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宋朝野人士对西夏的看法，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朝野论文,西夏论文,北宋论文,看法论文,人士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中图法分类号 K244
西夏是我国西北党项族建立的地方政权。自李继迁公开反宋并逐步崛起强大以后，作为一支重要的政治力量，在10世纪末至13世纪初的东亚“国际”关系中与辽宋金相继鼎足而立。尤其是与北宋的和战，对北宋的历史发展产生了巨大影响，因而在宋代文献中留下了大量有关西夏的诸臣奏议、文人笔记和外交文书，它们是研究宋与西夏关系的第一手资料。本文从中撷取相关资料，综合考察北宋朝野人士对西夏的看法，在此基础上探讨一下北宋朝野人士对西夏所持的态度，以期有裨于宋夏关系史的研究。
一、北宋朝野对西夏所属地位的看法
宋太平兴国七年，李继迁不愿随其族兄李继捧归宋，率族奔走地斤泽，从此举起反宋的大旗；李元昊于宋宝元年间上表称帝，建立大夏国，这是宋夏关系中的两次重大事件。在北宋朝野人士看来，这两次重大事件无疑是一种大逆不道的背叛行为。反映在各种官私文书对西夏的称呼上，即有西贼、夏贼、贼迁、贼酋、贼界、贼、昊贼、叛羌、狂悖、僭逆、桀黠、勇鸷、大羊、蛇豕等一类的称谓。与称“贼”相似的，是把李继迁和李元昊称作“盗”，如尹洙在《议攻守》的奏议中说，“夫西贼之弗庭久矣，自继迁盗起”〔1〕。 又如参知政事石中立称元昊为“陕西一大盗。”〔2〕宋徽宗向钱即询问西夏兵力， 钱即回答说：“夏国本数州之地，盗据灵夏浸以强大。”〔3〕众所周知， “贼”和“盗”字在封建时代是统治者对劫杀者、逆乱者和农民起义的专用词，宋朝野人士把这两个专用词用在称呼西夏上，足见他们对西夏的“叛宋”的激愤。
虽然李继迁的反宋和李元昊的称帝，在北宋朝野人士看来同属背叛行为，但因其背叛的性质有所不同，即李继迁的“叛宋”是“藩镇”叛乱，而李元昊的“叛宋”则属“僭逆”行为〔4〕。 因而北宋朝野对李继迁和李元昊的态度又不尽相同。
先看对李继迁“叛宋”的态度，宋太宗的几段言论最具代表性。
淳化五年正月，赵保吉（即李继迁）攻掠灵州及通远军所辖堡塞，宋太宗怒曰：“保吉叛涣砂渍中十年矣，朝廷始务含容赐以国姓，授以观察使，赐予加等，俸入优厚，仍通其关市，又以绥宥州委其弟兄，可谓恩宠俱隆矣。乃敢如是，朕今决意讨之。”
至道元年三月，宋太宗对侍臣说：“继迁游魂，孤孽贪利忘义，朕欲开其迷复之路，渐加控制，近闻仓皇失据，不自宁处，传信边将各守封疆，无相侵轶，亦畏我之兵锋矣。”
至道元年六月，继迁不受宋封授的鄜州节度使，宋太宗对宰臣云：“继迁负固不庭，啸聚边境，朕君临四海，须与含容，昨者赐以诏书俾移镇守而狂不奉诏，尚恣陆梁，朕哀此孽重死亡非久也。” 〔5〕
