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国集约型经济增长的经验与借鉴_经济增长方式论文

美国集约型经济增长的经验与借鉴_经济增长方式论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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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要】 美国是世界上头号经济强国。这与它重视科技进步、保持技术领先、实现规模经营、扶持中小企业、保护农业发展、完善基础设施、尊重知识、吸引人才、教育为本、管理科学等密切相关。其集约型经济增长经验对于我国实现增长方式转变具有重要的借鉴意义。

美国集约型经济增长方式的突出特点是经济效益高。例如,在发达国家中,美国的劳动生产率一直是最高的。1990年美国每个工人平均生产45918美元的商品和服务,比日本高25%,比德国高35%。[①a]美国集约型经济的发展是在市场经济体制中推进的。美国市场经济以私有制为基础,以经济决策高度分散为特征;资源配置是由市场来进行的,拥有完善的市场机制和完备的市场体系;各经济主体拥有充分的自主权,企业完全自主经营、自由竞争。美国集约型经济就是建立在“自由企业制度”基础之上的。追求利润的内在动力和激烈竞争的外在压力迫使每个企业必须提高效益以求生存和发展。因此,每个企业都不遗余力地在提高劳动者素质、加强劳动装备程度、鼓励发明创造、改善经营管理、扩大规模经济上下功夫。政府的作用则是在政策上加以促进和引导,使效益得到更好的发挥。美国集约型增长方式的主要经验和借鉴之处在以下几个方面。

1.重视科技进步、保持技术领先是其一贯国策。

美国是科学技术高度发达的国家,是以原子能利用、电子和空间技术的发展为主要目标的科技革命的策源地。在战后的科技革命进程中,美国在基本粒子、高能物理、高分子化学、分子生物学、计算数学、电子技术和空间技术等尖端科学领域都出类拔萃,同时在激光技术、遥感技术、生物工程、农业科学、医学、新材料和新能源等方面也成果显赫。战后资本主义世界重大科技发明有65%是美国首先研究成功的,75%是美国首先付诸应用的。据经济学家估算,战后50年中美国生产率的增长,1/3应归功于科学研究所取得的成果。

第一,把科技放在优先地位。美国政府认为,经济的竞争,归根结底是科技的竞争,因而把发展科技放在首要地位。为了加强在科技领域的竞争力,美国采取了一系列重大举措。首先,调整科技的组织领导机构,加强国家对科技的领导作用。美国成立了国家科学技术委员会,由正副总统任正副主任,委员由一些部长担任。这一做法,一方面表现了政府对科技的重视,另一方面保证了决策的权威性,可加强对研究与预算的管理。其次增加研究与开发的投入。美国R&D投入是世界最高的。50年代初,美国的R&D经费仅为50亿美元左右,到60年代初达到136亿美元,70年代以后逐年增加,到1990年达到1480亿美元,占当年GDP的2.7%[②a]。这一比例除低于日、德外,高于世界上任何其他国家。1992年美国在R&D方面的投资大于日、德、法三国之和。在美国R&D的总支出中,联邦政府约占48%,私人企业等占52%。因此,政府可以通过分配经费来体现其意志,实现政策目标。美国的私营企业也都重视科研工作,把它视为关系企业生存的大事来抓。大公司都设有R&D部门,招聘大批优秀人才,投入大量资金。1985年美国实际从事科研的79万名科学家与工程师中,有74.1%受雇于私营企业。

第二,重视技术创新与技术开发。战后50年来,许多新概念、新技术都是美国人率先提出的。80年代以来,美国政府十分重视技术创新与开发,注重技术商业化,促进大学和工业界合作,促进科技发展在经济上的应用,涌现出一大批科研与生产相结合的“园区”。世界上最大的计算机制造与研制中心的“硅谷”就是这种结合的成果。那里集中了上千家厂商,几十所大学,它们之间的紧密联合使得产品不断推陈出新,始终占据着计算机工业的前沿。

克林顿强调,技术是美国经济的动力,并采取一系列措施,促进技术商业化,以提高经济竞争力:加强政府对关系经济发展的科学技术的干预与决策;优先发展民用技术,增加联邦政府对民用技术投入;加强政企合作,加强国家实验室与企业合作,协助企业增加竞争力;加强基础设施建设,推动关键技术发展。

