东亚大国关系格局演变及内在规律探析，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东亚论文,探析论文,大国论文,格局论文,规律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一、历史与现实
迄今，历史上尚未出现过中美俄（苏）日四国同时保持友好的局面。目前，四大国处于没有全面对抗而仍有局部对立的状态。这在历史上已经算是前所罕见的了。“四国六边”关系中的矛盾与冲突，曾多次导致亚太地区战争与动荡。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前夕，中美苏三国曾在亚太地区形成过短暂的对日作战联盟。战后之初，这种联合便彻底瓦解，冷战与对抗成为中美苏关系的基调。战后相当长的时期内，在四国六边关系中，美苏两极军事对抗，始终具有决定性意义。中国的力量有限，战略环境严峻。日本基本上依附于美国。
如表1所示，回顾战后近60年的历史可以看到，大体上每10年，中美日俄（苏）之间的关系便发生某种格局性变化。中国逐步从高度对抗、四面受敌的战略环境中解脱出来，目前处于有史以来第一次同时不受美俄日三国任何一方直接现实军事威胁的有利地位。在四大国的力量对比中，亚太地区也发生着深刻的变化。美俄除军事上继续保持超级地位以外，在经济和政治上对东亚地区的影响均有下降。与前苏联相比，俄罗斯国力的下降是绝对的，而普京执政以来经济开始回升。日本目前在军事与安全上仍需依赖美国，难以形成军事上或综合意义上真正独立的一极，但在经济上世界第二经济大国的地位依然巩固。中国经济规模和对外贸易均呈现较大幅度的持续增长，在地区多边合作中的作用相对增大。未来如何促进四大国同时谋求改善关系特别是形成美日俄同时与我国保持友好而稳定的关系，应该成为中国外交战略的努力方向之一。
表1 中美俄（苏）日“四国六边”关系的演变（1950-2010）
历史时期
中美俄（苏）日“四国六边”关系的基本特点
20世纪50年代至60年代
中苏对抗美日
20世纪60年代至70年代
中苏分裂并与美日继续抗衡
20世纪70年代至80年代
中美日关系改善，同时抗苏
20世纪80年代至90年代
中美日保持相对友好，中苏关系逐步正常化
20世纪90年代至21世纪
中美日与俄关系改善，日美贸易摩擦、中美摩擦、中日矛盾上升
21世纪头10年
四大国同时谋求改善关系，避免形成美日对中俄格局
二、中美俄日四国关系的要素评估
为比较直观而简单地把握复杂的四国六边关系，可以采用系统唯物主义的观点，运用多层次系统定性分析的方法，从历史问题、民族矛盾、领土争议、社会制度、军事安全、经济关系等六个领域，分为问题严重、问题比较严重、有些矛盾、潜在矛盾、关系一般、关系密切等六种程度加以比较，明确问题所在。标志和分值说明如下：
假设上表评估基本准确，我们就可以比较容易地分别从各个角度对四国关系的现状和总体作出评估。这里分四个层次做比较：
第一，从六个不同领域比较：从历史问题领域看，中日之间最严重，日俄之间其次，而中美、中俄、美俄之间只是潜在问题。从民族矛盾看，日俄、中日、美俄之间有些矛盾，而日美、中俄之间都有潜在矛盾，而中美之间则几乎没有多大矛盾。从领土争议看，日俄之间最严重，中日之间比较严重，中俄之间虽有矛盾但已得到解决，而中美、美俄、美日之间则没有矛盾。从社会制度看，中美之间问题比较严重，其次是中日之间也有矛盾，俄罗斯作为转型国家，与中、美、日之间从不同角度讲，都有潜在矛盾，而日美处于最佳状态。从军事安全关系看，中美之间因美国售台武器等矛盾比较突出，俄美之间由于核威胁等矛盾最深刻，中日、日俄之间相对次之，而美日之间最密切，中俄之间比较密切。从经济关系看，中日之间最密切，中俄、美俄、日俄之间都比较一般，而中美、日美之间既关系密切又有贸易摩擦。
第二，从六对双边关系比较：如表2量化评估结果，美日关系最好（11），其次是中俄关系（10）、美俄关系（2）、中美关系（1）、日俄关系（-3）、中日关系（-5）。从各对关系看，中日关系“经热政冷”的特点最突出；中美之间在政治、安全领域矛盾最严重；美日之间在政治、安全领域关系最密切；中俄关系发展比较全面而平衡，潜力巨大。
第三，从四对三角关系比较：在中美日三角关系中，美国处于最有利地位，中国处境最为不利；在中日俄三角关系中，俄罗斯处于相对有利地位，日本处境最不利；在中美俄三角关系中，中国处于相对有利地位，美国处境不利；在美俄日关系中，美国处境相对有利，而俄处境不利。