从宋太宗的这三段话来看，一方面透露出宋廷对武力征服和官爵厚利诱降两种手段都不能使李继迁归顺的无奈心情，另一方面也透露出李继迁的叛宋只是一种不奉诏，不愿受宋控制的“越轨”行为，因而宋廷可以“含容”，可以“开其迷复之路，渐加控制”，可以“俾移镇守”，说到底，宋与李继迁政权的关系是唐末五代以来中原王朝与边境具有藩镇和少数民族双重性质的地方政权之间的矛盾。景德初，吏部尚书张齐贤在一篇奏折中回顾诸臣对李继迁叛宋行为的看法时曾说：“当时臣下皆以继迁只是怀恋父祖旧地，别无他心”〔6〕， 这就很能说明问题。
但是，李元昊建国时，其政权组织、军事势力、辖境疆域已绝非他的父祖所能比拟的，而他们“叛宋”也远不是以脱离宋的控制、满足节钺封授为目的，他是要建立一个与宋辽平起平坐的西夏王朝。因此，面对元昊的称帝要求，宋廷表示了极大的愤慨，一方面，“初，元昊反书闻，朝廷即议出兵，群臣争言小丑可即诛灭”〔7〕， 并在《削赵元昊官爵除去属籍诏》中声讨赵元昊是“戎汉余妖，边关小种，性含虺毒，志负狼贪。昏顽表于稚年，傲悖成于壮齿……欺天罔畏，既张逆节。”〔8〕另一方面，宋仁宗向元昊颁诏重申李德明以来的臣属关系， 籍以规劝元昊“守我西土”，切勿“坏尔考之约，孤本朝之恩，忠孝两亏”〔9〕。但是，比较清醒的士大夫则能客观地面对西夏建国的事实， 如右正言吴育说，“元昊虽名为藩臣，其尺赋斗租不入县官，穷漠之外，服叛不常，宜外置之，以示不足责，且彼已僭舆服，夸示酋豪，势必不能自削，宜援国初江南故事，稍异其名，可以顺抚而收之”〔10〕，“不可同中国叛臣，即加攻讨”〔11〕。吴育所言“宜授国初江南故事”，即是指，“周世宗既取江北，贻书江南，如唐与回鹘可汗之式，但呼国主而已，上因之。于是，始改书称诏。”另据《吕氏家塾记》云：“赵元昊反，有诏削夺在身官爵，募能生擒元昊若斩首者，即以为节度使，仍赐钱万万，许公时在大名，闻之惊曰：‘谋之误矣’，立削奏曰：‘前代方镇叛命，如此诘誓则有之矣，非所以御外国也，万一反有不逊之言，得无损国体乎？’朝廷方改之，已闻有指斥之词矣。”〔12〕显然，吴育等人把西夏是作一个“国家”来看的，因而他们主张顺其自然，尊重现实。不过，他们的见解在“方锐意必讨”的当时，并未受到重视，而且他们对西夏的态度反受到讥讽。经过几年的战争，宋廷“师久无功”，才不得不面对现实，封授元昊为夏国主。
当然，元昊只得“国主”的称号，在名义上仍与宋保持着臣属的关系，这可以说元昊未完全达到其“叛宋”的初衷。但实际上自李德明以来，夏州政权已是我行我素，“拓跋德明承继迁土宇，志在自守，然其下部族亦时寇抄边境，及公移究诘则阳言不知，朝廷惟务含贷，以存大体。其号令补署官室、旌旗一拟王者，每朝廷使至则撤宫殿，题榜置于庑下，使輶治出饯馆，已更赭袍，鸣
鞘鼓吹导还宫，殊无畏避”〔13〕。至元昊当政更是如此，设官建制与辽宋相仿。正因为西夏与宋尚有名义上的臣属关系，是故宋廷不论是官方还是士人都坚持在外交上不给予西夏以平等的待遇，“虽在外国，乃朝廷策命守土之臣。”〔14〕在公文上和外交礼仪上均严格遵循君臣之礼，其具体表现就是：
