尺度重构视角下的经济全球化研究，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尺度论文,经济全球化论文,视角论文,重构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引用格式：贺灿飞，毛熙彦.2015.尺度重构视角下的经济全球化研究[J].地理科学进展，34(9)：1073-1083.[He C F,Mao X Y.2015.Economic globalization research based on scale-construction in western human geography[J].Progress in Geography,34(9):1073-1083.] 修订日期：2015-07 DOI：10.18306/dlkxjz.2015.09.001 1 引言 现代交通与通讯技术的快速发展降低了不同主体与空间联系的时间成本，并极大拓展了可发生联系的空间距离(Harvey，1990)。技术进步所形成的“时空压缩”成为推动现代全球化最重要的前提之一。随着经济、政治、社会、文化等联系具备跨越地域边界的能力，全球化在一定程度上表现出“趋同”(Convergence)的特性，并引发了社会科学内不同学科关于“地理终结”(the End of Geography)的思考与争论(O'Brien，1992；Graham，1998；Greig，2002；Bethlehem，2014)。所谓“地理终结”主要源于时空压缩和全球治理体系变革：技术进步下的时空压缩推动了资本、货物、知识、信息以及人口在世界范围内的流动与传播。日益频繁的物质与信息交换使得全球经济愈发相互依赖并改变全球利益格局，催生了一系列国际组织(如世界银行、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世界贸易组织等)，并加快了区域协作与区域一体化的进程(如EU、NAFTA等)。跨国公司对全球经济的组织，与国际机构对国际秩序的协调，都在一定程度上削弱了以领土边界为标志的国家力量(Evans，1997；Sassen，1996，2003；Kettl，2000；Dicken，2003；Mathews，2006)。换言之，象征权力范畴的领土边界对经济、文化与政治的影响力在削弱，加之距离所代表的空间成本在不断减小，距离与空间的意义在全球化进程中似乎变得不再重要。由此可见，全球化过程中的趋同性对于人文地理学中以地域单元为基础的概念、理论和方法形成了巨大挑战，成为人文地理学者参与全球化研究面临的根本性问题。 除趋同性之外，全球化将人文地理学的研究对象置于一个更为广阔的空间与更为复杂的联系之中。Scholte(1997)指出全球化内涵包含3个层次：跨越边界、开放边界和超越边界。跨越边界意味着国际化(Internationalization)，侧重于描述要素在不同国家之间的流动及其对东道国的影响；开放边界意味着自由化(Liberalization)，侧重于从政治与制度的角度分析全球化过程中国际秩序的变革，以消除要素流动的壁垒。二者主要以地域为基本分析单元。而超越边界则强调以全球为整体，在超越地域概念的基础上重构空间。从全球层面上看，全球化重塑了全球生产、国际关系、文化交流、知识传播等过程的空间结构(MacLeod，2001；Scholte，2005)，并且参与主体呈现出鲜明的多元化特征(Kettl，2000；Dicken，2003；Sassen，2003)，进而导致结果具有显著的不确定性(Lindert et al，2003；Dreher，2006)。为适应研究对象的变化，人文地理学者势必需要在新的时空边界内扬弃既有的概念、理论与方法，重建对时空关系、空间与地方、国家与区域，以及尺度等核心概念的理解。 自20世纪80年代以来，人文地理学者从不同维度开展了全球化研究：既包括了以问题为导向的社会经济分析(要素流动、经济增长、区域发展、世界城市等)，也涵盖了对政治与制度的解构(制度变革、国家转型、城市治理等)；既涉及对学科理论与方法的扬弃，也注重跨学科的交叉与综合。