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网络公共事件的议程互动模式——基于社会公平正义相关事件的经验研究，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事件论文,互动论文,议程论文,中国论文,模式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在2006年，全球数以亿计的互联网内容创造者和使用者们成为了美国时代周刊的“年度人物”——网络媒介重塑公众思维方式和行为模式，并最终使公众地位在信息化、全球化时代得以突显的巨大潜力开始受到重视。时隔五年，中国网络民意施压于政府决策的效果伴随一系列被热议、“围观”的网络公共事件的突发、演变，伴随个税起征点调整、三公经费公开、保障房建设等关乎社会公平正义的政策的出台，不断被公众、媒体和学界所见证——“网络议政”和“网络倒逼决策”成为了概括2011年中国互联网社会发展特征的关键词。众所周知，无论是“十二五”规划纲要，还是党的十八大报告，都将“维护与促进社会公平正义”上升为科学发展所必须遵循的“基本要求”。透视近年来网络公共事件中的公众诉求可以发现，在关乎社会公平正义的特定领域里，网络民意已不再局限于对政府选定的政策议程进行讨论、监督和评价，而是不断借助网民集体行动和媒体的力量，在社会与政府的互动过程中确立新的政策议程，从而影响公共政策的制定。因此，客观、准确地描述并抽象出中国网络公共事件的议程互动模式①，理清该模式中主要环节的变化方式、作用及相互关系，对于提升网络时代中国政府决策的科学性、民主性和有效性以及维护社会稳定都具有重要意义。
一、已有研究局限与本研究设计
网络公共事件，是以网络新媒体为沟通工具，以互联网为平台，由众多网民参与围绕某一特定事件进行广泛动员以达成某种特定目标的集体行动②。已有研究多从不同视角来分析网络公共事件的性质、影响和意义，价值判断的取向因而较为明显；而有限的基于案例研究而展开的网络公共事件动员过程分析则缺乏总量数据的支撑和其他类似研究成果的相互印证。例如，漆国生和王琳从网络参与视角分析了互联网公共事件对公共政策公信力的影响，认为网络公共事件中的公众参与行为亟需有效的规制才能够促进公共政策公信力的提升；而我国网络参与现状中的漏洞明显，加速了政府权威的消解③。鄞益奋从网络治理的角度进一步就如何管理互联网公共事件提出了建议，强调信任机制和协调机制的培育对优化网络治理的作用。具体而言，只有在价值协同、信息共享以及诱导与动员等方面建立起良好协调机制的基础上，才能真正地培育起成员间的信任关系以及成员与集体之间的信任关系，最终实现公众和政府间互利互惠的合作④。高恩新则采用国外流行的社会动员理论，借助相似性案例比较的研究方法，分析了中国互联网公共事件中的社会动员机制。该研究的结论是，网络公共事件产生积极社会影响的保障存在于议题合法性、网络舆论一致性和议题传播的广泛性⑤。
在前述文献中，研究者在关注我国网络公共事件中网民与政府的议程互动时，较多采用规范研究的路径，侧重通过个案分析来探索特殊事件对我国公共政策形成过程的变革所具有的价值和意义，其关注的焦点始终是网络公共事件对于当前及未来的中国政府治理和社会稳定所产生的影响。但是，如果不能首先基于具有充分代表性的样本，并选择恰当的观察视角来提炼出网络公共事件影响政府决策的一般模式，就无法发现和控制“一般模式”里的关键变量和环节，进而难以实施有效的政策干预，把“一般模式”的现实效果引导到人们期望的方向上来。具体而言，倘若没有关于“一般模式”的正确信息，决策者们就很难知道究竟应该对哪些环节采取何种措施才能够培育起所谓的“信任机制”、“协调机制”，才能够保障“议题合法性、网络舆论一致性和议题传播的广泛性”。为此，本文计划以客观网络数据为基础，描述、归纳我国网络公共事件影响政府决策的一般模式，尝试发掘其中的关键变量，并结合对关键变量间交互效应的分析得出相应的政策建议。