1.在国书格式上，宋是赐诏，西夏是奉表上书或贡函，如欧阳修《文忠集》、王珪《华阳集》、苏轼《东坡全集》、韩维《南阳集》、苏颂《苏魏公文集》、王安礼《王魏公集》、王藻《浮溪集》及《续资治通鉴长编》、《宋大诏令集》等文献，收有《赐夏国主今后表章如旧制称赐姓诏》、《赐夏国贺登宝位进方物诏》、《赐夏国主为行册礼诏》、《赐夏国主生日礼物诏》、《赐夏国主令遵守藩仪诏》、《赐夏国主历日诏》、《赐夏国主进奉贺坤成节回诏》、《赐夏国主乞买物诏》、《赐夏国主中冬时服诏》、《赐夏国主乞工匠诏》、《赐夏国主乞用汉仪诏》之类给西夏的国书。
2.称西夏官属为“伪”，李继迁和李德明时代已“叛宋”，其官属多沿用宋的封授，特别是遣往宋的使臣，犹待宋的加封，而元昊“叛宋”则大不相同，其使节公开冠以西夏的官属名称，宋自然是不予以承认的。“初元昊遣使称伪官”〔15〕，如康定元年九月，陕西经略安抚副使范仲淹言，“环庆路副都总管任福等破贼白豹城……伪李太尉衙……又擒伪张团练及蕃官四人”〔16〕，庆历三年二月，“以西界内附伪观察使楚鼐裕勒囊为内殿崇班”〔17〕，庆历五年四月，“西界内附伪太尉兴博为太子左清道率府率”〔18〕，元丰四年十一月，熙河路大经制司言，“以汪家等族大首领六人并蕃部及母妻男三十余人来降，各赍伪印并伪宣告数道”〔19〕，秦风路经略司言，“秦州通判郑民瞻等至甘谷城，招降西界伪钤辖诺尔鼎佐并首领等共二百五十三人”〔20〕，元符二年六月，熙河兰会路经略司言，“夏国伪正钤辖格斡宁，以所部孳畜并部落子隆登等投汉。”〔21〕
3.以陪国属臣之礼对待西夏使臣，以下几条材料就颇说明问题：
嘉祐年间，宋仁宗诏夏国谅祚，“所遣进奉人石方称宣徽南院使，非陪臣官号，自今宜遵用誓诏，无得僭拟。”〔22〕
治平四年秋，夏国主秉常遣使朝贡，京师官称不与常年类，既锡宴则欲叙官就席，君（蔡子难）时为押伴，毅然责以属国陪臣之礼，当偃蹇若是耶，其使惧息遂坐〔23〕。
元祐初，杜紘为“夏国母梁氏祭酋使，时戎初修贡，入其国，礼犹倨，迓者衣毛裘，邀王人以朝服觌，设王人座，蒙以黪，且不跪受诏。公持不可，戎犹自若，公曰天王以国母丧，遣赴甚厚，今不可以不如礼。戎惧，悉从公言。”〔24〕
元祐末，蒋颖叔（子奇）帅熙河，西使卒于中国，柩过其境，官属议奠拜，颖叔独曰：“生见尚不拜，奈何屈膝向死胡”，乃奠而不拜，识者是之〔25〕。
大观时，钱即帅鄜延，“每屈之以礼，……使人入境所举小不如式，劾引伴者坐之，移檄夏国责其失礼，其后至者，皆惕息惟谨无敢纵以生事。”〔26〕
当然，在无战事的正常交往时期，宋对西夏的官方称谓，则是夏国、西夏、夏人、西界、西人、外臣，或直称夏国主的名，如元昊、谅诈、秉常、乾祐等。对于西夏的设官建制，宋人虽称之为“伪”，但西夏致宋的国书都有相应的官衔职称。宋人为了保持君臣名分，往往采取音译西夏官属的名称或直接使用西夏的蕃名官号。如《续资治通监长编》等书所载西夏文的音译官号：宁令谟、宁令、丁卢、素赍、祖儒、吕则、枢铭、昂聂、昂星、谟箇、阿尼、芭良、鼎利、春约、映吴、视能、广乐、丁驽等。叶梦得在记述庆历年间宋夏议和之事时曾云：西夏大臣（野利）“旺荣及其类曹偶四人，果皆以书来，然犹用敌国礼。公（庞籍）以为不逊，未敢答以闻。