第三,发展“信息经济”,重视制造技术。工业化国家已从工业经济、后工业经济迈向“信息经济”。信息经济的特点是,充分利用信息资源和电子信息技术,提高能源、材料利用率,以较少的人力、物力、财力消耗,生产更多的产品,创造更多的财富。1993年美国提出建设“信息高速公路”计划,投资额将达2000亿美元之多[①b]。美国从现代信息技术的应用中获得了发展。1994年美国夺得诸多世界第一。哈佛大学乔根森教授认为,美国劳动生产率、企业生产效率和经营效率的提高,是克林顿强调普及应用信息技术带来的结果。美国信息、通信技术等远远优于日本,这带来了实际的经济结果。在80年代中期同类汽车的价格,日本比美国便宜1000美元,而如今美国车要比日本车便宜1500美元[②b]。在1994年市场价值增长最快的行业是计算机软件与服务业,这也证明信息产业及其在经济、社会发展中的作用越来越大。

近年来,美国政府强调发展制造技术。在制定的国家关键技术计划中被列为第六项重大领域便是制造技术,它已成为科技发展的最活跃的领域,被视为经济中的“小巨人”。1994年,美国制造业的工厂成本降至世界最低水平。它比日本和欧洲低40%。同年美国汽车产销量超过日本,从日本手中夺回了“汽车王国”的桂冠。这是美国十余年之内实行设备更新、技术改造,普及计算机应用,发展柔性制造系统、计算机集成制造系统取得的显著成果。外界评述这些举措,犹如美国的制造业换上了一颗“电子心脏”。

第四,尊重知识吸引人才。美国拥有世界第一流的科技队伍。美国从60年代以来,科研人员迅速增加,1985年全美共有科学家和工程师350万人,其中实际从事研究的79万人,比日本、德国和法国之和还多。每万名劳动者中有72名科研人员,这一比例是世界最高的,美国还拥有技术人员136万人[③b]。美国在大量培养本国科技人员的同时,还采用高薪、提供优越的工作条件、简化入境手续等措施,从西欧、日本、前苏联及相当数量的第三世界国家招聘“高精尖”科技人才。从1945-1989年,从世界各地迁居美国的科学家已达27万人,这些来自世界各地的优秀人才为美国科技发展做出了重大贡献。

2.优化资源配置,实现规模经营。

美国企业扩大生产规模是通过资本积累和兼并收购两条途径实现的。自19世纪末至今,在美国已经发生过四次大的兼并高潮,由此形成了美国的寡头垄断大公司。这种情况在制造业中尤为明显。例如在汽车业,20世纪初还有700多个厂家,到20世纪20年代以后即形成目前通用、福特、克莱斯勒三大公司三足鼎立的局面,其他制造业也大体如此。

大公司集团的规模效益是显著的。例如,一个厂的高速罐头生产线如果有效地运行,一年就可以生产5亿罐产品。为此就必须有足够的市场加以容纳。这是美国大企业由国内寡头垄断发展为全球化的跨国公司的动力之一。当它们发展为跨国公司之后,则又可以在世界范围内优化资源配置,降低成本,加强竞争能力。例如,美国500家大公司税后利润在全国所有公司税后利润总额中的比重,1973年为50%,1984年为59%,1987年高达66%。

美国的反垄断法是为了防止产业过分集中削弱竞争而制定的。但它只起到阻止“一家独鸣”的作用,并没有妨碍寡头垄断的形成。近年来由于国际竞争的加剧,美国政府更有意识地放松了反垄断法的实施。

美国作为当前国际企业兼并的主战场,在鼓励兼并中获得了好处,企业兼并增强了经济竞争力。美国1988年企业兼并资产总额曾达3520亿美元,此后兼并降温,1991年降到1372亿美元。近年来,企业兼并狂澜再起,1996年美国企业兼并规模之大,涵盖行业之广,资产金额之巨,前所未见。据统计,美国有史以来的11大兼并案中,有7项是在1996年完成或宣布的。截至1996年11月初MCI被兼并时,美国企业兼并的资产总额已达5370亿美元,创历史之最。而12月16日波音公司斥资133亿美元并购麦道公司,则对国际航空业及经济界产生巨大的震动[④b]。近年来美国与世界经济形势趋好,导致行业竞争激化。企业追求降低成本,提高效率;交易法规的修改与松绑;国际互联网络的发展,是推动兼并高潮的主要原因。

