济社会的取代。而市场经济将意味着社会生活的经济、政治、文化三大领 域从以往非市场经济的诸领域合一(以政治为中心)状态向领域分离(各有其相对独立性) 状态的转变。这种社会整体结构上的转型必然要求我们的思维与之相适应,即思维方式 必然要转变。然而,仅仅认识到这一步是不够的。人们也越来越认识到,思维方式转型 的根本动因存在于人们之间交往方式的历史性变迁之中,如果没有对于人们之间交往方 式变迁的具体把握,则对于思维方式转型的讨论就很难做到具体和深入。事实上,关于 思维方式转型的讨论之所以成了一个热点,这是与我国市场经济体制的建立和现代化实 践的不断深入,人们之间交往方式的根本性变迁有直接关系的。
那么,改革开放以来,我们国家人们之间的交往方式到底发生了怎样的变化呢?它与思 维方式的变迁有什么样的内在联系呢?——要回答这些问题,必须从市场经济所造成的 社会后果说起。然而,市场经济所造成的社会后果是全方位的、极其深刻的,人们已经 从很多角度做出了极为深刻和有价值的探讨。不过,由于在市场经济所造成的所有后果 和变化中,“意义最为深远的则莫过于市民社会取代共同体的兴起。”①(注:王南湜:《从领域合一到领域分离》,山西教育出版社,1998年,第192页。)所以, 本文就直接从这一点入手。
所谓共同体,就是将人们以直接的方式联系起来的社会微观组织或细胞,它是传统社 会的基本组织形式,是传统社会需要和分工不发达的产物。共同体大致可以划分为三种 存在形式:血缘共同体、地缘共同体和职缘共同体。在非市场经济条件下,人们之间的 联系被束缚在各类共同体之中,国家对人们的管理主要是通过各类共同体进行的。市民 社会则是一种人们之间的物质交往关系,是一种通过各个成员之间的互相需要而联系起 来的体系,它是伴随着市场经济的兴起而产生的一种全新的社会组织形式,是现代社会 需要和分工高度发展的产物。马克思认为,作为特定历史形态的市民社会,是“在十八 世纪大踏步走向成熟的”。②(注:《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1972年 ,第87页。)传统社会向现代社会的转换即非市场经济社会向市场经济社会的转换就是 从共同体到市民社会的转换。
交往方式的变迁正是由共同体和市民社会的不同特征决定的。各类共同体的血缘性、 地缘性和职缘性决定了,人与人之间的关系只能是一种外在的、靠血缘亲情、地域和职 业等“粘合剂”维系的表面看来好像是“人的”、“有机”的,实则是一种“机械的团 结”;而市民社会是由物质利益原则将各个人联系起来的,这种联系,出自个人的内在 需要而非是外在的强制,虽然从表面看来好像是“物的”、“机械”的,实则是一种“ 有机的团结”。③(注:参考王南湜《从领域合一到领域分离》,第196—202页 ;“机械团结”和“有机团结”的概念,是迪尔凯姆在划分社会类型时提出的。)这实 即马克思所说的“人的依赖关系”和“物的依赖性”:“人的依赖关系(起初完全是自 然发生的),是最初的社会形态,在这种形态下,人的生产能力只是在狭隘的范围内和 孤立的地点上发展着。以物的依赖性为基础的人的独立性,是第二大形态,在这种形态 下,才形成普遍的社会物质交换,全面的关系,多方面的需求以及全面的能力的体系。 ”④(注:在此基础上,马克思还指出了第三种形态:“建立在个人全面发展和他们共 同的社会生产能力成为他们的社会财富这一基础上的自由个性,是第三个阶段。”见《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6卷(上),人民出版社,1980年,第104页。)