朝廷幸其至，趣使为答书，称旺荣为太尉，且曰‘元昊果肯称臣，虽仍其僭名，可也’。颖公（庞籍）复论僭名岂可许？太尉，天子上公，若陪臣而得称，是元昊安得不僭？旺荣等书自称‘宁令谟’，此其虏中官号，姑以此复之则无嫌，乃径为答书。”〔27〕另外，宋对西夏的独立王国地位，除如前所述在待西夏使臣的礼节上低于契丹一等而外，其它方面一如与辽的交往，如有比较明确的国界，元丰六年，宋廷诏云：“除自来边界依旧守外，其新复城寨，止于二三里内巡绰防拓，毋得深入。”〔28〕还有较为固定的信使往来，在沿边设置官办榷场。至于元祐时期双方以土地交换被掳掠人口，更是国与国的交往。
二、北宋朝野对西夏军事威胁的不同看法
如果说宋与辽的对等外交关系是由宋对契丹武力的强大的畏惧，而始终把契丹作为真正的对手所决定的话，那么宋与西夏的不对等外交，则是建立在宋始终对西夏具有一种优势的心理基础上。在西夏初反宋之时，宋太宗和大臣就认为“党项号为小蕃，非是劲敌，试如鸡肋。”〔29〕宋真宗时对李继过的不断侵扰亦认为“只是怀念祖父旧地，别无他心。”〔30〕李至甚至说：“且螫手断臂事非获已，盖所保者大，况继迁之众，行逐水草居无定所，岂有如汉兵守陴，必不然矣。”〔31〕及至元昊建国并在陕西之战中三败宋军，宋乃未把西夏作为真正的对手。陈执中说：“边兵小屈，皮肤之伤也”〔32〕，范仲淹说：“国家御戎之计在北为大”〔33〕，欧阳修说：“天下之患不在西戎而在北处。”〔34〕苏轼说：“西边患小，北边之患大，此天下所明知也。”〔35〕张耒说：“西小而轻，故为变易，北大而重，故变为迟。小者疥癣，大者癰疽也。”〔36〕熙宁五年四月，王安石说：“今陕西一路即户口可敌一夏国，以四夏国之众当一夏国，又以天下财力助之，其势欲扫除亦宜甚易。”〔37〕元祐时章楶亦说，“惟夷狄小邦，土地有限，人民有数。”〔38〕显然宋廷诸臣认为契丹强盛是劲敌，而西夏弱小则不足论。但这只是宋人从国势强弱的角度来衡量西夏军事威胁的一个方面。
另一方面从国防的负重角度衡量西夏的军事威胁，则又有别样一番感觉。众所周知，自太祖朝起至徽宗朝，宋廷都念念不忘恢复幽蓟之失地，但出于对契丹的畏葸心理，加之自澶渊盟好之后，双方长时期内绝少兵戎相见，故宋在重兵防范契丹的同时，亦小心翼翼维持着与契丹的对峙局面。而西夏虽不被看作劲敌，可是西夏自继迁以来，特别是元昊建国以后，利用广漠原野宜于机动作战的条件，敌进则退，敌退则进，敌驻不出，窥视良机，集中绝对优势兵力，打局部歼灭战，使得宋西线边防几无宁日。对此，秦观有一代表性的论述：
臣尝以谓，方今夷狄之患未有甚于西边者。夫契丹强大几与中国抗衡，党项遗种假息之地，不当汉之数县，而臣以谓夷狄之患未有甚于西边者何也，盖大辽自景德结好之后，虽有余孽金帛绵絮他物之赂，而一岁不过七十余万。西边自熙宁犯境以来虽绝夏人赐予，熙河兰会转输飞輓之费一岁至四百余万。北边岁赂七十余万而兵寝士休，累世无犬吠之警，西边岁费四百余万而羌敌数入逆，执事如雁行，将吏被介胄而卧，以此言之北边之患孰与西边之患重乎。〔39〕