兼并已成为企业求存生、图发展的战略,并驱使美国企业加快进行内部结构性调整的步伐。首先是改变经营战略。就总体而言,就是由数量型向效益型转变,其着眼点是提高产品和服务市场的竞争力。其次加大投资力度,投资重点放在高新技术上。近年来,美国企业年均投资在6000亿美元以上,为战后最高的时期。以电脑为例,制造业每百人拥有电脑63台,日本为17台,其他国家更少。此外,美国公司通过兼并,大刀阔斧地“精简”,占价格2/3的劳动力成本大幅下降。也就是说,兼并优化了资源配置,实现了规模经营,获得了最佳经济效益,提高了美国企业的竞争力。

3.改进企业生产方法和经营管理方法。

用科学方法强化工人劳动过程的“泰勒制”在20年代的普遍推行,其经济效益是明显的。随之而来是汽车大王福特推行的“大量生产”新方法。近年来随着电子化、自动化等高科技的广泛应用,不仅使传统产业获得了新生,使之趋向高档次、高效率、高产出和低物耗、低能耗、低污染,而且也使传统的管理方法和生产方式得到更新。在信息化和电子计算机普及的情况下,企业管理由职能管理转向产品管理。70年代以来,美国企业改变大量生产单一产品的经营方式,开始实行小批量多品种的“柔性生产”和最大限度地减少库存的“精益生产”方式,从而有效地提高了产品质量和经济效益。

90年代,在企业管理方面出现了两种新的管理模式。一是“横向型结构”的企业管理,即由原来金字塔的垂直管理体系向少层次的平行管理体系转变。一些大企业去掉许多承上启下的中层经理人员。公司结构围绕有明确目标的三到五项“核心工序”建立起来,每项工序必须同产品生产和对顾客服务这类任务密切联系。把职能部门减少到只剩下财务、人事两部门,指定一名经理人员或一个班组为每项核心工序的负责人。班组是公司的主要组成部分,班组自己管理自己。改鉴定和工资制度为对班组而不是对个人成绩的奖励。鼓励员工掌握多种技能,并给予奖励。吸收供应厂商和顾客的代表作为公司班组的成员以便及时得到来自他们的信息反馈。现在“横向公司”已经不是纸上谈兵,一些国际知名的大公司已着手试验。美国电话电报公司的一些部门已围绕不同的工序改组了业务,并根据顾客的意见来决定对员工的奖励。通用电气、杜邦、克莱斯勒、摩托罗拉以及伊士曼化学品公司等都在对横向型管理进行试验,相继合并和精简机构,采用先进管理方法,节省开支,提高效益。另一种新的管理方法被称为“软工厂”或“数字工厂”。它一改过去单纯追求高度自动化的作法,以软件和计算机网络为主体,使机器人在生产线中处于辅佐地位而使人工再次成为生产中的主力军。10年前美国发明了“灵活制造系统”,机器人实行高度自动化。但机器人在装配线上的操作往往过于机械笨拙而令工厂头痛。软工厂则把庞大的自动化系统分解成许多个易于管理的细胞,机器人只在生产中担当它们具有优势的工作,如笨拙重复的劳动,装配线上的工作则由工人完成。实践证明,工人在软件网络辅助下工作,比利用机器人取得更高成本效益。

4.重视教育事业,提高劳动力素质。

美国一向重视教育,是世界上教育最发达的国家之一。二战后,美国教育事业有了蓬勃的发展,各州都实行了9年或11年、12年制义务教育,普及了中等教育,高等教育在世界上是最发达的。美国现有高校3800多所,在校学生1300多万,研究生180多万[①c]。美国1958年通过了《国际教育法》,1965年颁布了《高等教育法》,从而建立了联邦政府对高等教育进行长期投资的发展目标,使政府成为高等教育的最大投资者。为了适应高技术的发展,1981年通过了《教学和理工科教育紧急振兴法》,1982年颁布了《计算机设备赠送法》,把教育重点放在高技术的应用和研究上来。1994年《教育美国法案》在国会通过,该法案提出了雄心勃勃的八大目标,要求给每个美国人以从幼儿开始的终生学习安排,并为此而进行了财政拨款。从二次大战后迄今,美国教育支出占GDP的比重一直保持在6—7%的水平上。如果进行国际比较,美国教育支出和教育程度在发达国家中是处于前列的。1991年美国教育开支占GDP比重为7%,在20个经合组织国家中仅次于加拿大位居第二位。从受教育程度看,在美国没有高中文凭的人口只占总人口的17%,具有大学程度的人口则占总人口的36%,在经合组织成员国中居首位[②c]。