然而，受到规范研究和个案分析方法自身的局限，我们尚缺乏基于完整、连续的中国网络公共事件数据而开展的实证研究，从而阻碍了研究者们采用更量化、直观的证据来描述、归纳林林总总的网络公共事件中潜在的特征与模式。为此，本研究尝试以国内互联网主流网络论坛中焦点事件的原帖和跟帖数量为依据，在确定筛选网络公共事件标准的同时建立起2006年至2011年7月我国网络公共事件的数据库。对相关数据进行的描述性统计分析表明，与维护社会公平正义相关的网络公共事件不但是我国网络公共事件中的主体，也更突出地反映了网络民意对政府决策的影响，并逐步形成了相对清晰的议程互动模式。
据《中国新媒体发展报告(2011)》统计显示⑥，从2006年始，中国重大网络公共事件数量剧增，因此本研究的数据统计从2006年始，至2011年7月末。选取的时间段正是我国网络公共事件的最为频繁的发生期。期间每年发生的重大公共事件通过选取论坛中就该事件的关注程度高低进行降序排列，选出其中前10个作为研究的对象。重大网络公共事件指的是较为具体的事件，庞大且笼统的事件只选取其中的具体事件。
根据凯迪网络——中文论坛排行榜的数据⑦，研究中共选取了国内七大主流论坛作为数据的源出处，包括：中华网论坛、天涯论坛、强国论坛、凯迪论坛、新浪论坛、凤凰网论坛、搜狐社区。不同时期各大网络论坛冷热程度是有差别的，按照凯迪中文论坛各年的统计数据，在每个年份选取了相应的受关注程度高的5个论坛作为统计源数据库。
在选定论坛的基础上，采用关键词多途径、全文检索出每个重大网络公共事件相应的帖子数，并删除了重复的帖子。其中天涯、凯迪论坛的数据只包含主贴，不包含跟帖，其他论坛主帖和跟帖一并计入。随着网络公共事件的发展，在事件停息后的很长一段时间内，有可能衍生出新的网络名词或反复被引用在一些帖子中，这些也都一并计入。各大论坛网络公共事件对应帖子数统计出后，对其进行加总，并就总数大小降序排列，以此选出前10个受关注程度高的网络公共事件。选定的6个年份最后共统计出60个重大网络公共事件。
二、对我国重大网络公共事件的描述性统计分析
1.网络公共事件中与社会公平正义相关事件的比率
在对60个重大网络公共事件进行分类时，按其涉及领域集中分为三类，即社会公平正义、娱乐文化、其他。对所涉领域在重大网络公共事件中出现的频次进行分析，结果如图1所示。
图1 网络公共事件中与社会公平正义相关事件的比率
由图1可见网络公共事件所涉领域最多的是社会公平正义，占到了整体的55％，一共33起事件与之相关。依据2006年由联合国公布的《开放世界中的社会公正》研究报告，社会公平正义类公共事件主要关乎社会成员发展机会的平等，其凭借自身禀赋和能力获取回报过程的公平，依据各成员贡献来分配成果的原则的实行以及对所有社会成员基本生存条件与尊严的保障⑧。随着改革开放与社会发展的深入，社会矛盾逐渐增多，贫富差距日益扩大，公众通过网络新媒体工具对社会不公平、不正义现象关注度的不断增强折射出了公众对于政府维护社会公平正义、提高社会管理水平的强烈期望。
2.网络公共事件中与社会公平正义相关事件比率的逐年变化趋势
在对60个重大网络公共事件逐年分类统计后，其中与社会公平正义相关的事件按其每年出现的频次进行汇总分析，结果如图2所示。
图2 网络公共事件中与社会公平正义相关事件比率逐年变化趋势
由图2可见，过去的6年，网民对于与社会公平正义相关事件的关注度逐年上升。2006年，网民关注的焦点事件主要集中在娱乐文化领域，对社会公平正义相关事件的关注度较低；而从2007年开始网民对于网络公共事件的关注视角开始从娱乐文化、其他领域向社会公平正义领域转移；到2009年，这一关注的热切程度急剧高涨，网民视线开始聚焦于社会公平正义领域，而随后的2010年、2011年，网民高涨的关注热情依然保持非常高的比率。
3.与社会公平正义相关的网络公共事件中得到制度化解决事件的逐年变化趋势
制度化解决是指政府通过出台相关政策、文件或制定行政法规、规章从源头上规范此类公共事件，使得该类公共事件再次发生时能按照政府规定依法处理与解决。制度化解决是政府履行和完善社会管理职能的表现，是对“网民热议”现象的积极回应，也是对我国公民负责任态度的体现。按照最终得到制度化解决的重大网络公共事件的频次进行统计分析，得出的结果如图3所示。