李纲也曾总结说，“西夏自继迁盗有平凉、灵武、瓜沙、甘肃、银宥之地，百有余载，乍叛乍臣，为边境患。谋画之臣竭智于内，介胄之士用命于外，虚帑藏以给军赋，疲民力以飞刍粟，旷日持久，曾不能歼渠魁，复故境制其死命。”〔40〕而宋的最高统治者亦有切齿之感，如宋神宗于元丰七年手诏李宪，“夏国自祖宗以来，为西方巨患历八十年，朝廷倾天下之力，竭四方财用以供馈饷，尚日夜惴惴然，惟恐其盗边也。”〔41〕
一言以蔽之，契丹给宋造成亡国威胁远大于西夏，而西夏给宋造成的国防压力则远甚于契丹。由于这一特点使得北宋朝人士对如何处理与辽夏关系的态度有很大不同，对于与辽的关系诚如陶晋先生所言“他们体认到推翻现实的困难”〔42〕，虽有有识之士不断提醒契丹的潜在危胁，但那种主张以德还远，维持眼前的和平局同的观点一直占据主流。而对于与西夏的关系，则有主战、主和之争，自庆历以后对西夏的态度问题成为保守士人与革新士人政治斗争的一种表现。但一般地说，以武力制服西夏的论调在北宋中后期占上风的时间较长。
也正是由于西夏在战场上屡屡给宋军造成难堪，大大刺激了宋朝士人的自尊心。元昊在庆州大败宋军，苏舜钦即时作长诗《庆州败》以抒忠愤，“无战王者师，有备军之志，天下承平数十年，此语虽存人所弃，今岁西戎背世盟，直随秋风寇边城，屠杀熟户烧障堡，十万驰骋山岳倾……我军免胄乞死所，承制面缚交涕洟。逡巡下今艺者全，争献小技歌且吹，其余劓馘放之去，东走矢液皆淋漓，首无耳准若怪兽，不自愧耻犹生归。守者沮气陷者苦，尽由主将之所为，地机不见欲侥胜，羞辱中国堪伤悲。”〔43〕石介在宋军败后第二年所作的《西北》诗中亦云：“吾尝观天下，西北险固形，四夷皆臣顺，二鄙独不庭……堂上守章句，将军弄娉婷，不知思此否，使人堪涕零。”〔44〕此诗结句，“使人堪涕零”与《庆州败》结句“羞辱中国堪悲伤”代表了当时宋朝士人的激愤心情，由此产生敌视和憎恨，如在陕西沿边宋修筑了二百多个堡寨，其中相当多的堡寨名称被冠以平羌、威戎、平戎、殄羌、威羌、制羌、克戎、定羌、胜羌、定戎、伏羌、靖夏、平夏、镇羌、荡羌、镇西、定西等字眼〔45〕，就表明了宋人对西夏的敌视心理。
另外，还可从宋对契丹的称呼上看出宋人对西夏的敌视憎恨态度。陶晋先生说：“至于官方不向契丹公开的文件，则多半仍是指契丹为夷狄……但是值得注意的一点是，在若干例子中契丹与西夏有明显的区别，例如王珪‘富弼判并州制：河东一道，北有强敌，西有劲羌’，‘文彦博判太原府制：西折畔羌之侮，左制强敌之冲’，对于契丹国的坏字眼较少。”〔46〕
三、在文化观上对西夏的歧视和认同
两宋时期民族矛盾比较尖锐，在同周边各族的交往中，宋多处于被动挨打的地位，难以与游牧民一争雄长，严重的民族危机，使北宋朝野士人生长了强烈的忧患意识，“使夷不乱华”成为边境战争的当务之急。因而，儒学传统的尊王攘夷思想在宋朝被抬高到更加突出的地位。清代四库馆臣即云：“说《春秋》者莫夥于两宋。”〔47〕那么，宋儒为什么热衷究治《春秋》学呢？道理很简单，《春秋》讲华夷之辨，理学的重要奠基者程颐说：“诸侯方伯明大义，以攘却之，义也；其余列国，谨固封疆可也，若与之和好，以苟免侵暴，则乱华之道，是故《春秋》谨华夷之辨。”〔48〕从唐太宗的“自古皆贵中华，贱夷狄，朕独爱之如一，”〔49〕到宋儒的“谨华夷之辨”，这种转变，反映了民族矛盾的历史转移。