这就是说,在非市场经济的自然经济条件下,人们之间的交往方式是基于血缘或类血 缘(地缘、职缘)共同体基础上的,这种交往方式的狭隘性决定了人们之间的交往关系只 能是一种如马克思所说的“人的依赖关系”。而人的依赖关系由于其人口和地域上的有 限性、狭隘性、封闭性,人们之间的交往就不可能是普遍的,人与人之间不可能建立一 种普遍的联系,而且由于“机械的团结”意义上的机械性,与这种“人的依赖关系”相 匹配的人们的思维方式一方面缺乏人们之间的普遍联系这一中介,另一方面又缺乏有机 的辩证性,所以,它必然是片面的、机械的、缺乏独立和自主性的,即非辩证性的。众 所周知,改革开放之前,我们国家实行的是计划经济,而计划经济是一种非市场经济。 在计划经济时期人们之间的交往方式与传统的自然经济条件下的交往方式相似,那么, 就可以说我们国家人们的思维方式在转型前基本上就仍是非现代性的、非辩证性的、缺 乏独立和自主性的(这是就总体上来说的,实际上,由于我们国家的计划经济并不完全 等同于非市场经济或自然经济,且个体之间存在着巨大的差异,这种非辩证性本身也是 多层次的,它与具体的时代发展水平有关,某些个体如真正的马克思主义者其思维方式 是可以且能够达到辩证性的)。
市场经济是一种绝然不同于非市场经济的社会经济运行模式,它靠那只“看不见的手 ”达到社会资源的最有效配置,对于生产力的发展具有巨大的推动作用。在马克思看来 ,市场经济条件下,传统的血缘、地缘和职缘共同体基础上的“人的依赖关系”被打破 了,人们之间的交往摆脱了传统的人身和地域等的依附关系,人与人之间处于一种市民 社会基础上的“物的依赖性”之中:“狭隘地域性的个人为世界历史性的、真正普遍的 个人所代替”。⑤(注:《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72年,第40页。 )市场经济从根本上来说是一种全球性的、普遍性的经济,它需要并创造着社会中个人 的人身独立和理性思维的独立自主。由于市场经济所造成的市民社会在“物”的层面上 将全世界有机地联系在了一起——特别是在当今时代网络化、信息化的推动下,人们之 间的交往无论从广度还是从深度上来说,都极大地扩展和深化了,所以,普遍联系—— 一荣俱荣,一损俱损——的观念就觉醒并深入人心。而普遍联系,正是辩证思维的基本 特征之一,加之有机性(“有机的团结”意义上的)即辩证性,因而,与市场经济相匹配 的思维方式,必然是一种自主性的辩证的思维方式。这种辩证的思维方式,应该是与市 场经济同时生成的一种属于现代性的思维方式。西方发达国家随着现代化的完成,其人 们的思维方式基本上可说是自然而然地转型到与之相匹配的现代性的辩证的思维方式。 ——当代西方发达国家科学技术和学术思维以及生态伦理和民主理念等的普遍成熟,可 以说是与这种思维方式的普遍生成分不开的。
可见,与人们之间交往方式由“人的依赖关系”到“物的依赖性”的历史性变迁相对 应的思维方式的转型,就是由传统的非辩证的思维方式向现代的辩证的思维方式的转型 。
二
对于我们国家来说,市场经济不是自然发展的产物,而是一种自觉的选择,所以,尽 管当今我们的社会改革在一切方面都进入了深层,市场经济亦已基本建成,但与之相匹 配的现代性的、辩证的思维方式却并没有及时地、普遍地生成,相反,在社会生活的几 乎一切方面,传统的非辩证的思维方式仍占统治地位。那么,造成我们国家人们的思维 方式迟迟不能够进行现代转型的根本原因是什么呢?