图3 与社会公平正义相关事件中得到制度化解决的事件逐年变化趋势
由图3数据可见，从2006年到2011年，与社会公平正义相关的网络公共事件中得到制度化解决的事件是逐年增加的，而且所占比例的增长趋势明显。
2006年至2008年，网民在这一时期对公共事件的围观热情很强烈，但关注的方式大多局限于网络言论的发表，止步于虚拟空间的联动。而后3年的网民的关注方式除了线上围观，还有线下行动，虚拟空间的联动响应转化为现实空间中的集体行动。比如2009年的“躲猫猫事件”、2010年的“我爸是李刚事件”、2011年的“郭美美事件”等。
制度化解决逐年增加的统计显示了网民对于网络公共事件理性围观与成熟解决的同时，也反映了我国政府对于网络公共事件关注度逐年上升，重视网络议题并将其转变为政府议程的模式逐步趋于成熟。尤其是2011年最为明显，“郭美美事件”中红十字会发布了线上平台，广大善款捐赠者通过这一平台能清晰地获知善款最终去向；“三共经费公开事件”中，国务院会议要求中央各部委公开“三公”信息，这也是《政府信息公开条例》的要求；“7·23甬温动车事故”后，铁道部根据现实铁路情况实施了“降价降速”的整改策略等一部分案例都导致了政府最终的制度化政策方案的出台。
4.网络公共事件中与社会公平正义相关事件的领域划分及其比率
参照《中国新媒体发展报告(2011)》中对重大网络舆论事件的划分类型⑨，把与社会公平正义相关的33个事件划分在8个领域中，如图4所示。
图4 网络公共事件中与社会公平正义相关事件的领域划分及其比率
网络公共事件主要集中在政治与民生方面。政治方面突出表现在政府管理与官员腐败两方面，共12件，占到总数的37％，显示了网民对我国政治生活的关注热情。政府管理案例占到18％，共6件，这反映了我国经济社会的发展导致政府管理难度上升的问题日渐凸显，也说明了民众期待着更高质量的政府社会公共服务。官员腐败案例占到15％，这一比例仅次于政府管理。新世纪以来，随着我国改革开放的进一步深入，社会财富不断增加，握有社会资源分配实权的官员由于缺乏有效的监管和约束，使得腐败这一社会现象在全国蔓延。而民众对此现象的高度敏感正是源自于对社会公平正义这一主题的强烈诉求。
对民生问题的关注，是网络舆论事件关注的又一大热点。民生问题是与百姓日常生活密切相关的问题，如食品安全治理、生产事故、征地拆迁等，此类案件占到了整体的36％。这些问题关乎民众的生存和人身安全等最基本的权利，是社会公平的底线所在，因此最容易牵动民众敏感的神经，引起网民的共鸣。
司法审判领域的案例与官员腐败一样，也占到了整体的15％，实际上反映的是网民对于我国法律适用和量刑标杆的拷问。随着社会民主与法治的加强以及我国民众整体素质的提高，人们对于社会公平正义的要求开始落实到具体的行动，网络民意对司法审判的影响越来越明显。
交通事故治理事件占到了整体的12％，这是近年来我国非常凸出的一大社会问题。机动车在过去的5年里一直以几何倍数量剧增，发生的交通事故逐年大幅度增加。我国交通监控设备和技术与发达国家相比还较为落后，而法律对于交通事故的保障也需要逐步地完善。
三、我国社会公平正义相关重大网络公共事件中的议程互动模式
基于此前的描述性统计分析结果，可以相对客观、准确地筛选出我国与社会公平正义相关的重大网络公共事件。通过研究者对这些事件的演变过程进行分析与概括⑩，可以发现这些事件从发生到最终的制度化解决，主要经历了以下三个阶段：1.网民借助虚拟网络平台对现实中与社会公平正义相关的公共事件形成关注，进而引发了传统媒体大范围地跟进，开始采用专题、系列报道的形式对网民热议主题进行持续跟踪和深入挖掘，由此建立起新的公众议题；2.政府通过传统媒体及网络了解到前述舆情信息，出于维稳及实施社会管理的需要，尝试以传统媒体或网络为渠道与网民和相关公众意见领袖进行交流、互动，在了解公众诉求的基础上，就重大网络公共事件的解决提出方案；3.在责令有关部门贯彻执行解决方案的同时，政府对那些因制度缺陷诱发、网民反响较为强烈，却在现有政策议程中关照不足的事件，会在事态平息后制定相关法规、政策等，通过制度规范的形式保证公民合法权益能够在类似情形下得到持久的保障。由此，我国社会公平正义相关重大网络公共事件中的“公众—媒体—政府”议程互动模式得以显现。接下去，本文将进一步展开对该模式不同阶段中关键变量以及关键变量间交互作用的分析。