就以历史上的和亲来说，这在汉唐时期是汉族政权与少数民族政权媾和联盟的基本手段，但到宋却被视作一种耻辱。宋太宗曾对侍臣说：“朕读唐书见唐人以公主和番，屈辱之甚未尝不伤感。”〔50〕刘惇在《上赵龙图书》中亦认为，夷狄“指汉天子为我丈人”，比汉族政权的“金缯之遗岁无虑万数”更加耻辱〔51〕，由此不难看出宋时“华夷”之分和他们之间的文化隔阂已相当严厉。故宋人与辽夏金等议和没有以远嫁公主为成例的。庆历年间，富弼宁以多增岁币来回避辽的和亲要求而被士人传为美谈。
宋初三先生之一石介撰《中国论》，开门见山地指出，“夫天处乎上，地处乎下，居天地之中者曰中国，居天地之偏者曰四夷，四夷外也，中国内也。天地为之乎内外，所以限也”〔52〕。天在上地在下，中国内四夷外，在石介所勾勒的这幅宏观结构的“世界”地图中，“中国”被狭义地理解为汉族政权的代名词。在石介看来，汉族政权理该世世代代处于统治天下的位置上，成为宇宙和世界的中心，而“四夷”（指党项、吐番、契丹等周边民族）对它则只能是臣属关系。尹洙说：“夫君臣名号，中国所以辨名，分别上下也，国家统临万国垂九十年，蛮夷戎狄，捨耶律氏，则皆爵命而羁縻之，有不臣者，中国耻焉。”〔53〕这在今天看来，自然是可笑的大汉族主义言论，但在西夏、契丹所造成的民族危机的社会现实面前，又不失为一种忧患意识的流露。
描写北宋末年世态的通俗小说《宣和遗事》则从阴阳理论来看待“夷狄”，其书开场白曰：
茫茫往古，继继来兮，上下三千余年，兴废百千万事，大概当风霁月之时少，阴雨晦冥之时多，衣冠文物之时少，干戈征战之时多。看破治乱两途，不出阴阳一理。中国也，君子也，天理也，皆是阳类；夷狄也，小人也，人欲也，皆是阴类。阴阳用事底时节，中国奠安，君子在位，在天便有甘露庆云之瑞，在地便有醴泉芝草之祥，天下百姓享太平之治。阴浊用事底时节，夷狄陆梁，小人得志，在天便有慧孛日蚀之灾，在地便有蝗虫饥馑之变，天下百姓有流离之厄。这个阴阳，都关系著皇帝一人心术之邪正也〔54〕。
这段话在阴阳理论的附会中，透露出对“夷狄”至为明显的文化歧视观。宋朝虽然武功不竟，但经济文化发达，远非党项、契丹等族所能比拟，因而宋人在区分华夏与夷狄上自然有一种文化的优越感。
西夏与辽国都是“夷狄”之邦，这在宋人区分华夏和夷狄之别上无疑是一致的。“夫元昊国之仇贼而北戎之姻亲也，阴山之外结之矣。间使相通，潜兵相资，粮糗相阖，掳获相分，此其虽异族实一家也。”〔55〕但在很多场合下对他们的区别又不尽如一，特别是从文化的渊源上对西夏有一定程度的认同感，对辽则很少有这种文化的认同感。
首先，宋朝野把西夏的叛宋称之为“贼”或“盗”，虽然是一种诋毁，但由于在封建时代，贼和盗也是统治者诋毁农民起义的专用名词，因而宋把西夏的叛宋与农民起义的大逆不道等同视之而没有完全归于异族的入侵，如尹洙把“西有不臣之虏”和“北有强大之邻”分得很清楚〔56〕。这在文化观上不能不是一种认同感的反映。甚至宋人的笔记小说，把宋与夏的战争比作富者与贫者之间的赌博，“邵良佐使夏国至昊贼处，与一大臣言，今兹用兵如富者与贫者赌博，贫者只宜常胜，使富者胜贫者必匮。”〔57〕
