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留学生学业失败的性别差异及其原因分析——基于在泰中国留学生的调查数据，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中国留学生论文,学业论文,差异论文,性别论文,原因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随着中国经济的崛起，中国人出国留学蔚然成风。根据中国教育部的数据，2010年度中国出国留学人员总数达28.47万人，是世界最大的留学生输出国。[1]在留学大潮的推动下，留学市场也产生了分化。除了欧美、日本等西方国家之外，很多人开始考虑其他选择。随着近年来中国—东盟自由贸易区的筹办和2010年的最终成立，中国与东南亚联盟国家的经贸合作日益密切，东盟国家也成为吸引中国留学生的一个重要选择。[2]泰国作为东盟的门户，是中国教育部列出的33个主要留学目的地国家之一；而根据泰国教育部的数据，来泰留学生中人数最多的是中国留学生。我们认为，中国人大量来泰国留学的原因，一是因为这里的学费相对便宜，适合一些经济状况一般的家庭和个人；① 另一个原因在于，很多人看到了中国—东盟之间的区域经贸合作前景，希望能通过学习泰语、在泰国留学而在未来抓住机会，获得回报。对我国南方临近泰国的一些省份，例如广西壮族自治区和云南省，托地利之便，去泰国接受高等教育更是一个物美价廉的留学选择。当地许多大学建立了与泰国大学的合作关系，联合培养本科生，为当地的年轻学子提供了更多的机会。②
尽管如此，总体而言，中国人主要还是去西方发达国家留学，而来像泰国这样的发展中国家留学，仍属于新生事物，对此我们缺乏足够的了解。中国留学生来到泰国之后，生活和学习怎么样呢？近几年来，关于在西方国家的一些小留学生们在国外沉迷于玩乐而荒废学业的报道屡见不鲜。很多人挂科严重，甚至无法毕业，既辜负了父母的期望，又造成了教育资源的严重浪费。那么在泰国的中国留学生们，是不是也存在这样的情况呢？是什么因素影响到在泰中国留学生的学业失败？这里是否存在着性别上的差异？原因何在？这是本文提出并试图回答的研究问题。在建立一般的分析框架之后，我们将首先考察男女在挂科上的差异，然后寻求从所学专业和家庭背景这两个方面，或者说教育学的视角和社会学的视角，对这种性别差异进行一定程度的解释。
一、影响留学生学业失败的一般性因素分析
什么是影响留学生学业失败的原因？我们认为存在着下面几个方面的影响因素：首先讨论两个常识性的因素，然后讨论家庭背景的影响，最后我们将讨论性别的作用。
留学生来到国外之后，由于远离父母的监督，而且国外的大学和教师并不负责看管学生，因此外界诱惑是导致学业荒废的一个重要的原因。这也是在西方国家留学的小留学生问题如此严重的原因。就在泰国的留学生来说，由于曼谷是泰国的首都，人口有800万，经济发达，也是世界著名的旅游城市，因此在曼谷的留学生更可能受到外界的诱惑而荒废学业。例如，本来应该花时间准备考试，但由于受其他同学邀请而一起出去游玩，导致考试不及格。而泰国只有曼谷一个大都市，第二大城市清迈的人口不过20万，一些大学几乎设立在农村，学生出去游玩很不方便。因此，我们推测，同等情况下，在曼谷的留学生更容易考试不及格或重修（挂科）。除了学校的地点，学习什么专业也是影响学业失败的一个重要因素。不同专业的难易程度不同。很多中国留学生学的是泰国语专业，相对来说，我们认为泰国语专业比较容易一点。这是因为，留学生在所在国学习所在国的语言，可谓得天时地利人和。而如果学习其他专业，因为不可能使用汉语来教学，所以难度会加倍。
家庭背景对学业失败也会有影响作用。家庭背景指的是父母的收入、教育程度、职业地位等。家庭背景与教育成就的关系是教育社会学的经典问题，西方学术界对家庭背景影响学业表现的机制有过很多讨论。一种主流的观点认为，家庭背景越好，学习成绩也越好。这是因为，高收入的家庭可以负担得起补习班的费用，而受过大学教育的父母可以辅导高中课程。美国教育社会学家科尔曼（James Samuel Coleman）指出，家庭背景的作用要发挥出来，还需要依托密切的家庭联系和社区联系，也就是社会资本的作用。[3][4]而法国社会学家布迪厄（Pierre Bourdieu）则指出了文化资本这个机制，他认为，上层阶级出身的人从小潜移默化地学习到的惯习（habitus），有助于学业表现。[5]另外，收入高、教育高、职业好的人，一般更可能是高智商的人，而他们的后代继承了他们的聪明基因，也应该会更聪明，这显然会有利于学业表现，避免学业失败。