对于这个问题,从不同的角度可以做出不同的、多方面的说明和解释,迄今学术界已 经作了大量的工作且成果颇丰。笔者认为,究其根本原因,可能有两个方面。一方面或 许如有的学者所指出的,中国缺少一次西方式的“文艺复兴”运动,其民众的理性始终 是不彻底、不到位的,“物的依赖性”的现代性观念没有普遍形成。⑥(注:参见费孝 通《“三级两跳”中的文化思考》一文,载《读书》2001年第4期。)这是历史的、传统 的原因。另一方面,笔者认为可能就在思维方式本身之中。思维方式决定于思维结构, 思维结构由思维内容与思维形式构成。通常,我们往往在同一种意义上使用思维形式、 思维方式和思维结构这些概念(就结构是一种形式来说,此并无不可),并不将之加以具 体区分。而实际上,思维方式仅仅属于思维结构的形式方面,它并不完全等同于思维结 构本身,它一经形成,就具有作为形式的相对稳定性或保守性、僵化性。思维方式的转 型有赖于思维内容的更新,然而,传统的非市场经济条件下,由于人们的交往活动囿于 血缘的、地缘的或职缘的共同体的缘故,其交往只能是一种“人的依赖关系”,其思维 内容必然是狭隘的、有限的、缺乏普遍联系的。换言之,这种思维方式是与落后的思维 内容联系在一起的。然而,这种建立在落后的思维内容基础上的非辩证的思维方式一旦 形成,由于其具有作为形式的巨大的反作用,就会牢牢地、顽固地主宰着人们的一切思 维活动,即便是现代性的内容,在这一思维方式框架内,也将被其同化而变形从而失去 其本真面目,所谓视而不见,听而不闻。这是属于现实的、思维本身的原因。
对于第一方面的原因,我们可以通过深化改革促进市民社会的健康成长,建立一种民 主和法制的良好体制,建设一种自由、民主、平等、独立的新型人际交往关系,进行社 会性的文化教育启蒙来解决,这也是比较容易达成共识和操作的。对于第二方面的原因 ,就是比较复杂和困难的,因为它直接与现实中的每一个具体的人的现实状况相联系, 而每个孤立的个人是很难意识到自己的局限性且克服这种局限性的,他往往表现出自以 为是、否定和排斥异己的倾向。我们知道,我们国家由于地域上、职业上和文化上的差 异,个人之间的发展状况存在着巨大的差异,相应地,其思维方式的差异也是相当大的 ,欲让这些存在着巨大差异的个人的思维方式在较短的时间内都转化、转型到现代性的 辩证的思维方式,是根本不可能的。惟一可行的是根据具体情况有区别地对待。在这一 点上,当代真正有价值的哲学理论可以发挥积极的作用。笔者认为,当代西方后现代性 的思维方法,可以为我们所借鉴。由于后现代性思维方法具有对于现实的僵化的思维方 式或结构的彻底的破坏和否定的作用与功能,所以它对于我们打碎、解构传统的非市场 经济条件下的非辩证的、非现代性的僵化的思维方式就具有积极的作用。这或许正是后 现代性思维方法在当代中国知识界有广大市场的根本原因。同时,我们不得不注意到, 后现代性思维方法要否定和解构的是现代性,而现代性对于我们来说是尚未建成的东西 。因此,后现代性思维方法,对于我们具有双刃剑的性质。
三
从根本上来说,思维方式的转型有赖于人们活动方式、交往方式的彻底转型或变迁。 不与世界接轨和对话,不参与世界经济、政治、文化大循环,不在人们之间自觉地建立 起一种世界性的、功利性的“物的依赖性”,总是保守着传统的、温情脉脉的、伦理道 德性的“人的依赖关系”,则现代性的、辩证的思维方式就不可能真正形成。——理论 的作用就在于揭示随着社会变革的深入发展人们之间交往方式的这种历史性变迁的合理 性(虽然这种变迁也有其局限性,并不是最终的、彻底合理的),为人们思维方式的自觉 转型提供某种理论支持和参照。这就首先要求我们的理论思维方式必须转型到现代性的 辩证的思维方式。在这种意义上,当前理论界关于理论思维方式(或理论思维范式)转型 的有关讨论就是很有意义的。⑦(注:见《求是学刊》2000年第3期上的有关文章。)当 代中国的“人学”研究(背靠马克思关于“人的依赖关系”、“物的依赖性”和“自由 个性”等思想,主要关注人的现代转型和重塑等)和“社会哲学”研究(立足于社会结构 三大领域即经济、政治、文化由合一到分离的历史性转型,具体阐释当代中国的现代化 进程和现代意义上的个人的生成等)是适应时代要求的很有意义的哲学理论研究,但如 果二者不能进行积极的、有效的交流和对话,则就很难说我们的理论思维方式已经完成 了向适应时代要求的现代性的辩证的思维方式的转型或转换。——本文关于思维方式转 型与交往方式变迁的有关思考,是在吸收了二者的研究成果,将“人学”研究与“社会 哲学”研究结合的产物。当然,这种研究仅仅是一个尝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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