整个议程互动模式的过程如图5所示：
图5 归纳的议程互动模式过程
1.公众政策议程形成中的关键变量
社会利益的多元化格局和社会矛盾的多发时期是公众政策议程形成的情境变量。这些年网民对于社会不公平、不正义现象极为敏感，只要是与社会公平正义相关的议题都会受到网民集中、强烈的关注与热议。如孙志刚事件、苏丹红事件、邓玉娇事件、罗彩霞被冒名顶替上大学事件、周久耕贪腐门事件等等，无一不是与社会公正高度相关的，此类不公正事件中的一句话、一个动作、甚至一个小小的细节都能拨断人们心中原本平衡的心弦，要求受到公正待遇的所有公民都会有意识、有目的地通过网络抗争来捍卫自己已受损或潜在可能受损的权利。这是不同领域的社会公平正义事件容易被纳入公众政策议程的基本情景。
网络媒介的特性成为了加速公众政策议程形成的技术变量。互联网具有传播速度快、成本低、匿名性好等与生俱来的特点，使得公共事件在网络揭露后能在第一时间以最高的效率、最低的成本遍传整个网络以引起我国数以亿计的网民关注，而且近几年3G等手机互联网技术的普及与运用，更使得网络信息传播能真正不受时间与空间的限制，鼠标一点或拇指一按即能传播或接收我们所关注的网络信息，这无疑是网络公共事件能广为传播而成为网民议题的重要原因。据第28次CNNIC《中国互联网发展报告》显示，截至2011年6月，中国网民规模达到4.85亿，其中手机网民规模达到3.18亿，家庭电脑宽带上网网民规模达到3.90亿，中国网民近年来虽增势趋缓，但总体规模已经相当之大，互联网宽带技术与庞大网民群体的组合为公众政策议程形成提供了现实可能。
议题的合法性是公共政策议程形成的重要保证。与社会公平正义相关的网络公共事件本身的性质决定了与之有关议题的正当性，在大量网络信息传播过程中，人们往往会选择与其自身世界观与价值观相符的进行重点关注，而公平与正义作为一个永恒性的社会话题，符合广大人民的价值认同与情感认定。同时随着互联网与计算机的普及，越来越多的网民参与到网络讨论中来，网民网络关注心态从最初的“围观、看热闹”逐渐转变为在一个共识性议题之下的“合理应对、理性应对”，这种趋于成熟的网络参与心态为形成合法性的网络公共议题创造了网络社会基础。
传统及网络媒体的积极报道与深入挖掘是公共政策议程形成的关键步骤。在统计的60起重大网络公共事件都有媒体的参与，根据统计数据显示90％的公共事件都是由传统媒体率先报道后成为公众关注的热点事件。传统媒体作为我国的主流媒体，在信息传播及引导领域所发挥的作用是任何其他媒体无法比拟与替代的。与社会公平正义相关的网络公共事件可能不都是由传统媒体首先报道，但这些公共事件从最初一部分群体知晓转变为广为关注的社会性议题，传统媒体起着最为关键的作用。传统媒体的权威性、传播的广泛性为公共议题的形成与公共政策议题的设定提供了重要前提，传统媒体的报道往往更能引起政府的关注，而就相关事件的持续报道迫使政府在关注的同时须拿出相应的解决方案以平息事态、完善社会管理。而网络媒体作为新兴媒体在公共政策议程形成过程中主要是起传播与提供交流平台的作用，网络媒体同样也具有传统媒体无法替代的优势，即传播的时效性与广泛性，在相关事件发生后的第一时间，人们即可通过微博、论坛等互动交流平台发布信息，通过微博转播，信息即可快速传播于整个网络。因此，传统及网络新兴媒体对公共政策议程的形成作用主要集中于信息的传播及引导。
2.公众政策议程与政府政策议程的整合
在我国，政府仍将作为社会管理职能的主要履行者在一个相当长的时期内承担着维系社会稳定、维护社会公平与正义的责任。但伴随公民社会的成长，特别是公众借助网络等新兴渠道自主设定政策议程能力的加强，政府必须学习在充分整合公众政策议程的基础上，提出自身作为社会管理决策者的政府政策议程，才能赢得社会的广泛认同与支持。