值得注意的是，人文地理学者尤为重视对尺度与空间的理论重构，反对全球化意味着“地理终结”的论调，指出全球化不仅代表着跨国联系的强化，同时还推动着代表异质性的地方力量崛起和国家力量变革。在此基础上，分别从全球层面和地方层面进行理论创新和实证研究，建立起“全球—国家—地方”三者之间的联系。基于此，本文首先梳理人文地理学者关于尺度建构的讨论，分析其在重构和理解全球尺度方面所作出的努力。其次，探讨人文地理学者如何在基于关系的尺度建构基础上实现从“跨越边界”式向“超越边界”式分析转变，为理解全球经济景观重塑提供了多主体跨尺度的综合分析框架。第三，讨论全球地方化的尺度建构如何改变对区域发展的理解，并逐步从以区域内在因素和根植性为主逐步转向对区域内外相互作用(全球—地方联系)的强调。最后，在简要总结的基础上，结合中国发展的战略需求，探讨全球尺度重构对中国人文地理学参与全球化研究的启示。 2 现代全球化的尺度重构 尺度是人文地理学的核心概念之一。在人文地理学研究中，往往涉及研究尺度的选择、不同尺度下的结果比较、以及尺度构成的探讨等(Taylor，2004)。但由于对尺度的理解与建构尚无定论(Marston et al，2005)，全球尺度在不同的尺度结构下将呈现出不同的特征。早期人文地理学对尺度的理解建立在相对性的基础之上，即尺度之间的关系是垂直且相互嵌套的(Taylor，1982；Delaney et al，1997；Smith，2000)。垂直嵌套的尺度建构意味着每一个尺度都是由地方组成的空间(Space of Place)并具有清晰的边界(Taylor，2004)。按此理解，全球化的出现意味着全球尺度是在“地方—国家”尺度之上再拼贴叠加而成。例如，Taylor(1982)在早期的政治地理分析中提出了城市、国家、全球的垂直尺度模式，并分别用城市尺度对应社会生活、国家尺度体现意识形态、全球尺度反映全球经济，以实现三者的联系。垂直化的尺度建构能够较好地表达“国家—地方”之间在权力、制度与经济等方面的垂直联系。但全球化并非全球与国家之间的垂直联系，更多是国家、地方之间水平联系的强化，因而基于垂直联系的尺度建构容易导致全球尺度流于抽象(Marston et al，2005)。 垂直尺度的另一个典型的代表是“全球—地方”(Global-Local)的二元划分方式。这是一种强调交互的建构方式，即探讨地方力量与来自全球尺度的外部力量之间的相互作用(Dicken，1994)。全球—地方的二元建构多用于经济地理学研究，探讨经济全球化进程中，国家与地方力量和跨国公司之间的联系、地方发展的内在条件与外来冲击的影响等(Benneworth et al.2007)，能有效体现地方在全球化进程中所发挥的重要作用。但在政治与社会文化领域，这种二元化的尺度建构则招致不少批评，主要是政治与社会过程并非独立存在于全球和地方尺度，更多的是横跨两个尺度同时发挥作用(Kelly，1999)，二元化的划分方式容易割裂其内在联系。 为此，越来越多的学者提出应采用水平式的尺度认识，主要方式为基于关系与网络的视角理解全球尺度(Kelly，1999；Marston，2000；Amin，2002；Jessop et al，2008)。水平式的尺度建构旨在脱离传统的“城市—区域—国家—全球”体系，转而以重要的地方为节点、以关系为纽带，构建立体网络化的尺度体系。最典型的例子是全球生产网络，其通过对商品和服务的生产、分配及消费过程进行架构与联系，实现对不同空间层面的综合(Coe et al，2004)。此外，在政治研究领域，Cox(1998)指出尺度是一系列权力关系的集合。因此，在全球化进程中一个小范围内的事件足以在更大的范围内产生影响，并在此基础上提出通过“依存空间”(Space of Dependence)和“交互空间”(Space of Engagement)的概念实现对尺度的关系化表达，以避免在垂直化定义下通过“尺度跳跃”(Jumping Scale)进行解释所存在的不一致性。 