美国教育是推动其经济发展的一个动力。1960年美国著名经济学家、诺贝尔奖获得者舒尔茨就提出了“人力资本”理论,认为教育能提高人的知识技能,提高劳动生产率,促进经济增长。他以1929—1957年和60年代末至70年代初为研究期限,通过研究,证明美国各级教育投资的平均收益率为17.3%,大大超过物质投资5-15%的收益率。在此期间,美国国民收入增长额中有1/3要归功于教育投资[③c]。

教育的作用表现在:一是提高全民族的科学文化水平和整个劳动者队伍的素质。舒尔茨曾计算过,工人文化水平每提高1%,社会生产率就会增长11%。60年代,美国受过中等教育的人口只占全部成年人的40%,到80年代,已上升到70%以上。1994年,美国入学率占各年龄组别的百分比为:小学(6-11岁)达100%,中学(12-17岁)达98%,高等教育(20—24岁)达81%[①d]。二是培养了大批技术人才和管理人才。从1955-1980年,在工业企业、政府、大学和非盈利性机构的科研单位中工作的科技人员从24.8万增加到65.9万,增长了一倍多。战后,美国的高技术被广泛运用到企业管理中,新的企业管理方法产生,大企业经理们没有大学文凭的已相当少,科技人员迅速增长和高级管理人才队伍的形成壮大,提高了各经济部门和企业的生产技术及管理水平。三是培养出大批的科学家和发明家,推动美国科技发展。美国是诺贝尔奖获得者最多的国家。1946—1988年,全世界共有251名科学家获得物理学、化学、生理学和医学诺贝尔奖,其中美国公民130人,占一半以上,居世界各国之首[②d]。这些诺贝尔奖获得者绝大多数是本国培养的,而且大都在高等院校和科研机构从事教学和研究工作。

5.产业发展政策对经济增长的积极促进作用。

美国的产业发展政策有三个特点:一是弥补市场机制的不足。这主要涉及到市场调节机制可能失灵或不足的产业,如农业、社会基础设施等产业,它们是国民经济稳定和发展的基础,所以美国政府采取了保护、扶持和鼓励的措施。二是促进市场机制的完善。这主要指美国扶持小企业发展和反垄断的政策,以形成良好的市场竞争基础。三是提高国际竞争力。例如美国的技术政策,着力点在于提高新技术产业或战略性传统产业的国际竞争力。

美国的产业发展政策对其经济增长具有积极促进作用。60年代主要通过宏观经济政策的干涉来实现充分就业和持续增长,在产业发展政策上的表现就是扶持农业、住房,以及资助修建公路、航空网建设,经济增长速度则由50年代平均2.9%增长到60年代的平均4%。80年代美国政府主要是扶持汽车、航空航天、电子等产业的发展,这一时期的经济增长率也由70年代的2.2%增长到80年代的4%左右[③d]。进入90年代,美国政府更采取了强有力的产业发展政策,在贸易上采取进攻性的贸易政策,帮助美国的重点产业的产品和服务打开国际市场,扩大联邦的R&D支出,制定“信息高速公路”计划,在资金、技术上对信息产业的发展给予支持和协调,而美国经济也从80年代末和90年代初的衰退中强劲复苏过来。现在美国的经济不仅取得了比较高的增长速度,在西方国家中处于领先水平,而且在传统战略性产业及新技术产业方面巩固和加强了其国际竞争力。现在美国又成为世界第一大汽车生产国;波音飞机制造公司超过欧洲的空中客车公司在飞机制造和销售上处于领先水平;美国的计算机不断升级换代,推陈出新,令全世界目不暇接,再加上软件产业的强大优势,使美国在计算机的硬件和软件以及计算机网络方面处于明显的优势地位;而在生化工程、制药、医疗器械方面,美国依靠其强大的科技基础,也处于无可争议的领先地位。美国的产业发展政策对经济增长的积极促进作用应引起我们的重视和研究。