首先，良好的危机处理机制的建立是政策议程与公共政策议程整合的必要保障。危机处理是政府解决此类突发性网络公共事件时必须具备的能力，危机处理的及时与否关系到平息事态、安稳人心及维护自身的公信力，因此政府须建立良好的危机处理机制以在突发性网络公共事件发生时能与广大网民在彼此之间建立良好的信任关系，为最终解决事件奠定基础。
其次，政府信息公开是政府政策议程与公众政策议程整合的有效路径。在当下的网络信息化时代政府信息公开已然是一个不可撼动的趋势，政府不仅要公开《政府信息公开条例》中规定的必须公开的信息，还需要及时、全面的公开。伴随社会经济高速发展，社会矛盾日益显现，政府良好地应对和解决网络公共事件有助于维护社会稳定及维系自身的公信力。而面对广大网民质疑或诉求时，若只是一再地视而不见、隐瞒甚至是扭曲已有事实，则政府将一步步失去民心。谣言止于公开，所有有关于未曾公开信息的猜测都会在信息公开之时自动消散，接着网民才能平静、诚挚地与政府就相关议程沟通与交流。因此，政府须及时、全面、实事求是地公开信息。
同时，媒体及社会精英对网络公共事件发展的引导是双向议程深入整合的催化剂。网络公共事件线上运动主要是在媒体及精英的主导下进行，传统媒体的系列报道及针对性评论通过网络传播于网民之间，社会精英丰富的理论知识及前瞻性、深入性的见识亦引导着普通网民的思考角度及方式，因此政府在建构政策议程之时须关注此类代表性意见，这些意见不仅仅是从专业角度就相关事件进行较为深入的剖析，同时也代表着众多网民就相关社会公平与正义事件的意思表达。尤其是其中有关社会诉求的部分，应当着重考虑并纳入政府政策议程中讨论及解决，对于一些与社会公平与正义相关的言论更需要重点关注，此类社会敏感信息更需要在政府政策议程与公共政策议程整合中关注并消化。
3.制度化解决方案的形成
制度化解决方案是政府相关部门在对一系列已有事实进行考量的基础上，吸纳广大网民的意见和建议，在线上与线下的互动交流与沟通中与网民及相关当事人的诉求达到一致，同时参照有关法律、法规、规章等制定出的解决该类事件的一般化依据。制度化解决方案的提出是政府政策议程与公众政策议程整合的产物，是我国广大网民通过自身努力争取及维护整个社会公平与正义的结果，它的出现表明了我国网民群体在应对网络公共事件逐步趋于理性、成熟，也体现了我国政府对于维护社会公平与正义、完善自身社会管理职能的决心及能力。
不可忽视的是前述公共政策议程的设定及与政府政策议程整合过程中几大关键变量的交互作用为制度化解决方案的形成发挥了重要作用：(1)媒体、精英引导与议题的合法性的交互作用加速了公众议程的设定、政府议程和公众议程的整合以及制度化解决方案的形成。媒体、精英的意见领袖作用能在短时间内引导众多网民就相关公共事件形成合法化的议题，并能引导、帮助政府决策者迅速识别议题的合法性，为公共事件的线上讨论界定了合法化、理性化的范围，指出了事态发展及解决的方向，同时为政府的有效介入创造了良好的网络虚拟环境。合法化议题具有公众意愿指向性，是公众政策议程设定的关键环节，在媒体及精英的主导下更容易与政府政策议程整合以最终得到制度化的解决。(2)传统媒体及网络媒体的积极报道、深入挖掘与政府信息公开交互作用能缓和公众政策议程和政府政策议程整合过程中的一系列矛盾并能推动形成公开、公正的制度化解决方案的程序。传统媒体及网络媒体作为公众与政府间有效沟通的桥梁：一方面从公众诉求角度出发向政府传递公众就相关事件的一系列质疑及要求，迫使政府对该事件涉及的信息进行公开；另一方面向公众传达政府就相关事件所了解的信息及政府对该事件所持立场、解决办法的实施过程。传统媒体及网络媒体的全过程参与能促使公众政策议程和政府政策议程在良性互动中合理、高效解决，有利于在透明、合法的程序下形成最终的制度化解决方案。(3)社会多元化利益格局和社会矛盾频繁的社会情境迫使政府出于维稳的角度需要在事件发生后第一时间内启动应急管理机制并及时公开政府相关信息，加快了公众政策议程的设定及其与政府政策议程的整合的步伐。中共十六大以来，维稳已是我国政府摆在眼前的一项非常重要的任务，任何不和谐的因素及不利于社会稳定的事件都必须重点关注并合理解决。政府上述决心无疑能促使政府政策议程与公众政策议程整合并出台制度化解决方案以稳定态势、缓和矛盾，实现维护社会稳定的目标。