与此形成对比的是，中国媒体对“小留学生”的负面报道暗含着一种相反的推论：家庭背景越好，子女越不好好学习，学业也更容易失败。我们倾向于认同后一种观点。这是因为，首先，西方研究发现，家庭背景对学业的影响，主要发生在教育的早期阶段，而在高等教育中，家庭背景的作用减弱。[6][7][8]其次，对于本科留学生来说，父母的教育通常无助于在异国的学业；文化资本和社会资本没有发挥作用的渠道。更进一步来说，家庭背景对留学生的学业不仅没有帮助，反而有负面影响。拿父母的职业或者工作单位来说，父母的工作（或单位）越好，子女越可能不认真学习，这是因为，子女更可能依靠父母的社会关系来找工作，而不是只能靠自己在大学中获得和提高的人力资本在劳动力市场中竞争和谋求工作。或者，如果父母是私营企业主，子女可能会进入家族企业而不必自己找工作，这会导致他们不太用心学习，从而导致学业失败。
最后需要提到的是性别的作用。很多研究发现，大学的学业表现存在着性别差异，中国女生的成绩要比男生好。[9][10]孙建平等人发现在不及格率上大学男生明显高于女生。[11]陈太博等人认为男女在学习时间上的不同是造成这种差异的原因。[12]姚本先和陶龙泽发现，从获得三好学生荣誉和获得奖学金的情况来看，女生多于男生。[13]他们认为，除了在能力结构上的性别差异之外，还存在着非智力方面的因素，例如社会文化因素。以上的研究文献和经验，使我们推测留学生中男生比女生更容易学业失败。③
二、数据、模型与初步分析
为了了解在泰中国留学生的学业、文化适应、社会交往、求职等情况，我们于2011年初对在泰的中国留学生进行了一次社会调查。在泰国教育部高等教育委员会的协助下，我们联系了中国留学生最多的14所大学，向即将毕业的大学四年级中国留学生发放了问卷，经过整理后，获得有完整数据的问卷574份。从对样本的评估来看，这个样本中的主要统计量与我们对总体中的参数的估计相差不大，④ 在后文的统计分析和推论中，我们假定这个样本与随机抽样相差不远。
我们分析的因变量是学业失败，在此问卷中我们用“补考或重修的次数”或者挂科次数来测量。在检验推测或假设之前我们还需要控制两个变量。首先，高中的学业表现会影响大学中的学业失败。如果高中成绩差，在大学中更容易学业失败。此外，对学生的籍贯，也需要加以控制，以防止忽略与地域相关的一些遗漏变量。例如，某地的人可能更勤奋，如果对此不加控制，可能会造成虚假相关。模型中变量的统计描述见表1。
本研究的因变量是社会生活中常见的计数变量，计量经济学用广义线性模型（generalized linear model）来处理这种数据，例如泊松回归（Poisson regression）和负二项回归（negative binominal regression）等。[14]更复杂的模型，例如零膨胀（zero inflated）的回归模型，把计数的产生过程分为两个机制，可以区别出那些因变量不可能大于零的人群，从而增加了对大量零值的解释力。[15]在本研究中，尽管绝大多数学生都没有挂科，但每个学生在理论上都有可能挂科，因此，我们没有采用零膨胀的模型，而在泊松回归模型和负二项回归模型之间进行选择。泊松回归的优势在于简洁，但是当运用到经验研究的时候，经常存在过离散（over-dispersion）的问题。负二项模型增加了对误差项的参数估计，既有模型的简洁又与实际情况比较符合，特别是在一定程度上可以解决本研究中零值比较多的问题，因此我们采用了负二项回归模型，其公式表达为：
因变量的条件分布是
各模型的回归结果见表2：
未列出的参数：1.作为暴露期的来泰年数；2.α在所有模型中全部显著，说明负二项回归优于泊松回归模型；3.常数项。
模型2、3、4中，参照组是父亲是农民。模型5、6中，参照组是父亲是农民或个体工商户。