其次，对西夏居住区具有一种历史延续的认同观，这种认同主要是基于河西走廊、朔方、河湟等地原是汉唐旧疆，曾是“王化”之地的认识，如张方平说：“臣常问自边来询贼中事，盖今羌戎乃汉唐郡县，非以逐水草射猎为生，皆待耕获而食……况朔方灵武河西五郡声教所暨，莫非王民。”〔58〕在正式的“国书”中也常有这种表示。如大中祥符九年十月的诏书中云，“顾兹西北之陲，素为襟带之地，曷尝不敦之赏劝”〔59〕，庆历元年十一月丙寅的诏书云：“况河西士民素被王化，朕为之父母，岂不闵伤。”〔60〕元祐时期，苏辙所拟答西夏诏书亦称：“眷被遗民，皆我赤子”〔61〕。《哲宗旧录》载，章惇草贺宋收复青唐时说：“陇右、河源，久陷遐荒之域，旃裘毳服，俄为冠带之民，未阅旬时，不勤师旅，尽定西羌之部族，悉复汉唐之旧疆，唐室不纲，吐蕃肆虐，致陇右河西之陷，在乾元、至德之间，不守者逾二十州，迨今兹越三百岁。”〔62〕而范仲淹甚至把元昊称作兄弟，他在致元昊的信中说，“仲淹与大王同事朝廷，于天子则父母，于大王则兄弟也，岂有孝于父母不爱于兄弟哉。”〔63〕
再次，虽然强调西夏为夷狄，与“中国”华夏不可同日而语，但也能看到由于西夏汲取汉文化而表现出与古时的夷狄不同。如常被治民族关系史的学者所引用的富弼的那段话，“自契丹侵取燕、蓟以北，拓跋自得灵夏以西，其间所生英豪，皆为其用。得中国土地，役中国人力，称中国位号，仿中国官属，任中国贤才，读中国书籍，用中国车服，行中国法令，是二敌所为，皆与中国等。而又劲兵骁将长于中国，中国所有，彼尽得之，彼之所长，中国不及。当以中国劲敌待之，庶几可御，岂可以上古之夷狄待二敌也。”〔64〕与富弼有相似看法的士大夫还有庞籍、钱彦远等人。庞籍说：“且西羌之俗，当时以耕为事，略与汉同。”〔65〕钱彦远说：“古者，夷狄言语衣服与中国不同。其来也，不过驱老弱，掠畜产而已，今契丹据山后诸镇，元昊盗灵武银夏，衣冠、车服、子女、玉帛，莫不用之。”〔66〕不特如此，西夏的文化也被宋朝士人所接受，俞成说：“据胡床畜番大舞拓跋动蛮乐，皆士大夫之所不当为而为之，无乃循习日久而恬不知怪乎！”〔67〕
四、余论
据上所论，北宋朝野对西夏的看法可归结为三种意见。其一，始终把西夏视作藩属国，因而对西夏的乍叛乍服感到激愤，以“贼”和“盗”一类的贬词称呼西夏，便是发泄这种激愤的极端表现。其二，始终把西夏视作弱小的“夷狄”，不论在文化的优越感上，还是不平等的外交礼节上都带有明显的歧视，这与看待契丹时需借助正统等理论来维护中原的优越地位有所不同。其三，能够正视西夏的军事力量，尤其是对于所造成的巨大国防压力颇感棘手，这与正视契丹的军事强盛不同，也就是说契丹的强盛是很难推翻的现实，因而对契丹的态度慎之又慎，而西夏武力的优势固然有其自己善长的一面，但也有因宋军自身弱点所致的一面，故可通过改变自身的弱点达到制胜西夏的目的，这是众多有识之士的看法。