第一,保护和扶持农业发展。美国是现代工业国,但农业仍是一个重要产业。历史上,农业不仅是美国迅速实现工业化的前提,而且为整个国民经济打下坚实的基础。美国自然条件得天独厚,极有利于农业发展,其种植业素有“世界粮仓”之称。由于农产品的价格弹性小,完全由市场来调节生产和销售势必造成农产品价格的大起大落,损害农业生产者和消费者的利益,同时农业是有关国计民生的基础产业,所以美国政府对农业一直采取保护和扶持的政策,主要是通过税收优惠措施和价格保护政策来保障农业的发展。在美国,一般产品或服务都要征收8—10%的消费税,但农产品的消费税都是免征的。该政策无疑鼓励了对农产品的消费。价格保护措施主要有:(1)价格支持,即政府通过补贴或贷款,防止农产品价格的大幅度下跌。(2)限制生产,实行休耕制度。政府对休耕的农田进行休耕补贴。(3)采取措施扩大农产品的国内外销售,这主要表现为以政府补贴形式支持农产品的出口。国家干预和调节已经深入到了农业的生产、交换、分配和消费领域的各个环节:政府在生产上对农业实行“计划”指导;在销售上成了主要农产品的最大包买商和储存者,运用国家权力为其在国内外市场打开销路;并且通过信贷手段为之提供再生产资金等等。美国现在是世界上第一位的农产品出口国,这与其所执行的农业保护和扶持政策是分不开的。

第二,加强和完善基础设施。交通运输与通讯等社会基础设施是外部效应很强的产业,单靠市场机制无法满足社会对其发展的需要,因此美国政府对交通、通讯等基础设施实行特殊的扶持政策。从早期的铁路建设,二战前后的公路建设、机场航线、州际高速公路建设,直到现在正在推进的“信息高速公路”建设,美国政府都采取了特殊的扶持政策。在支持基础设施建设方面的具体措施有:出资修建、直接经营、补助运营成本、支持研究与开发以及制定规划、发布信息等。美国拥有世界上最长的铁路线、公路网、航空线,而且现在已站在最高起点进行信息高速公路建设,政府的作用显然是积极和决定性的。

第三,扶持小企业,形成竞争基础。美国常被人誉为竞争的社会,竞争的深度和广度较其他国家更为强烈,资源的配置也主要通过市场竞争来实现。美国政府注重利用小企业创造竞争环境,这主要通过一系列立法对小企业予以保护,通过扶持小企业本身的发展来实现。为此,美国政府于1953年成立小企业管理局,是专门代表小企业利益的机构,它既向小企业提供政策法律咨询,又向政府反映小企业意见,并为小企业提供帮助。其主要任务是:为小企业提供资助和进行投资,促进小企业的管理和技术进步,鉴定联邦购买合同,促进少数民族企业的发展以及提供咨询服务等。1976年,美国总统签署了“公共法”,对小企业管理局提供资金的办法作了修改,从而更有利于对小企业的扶持。目前,美国政府还通过税收上的特殊优惠政策鼓励新企业的出现和成长。

注释:

①a 《1992年美国总统报告》,第90页。

②a 张岳琦主编:《中外第三产业要览》,中央民族大学出版社,1993年第521页。

①b 郑友敬主编《跨世纪:技术进步与产业发展》,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1995年,第22页。

②b 《1995年世界经济年鉴》,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6年,第480页。

③b 李京文:《经济增长方式转变的国际经验(一)》,载《数量经济技术经济研究》,1996年第9期,第10页。

④b 张芝年:《企业兼并增强了经济竞争力》,载《经济日报》1997年2月18日。

①c 赵曙明,王戈:《美国企业的人力资源管理与开发》,载《世界经济与政治》1996年第2期,第48页。

②c 《1994年美国统计摘要》,第860页。

③c 刘嗣明等著《当代世界市场经济模式》,广东旅游出版社,1996年,第59页。

①d 世界银行《1996年世界发展报告》,第203页。

②d 《1990年美国统计摘要》,第591页。

③d 汪同三、齐建国主编《产业政策与经济增长》,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1996年,第302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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