第四，从四国六边关系总体比较：美国处于最有利地位，俄罗斯在四大国关系的处境中总体上略好于中国，中国好于日本，而日本处于最不利的地位，只是在经济关系方面处境比较有利。
就日俄关系而言，近期内两国在领土问题上难以取得突破。2004年下半年，俄恐怖袭击事件不断，普京支持率由当选时的70％降至48％，维护国家稳定是当务之急。在车臣问题上坚持强硬立场的普京决不会轻易将领土拱手让给日本，更何况在石油管道和能源供给问题上是日本有求于俄罗斯。与此同时，小泉内阁却再度误判形势，对俄政策重新回到“领土优先”的老路。这或许是由于日本政府认为，“泰纳线”无非是在“安纳线”基础上延长了俄国内部分管线而已，日本已经达到既定目标，又鉴于普京再度当选并将于2005年访日，必须现在就开始在领土问题上增大对俄外交压力。正当2004年9月1日俄北奥塞梯别斯兰市发生恐怖分子在学校威胁大批人质生命的紧急关头，小泉首相却于9月2日从海上乘船视察了北方四岛，显示在领土问题上的强硬姿态。这在外交上是非常敏感的。尽管这可能纯属巧合，但从效果上看，只能令普京总统和俄罗斯人民感到日本在乘人之危，这反而不利于双方领土问题的解决。
同样是一件事，关键看如何处理。国际关系和人际关系一样，都需要对别人、别国的尊重与关照。假设小泉首相当天宣布，由于俄发生人质危机，日本表示同情，支持俄政府反恐立场，并推迟原定的海上视察，从最终结果看，可能对日本更有利。从这一外交案例分析可以看出，小泉外交实用与冷酷的一面。今后，无论谁上台，日方都将继续要求俄归还四岛，至少要先归还两岛并承认日本对其他两岛拥有潜在主权。日俄分歧殊难弥合。
三、关于东亚大国关系格局演变规律的探讨
辩证唯物主义认为，任何事物都不是静止不变的，“矛盾着的双方，依据一定的条件，各向着其相反的方面转化”[1] （P168）。必须注意到，在上述四国六边关系中，任何一组关系都不是永久固定不变的，只不过是变化的程度、形式、方向、过程、条件和成因不同而已；而这些变化又是彼此相互影响、相互制约的，从而形成四国六边关系的动态运动过程。研究这一变化过程，发现其中的规律，才是解决问题与矛盾、避免因矛盾激化而产生破坏性影响的决策前提；也是国际关系学理论与实践研究的意义所在。
研究和处理国际关系，必须有本国的立场、观点和方法，又要了解、熟知甚至借鉴国际上各种相关理论和对方的思维方式、相关专业的语言系统等。西方国际关系理论在进行这种国际战略分析和决策的时候，大体受到三种学派思路的影响：一是所谓现实主义及在此基础上发展起来的新现实主义学派，从强调国家的“权力和利益”扩展到关注国家安全和全球经济、政治利益与合作；二是所谓理想主义或新自由主义学派，从重视国家间的相互依存到重视全球化和世界多种角色的作用；三是建构主义，强调规则、认同与文化的建构在国际关系中的作用。作为方法论，系统理论和科学行为主义等，也受到重视。在日趋多元化的理论思维空间中，这些都提供了更多观察问题的视角和解决问题的思路。
其实，现在世界上任何一个大国面对国际关系领域的诸多侧面，都难以用一种思维逻辑或国际关系学说指导决策。例如，共和党的布什政府，在军事领域接受了属于现实主义理论中的极端之说——新保守主义理论，发动了伊拉克战争，而在经济贸易领域则不能不尊重和利用WTO，采取更接近新自由主义的立场。日本也是各种国际关系理论矛盾的“集合体”，在国际政治和安全领域受美国现实主义理论影响较大，而在经济领域又更倾向于自由派的主张，在东亚地区多边合作方面特别是地区经济一体化方面，在一定程度上接受了建构主义的理念。
从矛盾对立统一的法则看，在一定条件下，敌可变友，友可变敌。近代中日关系的曲折历程也说明了这一点。在19世纪和20世纪的交接期，日本开始侵华战争，中日两国半个多世纪处于敌对状态。战后，中日关系在冷战体制下也受到严重干扰。经过中日两国人民和老一辈政治家的不懈努力，终于实现了邦交正常化。32年过去了，如果后来人不珍惜来之不易的中日友好关系，随着两国国力的增强，彼此戒备心理的加深，21世纪中日之间的矛盾发展下去便可能演变为战略对抗。
矛盾是普遍存在的，在中日之间有些矛盾看似难以解决，但中日两国关系和两国外交实践都说明，只要两国政府从两国人民的根本利益出发，求同存异，就可以使一些矛盾得到解决、缓解或减少其对抗性。包括两国之间的历史认识问题和钓鱼岛主权争议问题，都没有阻挡中日邦交正常化和中日缔结和平友好条约。尽管中日两国社会制度、意识形态不同，但只要两国遵守和平共处五项原则，双边关系就能超越这些差异而得到长足进展。近年来中日之间虽然出现“经热政冷”现象，中日友好的队伍青黄不接，但只要中日双方经常接触，坦诚相见，妥善处理，即便是坏事也可能变为好事。