基于上述三种看法，产生两种对西夏的基本态度，一是宋朝作为宗主大国，礼仪之邦不应与弱小叛臣、夷狄争一时之长短，故可以“屈己含垢以安万人”、“屈己而为人”，以德怀柔西夏。李至、杨亿、张方平、司马光、苏辙等人，即是这一态度的代表人物。二是西夏竟敢以蕞尔小国屡屡羞辱大国，造成严重的边患，故要求惩治的呼声很高，尤其是随着时间的推移，愈来愈成为朝议中的主流，宋神宗以后不断用师西夏正是这种主流朝议的最好写照。
收稿日期：1996—12—10
注释：
〔1〕《河南集》卷23。
〔2〕《续湘山野录》。
〔3〕〔26〕杨时：《龟山集》卷33，《钱忠定公墓志铭》。
〔4〕〔9〕宋庠：《元宪集》卷27，《赐置斯赉（唃厮罗）》，《赐西平王赵昊诏》。
〔5〕《太平治绩统类》卷2。
〔6〕〔29〕〔30〕〔45〕《宋史》卷265、264、265、86—87。
〔7〕〔11〕〔14〕〔15〕〔17〕〔18〕〔19〕〔20〕〔21〕 〔28〕〔31〕〔37〕〔38〕〔41〕〔60〕〔62〕〔64〕〔66 〕 《续资治通鉴长编》 （以下简称《长编》）卷123、313、122、139、155、 319、320、511、336、42、232、466、349、314、516、150、159。
〔8〕〔59〕《宋大诏令集》卷233。
〔10〕《长编》卷123，又见《欧阳文忠集》卷32， 《吴公（育）墓志铭》。
〔12〕《长编》卷2，卷123。
〔13〕《儒林公议》卷上。
〔16〕《宋会要辑稿》兵14之17。
〔22〕《长编》卷198，《宋大诏令集》卷234。
〔23〕苏颂：《苏魏公文集》卷56，《职员外郎知泰州蔡君墓志铭》。
〔24〕晁补之：《鸡肋集》卷67，《刑部侍郎杜公墓志铭》。
〔25〕费衮：《梁溪漫志》卷2，《外夷使入朝》。
〔27〕《石林燕语》卷8。
〔32〕〔58〕〔65〕《诸臣奏议》卷132、133、133。
〔33〕〔34〕《历代名臣奏议》卷324、326。
〔35〕《东坡全集》卷48，《策断中》。
〔36〕《柯山集》卷40，《送李端叔赴定州序》。
〔39〕《淮海集》卷18，《边防上》。
〔40〕《梁溪集》卷144，《御戎论》。
〔42〕〔46〕陶晋生：《宋辽关系史研究》，（台湾）联经出版事业公司。
〔43〕《苏舜钦集》卷1。
〔44〕〔52〕《徂徕石先生文集》卷2、10。
〔47〕《四库总目提要》卷29，《日讲春秋解义》。
〔48〕《二程集》，《二程粹言》卷1《论政简》。
〔49〕《资治通鉴》卷198。
〔50〕罗从彦：《豫章文集》卷3，《遵尧录》。
〔51〕《云龙集》卷20。
〔53〕《河南集》卷8，《议西夏臣服诚伪书》。
〔54〕《新刊宣和遗事》，江苏古籍出版社1993年版。
〔55〕刘敞：《公是集》卷40，《纵横论》。
〔56〕《永乐大典》卷12400，引《长编》。
〔57〕龚鼎臣：《东原录》。
〔61〕《栾城集》卷14。
〔63〕《范文正公集》卷9，《答赵元昊书》。
〔67〕《萤雪丛说》卷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