四、结论与启示
在研究60起重大网络公共事件及其中与社会公平与正义相关事件后，得到的结论与启示如下：
1.与社会公平正义相关的重大网络公共事件中逐年增多。近年来人们对于社会公平与正义现象越来越敏感，因此政府在管理社会过程中尤其需要关注社会公正方面的问题，在现实中即需要重点关注教育、医疗、社会保障等有关民众生存权方面的重大问题，注重民生动向，改善百姓生活，这样方能使得社会更加稳定与和谐。同时，政府需要加强自身队伍建设，提高社会管理能力以提供更优质的社会公共服务，缓解当前政府与民众就社会、经济、政治等方面发展的若干问题而产生的一系列矛盾。
2.传统及网络媒体在重大网络公共事件中的传播和引导作用越来越大。政府在履行社会管理职能时应当重视媒体所蕴含的信息传递及引导力量，在规制网络媒体合理发展的同时更应当发挥传统媒体的推广信息、监督社会及意见领袖作用，使得传统媒体和网络媒体都能在信息网络时代蓬勃发展之际能为政府管理、社会发展支出重要力量。
3.重大网络公共事件的解决越来越趋向于寻求制度化的政策与方案。政府应当关注网民诉求，征求网民意见，根据现实情况出台事件解决的制度化方案。在制度化解决方案出台后，还要保证此方案真正能落到实处。这样，才能彻底实现我国公共政策议程及政府政策议程合理、高效整合及运作的良性循环。针对突发性网络公共事件，政府需要建立起快速、有效的应急制度，以在解决此类公共事件中把握主动权及提高自身的公信力。
注释：
①公共事件中的议程互动是指相关的多元利益主体依据各自利益诉求而提出对策主张，并围绕推行相关对策的优先级寻求共识的过程。参见[美]E.奥斯特罗姆：《公共事务的治理之道：集体行动制度的演进》，余逊达、陈旭东译，上海：上海译文出版社，2012年，第10页。
②高恩新：《互联网公共事件的议题建构与共意动员——以几起网络公共事件为例》，《公共管理学报》2009年第4期。
③漆国生、王琳：《网络参与对公共政策公信力提升的影响分析》，《中国行政管理》2010年第7期。
④鄞益奋：《网络治理：公共管理的新框架》，《公共管理学报》2007年第1期。
⑤高恩新：《互联网公共事件的议题建构与共意动员——以几起网络公共事件为例》，《公共管理学报》2009年第4期。
⑥尹韵公：《中国新媒体发展报告》，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1年，第95页。
⑦凯迪网络：中国十大论坛排行榜，http://www.cat898.com/,2006—2011。
⑧UN,Social Justice in an Open World,New York:United Nations,2006.
⑨尹韵公：《中国新媒体发展报告》，第98页。
⑩为了克服一般个案研究在变量识别与模式建构过程中的随意性，本文对上述重大网络公共事件的分析统一借鉴了Sabatier提出的政策倡导联盟(policy advocacy coalition)理论(P.A.Sabatier,“The advocacy coalition framework:Revision and relevance for Europe” ,Journal of European Public Policy,1998,pp.98-130)以及Maria和Mai对这一理论进行中国本土化后提出的改进方案(F.H.Maria and Q.Mai,“Climate advocacy coalitions in Guangdong，China” ,Administration and Society,2012,pp.43-64)。这些理论工具的采用，有助于研究者突破传统线性政策阶段模型的局限，以更加多元和自下而上的视角来理解政策议程的形成(具体参见余章宝：《政策科学中的倡导联盟框架及其哲学基础》，《马克思主义与现实》2008年第4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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