值得注意的是，现有研究中的尺度建构并非纯粹的垂直化或水平化形式，更多是二者的复合。例如，Swyngedouw(1997，2004)指出全球化进程的实质是“全球地方化”(Glocalization)。在这一尺度建构中，首先包含了全球、地方两个层次，主要表征全球化的尺度变化特征是双向的，既有朝着全球尺度的扩展，也包括向个体、地方的细化。其次，强调了尺度的意义在于综合理解同一个过程与结果在全球和地方的不同表现，而不是寻求一个占据主导地位的最优尺度。因此，Swyngedouw通过“全球地方化”所建构的尺度，并非单纯的全球、地方二元体系，而是一个尺度重构的过程。即：通过认识尺度双向变化，并基于经济网络联系与政治治理空间重构，理解原有尺度的消解和新尺度的建构。 此外，尺度建构并未止步于水平或复合形式，对于这些新的尺度建构的批判亦从未停止。其中，最为激进的是Marston等(2005)在Human geography without scale一文中所批评的：无论是垂直式、还是水平式的尺度建构都不可避免地建立在一种二元分割式的认识基础上(如“全球—地方”的二元论)。单纯在垂直式的尺度建构上增加水平维度的网络理论无法解决全球秩序重构过程所面临的问题。他们指出，应当舍弃尺度理论，代之以“场所”为基础的认识。然而，Jonas(2006)强调尺度研究并非寻找唯一的、最优的结构，而是针对特定的现象与空间，选择合适的尺度类型并讨论其特征的过程。这与Swyngedouw(2004)对“全球地方化”的阐释不谋而合。由此可见，针对全球尺度的理解，势必将随其侧重内容的不同，而形成不同的尺度结构。 尽管对尺度建构的理解与争议仍在继续，但全球化的尺度重构奠定了人文地理学参与全球化研究的认识基础，为理解全球化的空间性提供了理论依据，具体表现在以下3个方面：①明确了全球化过程中，地方与空间仍具有重要意义。全球化弱化的只是绝对距离的意义，实质上地方、空间、相对距离仍在不同层面发挥作用，全球化的过程中同样存在地方化过程(Amin et al，1994；Sheppard，2002；Murray et al，2015)，有力地批驳了“地理终结”的论调，避免了对全球化进程中趋同性的过分强调；②提出以关系和网络实现对尺度的再定义，避免了全球尺度的抽象定义，使其能够在多尺度下分析同一现象或过程的不同表现，为实现Scholte(1997)所提出的“超越边界”式分析奠定基础；③明确了全球化研究并非寻求一个主导的或最优的研究尺度(Kelly，1999)，而是尺度的重构。这使得研究能够在新的视角下审视国家与区域所发生的变化、重新识别区域异质性特征，为理解全球化进程中的区域发展奠定理论基础。 3 从“跨越边界”向“超越边界”：理解全球经济景观的重塑 如前所述，基于关系的网络化尺度建构使得“超越边界”式的全景分析成为可能。这一点在人文地理学的经济全球化研究中表现得尤为突出。研究从早期以国家为基本单位，描述要素跨国流动现象、分析其对母国和东道国的影响，逐步发展到在跨国主义的语境下，运用网络化的范式对要素流动进行分析。研究对象则从国家转向企业与地方，以此重新解读全球化过程中的地方性，旨在尺度重构的基础上探索要素流动是如何重塑全球经济景观的。 Friedman(2005)根据全球化主体的差异将全球化分为3个时期3个版本。其中，全球化2.0(1800-2000年)指企业在世界范围内充分利用要素禀赋、开拓市场所驱动的全球化。可见在相当长的时期内，包括货物、资本、劳动力、知识等在内的要素跨国流动是全球化最为直观的表现。不同于经济学致力于为要素流动的动因提供一般化解释，地理学者关注不同地区的差异性对于要素流动过程的潜在影响。研究首先聚焦于以美国、欧洲、日本和加拿大等为代表的发达国家和地区之间的要素流动(