模型1是控制了暴露期（来泰年数）之后，只有性别一个自变量的情况，它告诉我们在留学生的挂科次数上存在着性别差异：男生的挂科期望次数值是女生的3.6倍。按照前文的分析，我们在模型2中增加了需要控制的变量，包括所学专业、大学所在的地区、学生的籍贯、高考成绩，以及家庭背景的一些变量，包括父母的教育程度、家庭收入和父亲的工作。从模型2中可以看出，我们的假设大多得到了支持。具体来说，在同等情况下，泰国语专业的学生更少挂科，其期望次数是其他学生的72％；在大曼谷地区上学的学生明显地更多挂科；因为高考成绩差而来到泰国留学的学生，更多地挂科。广西籍的学生更少挂科，我们猜测是因为广西与泰国很早就建立了留学合作的正规机制，从而学生的素质也比较高。就家庭背景的作用来说，我们发现父母教育和家庭收入的作用不显著，但是，父亲的工作单位或性质则具有显著影响：父亲在政府机关、事业单位、企业上班的，或者是私企老板，子女比起农家子弟挂科次数更多。这个发现与我们的假设是符合的，它表明家庭背景对学业的影响是复杂的，子女可能因为意识到父母会帮助找工作而放松了在大学中提高人力资本的努力。但是，父亲是个体工商户的学生，其挂科次数与农家子弟没有区别。至于父母教育程度和家庭收入的作用不显著，我们认为这是它们与父亲职业的共线性造成的⑤。中国社会的特殊性使它们的单独机制不易识别。
三、性别差异的背后：模型的调整和解释的深入
在模型2中，尽管进行了统计控制，挂科次数的性别差异仍然存在：男生的挂科次数是女生的3.4倍，这个差异不能被模型中的其他变量所解释。不过，这个模型是假定不存在性别与其他变量的交互作用，也就是说，模型2中10个变量的效果，在男生中和在女生中是平行的。例如，在大学所在区域对挂科的影响效果上，男女都一样。
这个假定可能是错误的，一个显然的例子就是所学专业。很多人发现，男女在不同学科上的表现不同：男生一般在理工科上占优，而女生则在人文学科上占优，特别是在外语学习上优势明显。[9][13][16]很多学者对这种差异的原因进行了解释。[17][18][19][20]大致来说，他们认为原因存在于生理天赋（例如大脑结构）、心理（例如动机、性格、阅读焦虑）、教育（例如学习策略、课堂表现、教师性别）、文化（例如角色认同）等因素上。
据此，我们应该对模型2进行调整，在模型3中增加了男性与泰国语专业的交互项，即允许在泰国语专业对挂科次数的影响上存在性别差异。在模型3中，增加的交互项系数为0.743，在5％的显著性水平下显著。这说明，泰国语专业影响挂科的效果男女有别。加入这个变量也引起了泰国语专业自身的作用明显增强，系数从－0.33变为－0.73，并且在5％显著水平下显著。按模型3，在非泰国语专业的学生中，男生的挂科次数是女生的2.61倍；但是在泰国语专业的学生中，男生的挂科次数是女生的5.48倍，差距拉大。由于男生较少地选择泰国语专业，这反而有利于他们避免学业失败。
以上从教育学的视角分析了挂科次数性别差异的部分原因，指出所学专业在其中扮演的角色。但是，在影响挂科次数及其性别差异的社会原因方面，我们觉得仍然有改进模型的空间。特别是从父亲工作（单位）的影响效果来看。虽然不出所料，父亲在体制内、在企业上班或者本身是私企老板的学生比农家子弟有更高的挂科次数，不过，个体工商户家庭出身的学生的挂科次数很低，与农家子弟没有差别，这多少有些意外。我们怀疑，在父亲是个体户这个职业分类中存在着更复杂的机制，尤其是可能与学生的性别有关系。按照本文第一部分对家庭背景影响学业失败的机制的分析思路，结合中国的现实文化，我们推测，个体工商户更可能让儿子继承家业，而对于女儿，更倾向于让她毕业后从事一份主流的、常规性的工作，例如公务员或者进大企业/公司工作。这样的期待，会导致出身个体户家庭的男生和女生对未来有不同的预期：男孩可能不太重视学业，因为即使学业很差也不会影响到未来，而女孩则被要求好好学习、顺利毕业，以便能进个好单位。为了验证这个假设，模型4在模型3的基础上，增加了男性与父亲是个体工商户的交互项。结果发现，这个交互项系数接近1，且在5％的显著水平下显著，但个体工商户的系数仍然不显著。也即是说，父亲职业为个体户的学生，虽然在挂科次数上与农家子弟同样低，但是，这里存在着性别差异。个体户的儿子，在挂科次数上远高于农民的儿子，是其2.47倍；而个体户的女儿，在挂科次数上与农民的女儿没有区别，保持着最低的挂科次数。
我们也尝试建立性别与其他职业类型的交互项，但都不显著。⑥ 我们猜测，在这些类别中，儿子和女儿都处于类似的机会和偏好结构中：对于城市上层家庭来说，子女都有很大的可能性进入好单位，他们也愿意进入这样的好单位，导致社会分层和流动研究中所说的代际继承（inheritance）；而对于农民的子女来说，他们都会竭力实现代际的向上流动（upward mobility），基本上不把做农民当做一个可能的职业选择，也就是说几乎不存在代际继承。以上的两个极端分类中，儿子和女儿所面临的机会和偏好结构是一样的。与此形成对比的是，对于个体户家庭来说，代际继承的可能性对于儿子和女儿是不一样的，存在着因性别而变的条件概率，这导致了父亲不同职业中，子女挂科的性别差异会发生变化。