如果从外交学的角度思考，如下图所示，影响四大国关系格局变化的因素从小到大，包括以下几个层次：个人外交技巧＜具体外交政策＜总体外交政策＜有关外交战略＜对外战略模式。然而，上述要素排列的调整变化程度却恰恰相反：个人外交技巧＞具体外交政策＞总体外交政策＞有关外交战略＞对外战略模式。其中，个人外交技巧是最灵活多变的部分，也是影响最小的部分；而其中对国际关系格局影响最大的是对外战略模式，同时它也是相对稳定，最不容易发生变化的部分。“所谓对外战略模式，是指对外战略目标、对外战略规模与范围、对外战略基本形式与地位、对外战略主要手段等所组成的对外战略总体样态。”例如，结盟或不结盟、防御型或进攻型、独立自主型或全球称霸型等等。
图1 国际关系格局变化与外交要素的关系
联系国际关系的演变与现实可以看到，10多年来，正是由于俄罗斯放弃了前苏联对外扩张战略和结盟的对外战略模式，它与中、美、日三国的关系才有了较大的实质性改变，从而引起冷战后东亚四大国关系格局的新变化。中俄之间不对抗、不结盟、不针对第三国的政策有利于本地区大国关系的健康发展。同样，正是由于美日两国结盟的对外战略模式在可以预见的未来难有改变，中美日三边关系不可能形成等边三角形，基本上仍将是美日双边关系较近，而中美、中日关系相对疏远的锐角形或等腰三角形关系。
东亚国际关系史告诉我们这样几条规律：第一，判断未来中美日俄四国六边关系格局变化的重要标志是，观察有关各国对外战略模式是否作出调整或改变。第二，造成有关各国对外战略模式调整的根本原因主要在于该国内部是否具有相应的战略利益需求和战略承受能力，以及外部环境因素的刺激和影响。第三，对外战略模式调整是一个从量变到质变的过程，而国家领导人的更迭或具有历史意义的重大事件，往往会成为这种质变的契机。第四，美国作为世界超级大国，其对外战略调整对中美日俄四国关系格局所产生的影响最大，甚至可能成为影响其他国家改变对外战略模式的最大外部因素。这一点，纵观二战后美国对外战略调整对中苏同盟所产生的影响便不难体会到。第五，在一国对外战略模式没有发生根本性改变的情况下，对外战略或政策的调整也是可能的。关于这一点，即便是关系最为密切而稳固的日美同盟也不例外。
美日两国虽为盟国，但对亚太多边合作及对华政策则可能伴随着它们各自国内外形势的发展变化而有所不同。一切都将从现实利益出发，不可能完全一致。例如，2002年11月小泉首相咨询机构提交的一份献策报告便在重申坚持和强化日美同盟的同时，指出了日美同盟关系的不对称性和两国在外交上的差异性：首先，对日本来说美国是惟一盟国，而对美国来说日本只是近40个盟国之一。日美两国在亚洲和中东政策的优先顺序不尽一致。其次，美国正从“超级大国”（Super Power）转化为“极超大国”（Hiper Power），其对不同价值体系的宽容精神正在弱化，外交道义性可能要降低，战争技术的优势可能使介入国际争端的门槛大大降低。美国外交的基础是彻底的“国家利益”，而忽视国际协调。例如，美国因不愿让亚洲各国掌握主导权而对日本提出的“亚洲货币基金”、“新宫泽设想”等采取了消极态度，而且拒绝了《京都议定书》。因此，日美关系难以像美国一些人所提倡的那样，成为美英型密切关系。日英两国与美国的关系是不同的，而且两国的地缘政治环境也有很大差异。日本应在与美国拥有同一目标的前提下，立足于自己的坐标而寻求与美国进行“新时代的政策合作”，开展互补性外交。
又如，日本长期以来对建立不含美国的东亚合作机制态度慎重，迟迟不愿加入东南亚友好合作条约（TAC）。其中原因之一是，由于TAC禁止干涉内政，所以日本担心加入进去有可能在把人权问题和民主化作为外交手段方面受到限制。但中国、印度等国加入TAC后，日本又担心被“边缘化”，只好仓促宣布加入。
因此，中国可以从更加宏观的战略全局和周边外交总体的角度，考虑如何促使美日的对外战略和对华政策层次上的调整变化，相对有利于中国在中美日三边格局中的处境。例如，注重在中美日俄四大国的框架内，或者包括朝鲜半岛、东盟、南亚、中亚等更大范围的地区多边国际舞台上外交战略和策略的运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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