et al，1992；Poon，1997)。随着发展中国家的崛起，要素流动格局趋于复杂。研究逐步转向日趋频繁的“南—北”国家间要素流动，以及初见端倪的“南—南”国家间要素流动(Dunford et al，1994；Carmody et al，2007；Pla-Barber et al，2012；Bathelt et al，2014)，且研究普遍在要素禀赋和经济实力之外，更多地强调对制度和文化等差异的分析。 随着全球化进程的不断推进，以跨国公司为载体的要素流动更多表现为地方与地方之间的直接联系(Murray et al，2015)，而非国家与国家的对接。虽然以国家领土边界为象征的制度与权力仍旧发挥作用，但在国家力量变革过程中，若忽视地方差异的影响，将导致对全球化趋同性的过分夸大。例如，全球化的进程推动了知识在全球范围内的流动，进而改变了全球创新格局。但是在国家内部，往往是少数地区的创新占据一国创新的绝大部分(Bunnell et al，2001)。得益于基于关系的尺度建构，地理学者们运用立体网络化的分析方式，以全球生产和要素流动过程中的主体和地方为关键节点，以不同节点之间的关系为纽带，为全球化过程提供了一个多尺度综合的、全景式的分析框架。 最为直观的例子是全球生产网络的提出。20世纪80年代起，商业管理、产业经济等领域的学者将价值链理论用于描述全球生产组织的形态演变和组织机制，提出了全球商品链(Global Commodity Chain，GCC)、全球价值链(Global Value Chain，GVC)等分析框架(Gereffi et al，2005)，围绕某一产品或行业，将涉及的不同经济主体进行联系，从而实现对经营活动的整体表达。然而，GCC/GVC在某种程度上忽略了固有的空间属性差异在跨国公司空间行为及决策过程中的影响(Hess et al，2006)。21世纪初，以Henderson等(2002)、Dicken(2003)、Coe等(2004，2008)、Yeung(2009)、Hess等(2002)为代表的经济地理学者在批判地吸收GVC和GCC的基础上，提出了全球生产网络(Global Production Network，GPN)的分析范式。GPN以企业、制度、关系、空间为主要考察维度，并以技术、时间为外在影响因素，着重分析价值如何被创造、提高和捕获，权利如何被创造和维持，以及行为主体和结构如何嵌入地方。GPN具有浓厚的地理学色彩，是经济地理学“关系转向”的产物(Phelps et al，2004)，强调文化、知识、制度等因素在一般理论发展中的重要性，是对早期的行动者网络理论(Actor-Network Theory)，以及后期的新经济地理学和政治经济学相关理论的集中体现。 网络化尺度建构的另一个代表则是全球创新网络。从研究视角上看，人文地理学者针对全球研发与创新的研究大体可分为两类：一类以跨国公司为载体，聚焦企业的研发投资与机构设立的区位选择特征(Mariani，2002；McCann，2011；Alnuaimi et al，2012)；另一类则以国家或地方的创新系统为载体，侧重于体现创新要素和与创新活动相关的人才、制度、市场等要素的综合作用(Cooke，1992；Asheim，1997；Cooke et al，1997；Chung，2002)。全球创新网络正是在后者的基础上，寻求以超越地域的理论与方法体现区域在全球化进程中日益增强的对外联系，并运用立体网络思维，实现对国家和地方创新体系的扩展。例如，Bunnell等(2001)提出了创新研究中的网络方法，强调外部联系在创新全球化的重要作用；Oinas等(2002)提出空间网络系统的方法，旨在整合区域、国家和全球层面的作用力，分析技术在全球范围内的传播及其演化；而Bathelt等(2004)提出了本地传闻(Local Buzz)和全球渠道(Global Pipeline)的概念，建构了创新过程中的全球—地方联系。 除了全球生产与全球创新，网络化尺度构建在贸易研究中也体现出优势。由于南北国家甚至南南国家间贸易的兴起，政治、制度、文化等要素在理解贸易格局的过程中愈发重要。贸易的内涵不再仅仅是经济活动，更多是一个经济、政治和文化的复合过程(Reiffenstein et al，2002)。而网络成为地理学者对制度、关系、国家等要素进行整合分析的重要手段(Hughes，2000)。