模型5和模型6在模型4的基础上进行了微调，它们都嵌套于主模型（模型4）中。其中，模型5把父亲工作职业的类别分为两大类，即把父亲在体制内、在企业，以及本身是私营企业主合为一类，我们把这个大类称为“有工作单位”；把个体工商户和农民合为一类，他们实际上是处于城市边缘和农村的小规模的自营经济。模型5与主模型相比，变量的系数基本上没有变化，且似然概率检验不显著，使我们接受更简洁的模型5。模型6则把家庭背景中不显著的父母教育和家庭收入因素去除，我们相信它们在影响挂科次数上的作用可以被父亲工作（单位）所解释。模型6与主模型（模型4）在似然概率上也没有显著差异。
四、结论和讨论
中国留学生在海外的生活和学习是近年来一个热点问题，它牵动着中国国内无数的家庭的心，并且留学生的学业完成对国家的发展产生着重要影响。尽管坊间有很多的议论，新闻媒体有很多的报道，我们还缺乏对留学生群体海外生活和学习的社会科学研究。本文利用在泰中国留学生的调查数据，关注留学生学业失败的性别差异及其原因。研究发现，第一，挂科跟专业有关，泰国语专业的学生更少挂科，我们认为这是因为在泰国学习泰语有天时地利人和之便。第二，父亲在政府机关、事业单位、企业上班，或者父亲是私企老板的学生，要比农家子弟更多地挂科。我们认为，留学生对未来的不同期望会影响到他们的学业表现，那些毕业后寄希望于父母的帮助的学生更多地挂科，而那些毕业后更多地依靠自己的人力资本的学生更少挂科。第三，男生比女生挂科更多。这种差异在我们控制了包括所学专业和家庭背景等因素之后仍然存在。
我们认为这种挂科次数上的性别差异不仅仅是单纯的生理因素造成的，而是与性别的社会文化意涵结合在一起共同发挥作用。进一步的研究证实，在泰语专业的学生中，挂科次数的性别差异扩大了，这支持了女生在外语学习上占有优势的常见观点。我们猜测，女生在外语上更占有优势，可能主要不是因为女性的大脑结构等生理因素，而是因为社会中的性别角色观念认为外语是女性的领域，并激发起女生无意识的学习兴趣，这种兴趣和优异表现可能正是由于女性在其他专业和领域上的机会受到限制和压抑的结果。此外，我们还发现挂科次数的性别差异随着父亲的职业而变。尽管父亲的某些职业对男生和女生的影响是平行的，我们发现出身个体户家庭对男生和女生的学业表现有不同的影响。对儿子来说，他更可能继承父业，从而学业对他来说趋向于无关紧要，而对女儿来说，我们猜测其父母更希望她能获得一份体面而常规的工作，例如进一个好单位，因此学业对个体户的女儿来说仍然是重要的。从职业角度来说，习惯上，女性被认为更适合从事公司或单位中的辅助性工作，而不适合创业或者做小生意。本研究发现挂科次数的性别差异在父亲是个体户这个职业中显著拉大，从而支持了我们的假设。
性别在社会科学研究中经常被当做外生变量，但这并不代表着性别本身可以作为解释变量。例如，在影响收入的经济学模型中，性别经常是自变量。但是，男女在收入上的差异，并不是由于生理上（智力上或体力上）的差异本身造成的，这在现代社会中尤其如此。我们认为，性别差异很多时候反映了社会制度对女性的歧视性安排，它实际上是一个黑箱，是一种描述。按实证主义范式，它需要（needs）进一步的解释；按批判主义范式，它也应该（should）得到进一步的解释，以揭示造成不平等的潜在机制。我们的研究虽然展示出女性有优势的一面，即女生在学业表现上要好于男生，但是这可能掩饰着深层次的不平等。文化偏见和机会结构的限制也可能会产生未预料到而具有迷惑性的看似有利于女性的性别差异，就如本文中展示的那样。
注释：
① 根据我们的了解，一年的学费在人民币3万元左右。
② 作者金茗海在泰国某大学曾协助处理与中国大学的合作事宜并管理中国留学生事务。
③ 由于智商与性别的关系，学术界还缺乏定论，我们在此假定智商上不存在性别差异。
④ 例如，在性别比例上，男女为二比一，这与我们从预调查的访谈中了解的情况差不多。
⑤ 如果去除父亲职业而只保留父母教育和家庭收入，它们都有显著的正影响，其中家庭收入的作用更大也更显著。
⑥ 结果未列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