例如，Brooks(2013)运用网络化方法，分析了企业、个体、慈善团体之间不同的权力关系，揭示了低价值商品如何通过“北—南”国家之间的出口贸易逐步增值。Hughes(2000)针对肯尼亚鲜花生产商和英国零售商间的研究亦指出，网络方法能够有效将跨国贸易过程中相互独立的关系进行有机联系，从而较好地揭示英国零售商在国际贸易过程中影响肯尼亚鲜花市场能力的来源。 总体而言，人文地理学者不像超级全球主义者(Hyper-Globalist)那样，将全球化视为世界经济无国界化(Ohmae，1995)，也不认同怀疑论者所坚持的国家具有绝对的主导地位(Rugman，2000)。人文地理学者认同全球化是经济、政治和文化等一系列关系在空间上的延展，并致力于以超越地域概念的理论建构实现对全球经济景观重塑过程的表达。立体网络化的尺度建构运用权利关系替代距离作为联系的表征，有利于弥补全球化进程中“绝对距离”作用弱化造成的影响，同时其所具备的过程分析特点有利于探讨同一研究对象在不同尺度上的特征与结果，从而实现全球—地方之间的有机联系。 4 全球化与地方化并存：全球经济变革下的城市与区域发展 跨国经济活动在全球化的同时，也存在地方化的过程(Amin et al，1994；Florida，1995；Swyngedouw，2004；McCann，2008)。尽管全球化进程中伴随着越来越多的区域一体化进程，但是城市与区域具有自身独特的发展基础与路径，这也决定了在全球化进程中，地方具有不可替代的重要性(Agnew，2002)。同时，这也意味着城市与区域发展并不独立于特定尺度而存在(Perrons，2004)，部分现象和过程可能对区域之外产生影响、或是受到来自外部力量的作用(Pike，2007)。自20世纪70年代开始，地理学者们开始关注在区域发展的过程中来自区域外部的力量，包括外资和跨国公司等(Dicken，1976)，形成了区域发展研究中“全球—地方”体系化分析的雏形(Yeung，2009)。伴随着80年代新区域主义(New Regionalism)的兴起，学者愈发重视区域在全球经济转型过程中的重要地位(MacLeod，2001)。全球经济被视为由大量区域经济拼贴而成(Yeung，2000)，同时城市与区域被视为全球经济的引擎(Scott，1996)和枢纽(Storper，1995)。然而新区域主义更为强调区域内在的发展动力，忽略了来自区域外部力量的作用(Martin et al，1998)，因而更侧重于地方化，而非“全球—地方”之间的联系。但是，基于“全球—地方”联系的视角考察区域发展的进程并未停滞。 首先，Castells(1999)提出流的空间(Space of Flows)和地方的空间(Space of Places)概念。流的空间表示源于信息技术发展的地方联系所构成的超越边界的空间，这种联系多以信息传播为主体，包括金融市场、商业服务、娱乐文体、时尚设计、科学技术等。地方的空间则表示受制于地方性特征而以边界为范围的片段化空间。两个空间相互交错，为理解全球化背景下的城市发展提供了新的框架。在此基础上，以Beaverstock等(2000)、Taylor(2001)、Derudder(2003)等为代表的学者以高级生产者服务业为切入点对世界城市网络开展了一系列研究。世界城市是全球化进程中由高级生产者服务业发展而推动城市发展的结果。世界城市网络研究对于城市发展特征的考察不依赖于其固有属性，而更为侧重城市之间的联系，是从“全球—地方”联系角度理解城市发展的典型案例之一。 其次，基于全球生产网络理解区域发展如何与全球经济相联系同样吸引了众多学者关注。有学者提出了“战略耦合”(Strategic Coupling)的概念，侧重于关注区域如何通过接入全球生产网络实现地方价值链升级，是对地方如何将全球化进程本地化(Holding Down the Globalization)(Amin et al，1994)的有效表达。例如，Yeung(2009)对比分析了不同的耦合方式(包括国际合作、本地创新以及生产平台)在全球生产网络地方嵌入形式上的差异，及其对区域发展的差异化结果。此外，全球生产网络对多主体的联系和超越地域边界的尺度建构，为描述“全球化的区域”(Globalizing Region)发展提供了一个开放框架。如同Kelly(2009)所指出的，对于区域发展仅仅考察地区的根植性和创新能力等内生动力是不充分的，同样仅仅关注基于不同尺度下的企业所构成的生产网络也是不充分的。区域发展是一个多元综合的过程，而全球生产网络的开放性则较好契合了这一点，大量实证研究据此就全球生产网络动态、不同生产网络的联系、生产网络内的多主体联系、生产网络内地理和组织复杂性、地方与生产网络的再耦合(Recoupling)和退耦合(Decoupling)等方面进行扩展(Kelly，2009；Yang et al，2009；MacKinnon，2012)，使得全球生产网络逐步成为全球化进程下区域发展研究的经典理论框架。 第三，从“全球—地方”联系的角度理解区域差异与不均衡发展。在新区域主义研究中，针对区域发展趋同与分异的理解主要包含两个方面：①基于经济活动集聚的差异，包括了一系列区域内生的经济因素差异，如要素、生产率、技术、劳动力、外部性等(Kubo，1995；Scott et al，2007)；②基于区域根植性的差异，主要指包括制度和文化在内的区域固有属性对经济活动过程产生影响，从而导致的区域发展差异。Storper(1995)将这些根植于特定地区和特定文化的因素称为“不可交易的独立性”(Untraded Independencies)。如前所述，新区域主义的研究视角侧重于以区域为主体，强调其内在特征的影响。然而在全球化进程中，为何区域间联系的强化和要素流动成本的降低在推动部分区域趋同的同时，还导致了其他区域的差异？若完全依赖于集聚外部性和根植性的解释，可能并不充分。跨国公司的经济活动并不一定都会嵌入区域并产生影响，这一点除了与根植性有关之外，还与不同区域之间在全球经济中的竞争、以及跨国公司的组织战略等有关(Phelps et al，2003；White，2004)。Wei(1999)亦指出，区域差异是复合机制、复合尺度综合作用的结果，除了区域内在的差异之外，来自世界层面的外来冲击，国家层面的政策决策和区域自身的发展条件都将作用于区域差异的变化。在此基础上，Wei(2001)运用分权化、市场化和全球化三维框架分析了中国区域不均衡发展的动因。这一框架则体现了从区域内外部联系的角度理解区域差异的理念。 第四，风险转嫁与区域脱钩。全球化在使得区域之间联系愈发紧密的同时，也意味着区域发展面临着来自外部的风险转嫁。特别是2008年全球金融危机爆发以来，风险传播从“自作自受”转变成“一方有难，全球分担”的模式(Martin，2011)。这也促使越来越多的学者开始反思全球化对区域发展的影响，不再只考虑区域紧密联系中积极的一面。以金融地理学者为代表的研究详细审视了不同尺度下危机传播的过程(Engelen et al，2009；Martin，2011；Lim，2012；Van Hulten，2012)，指出金融危机并非单纯的全球化现象，还应关注其在全球和区域层面的不同表现(Martin，2011)。在“全球—地方”联系的视角下，研究分析了区域与全球金融中心的联系、区域金融体系以及金融活动的区域网络化特征的影响(Aalbers et al，2011；Wainwright，2013)，从而对全球治理模式进行了反思。 总体而言，人文地理学者在全球地方化的尺度重构基础上，指出全球化与地方化是并存的，这为重新理解全球化进程中的城市与区域发展奠定了理论基础。人文地理学者对城市与区域发展的研究在区域内在动力和根植性的基础上，增加了区域内外联系的视角，分析来自区域外部的作用与本地力量相互交织所产生的复杂结果。同时，研究并非将全球与地方割裂成两个层面，而是通过制度、管制、信息、要素、关系等过程表征其联系。换言之，区域发展研究中的“全球—地方”联系视角旨在通过对全球—地方互动的综合考察，实现对全球化和地方化并存现象的表达。 5 结论与启示 全球化相关议题吸引了社会科学的广泛参与。除了极端全球主义语境下或为表示强调而使用夸张的修辞手法下，“地理终结”的论断并不被各类学术论述所接受。社会科学内的其他学科，包括经济学、社会学、政治学、管理学、人类学等，都意识到全球化蕴含着与空间密切相关的问题，并不同程度地建构对空间的理解。不同的实证观察结果也都表明全球化并未导致边界的消弭，相反地，空间差异正以全新的形式呈现。人文地理学基于对时空联系、空间与地方、尺度建构的分析传统，系统地建构了对全球尺度的理解，并持续对不同尺度之间的联系展开深入探讨。尽管对于尺度的建构尚未达成共识，但人文地理学在这方面的努力提供了两个关键认识：①尺度建构不一定建立在相对性的基础上并构成垂直体系，基于关系建构的全球尺度更加契合不同主体和空间联系日趋紧密的特征；②全球化与地方化过程是并存的。故而全球化并不意味着尺度的垂直叠加，而是全球与地方之间的复杂联系。 这两个关键认识为人文地理学参与全球化研究提供了独特的视角。在全球层面上，学者们以关系为视角、运用立体网络思维，为理解要素流动对全球经济景观的重塑提供了全景式的分析框架。立体网络思维以关键主体与空间为节点、以关系为纽带，使得过程分析不再局限于以地域边界为范围的空间单元内，通过过程表述实现多尺度的综合。而在传统的城市与区域发展研究中，全球化与地方化并存的理念也促使该领域研究从单纯强调区域差异转向探讨区域内外相互作用，为区域发展路径和治理提供了新思路。 值得注意的是，经济全球化研究对于中国现阶段的发展具有十分重要的现实意义。全球化进程中，国际秩序、全球生产格局和国际劳动分工不断发生变化。近年来，中国正逐步从全球化的被动接受者转变为全球竞争的积极参与者，表现在：更多的中国跨国公司走出国门，对外投资和建设项目日益增多；在国际贸易格局中发挥日益重要的作用；不断争取在国际组织中具有更大的话语权，开始主导亚洲基础设施投资银行的筹建工作；强化区域协作，在原有国际合作的基础上，积极推动“一带一路”的区域战略……这一系列的转变对中国的全球化研究提出了更高的要求。西方人文地理学的研究进展揭示了地理学视角在理解全球化进程、支持区域发展战略与决策等方面不可替代的作用。 中国人文地理学者现阶段在跨国公司(李小建，1997；刘卫东等，2004；苗长虹，2006；艾少伟等，2011)、外商直接投资(贺灿飞，2005；贺灿飞等，2011)、全球创新与研发(杜德斌，2001；张战仁等，2010)、世界城市发展(杨永春等，2011；马学广等，2012)、金融全球化(傅雪莹等，2011)等领域取得了一定的成果。但是，在理论研究方面，目前还较少开展对全球尺度建构的研究工作。事实上，经济全球化进程中的中国，为理解全球秩序变革、国家力量的变化、以及“全球—国家—地方”在政治、制度、经济和文化联系方面提供了丰富的视角。尤其是在全球化进程中，中国的制度空间变革与经济格局演化有其特殊性，有待于探寻合适的尺度建构，实现其空间变化特征的分析。特别是在经济全球化研究普遍使用立体网络式的尺度结构基础上，政治与制度体系的变革是否同样适用此认识？另一方面，如何在立体网络式的尺度结构中，深入探讨制度因素的作用？这些问题的分析如能结合中国实际，必将丰富全球尺度建构的研究。 在实证研究方面，现有研究更多集中在对中国接受全球化现状的观察，还较少运用“超越边界”式的分析去理解中国融入全球化的路径和模式；对于对华直接投资和来华跨国企业的研究较为充分，但对逐步成熟的中国企业全球化空间战略的关注还较少；对于在全球化背景下基于区域属性的发展特征、发展路径和发展差异分析较多，而基于全球—地方联系视角下，探讨中国区域发展与全球化的相互反馈、国家和地方对全球化的适应与引导的研究尚在起步阶段。这些问题与学科发展导向相契合，并与国家发展的战略需求密切相关，也是摆在中国人文地理学者面前亟待思考的课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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